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把事物诸因素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思想。随着系统思想的产生，逐渐形成了系统概念和处理问题的系统方法。许多古籍，如《孙子兵法》、《黄帝内经》、《易经》、《老子》等，都有不少应用系统思想观察和认识事物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生动事例。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系统思想表现在治学和社会实践的许多方面，而在朴素的宇宙观、中医学说、军事理论、农业生产和大型工程实践中尤为突出。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指导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系统方法。本文论述了天、地、人统一整体思维模式,并对系统方法在古代军事、医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论证。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献记载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中华民族的典籍文献，夙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这些丰富的典籍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并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要求今人对现存中国古籍作系统整理与研究，首先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在中国历史上，像编纂《中国古籍总目》这样在全国图书馆界、学术界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清理，尚属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具有开创性与总结性，堪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

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献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总目录，是文献学界、图书馆界多年的共同理想。中国历代有编纂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的传统，并重视书目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作用。史志与公藏目录多反映各朝皇家或官府的典籍积累，私家藏书目录则较多反映民间的文献收藏，两者各有局限，互为补充。收罗完备、着录详明、体例精严的总目录，惟有文献典籍大多归于公藏，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开展联合编目的当代，才有可能产生。近代以来，各大图书馆逐步积累的馆藏古籍记录与各学科专家合作编纂的专科目录，是《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大型书目，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提供了文献调查与收集、书目汇总与校订的成功范例。

相信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已经看到过一则非常让人震惊的消息，那就是在5月18日的时候，20万页的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到了我们的眼前。这让很多网友在表示非常震惊的时候也表示非常的疑惑，究竟这群专家是用怎样的方式来做到这样的地步的，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来看一下。

根据网络上相关的信息表明，在世界博物馆日的这一天，海外古籍数字化回归发布会，在中国的科技馆直接进行了相关的发布会。一大批珍藏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文古籍善本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到了自己的家乡，并且直接落地在了这样的平台之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首批20万页古籍首先回归到自己的家乡里面，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后可以方便更多的人来去检索和查询这样的书籍。

而在这一切的最后的最大的功臣就是一位七旬的老人。这位老人家就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的教授成陈立，这位老人家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并且直接奔走联系了加州的大学伯克利分校，希望你用现代化的技术，能够让收藏在这所学校的中文古籍得到相关的修复，并且能够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到自己的本土里面。所以这才有我们所看到的一面，才能够最终看到有四十多种宋元真本向公众开放。才能让这一批流失在外面的书籍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乡，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这样的技术，能够将这些古籍回归到自己的家乡，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非常的去佩服的。也很佩服这些技术团队和专家，能够联手开发这样的系统识别，这不仅仅是对这批古籍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对于以后流失在外国的相关的书籍也有着非常强大的作用。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教育专著。全文只有一千二百二十九个字，对教育目的、学校制度、教育原则、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作用等问题，都作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写得非常精练，非常深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奉为经典，用以指导设学施教，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学记》是我国古代教育论著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的宝贵文献。

一

《学记》提出了“尊师重道”的思想，是可贵的，在中国教育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学记》既然把学校教育当做“建国君民”的重要武器，因而对于执行教育工作的教师，必然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学记》）这就是说，教师的地位同神圣的祭祖礼仪中的“尸”一样受到尊敬。封建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臣民，只有在他们“为尸”或“为师”时，才不以臣礼对待他们。虽然天子为“贵”，也须免除老师对自己“北面而朝”的臣下之礼。

封建社会的“尊师重道”，其目的在于把教师当作整个封建思想体系的代表，企图通过“尊师”来尊重封建的“道”，维护封建统治。因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所以《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个“尊师重道”的思想，被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者利用为进行统治与巩固统治的武器之一。但就《学记》提出对教师应严格要求，并号召社会上尊师这一点来说，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二

《学记》关于教育制度和学校管理方面总结的主要经验为：

一是健全学校教育制度。《学记》记录了中国古代学校制度。“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说明，中国古代，也曾广设学校以施行教育，它的制度，是每二十五家设立“塾”，以教闾巷中各家的子弟；每五百家为党，党内设立“庠”，以教闾塾中所升入的子弟；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即术），遂中设立“序”，以教党庠中所升入的子弟；天子的首都或诸侯的国都，设立大学，以教天子诸侯等贵族的子弟和遂序升入的学习成绩优秀的子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学校的设置，是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十分周全，这也是政教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种反映。

二是严格考试制度。《学记》曰：“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大学每年有新生入学，每隔一年要考查他们的学业成绩。第一年，考查他们是否能分析经义和章句。辨别自己的志愿，决定学习的趋向。第三年，考查他们能否专心学业和同学之间是否融洽，共同研习。第五年，考查他们学识的广博和亲近老师的程度。第七年，考查他们议论学业是非能力，以及能否择其善人为友；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都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小成”。到了第九年，就应该考查他们能否做到推理论事，触类旁通。虽独自立说，却不违反老师的教诲，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大成”。经过这样学习后，将来就足以教化民众而变易旧的风俗，并且使周围的人心悦诚服，远处的人响往来归。这就是大学的教育宗旨。

《学记》在这里讲的是大学的修业年限和视学制度。大学修业九年，分前七年后二年两个阶段。每两年考查学生成绩一次，每次考查都有重点，而且不仅考查学业成绩，也考查操行成绩。这可能是《学记》作者的设想，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学年制度、班级授课制以及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教学计划。然而这种设想也是可贵的。

三是重视开学典礼。“大学始教，皮弁祭莱，示敬道也”。这说明大学开学的仪式是很隆重的。在开学时，由官吏穿着礼服，供奉祭莱，举行祭礼，以示尊师重道。“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在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要学生朗诵《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表示君臣宴会作乐，上下和睦。教育学生学习是为了做官，管理国事。今天看来，这目的的本身不可取，但重视目的教育是对的。因为在隆重的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可以使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取得良好的效果。这说明古人对目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我国至今仍继承了这种优良的传统。

四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学生要按鼓声打开书箧，如今天学生按着铃声上课一样，可见学习纪律是严格的。目的是使他们重视学业。至于“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体罚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棍棒纪律，与我们今天提倡的自觉纪律是不相容的。

总之，《学记》在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方面的论述，有的到了两千年后的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有的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并不奇怪。

三

《学记》的教学论思想，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教师应启发诱导，学生应积极思考，自觉学习，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

《学记》分析教与学是“学学半”的关系。第一个“学”字应读“效”，是教的意思；第二个“学”字，是学习的意思。“学学半”是说教与学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教学是两个方面活动的统一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质量的好坏，一方面在教，一方面在学，学习的人，也是一方面靠人来教，一方面靠自己去学。教师虽然以教人为主，但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必须加强自学。所以教师也是教人和自学两方面的结合。

人的发展是受遗传、环境和教育三个基本因素所制约的。究竞哪一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呢？历史上的教育家曾经争论不休，它反映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学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的用意是强调“学”。说明人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两千多年前，《学记》就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

教学是师生双边话动。不仅要有救师的积极性，还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要是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历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学生的思考活动，要求他们把“学”与“思”紧密地结合起来。 《学记》对“学”与“思”的关系，认为既学且思，学思结合。这种学思并重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教学理论和实践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学记》从启发诱导和学思结合的指导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有益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关于教学原则有如下几条：

（—）启发诱导原则

启发诱导的原则，现在通称启发性原则。可以说它是《学记》中最基本的一个教学原则。

《学记》作者说：“君子之教，喻也。”所谓“喻”，在这里可以说是启发诱导的意思。《学记》认为教师教学的基本特点是要善于启发诱导，并进一步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只有善于多方启发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可见把启发性原则提到很高的高度。《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观而弗语”、“开而弗达。”就是说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经常加以检查指点，启发诱导，但不要灌输，不要包办代替，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

（二）教学相长原则

学无止境，教也无止境。教师应当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学记》作者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可见《学记》不仅提出了教学相长的原则，而且还从教与学两个方面精辟的论述了这个原则：

首先，从教师方面讲：“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教的过程也就是学的过程，教与学是彼此相长、互相促进，不断提高教学的水平。教师通过教学感到困难，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从而督促自己再努力学习提高。这种情况，凡是从事过教学工作的同志几乎都有这种体会。开始时认为自己差不多了，教课没有问题，但一到上课，就感到有些地方讲不清楚，更不能深入浅出的生动传授知识，这时才体阶约夯购懿还唬枰樾难埃饩褪恰敖倘缓笾А！薄爸А比缓蟛拍堋白郧俊薄BR> 其次，从学生方面讲：学生从老师的教中获得知识，但需要自己刻苦钻研，努力学习，才能不断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学习是一种实践活动，通过学习实践才能体会到学习的好处和难处。愈学兴趣愈高，眼界愈开阔，也就愈感到自己的贫乏，从而发奋“自反”，求得长进。所以说：“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根据上述理解，可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需要不断学习，除了学习书本，师生还要互相学习，特别是教师要注意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共同提高。“故曰：教学相长也。”《学记》提出的“学学半”的主张也是对“教学相长”思想的高度概括。

《学记》提出的教学相长原则，具有辩证法思想因素，它发挥了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思想，揭示了教学工作中的客观规律。

（三）循序渐进原则

《学记》对于循序渐进的论述，比我们通常说的系统性原则，含意要广，内容要多。它包括了系统性、量力性、以及因材施教等原则的内容和要求。《学记》对于如何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提出了两点要求：

首先，“学不躐等也”，教学要有系统性，教学的系统性，是科学知识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任何科学知识，都具有严密的逻辑系统，教材是有一定的连贯顺序的，学生的学习是新知继旧知，以旧引新，循序渐进。俄国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乌申斯基在论证系统性时曾说过：“当然，只有本着事物自身的合理的知识体系，才能使我们有充分的可能来掌握知识。一个人的头脑如果充满了许多零碎而不联系的知识，就会象杂乱无章地堆着各种东西的仓库，这里连仓库主人也什么都找不到。至于一个人的头脑中只有体系而无知识，就象商店一样，它的每个柜子都贴着东西的标签，但是柜子里是空的。”（转引自苏联达尼洛夫、叶希波夫编著《教学论》第197页）乌申斯基的这段话非常生动形象的说明，教学不按部就班地系统地进行，就会“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陷入混乱的境地。只有掌握加法的概念和判断，才能进而顺次掌握减法和乘法的概念和相应的判断推理过程；只有掌握了力的概念，才能进而顺次理解重力、压力。任何打乱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超越学生的接受能力的做法，都是违反教学规律的。

其次，“不凌节而施”。这句话汉代郑康成解为“不凌节，谓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救幼者钝者以大也。”孔颖达解为“不凌节，谓年才所堪，不越其节，分而教之，所谓孙顺也。”依照他们的解法，要从学生的年龄和才能出发，因材施教。《学记》说，“当其可之谓时。”这是孟子所说“时雨之化”的“时”，其意义是说，“教育工作必须及时进行，如果失之过早，它就不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需要。相反，如果失之过迟，则学生的要求可能已经消失，也不容易使他们接受。这样不合时机的教育，《学记》认为，必然是‘勤苦而难成’，达不到教学的预期的效果”。所以《学记》提出“不凌节而施”的要求。“不凌节”就是教学不要超越学生的实际情况，不要教小的、钝的学生太多太深的知识，超越他们的接受能力，使学生“吃不了”；也不要对大的、有才能的学生，教的太浅太少，使他们“吃不饱”。《学记》要求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做到“教不凌节”，“学不躐等”，循序量力地进行教学。《学记》主张“幼者听而弗问”，为的是“学不躐等也”。“良冶之子”之所以“必学为裘，”“良弓之子”之所以“必学为箕”，“始驾马者”之所以要“反之，车在马前”，都是说明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循序渐进而不“凌节”的意思。《学记》反对“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因为它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凌”了“节”。夸美纽斯曾说过：教材讲解要注意一贯性和连续性。并提出“使先学的东西为后学的东西开辟道路。”梁启超讲得更通俗：“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教育政策私议》）孔于亦有“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评论。（《先进》）中外学者这些话都说明，教与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要想“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的。（《孟子梁惠王上》）现在，有的学校搞突击、搞竞赛，搞题海战术，片面追求升学率，都是违反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即使偶而见效，也决不会持之久远，不少学生通过突击升入大学后，功课跟不上，就是例证。殊不知“多则惑”，“欲速则不达”。

（四）“藏息相辅”原则

“藏息相辅”原则，也就是课内与课外、劳与逸相结合的原则。《学记》认为课内是在规定的时间传授正课，“时教必有正业”；课外应有休息、游戏和作业，“退息必有居学”。《学记》还认为，正课固然重要，课外活动也是不可少的。因为课外各种有益的活动，不仅可以成为辅助正课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引起学生对正课的兴趣，加深对正课的理解。如果课外不学“操缦”（杂曲）、“博依”（歌咏）和“杂服”（洒扫）等技艺，课内就学不好“弦”（即乐）“诗”和“礼”。因此，必须要求学生做到课内课外相结合，劳和逸相结合。所以《学记》指出“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如果不提倡课外的技艺，学生就会学不好正课。因此，善于学的人，学习的时候，就努力学习；休息的时侯，就尽兴地搞课外活动。“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这样使学生能够“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过去学校一般不重视课外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还是对课外活动没有足够的重视。《学记》能在两千年前，就强调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的《教育学》，没有把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列入教学原则，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课外活动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安排得当，对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加速培养人才，是大有好处的。苏联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实验的学校里，十分重视课外活动的开展，在仅有六百多学生的学校里，课外活动小组就有一百二十多个。学生每天都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这所学校为苏联培养了不少出色的人才。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五）“相观而善”原则

《学记》提倡“相观而善”。认为学友间要互相交往，以便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所以视学的时候要考查“论学取友”。在谈到“藏息相辅”原则的作用时说它可以使人“乐其友”，并把“师”、“辅”（友）并称。因为同学、朋友之间可以“相观而善”，相互学习，相互切磋，人人都有优点。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可以得到长进。相反的情况，便是“独学而无友。”一个人冥思苦想，有问题无处可商量，久而久之，成为“孤陋而寡闻”的井底之蛙。

但是，《学记》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学友间的任何交往都会是互进有益的，获得“相观而善”的好处的。相反它提醒人们，如果结交的是些酒肉朋友，整天言不及义，那就会使人忘却老师的教训，忘却学习，荒废学业。这就是“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所以，为了自己的长进，应注意结交好朋友，不要交坏朋友。这可以说是孔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思想的发展。《学记》对这个问题的可贵之处，是首先看到交往的有益作用，加以肯定和提倡。而不是一叶障目，因噎废食。这不能不说是《学记》的又一难能可贵之处。

（六）长善救失原则

《学记》对长善救失原则的论述，是积极的辩证的。它认为由于学生“心性”不同，“心之莫同也”，在学习上表现出四种不同类型的缺点：“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学记》可贵之处不只是在于概括地指出了学生学习上普遍存在的这四种缺点，更主要的是它进一步揭示了产生四种缺点的原因，提出了积极的辩证的教学方法。《学记》说：“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段话说明两层意思：一方面，由于学生个性的差异，学习的情况也不相同。教师要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知其心”，“尽其材”，然后才能“救其失”。另一面，对学生的缺点要全面分析，既要看到坏的方面，也要看到好的因素。《学记》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要发扬的是什么，但古人的注解中有过这样的解释：“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意思是说，“或失则多”，学习中贪多务得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引向渊博的因素；“或失则寡”，学得过窄，孤陋寡闻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也含有变为专深的可能；“或失则易”，轻率勇为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包含有勇于进取的因素；“或失则止”，畏难而退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安分守己，导向扎实的可能。学生这些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归纳起来，“不是失之太过，就是失之不及”。就“多”、“寡”、“易”、“止”本身来说，是四种“失”。但就它们所包含的“渊博”、“专深”、“进取”、“扎实”的因素而言，又可以说是优点。好与坏，得与失是辩证的统一的。所以，教师一定要全面的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要有“两点论”。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他们“至学”的“难易”，资质的“美恶”，培养学生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依靠优点，克服缺点，扬长避短，长善救失。这就是“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学记》对这个原则的阐述，既包含重视正面教育的意义，又包含有因材施教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

至于《学记》对教学习方法的论述，不甚具体。一般是结合教学原则来谈的。现归纳为讲解、问答、练习和类比四种方法，分述于后：

（一）讲解法

教学离不开讲解，讲得好坏，除了正确地掌握内容以外，关键就在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严密地组织教材。因此，《学记》向教师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约而达”。就是说教师讲课要扼要，将主要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不要罗嗦，更不要含糊不清，做到简洁透彻、少而精。

第二，“微而臧”。教师讲解要有重点，既要扼要，又要精辟；既要把教材的精华讲出来，又不要平铺直叙，平均使用力量。要做到“尝一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

第三，“罕譬而喻”。意思是举例不在多，却很能说明问题。教学少不了举例，“举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要是例子典型，有代表性，用得恰到好处，就能化抽象为形象，化深奥为浅显，开导阻塞，启发思维。“例不在多而在精”。“例子多了，就会喧宾夺主，淹没论点，学生只注意事例，不注意理论了”，就不能起到“喻”的作用。

有的教师只管抽象说教，不“举事以类义”；有的教师举例不当，事例不能说明问题；有的教师用例太多，淹没了论点；有的教师举例过滥，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种不良作法，都可以从“罕譬而喻”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二）问答法

这个问题，《学记》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的。

首先，如何提问。《学记》认为提问应由易到难，从容易的问题入手，易的决解了，难的也就容易解决。它认为一个善问的人应当像匠人攻伐坚木那样，“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当然，也不排斥在某种情况下，有时是需要单刀直入，提问难点的。但一般来说，应按“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顺序为宜。

其次，如何回答问题。《学记》指出要注意两点：一是教师回答学生提的问题，要大小得当。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小而浅，教师就不要小题大作，旁征博引。如果学生提的问题大而深，教师就要深入地进行分析，作出正确的回答。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也是一样，大小适宜。做到“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二是要求从容问答。提问题要从容，回答问题也要从容，这样才能把道理说透。好象撞钟一样，只有从容地撞，才能“尽其声”。“待儿从容，然后尽其声”。这个生动形象而贴切的例子，对教学工作有深刻的意义。

（三）练习法

什么是练习法？《学记》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和阐述，只是举了“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三个例子，作出结论说：“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优秀的冶金工匠的儿子，一定先学会用皮子镶嵌成衣（知道怎么成“形”）；优秀的弓匠的儿个，一定先学会用柳条编织成箕（知道竹木之“性”）；小马学驾车与我们习见的情况相反，它是跟在车子后面的（知其所由）。人们懂得这三层道理，就懂得怎样治学了。

从上述的三个比方中，可以分析出两层意思：一是在练习法中，范例是很重要的。“良冶”、“良弓”、“大马”瞧鸲δ咳镜氖痉蹲饔谩6橇废坝ρ蚪ソ右椎侥眩踊∪胧郑上肮摺K粤家敝酉妊茫脊酉妊÷硐妊Ц担褪钦飧龅览怼U绻湃怂担骸安偾笙矍Ы6笫镀鳌薄BR> （四）类比法

《学记》还主张教学中多运用“比物丑类”，用同类事物相比较，使学生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样不仅由此及彼，因理推论，巩固消化运用已学知识，而且还能使学生扩展知识，猎取知识，发展能力。

《学记》对教学方法的论述，不仅体现了上述教学原则的精神，而且处处都贯彻了启发诱导的指导思想，反对注入式、填鸭式的作法，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该善于吸取并付诸实践。

四

《学记》主要是从正面论述了教学理论、原则和方法。除此之外，还结合实际，从反面批评了当时教学的缺点及其不良后果，增强了正面论述的说服力。这里引用《学记》批评当时教学弊端的一段原文，其见解是十分精辟而中肯的。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这段话，很生动地指出了当时教学的五大弊端及其不良后果。

一曰“呻其占毕”。教师只顾朗读课文，不求学生理解其意义。

二曰“多其讯言”。教师一味注入灌输，不考虑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三曰“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就是教学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和消化理解。

四曰“使人不由其诚”。教学不从学生的志趣出发，没有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

五曰“教人不尽其材”。教师没有因材施教，就不能发展学生各人的才能，埋没人才。

由于这五大弊端，所以教学的效果与人的愿望相反，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使学生厌恶学习；怨恨教师；苦于学习的困难，“苦其难”；不了解学习的目的和作用，“不知其益”。这样学生即使毕了业，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学了等于没有学，“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由此可见，教学方法是多么重要啊！

《学记》批判了当时教学上存在的只注意背诵、灌输、赶进度，而忽视启发诱导，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注意因材施教等不良的现象，“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领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第156页）《学记》这些深刻的见解，虽然是针对两千年前的情况而谈的，但联系今天的教学情况来看，还是很值得借鉴的。如有的老师总想多教些知识给学生，认为“多讲多得，少讲少得。”在教学中往往只顾抓时间，赶进度，满堂灌，而忽视启发诱导学生独立思考，领会叫材，学生并没有因教师的“多讲”而“多得”，反而阻塞了学生思维的发展。这些老师主观上是想为四化建设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但客观效果是否符合主观愿望呢我们从《学记》的论述中，不是能得到足以移情益智的启发吗

总的来说，《学记》总结了我国古代教育工作者的宝贵经验。“可称为中国古代教育学的雏形。”所以，我国历代学者对于《学记》都曾给以很高的评价。清朝学者陈澧曾指出：“若以此为法，学术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生矣。”（《东塾读书记》）当代教育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也都认为《学记》不仅是中国的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也是世界的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顾树森说：《学记》是“中国教育史甚至世界教育史上第一篇非常辉煌的有关教育理论和方法的伟大著作。”《学记》所论述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教学论部分，不少是符合教育和教学的一般规律的，并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堪称是“中国教育史上极为辉煌的遗产”。（沈灌群《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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