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的修道价值及主要内容和分类方法

道经的修道价值，我想是不用多说的，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司马承祯在《坐忘论》里说：人之所贵者生，生之所贵者道。他哀叹：涸澈之鱼犹希斗水来全其生命，而人却不知以道全生。学道的一个方便途径就是读道经。《道藏》诸多的道经就是一条条使人离苦得乐的径路。

除此之外，道经还有很多社会价值，由于收书超出道教典籍的范围，却意外地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1、首先，它保存了部分古佚书。如《黄帝龙首经》《黄帝金匮玉衡经》《黄帝授三子玄女经》《广黄帝本行记》等，皆是早佚的古书，幸赖《正统道藏》加以保存。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从中发现后，遂于嘉庆年间收入其所刻《平津馆丛书》中。清代另一著名学者严可均在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也曾广泛利用《正统道藏》，以辑校逸文、遗书。

2、其次，现存明《正统道藏》上承元《玄都宝藏》和《大金玄都宝藏》，而金、元二“藏”又是在宋《政和万寿道藏》版片的基础上修补而成的（元藏则加了全真道著作），因此保存了不少宋版书，所以在版本学和校勘学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清代著名学者惠栋说：“道藏多儒书古本。”最著者如《墨子》《淮南子》《山海经》等。清著名学者毕沅曾取“道藏”本以校《墨子》，庄逵吉亦据“道藏”本以校《淮南子》。今《正统道藏》之《山海经》，虽不一定出自宋版《道藏》，但却出于宋《中兴书目》所录“每卷有赞者”，它不仅保存了一种南宋刻本，而且每卷附有《图赞》（不全），更是现存《山海经》版本中的孤本。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注》，皆以《正统道藏》本作为重要参考本。

道教经籍之价值，远不止上述两端。除它是宗教特别是道教研究的基本资料外，对其他许多学术领域也有重大研究价值。

3、中国哲学。在封建时代，儒家学者一直视儒学为正统，认为只有儒家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哲学才是中国哲学，佛、道二教既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哲学也不能登大雅之堂。这种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亦有相当影响。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偏见或误解 。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来看，佛道哲学与儒家哲学同样是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道教自东汉末产生以来，即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并同儒家一样，广泛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为了树立和巩固自己长生不死的宗教信念，宣扬宗教教义，曾对其宗奉的《老子》和《易》进行了大量的诠释，并在实践中努力寻求达到这种宗教目的的各种方术。通过对《老子》《易》的诠释和各种方术特别是内丹术的阐扬，逐渐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宇宙观、本体论、人生观和道德观，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

如在许多道书中，主要是大量关于《老子》《易》的注疏中，有许多哲学“本体论”的阐释，在众多的内丹著述中，有许多“心性论”的阐释。其中也不乏深刻的见解。应该看到，道教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儒、释，它汲取了许多儒、释思想；同样，儒、释两家哲学的发展也有赖于道教，也不同程度地汲取了道教思想。单就儒家的宋明理学而言，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有赖于对释、道思想的汲取。

众所周知，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在汲取了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除吸收了佛教思想外，主要是吸收了《老子》和道教内丹学。其后的程、朱各家无不从佛、道汲取思想养料。儒、释、道三家既互相斗争，又互相汲取，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基本事实，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如果只研究一家两家，而不同时研究三家，就很难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一点，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许多人的共识。

4、养生和医药学。道教徒为求长生不死，一直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养生方法，如它承袭了古代的行气、导引、按摩等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使之在理论上、具体方法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其长生不死的目的虽不能达到，但对健身延年却颇多成效。许多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现存《正统道藏》中的这类著作，为现代养生学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

与此同时，为了同样目的，道教又很重视对医学和药学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道教发展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医学家，最著名的有东晋葛洪、梁代陶弘景和唐代孙思邈。 

他们在医药学上的成就，是同时代医学家中之佼佼者，在中国医药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们或者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世人，或者以医学巨著留存后世。这些著作现虽大半失传，但留存在《正统道藏》中的，尚有葛洪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包含有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的内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皆是中国医药学史不朽之作。唐以后，卓有成就的道教医学家及其著作，也代不乏人，如宋佚名道士之《急救仙方》，元末明初著名清微派道士赵宜真之《仙传外科秘方》，以及清代著名龙门派道士刘一明之《经验杂方》《经验奇方》《眼科启蒙》《杂疫症治》等，是各代道教医学家和医学著作的重要代表。道教医学的成就和发展，虽然离不开中国传统医学，但它从宗教要求出发，又在某些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如他们强调济世度人，因此十分重视医德，医生对病人应具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心，不分贫富贵贱，怨亲善友，一律以“大慈恻隐之心”“一心赴救之”。从普救众生的观点出发，又十分重视对下层群众和妇女儿童疾病的研究，注意医方的大众化和药物的就地取材与廉价。

5、中国古化学。道教徒为了长生不死的宗教目的，又继承古代炼丹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他们以为通过矿石药物（或加草木药）的冶炼，可以炼成“仙丹”，用以服食，即可长生不死。故许多道士以毕生精力从事药物的选择、配制、烧炼，经过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不知作过多少次试验，研究过多少种药物的性质，炼就多少种矿石化合物。这种炼丹活动虽为宗教目的所驱动，但实际是在不自觉地从事化学实验。“仙丹”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炼成，但却观察到了许多矿石药物的化学变化，认识了许多矿石药物的性质，为中国古化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因此一般化学史家都称道教炼丹术为中国古化学的先驱，《正统道藏》所载大量外丹黄白术著作是中国古化学史的重要资料。中国三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就是道士在炼丹中首先发明的，时间至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其根据见之于《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伏火矾法》。中国冶金史上最早的水法炼铜，也是道教外丹书首先记录下来的，时间在唐肃宗乾元元年至宝应年间（758～762），上书卷四之《丹房镜源》也记载其事。至于道士在炼丹中制造出具有实际疗效的内服和外用丹药，扩大了医药来源，更是不在少数。

6、此外，《正统道藏》所收的大量内丹书，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哲学史料，也是研究气功学、人体科学的直接资料。

7、《正统道藏》中还有若干地理、文学、音乐方面的著作，也很有研究价值，如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记邱处机西觐元太祖途中的地理、民情，就是研究当时中亚地理、民情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总之，收入《正统道藏》及其他散存的道教典籍，既是道教活动的记录，又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如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鉴别，将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一定的贡献。

《道藏》的主要内容

道教经籍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方面很多。

1、有被作为礼拜诵读或传习的经典，如《道德真经》（即《老子》）、《南华真经》（即《庄子》）、《通玄真经》（即《文子》）、《冲虚真经》（即《列子》）、《洞灵真经》（即《亢仓子》）以及道士所撰之《太平经》《黄庭经》《西升经》《大洞真经》《度人经》《清静经》《阴符经》《玉皇经》等；

2、有阐发教理教义的著述，如《真诰》《道教义枢》《玄珠录》《化书》《重阳立教十五论》《净明忠孝全书》等；

3、有医学养生著作，如《养性延命录》《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服气精义论》《枕中方》《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急救仙方》《仙传外科秘方》等；

4、有外丹黄白术著作，如《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修伏灵砂妙诀》《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诸家神品丹法》《庚道集》等；

5、有炼养著作，如《周易参同契》《崔公入药镜》《诸真圣胎神用诀》《钟吕传道集》《悟真篇》《青华秘文》《陈先生内丹诀》《大丹直指》《中和集》《金丹大要》《天仙正理直指》《道书十二种》等；

6、有符箓道法著作，如《灵宝五符序》《上清豁落七元符》《自然真一五称符上经》《上清灵宝大法》《灵宝玉鉴》《道法会元》等；

7、有斋醮科仪著作，如《正一威仪经》《玄门十事威仪》《太上出家传度仪》《三洞修道仪》《道门科范大全集》《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

8、有教规教戒著作，如《太上老君戒经》《老君音诵戒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赤松子中戒经》《玄都律文》《洞玄灵宝上品成经》《灵宝天尊说十戒经》《要修科仪戒律钞》《道门十规》等；

9、有神仙、道士传记，如《列仙传》《神仙传》《南岳九真人传》《三洞珠囊》《三洞群仙录》《仙苑编珠》《金莲正宗记》《清微仙谱》《甘水仙源录》《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终南山说经台历代仙真碑记》《玄品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汉天师世家》等；

10、有宫观山志著作，如《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金华赤松山志》《仙都志》《天台山志》《南岳总胜集》《武当福地总胜集》《武当纪胜集》《茅山志》《岱史》《西岳华山志》《宫观碑志》等。

以上仅是道教经籍构成的几个重要方面，也是道藏收书的主体。除此之外，道藏又收有若干非道教之书，至元《道藏尊经历代纲目》云：“儒书、医书、阴阳、卜筮、诸子百家皆与焉。”

11、儒书大抵指扬雄《太玄经》、邵雍《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鲍云龙《天原发微》，以及一批儒家《易》学著作，如《易因上下经（李氏易因）》《易林上下经（焦氏易林）》《古易考原》《周易图》《大易象数钩深图》《易数钩隐图》《易象图说》内、外篇等；

12、医书大抵指《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略》《黄帝八十一难经》《图经衍义本草》等；

13、 阴阳卜筮书大抵指《黄帝龙首经》《黄帝宅经》《黄帝金匮玉衡经》《玄妙白猿真经》《六阴洞微遁甲真经》《遁甲缘身经》《六壬明鉴符阴经》《卜大象星历经》等；14、诸子百家书大抵指除《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亢仓子》外，所收之《墨子》《鬻 子》《鹖（hé）冠子》《公孙龙子》《尹文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子华子》《素履子》《无能子》《刘子》等；

15、此外，还收有《山海经》《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汉武帝外传》等。

道藏收书之杂，曾为儒家和佛教徒所诟病，元．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就说道经杂而多端。

道藏的出格收书，并非全无理由。

1、如上举《易经》，虽被儒家列为六经之首，但是否即为儒家之专书，还是值得探讨的。实际上，祖述《易》是道教的传统，从它建立起，即把《易》和《老子》一起作为方术修炼，特别是内、外丹修炼的理论指导，自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起，直到后世外丹、内丹各派无不祖述《易》。因此许多道教学者皆视《易》研究与《老子》的研究一样重要，且不时有颇有见地的《易》学著作问世。五代道士陈抟在《易》学上的成就，不仅深刻影响道教内丹学，也深刻影响宋代儒学。其他如宋元道士俞琰、雷思齐等，在《易》学上的成就也较大。因此道藏在收道教《易》学著作的同时，兼收一些儒家《易》学书，似乎不无道理。

2、又如医书，道教从长生不死的宗教目的出发，一直重视医药学的研究，一方面借以祛病延年，另方面以之济世利人。因此在历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道教医学家和医学著作。道藏在收这些道教医学著作的同时，兼收《黄帝内经》和《图经衍义本草》等，似也不无道理；何况黄帝是道教所尊之祖师，收托名黄帝的医书，在道教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

尽管如此，但是道藏收书过滥，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其中不少书都与道教无关或关系极少的。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首先说是道家虚心能容，如果说不足的话，可能是在宣传上突出道教本来教义特点不够。大家怎么认为？

三洞四辅分类法《道藏》不是道书的杂汇，而是按照一定的编纂（zuǎn）意图、收集范围和组织结构，将许多经籍编排起来的大型道教丛书。其组织结构原则为“三洞、四辅、十二类”。“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其说在东晋时已经萌芽，南朝宋道士陆修静总其成，于泰始七年（471）撰成《三洞经书目录》，正式作为道书分类法。

实际包括以《上清大洞真经》《灵宝五篇真文》和《三皇经》为首的三组道经。道教声称，此三组经书出于三清境的三位尊神：“天宝君者，则大洞之尊神，……出书时号高上大有玉清宫。灵宝君者，则洞玄之尊神，……出书度人时号上清玄都玉京七宝紫微宫。神宝君者，则洞神之尊神，…… 出书时号三皇洞神太清太极宫。”又将此三洞经书分为上、中、下“三品”，或大、中、小“三乘”，称《上清道经》《太丹隐书》等洞真部书为“上品”，《灵宝洞玄》等洞玄部书为“中品”，《三皇内文》《天文大字》等洞神部书为“下品”。

但是按三洞分类法，并不能包含全部道经（如已出的天师道正一类经书，太平道之经书等），于是继有四辅分类法的出现。“四辅”指太清、太平、太玄、正一四部辅经，即以太清辅洞神，以太平辅洞玄，以太玄辅洞真，正一则贯通三洞和三太（太清、太平、太玄）。此四辅分类法，至迟出于梁代，梁代已有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的出现，即是证明。按其思想，太清部以葛洪所传《太清神丹经》为主，一切外丹黄白书属之；

太平部主要为《太平经》；太玄部则以《道德经》为首，包括注释、阐发《道德经》之书，也括《庄子》《列子》等道家书；正一部则收六朝时代流传的《正一法文》等天师道典籍。

三洞之下各分十二类（四辅不分类），合为三十六部。即：

本文类，指经教的原本真文；

神符类，指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玉诀类，指对道经的注解和疏义；

灵图类，指对本文的图解或以图像为主的著作；

谱录类，指记录高真上圣的应化事迹和功德名位的道书；

戒律类，指规戒科律书；

威仪类，指斋醮仪法及科仪制度著作；

方法类，指论述修真养性和设坛祭炼等方法之书；

众术类，指外丹炉火、五行变化及术数等书；

记传类，指神仙、道士传记及宫观志书；

赞颂类，指赞咏歌颂圣真的词章；表奏类，指设坛祭祷时上呈天帝的章奏、关文。

十二类分类法，大约在南北朝后期形成，其时已有《三十六部尊经目》的出现，就是证明。

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的形成及其被用以组织众经，标志着道教经书已被集结成藏”。只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还不能大量传播。《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反映了隋代前后道经作“藏”的情况：“凡藏有二种：一者总藏，二者别藏。 总藏者，三洞四辅同作一藏，上下或左右前后作重级，各安题目《三洞宝经藏》。

别藏者，三洞四辅各作一藏，凡有七种： 一者《大洞真经藏》，二者《洞玄宝经藏》，三者《洞神仙经藏》，四者《太玄经藏》，五音《太平经藏》》六者《太清经藏》，七者《正一经藏》。皆明题目，以相甄别，若次安之。”

同书还记载了经函、经帙等规制。帙是盛装经书的丝囊，每一帙或十卷，或五卷，长卷经书则分在几个帙中，短卷经书则数部为一帙。若干帙合为一函。此外，从敦煌遗书中，可看到唐代的写经格式，先写经名，空一行书写经文，经文毕，再空行复写经名，每一行为十七字。现存《正统道藏》的格式大致相同。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目录学·史志书目

史志书目是指史书里面记录图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东汉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依刘歆《七略》改编成“艺文志”，作为《汉书》中的一篇，开创了根据官修书目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班固从《汉书》的具体写作情况出发，对《七略》进行了“删其要”的加工，从而使《汉书·艺文志》在体例上和史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史志书在编撰上的特点。班固在“艺文志”中表现出创新和继承两种思想。他把《七略》中的“辑略”删除，把其内容分别放于各略、类之后; 把《七略》 中的 “叙录”删除，改换成简明的注语，用以说明图书的作者、时代、内容、真伪等;调整了《七略》中一些图书的类目，用“出”、“入”、“省”加以注明;增加了《七略》成书后刘向、扬雄、杜林的著作，以表明时代的完整性。这些改编方法反映出班固的史家目录学思想。但是，在书目分类体系方面，班固没有像因袭《史记》中的材料而改变它的体例那样，另起炉灶，而是完全因袭了《七略》的分类体系。这是因为：首先，这部分类体系汇总了先秦尤其是汉代文化学术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学术文化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秦代焚书坑儒，除一些医药种树等书籍没有受损失外，其它诸子经传遭到严重损失。到西汉末年编撰《七略》时，则形成了六大部类三十八小类的分类体系，并因以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正是西汉一代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在概括和反映这种历史方面，这部分类体系既直观又系统，形象全面地描述了它的成就特点，给班固“艺文志”的直接因袭提供了内容方面的条件，没有必要重创一体，或是改编成其它表达形式来完成这一记述文化史的历史任务。班固的这种因袭，表现了他以书目形式反映文化史的卓见学识。其次，这部分类体系体现了汉代的正统思想。刘向、刘歆编撰《七略》，所以整个分类体系贯穿着封建正统的思想。在类目次序上，它把《六艺略》列在首位，其它诸子与技术等则被列入从属的类目中;在评论中，《七略》把六经看作是万世不变的经典，五经代表“五常之道”，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是“相须而备”的，而在整个世事变故中，始终起主导作用的是讲阴阳变化之道的《易》，这种神学思想正是当时盛行的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另外，它还把诸子百家说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这里又贯穿了崇尊儒术的思想。《七略》中的这些思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又奠定了思想方面的基础。第三，这部分类体系反映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例如，它在类属上反映了有关门类之间的联系，《六艺略》除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类经书外，还包括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类书。这是因为论语、孝经是孔子所阐述的言词，可以与六经相表理，作为经学的入门书;小学是字典等文字学方面的书，不仅是读经启蒙的基础，而且被认为是治经的根本。《六艺略》把论语等三类书附于六部经书之后，反映了它们在思想内容上的从属关系。《七略》的这种以类次图书的形式来描述文化学术之间的一些关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在学术质量方面提供了因素。至于班固为什么在正史里增设“艺文志”专门记录图书，历来语焉不详。从当时的情况看，班固编撰“艺文志”的思想，一是为了借书目形式反映一代文化的历史，以弥补《史记》中没有文化史的不足。二是为了保存古代图书的记载，给后人的稽查提供依据。三是《七略》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书》的史学思想，改编成“艺文志”以为他的断代史学思想服务。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在史书中编撰书目的先例。此后，史书中编撰“艺文志”的有：《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史书中没有“艺文志”的，从清代开始补撰，使二十多部正史基本上都有了“艺文志”，从而形成了一个史志书目流派，连贯起来就成为中国古籍的总目，可全面反映从古代至清代的著述情况。

魏徵等编的《隋书·经籍志》是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编撰而成的，同时又补充了唐代初期整理出的隋代藏书。共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佚书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在分类上参照阮孝绪《七录》的七分法和荀勗的四分法，根据当时藏书情况，将图书分为四类，并首次以经、史、子、集作为部名。在分类上，魏徵提出了“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理论，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在著录方面，魏徵为了完成《隋志》记录一代藏书的任务，采取了“今考现存”的著录方法;为了记载六朝时代图书的变动及存佚情况，采取了“约文绪义，各列本条之下”的附注方法。这种著录方法是《隋志》的创新，对于研究唐代以前古籍流传情况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凭据。

《唐书·经籍志》系刘昫等依据唐代官修书目《古今书录》等编撰而成的。改编的方法较为简单，即删除《古今书录》中的类序及提要，著录《古今书录》 中的所有图书。其目的是“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对于开元、天宝以后的图书没有补录。作为一部全面反映唐代藏书的目录，显然是不够的。它的这一缺憾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得到弥补。欧阳修等人编撰《新唐书·艺文志》，所依据的书目是《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它的最大特点是补录了《唐书·经籍志》未录的唐代人著述近三万卷，为了以示区别，每类图书分“著录”与“未著录”两项。“著录”指《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中原有的图书，“未著录”指上述两部书目中没有著录的新增录的新书。两部唐书艺文志相互补充，可反映出唐代藏书及唐代人著述的情况。

托克托编撰的《宋史·艺文志》与以往史志书目不同，所依据的不是宋代的官修书目，而是宋代的国史艺文志。根据宋制，宋代国史中编有艺文志，这些书目体例完整，不仅每类有序文，而且每种图书均有提要。国史艺文志所依据的是官修书目。国史艺文志有：吕夷简等编的《三朝国史艺文志》(太祖、太宗、真宗)、王珪等编的 《两朝国史艺文志》 (仁宗、英宗)、李焘等编的《四朝国史艺文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及《中兴国史艺文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宋史·艺文志》就是根据上述四部国史艺文志删去重复合为一“志”的，对于国史艺文志以外的图书，则采用《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的方法加以注明。共著录宋代藏书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艺文志》，几经修改，创立了记录一代著述之盛的书目体例。在此以往的几部史志书目，都是以记一代藏书为范围，《明史·艺文志》另创一体，仅著录明代人所编撰的著作是有其时代原因的。首先，明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及普及，使得图书数量大增，如果仍按《汉书·艺文志》等史志书目记录藏书，其书目的内容范围就显得过分庞杂。其次，宋代以来，官修书目之外，又产生了许多私人藏书目录，通史性著作中也有书目方面的专篇，各类书目的出现，使得史志书目记录藏书的作用有所丧失。所以，专门以明代人著述为限的书目更能起到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作用。第三，清初成立明史馆时，明代的官修书目比较疏漏，又没有南宋、辽、金、元四朝的现成书目可为凭据，与其不能反映明代的全部藏书，还不如以明代为限，这是促使《明史·艺文志》断代为 “志”的客观原因。《清史稿·艺文志》仿效《明史·艺文志》的体例，记录清代一朝人的著述，“艺文旧例，胥列古籍，兹仿《明志》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唯清人辑古佚书甚多，不可略之，则附载各类之后”(清史稿·艺文志序)。

正史中的上述七部书目，或记一代藏书，或记一代著述，但在编撰方法上均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基本上依据前代的官修书目编撰而成。作为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专篇，根据前代书目改编是可行的，它能如实反映前代的图书文化和学术思想状况。二是对所依据的书目有所增补。前代书目的断限不可能与史书的时间断限完全一致，故对后出的图书进行增补著录，表明了使史志书目完整反映前代文化的思想。三是对前代书目所录图书的存、亡、残、阙给予注明。朝代更替，图书的散亡不可避免，注明图书的历史及现存情况，对了解图书文化的发展有帮助。四是删除所收录书目的提要，而代以简明注语。这一改动是史书体例所决定的，因为史书编者要保持整部史书各篇章的均衡，不能使书中有更多的叙述和重复的内容。这一作法不仅体现出史志书目编撰者的目录学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史志书目在编撰方法上的特点。

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确实对文化建设有一定帮助。

从负面的角度来说：《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大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估计禁毁6766部，93556卷），禁毁数超出收入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实在是空前绝后一场文化大浩劫。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里说：“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历史学家吴晗也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