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的意思是，弥漫着的大气把山排开，从此我来当这人间的中流砥柱。

出自：清末大儒牛兆濂的《登华岳南峰极顶七绝》，全诗如下：

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

译文：踏破一重又一重的白云，抬头仰望天池水，弥漫着的大气把山排开，从此我来当这人间的中流砥柱。

这是牛兆濂在42岁辛亥革命之际登临华山写就的，表达了辛亥革命后反帝反封建民主潮流势不可挡的大势，也表达了个人情怀的抱负和势不可挡的决心。

扩展资料：

牛兆濂，字梦周，号蓝川。西安市蓝田县人，清末关中大儒。幼年过目成诵，后拜三原著名理学大师贺瑞麟门下。

曾讲学于蓝田芸阁书院、三原清麓书院，后人尊称蓝川先生。辛亥革命后以遗民自居，后积极倡导抗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病逝。牛兆濂先生就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原型。

牛兆濂，生性恬淡，沉默寡言，虽然潜修理学，博学广闻，知晓天文地理，他都能用他的所学帮人排解，所以老百姓都称他为“圣人”，说他是神的化身“牛神仙”。牛兆濂一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德行乡里。现实生活中的牛兆廉除了修县志、办学堂、重视教育外，最为典型的表现是爱国和抗日。

吕大钧（1029年—1080年），字和叔，陕西蓝田县人。北宋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吕大忠的二弟，自幼胆识过人，为张载弟子，曾书“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赋”。

吕大临（1040～1092）字与叔，号芸阁。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北宋哲学家，金石学家。曾任太常博士、秘书省正字，为时短暂，一生主要研究理学与金石学。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北宋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举进士第，曾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尚书右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与文彦博、范纯仁、刘挚等同时执政，废除王安石新法。

牛兆濂（1867年－1937年），字梦周，号蓝川。西安市蓝田县人，清末关中大儒。幼年过目成诵，后拜三原著名理学大师贺瑞麟门下，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曾讲学于蓝田芸阁书院、三原清麓书院，后人尊称蓝川先生。辛亥革命后以遗民自居。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病逝。牛兆濂著有《吕氏遗书辑略》4卷，《芸阁礼记传》16卷，《近思录类编》14卷等，又曾主纂《续修蓝田县志》。

“泘沱”的读音是“hū，tuó”

还有个泘沱村，在一些资料中，这里又被写成为泘沱寨。在北二环辛家庙环岛处往北走，不多远就是泘沱村了。　泘沱村的泘沱二字本来也写作“（上雨下泘）（上雨下沱）”。据记载，泘沱村旁曾经也有过水池。　其实，这里还有个更为特别的名字，叫“豆腐泘沱”。据说，慈禧太后在西安时，吃了泘沱村村民制作的豆腐，非常喜欢，此后，泘沱村的豆腐便在西安闻名遐迩，北郊的泘沱村也就被称作“豆腐泘沱”了。

西安郊县有不少以“乎沱”（也写作“泘沱”“滹沱”等）命名的村庄，其名字的含义及其得名之由，向来说法不一。有的材料说：“‘泘沱’一词为蒙语音，泘沱村为蒙语‘水边的村镇’的意思”，都是元代建立的村庄，一看就知道取的《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以下简称《西安地名志》）的解释，表面头头是道，实际稍一细抠，却有许多问题。

“乎沱”的写法

作为一个历史不短的地名，“乎沱”二字的写法，曾有着许多夹缠。《西安地名志》说它最初写作 “（上雨下泘）（上雨下沱）”，民国改作“泘沱”，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又改为“乎沱”，实际从其《市属各县行政区划、自然村名录》看，应该还有“滹沱”这种写法。然而“（上雨下泘）（上雨下沱）”一词，《辞源》没收，《辞海》和《汉语大词典》也都没收，它显然只是一个放失于野、没有“户头”的民间词汇。而 “（上雨下泘）（上雨下沱）”二字，后者有时也写作 “雨头沲”字，常与“霶”字连用以形容雨大，如《北齐书·循吏传·宋世良》：“其夜，甘雨霶（上雨下沱）”、元方回《元夕前雨不已》诗：“节届烧灯奈若何，客楼三夜听霶（上雨下沱）”云云；前者则《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和《汉语大字典》均未收录，颇类于《集韵》所说的“滹”的异体字“（氵雽）”字。但“泘沱”则不是这样。作为一个复词，它虽也未收入《辞源》《辞海》和《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而作为两个单字，则早就分别见诸各种字典，如“泘”字，《集韵》讲：“荒胡切，音呼。水名，与‘滹’同。滹池，或省作‘泘’。”“沱”字，《中华大字典》解：“唐何切，音驼。虖沱，水名。《山海经·北山经》：泰戏之山，虖沱之水出焉。”说明“泘沱”其实就是“滹沱”，只是人们不喜欢“滹”、“泘”，有时将其写作“（氵雽）”或“瀖”字（《康熙字典》：“滹沱，水名，在信都北入海，或作‘瀖’”、‘（氵雽）’”），“（上雨下沱）”字不说，先民所遗“（上雨下泘）”字，当是“（氵雽）”之异体，实际就是“泘沱”的另一种写法，或者说，是为了区别于水名“滹沱”有意采取的一种写法。

因此，历史地看，这个地名叫“（上雨下泘）（上雨下沱）”，或者叫“滹沱”或“泘沱”，都是一回事情，都不算错。事实上，据我所知，西安境内许多以此命名的村子——依清《长安县志》《咸宁县志》和现《西安地名志》著录，属县，蓝田大寨有个“（上雨下泘）（上雨下沱）寨”（《续修蓝田县志》叫“西（上雨下泘）（上雨下沱）”，户县秦渡镇有个“滹沱”村，周至清化有个“滹沱寨”，还有个“上滹沱”和“下滹沱”；郊区，灞桥狄寨有个“金（上雨下泘）（上雨下沱）”，雁塔长延堡有个“沙（上雨下泘）（上雨下沱）”，新开门外也有个“金（上雨下泘）（上雨下沱）”，未央除谭家的“（上雨下泘）（上雨下沱）寨”外，大白杨东还有个 “马（上雨下泘）（上雨下沱）”，至少10个——其中过去有写作“（上雨下泘）（上雨下沱）”的，也有写作“滹沱”或“泘沱”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地名普查时，城郊的已全部统一成了“乎沱”，如东郊的“金乎沱”，南郊的“金乎沱”和“沙乎沱”，北郊的“乎沱寨”和“马乎沱”等，县上的则仍然沿用“（上雨下泘）（上雨下沱）”和“滹沱”写法不改，如周至、户县的若干“滹沱”就是。

“乎沱”的读音

细心的读者从上文的叙述中，大约已能看出，“滹沱”也好，“泘沱”（或“（上雨下泘）（上雨下沱）”）也罢，其读音，过去各字典的反切大都注为“荒胡切，音呼”、“唐何切(或徒可切)，音驼（或柁）”。民政部门后来大多改名“乎沱”，也是取其原来的读音。今之方言与普通话的读音，较以前变化不大，但是细听之下，方言的念法因地域的不同，也有些小的差别，其中有念“kutong”(枯通)的，如东郊的“金（上雨下泘）（上雨下沱）”；有念“kutuo（酷驼）”的，如蓝田的“（上雨下泘）（上雨下沱）”村，北郊“马（上雨下泘）（上雨下沱）”、“（上雨下泘）（上雨下沱）寨”，和周至、户县的若干“滹沱”等，也有念“guduo（谷夺）”的，如南郊的“金（上雨下泘）（上雨下沱）”等。乍听起来，这有些费解，不过稍一琢磨，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十里乡俗九不同”，方言中有些字的发音也是这样，此地有把“水”念“sui岁”的，也有把“水”念“匪fei ”的，就是这个道理。

事实上，小说《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关学最后一位传人、关中才子——牛兆濂。

关于牛才子，“”中有个极其简单的介绍：牛兆濂（1867年~1937年），字梦周，号蓝川。西安市蓝田县人，清末关中大儒。幼年过目成诵，后拜三原著名理学大师贺瑞麟门下，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

曾讲学于蓝田芸阁书院、三原清麓书院，后人尊称蓝川先生。辛亥革命后以遗民自居。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病逝。牛兆濂著有《吕氏遗书辑略》4卷、《芸阁礼记传》16卷、《近思录类编》14卷等，又曾主纂《续修蓝田县志》。

从这样简单的文字介绍来看，牛才子是个学者，是个老师，在关中大地上，他颇有名气，学界称他是关学最后一位传人，民间有人甚至称他为“半仙”。

生平

1867年，牛兆濂出生在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新街村。据说在他出生时，父亲牛文博曾梦见宋代理学家“濂溪先生”周敦颐来到家中，便给儿子取名“兆濂”，字“梦周”。牛文博也读过几年书，因为家里穷，辍学做了生意，因而对孩子的教育极重视。

牛兆濂小时候就是乡里出名的“神童”，21岁时考中举人，却因要赡养父母，没有去北京参加会试。26岁时他北上三原县，拜理学家贺瑞麟为师。贺先生提及此事。他说这是奉母亲之命（当时父亲已死），母亲只要我学做好人，其他的不指望。贺先生指点他遵循程朱理学之路，他自此专注儒家为己之学，身体力行。

儒家的关中学派注重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牛兆濂一生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有求必应，德行乡里。1900年，关中遭遇大饥荒，牛兆濂不辞辛劳，主动站出来主持蓝田全县的赈恤救济事务，做事极为清正。他儿子想在赈济局里谋个差事，获得一点微薄薪水养家，也被牛兆濂拒绝。

1893年赴三原拜贺复斋（瑞麟）为师，言：“慈亲之命但愿濂学为好人，他非所望焉”！贺以先生孝义诚恳，收为门下。先生一生即奉行“学为好人”之道，布衣自足，不慕荣利，以耿介廉洁自守，具冰雪之操。投身程朱理学研究，且精通周易，善逻辑推理，预见性强，因此被称为“圣人”。

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学生门人不计其数。先生的一生，追求着一种淡泊明志的隐居生活，可生逢乱世，为了国计民生，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使得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清光绪八年（1882）参加县考，名列榜首。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后入志学斋，专攻儒家经学。第二年，充任志学斋斋长。因其爱好广泛，曾遍读兵、农、钱、谷、水利、算术之书。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

光绪十四年（1888）听柏景伟讲学于关中书院，并受教于李菊圃、黄小鲁等人。次年应乡试，中第28名举人。后因父殁母病不能进京应试，按惯例应予除名，陕西巡抚端方以孝廉奏请朝廷得以幸免，并特赐内阁中书衔。但他不意功名，力辞不就。

光绪十六年（1890）任白水书院山长，开始治程朱之学，为此曾于十九年（1893）赴三原拜贺复斋为师。

光绪二十四年（1898）管理蓝田县厘衙局，后又主持县赈恤局。他廉正清明，亲自制定局规，率先执行，并严格要求下属。时逢陕西大灾，收成锐减，牛呼吁社会急起相救，得江南义赈会捐赠，保全了众多百姓生命。后因厌恶官场应酬辞职，讲学于芸阁学社。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选拔专门人才。陕西巡抚升允举荐牛，并赠以路费促其赴京召对。但他以专攻经史不懂经济为由辞而不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升允以关中书院改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聘牛为总教习，一年之内书函敦请六七次，他认为自己是立志做学问之人，不能与做官者为伍，又兼与新学不通而婉言相谢。最后巡抚派人持聘书、聘金驱车登门相接，才勉强随去。但三个月后，因学派门户之见，决然辞归，仍治程朱理学。

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牛被选为咨议局议员，后又被选为常驻议员。

时值关中鸦片烟害又起，他前往烟害最重的西府地区密查，前后历时20天，有力地推进了该地区的禁烟。不久，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辞去常驻议员职务，再讲学于鲁斋书院。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新政府屡次相召，争取他参加革命，共商大事。但他对革命缺乏认识，认为自己与大清君臣之分早定，每次都以身体欠佳而谢绝。

1912年初，原陕甘总督升允率兵攻陕，企图复辟皇朝。牛不顾个人安危西出礼泉，以民生之计和时局大势晓以利害，使升允罢兵。此后他专事讲学于清麓书院，以宏扬儒学为己任，慕名来学者与日剧增。

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后，派蓝田县县长曹汉英带绅士十数人持聘书和聘礼邀牛作顾问，但牛力辞不受。

1926年军阀混战，蓝川先生诗云：大祸中原小祸秦，至微亦足祸乡邻。苍天若念黎民苦，莫教攀阙生伟人。

1930年，日寇野心初现。先生对当局政府一味投降对内自相屠杀，极为愤慨。写下《我明告你》一诗，申明大敌当前，团结则并存号召团结相处，停止内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牛义愤填膺，减膳数月以志爱国之心，并积极倡导抵制日货，用攘夷之说激励学生爱国救亡，挥笔写下了《阋墙谣》一诗。号召大家共赴国难，团结御侮。提倡抵制日货，并为之减食三月。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极为感动，认为“全民联合抗敌，由此发扬，中华民族便有复兴之日”。并亲自组织300名兵勇，恳请投笔从戎，效命疆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向中国增派八个师团的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患病在床的牛兆濂闻讯后痛不欲生，病情日渐加重，于7月21日愤然辞世。

扩展资料

在小说《白鹿原》中，朱先生绝对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记者在了解了牛才子生平后，才发现其实作家杜撰的成分并不多，牛才子的生平事迹很多都是和朱先生重叠的。比如牛才子22岁时金榜题名，考中举人，即将赴京参加进士科考之际，父亲病逝，为守孝奉母，不赴公车；时任陕西巡抚升允慧眼识才，举荐朝廷，委以重任，但也被牛才子拒绝了。

他钻研程朱理学，苦修学问，一世为师，却也为民请命，在关中大饥荒时发放赈灾粮饷；他身体力行，查毁烟苗，严禁鸦片；他为避免生灵涂炭，说服升允，使古城西安免遭战火灾难；得知日寇侵占我山海关，急募义勇军500余人，并通电全国，宣言出师前线抗日……

牛才子曾孙牛君实说：“陈忠实老师在塑造朱先生这个人物时，曾在蓝田档案馆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查阅了太多关于牛才子的生平故事，基本上全是按照老先生（牛才子）的事迹来塑造这个人物的，几乎没有任何夸张，只是用了艺术化的手法进行表达，就连‘牛’‘朱’两个字都可以看出来作者的用心。”

小说中有一段关于朱先生的逸事，朱先生唯一一次南巡讲学，却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因着土布衣衫而被学人嘲笑，兼之秦地浑重的语音与南方轻柔的声调格格不入，而被人嘲笑。

记者在卞寿堂所作的《走进白鹿原——考证与揭秘》一书中看到了牛才子这样的遭遇：1917年春，牛兆濂偕同张果斋等友人同道应邀出游各地，赴山东曲阜、邹县，拜谒了孔孟庙祠；接着又南下金陵，东抵上海，此行本意在南方会友讲学，但因道学上的分歧，加之语言不通，服饰违时，被南人讥笑，愤而返家。

至华阴时游华山，攀至绝顶，方泻心中不快，并作了《登华山诗》：“踏破白云万千冲，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而这首诗后来也被收录在小说《白鹿原》中，书中为朱先生南巡归来所作。

牛君实告诉记者：“陈（忠实）老师曾说，其实小说中最难写的就是朱先生这个人物，他压力很大。因为有牛才子这个原型，又在关中大地上颇有盛名，他生怕写不出牛才子的精神和风骨。”

-牛兆濂

-朱先生

华胥镇是清末关中大儒牛兆濂的故里。

因其故居和讲学的芸阁学舍皆在蓝田灞水河川地带，故取号蓝川，被尊为“关中大儒”和“横渠以后关中一人”，也是关中民间广泛传诵的“牛才子”，故新街一度名牛才子街。

牛兆濂幼年过目成诵，拜三原著名理学大师贺瑞麟门下，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曾讲学于蓝田芸阁书院、三原清麓书院，后人尊称蓝川先生。辛亥革命后以遗民自居，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病逝。牛兆濂著有《吕氏遗书辑略》4卷，《芸阁礼记传》16卷，《近思录类编》14卷等，又曾主纂《续修蓝田县志》。

白马河名称的来历

本村西面沟里有条河，官方民间均称其白马河。

新编《蓝田县志》以此名将其入志，却指其“又称土胶河”，颇欠准确。

倘若不是查过相关资料，即使村中现在的老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此河还有这个名称。

准确地说，此河应是史称土胶河。

康熙《陕西通志》卷二《疆域》所附《山川津梁》记载：

土胶河 在县东半里。

以其混浊不清，故名土胶河。

雍正《增修蓝田县志》卷一记载：

土胶河 在县东半里。

以其混浊不清，故名。

又名白马峪，源出石鼓山会里峪诸涧水，西流入县境。

再查光绪《续修蓝田县志》和民国《续修蓝田县志》，两志卷六《土地志》中，此河照样都是以“土胶河”的名称出现的，说明土胶河本是此河的规范叫法，或者换言之，此河的正规叫法原本是土胶河，白马河只是其后起的名称，今志的提法，确实有本末倒置之嫌。

可是，此河既然原本是称土胶河，为什么后来又改称了白马河，并且至今不废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此河在称土胶河的同时，还曾有个名称，叫“白马峪水”。

雍正蓝志所谓此河“又名白马峪”，就是这个意思，后面光绪蓝志卷六《土地志》记载：

谨按：土胶河即白马谷水。

《长安志》：“白马谷水出蓝田东白马谷，南流经县南入霸水。”

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卷六《土地志》也记载：

土胶河 一名白马谷水。

在县东门外。

《长安志》：“白马谷水出蓝田东白马谷，南流经县南，又西流入霸水。”

可知“白马河”这名称，显然和这“白马谷（音义同峪）水”有关，换句话说，就是由“白马峪水”的名称演变而来。

《长安志》是北宋宋敏求所撰，志中既称此水为“白马峪水”，证明至少还在北宋的时候，此河就称作“白马峪水”了。

缘何称其 “白马峪水”？宋氏的解释是因其“出蓝田东曰白马谷”。

然而何谓白马谷？具 置在哪？遍查旧志，除写及此河时简单提到这么一笔之外，并无任何信息，村中老者也对其相当陌生，甚至从未见人提起。

但是县城南关以东里许西界公路（古为官马大道，民国辟建为西荆公路，一度又称长坪公路。

因通商县，邑人习惯称其商洛路）上，有巨坡曰“白马坡”，尚赫然存在，却隐约给人以颇有价值的提醒。

因为此坡长达里许，恰在深谷之中，谷之南岸为灞河北岸之杨家岩村，谷之北岸即李家斜和陈沟岸村，直达后沟，蓝田县城如在盆地，上了此坡即走出盆地，下了坡不远即抵达南关，前县砖瓦厂、食品厂就依次设在坡底。

此河自横岭一路巨沟深壑迤逦而下，出后沟经此谷西口南流而汇入灞河，而且谷西口的这段，河东就是前县食品厂，河西往南关一片，平缓如砥，曾为上好之水田。

历史上“嘉靖二年，王公科凿渠引水于城中，入东出西，民享田园之利。

……至郭公加意浚导，渠路较前更阔，第一遇旱炎，水势减少，门以外进水者，独擅其利矣”，与一向深藏沟底、混浊不清的土胶河形成明显的对照，以致人们竟然略去其前面数十里的流段不提，而直接以“白马峪水”称之，并且久而久之，约定俗成，“白马”二字也就代替“土胶”，成了整个河流的名称。

宋敏求所说“白马峪水”，显然也是指这一段，可惜这位先贤可能没有亲自到过这里，不明白这个所谓的“白马峪”，其时只是一半截干谷，里面并无水源，而这段河流也并不源出此峪。

《长安志》为千古名志，其影响是巨大的，明嘉靖《陕西通志》和清道光《蓝田县志》均以“白马谷水”将此河入志，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雍正、民国两县志都转载其这则记载，且坚持以“土胶河”作为其规范的名称，无疑有其可敬可取之处，但却没有一个敢挺身一指前贤之谬，又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登华岳南峰极顶》牛兆濂〔清代〕

踏破白云千万重，仰天池上水溶溶。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

翻译：

踏破一重又一重的白云，仰望着流动不息的天池水。

弥漫着的大气把山排开，从此我来当这人间的中流砥柱。

牛兆濂（1867年－1937年），字梦周，号蓝川。西安市蓝田县人，清末关中大儒。幼年过目成诵，后拜三原著名理学大师贺瑞麟门下。

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曾讲学于蓝田芸阁书院、三原清麓书院，后人尊称蓝川先生。辛亥革命后以遗民自居，后积极倡导抗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病逝。牛兆濂著有《吕氏遗书辑略》4卷，《芸阁礼记传》16卷，《近思录类编》14卷等，又曾主纂《续修蓝田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