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补注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朝乾夕惕 乾：乾乾，即自强不息；惕：小心谨慎。形容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

凿壁偷光 原指西汉匡衡凿穿墙壁引邻舍之烛光读书。后用来形容家贫而读书刻苦。

争分夺秒 一分一秒也不放过。形容充分利用时间。

孜孜不倦 孜孜：勤勉，不懈怠。指工作或学习勤奋不知疲倦。

昼夜兼行 兼：加倍。白天黑夜不停地行走。形容急速的赶路。亦作“昼夜兼程”。

夜以继日 晚上连着白天。形容加紧工作或学习。

映雪囊萤 形容夜以继日，苦学不倦。

以勤补拙 用勤奋补救笨拙，含有自谦之意。

席不暇暖 席：坐席；暇：空闲。连席子还没有来得及坐热就起来了。原指东奔西走，不得安居。后形容很忙，多坐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

宵衣旰食 宵：夜间；衣：穿衣；旰：天已晚。天不亮就穿起衣来，时间晚了才吃饭。形容为处理国事而辛勤地工作。

悬梁刺股 形容刻苦学习。

雪窗萤火 同“雪窗萤几”。

宵旰图治 宵衣旰食，勤于政事，设法治理好国家。

宵旰忧劳 宵衣旰食，非常劳苦。形容勤于政事。亦作“宵旰焦劳”、“宵旰忧勤”。

闻鸡起舞 听到鸡叫就起来舞剑。后比喻有志报国的人及时奋起。

未明求衣 天没有亮就穿衣起床。形容勤于政事。

铁砚磨穿 铁铸的砚台被磨穿。形容立志不移，持久不懈。

通宵达旦 整整一夜，从天黑到天亮。

夙夜匪懈 夙夜：早晚，朝夕；匪：不；懈：懈怠。形容日夜谨慎工作，勤奋不懈。

夙兴夜寐 夙：早；寐：睡。早起晚睡。形容勤劳。

日锻月炼 谓长期下苦功磨练，以求达到精熟的地步。

起早贪黑 起得早，睡得晚。形容辛勤劳动。

勤勤恳恳 形容对人对事诚恳、热情。亦指工作勤奋，一丝不苟。

寝食俱废 觉也不睡，饭也顾不上吃。比喻极其焦虑不安，或学习、工作极其紧张。

青灯黄卷 光线青荧的油灯和纸张泛黄的书卷。借指清苦的攻读生活。

驽马十驾 原意是骏马一天的路程，驽马虽慢，但努力不懈，走十天也可以到达。比喻智力低的人只要刻苦学习，也能追上资质高的人。

囊萤映雪 原是车胤用口袋装萤火虫来照书本，孙康利用雪的反光勤奋苦学的故事。后形容刻苦攻读。

马不停蹄 比喻不停顿地向前走。

埋头苦干 专心一意地刻苦工作。

磨穿铁砚 把铁铸的砚台都磨穿了。比喻读书用功，有恒心。

孔席墨突 原意是孔子、墨子四处周游，每到一处，坐席没有坐暖，灶突没有熏黑，又匆匆地到别处去了。形容忙于世事，各处奔走。

孔席不暖 亦作“孔席不四”。谓孔子急于推行其道，到处奔走，每至一处，坐席未暖，又急急他往，不暇安居。

鸡鸣而起 鸡叫时就起床。形容勤奋不怠。

将勤补拙 以勤奋弥补笨拙。

积雪囊萤 积雪：南朝孙康映雪读书。囊萤：晋代车胤把萤火虫装在口袋里，借荧光读书。形容刻苦攻读。

皓首穷经 皓：白；首：头发；穷经：专心研究经书和古籍。一直到年老头白之时还在深入钻研经书和古籍。

好学不倦 喜欢学习，不知疲倦。

黄卷青灯 黄卷：古代书籍用黄低缮写，因指书籍；青灯：油灯发青色的灯光，指油灯。灯光映照着书籍。形容深夜苦读，或修行学佛的孤寂生活。

旰食宵衣 天色很晚才吃饭，天不亮就穿衣起来。形容勤于政事

攻苦食淡 攻：做；若：艰苦；淡：清淡。做艰苦的工作，吃清淡的食物。形容刻苦自励。

旰食之劳 天色已晚才吃饭。形容勤于政事。

发愤忘食 努力学习或工作，连吃饭都忘了。形容十分勤奋。

焚膏继晷 膏：油脂，指灯烛；继：继续，接替；晷：日光。点上油灯，接续日光。形容勤奋地工作或读书。

晨兴夜寐 兴：起。早起晚睡。形容勤劳辛苦。

穿壁引光 穿：凿通；引：引进。凿通墙壁，引进烛光。形容家贫读书刻苦。

刺股悬梁 形容刻苦学习。

晨炊星饭 清晨烧早饭，入夜才吃晚饭。形容早出晚归，整日辛勤劳苦。

白首穷经 白首：白头；穷经：专心钻研经书。指直到年老还在钻研经籍，形容好学不倦

不舍昼夜 舍：放弃。不分白天和黑夜。比喻夜以继日

笨鸟先飞 比喻能力差的人怕落后，做事比别人先动手。

秉烛夜游 秉：执持。旧时比喻及时行乐。

案牍之劳 案牍：公文。办理公文事物的劳累

爱日惜力 珍惜时间，不虚掷精力。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列传第一百三十六·李朴传

原文

李朴，字先之，虔之兴国人。登绍圣元年进士第，调临江军司法参军，移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独器许之。移虔州教授。以尝言隆祐太后不当废处瑶华宫事，有诏推鞫。忌者欲挤之死，使人危言动之，朴泰然无惧色。旋追官勒停，会赦，注汀州司户。

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纯礼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闻玉音，谓朴曰：“某事岂便于国乎？某事岂便于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无父风也。”纯礼泣下。

右司谏陈瓘荐朴，有旨召对，朴首言：“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失今不治，必至不可胜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学不求诸己，而惟王氏之听，败坏心术，莫大于此。愿诏勿以王氏为拘，则英材辈出矣。”蔡京恶朴鲠直，他执政三拟官，皆持之不下，复以为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论朴为元祐学术。，不当领师儒，罢为肇庆府四会令。

有奸民言邑东地产金宝，立额买扑，破田畴，发墟墓，厚赂乃已，朴至，请罢之。改承事郎，知临江军清江县、广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钦宗在东宫闻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岁凡五迁至国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书监，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赠宝文阁待制，官其子孙二人。

朴自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将强致之，俾所厚道意，许以禁从，朴力拒不见，京怒形于色，然终不害也。中书侍郎冯熙载欲邂逅见朴，朴笑曰：“不能见蔡京，焉能邂逅冯熙载邪？”居官所至有声。在广南，止其帅孙竢以文具勤王，不若发常赋助边。破漕使郑良引真腊取安南之计，以息边患，人称其智。朴尝自志其墓曰：“以天为心，以道为体，以时为用，其可已矣。”盖叙其平生云。有《章贡集》二十卷行于世。

注释

1、推鞫：亦作“推鞠”。审问。《隋书·裴蕴传》：“蕴知上意，遣张行本奏威罪恶，帝付蕴推鞫之，乃处其死。”唐陆贽《商量处置窦参事体状》：“若不付外推鞠，则恐难定罪名。”宋司马光《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有百姓杀人，私用钱物休和，事下开封府推鞫，皆无事实。”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四》：“累絏多人，辗转推鞫，始有一人吐实。”

2、危言：耸人听闻的言论。宋无名氏《道山清话》：“绛欲以危言中伤大臣，事既无根，徒摇众听。”明张居正《上六部禀帖》：“且巧为诋说，捏造危言，遂为纂修所影藉。”

3、泰然：安然。形容心情安定。《庄子·庚桑楚》“宇泰定者，发乎天光”晋郭象注：“夫德宇泰然而定，则其所发者天光耳，非人耀。”唐权德舆《丙寅岁苦贫戏题》诗：“中忆裴子野，泰然倾薄糜。”《云笈七签》卷六四：“心既泰然，不寿何待。”清赵翼《瓯北诗话·白香山诗》：“实由于食贫居贱之有素；汔可小康，即处之泰然，不复求多也。”

4、追官勒停：指追回官衔，勒令停职。《宋史·理宗纪一》：“李全之叛，淮东提刑司检法吴澄等出泰州城谒贼，各追官勒停。”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事二》：“熙宁三年敕：‘今后官员失入死罪，一人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编管。’”《警世通言·皂角林大王假形》：“降了三个圣旨：第一开封府问官追官勒停。”

5、待罪：古代官吏任职的谦称，意谓不胜其职而将获罪。旧时官吏常怕因失职而获罪，便以待罪为自己供职的谦词。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汉司马迁《史记·季布传》：“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当时季布任河东守。）”宋范仲淹《滕君墓志铭》：“予时待罪政府，尝力辩之。”清孔尚任《桃花扇·归山》：“老夫待罪锦衣，多历年所，门户党援，何代无之？”

6、玉音：原系尊称帝王的言语。《尚书大传》卷四：“皆莫不磬折玉音、金声、玉色。”汉司马相如《长门赋》：“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宋苏森《＜栾城集＞后序》：“孝宗皇帝玉音问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于理，《栾城集》天下无善本，朕欲刊之。’”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三：“癸未，（上）临雍讲学，玉音朗朗。”后用以对别人言辞的敬称。三国魏曹植《七启》：“将敬涤耳，以听玉音。”唐元稹《酬孝甫见赠》诗之十：“开坼新诗展大璆，明珠炫转玉音浮。”宋杨亿《送刘秀州》诗：“骑置迢迢阻玉音，左鱼江海遂初心。”

7、召对：君主召见臣下令其回答有关政事、经义等方面的问题。宋苏辙《谢除中书舍人又表》：“一封朝奏，夕闻召对之音；众口交攻，终致南迁之患。”明高启《西清对雨》诗：“坐咏西清暇，君王召对稀。”《儿女英雄传》第40回：“及至他得了讲官，大考起来，渐次升到国子监祭酒，便累蒙召对。”

8、政体：为政的要领。汉荀悦《申鉴·政体》：“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贤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业惟敦，是谓政体也。”唐吴兢《贞观政要·论政体》：“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一》：“若将六部案牍中有关于政体者一一録出，修为一书，则累朝之事更无遗漏矣。”

9、圆方：谓随物赋形，或方或圆。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委曲》：“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宋范仲淹《金在熔赋》：“因烈火而变化，逐懿范而圆方。”

10、排击：排斥；抨击。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贾表之）资禀甚豪，尝谓仕宦当作御史，排击奸邪。”明李东阳《曹参论》：“设非平、勃诸臣为之排击拨正于后，则汉之为汉，我不敢知，恶在其为清净之效也？”清彭绍升《＜南畇先生遗书＞后序》：“而于时有当湖陆子者出，复以排击王学为功，又因王子而并罪高子。”

11、失今不治：不研究实际情况。不治：不研究。南朝梁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固尝钻厉求学而一经不治。”

12、鲠直：刚直；率直。《后汉书·黄琬传》：“（刁韪）在朝有鲠直节，出为鲁、东海二郡相。”《水浒传》第53回：“李逵虽是愚蠢，不省理法，也有些小好处：第一，鲠直，分毫不肯苟取于人。”巴金《随想录·纪念雪峰》：“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鲠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梁斌《红旗谱》十一：“（大贵）沉默了半天，才鲠直地说：‘我看着这脯红，三天不吃饭也不饥！’”附：骾直：刚强正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篇：“其父铁英为御史，中玉虑以骾直得祸，入都谏之。”

13、嗾（sǒu）：唆使；嗾使；教唆；指使别人做坏事。

14、立额买扑：确定土地数额包买赋税。额：规定的数目。如：额地（计入纳税纳粮数额的田地）；额外主事（明清各部中，等级最低的官员）；额子（定额；规定的数目）。买扑：宋元的一种包税制度。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包商（买扑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后由承包商自行申报税额，以出价最高者取得包税权。元时的包税范围更加扩大。宋欧阳修《乞免蒿头酒户课利札子》：“臣窃见河东买扑酒户，自兵兴数年，不计远近，并将月纳课利，支往边上折纳米粟。”宋张耒《明道杂志》：“仁宗时，有大豪焦隐者，尝诣三司投状，乞买扑解州盐池，岁纳浄利。”

15、田畴：泛指田地。《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孙希旦集解引吴澄曰：“田畴，谓耕熟而其田有疆界者。”汉贾谊《新书·铜布》：“铜布于下，采铜者弃其田畴，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于饥。”宋范仲淹《稼穑惟宝赋》：“田畴播殖之时，岂慙种玉。”郭沫若《屈原》第一幕：“园后为篱栅，有门在正中偏右，园外一片田畴。”

16、墟墓：丘墓；墓地。《礼记·檀弓下》：“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晋潘岳《悼亡诗》之三：“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宋王谠《唐语林·补遗一》：“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留供奉。”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三》：“一老翁坐墟墓间，旁有狐十余，各捧书蹲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其流风至汉不绝，今在墟墓间犹见有石刻神祇怪物圣哲士女之图。”

17、厚赂：多多贿赂。

18、禁从：帝王侍从。特指翰林学士之类的文学侍从官。宋叶适《＜阴阳精义＞序》：“郑公不登禁从死，景元老为选人亦死。”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东坡三》：“然东坡自此脱谪籍，登禁从，累帅方面。”《云麓漫钞》卷十引宋王明清《挥麈録》：“张耆既贵，尝欲置酒邀禁从，上许之。”明王鏊《震泽长语·官制》：“有官有职差遣，以登台阁禁从为显宦。”

19、邂逅：偶然；侥幸。汉王充《论衡·逢遇》：“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合上意，故谓之遇。”《魏书·恩幸传·侯刚》：“兼刚口唱打杀，挝筑非理，本有杀心，事非邂逅。”宋王安石《高魏留》诗：“邂逅得归耶战死，母随人去亦萧然。”宋陆游《夜读兵书》诗：“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另：意外；万一。《后汉书·杜根传》：“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知亲，故不为也。”《资治通鉴·汉安帝建光元年》引此文，胡三省注曰：“邂逅，不期而会，谓出于意料之外也。”《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又劝权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裴松之注引晋张勃《吴录》：“权欲作坞，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吕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南史·张邵传》：“若刘穆之邂逅不幸，谁可代之？”《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知祥浚壕树栅，遣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将四万人，骁锐指挥使李延厚将二千人讨绍深”元胡三省注：“既浚壕树栅为守城之备，又遣重兵出讨，以兵有邂逅，战苟不利，则退守无仓卒失措之忧。”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太原狱》：“（孙令）乃谓姑妇：‘……汝家本清门，不过一时为匪人所诱，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击杀之。’姑妇趑趄，恐邂逅抵偿，公曰：‘无虑，有我在。’”

20、居官：担任官职。《仪礼·士相见礼》：“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言，言忠信。”《史记·汲郑列传》：“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旧唐书·白居易传》：“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红楼梦》第37回：“贾政自元妃归省之后，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

21、文具：谓空有条文。《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司马贞索隐：“谓空具其文而无其实也。”《宋史·哲宗纪一》：“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元典章·台纲二·察司合察事理》：“按察司官所至之处……体究一切非违，务要实行，无为文具。”章炳麟《政闻社社员大会破坏状》：“明时黄册盖多有不实者，及一条鞭法盛行，而编审亦为文具。”

22、勤王：谓尽力于王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周礼·春官·大宗伯》“秋见曰觐”汉郑玄注：“觐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晋书·谢安传》：“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多指君主的统治受到威胁而动摇时，臣子起兵救援王朝。《后汉书·袁绍传》：“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清孔尚任《桃花扇·哭主》：“孤臣左良玉，远在边方，不能一旅勤王，罪该万死了。”

23、常赋：固定的赋税。《魏书·食货志》：“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赋之外杂调十五，颇为烦重，将与除之。”唐孙樵《书何易于》：“百姓入常赋、有垂白偻仗者，易于必召坐与食，问政得失。”宋范成大《寒亭》诗：“自云足踏地，常赋何能免。”

24、助边：谓捐献财物以资助边防费用。《汉书·卜式传》：“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清李渔《奈何天·虑婚》：“大爷何不乘此未借之先……也仿卜式的故事，捐几万银子去助边。”

25、漕使：转运使，主管由水路输送粮食、给养。中国唐代以后各王朝主管运输事务的中央或地方官职。首见于唐。唐玄宗开元二年（714），置水陆转运使，掌洛阳、长安间食粮运输事务。十八年（730），置江淮转运使，掌东南各道水陆转运。肃宗乾元元年（758），又置诸道转运使，掌全国谷物财货转输与出纳。代宗后，常由宰相兼领，有时与盐铁使并为一职，称盐铁转运使，并于诸道分置巡院，五代废巡院。宋初为集中财权，置诸路转运使掌一路财赋，并监察地方官吏，官高秩重者为都转运使，简称漕，实为府、州以上行政长官。皇帝出巡时有行在转运使，出兵征讨则有随军转运使。辽南面财赋官亦有都转运使与转运使，掌赋税钱谷仓库出纳与度量衡制度，各路置转运使。元、明有都转运盐使，清有都转盐运使，专管盐务，与唐、宋、辽、金转运使职责不同。

26、真腊：真腊国。中国古籍中用以称七至十七世纪吉蔑王国，位于今柬埔寨。其名始见《隋书》。自唐武德以后屡与中国通使。宋元时期中国商人颇有在其地安家经商者。元人周达观撰《真腊风土记》，是研究真腊古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唐韩愈《送郑尚书序》：“其海外杂国，若躭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凤仙》：“此自真腊携来，所谓‘田婆罗’也。”

27、安南：安南国。安南国是越南的古称。安南一词，最初作为地区—政区名出现于中国载籍，是唐代初叶的事。本来的越南只包括现越南北部一带，不包括现越南南部-本来的占城国。古代越南从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秦朝开始是中国领土。公元10世纪，五代十国时，越南叛乱，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北宋政府无力平叛，但越南一直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安南国一词，最初作为地区—政区名出现于中国载籍，是唐代初叶的事，当时越南是中国安南都护府管辖。1406年，明成祖朱棣派张辅率军深入安南，至1407年，大获全胜，消灭了纂位的安南胡氏政权（胡朝），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十二万。1407年六月，明朝消灭越南胡朝后，声称为了回应当地官吏耆老“原复古郡县”的请求，便将之改名“交趾”,朱棣改安南国为交趾布政使司，自此安南国正式成了明朝的一个行政区。但这种局面没能维持多久，之后安南兵连祸结，明军数次作战不利。至明宣宗时对连年战争感到厌倦，杨士奇等大臣乘机进言，宣宗断然决计罢兵，诏尚在安南的王通等人率军八万余人北返，罢交趾布政使司，安南遂由中国版图中再次分出作为中国的藩属国。现如今的越南国在清朝嘉庆前称安南国，是当时中国的属国。乾隆帝曾出兵安南，支持黎维祁与安南国王阮光平交战，并作为“十全武功”之一，大肆宣扬。历史上的越南长期臣服于中国，所以“安南”、“越南”这两个国名均与中国官方有关。“安南”之名，最早见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以后，五府皆隶于广州，长官称为五府（管）经略使，由广州刺史兼任。唐调露元年（679）所置之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河内）。唐初地方设州、县。岭南45州分属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5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唐末的905年（一说为906），静海节度使独孤损被贬职流放与此同时，中国境内藩镇割据，政局混乱，而安南鸿州的曲承裕则凭着他“宽和爱人”的性格及地方豪族身份，受到当地人支持，自称静海节度使，治理安南。唐朝被迫承认既成事实，认可曲承裕静海节度使之职，并加封同平章事（ Đồng bình chương sự）。虽然名义上还是唐朝的官员，实际上曲承裕已建立起自主的政权。曲承裕任职不久，便于907年6月去世，其子静海军行营司马权知留后曲颢（Khúc Hạo）继位。曲承裕越南史称“曲先主”。后梁贞明三年（917），曲颢去世，由儿子曲承美袭位，史称曲后主。这段时期在越南历史称为曲家，这是越南地区脱离中国历史的开端。“安南国”之名，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绍兴二十六年（1156）即见于记载。淳熙元年（1174）初，李朝国王李天祚遣使入贡，南宋孝宗始正式“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淳熙二年（1175）八月，又“赐安南国王印”。“安南国”之名自此始。

28、边患：边境遭到侵犯的祸患。汉贾谊《新书·匈奴》：“国有二族，方乱天下，甚于匈奴之为边患也。”明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二》：“文皇之三犂虏庭，知其必为边患也。”

29、平生：指平素的志趣、情谊、业绩等。晋陶潜《停云》诗：“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唐裴度《中书即事》诗：“盐梅非拟议，葵藿是平生。”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三：“唐子方自有平生，他日不烦诸曲笔！”

译文

李朴，字先之，是虔州的兴国县人。考中绍圣元年（1094）进士，调任临江军司法参军，移任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特别器重称许。移任虔州州学教授。因为曾说隆祐太后不应当废弃居瑶华宫的事，皇帝有诏令审问此案。忌恨他的人就想排挤他想让他死，就使人拿耸人听闻的话来吓唬他，李朴态度安然毫无惧色。不久追回官衔，勒令停职，适逢大赦，注名登记为汀州司户。

宋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纯礼说自己任职四十六天，没有听到李朴的话，就对李朴说：“某事有利于国家吗？某事有利于国家吗？”李朴曰：“你知而不言，没有你父亲的风骨。”范纯礼为此落泪。

右司谏陈瓘推荐李朴，有圣旨召大臣廷对，李朴首先说：“熙宁、元丰以来，施政纲领屡次变革，刚有一两位大臣学问不同，接着就各持己见，互相排挤，不研究实际情况，这一定会导致形势不能补救。”又说：“如今士大夫做学问不求之于自己，而只听王氏的，败坏心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皇上下诏不要受王氏局限，那么就可以英材辈出了。”蔡京讨厌李朴耿直，其他执政三次拟任官职，他都压下不下达，又任命他为虔州教授。又唆使言官议论李朴搞元祐学术，不应当做儒生的老师，于是罢免为肇庆府四会县令。

有奸民说县东边的地方出产金宝，确定土地数额包买赋税，打破田畴，发掘坟墓，多多贿赂（官吏）才停止。李朴到任后，请求废弃这种制度。改任承事郎，主管临江军清江县、广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宋钦宗在东宫时就听闻他的名声，到他即位后，授予他著作郎之职，半年内一共升迁五次官至国子祭酒，因病不能到职。宋高宗即位，授任秘书监，迅速征召，未到京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赠官宝文阁待制，他的两个子孙被封官。

李朴自从做了小官，天下人抬高他的名声。蔡京要强求拉拢他，就让他所信赖的人向他说明心意，答应让他做皇帝侍从，李朴极力拒绝不见他，蔡京怒形于色，然而最终没有害他。中书侍郎冯熙载想意外见一下李朴，李朴笑着说：“（我都）不见蔡京，怎么能见冯熙载呢？”任官所到之处都有很好的名声。在广南，阻止了广南帅孙竢凭空头条勤王，不如发放固定的赋税资助边防。改变了转运使郑良借助真腊国（今柬埔寨）夺取安南国（今越南）的计策，来平息边患，人们称赞他有智谋。李朴曾自撰墓志铭说：“把天作为心志，把道作为本体，把时代作为运用（根据），就可以做好事了。”这大概是叙述他自己一生的志趣吧。有20卷《章贡集》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