山本作为一名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分子，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为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掠夺、扩张政策的实施，可谓是煞费心机。当时的田中内阁急切地希望“把满洲从中国的本土分割出来，变成一个特殊的地区，并把它置于日本政治势力控制之下。”

虽然山本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即便把中国东北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来，但也很难让世人能够把它同日本本土一样的看待。基于日本田中内阁政府对外侵略、扩张利益这一根本目的的要求，山本是不惜一切手段。他在经营满铁的过程中蕴酿并提出“产业立国”的思路，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他抛出了《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这一报告 。在这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报告中，山本对如何经营满铁从五个方面给予了全面的论述，这里主要有：（一）、满铁事业的积极经营；（二）、铁的问题；（三）、煤油的问题；（四）、硫酸氩及肥料的问题；（五）、结论。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山本条太郎的这篇报告通篇内容与“田中奏折” 中的相关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山本对满铁的经营方略完全是以“田中奏折”中对中国东北的谋略方针而进行的，我们通过二者间的比照，或许更能清楚地了解到山本条太郎苦心经营满铁的目的，从中也能判断出“田中奏折”的真伪： 山本条太郎提出报告的篇目为《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而在“田中奏折”相关内容的章节题目则是《满铁会社经营方针变更的必要》。 在第一个问题中，山本直言到：“满铁会社之事业,乃从日俄战争之结果,由日本继承而得自继承以来，对于生产的及经济的方面大都采取消极的步骤，此无庸讳言者也。” 表示出对前历任总裁在经营管理方面上的不满。其实满铁自1907年在大连正式运营以来，其经济利润每年都有显著的变化，他的这种责难说明山本本人作为田中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强力推行者，对满铁的发展仍感到不满意罢了。由此他迫不及待地讲到“若能对于满洲之利用,树立完满之计划,而施以积极的实行方法,则在资源之开发与贸易之发展,其可为之事业,何可胜计余深信此积极事业之经营,对于日本实为当急之要务。”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对日本国内产业予以扶持，而且对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会做出极大的贡献。” 关于这一点，在“田中奏折”中是这样论述的：“我国之欲新大陆造成，对南满洲铁道经营必须改变，以便突破今日之难局。” “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培养贸易。” “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而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况最后之胜利者赖食粮，工业之隆盛者赖原料也，国力之充实者赖广大之国土也。我对满蒙之权利如以积极政策而扩张之，可以解决此种种大国之要素者则勿论矣。” “欲具昭和新政，欲具我帝国永久之隆盛者，惟有积极的对满蒙权利主义之点而已耳。”

在第二个问题中，山本开宗明义地谈到“制铁事业的盛衰与国运的消长有着莫大的关系”。“日本对于制铁问题尚未解决，皆因日本本土铁矿实在太贫乏”的原故，“而今通过对满洲状况的实地调查，不能不使人感到它是产铁的富饶宝库，粗略统计，这里至少有12亿吨的埋藏量。” “其唯一的缺点是铁矿含量偏低。普通富矿其含量在百分之五十五，满洲铁矿含量仅在百分之三十三。” 针对这种情况，山本提出：（1）要提高处理贫矿的技术；（2）要在经费上处理好节省和煤炭原料的供给。他在分析中指出“制一吨的铁，需用煤炭二吨，而满洲的煤炭埋藏量约为25亿吨，这完全可以满足制12亿吨铁的需求，” “从国家的利益上看，满洲的煤炭与铁实在是无上的富源，虽然在生产过程上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它会略逊于欧美各国，但在今后如能设法加以改造，其生产量完全可与各国比拼而不相上下。” 如果“日本的铁能够得到满洲的供给，从此实现自给自足，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亦是确立日本制铁政策的根本理想从而得以实现”。因为这里埋藏的“铁量足以应对日本50年至70年的需求” 。 而在“田中奏折”中对相关内容的论述是“制钢事业之盛衰关系国家之强弱颇大，现各国对此莫不为重要问题。我国对钢铁问题尚未解决者，因乏有原矿所致。” “满蒙地方散在之铁矿，依参谋部之实地密查知有非常钜额之铁在焉。” “按满蒙之铁有12亿万吨，幸有煤炭亦有25亿万吨（此则抚顺、本溪、新邱等大煤矿及我势力范围内煤矿统计额）此25亿万吨之煤足以精练12亿万吨钢铁之用，夫如是我日本得有如此大量之铁及煤，则我国70年间之钢铁可以自给自足而可免仰鼻息于他国。”

在第三个问题中，山本坦言地讲到“油料问题乃是国防及产业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只有“得到满洲资源上充足的供给，那么日本的经济才可能预见到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山本经过调查研究后得知在“抚顺煤山有一种叫油岩的矿藏，按当时的测量有52亿吨，其中含油约有百分之六，” 山本在文中谈到“现在日本每年输入的矿油约为70万吨，价值60 000 000元”，经过开发“满铁会社至昭和五年（1930年）预计可开始供约5万吨之数，如果按抚顺油岩52亿吨，含油量为百分之五计算，亦可得250 000 000吨的煤油。” 这样以来“则日本可以减去从外国输入的煤油量三分之一，而减掉的部分可由满洲来担任提供。”在“田中奏折”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则是“煤油一物亦我国最缺欠之要品，是以立国上最重要之要素。幸我所有抚顺炭矿之层岩，含有油岩之量共有52亿吨。此油层岩每百斤可抽煤油6斤，如再加用美国之精制机以制之，每百斤可得9斤之精油。” “按抚顺油层岩50亿万吨之额，如以05最少而论，亦可得煤油250 000 000吨，如以09得油而论，可得450 000 000吨。按平均以每吨利益15元而论，此抚顺之油层岩可得525 000 000元之利源，真可谓我工业界之大革命，而有益我国之国防上、产业上极为重大。按满蒙之铁及煤油既可为我国之海军陆军等，一进而为金城铁壁。夫满蒙者，乃我日本之心脏云云，诚不虚言也。为皇基绵绵计，真可庆贺之至。”

在第四节中，山本对日本硫酸氩的需求量作了分析，指出“现在日本每年需求的硫酸氩约为50万吨，但国内仅可只能制造一半的产量，其余的一半价值在30 000 000元，则不得不仰息于外国。” 而“满洲硫酸氩的产量随着制铁业的发展不断提升”，因此“现在由外国所输入的硫酸氩25万吨需求量，完全可由满洲来生产，给予保证。” 在经营的过程中，还应看到“满洲又与殖民地朝鲜比邻紧接，实在便利。因此对满洲所生产的硫酸氩除供日本自己所许外，其剩余的部分当可供给中国，故对此项事业不能不急图开始进行。” 山本还对一些化工产业的产销作了分析，指出一些“在日本毫无生产能力或在日本虽经实验但终归失败的铅原料及亚硫化镁工业，但对满洲而言则实为一极大天然资源。” “此等工业在日本创设不易，因为不但缺乏原料、燃料，且缺乏财源，然如果能在满洲经营开发上述产业，不仅会给日本国内的生产提供巨大的帮助，而且还可以使满洲的特殊产业贡献于日本的国家经济。基于‘产业立国’的根本方针，必须选择予以经营。”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田中奏折”中谈到“农肥者，国家食料政策上最重要大问题。” “满蒙之铁我欲取之而炼钢，又须以抚顺煤炭为燃料，此可应弃之烟收起而抽收硫安，不啻一举数得之事业。” “可为我国农业发达之助，且如有余利者亦可随带豆饼而征服全支那及南洋各地之农业。” “按南满之产业可助我国防及经济者实为至巨也。南满产业可为我国贡献如此，我国亦即可因之而达产业立国之根本矣。”

在结论部分中，山本再次强调“满洲的经济政策与所谓产业立国的宗旨是相吻合的，对满洲的经营开发在另一方面又可谋求解决日本国内的粮食问题。总之，日本的工业原料异常缺乏，故令各种工业不如在国外创办较之为易。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满洲为一大财源，对其的开发利用就必须树立确定的方针和政策，然后协力经营，此实为吾人所痛感之处。”

在文中的最后，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到“满洲的权利对于日本国家有何价值，对于政治、国防上及国际关系上又有何价值，这绝非是数字所能表示出来的。从经济方面看来，我敢断言满洲对于日本国家经济之价值至少也有500亿元左右。如果有人问此种计算有何根据？那么我在这里可举一、二个例子予以说明，上述的铁有3亿5千余万吨，其价值约在350亿元，今日满铁会社收入的铁路利润每年约在六、七千万元，百年间必有六、七十亿元的收入，再加上煤油、肥料等项目的收入，按500亿元计算实不为过吧。”

从山本条太郎这一篇赤裸裸的充满着贪婪、掠夺气焰并带有数字分析的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列强掠夺者的狰狞嘴脸。它于“田中奏折”中的欲征服满蒙的大陆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就连当时的英国记者也已经看的非常清楚，他们不得不叹息到“现在日本在满洲已经有了侵略全中国的大本营，并且已经筑下了极坚固的战垒城塞，时时准备着向中国内地进攻” ！“日本在满洲既有了这样巩固的基础，当然可以保障其在满洲的经济、政治势力的继续发展，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和平侵略手段，任其自由发展，则满洲之完全变成日本的领土，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 关于“田中奏折”（其正式名称为“我帝国对满蒙积极根本政策”）自1929年12月由中国南京《时事月报》全文披露后，曾迅速引发轩然大波。日本驻华使馆曾不断地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诬称该《奏折》是中方捏造，是“伪文书”。但就在日方的抗议声中，日本国内“日华俱乐部”于1930年5月以《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满蒙政策》为题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赫然全文刊登出了日文版的《田中义一上奏文》，而后不久，1930年9月，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关东州”（大连），一个日本右翼组织“满蒙研究会”在其会刊“满蒙研究”第十一号上也全文发表了《田中义一上奏文》。不同的是前者说是译自中国南京《时事月报》中文版，后者只是在序言中再三强调这是中方“高明的捏造”。为什么日本方面一面谎称“田中奏折”为伪文书，一面又堂而皇之地在日本和“关东州”（大连）公开刊载呢？原来这个“日华俱乐部”的创立者们多是一些日本一流的中国通军人，这里有长期居住北京的坂西利八郎中将、山梨半造大将、町田经宇大将、井户川辰三中将、宫内大臣牧野伸显等。他们虽身为政友会的成员，却是田中义一的对立派。由此可知，“田中奏折”的面世，完全是因为日本政友会内部派别倾轧使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蔡智堪先生秘密抄到手，中国不予公布，日本是绝对不会公布于世的。” “田中奏折”一文究竟是中方捏造，还是日本田中当局一手炮制的，中日双方一直争论不休。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人从语句、文法、及中日文本中的缺漏字中加一比较，得出“日方说《田中义一上奏文》是译自中文“田中奏折”是弥天大谎”的结论。这里因篇幅所限，故不赘述。但请读者能够阅读一下1999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连近百年史》第二十章。读到此处，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在山本一篇文字内容决非冗长的报告中会与“田中奏折”有诸多内容的雷同之处呢？

其实事情的原本就是：（一）山本条太郎本人作为日本政友会干事长曾亲临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的“东方会议”；在会议中，他积极参与制定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这一侵略目标，并在会上提出用“内科的办法”，即用外交和经济的手段来捍卫和扩张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二）、在“东方会议”结束后，山本条太郎又曾“避客静居其妾之家，亲为田中修正奏折原稿。” 之所以由其亲自捉刀修订，根本的原因还是因其亲自参加了“东方会议”，是田中义一对华扩张政策的主要谋划者和执行者之一。有文章这样评价“在田中政权下的高桥是清和山本条太郎，可喻之为象棋中的一车一马。而且，这两颗重要棋子，在天赋的济世之才上，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由此而知“田中奏折”在交付日本天皇审阅，存入皇室书库后，其内容是鲜为人知。但因山本亲自参与制订，对其主要内容可谓心知肚明，所以在其赴满铁任职后，深知自身责任之重大，便急欲将田中义一的“大陆政策”给以具体化的实施。因而在就职以后的不长时间里便以《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为题，将日本政府“积极推进满蒙政策”这一过程中满铁所应起到的作用变相的给予了发表，以昭示满铁全体员工。由此而来，我们更有理由可以相信，“田中奏折”绝非是杜撰之物，它是真实存在的。

今天，虽然在日本的学术界对“田中奏折”多持否定的态度，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方面对《田中奏折》的拼死否定，非但无法解除世界的疑惑，反而是欲盖弥彰，名扬四海。即使在今天，一部分真品之说，也仍然相当有影响。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田中奏折》的内容不仅与田中内阁切实采取的对华积极政策在方向上不谋而合，而且与日本后来所走的道路—制造满洲事变，进攻热河，发动日中战争，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从而挑起太平洋战争。如出一辙。”

同样，反映在满铁本身也正是在“田中奏折”基本框架的规范下，山本条太郎对满铁是潜心打造，其对满铁的经营方略一直是所有后来继任者们赖以称道而遵循的思想。满铁这一庞大的毒瘤，在这个所谓“满铁中兴之祖”的操纵下，张开血盆大口，在疯狂地吸吮着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而当山本条太郎因田中内阁的垮台不得不离开满铁总裁这一职位时，他有过这样的一段话：“能挽救我国当前经济停滞和社会不安定的快捷方式，就是开发满蒙的物产，而完成此大业的骨干则是满铁公司。”

事实也正是如此，满铁在经历了后藤新平的初创，到山本条太郎的所谓中兴，二十余年间全面的对中国东北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逐步地控制了东北南部的交通、水运、电气、矿山等重要工业部门。使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投资在各国列强对中国东北投资总额中占据了垄断的地位。据统计截止1930年，世界各国对中国东北的投资总额为23亿元，其中日本的投资额占到175亿元，占各国投资总额的76%；其中满铁的投资额为9亿多元 。

满铁形成了一个鲸吞中国东北，掠夺资源的侵略基地。它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构成了在中国的“国中之国”。多年的经营和发展，为日本关东军一举占领中国东北奠定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物质基础，开始了新一轮对中国东北的资源和财富的掠夺。作者 王 珍仁 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 研究员 旅顺 116041 （日）山本条太郎：《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57

（日）满史会编著、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沈阳， 1987年）页98

同上，页77

同上，页107

（日）草柳大藏着、刘耀武等译《满铁调查部内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页228，231

王胜利等主编：《大连近百年史人物》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年）页323

《满铁调查部内幕》，页261

同上，页265

同上，页261

武堉干：《万目睽睽的日本对华新政策》 《东方杂志》 第24卷 第17号，（上海，1927年9月）页16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选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页796

《满铁调查部内幕》，页269

娄立满：《南满洲铁道公司之特质及其史的发展》 《东方杂志》 第28卷第24号，（上海，1931年12月）页35

《满铁调查部内幕》，页269

同上，页272

同上，页269

史春林：《大连（旅顺）东方会议述评》 《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9年2期，（长春，1999年6月）页15

《南满洲铁道公司之特质及其史的发展》 《东方杂志》 第28卷第24号，（上海，1931年12月），页253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57

王希智等主编：《大连近百年史文献》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24——209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57

同上，页57

同上，页57

《大连近百年史文献》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49

同上，页126

同上，页127

同上，页127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58

同上，页58

同上，页59

同上，页59

同上，页59

同上，页59

《大连近百年史文献》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50

同上，页150

同上，页150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60

同上，页59

同上，页59

同上，页59

《大连近百年史文献》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51

同上，页151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60

同上，页60

同上，页60

同上，页60

同上，页60

《大连近百年史文献》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51

同上，页151、152

同上，页152

同上，页153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61

同上，页61

童世光译：《英报之日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前途观》 《东方杂志》 第25卷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56

同上，页56

高殿芳主编：《爱国人士王家祯“田中奏折”的历史见证人》（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页83

赵尺子：《“田中奏折”与蔡智堪》 《田中奏折探隐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3年）页50

《满铁调查部内幕》，页250

（日）江口圭一着，杨强译：《“田中奏折”果真是伪造的吗？》《田中奏折探隐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3年）页115

《南满洲铁道公司之特质及其史的发展》 《东方杂志》 第28卷第24号，（上海，1931年12月）页281

李作权：《日伪统治时期的东北经济特征》《伪皇宫陈列馆年鉴》（长春，1986年）页145；蒋志平：《满铁在侵略东北中的地位》《伪皇宫陈列馆年鉴》（长春，1988年）页166

南三阁

文宗阁

文宗阁建于乾隆四十四年，据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修建南三阁，赐赠《四库全书》是为了“嘉惠艺林，启 后学”。虽然在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出于种种原因，毁掉了一些书，但总的来说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至今也是学界十分重要的一部大书。在当时，建南三阁更是轰动江南学界的一件大事，所以建起庞大的文宗阁仅用一年时间，并且其中有诸多的工料都是当地人捐献的，镇江人对于文化的热心程度从此可见一斑。

阁建成后，书还没有抄出来，所以首先由乾隆皇帝御赐一本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放在阁内供学子阅览，而《四库全书》是从乾隆五十二年开始分批颁发的，直到乾隆五十五年方颁发完毕。阁中的一切事务均由两淮盐运史经管，并且允许当地学子阅览、借抄，一时间江南学人以能得“读中秘书”为快事。

但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多久，到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镇江，将文宗阁及其所贮的《四库全书》一同烧毁。当年，为了能够将七阁之一放在自己的城市，江南学者曾主动上书朝廷，提出由自己来承担“所有雇觅书手缮写全书之费”，最终皇帝决定由朝中出抄书和建阁费用。而把做书匣、装璜庋架由地方办理。

文澜阁

文澜阁在西湖孤山南麓。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这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园建筑，园内亭廊、池桥、假山叠石互为凭借，贯通一起，主体建筑仿宁波天一阁，是重檐歇山式的建筑。

步入门厅，迎面是一座假山，山下有洞，穿过山洞是一座平厅，厅后方池中有奇石独立，名为“仙人峰”，是西湖假山叠石中的精品。方池后正中为文澜阁，西有曲廊，东有月门通太乙分清室和罗汉堂。全部建筑和园林布局紧凑雅致，颇具特色。

《四库全书》由乾隆皇帝钦定,由纪晓岚主持,于1773 1781完成。此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一部丛书,全书共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荟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历代主要典籍。历时8年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抄了7部,分藏于北京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以及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

清代之后,战乱频仍,兵燹不断。扬州的文汇阁和镇江的文宗阁内的《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江南3阁文澜仅存;而八国联军的大火也烧掉了文源阁的《四库全书》。7部珍藏仅存4部。北京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在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带到了台湾,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沈阳文溯阁的藏书1966年运抵兰州,现藏于兰州;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后运到北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历次浩劫中几陷于毁灭,是浙江几代人的侠肝义胆才使文澜阁本能躲过战乱而幸存下来。

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时避祸于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俩在店铺购物时发现,用于包装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这使他们大惊失色。

丁氏兄弟自然知道《四库全书》的重要性。他们进而发现,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竟都盖有皇帝的玉玺。

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了！

文澜阁库书流落民间的事实使丁氏兄弟心急如焚。他们马上组织家人进行抢救。他们冒着战乱的风险,收集残籍予以保护,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如此半年,他们抢救并购回阁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

文澜阁本已残缺不全,怎么办？抄补！一项浩繁的抄书工程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开始了。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了100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此项工程历时7年得以完成。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到了民国时代,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补抄,这就是所谓“乙卯补抄”;稍后,海宁的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经过丁、钱、张等人的共同努力,最后完成的《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原《四库全书》有漏抄,如补抄本《竹岩集》十二卷,原四库本仅三卷,册数上比原来增多;补抄依据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许多被馆臣删改的文字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因此,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是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高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岌岌可危,《四库全书》又面临巨大的灾难。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组织阁书西迁。历时半年,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1938年4月,《四库全书》安全运抵贵阳,后又转运到重庆。

日本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觊觎已久。原全国人大常委、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在研讨会上对记者说,杭州沦陷后,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曾派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本,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去,但此时阁书已被安全转移了。

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沧桑,终于得以保存,这在中国以至世界藏书史上都是个奇迹。

文汇阁

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设馆，历时十年才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约三千五百种，七万九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尽管为了维护清廷的政治统治，许多古籍被馆臣抽毁或删改，以至于鲁迅先生曾在《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予以揭露，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规模空前的丛书，因此自有其传世价值。此书当年仅缮写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沈阳、扬州、杭州等地。其中，位于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称为“北四阁”；位于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扬州文汇阁，一名御书楼，原在天宁寺西园。根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天宁寺西园一称御花园，正殿叫做大观堂，七大藏书楼之一的文汇阁就在大观堂旁。阁中藏有《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由乾隆帝钦赐“文汇阁”之名及“东壁流辉”之额。文汇阁是一座三层楼建筑，梁柱上彩绘书卷图案。阁的一楼当中藏《古今图书集成》，两侧藏《四库全书》的经部书籍，二楼藏史部书籍，三楼藏子部、集部书籍。

乾隆对于文汇阁的建设与使用颇为重视，他一再强调，阁中所藏之书，不是做样子的，要允许读书人阅读和传抄。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二十三日，弘历的圣旨里有这样开明通达的话：“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

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里描写他见到的情形是：“文汇阁在扬州行宫大观堂右……阁下碧水环之，为卍字。河前建御碑亭，沿池叠石为山，玲珑窈窕，名花嘉树，掩映修廊。”他入阁读书的情形是：“庚子（1840）三月朔，偕沈莲叔都转、宋敬斋大使，同诣阁下。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回忆当年充检阅时，不胜今昔之感。爰命董事谢奎，启阁而入。见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绢**；左右列橱贮经部，书面绢绿色；阁上列史部，书面绢红色；左子右集，子面绢玉色，集面绢藕合色。书帙多者，用香楠。其一本二本者，用版片夹开，束之以带，而积贮为函。计共函六千七百四十有三。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得钞本《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救荒书》、《熬波图》、《伐蛟捕蝗考》、《字孳》等书，嘱觅书手代钞。”——这差不多是扬州文汇阁存世期间最后的记载。在此十四年后，太平军攻入扬州，文汇阁及其藏书就一起毁于战火之中了。

过了大约十年，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创办金陵书局时，曾委托学者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等地搜寻文宗阁和文汇阁失散于战火中的藏书。通常的说法是：莫友芝曾于同治四年（1865）专程至镇扬诸地，悉心寻访两阁藏书的下落，却毫无收获，空手而回。莫友芝此行是否真的一无所获呢？据悉，国家图书馆今藏《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四册，经史子集各一，经部首页有莫友芝藏书印。由此看来，莫友芝的镇扬之行还是有所得的。也有人说，扬州文汇阁的藏书亦有残本存世，书名分别是《周易启蒙翼传外篇》二册，《云笈七签》、《御定全唐诗录》、《图书编》各一册。

七大藏书楼中，文渊阁的藏书后归故宫博物院收藏，文源阁于咸丰年间被八国联军纵火焚毁，文津阁的藏书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文溯阁的藏书现属辽宁省图书馆，文宗阁于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军兵火，文澜阁是“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阁，其藏书现属浙江省图书馆。扬州文汇阁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毁于咸丰四年（1854），存世仅七十余年，在七大藏书楼中寿命最短。

北四阁

文津阁

文津阁是清代七大图书馆之一，位于避暑山庄平原区的西部，这里曾藏《四库全书》，以及经、史、子、集分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万册，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弘历（乾隆皇帝）在《文津阁记》中写道："欲从支脉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此句即含有"文津"之意。文津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建成，1954年重建。营造法式仿照明代建筑的浙江"天一阁"。外观为两层，实际是三层，阁中辟一暗层，这样阳光不能直射到藏书库。室内油漆彩画也很考究，深绿色的柱子，蓝色封套卷册，白色的书端，都以冷色为主，给人以宁静的气氛。

文津阁建成以后，1782年，《四库全书》成书，共誊写了7部，其中藏于文津阁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 1784 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共 36,304 册，分装 6,144 个书函，陈列摆放在 128 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中，128 个书架林立其中， 6,144 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当年高大的书架上，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分别配有绿、红、蓝、灰四色，夹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阁的东北部有水门与山庄水系相通，阁前池水清澈，人在阁前特定位置向池中望去，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随波晃动，而天空却是艳阳高照。原来这是造园家在池南的假山上，开出一个半圆形如上弦月的缝隙，利用光线，在水中形成下弦月的倒影，构成“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水池南岸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假山，怪石嶙峋，气势雄浑。假山占地约800平方米，用石3279立方米，由浆石和鸡骨石等堆叠而成。假山石洞，前后各有两门相通，结构也颇具匠心。洞内山石遮掩，可分厅、堂、窗、孔、穴等，洞壁用鸡骨石镶嵌，幽深曲折。有几个大小不等的窗孔，透进幽幽的光线，使洞中的峭壁怪石若隐若现。山上横岭纵峰，沟桥岗壑，各自争奇。有棒槌山、罗汉山、双塔山等十大名山的缩影，更有“十八学士登瀛洲”的造型，还有仿米芾“宝晋斋”的园林布局。文津阁东为碑亭，四角攒尖顶，上覆黄琉璃瓦，内竖石碑一座，通高5．34米，碑正面镌刻着乾隆题《文津阁记》，其余三面刻有乾隆作的3首诗。 每逢中秋佳节之际，天高气爽，登临“月台”赏月，但见园内，老树苍劲，枝杈纵横。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把一片银辉洒向大地，山庄顿时银装素裹，更显得清澈静谧。文津阁假山的造型艺术，集中了米翁宝晋斋和范氏天一阁之长，运用传统叠山技法，结合北方雄壮的特点，风格一反南方小巧玲珑之态，而是雄伟、浑厚、气势磅礴的艺术作品。 《热河志》中写道：“文津阁与紫禁、御园三阁遥峙，前为趣亭，东侧月台，西乃西山，盖仿范氏之成规，兼米庵之胜概矣。”

文津阁庭院，由粉墙围绕，是山庄的园中之园。这组建筑，坐北朝南，依次布置着门殿、假山、水池、藏书楼、花台、曲池、山石、月门。东侧有碑亭和值房3间。阁前池水清澈，澄泓见底，水草丛生。池南假山呈半月形环抱池沼，拱峙搂阁，叠石大多仿承德十大景堆砌，与山庄西山浑为一体。假山上有赏月的月台，其西有趣亭（已不存）。假山上有磴道，下有洞府，入门进阁，必经此洞。石洞曲折幽邃，洞顶有一曲形石孔，光线漏射到池水中，恰如一弯新月，每当丽日当头，水池中却素月高悬，“抬头看日，低头观月”，日月同辉，景观绝妙，又为山庄一绝

九州台文溯阁

1966年10月，基于战备的需要，为确保《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总计3474种、36315册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以及5020册清雍正年间所印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经过长途跋涉，被秘密运至兰州，拨交甘肃省保存在距兰州市75公里的山中。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编篡的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与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被誉为古代中国的三大工程。文溯阁《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的《四库全书》三部半中的一部，这部书原保存在沈阳， 1966年10月为了备战运到甘肃保管，至今已近40年了。

为了更好的珍存这部反映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成就，甘肃省委省政府拨专款修建的新藏书楼，1999年5月，甘肃省政府作出了在省城兰州立项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库的决定，在兰州黄河岸畔北山九州台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2002年1月，藏书楼奠基仪式已经在兰州隆重举行。2003年4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

2005年7月8日，新建成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正式开馆。这个坐落于兰州北山九州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投资 5000多万元，占地 3126公顷，总建筑面积 5757平方米，历时两年多建成。

新建成的文溯阁其方位和建筑风格都承系了“古制古貌”，外观颇具皇家气派与北京“文渊阁”最为接近，也是“歇山式大屋顶”建筑，外二层内三层，内部用钢筋混泥土厚墙，使用了现代化的防潮设施、防尘设施、防盗设施等甚至防辐射设施，室内温度和湿度都常年保持恒温。

文溯阁藏书馆主要包括主楼、副楼、办公楼，主楼占地 1900平方米。一二层为展览厅、三楼存放《四库全书》影印本，副楼占地 1400平方米，主要用于学术研究所用，而《四库全书》的真本则藏在专门设计的地下室内

文源阁

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遗址中，有一处早已湮没于荒草之中的古迹——文源阁旧址，这里曾是清朝乾隆年间庋藏名闻世界的大丛书《四库全书》的“四库七阁”之一。

清朝纂修《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文献整理活动。这次由朝廷倡导的规模空前的修书活动，表面上是稽古右文，渲染文治修明的景象，而实际上是要通过编纂过程中的征书、禁书、毁书和编书等一系列做法，来清除汉族士人反对满族异族统治的思想和典籍，即钳制思想，消灭异己，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寓禁于征”。《全书》广泛网罗和搜集了从上古流传至清初的所有著作，用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共收书3,461种，总计79,337卷，约97,700万字。它不仅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了三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学术成果，保留了丰富的典籍，而且任职于“四库馆”的官员学者，多是当时学术名流，他们倾十年心血而成的《四库全书》，无疑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这部大丛书的主要历史影响除学术成就外，当数“四库七阁”的建立。该书因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七部，分别建阁贮之，这就是被称作“内廷四阁”或“北四阁”的北京大内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之文津阁和盛京（今沈阳）故宫之文溯阁；以及被称作“江南三阁”的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阁与书历尽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最短的存世仅六、七十余年，目前只有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尚屹立人间。

文源阁是乾隆三十九年（1744）在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于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告成的，为七阁中建成的第二座。位置在全园的西北，南接水木明瑟，西临柳浪闻莺。阁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楹联等皆乾隆御书。阁南向而立，前方凿挖曲池，并放养金鱼于其中，据说大可盈尺。池南为怪石嶙峋的假山。池中还竖有一巨大太湖石，名“石玲峰”，高逾六米，玲珑剔透，环孔众多。正视之，则石如乌云翻卷；手叩之，音色如铜。石宽盈丈，四周俱镌有名臣诗赋，是当年圆明园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块太湖石，与颐和园乐寿堂前的“青芝岫”齐名。阁东侧为御碑亭，碑上勒有御制《文源阁记》。

乾隆帝对这部“浩如烟海，委若邱山”的巨书的贮藏是极为审慎的，他听说宁波范氏天一阁建筑构造别有精义，便下令仿其规制，营造庋书之所。文源阁虽已不存，但其格局当与文渊、文津、文溯三阁无异。从实物来看，现存的其它内廷三阁均为正宇上下六楹、各通为一间，内部则对天一阁予以改进，采取了明两层暗三层的“偷工造”法，即外观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下楼板之间通常被浪费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了一个夹层，全阁上、中、下三层都能用来贮藏书籍，既充分利用空间，又节省工料，体现了清代宫廷建筑师们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造诣和技巧。外观上为水磨丝缝砖墙，墙色为较沉静无华的灰色，深绿廊柱，歇山式屋顶，上覆绿剪边琉璃瓦。为显示建筑功能，楹柱间特地绘以河马负书和翰墨卷帙画面，色调清雅。全阁外观古朴典雅，蕴含深意，内中遍藏宏富卷帙，宁静肃穆，堪称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文源阁地处皇家园囿中，在一片金碧辉煌中卓然不群，更是独擅朴素之美。

除强调山水葱郁之气的庇护外，七阁取名亦独具匠心，既表明了乾隆帝推崇儒家经典的宗旨，也借若“渊”、“源”、“津”、“溯”等字，从水而立义，仿效范氏天一阁的“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

阁内的《四库全书》以浙江产上等开化纸缮写，共抄得36000册。书册封皮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的装潢办法，即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标明书的类别：经书居群籍之首，尤如新春伊始，标以绿色；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着以浅色（蓝色）；集部诗文荟萃，好似冬藏，适用深色（灰黑）色。以色分部，一目了然。装帧上为软绢包背装，束之绸带，并以楠木为匣，既精致美观，还能防潮防蛀。据档案记载，文源阁全书每册的首页都钤有“文源阁宝”和“古稀天子”印，末页则钤上“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印，朱色晶莹，又为全书增色不少。

文源阁落成后，乾隆皇帝每年驻跸圆明园，几乎都要来此修憩观书，吟咏题诗。《四库全书》抄毕送藏文源阁后，伴随着“康雍乾盛世”的余光，确也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宁静祥和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他们在饱掠圆明园珍宝之后，举全园而火焚之，大火在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中肆虐了三日，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以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一套《四库全书荟要》也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阁与书从告竣送藏到被毁，存世仅七十余年。

现在的文源阁阁已不存，仅余阁基，其上青砖仍较为规整；曲池已涸，高大的“石玲峰”因民国时两股土匪争相盗卖不得，被其中一方炸为两截，轰然坍于蔓草之中。当年曾在四库馆担任副总裁的彭元瑞、曹文埴题写的诗文碑刻，虽湮没在一片荒芜中，尚依稀可辨；而乾隆帝的御碑已挪至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分馆院内，文字仅存其半。整个文源阁遗址和旁边的舍卫城遗址遥相呼应，偶有游人凭吊至此，不胜唏嘘慨叹！至于阁中所藏《四库全书》，仅闻民国时湖州刘承干嘉业堂曾藏有钤“文源阁宝”的全书六册，此后人世间便不再有此惊鸿一现了。

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 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

文渊阁座北面南，阁制仿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构置。外观为上下两层，腰檐之处设有暗层，面阔6间，西尽间设楼梯连通上下。两山墙青砖砌筑直至屋顶，简洁素雅。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喻意黑色主水，以水压火，以保藏书楼的安全。阁的前廊设回纹栏杆，檐下倒挂楣子，加之绿色檐柱，清新悦目的苏式彩画，更具园林建筑风格。阁前凿一方池，引金水河水流入，池上架一石桥，石桥和池子四周栏板都雕有水生动物图案，灵秀精美。阁后湖石堆砌成山，势如屏障，其间植以松柏，历时二百余年，苍劲挺拔，郁郁葱葱。阁的东侧建有一座碑亭，盔顶黄琉璃瓦，造型独特。亭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文渊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四十七年(1728年)《四库全书》告成之时，乾隆帝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盛况空前。

《四库全书》连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入藏文渊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架放置。以经部儒家经典为首共22架和《四库全书总目考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放置一层，并在中间设皇帝宝座，为讲经筵之处。二层中三间与一层相通，周围设楼板，置书架，放史部书33架。二层为暗层，光线极弱，只能藏书，不利阅览。三层除西尽间为楼梯间外，其它五间通连，每间依前后柱位列书架间隔，宽敞明亮。子部书22架、集部书28架存放在此，明间设御榻，备皇帝随时登阁览阅。乾隆皇帝为有如此豪华的藏书规模感到骄傲，曾作诗曰：「丙申高阁秩干歌，今喜书成邺架罗，……。」清宫规定，大臣官员之中如有嗜好古书，勤于学习者，经允许可以到阁中阅览书籍，但不得损害书籍，更不许携带书籍出阁。

《四库全书》编成后，最初用了六年的时间抄录正本四部，除一部藏文渊阁外，另三部分别藏于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四阁又称「北四阁」。后又抄三部藏于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称「南三阁」。 七部之中或已亡失，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根据照明建筑设计标准：中国的图书馆里一般阅览室、陈列室、目录厅的照度标准值（300lx），国家、省市及重要图书馆的阅览室、老年阅览室、珍善本舆图阅览室的照度标准值（500lx）。这些只是人工照明设计上的规范，如果建筑设计中有引进自然光的方案就更好了。

图书馆的照明设计

1、采光途径

✦图书馆的采光途径可以分为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两种；

✦自然采光有顶部采光（自然光通过建筑顶部的玻璃构造直接或间接的按照由上而下的顺序均匀分布在室内）和侧面采光（自然光利用建筑墙体的玻璃窗口投射到阅览室环境内）两种方式；

✦自然采光受建筑实体的影响和制约，很难有效照射到室内每一个空间，在光照度较低的空间区域，即使是在白天，仍然需要适当利用人工照明来弥补它的不足；

✦图书馆宜以人工照明为主，自然采光为辅。

2、灯具布置

图书馆主要分为阅览区和书库区，两者的照明标准也不相同。

阅览室：阅览室面积较大，宜采用两管或多管嵌入式荧光灯或者 LED平板灯，增加灯具的光输出面积，提高室内照明质量。

书库：书库照明设计需要注意的重点是不能让顶棚的光源的光线直射到人的眼里，不能有眩光，书架的垂直面照度要均匀，特别是要确保书架下部的照度要求。

3、不同区域的照明标准

除阅览室、书库外，对于图书馆还有不同的功能区域，如针对不同年龄层的阅览室、工作间、出纳厅等都有着不同区域，都有照明标准的设定。

对于喜欢阅读的人，图书馆的照明环境设计也是极为重要的。在灯具上，选择高效节能、光线均匀、舒适柔和的照明产品，即使长期阅读也不会损伤实力。

大连大云书库文化有限公司是2014-11-18在辽宁省大连市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华泰街88A号一单元三层。

大连大云书库文化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210200396703166F，企业法人杨嘉林，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大连大云书库文化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文化信息咨询；工艺品销售；电脑图文设计；经营广告业务；礼仪庆典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在辽宁省，相近经营范围的公司总注册资本为1220411万元，主要资本集中在100-1000万和1000-5000万规模的企业中，共3790家。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良好。

通过百度企业信用查看大连大云书库文化有限公司更多信息和资讯。

1、可外借图书：

可供外借的图书分藏于五个库室，包括从一楼借还书入口处的四个书库及位于二楼210房间的文学书库。

各书库藏书种类如下：

⑴一楼书库：主要是工业技术类图书，包括各种工业用标准、机械工业、金属工艺、电子、电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化工、建筑科学等。

⑵二楼225书库：从内楼梯进入该库，包括各类语言、艺术、历史、地理、外文原版图书等。

⑶二楼224书库：包括自然科学总论、数理化、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生物科学、

医药卫生以及综合性图书。

⑷三楼书库：包括马、恩、列、毛、邓等的思想理论研究及著作、各类哲学流派、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等。

⑸文学库：位于二楼210房间，包括各种文学理论、文学创作、中外文学名著、各类文学著作等。

以上书库均实行开架借阅。

2、只限于阅览的图书

⑴文献检索室（227房间）：包括各类检索工具书，如中外文书目、索引、文摘。一般工具书包括字典、词典、图册、手册、年鉴、百科全书、指南、机构名录等。工具书一般是按特定的方法加以编排，供查找某一特定信息知识单元或有关主题的文献线索时使用。

⑵教师阅览室（202房间）：主要针对教师读者提供知识深度较高、使用价值较大的图书，一般在图书馆的复本量只为一本。

⑶学生阅览室（143房间）：主要针对学生读者提供复本量较少而需求量较大、限于经费有限不能大量采购的图书。

⑷艺术阅览室（位于学生阅览室对面的101房间）：收藏艺术类中文图书、英日文原版图书以及少量俄文图书。

⑸古籍阅览室（344房间）：该阅览室收藏了大连大学图书馆五十多年来艰辛积累的一万五千多册古籍，其特点是我国古代重要典籍比较齐全，如《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宛委别藏》、《唐开成石壁十三经》等巨著，基本包揽了我国现存的主要古籍，另外，一定数量极其珍贵的宋版、明版和善本书也有收藏。

古籍的分类是继承历代目录学的传统，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为方便读者利用，图书馆编印了《大连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

艺术阅览室和古籍阅览室是我馆的特色馆藏。

⑹外文阅览室（212房间）：

全部文献为英日文原版，其中外文期刊76种，英文版国内期刊4种。另有日本东芝大连公司以及日本金泽市赠送日文原版图书5000余册。 现期期刊分藏两个阅览室：

科技期刊阅览室位于一楼104房间，有科技类期刊369种；

社科期刊阅览室位于一楼106房间，有社科期刊403种。

现刊具有报导及时、时效性强的特点，阅览人数居各阅览室之首。

过刊阅览室位于二楼205房间，主要是当年以前的期刊经整理装订后供回溯查找使用。

一楼大厅阅报处报纸共有106种，国内各大报、部分报纸的英文版我馆均订购，其中16种装订保存，供回溯查找。

为保证报刊利用率，以上各阅览室报刊一律不外借，可复印。

另个，地下一层设有普通阅览室，二、三楼回廊处有阅览桌椅供读者自习使用。 一、中文数据库资源

1、《中国学术期刊》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目前收录9100多种重要期刊，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收录年限：1994年至今。

2、《中国博硕学位论文数据库》（清华同方）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较完备、收录质量较高、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每年收录全国300余家博士培养单位的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内容包括理工A（数理化天地生）、理工B（化学化工能源与材料）、理工C（工业技术）、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等。收录年限：1999年至今。

3、《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自1998年开始，主要以2000年以后的现刊为主。收录的期刊以核心期刊为主，内容涵盖基础科学、社会科学、经济财政、哲学政法、教科文艺、工业技术、农业科学、医药卫生等八大类近6000余种期刊。期刊收录年限：1998年至今。

4、《四部丛刊》电子版

《四部丛刊》是文史工作者经常使用的一部重要典籍。版本价值之高远在《四库全书》之上。这部大型古籍丛书收书477种、3134册、232478页、近九千余万字。每种书的字体、版式不尽相同，它还提供简、繁、异汉字关联检索，以及正文主体与字典等知识工具的挂接功能。读者既可看到检索的文字页，也可看到与之对应的原文图像。

5、《书生之家》电子书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系统由北京书生科技有限公司研究设计并推出，主要提供199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新书的全文电子版，目前我馆已购买了电子图书11万种，内容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所有类别。

6、《超星数字图书馆》电子书

超星数字图书馆包括科技，军事，经济，政治，医学，历史，文学及生活中各领域的书籍和资料。我馆目前已购买了超星电子图书2万种。

二、外文数据库资源

1、WSN（世界科技期刊网）

它是亚太地区最大的英文科技出版公司——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专门为科研人员提供的期刊在线服务。可浏览100余种高质量科技期刊的电子全文，在物理、数学、化学等基础学科以及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生命科学、商业与管理各个学科领域中紧跟世界最新科研进展。

2、Emerald

Emerald于1967年由来自世界著名百所商学院之一Bradford University Management Center的学者建立。主要出版经济管理学、工程学等专业领域的期刊。Emerald覆盖以下学科范围：会计与金融、经济管理、绩效管理与评估、行业与公共部门管理、企业与革新、市场营销、健康护理管理、管理科学与研究、学习与发展、教育管理、旅游管理、商业道德与法律、国际商务管理、战略管理、组织研究、营运与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管理、图书馆与信息研究、财产与不动产管理、信息与知识管理、工程管理、电子制造和包装，材料科学与工程。

三、其它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光盘版）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选的“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是一个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专题文献资料宝库，我馆收藏时间为1997年-2008年，数据库为单机版可到图书馆电子信息中心查阅。

南三阁

文宗阁

文宗阁建于乾隆四十四年，据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修建南三阁，赐赠《四库全书》是为了“嘉惠艺林，启 后学”。虽然在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出于种种原因，毁掉了一些书，但总的来说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至今也是学界十分重要的一部大书。在当时，建南三阁更是轰动江南学界的一件大事，所以建起庞大的文宗阁仅用一年时间，并且其中有诸多的工料都是当地人捐献的，镇江人对于文化的热心程度从此可见一斑。

阁建成后，书还没有抄出来，所以首先由乾隆皇帝御赐一本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放在阁内供学子阅览，而《四库全书》是从乾隆五十二年开始分批颁发的，直到乾隆五十五年方颁发完毕。阁中的一切事务均由两淮盐运史经管，并且允许当地学子阅览、借抄，一时间江南学人以能得“读中秘书”为快事。

但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多久，到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镇江，将文宗阁及其所贮的《四库全书》一同烧毁。当年，为了能够将七阁之一放在自己的城市，江南学者曾主动上书朝廷，提出由自己来承担“所有雇觅书手缮写全书之费”，最终皇帝决定由朝中出抄书和建阁费用。而把做书匣、装璜庋架由地方办理。

文澜阁

文澜阁在西湖孤山南麓。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这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园建筑，园内亭廊、池桥、假山叠石互为凭借，贯通一起，主体建筑仿宁波天一阁，是重檐歇山式的建筑。

步入门厅，迎面是一座假山，山下有洞，穿过山洞是一座平厅，厅后方池中有奇石独立，名为“仙人峰”，是西湖假山叠石中的精品。方池后正中为文澜阁，西有曲廊，东有月门通太乙分清室和罗汉堂。全部建筑和园林布局紧凑雅致，颇具特色。

《四库全书》由乾隆皇帝钦定,由纪晓岚主持,于1773 1781完成。此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一部丛书,全书共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荟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历代主要典籍。历时8年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抄了7部,分藏于北京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以及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

清代之后,战乱频仍,兵燹不断。扬州的文汇阁和镇江的文宗阁内的《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江南3阁文澜仅存;而八国联军的大火也烧掉了文源阁的《四库全书》。7部珍藏仅存4部。北京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在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带到了台湾,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沈阳文溯阁的藏书1966年运抵兰州,现藏于兰州;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后运到北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历次浩劫中几陷于毁灭,是浙江几代人的侠肝义胆才使文澜阁本能躲过战乱而幸存下来。

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时避祸于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俩在店铺购物时发现,用于包装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这使他们大惊失色。

丁氏兄弟自然知道《四库全书》的重要性。他们进而发现,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竟都盖有皇帝的玉玺。

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了！

文澜阁库书流落民间的事实使丁氏兄弟心急如焚。他们马上组织家人进行抢救。他们冒着战乱的风险,收集残籍予以保护,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如此半年,他们抢救并购回阁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

文澜阁本已残缺不全,怎么办？抄补！一项浩繁的抄书工程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开始了。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了100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此项工程历时7年得以完成。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到了民国时代,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补抄,这就是所谓“乙卯补抄”;稍后,海宁的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经过丁、钱、张等人的共同努力,最后完成的《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原《四库全书》有漏抄,如补抄本《竹岩集》十二卷,原四库本仅三卷,册数上比原来增多;补抄依据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许多被馆臣删改的文字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因此,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是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高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岌岌可危,《四库全书》又面临巨大的灾难。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组织阁书西迁。历时半年,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1938年4月,《四库全书》安全运抵贵阳,后又转运到重庆。

日本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觊觎已久。原全国人大常委、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在研讨会上对记者说,杭州沦陷后,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曾派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本,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去,但此时阁书已被安全转移了。

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沧桑,终于得以保存,这在中国以至世界藏书史上都是个奇迹。

文汇阁

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设馆，历时十年才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约三千五百种，七万九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尽管为了维护清廷的政治统治，许多古籍被馆臣抽毁或删改，以至于鲁迅先生曾在《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予以揭露，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规模空前的丛书，因此自有其传世价值。此书当年仅缮写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沈阳、扬州、杭州等地。其中，位于紫禁城的文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