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指自商代、西周到甲午战争以前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产生于夏代。但由于缺乏信史资料，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般从殷商、西周时期开始。

经济政治背景 夏、商、西周都是奴隶制社会。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奴隶本身，政治上实行奴隶主专政，而创造财富的奴隶却处于牛马不如的地位，生活毫无保障，人身没有自由。国王是最大的奴隶主，国家机器以国王为中心，形成了君主制。君主独断专行，对奴隶实行暴虐统治。奴隶常常被任意杀害，甚至成为奴隶主的殉葬品。为了摆脱悲惨的命运，奴隶们采取各种形式同奴隶主进行斗争。这一时期，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奴隶主往往采用宗教和神权的说教对人民进行统治。

春秋末期至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封建地主阶级,拥有大部分土地，广大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在政治上，实行地主阶级封建君主专制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起以地主绅士为中坚的庞大官僚机构，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广大农民没有任何参政议政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举行了大小几百次的武装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政治思想的分期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从内容上可划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等 3个时期。

殷周时期 商代、西周时期,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当时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世界观统治一切。在商、西周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与这种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的神权思想。统治者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宣扬君权神授，宣称国王是受所谓至尊无比和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命来人间进行统治的。周取代商，给君权神授观念以很大的冲击。周统治者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观点。这样，神的一元论逐渐过渡到天命人事并重的以德辅天的二元论。在周取代商的斗争中，周的统治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保民”、“慎罚”等政治主张，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开始。（见彩图[河南安阳小屯南地甲骨片,记有主宰人间的“帝”]）

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逐渐变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日趋瓦解，出现了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这是一个社会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奉”，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恢复社会秩序，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认识出发，提出救世方案。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的政治控制不十分严格，社会上没有绝对的权威，言论相对自由。特别是由于战争年代，各国很需要人才，知识分子的地位较高，因而他们言政议事也较为积极而较少顾虑，形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著名的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说等。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幻想回到相对统一、相对安静的西周社会,以周礼为标准统一人们的言论和行动,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他向各国统治者呼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用“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人民和处理一切人际关系。他向统治者建议以德治国，以刑辅之,但同时又提出以宽济猛,以猛济宽的治国思想。他要求人们加强道德修养，遵守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强调人治，主张“举贤才”。生于战国时期的孟轲则认为解决时局的关键是实现中国的统一，而只有“不嗜杀人”的仁人才能统一中国。他发挥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了仁政说，认为“政在得民”，并进一步发挥了西周后期的民本思想。他的学说被统治者视为迂阔，孟轲之后的荀况肯定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纠正了其不周世用的迂阔之处。他既主张尊君，亦提倡爱民；既提倡“隆礼”，亦主张重法，并对礼作了系统的发挥；他一方面宣传仁义道德，同时也宣传刑罚法治。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

法家代表商鞅、韩非主张富国强兵，提倡耕战；尊崇暴力，强调法治，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任法不任智，提出了“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的观点，否认一切伦理道德，主张用武力进行统一；要求强化社会组织，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他们还主张绝对君权，宣传独裁政治。

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提倡无为而治,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反对一切法律制度和物质文明。道家要求人们谦虚退让,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它赞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尚同，强调把天下的思想统一于天子，统一于天；主张尚贤，即用人唯贤；提倡兼爱，非攻，揭露不义之战的罪恶。

农家学派的党徒们主张君民共耕而食，无上下等级的区别。

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 这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并吸收其他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三纲五常”说发展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以下3个阶段：

① 儒学独尊和儒学神学化，即“三纲五常”说神学化阶段。秦王朝实行法家政治统一了六国，但把法家学说绝对化，迷信暴力，导致速亡。汉代君臣和思想家们认为，秦的速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针对当时民生凋敝的情况，他们主张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借以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于是博采道、儒、法诸家之长的黄老之学便应运而生。黄老之学主张清静，倡导无为而治，对人民的事务实行不干涉或少干涉的政策。但道家思想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只能在大的政治动乱后起暂时缓解作用，不能作为长期的政治指导方针。由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统治者虽然不肯完全放弃法家的政治学说，却不愿公开采用法家的主张，因而以温和、稳健、文雅为特征，强调入世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推崇的学说。经过陆贾、贾谊等人提倡，到汉武帝时,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董仲舒的儒学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是经过改造的，以儒家学说为骨干，吸取了阴阳家、道家、法家某些思想的新儒家学说。它在哲学上宣传“天人相与”,政治上宣传“君权神授”,伦理上提出系统的“三纲五常”说，并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到了东汉，新儒学发展成为谶纬神学，蜕化成预卜吉凶的迷信。

② 儒学玄学化阶段。晋初，国家暂时统一，不久又出现“八王之乱”，随后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南北对峙，征战无已，社会非常黑暗。由于社会动乱，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知识分子常因言语不慎而遭大祸，社会上形成恐怖气氛,人们不敢鲜明地表达政见,因而出现了提倡道家学说,宣传虚无,主张无为而治的玄学。何晏、王弼等玄学家通过注释《老子》、《庄子》、《论语》、《周易》等诸子经典，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利用道家思想中的道和“自然”等范畴来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宣传“名教本于自然”，实行儒道结合，儒学被玄学化。此外，以曹操为代表的法家思想，鲍敬言的无君思想，傅玄的务实思想，《列子》书为代表的纵欲思想等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影响。

③ 儒学哲理化阶段。隋、唐和两宋仍奉儒学为官方政治哲学。为了强化儒学的吸引力和控制力，唐朝的韩愈著《原道》，把儒学提到“道”的高度来认识和宣传，给儒学蒙上了一层哲理的色彩。宋朝的统治者和一些知识分子总结了历史经验，又吸收当时流行的佛教、道教的某些内容,把儒学和佛道结合起来,使儒学哲理化，形成理学。以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派别,而以南宋陆九渊,以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是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尽管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哲学观点不同，相互攻讦,但它们的思想核心都是为了维护“三纲五常”,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君权和封建统治秩序天理化。他们认为凡是同“三纲五常”教条相违背的便是“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此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限制人民的合理要求。他们还夸大人的精神作用，大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认为只要人的意诚、心正,天下便太平了。程朱理学在南宋中后期，取得了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地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配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达六七百年之久。

政治思想领域争论的主要问题 中国奴隶社会中，政治思想方面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天命还是强调人事。商人尊神,强调天命；周人尊礼,强调人事，因而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记载。

在封建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争论的问题主要是：

礼治与法治 礼治是儒家的政治主张，法治是法家的治国方略。礼治强调防患于未然，用温和的手段解决问题。法治强调事后的惩罚，用暴力对犯法者进行威慑。方法不同，目标则一，都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为目的。

儒家否认人类平等,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并且认为“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通义”。他们试图建立一套以等级制度为特色的社会规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各安其位，互不相侵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汉朝的贾谊，宋朝的司马光、王安石以及明儒、清儒都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礼的言论。法家不否认等级制度，但他们认为治国在于赏罚。他们提出了“任法不任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大法”，“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等法治原则。他们鄙视伦理道德，迷信暴力，认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十者是亡国之物，宣传君主独裁和君主至上。他们把法治建立在暴力、独裁和君主至上等原则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礼治和法治的争论，是在德治和刑治的争论中体现出来的。

德治与刑治 德治与刑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以德服人,以刑辅之,后者主张以力服人。前者是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后者是法家的政治主张。儒家主张用礼约束人，用教化的方法感化不守礼的人。孔丘说：“为政以德。”孟轲说：“以德行仁者王。”儒家主张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恻隐、辞让、恭敬、是非之心，可以通过教化，潜移默化地使人人皆为尧舜。他们认为这种心理上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造，是最好的办法。孟轲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他们反对法家惩办的办法，认为“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能杀人，不能使人仁”。法家认为人性是恶的，“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的办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提倡暴力政治，主张以力服人，“以刑止刑”。韩非反复强调“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等暴力思想。

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关于德治与刑治的争论。两汉时期，桑弘羊认为治民需“绳之以法，断之以刑”，而贤良文学的代表则主张治国应该“蓄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盐铁论》）。唐初，有魏徵和封德的争论。魏徵主张以教化为治，封德则强调“秦任法律，汉杂霸道”。南宋朱熹和陈亮也有“王霸”的争论。朱熹强调王道，陈亮主张“王霸并用”。朱元璋虽用刑严厉，但他曾多次颁布诏书，驳斥刑治的建议。后世的政治家们把德刑看作是治国理民必不可少的两手，或刑德兼施，或外儒内法。

人治与法治 儒家主张人治，强调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聪明才智、威信和影响来统治。他们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寄托于少数统治者。他们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又说:“有治人,无治法。”因此，他们不重视法制建设，而强调官吏的选拔，人才的使用；主张选贤任能,俊杰在位,并十分关注统治者以身作则的效用。孔丘告诫统治者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法家强调一切从法，认为“一民之轨莫如法”。他们认为只凭某些人的主观意旨，就是像尧那样的圣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相反，如果法律修明，一个中等资质的君王也能治理好国家，“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用人》）。法家的所谓法治强调的是暴力统治和严刑峻罚，他们所主张的君主独裁和君主至上，是同他们的法治原则相矛盾的。因此法家提出的法治原则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认真执行。中国古代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实际上仍是德治和刑治的争论。

义理与功利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长期存在义和利的争论。儒家学派强调义理，认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封建伦理道德是立国之本孔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轲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他们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并不反对利，但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对“见利忘义”。法家学派强调功利，否认道义，为了求功利，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宣传功利，提倡耕战，强调人人都“不能以非功罔上利”,“富贵之门,必出于兵”。韩非指斥孔丘、墨翟、曾参、史鱼等学问家是无用的人。

围绕着义理和功利,儒法两家长期互相攻击,并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法家攻击儒家为“六虱”,为“五蠹”之一。儒家攻击法家急功近利，刻薄寡恩。汉代后虽已没有纯粹的法家和儒家学派，但义利之争并没有停止。宋朝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义利之争，朱熹和陈亮的“义利之辩”，即系这种争论的继续。

家天下与公天下 据传，夏代以前，尧舜禅让，实行公天下；夏禹传子,开始了家天下。秦王朝建立后,嬴政视天下为己有，自名为“始皇帝”，希望后世传之无穷。以后历代帝王都实行家天下，视家天下为当然。但是,历史上也存在着公天下的思想。如《周书》记载: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警告说：“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六韬》记载：太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吕氏春秋》也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都主张“公天下”，反对“家天下”。王夫之指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死生，公也”，又说：“天下非一姓之私”等。

民本与君本 民本论者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重视人民，爱护人民，国家才能太平，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西周以后，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典籍中,随处可见。如《尚书》记载：皋陶说,治理国家“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逸书》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记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左传》记载：“国将兴，听于民”。孟轲将这一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在《孟子》书中充满了“保民而王”，“仁者无敌”，“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之类论说。西汉的贾谊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唐朝柳宗元提出官吏是“民之役，非以役民”的重民思想。清末唐甄也强调：“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十分宝贵的部分。

同民本思想相对立的是君本思想。君本论者认为君主至高无上,无论多么坏的君主，都不应该被废置,“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语）。君本论者主张君主应用权术来驾驭臣民，把臣民玩弄于股掌之上，视臣民如奴隶。他们强调民主的绝对权威，说“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韩非语）。他们不考虑人民的要求，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韩非说：“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又说：“适民心者,恣之行也。”他们认为,人民不认识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英雄”的帮助，因为,“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等。汉文帝时的黄生,坚持韩非的观点,反对汤放桀,武王伐纣,认为“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并说皇帝如冠，“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汉书·辕固传》）。唐代李世民也告诫“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清代雍正则宣传“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义当唯知有君”。

绝对君权与相对君权及无君论 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家提倡绝对君权,认为君权至高无上。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韩非说:“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他们认为君主的话就是绝对真理，任何人都不能提出批评意见，贬斥历史上疾争强谏的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一类人物，说这些人“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他们更不许人民议政，商鞅变法时，既不允许人民对他的法说坏话，也不允许人民对他的法说好话，认为凡是对法褒贬的人“皆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

孔孟儒家学派也讲君臣父子之义，提倡尊君事亲之道，但他们讲的君权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君享权利，也要尽义务，君如果不尽为君的义务，臣就有理由不尽为臣的义务。孔丘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孟轲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与绝对君权相对立，晋朝鲍敬言提出无君论，他指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宋末邓牧著《君道》,幻想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官吏的无政府社会。明末黄宗羲在《原君》中，对君权进行猛烈的批判。

均平与差别 均平与差别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争论中的一个主题。社会财富分配过分不均，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因此，在政治思想领域必然产生均平、平等思想。孔丘早就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礼记·礼运篇》也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董仲舒亦反对大富大贫，主张小富小贫，王安石变法有均贫富的内容。至于历代的农民起义，无不以“均贫富”作为自己的口号。

与均平思想相反，一些思想家主张差别，反对均贫富。韩非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是勤劳与节俭的结果,穷人之所以穷，是懒惰与奢侈之所致，如果“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韩非子·显学》）。宋代苏辙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攻击王安石“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的做法。司马光也攻击王安石均贫富的做法，他说贫富的悬殊是人们聪明才智不同而决定的，不是贫人养活富人，而是穷人依靠富豪生活，如果富人穷了，穷人也就失去了依靠，一旦国家有难，“凡粟帛军需之费，将从谁取之？”（《司马温公文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西周实行分封制，导致诸侯王地方割据，尾大不掉，周天子名存实亡。秦始皇、李斯惩西周之失，废封建，置郡县，加强中央集权，引起了以淳于越、王为代表的分封论者同秦始皇、李斯为代表的郡县论者的一场大争论。分封论者强调“师古”，认为淳于越等所说，“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秦王朝的速亡,有些人以为是废封建导致孤立所致,于是分封之议再起。汉王朝实行折衷的办法，郡县封国并行。汉王朝立国不久,同姓王们坐大,最后出现了“七国之乱”。贾谊、晁错等人极言封国之弊,大声疾呼,向汉文帝、汉景帝上书，力主削弱地方势力。西晋王朝建立前后，曹、陆机等人又鼓吹分封制，强调“古之王者，必封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又说,分封“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西晋初，部分地实行了分封制，不久即酿成了“八王之乱”，埋下了西晋覆灭的祸根。唐王朝建立之初,肖宣扬“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而速亡”的论调，由于魏徵等人的抵制，这一主张才没有得逞。武则天以后,刘秩等人又主张这种理论,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非古之道”；“郡县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唐朝中后期，适应藩镇割据势力的需要，分封论调再次出现。柳宗元写下《封建论》，给分封论调以有力回击。《封建论》一文总结了秦汉以来关于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的争论。明初也有削藩和反削藩的斗争。

用人唯贤与用人唯亲 中国古代除了皇家确定继承人是按照“以长不以贤”的原则外，选拔辅佐人员时都是主张用人唯贤，德才兼备。“尊尊亲亲”主要是皇亲贵族在物质利益上的特权，不是选拔人才的原则。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发生用人唯贤还是用人唯亲的理论争论，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充满用人唯贤与用人唯亲的斗争。针对用人唯亲的政治现象，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发表了大量的用人唯贤的论述。《尚书》提出“明明扬侧陋”（提拔那些地位卑贱，但却贤能的人）的原则，孔丘则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墨翟说，用人应该“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孟轲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荀况也有许多论述。以后历代都有提倡用人唯贤，批判用人唯亲的言论。如汉武帝求贤，强调“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唐朝李世民更是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常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虽朕至亲，亦不虚授。”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以上十个方面的问题只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争论、讨论、议论最多的问题，并不是全部，此外，如爱国主义思想，无为而治思想，工商皆本思想等也时有讨论。

特点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点如下：①内容的现实性。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所涉及的问题一般都是现实政治的反映或政治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一个王朝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往往成为后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政治思想的素材。他们思考和论证往事的得失，为后代的统治者提供新的治国方针，以纠前代之失，绝少抽象的思辨和繁琐的论证。②内容的稳定性。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关系很少变化，与此相适应，政治思想方面的变化也很少。在长达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思想的表达形式虽有从神学到玄学、从玄学到理学的变化，而神学、玄学、理学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奉天法古，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争论的问题也一般是人治和法治、德治和刑治、王道与霸道、民本主义和君主至上、相对君权和绝对君权、尊贤和亲亲、均平和兼并、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义理和功利等。③政治思想的伦理化。纵观中国历史，法家思想家虽然排斥伦理道德，但这种思想并不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孔孟政治思想为主体并融合其他各家学说的新儒家思想。它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起来，虽不一般地反对暴力，但却更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为政以德”，宣传“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把三纲五常视为治国之本。伦理化的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 老子

　　春秋时思想家，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二、孔子

　　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

　　三、 邓析

　　春秋末法家先驱，名家。郑国人。曾任郑国大夫，并创 办私学，以所作《竹刑》（写在竹简上的法律）教人，宣传法治，“民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吕氏春秋•离谓》）。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究之词”，对后来辩者颇有影响。《汉书•艺文志》著录《邓析》，系后人托名所作。

　　四、 曾子

　　以孝行著称。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又主张“慎终（慎重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等。《大戴礼记》中多记载其言行，相传《大学》亦为其所著。后世封建统治者尊其为“宗圣”。

　　五、子思

　　战国初哲学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相传曾受业于 曾子。宣扬儒家道德观念“诚”，以为“诚”是世界本原，以“中庸”为其学说核心。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后世封建统治者尊其为“述圣”。

　　六、墨子

　　春秋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承袭殷周传统思想形式，但增入“非命”与“兼爱”等内容，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以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处世奉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精神。其“非攻”思想，反映当时人民反对战争的意向，其“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为反对贵族“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又重视生产，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七、庄周

　　他继承并发展老子“道法自然”观点，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为文汪洋恣肆，想象奇丽

　　八、 荀子

　　其学说总结先秦诸子学术思想，对古代唯物主义有所发展。如反对天命、鬼神迷信之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思想。如以为人能通过“天官”（感官）及“天君”（心）之知觉认识客观，并强调思维优于感觉。又认为“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为获得正确认识，必须使心“虚壹而静”。与孟子“性善”说相反，认定人性生来本“恶”，“其善者伪也”，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可以为善。其政治观为“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坚持儒家“正名”说，强调尊卑名分，主张“法后王”（效法文、武、周公之道）。

　　九、董仲舒

　　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为一，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其说以“天人感应”说为中心，以为“君权神授”，“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等表示愿望或谴责。又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以论证其“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并宣扬“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

　　十、 扬雄

　　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观点，而重视儒家的学说，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

　　十一、王充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论学以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即“气”之运动产生万物。自然界之“灾异”，是“气”变化之结果，与人事无关。又以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遣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遣告》），人之生命与精神，均以“精气”为物质基础，“死而精气灭”（《论死》），不承认有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

　　十二、 嵇康

　　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在哲学上，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均禀受元气而生。又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主张返回自然，厌恶儒家烦琐礼教。刘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主要有三种，分别是：

1、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集中在论语中。孔子从探讨人的本性入手。

认为人的先天本性相差不大，个性差异主要是后天形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以他注重后天的教育，主张“有教无类”。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

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表现启发性教学原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习和行动相结合，要求学以致用。

2、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思想：墨翟以"兼爱"和"非攻"为教，同时注重文史知识的掌握 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使用技术的传习。 对于获得知识的理解，墨家认为，主要有“亲知”、“闻知”和“说之”三种途径。

前两种都不够全面和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

3、道家思想：道家主张回归自然、"复归"人的自然本性，一切任其自然，便是最好的教育。

扩展资料：

中国古代教育主要是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由博返约，长善救失、教学相长，言传身教、尊师爱生。

教育思想 有助于人们理智的把握教育现实，使人们依据一定的教育思想从事教育实践。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有助于人们合理的预测未来，勾画教育发展的蓝图。

参考资料：

古代中国主要的哲学思想包括以下3个：

1、上古哲学思想，指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中国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从殷代后期起，经历了殷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殷周之际是古代思想的起源时期；西周则学在官府；周室东迁前后，官学崩溃，这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一阶段。

2、周王东迁以后的思想，以至春秋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二阶段。孔墨显学，战国百家并鸣之学，周秦之际的思想，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三阶段。

扩展资料：

中国哲人出现的具体历史机缘，既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性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个性。中国哲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得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入世品格；中国哲学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事，使得中国哲人总是饱含忧患。

每当中国哲学处于这样一个集中发展时期，学派之多人才之盛思想之自由学术之开阔，都会达到一个高峰。中国哲学之兴衰系于中国社会之兴衰，同时也造就了民族精神的个性与内涵。

-中国古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