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位学者耗二十余年心血 沪皖出版界合力打造

经过20余年的磨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排印出版工程《全宋文》出版了，它是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耗20余年心血，沪皖两地出版界合作垒起的又一座中国文化出版史上的丰碑。

《全宋文》是一部包含两宋320年间所有现存单篇散文、骈文、诗词以外的韵文的大型断代总集，更是目前已经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全宋文》分15个大类，共360册，总字数逾1亿字，内容遍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各个方面。在全书所收的10余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开发表，95%的作家在此以前未被编入过专集。因此，在许多方面具有拓荒与填补空白的史料价值，堪称中国最大且最具世界影响的文献资料宝库之一。 《全宋文》的编纂源起于1985年夏。当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勇挑重担，制定并提出编纂《全宋文》的计划。翌年5月，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评审组会议正式立项。从此，20年来，在两位主编曾枣庄、刘琳教授的率领下，四川大学一些专家学者，埋头于旧纸堆中，搜求、梳理、编目、点校、审稿……

由于种种原因，《全宋文》在原出版单位出版了数十册后搁浅。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接手《全宋文》的出版工作，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又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审校的行列。《全宋文》不仅版本问题十分复杂，文字内容古今相异，分篇句读颇费斟酌，鲁鱼亥豕之属更是难免，编校工作尤其显得繁复而艰巨。为此，出版社专门邀请在宋代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专家如朱瑞熙、陈尚君、严佐之等，加上社内外的十数位资深编审，在编辑处理前，对全稿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读。然后再汇总他们的审读意见，派专人专程远赴四川，与主编和部分专家召开座谈会，交换看法。

《全宋文》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其中宋代作家小传中其籍贯的古今地名对应是编辑审稿中一个比较棘棘手的问题。由于许多地名今日已发生变化，还得先确定籍贯的二级地名，以示古今地名的差异。如萧山今已归属杭州，吴县已并入苏州，波阳又改成鄱阳等等。为此，编辑们依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他权威工具书，将书中数千今地名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会同作者按照现今资料加以更正。

《全宋文》的责任编辑还给360册书设立了审稿档案，编辑戏称这360份审稿记录是《全宋文》的“附录”，它“记录”了编辑们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编纂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文献性巨著，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教授生前曾说：“出版《全宋文》这件工作非常重要，但又非常艰巨，而意义非常之大。《全宋文》不但同中国文学史有关，同中国历史有关，而且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关系非常巨大。”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说：“《全宋文》很有用处，这么大的书不只为查阅，还为研究，此书对研究大有好处。”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题词道：“新宋学文献渊薮，天水朝词翰宝库。”中国宋史学会会长朱瑞熙先生说：“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宋人文献总集，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足资嘉惠后学。”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决策部署，深入做好“十三五”时期中华古籍保护工作，文化部近日发布《“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我国古籍保护工作方面的首个五年规划。9月13日，文化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规划》相关情况。

《规划》确定了坚持保护为主、坚持抢救第一、坚持合理利用、坚持加强管理的基本原则，提出到2020年全国古籍资源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实施一批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完成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珍贵古籍缩微复制和数字化成果显著，古籍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社会教育的作用更加彰显，古籍保护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专业水平明显提升，制度建设、立法工作和标准规范有较大进展，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古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规划》从基本完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切实加大古籍保护力度，全面提升古籍修复能力，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建设，利用古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古籍保护制度、法规和标准建设6个方面，提出了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20项重点任务。

《规划》列出中华古籍普查登记、珍贵古籍保护、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古籍保护实验室建设、古籍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建设以及中华优秀文化典籍推广5个专栏共16个重点项目，着力增强可操作性，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杂志是学术刊物。反映古籍整理研究成果,交流工作经验,培养古籍整理人才,报道国内外古籍整理研究情况等。

出版周期：双月 出版地：吉林省长春市

期刊尺寸：大16开

复合影响因子：0236

综合影响因子：0102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书籍非常讲究版本，不同的版本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我们平时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应该深有感触，比如《洛丽塔》和《飞鸟集》，译本繁多，差异甚远。古籍更是如此。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只有极少数文献学专家能够掌握，非常幸运的是，49年以后，大陆集中了最优秀的文史人才从事古籍整理，产出了大量成果，使得常见常用古籍成为了普通出版物。

我经常看见网友晒书，其中不乏古籍整理本，但多为一些杂牌出版社的普及本，严格说来，不能作为个人常备书籍。我认为即使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不做学问，也应该选择严肃的版本，毕竟阅读古籍并不是一件可以偷懒的事情。纵使不读，摆在家里也不失身份，总比某些人拿出注音版《诗经》装逼要好。

简单来说，可靠的古籍基本都由大陆的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版，而绝大部分出自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不过并非这两家出版的所有古籍都是最好的版本，它们也会出一些简体横排的普及本。此外，还有许多古籍经过学者的仔细注释和阐释，已不仅仅是古籍整理，而是学术创作，在出版社的选择上也会多样一些。

在此，我按照“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法罗列一下大家最常用的古籍版本。因为学养浅薄，对国学只能管窥蠡测，我就目力所及进行推荐，手头无书，图书信息多来自豆瓣，不列原著作者姓名，仅列注释、翻译、阐释者之名，如有舛误，请不吝指出。

这套嘉庆年间阮元主持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影印本是目前市面上最为正宗的儒家经典版本，不过即使是研究者看了也不免头疼，大家如有兴趣，可以买回家镇宅。

《春秋》有三传，为《谷梁传》、《公羊传》和《左传》，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左传》就足够了。

《中庸》、《大学》篇幅较小，文字也较浅显，看下面这部书就行了。

这本书不是古籍整理本，而是古代刻本的影印本，“四书”采纳的是朱熹的注释本，《大学》、《中庸》可以用这个版本。

另外，据说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近思录》和《传习录》都很不错，鄙人没有翻过，仅供参考。

毋庸置疑，“二十四史”+《清史稿》只能选择中华书局这套经典的点校本，其他版本根本不用考虑。这套大书目前正在重新整理，《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已出新版，在装帧上更为精致。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资治通鉴》也只能选择中华书局出版的20册点校本，其中包含胡三省注，2011年重新印制的版本页边距更大、纸张也更好。

高步瀛：《魏晋文举要》，中华书局，1998年

以上是我的推荐，大多可在京东、亚马逊、当当等网站上买到，部分旧书需要到孔夫子旧书网购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去读，下功夫读，用“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读。

古籍整理专指对中国古代书籍进行审定、校勘、注释等加工整理工作，使新出版本便于现代人阅读。古籍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存亡继绝"的工作，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校勘

　　中国古籍整理的一种方法。校是查校古书中文字的异同，勘是勘正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中国古籍大部分是刊刻本，小部分是手抄本，故难免产生文字上的讹误、缺漏 、增添、颠倒等情况。校勘有4种方式：① 对校。用同一种书较早的本子与其他本子对读，遇有不同处，即注出来，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②本校。以同一部书前后互证，指明其后文字或记载的异同，并进一步判断其正误。③他校 。以其他有关的书籍对照本书。④理校。凡无其他本子可以依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就凭校者的学识，据理判明其正误。

　　校勘，指利用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通过比较核对和分析推理，发现并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校，原指古代囚具，即刑枷。《说文》云："校，木囚也。"如《易经·噬嗑》："何(荷)校灭耳。"即奴隶肩负刑枷遮掩两耳。刑枷有约束犯人之义，从而引申为考核。如《汉书·食货志上》："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考核文字也称为校。如骆宾王《帝京篇》："校文天禄阁。"

　　勘，有复核审定的意思。《说文新附》："勘，校也。"《玉篇》："勘，覆定也quot;可见，勘与校是近义词。也有人认为，勘字古亦作"刊"。《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古人写字于竹简，如有错误，则用刀削除改正，然后成为定本，故"刊"有削除复定之义。应劭《风俗通义》云："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为易刊定。"后世习于"刊"为刊削之义，故将"刊"与"勘"分开，刊指刻书言，勘指定书言。

　　校勘一词合用，首见于齐梁(南北朝)时期，如《沈休文集》云："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典校勘。"此指广义校勘，包括今之目录、版本、校勘等内容。至唐宋时期，校勘一词应用渐多，词义则多转为狭义，如宋·欧阳修《文忠集·春秋繁露》云quot;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 主要指校正文字而言。

　　校勘，古又称校雠或雠校。雠(chóu 仇)，《说文》："犹〓(yīng英)也。""〓，以言对也。"《正字通》："言相雠对也。"《韵会》："犹校也。谓两本相复校，如仇雠也。"由此可知，雠，本义为以言对答，以后逐渐引申，遂与校字义近，而用于校核文字。

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万多篇提要，实际上约三分之一的书收入《四库全书》，三分之二的书仅仅“存目”。 当杜泽逊在琉璃厂发现《四库存目》时，就决计以《四库存目标注》为己任，开始了漫长的网罗资料工作。

1992年5月25日至31日，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隆重举行。杜泽逊在会后加紧进行《四库存目标注》的同时起草了《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寄给古籍整理界一些专家征求意见，当时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傅璇琮先生立即回信，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黄永年先生、章培恒先生、周勋初先生也在不同场合给予了肯定和支持。1993年4月20日杜泽逊又在《古籍简报》发表《四库存目标注·易类书后》，从易类标注对全部《存目》之书的存佚及版本情况作了展望。

1994年5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正式成立编纂委员会，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季羡林先生任总编，杜泽逊任常务编委，应邀来北大任编目室副主任、不久改任总编室主任。到1997年10月底全书1200册出齐，共收《存目》之书4508种，绝大多数为善本。11月杜泽逊返回山东大学，根据《存目丛书》学术顾问黄永年先生的建议，开始《四库存目标注》清稿工作。 季羡林先生曾表扬杜泽逊作《存目标注》为编纂《存目丛书》“立了一大功”。

近5年间杜泽逊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为山大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文史哲研究院等单位开设“文献学”课（山大文、史、哲专业研究生必修课），为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目录版本校勘学、清代目录版本学研究、四库学研究等课，同时参加了若干集体项目，个人为应教学之需撰写出版了《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一书。 杜泽逊认为搞学术研究，一要打好基础，二要善于捕捉信息，“现在不少人喜欢从网上找信息，认为信息一定是现代化的，甚至是洋玩艺儿，我看太狭隘了，信息到处都是，关键在自己去捕捉，要善于捕捉。”这是杜泽逊的经验之谈。三要抓机遇。选准课题，又要有条件做好，没有条件，好课题也没用。四要有耐心。这么大的项目，一星一点地积攒，一条一条地考索，字斟句酌地表述，比蜗牛慢多了，他的老师和朋友，知者无不为他着急，甚至善意地劝他“先出一本”，以便评职称。他从没动摇过，相反，他如痴如醉地沉迷其中。2002年2月周积明教授在《四库学200年》一文中写道：“在《四库全书存目》的研究上，山东大学杜泽逊副教授考索甚深，其所著《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亡佚及残馀》、《四库存目书进呈本知见录》、《四库存目标注》等，皆有专门之学的意味，令人注目与期待。”2007年，长达270万字的《四库存目标注》终于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