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夏王朝存在的证据吗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22浏览：4收藏

有夏王朝存在的证据吗,第1张

夏王朝的证据

;二百多年前，清朝的乾隆年间，有人在山东省嘉祥县发现了掩埋于淤土之下的石质结构的建筑群，随即清理出大量的石刻画像。从碑文上看，这是东汉桓帝时期，属于本地一个武姓家族墓地的石刻建筑群----武氏祠堂。 武氏祠石刻画像无疑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它也是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有关汉代以前上古时期人物形象的实物证据。 在大量的平面石刻像中，有伏羲女娲，三皇五帝等上古人物，也有夏禹夏桀，孔夫子秦始皇等圣贤和暴君。 石刻像中，夏朝的始祖禹王头戴斗笠，肩扛木耒，行色匆匆，一付救民于水火之中的贤明圣主形象；而画像中的末代帝王夏桀则是脑满肠肥，生活荒*，以女人为坐骑。 现在，这两幅石刻画像几乎成了夏王朝国君的标准画像广为流传。虽然这些画像的象征意义远多于其考古价值，但是这毕竟是1800多年前的古人留给我们的唯一有关夏王朝的有形材料。 [采访北大考古系主任，夏商周首席专家李伯谦：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的夏本纪，夏朝应该有着400多年的历史。那么，在考古学上怎么来寻找夏王朝的遗迹，这个（问题）本来很早以前学者就已经开始注意，但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当然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和自然环境变化有关。譬如说关于洪水的传说。夏代大禹治水，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发了大水，把夏人活动的遗迹盖掉了、冲掉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个原因。] 传说中的夏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夏王朝可以说是在与黄河水灾的不断搏斗中建立起来的。3000多年来，摇摆不定的黄河多次泛滥，几次改道，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被黄河冲带下来的泥沙层层覆盖，为后人寻找夏人的踪迹带来了重重困难。 [采访夏商周首席专家李伯谦： 在殷商废墟到郑州商城发现以后，从考古学上来讲，很自然的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在郑州找到了商代前期的都城，那么再往上找，比郑州（商城）早、比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晚的，处于中间的遗迹，会不会就是夏代遗迹呢？所以我想一个可能就是有自然环境的原因，再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不认识的原因。特别是夏代按照司马迁讲的，应该已经有了文字，但我们现在发现的早于郑州商城的，包括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些阶段的文字都还没有得到公认。所以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毕竟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是有所本的。] 现代中国，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认可中国历史上夏王朝的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第一个王朝还只是存在于史书典籍里，夏王朝的都邑、活动区域等重要内容缺乏实物证明。没有考古学依据的王朝是难以让世界所承认，当然也无法科学地推算出夏王朝的年代框架，让世人所信服。 （片花） 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似乎找到了与夏文化有关联的遗迹。1930年由梁启超次子，曾在美国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先生主持了在古称东夷的山东龙山镇城子崖进行的发掘。遗址中首次发现了既不同于仰韶彩陶文化，而地层年代又早于当时正在发掘的河南安阳殷墟商文化的一种独特的"黑陶文化"。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轮制陶器漆黑光亮，有的陶器薄如蛋壳。"黑陶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是起源于东方而与仰韶彩陶文化不同系统的遗存。不久即依照其发现之地的地名龙山镇，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虽然城子崖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史书中早期夏人的活动区域有一定差异，人们还不能将城子崖遗址和夏王朝直接联系，但是这足以证明，在黄河流域找到了和夏王朝时代相近并且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邦国的城池遗址，增强了中国学者寻找夏文化的信心。 （片花） 在中国传统的地理堪舆观念中，天圆地方。中岳嵩山，古称崇山，嵩山和附近洛、伊流域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中一直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设在这里用来观天测地的古观象台的延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史记》称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活动在黄河与支流洛河所形成的这片区域。 利用古文献提供的线索，从考古学的角度寻找到夏人的遗迹，是科学推断夏王朝年代框架的第一步。 1959年，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先生率队调查"夏墟"，也就是寻找有关夏的遗址，在北靠黄河邙山，东邻中岳嵩山的偃师二里头村一带发现了分布广泛的古代遗址，随即进行了发掘，由此拉开了从考古学角度对夏王朝文化进行探索的序幕。 [采访夏商周首席专家李伯谦： 特别是1959年，当时已经60多岁的徐绪生先生带着一群年轻人到河南西部去调查夏墟。夏墟就是夏王朝都城遗址的废墟。在偃师就找到了二里头遗址。尽管当时他们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不是夏代都城，而可能是商朝早期的都城西蕃，但经过我们几十年来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那儿的发掘，经过许多专家们的研究，现在基本上有个共同的看法：那里应该是个夏代的都城遗址。] 40多年来，历经多次发掘，现已基本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对地层作出了考古学分期和文化分类，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关确定夏王朝年代框架的目标打下了考古学基础。 1961年找到了大面积殿堂式建筑的夯土建筑基址，被命名为二里头一号宫殿。从建筑基址的规模上看，它决不是普通的民宅，是象征权利或具有祭祀作用的宫殿或宫庙式建筑。 殿堂式建筑，大规模青铜器铸造和礼器等基本要素的存在，显示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当时的帝王之都，中国学术界基本认同和接受二里头文化与历史上的夏王朝有直接的关联，在这里可以找到夏王朝的年代信息。 这里是距二里头遗址6公里的另一处都城遗址，从正在发掘的情况看，夯筑的高台和台阶轮廓清晰可见，成排的立柱坑还可以在高台的地面上分辨出来，这无疑也是具有宫殿或宗庙性质的建筑。正在清理的是被称为偃师商城3号宫殿的建筑基址。 偃师商城遗址是1983年发现的，经过近20年的勘探发掘，已探明和确定这是一个面积达200万平方米的具有都邑性质的商代早期城池。 一个王朝的都邑不论时间和地点上都和和另一个王都的都城紧密相连，这决不是一种巧合。 [采访杜金鹏： 偃师商城作为一座商代早期的城址，它不仅是对商代考古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夏代考古也有重要意义。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它与著名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相距只有6公里。偃师商城的年代研究可以作为当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支点。也就是说，夏商之间年代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偃师商城的年代研究。另一个支点当然就是商周之间（年代）的划分。关于夏商之际年代的划分，我们近两年来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在偃师商城进行着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 照此分析，偃师商城开始修建的年代应该就是夏王朝灭亡的年代。 这是偃师商城西城墙的中部，1997年的春夏，在偃师商城西城墙夯土基础的下面，发现了一段宽度比大城墙窄的小城墙遗迹，从地层关系推断，这是一段早于偃师商城的城墙遗址，偃师商城的修建年代在这里可以找到线索。 [采访王学荣： 1997年通过我们论证发现在偃师商城范围内还有一所小城。发掘证明：大城是在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从考古学文化特征及年代分析，我们认为小城的始建年代晚于二里头夏文化第三期。它代表了最早的商文化。因此，小城的出现是夏商王朝交替的标志。] 考古工作者在此处代表不同时期的地层中，采集了大量的含碳样品，希望得到偃师商城开始修建的绝对年代。 （片花） 事实上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掘只能提供解决夏王朝中晚期和结束时间的线索，对夏王朝的起始点还得另找出路。 当我们将目光从被称为中土的河南西部的河洛地区稍稍地扩展一点， 1976年在距离二里头遗址直线距离约50 公里，中岳嵩山的南麓一处被称为王城岗的高地上，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一处从考古学分期上讲年代早于二里头时期的龙山时代的古代城池。 近似方形的土筑城墙，被认为是后来中国特有的方形城制的原始形态，城内大量的祭祀坑表明，这里不是属于普通人的居住群落。 [采访安金槐： 登封王城岗的发掘和禹县瓦店的发掘都是根据文献记载，说夏王朝曾经在那里建过都。特别是登封王城岗，据文献记载，夏禹,第一个王，曾经在那里建过都。文献记载说夏代在这里建过都，而我们到这里来找，也正好找到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那么一般人都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东西，是夏代的都城所在地。但是夏代据文献记载有四、五百年了，你要是光看二里头，也不过只有200多年。这样中国的历史就不一致了：文献记载说有400多年，你现在说只有200多年，而且二里头（遗址）的东西经过我们碳14化验，都是时间很短的，这证明在龙山文化之前还有跟二里头文化相接的夏代早期的阶段。] 在史书中，曾有多处记载夏禹居阳城，而阳城又靠近嵩山。这一切似乎都显示着王城岗遗址和夏朝禹王时期的阳城有着某种关系。 [采访李泊谦： 就在龙山的王城岗古城的东边，不太远，经发掘发现一个战国时期的古城。战国时期的古城出土了有“陶文”，上头写着“阳城仓器”，那就证明了至少在战国时期的古人心目当中，他们认为这个地方就叫“阳城”。因此说根据文献记载说“禹居阳城”可能就是王城岗龙山城这个地方，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片花） 1997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和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云集豫西，对王城岗、二里头、偃师商城等有关夏王朝的考古遗址和遗物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首次对有关夏文化的遗址作了考古学的年代分期,将一系列处于不同区域，但是有着前后传承、相互关联的遗址、地层，按照时间的顺序串联起来： 1、王城岗和禹县瓦店遗址相当于夏王朝开始时期； 2、二里头遗址相当与夏王朝的中晚期； 3、偃师商城小城的始建年代对应夏商两个王朝的年代分界。 （片花） 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一位美国的化学家威拉德。利比，以奖励他所发明的利用放射线同位素碳来测定古代遗物年代的方法。这就是在现代考古上应用最广泛的碳14测年法。 碳14是存在于大气中的一种微量的碳放射性同位素，在大气中的含量基本上保持恒定。碳14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动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植物生存，因此所有生物体内都含有碳－14。在死亡之前，生物体所含的所有碳元素中碳－14的比例和大气中的一样。但是生物一旦死亡，停止与大气交换，生物体所含的所有碳元素中，碳－14就按衰变规律减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测量生物残骸中的放射性碳元素的数量，经过比较，来确定生物死亡的时间。由于在考古地层中很容易找到含碳的生物体残骸，如：木炭、种子、动物的遗骨等，这种方法为古代遗址遗物的年代测定带来了很大方便。 [采访仇士华： 我们需要做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碳14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成熟：一个就是碳14的精度。要发展高精度，现在有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一种是老的常规性方法。它发展得比较成熟，它的仪器的稳定性也很好，测出来的精度很高，但它所用的样品量比较大。后来发现比较先进的核物理方法就是加速器质谱，它是属于原子素的，碳14原子素。所以它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常规碳14测定方法经过多年的发展进步，精度越来越高，但是常规的碳14测定，通常要求3-10克的含碳样品，因此，要求被测样品有一定的数量，其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加速器质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核分析技术，只要有相当于常规碳14测年样品数量的千分之一，也就是毫克级的样品，就能用来测年。另外，加速器质谱测年的效率高，一份样品只需数十分钟。特别适合于测定珍贵的甲骨、遗址中残留的种子、碳屑等数量不多的样品。 [采访首席专家仇士华研究员： 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过去的碳14年代不能代表日历年代，原因是大气里的碳14水平是变化的。我们计算碳14是用统一的标准，这个统一的标准就不能代替大气里变化的标准。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建立高精度的树轮校正曲线才能解决。86年以来国际上就公布了比较好的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树轮是每年长一轮的，一棵树（的树轮）就可以把它的年龄说清楚。不但一棵树可以，而且可以把古老的树衔接起来，一直到过去八千年、一万年都可以做到。而我们把这些树轮拿来做碳14测定，这样树轮的年龄代表的年代同碳14测定的年龄就可以对应起来。因此我们现在测定一个碳14年代，就可以在树轮校正曲线上找到一个对应的树轮年代。] 作为科技测年的重要手段，从1996年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碳14测年技术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和力量。包括对社科院考古所常规碳14测年实验室、北京大学的常规碳14和AMS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进行全面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改造后的三个实验室相互进行了测量精度的对比测试。 北京大学AMS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还特别邀请国外同行对改造后的设备运行状况进行评估。 [采访郭之虞教授： 包括我们在国内和常规碳14的一些方法的比对，也包括我们安排的和国际上一些知名的、最好的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进行的比对，这些比对都是用的盲检，就是说事先样品的年龄互相并不知道，测出来的结果多少就是多少。北大的常规碳14的测量、考古所的碳14常规测量、以及我们北大的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的碳14测量的结果一致性都非常好，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进行的碳14样品比对，结果也非常好。] 1998年三个实验室陆续调试完毕，投入工作。从各考古遗址中不同地层采集的系列碳样被送到这些实验室里测定年代，有的碳样还采取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这两种不同方式分别测定，以确保数据的准确。 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也就是距夏王朝的灭亡不过800多年，中国古代的大学者、大圣人孔夫子就对夏王朝史料证据的缺乏而感到茫然，曾经发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的叹息。 公元2000年后的今天，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争议中的夏王朝已经渐渐露出地面，历史研究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使我们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上基本把握夏王朝的发展脉络。

随着二里头等先商遗址的出土，有关《史记》所载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争论也日益热烈。尽管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就争论水平来说，这些年来并无大的提高。除了某些技术环节之外，正方和反方仍然是各说各话，全无任何思想交流可言，更不用说能够说服对方了。这实在是有点悲哀的。

我一直是坚定的二里头＝夏理论的支持者。最近一段时期来，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几趟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趁工作之余前往几个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有幸和当地的研究人员就这一问题略作交流，结果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固有思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什么惊人的新发现，获得了什么关键证据，而是方法问题。

这场争论的根源不在证据，而在方法，在思维模式。夏朝有无争论的正反两方都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把夏的问题和百年前商的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在甲骨文尚未被学术界发现之前，国际上也曾经怀疑过商朝的存在。结果我们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殷墟，商朝的存在就成了无人可以怀疑的事实。夏朝的证明应该也是这样：发现文物——发现城市遗址——破译文字——证实并完善古籍的记载。夏朝的证实过程难道会与此有什么不同吗？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会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可能错了。

因为夏朝和商朝完全不同，夏朝和商朝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商朝和周朝之间的区别。

而且，国际和国内学界对夏朝的质疑，与他们的前辈对商朝的质疑貌似相同，性质却很不一样。

质疑夏朝存在最有力的证据（虽然极少被提起），正是来自殷墟甲骨文本身。

殷墟甲骨文根本就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甲骨文已经被破译了一千余字，其中没有一个字可以被确定为夏。有些学者怀疑某些未被破译的甲骨文是夏，但是未受广泛支持。就目前已经基本确定的甲骨文来说，不仅没有夏字，也没有冬字。只有春和秋两字。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先秦中国编年史书为什么经常叫《春秋》——甲骨文里没有夏和冬两个字，说明商朝人只有春和秋两个季节，每个季节6个月，两个季节就是一年。不仅商朝人如此，和他们同时期、同纬度的苏美尔人也是如此：在此纬度区间内，气温要么热，要么冷，一年两个季度足够了。不热不冷的过渡期很短，没必要为1个月专门设季度。

当然，也有人认为商朝人有四季，但不用春夏秋冬表示，而是用另外的字，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按照《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商朝的开国之君是汤，也叫汤武王，在甲骨文或其他古籍中也被叫做大乙、天乙、咸、唐、成汤、成唐、烈祖等等。

在甲骨文里，汤武王根本就不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最多也就是一个发扬光大的中兴之君，类似于清朝的乾隆。

汤武王难道不是推翻了暴虐的夏桀，从此得到各地诸侯的尊奉吗？

很遗憾，甲骨文卜辞对汤武王的歌功颂德不少，但就是没提到他曾经打败过桀，推翻过夏。甲骨文里不仅没有夏这个字，也没有桀这个字，甚至连可以怀疑的对象都不存在。

如果严格按照甲骨文的记录来厘定中国历史的话，自五帝时期之后，中国就只有一个王朝——神圣的、伟大的、千年一系的——商朝。

这个朝代从五帝之一的帝喾（帝俊）开始，绵延1300年左右，也就是大约从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从公元前16世纪才开始。

但是，如果商人故意曲笔，不写自己曾经臣服过的夏朝怎么办？

从帝喾（帝俊）开始，直到汤武王为止，大部分商人领袖都称王：子契（玄王）、后土（后比王还要高一个级别）、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等。

反之，曾经臣服于商朝的周人则直到周文王末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敢称王。这就证明这些称王的商人领袖从未臣服于任何势力。

《史记》等古籍也并未说过商人曾经臣服于夏朝。

商人曾经臣服于大禹，倒是确有其事，甲骨文里也多次出现禹字，顾老教授据说还因此讲过大禹是条虫（这个传说大概是瞎编的，顾的原话是说禹字和虫有关，并进而推论出当时流行虫/蛇崇拜等等，这倒是很明显）。

禹是受商朝人崇拜的，但他的后裔呢？

似乎根本没什么出息，始终被商人压过一头。

从《史记·夏本纪》就可以看出，五分之四的篇幅都在说大禹，剩下五分之一说他的后裔。四百年内他们就干过这点事，而且怎么看怎么像编造的，因为它和《商本纪》的情节太相似了：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夏朝总共出过3件大事，即有过氏灭夏、少康中兴和夏桀亡国。前二件事可以合并为一件，它与有易氏杀害商王亥，尔后王亥之子上甲微在河伯的协助下攻灭有易氏（极可能就是《尚书》里所谓的有扈氏），为父报仇的情节异常类似，甚至连时代也基本相同（公元前19世纪左右）。

夏桀亡国的过程似乎有许多细节，可是又都与商纣亡国的故事如出一辙：国王年轻时有才气，立过功劳，然后骄傲自大，沉迷酒色，宠幸邪恶的王后和几个坏蛋，诸侯甲劝谏被害，诸侯乙先被囚禁，然后被释放，诸侯乙仁义明德，吞并邻邦，最后讨伐国王，国王一战而败，都城不守，战争就结束了，王朝就更迭了。除了个别细节之外，它们一模一样。

难道一个绵延了四百多年的王朝，就留下了这么点历史故事吗？甚至民间传说也很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说大禹的。看来，就连古代的说书人和听众也对夏朝没什么兴趣。

另外，殷墟也不是商朝的开始，而是只代表着商朝的晚期。各种古籍都记载，商朝曾经多次迁都，而安阳殷墟是其中最后一个都城。

所以，年代比殷墟更早的二里头遗址完全有可能是商朝前期的某座城市，因为商朝在公元前16世纪以前就存在着。这也是几十年来最被怀疑的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它是另一个方国，例如传说灭夏的有穷氏部族的城镇。

总而言之，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夏朝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被商朝人承认，而只被周人承认的。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祖先一直在夏朝当官，后来看到夏朝衰败，才从山西西南部迁徙到陕西去自立山头了。周人对夏人感情深厚，倒并不意外。

有夏禹，无夏朝，这似乎很难以理解。如果说少康、夏桀等夏朝君主都是后人凭空编造的，似乎更难以接受。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

古籍说夏朝虽亡，但其核心部族并未衰亡。一部分人跟着夏桀流放到鸣条，另一部分人跟随王子獯粥北上，其后代就是匈奴。商朝武功赫赫，对外扩张不断，不会和这两支夏人的后裔失去联系，特别是此后日益强大的匈奴人。许多证据都显示，夏朝其实也没有在公元前16世纪灭亡，而只是转移了阵地。不少考古学家都怀疑，夏朝的后裔便是商朝的劲敌土方，也就是《诗经》中所谓夏禹开创的下土方。直到武丁时期，土方对黄河流域的威胁才基本上被消除。

真正的学者毕竟是非常严谨的，和我交流的几位老先生便是如此，他们严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虽然有许多有趣的观点，却不肯把它们写下来。

实际上，反对将陶寺、二里头等地陶符称为文字的主要反对意见并非来自国外，而是来自他们。也许再过几十年，下一代中国历史和考古大师们考证起来会比较大胆一点？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向来是广受推崇的学风，我没有本事小心求证，只能在这篇小文的结尾作一大胆假设：

大禹死后，他的事业迅速瓦解，各个邦国虽然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相当近似（与春秋时期相仿），但在政治上却各行其是，而商人更日益强大。商王上甲微攻灭有易氏之后，已成为黄河流域的头号霸主，汤武王更是在短期内吞并了大量邦国（《诗经》所谓昆吾夏桀同日亡），将商朝推向鼎盛。但是，夏人并未被征服，一部分西迁陕西，成为周人，另一部分北上山西、河北和内蒙，成为商朝的劲敌土方，与商朝形成了南北朝的关系。

因此，从商朝人的观点看，夏朝并不存在（因为他们只承认大禹的领导地位，一位君主总不能算是一朝），在商朝谈论夏朝属于叛国行为，在土方谈论商朝也是如此。武丁战胜土方之后，周人不得不接受商朝的统治，但仍然不时地反弹，最终联合各个反商势力将商朝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历时13个世纪之久的殷商天下，或许始终笼罩在它不愿承认和谈论的夏朝阴影里。

归根结底，夏朝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恐怕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人，毕竟天生就是政治动物。

但是，如果商人故意曲笔，不写自己曾经臣服过的夏朝怎么办？

从帝喾（帝俊）开始，直到汤武王为止，大部分商人领袖都称王：子契（玄王）、后土（后比王还要高一个级别）、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等。

反之，曾经臣服于商朝的周人则直到周文王末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敢称王。这就证明这些称王的商人领袖从未臣服于任何势力。

《史记》等古籍也并未说过商人曾经臣服于夏朝。

禹是受商朝人崇拜的，但他的后裔呢？

似乎根本没什么出息，始终被商人压过一头。

另外，殷墟也不是商朝的开始，而是只代表着商朝的晚期。各种古籍都记载，商朝曾经多次迁都，而安阳殷墟是其中最后一个都城。

真正的学者毕竟是非常严谨的，和我交流的几位老先生便是如此，他们严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虽然有许多有趣的观点，却不肯把它们写下来。

夏朝究竟存不存在？

在现代的考古学上是没有发现特别有力的证据，比如大批的文物、系统的文字、完整的遗址和墓葬，所以国内国外都有很多学者是不承认有夏朝的。

但是不承认、无法证明并不代表就没有。

我个人是相信有的，夏朝一定存在过，因为无数的古籍和史书都有过记载，虽然年代久远，传说和神话色彩浓厚，很多事件的具体细节也模棱两可，但是人物、事件主题却是很清晰的，比如大禹传位给儿子而不是禅让给助手，后羿攻击夏后夺取了王位后来又被夺回去，夏桀用酒灌满池子、用人当坐骑等等，都是很翔实很生动的故事，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你看现代也有很多迷一样的悬案，具体细节、甚至案犯什么的都还是迷，但是这个案子肯定是有过，不然不可能闹那么大，夏朝在真实性方面也是一样。

其实早在清末、民国时期，五帝、尧舜禹、夏朝和商朝都是被史学界怀疑过其真实性的，甚至有人怀疑到西周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到后来商、周还不是被证实了。在那个远古时代还有很浓的蒙昧色彩，文化知识只有贵族才会，所以文字记录不普遍，导致后世流传困难，再大再重要的事迹也只能靠口述代代相传，真实性就难免会遭到后人怀疑。

　看到这个问题，你们可能会和我一样吃惊，夏朝不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个王朝吗？上过学的都知道这个知识点，当初还考试了呢，难道这还能有假？　

　关于夏朝的记载，文献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都是后人的记载，成书不够及时，并且也没有直接的文物等其他证据能证明夏朝存在过，所以在民国时期，才有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使中国学界开始重新检讨上古史事，其中便包括了对夏朝真实性的怀疑。

　近代的这群史学家认为：

　第一，禹是神，不是人，“商族认禹是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是最古的人王”，禹和夏没有关系。他们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古人又视鼎为夏人所制，于是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夏启、少康、太康等夏朝人事都是先秦和两汉的人们编造的，此即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第三，虽然不能否认夏朝的存在，但是需要依靠考古，而非文献去考察夏朝史事。

　那么夏朝真的存在过吗？

　我们所了解的夏朝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古代王朝，被定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夏朝从大禹开始，共传了14代，经历了17个王，总共存在471年（教科书定义为前21世纪—前16世纪），然而对于这几百年间发生的事，我们却知之甚少。

　《史记·夏世家》和《竹书纪年》是后世了解夏朝的主要文献，《孟子》《尚书》《国语》《周礼》《左传》等典籍中对夏朝也略有提及。　

　从这些零碎的史料当中，我们拼凑出了禹受舜禅、大禹治水、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以及夏桀暴政等大事件，虽然这些事情发生的详细经过不能明了，但从头到尾却是一个国家的兴盛到灭亡之路，不可能是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的戏言，所以我相信夏朝必定是存在过的。

　但是这段历史太过久远，且处于文字混沌、文明不熟的阶段，所以当时的历史不能用文字完好地记载下来，导致后世流传困难，只能依靠口耳相传，一代一代地传到《史记·夏世家》和《竹书纪年》等作者的耳中。　　

　而且近几年的考古发现有力证明了夏朝的存在。例如前几年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它的宫殿遗迹在商朝的地层下面，说明在商朝之前还有一个朝代是存在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夏朝的存在，把中国的文明史又向前推进了好多年。

在我们大多数人常识中，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就是夏，上承三皇五帝，下接商朝。最初是治水的大禹打下基础，获得帝位；然后大禹的儿子启破坏禅让制，继承了帝位，从而建立夏朝。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孔甲驭龙……最后因为夏桀的，导致民众反抗，商汤起兵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史记》以及先秦的一些文献里面，都记录了上述事件。然而你可知道，这些记载到底是否属实，在史学界却始终存在争议。近年来，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讨论，一直在纠缠不清。维护正统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竭力想要证明夏朝是真实存在的朝代，却始终不能说服对方。至今，在世界史学研究领域，“夏朝”和“三皇五帝”一样，都被归纳在“传说和神话”时期。大家公认，咱中国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郁闷么？有一点点。二．简单来说，历史学界确定一件事情，大致需要两方面的证据。其一是文字记载，其二是文物。类似于法庭的“人证物证”。 “反对派”认为夏朝不存在，或者说“夏文明”不存在的理由，主要也就是基于这两方面的理由。首先，说夏朝没有“可信的记载”。怪事，明明那么多的古书都有记载，怎么叫不可信啊？原来，人家说了，目前出现夏朝最早的，是周朝的《尚书》（当然，《尚书》本身到底是啥时候的，也有争议）。那会儿，距离夏朝灭亡，都快千儿八百年了，这些记载本身的可信度，是无法核实的。最有资格证明夏朝存在的，是商朝的文献记载。可气的就在这里，目前商朝的文字，流传下来的只有甲骨文，尚在不断破译整理中。而已经翻译过的记录中，都找不到关于夏朝的证据。于是有人说了，瞧瞧，夏朝要真存在，怎么会在商朝的文献都没有记载呢？先秦时代，由于科技较为落后，实物和文献都很难保留。殷商时期甲骨文的发现，是考古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文物考证。一般来说，夏朝的历史，大致应该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600年这四五百年之间。考古挖掘出来的文物，自然比这年代还要久远的都有的是（山顶洞人也有两万年历史，北京人都三五十万年了），然而，据说公认为城市的标志，比如城墙之类的，都没有发现。所以要证明夏朝这个朝代的存在，证据不足。三．还是有些难以接受啊，大家公认了几千年的朝代，咋说没就没了呢？因为这里的史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就像说要证明过去一个人存在，假设夏大爷隔现在好几辈子了，你不能光说，因为祖祖辈辈一直传有这么个夏大爷，光头，近视眼，脸上有瘤子，所以就有这么个人。你得找到亲眼见过夏大爷的证人来作证才行。光说“我听某某长辈讲过夏大爷的故事”，那就不能算数。还有夏大爷用过的东西，你不但得找出东西，还得证明这就是夏大爷用过的，才得行。实物证据的搜集，有时候相当困难当然了，文字记录也好，实物考古也好，就目前现状而言，即使持反对意见的专家，标准说法也应该是“目前的考证尚不足以证明夏朝的存在”，或者说，夏朝的真实性还是一个“存疑”的问题。不能说一定有，也不能说一定没有。有那么一些人，现在就开始下结论，说“夏朝肯定不存在”，那是属于兴奋过度。四．西汉司马迁所着的《史记》，在中国史书中具有非常高的权威。其中记录了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事情。不过，精确到年的记载，只从西周末年开始。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都只有世代，而没有人物生存和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这不但给后世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也给斤斤计较的外国史学家提供了怀疑的影子。比如深受西方影响的胡适先生，回国后便大肆宣称“东周之前无史”，认为中国文明从东周开始。顾颉刚也曾论证，说“禹”应该指一种爬行类的“虫”。鲁迅先生在小说《理水》里还专门塑造一位“鸟头先生”来讽刺他。司马迁当年着史记时，那真是一丝不苟。为了确保尽量的准确度，他甚至游历全国各地，走遍万水千山，去考证古人生活的地势，去探听当地的民间传说。可以想象，他必然也尽可能地查阅了当时能弄到的各种史学资料，然后对其进行综合与选择，写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东西。遗憾的是，当初他查阅的许多史料，经过时间的洗刷，尤其是战乱的破坏，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五．想当初，很多人对于商朝，也一样视为传说。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商朝的记载，被当作是神话。但随着甲骨文的研究，商朝当时的文字记录开始逐渐被整理出来。人们发现，司马迁的许多记录，都被甲骨文一一映证了。于是，商朝的存在，再也不是什么争议。单就史学家而言，司马迁的人品是值得信任的。他或许会用春秋笔法去为尊者讳，但涉及到具体的事情，却绝少无中生有，更别说编造一个数百年的朝代了。位于河南省偃师的二里头，是一个重要的夏商时期考古遗址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确定夏朝的大致年代。参与的中国学者，与持反对意见的外国学者，在“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又进行了尖锐的交锋。在二里头考古现场，发掘出来了青铜器，以及王宫遗址。中国学者据此认为这说明二里头有可能是夏朝的遗址。而外国专家则说，二里头只有青铜器，没有车，没有文字，只能作为部落文明，还谈不上“夏朝”这个国家。这个层面上的争论，其实已经有些无聊了。二里头发掘出来的夏代青铜鼎，被誉为“华夏第一鼎” 夏启到底穿着皮袄还是丝绸衣服登基，大禹处死防风氏用的是青铜斧还是石斧，这些考古学的细节，当然是很严谨的科学问题，却与我们对历史的感情无关。有外国人说中国人心中的夏是一种“信仰”，指责对夏的考证是“预设结果的”。让他们去说好了。 “夏”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时期。那个时期，有一些有趣的古人，发生了一些值得记住的故事。这就是历史。

关于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来解释，才能说得清楚。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由禹的儿子启所建立，其存在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2000余年-公元前1600年左右，其存在的时间大概是距今3600年到4000年前。

目前关于夏朝是否存在是存疑，这个存疑的关键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发现夏朝时代的文字，目前我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中晚期的甲骨文，而也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大规模的出土与发现，才使得商朝的存在得到了确认，而夏朝却缺乏相关的文字证明，这是目前夏朝存在存疑的关键因素。

那么有没有遗迹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呢？

在这里需要说的是，没有遗迹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否则夏朝的存在也不会是存疑了。但没有遗迹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并不是说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600年这个夏朝的时间段之内不存在遗迹。实际上这个时间段上的遗迹很多的，比如现在被认为最可能是“夏都”的二里头遗迹。

二里头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都城，也被认为是夏都，但到底是不是夏朝目前还存在着争议，也有人认为这是商朝早期的都城。

在关于夏朝存在的争议中，疑夏派有一个理论，就是“坛坛罐罐”推导不出夏朝。这种说法的依据就是，只凭一些遗址以及一些发现的文物，是无法推导出这就是夏朝的。因为在先秦时期实际是可能有多个文明在同一范围并存的情况的，比如四川的三星堆文明就是一个差不多和商朝同时期的文明，如果没有先发现殷墟，而是先发现三星堆，只凭借年代等能否推导出这就是商代，哪怕现在也有人推导三星堆是夏代的。

多文明并存的情况，就说明了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现一个遗迹是无法给某个遗迹定性的。因为要给一个遗迹定性，首先需要一个参照物。比如发现甲骨文之后，把殷墟作为参照物，其他地方发现的遗迹和文物，哪怕是没有发现甲骨文，但也可以从文物样式，墓葬形式等来和殷墟比较，同类型的就可以定义为商代的。殷墟就是参照物。

而现在是夏朝是缺乏参照物的，比如二里头其他地方如果发现了类似二里头文化的物品，比如牙璋，只能说明这个是和二里头文化的辐射区，但你无法说这就是夏文华的辐射区，因为首先你的参照物都无法判定是夏朝的。简单来说，比如二里头遗迹，只能证明在夏朝这个时间段在二里头这个地方存在一个国家的都城，但这个国家是不是夏朝并不能肯定。

所以现在对于夏朝的争议还是一直存在的，在夏朝这个时间段内的遗迹有很多，但因为没有发现相关的文字，无法给这些遗迹肯定的打上夏朝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