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

　　闻一多的简单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 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 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闻一多是口的巨人，行的高标。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中国和宋代史的关系

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经历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历时共320年（公元960年—1279年），北宋（960—1127 ）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南宋（1127—1279）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宋朝的疆域比较小。同宋朝并立的较大的政权，先后有契丹（辽）、夏（西夏）、金、蒙古（元）等。宋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对于宋朝在中国古代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历来有不同熟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四个盛世即汉、唐、明、清，而宋朝则是“积贫积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朝虽不能说是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续发展的。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宋朝。一种意见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社会相对封闭，没有多大作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

　　就学术界而言，对宋朝历史一贯比较重视，近几十年来对它的研究愈益广泛而深入，已取得许多成绩。然而，社会上一般来说，对于宋朝历史还缺乏必要的、如实的了解，对宋朝社会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也缺乏应有的熟悉。至于在国外，这种情况更是如此。比如，近见1997年8月21日《成都晚报》载：“日本一家青年报最近对800余名日本在校大学生作了调查，要求他们各自举出自己最熟悉的5 位古今中国名人”。统计结果显示，他们最熟悉的中国名人的前25人中，中国古代依次为孔子、李白、孟子、杜甫、刘备、秦始皇、诸葛亮、杨贵妃、关羽、老子、刘邦、司马迁、项羽、曹操、张飞等。这15人中，没有一位是宋代的，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这些日本大学生对中国宋朝的了解程度至少是不很熟悉的。

那么，宋朝社会发展的情况怎样，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熟悉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熟悉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二、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汉、唐、明、清确乎是很强大的四个王朝。宋朝疆域较小、边事多、国力不强、相对封闭，在这些方面是比不上汉、唐、明、清的。但是，宋朝在社会发展方面并不比汉、唐低，而是在汉、唐社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总的来说，其发展程度高于汉、唐。

　　史学界一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中，把唐朝作为“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把宋朝列入“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时期。我认为这种分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宋朝都在唐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是高于唐朝。

　　　　（一）物质文化方面

　　农业。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唐代平均每亩约15石（比汉代高50％），宋代约2石，比唐代高约30％。经济作物，无论种茶、种甘蔗、栽桑养蚕、种棉，均比唐代发展。非凡是棉花种植的普遍推广、小麦种植在南方的推广尤为显著。

　　手工业。在许多方面都比唐代进步。如制盐、制茶、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而外，技术提高是很明显的，如“单筒井”的开凿；“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精良，等等。

　　商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发展。“坊制”的突破，集镇的兴起，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等等。

　　以地区而言，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且持续发展的地区主要是江浙和四川。这一时期，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

　　科学技术。

　　1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

　　2天文学。“水运仪象台”，制作精良科学，是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黄裳的《天文图》，以北极为中心，刻有1440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石刻天文图。

　　3数学。闻名数学家有沈括、贾宪、秦九韶、杨辉等，南宋后期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比意大利的鲁菲尼和英国的霍纳提出的这种算法早800年。秦九韶的《数学九章》 是数学名著。他提出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的尤拉和高斯的有关研究要早500年。

　　4医学。宋朝时医学分工更细，此前为脉科（内科）、针科、疡科（外科）三科，宋时分为九科，即：大方脉科、小方脉科、风科、眼科、产科、疮肿兼析疡科、口齿、咽喉科、针炙科、金镞书禁科。还出现了宋慈的《洗冤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针炙有了很大的发展，闻名的有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炙图经》和针炙铜人模型。药物学方面，宋时修纂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收药物1558种，比《唐本草》新增476种，是《本草纲目》问世前的权威药学著作。

　　其他如建筑学、地学等都达到新的水平。如“虹桥”（飞桥）是无柱木梁拱桥，即垒梁拱，达到了我国古代木桥结构的最高水平。

　　　　（二）精神文化方面

　　1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也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

　　2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

　　3宋词。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达到全盛。

　　4话本。宋时兴起的话本，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是明清白话小说发展高潮的先河。

　　5史学。宋代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史学著作丰富；闻名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

　　其他如书法、雕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有了新的发展。书院的成型与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也可列入精神文化。宋朝在政治制度上“以唐为鉴”、“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不仅有其特色，而且较之唐代有所发展。

　　1强化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心集权制度，极力分化宰相事权。

　　2加强对官员的治理和控制。建立了更为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官员铨选制度、考核制度和退休制度，以及对地方官的监察制度等。

　　3比较有效地防止了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

　　4贯彻“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政策，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汉、唐发展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空前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来说是超过了唐朝社会。有学者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文化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评价是很值得重视的。

三、宋朝社会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学者，素来对宋朝的研究比较重视，这是因为：

　　第一，宋朝历史内容丰富。

　　第二，有关宋朝历史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很多，史料价值高。据今人统计，现存宋人著作有4855种、现存宋人文集有741家。

　　第三，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封建社会诸因素发展成熟，也在一些方面孕育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因素。

　　就已有研究而言，一般对上述第一、第二两项非凡重视，这是应该的，也符合实际。正因为如此，历来许多学者对元朝时修纂的《宋史》不满足，认为不足以全面地如实地反映宋朝历史，要求加以重修，即所谓“昔人多有欲重修者”。自元末的周以立，到明代的严嵩、王洙、柯维骐、王惟俭、钱士升、汤显祖，到清代的陈黄中、顾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陆心源，到民国时期的刘咸炘，以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上海师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数未能实现，有几部成书之作均为学者认为很不理想，只有个别书如《宋史翼》可稍补《宋史》之阙。

　　学者之所以打算重修《宋史》，一是认为《宋史》成书匆促，内容杂乱，考订欠精；二是内容不全面，不足以反映一代之巨变。事实正是这样，自唐中叶以来社会开始的变化，至宋朝社会其变化或已完成或至为明显。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列举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

　　田制：均田制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到了宋朝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与此同时，租佃制也普遍发展。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末年。

　　赋役：租庸调制度废除，唐德宗时行“两税法”。宋朝继续施行并加以改进，是为“二税”。取明代中后期，演变为“一条鞭”法，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

　　商品经济：城镇有了发展，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北宋前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随之推广，又有“会子”、“关子”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

　　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学界所论不一，或认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但受到战争等方面的影响，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后一种看法的。

　　　　（二）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

　　宰相制度：极为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权。到了明代，遂不设宰相而设“内阁”。清代仍之，更发展为“军机处”议国政。

　　兵制：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一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区划：唐代设“道”，是一种军事节度区划。宋朝因之，设“路”。先是中心王朝的派出机构，进而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到了元代，遂正式设“行省”。

　　　　（四）农民起义方面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心声，唐末黄巢大起义高出“均平大将军”的旗帜，反映出广大起义者争取人身平等的要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则提出“均贫富”主张，第一次明确地要求经济上的平均；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从而把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发展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的“均田免粮”主张、太平天国起义拟制的《天朝田亩制度》。从这些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末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对后世很大影响。

　　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都对后世在学术文化上开辟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非凡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的成果。这表明，学者重视宋朝历史研究，不仅是它的内容丰富、所存历史资料甚多，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巨大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有不少在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方面。但是，对它含有的近代社会的某些因素总的来说注重不够。

过去，也有学者对宋朝社会中的近代社会因素作过论析，如梁启超《王安石评传》（世界书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劝业银行，市易法比作商业银行，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东西诸国行而有效者”。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也认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会因袭之阶级’两种精义，由今之说，即‘救济被压迫者’及‘打倒封建权力’也。”此外，胡适、林语堂的著作也有类似的论见。当然，这些意见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它表明我国的一些学者早就注重到宋朝社会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研究有了明显发展，诸如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历史发展动力、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些学者涉足宋朝社会中近代因素的探析，这种研究还在继续并向纵深发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所做的许多工作。

下面，谈谈世界范围学者们对宋朝社会的历史地位和熟悉。

　　日本学者素来重视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宋朝历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学有很大影响。该校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把中国历史分作三期，即：古代，从上古到汉；中世，从魏晋到唐末；近世，宋以后。他认为，唐—宋是中国由中古到近世的一个大转折。此后，宫崎审定、桑原隲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对宋朝历史作了许多研究。在历史分期上，宫崎审定教授则发展了其师内藤湖南教授的主张，除了内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个时期外，他把民国以后划为“最近世”，并且明确地认为：宋元明清属于“近世”，亦相当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这段历史时期，岂止有资本主义萌芽，要比资本主义萌芽进步得多。

　　日本学者的上述分期的观点，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美国在1975年出版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论文集，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渡时期，这点现在已几乎成为自明之理。”英国也有类似的观点，如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就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帝国（从秦到汉）、中期帝国（唐）、晚期帝国（北宋到清）。

三、宋朝社会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学者，素来对宋朝的研究比较重视，这是因为：

　　第一，宋朝历史内容丰富。

　　第二，有关宋朝历史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很多，史料价值高。据今人统计，现存宋人著作有4855种、现存宋人文集有741家。

　　第三，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封建社会诸因素发展成熟，也在一些方面孕育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因素。

　　就已有研究而言，一般对上述第一、第二两项非凡重视，这是应该的，也符合实际。正因为如此，历来许多学者对元朝时修纂的《宋史》不满足，认为不足以全面地如实地反映宋朝历史，要求加以重修，即所谓“昔人多有欲重修者”。自元末的周以立，到明代的严嵩、王洙、柯维骐、王惟俭、钱士升、汤显祖，到清代的陈黄中、顾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陆心源，到民国时期的刘咸炘，以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上海师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数未能实现，有几部成书之作均为学者认为很不理想，只有个别书如《宋史翼》可稍补《宋史》之阙。

　　学者之所以打算重修《宋史》，一是认为《宋史》成书匆促，内容杂乱，考订欠精；二是内容不全面，不足以反映一代之巨变。事实正是这样，自唐中叶以来社会开始的变化，至宋朝社会其变化或已完成或至为明显。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列举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

　　田制：均田制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到了宋朝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与此同时，租佃制也普遍发展。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末年。

　　赋役：租庸调制度废除，唐德宗时行“两税法”。宋朝继续施行并加以改进，是为“二税”。取明代中后期，演变为“一条鞭”法，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

　　商品经济：城镇有了发展，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北宋前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随之推广，又有“会子”、“关子”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

　　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学界所论不一，或认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但受到战争等方面的影响，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后一种看法的。

　　　　（二）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

　　宰相制度：极为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权。到了明代，遂不设宰相而设“内阁”。清代仍之，更发展为“军机处”议国政。

　　兵制：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一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区划：唐代设“道”，是一种军事节度区划。宋朝因之，设“路”。先是中心王朝的派出机构，进而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到了元代，遂正式设“行省”。

　　　　（四）农民起义方面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心声，唐末黄巢大起义高出“均平大将军”的旗帜，反映出广大起义者争取人身平等的要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则提出“均贫富”主张，第一次明确地要求经济上的平均；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从而把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发展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的“均田免粮”主张、太平天国起义拟制的《天朝田亩制度》。从这些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末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对后世很大影响。

　　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都对后世在学术文化上开辟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非凡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的成果。这表明，学者重视宋朝历史研究，不仅是它的内容丰富、所存历史资料甚多，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巨大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有不少在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方面。但是，对它含有的近代社会的某些因素总的来说注重不够。

过去，也有学者对宋朝社会中的近代社会因素作过论析，如梁启超《王安石评传》（世界书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劝业银行，市易法比作商业银行，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东西诸国行而有效者”。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也认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会因袭之阶级’两种精义，由今之说，即‘救济被压迫者’及‘打倒封建权力’也。”此外，胡适、林语堂的著作也有类似的论见。当然，这些意见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它表明我国的一些学者早就注重到宋朝社会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研究有了明显发展，诸如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历史发展动力、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些学者涉足宋朝社会中近代因素的探析，这种研究还在继续并向纵深发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所做的许多工作。

下面，谈谈世界范围学者们对宋朝社会的历史地位和熟悉。

　　日本学者素来重视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宋朝历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学有很大影响。该校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把中国历史分作三期，即：古代，从上古到汉；中世，从魏晋到唐末；近世，宋以后。他认为，唐—宋是中国由中古到近世的一个大转折。此后，宫崎审定、桑原隲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对宋朝历史作了许多研究。在历史分期上，宫崎审定教授则发展了其师内藤湖南教授的主张，除了内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个时期外，他把民国以后划为“最近世”，并且明确地认为：宋元明清属于“近世”，亦相当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这段历史时期，岂止有资本主义萌芽，要比资本主义萌芽进步得多。

　　日本学者的上述分期的观点，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美国在1975年出版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论文集，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渡时期，这点现在已几乎成为自明之理。”英国也有类似的观点，如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就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帝国（从秦到汉）、中期帝国（唐）、晚期帝国（北宋到清）。

　　金文明

　　金文明，编审，上海市人，1936年生，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现任上海新闻出版局特聘图书质量检查组审读专家，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

　　金文明父母皆文盲，早年丧父，自幼家境困难，免费就读教会小学，1948年小学毕业，考入灵粮中学（即今沪西中学），无力支付学费，要求减免学费未果，遂失学在家四年，大量阅读旧体小说、志怪笔记，因学过绘画，故解放初在里弄工作，后凭借“人民奖学金”考入育英中学，毕业后进入第一师范（中专），得遇著名学者胡云翼先生（《宋词选》主编），时为金文明语文任课老师，自兹影响金文明一生。

　　早年酷爱古典诗词，曾师从著名词学前辈胡云翼先生，终身服膺其严谨治学的精神。中年转攻《春秋左氏传》，兼及音韵训诂文学，于清代朴学中高邮王氏父子，桐城马瑞辰，瑞安孙诒让诸家尤致意焉。现代文学则散文，话剧，传记，诗歌，小说无所不窥，尤喜关心民瘼，切中时弊之杂文，近贤佳作，讽诵殆遍，独推鲁迅先生为第一圣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主要著述有《金石录校证》《语林拾得》《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等。

　　金文明因为公开指出余秋雨文章中的文史差错,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说他是在炒作，有人赞扬他的严谨治学的作风。而余秋雨先生对此异常的恼怒和辩解更是引起众说风云。

　　附1：

　　金文明：我为什么要“咬”余秋雨

　　文/陈海妮

　　由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于6月18日开始正式发行，因为其作者金文明“揪”出了余秋雨散文中130多处文史差错，使该书尚未出版就引起了轰动效应。自然也有不少人心中暗暗称奇——据说金文明只花了3个月时间将该书一蹴而就，如此短的时间他怎么来得及将诸多文史知识一一考证？当代作家几许，金文明又为何偏偏“专研”余秋雨的作品？记者采访了现居上海的金文明。

　　爱之深关之切

　　金文明说，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到余秋雨的散文就深深喜欢上了，他认为余秋雨视野独特，文笔优美，非常合从事了几十年古代文学历史研究的自己的口味，于是只要是余秋雨的文章，他全都找来细细研读，当成美文欣赏品味，直到有一天，金文明发现了一个“不妥之处”——余秋雨在《山居笔记》中《十万进士》一文中写到“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有着深厚古文学功底的金文明记得“致仕”一词是“告老还乡”的意思，用在这句话里显然是意思反了，为了保险起见，金文明立刻查阅了《辞海》，证实了自己的发现。从此以后，金文明脑子里就多了一根筋，读起余秋雨的文章来也就更加仔细了。凡事就怕较真，金文明这一较真，就陆陆续续“咬”出了余秋雨的不少文史差错，每发现一个，金文明就用小卡片记录在案。身为《咬文嚼字》月刊的编辑，金文明几次将自己的发现刊发在《咬文嚼字》上，并将刊物寄给余秋雨，可惜没有得到余秋雨本人的任何反馈，只收到其助手金克林的来信，告知《咬文嚼字》编辑部“以后不要再给余秋雨先生寄这本刊物了”。余秋雨这种和其他被“咬”作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使金文明意识到，自己的考辨是不受欢迎的。

　　金文明的“咬文嚼字”没有引起余秋雨的重视，却在读者中得到了反响，1998年末，一位名叫徐如顾的读者给《咬文嚼字》写了封信，语气极其委婉地提出《秋雨散文》中《西湖梦》第三部分有几处与史实不符的小疏忽，编辑部随即将这封信转给了余秋雨，一段时间后，余秋雨的回信《答徐如顾先生》（见《咬文嚼字》1999年2月号）从墨尔本飞来，除了在纸上为自己的散文辩解之外，还写有如下一段：“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余秋雨此番观点无疑激怒了金文明，这位对古代文学怀有深厚感情的老先生，怎么也想不通，余秋雨作为一名大家，为何要如此打击一个年轻人的积极性和信心，为什么就不能宽容和谦逊一些呢？

　　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不仅再次激起了金文明的怒火，甚至惹恼了文化圈子里一大批人，因为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未上市就遭遇盗版，书名为《霜天话语》，令余秋雨非常生气，公开发表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在这篇檄文中他写道：“一个人在大街上遇到抢劫，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

　　这样的措辞在金文明看来，无异于将写批评文章的作者形容成了妨碍他打击盗版的绊脚石，犯了众怒，此事一时间成为文化圈的一件无人不晓的大事。金文明自然接受不了这样不恰当的比喻，虽然时至今日他说到此事时仍然忍不住拔高声调，但是当时的金文明的确还没有立下出书的决心。

　　对年轻人的爱护之情才是金文明出书“咬”余秋雨的最大动力。金文明并不想针对余秋雨本人，因此记录差错的小卡片一放就是五六年，也就是仅仅当自己的资料存着，但是一次朋友间的闲谈让金文明觉得，出书一举事不宜迟。

　　朋友告诉金文明，上海出过一本《余秋雨散文赏析》，其中选了《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该书在注解中将原文的甘肃学台“叶炽昌”改正为“叶昌炽”，但并未标明这是余秋雨的差错，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买了此书给学生上课，当说到“叶昌炽”时，有学生拿着《文化苦旅》对老师加以“驳正”，老师只好尴尬地回答：“当然以余先生的原作为准。”这样一来，原本被纠正的错误再次走入了错误轨道。这让金文明好不心焦，他实在担心，很多文史知识会这样被以讹传讹。在朋友的鼓励下，他终于下决心将自己的小卡片公诸于众。

　　金文明特意将2003年1月新版的《文化苦旅》和2003年3月新版的《山居笔记》等全都买回家来，将一些曾经提请余秋雨注意的差错仔细比对，当时他想，只要余秋雨改正了，这本书也就没必要出了。结果令金文明非常失望，所有的错误依然故我。金文明不再迟疑，重新梳理自己五六年积累的小卡片，只花了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稿。因此，金文明笑称，这本书实在是被“逼”出来的。

　　不完全差错考辨

　　“舜逐三苗于三危”这句话是否出在《山海经》里？

　　考辨：各种版本的《山海经》都没有这句话。

　　吕洞宾是道家的始祖吗？

　　考辨：不是。“道家”是哲学概念，创始人是老子。余秋雨把他跟道教混淆起来了。道教创始人是汉代的张道陵。吕洞宾是唐代的道士，怎么轮得到他呢？

　　“洛西”能不能翻译成“洛水之西”？考辨：不能。洛水为东西流向的河水。只有洛北、洛南之称。就像上海的黄浦江自南向北而流，故有浦东、浦西之称，而没有浦南、浦北的说法。“洛西”指洛阳之西。

　　开凿莫高窟第一窟的前秦和尚的名字是“乐樽”还是“乐”？

　　考辨：古往今来的和尚哪有以“酒樽”为法名的。古代的文献和现代所有的权威工具书都作“乐”。

　　柳侯祠中的《荔子碑》是不是柳宗元手书的？考辨：不是。此碑为北宋苏轼所书。北宋隐士林和靖有没有妻子和小孩？考辨：历史早有定论：林和靖“不娶，无子”。史称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余秋雨想推翻这个定论，但毫无根据。

　　歌颂王安石变法的《巷议》十篇是不是李师中写的？

　　考辨：不是。应为吴孝宗所作。余秋雨“吴冠李戴”了。

　　苏东坡最后一个官职是“舒州团练副使”吗？

　　考辨：苏轼最后一个官职是“朝奉郎”，不是“舒州团练副使”。

　　“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两名诗的作者是苏轼还是苏辙？

　　考辨：这两句诗为苏辙所作，余秋雨先生把它拉到苏轼头上去了。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的吗？考辨：不是。当时范仲淹正在邓州任知州，不可能到岳阳来登楼作文。写作地点应在邓州。

　　朱权编过《神秘曲谱》吗？

　　考辨：朱权编撰的是《神奇秘谱》，不是余秋雨说的《神秘曲谱》。

　　托名“王敬轩”反对白话文的是刘半农吗？

　　考辨：不是。应是钱玄同。

　　附2：

　　秋雨“乐”了，大家笑了

　　金文明

　　在5月2日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作为综合素质评委的余秋雨先生，在点评时引了一句古语“仁者乐山”，他把“乐”字念成了lè。据说有上万观众打电话提出批评：这个“乐”字应当读yào，念成lè是错误的。余秋雨则通过媒体作了辩解，他说：

　　古代的读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千多年前孔老先生的确提出的是“乐（yào）山乐（yào）水”，但二千多年过去，我们到底是拘泥于传统的文言，还是用现在的通用语言来读解？

　　“仁者乐山”的“乐”古音读yào，但我用现代语音读lè也没有错。

　　这种辩解自在我意料之中。余先生是不会转弯的，任何批评也是多余的。本是小事一桩，作点说明即可，但余先生偏要一“乐”到底，偷着“乐”也好，明着“乐”也罢，让余先生自得其“乐”吧。这里，我只能纯粹从语言的角度谈谈“仁者乐山”的“乐”究竟该怎么读。

　　大家知道，无论是古代或现代，“乐”字都有两种常见的用法：一是用作名词，义为“音乐”，读yuè；一是用作形容词，义为“快乐”，读lè。但“仁者乐山”的“乐”却有所不同。这句话见于《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意思是说：智慧的人爱好水，仁德的人爱好山。两个“乐”字都是带宾语的动词，义为“喜好，爱好”。为了将这个“乐”字同前面两个常用的“乐”区别开来，大约从北宋开始，官修的韵书《广韵》就专门为它定了个“五教切”的读音，折合成今音就读yào。到了南宋时代，儒学大师朱熹又把这个规范读音写进了《论语集注》。由于朱熹在阐释儒家经典方面的权威地位，他的注音便广泛通行于全国，经过约定俗成，一直传承了下来。

　　关于《论语》里“仁者乐山”的“乐”字，其读音、意义和用法有没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呢？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有变，也有不变。所谓“变”，就是“五四”以后白话取代了文言，表示“喜好、爱好”的“乐”字，便不再作为活的语言因素通用于社会了。它只能以一个古义词的身份留存在历史的文献中。《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录“喜好、爱好”和yào这个义项和音项，原因就在于此。所谓“不变”，就是说：如果你在阅读《论语》时遇到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两句话，需要对人们讲解或诵读，那么这个“乐”字就只能仍然解释为“喜好、爱好”，它的读音也只能仍然读作yào。这里没有什么古义、古音向今义、今音的转变，而是古今一贯，不得随意乱解乱读。如果有谁不知道这个传统的读音，而稀里糊涂地把“乐山乐水”的“乐”念成“快乐”的“乐”（lè），那就只能由于自己的无知而贻笑大方了。

　　历代比较权威的韵书、字典和词典对于“乐”字“喜好、爱好”这个古义的读音是怎么记载的呢？从元代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清代官修的《康熙字典》和《音韵阐微》，民国年间的《国音字典》（1919年）、《中华新韵》（1941年）和《国语辞典》（1947年），一直到解放后修订的《辞源》（1979年）、《辞海》（1979年）和新编的《汉语大字典》（1987年）、《汉语大词典》（1989年）以及《现代汉语大词典》（2000年），可以说一无例外，都为“乐”字这一古代特有的动词义“喜好、爱好”专立了读yào的音项，而且没有哪一家说过yào也可以读作lè。由此可见，对于“仁者乐山”的“乐”，当代学术界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早已成为定论。余秋雨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强不知以为知，硬说自己读lè并没有错，显然是无稽之谈。当然，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差错。余秋雨不是专攻语言的，读错一两个字，本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分明错了，却还要乌龟垫床脚——硬撑，还要编出一套理论来唬人，则让我觉得有点可怜。秋雨先生活得真累。

　　（原载于2006年第8期《咬文嚼字》月刊“语林漫步”）

　　附3：

　　金文明vs余秋雨

　　沪上资深编辑金文明与当红散文大家余秋雨之间的论战似乎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余秋雨以不屑于再谈此类话题的姿态，使这场刚刚开始的论战成为一场没有对手的城下叫喊。

　　争论的缘起十分简单，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做过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退休后又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的金文明，从一个余秋雨散文爱好者的角度，发现了余秋雨散文中很多文史差错。写成多篇文章在《咬文嚼字》上发表，希望余秋雨能够在以后的版本中改正。但是，金文明后来发现，余秋雨对批评的态度是公开拒绝，而这些错误并非一般的细节问题，有的是余秋雨整篇文章的立论基础，因此他将近几年来阅读余秋雨散文记录下来的文史差错进行了整理，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辨，写成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了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中126处差错，7个有待商榷之处，每一处指正都有史料佐证，这本22万字的书共引用了170种古籍，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考证。

　　但是，余秋雨不以为然，他认为金文明太夸张了。在余秋雨眼里，金文明所谓的大量错误，有的是他不理解死文字与活文字的关系；有的是他不清楚学术文化界的现状，把历史学家新的研究成果当作了“错误”；有的是金文明读书太少，把自己没有接触到的材料说成是毫无根据；余秋雨认为，像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纠缠真伪难辨的文史细节，对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一片茫然，心中没有大文化，对年轻人创造性思维损害太大。

　　本来这些话题也还属于正常的学术争辨，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文章的末尾，余秋雨话锋一转，借沪上已故著名出版家、杂文家罗竹风之口对金文明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

　　被余秋雨称为“我的朋友”、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对这种含沙射影的做法十分不屑。认为偏离了学术探讨，是一种旁门左道，很不可取。郝铭鉴认为金文明对余秋雨的批评是有根据的，有震撼力的，金文明的文史功底远在余秋雨之上，由于工作经历以及本身的刻苦努力，金文明是个稀有人才。当年筹办《咬文嚼字》是罗竹风同意请金文明做编委，并多次对郝铭鉴说金文明很有学问。余秋雨的反驳文章郝铭鉴连看了三遍，他认为文章本身很失分，余秋雨对自己的差错完全不认账，他的反驳气势汹汹，强词夺理，玩弄论战技巧，缺少文化人应有的虚怀若谷的气度。郝铭鉴说，余秋雨过去对《咬文嚼字》一直说好话，但2000年选咬12位作家后，那么多作家被咬，态度都很好，惟有余秋雨没有表态。在这篇反驳文章中，更是流露出了对咬嚼派的一种情绪。郝铭鉴说任何文化的消费过程都是一个咬嚼的过程，咬嚼是文化生态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咬嚼，文化也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郜元宝在谈到金、余之争时说：涉及历史的文学写作都应该以尊重历史为前提，这似乎用不着多说。但有的作者并不服气，他们自认为有比历史更真实更重要的思想要表达，而表达这样的思想，是可以牺牲历史甚至捏造历史的。他们忘记了，他们那些重要思想为什么非得和历史绑在一起不可呢？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专家赵志伟说：我觉得余秋雨的“咬嚼派无补文化”的判断下得太武断，有失分寸。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咬文嚼字即其一也。你可以写你的大散文，别人也可以搞他的“小标点”。术业有专攻。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没有听说过桐城派作家批评乾嘉学派是没有大文化观的。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是金文明文章中提到的一个人物。他从金文明那拿到《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后认真研读了全书。他说金文明指出了100多处的“文史差错”，都是有根有据，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曲折有致。书中指出的许多问题，比如“洛西”不等于“洛水之西”，“华阳亭”不能漏了一个“亭”字，《巷议》的作者是吴孝宗而不是李师中，吕洞宾是唐朝著名道士，不是道家始祖，化名“王敬轩”的是钱玄同而不是刘半农，《荔子碑》不是柳宗元的手迹，等等，都是提得对的。不过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比较简单，比如将李师中写成吴孝宗，显然是因为在宋魏泰的《东轩笔录》中有一条记李师中和吴孝宗两个人阿谀王安石的事，余先生将吴的事记在李身上了。李伟国说，像这样的问题，如果不作太多的“考辨”，对方也不会“申辩”。

　　但李伟国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毕竟不同于文史学术论文，在某些问题上，似乎可以探讨、补充，而不足深罪。比如关于林和靖究竟有没有妻儿的问题，既然前人有两种说法，余秋雨先生在作品中使用了一种说法，尽管这种说法不是主流，将来在学术界甚至可能被彻底否定，现在余先生使用它，也不能说是大错。又比如说关于嵇康《广陵散》的传承问题，余秋雨先生采用的是一种比较通常的说法，这种说法富有传奇色彩，自然经不起古今学者的学术推敲(在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但作为文人的余先生借助这段故事来传达自己的感受，似无可厚非。范仲淹写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却没有到过岳阳楼，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来看，他实在没有欲为此事做学术翻案文章的意思，而相反，说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楼，也没有铁证。

　　还有如叶昌炽误作“叶炽昌”之类，则是明显的编校差错。李伟国说，金文明的这本新作既然是对别人所出的差错的考辨，肯定会特别注意自己不要发生差错，但差错毕竟是难免的，除了金先生自己已经发现的“知识盲点”“任匡卫理斯”以外，李伟国也看到了几处编校的疏忽，如有上引号没有下引号以及排字形近而误之类。

　　李伟国认为，余秋雨和金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人士和社会角色。金先生是一个十分专业的辞书编辑和编者，还出版过古籍整理著作，在他看来，对词语和文史资料的运用，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而且他又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倔劲，于是就有了“石破天惊”的“逗”和“咬”。余先生则是一位带有学者色彩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富含思想，优美大气，拥有数百万读者，享有较高声誉，他赞同一位先哲的说法，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没有对错，余秋雨并不想歪曲事实甚至篡改历史，但当有所思考、有所感悟，文思如泉涌的时候，他也会忽略一些他认为并不重要的细节乃至发生差错。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这样两种大相径庭的理念，现在发生了碰撞，这种碰撞对于读书界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人们可以参与讨论，从中获益。不过讨论要有良好的气氛，金先生和余先生素昧平生，但好像已经有了过节，从金先生的书和见诸报端的各种谈话来看，其间有不少话也是多余的。

　　据了解，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最近已被台湾一家出版社买去了中文繁体字版权，金文明为这本繁体字本除增加了几篇文章外，将原先4000多字的序改换成一万多字。金文明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一文(一万多字)也被转至台湾。这场争论是否会转移战场，不得而知，但广大文史爱好者以及爱好文史知识的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