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11月5日四库七阁与天一阁藏书楼研讨会的发言整理，最近事情多，只整理出一半多一点，但这一部分正好涉及到近年来在《天一阁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对于范氏司马第历史范围的一些研究和推测。由于水平的限制，不一定都十分准确，但是我还是愿意把判断的思路全部摊开来与大家共享，说不定会给我们的研究以更大的启发。因为是发言稿整理尚未完成，没有完整配图，请大家忍一忍，后续的完整版，在关键地方，我都会附图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动因方面，希望搞清楚天一阁最原始的历史遗迹，一方面是私家藏书楼价值表述的需要。比如今天开会我可以穿衬衫和西服，因为与场景相符合，但是如果是一场沙滩音乐会，着正装就不适合，我们说天一阁是私家藏书楼，说明这个藏书楼在宅居环境之中，如果宅居环境不进行还原，这座藏书楼最初的设计思路和建设方式就说不清楚；另一方面是探究建筑基因的需要，我们也希望在回到最初去看初代环境过程中，研究出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一些微妙连接因素，或许可以对我们将来进行维修、保护和新建建筑提供一些参考。

我们研究历史环境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外部边界轮廓和周边情况（环境格局），以及内部建筑结构，我这一次研究把重点放环境格局方面，而不是放在建筑结构。毕竟天一阁是一个明中期民居建筑，在周边月湖地区，宁波城里同样时期的建筑还是比较多。况且如果周边环境建筑边界不搞清楚，内部的结构也无从谈起，所以从逻辑上首先要开战空间格局的研究。

首先我列举了一些开展研究所需要的依据，包括官修志书，明代这座私家藏书楼并不受官方关注，反倒是乾隆和天一阁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发生关系以后，清代的官修志书反而有一些着墨如《光绪鄞县志》、民国《鄞县通志》，一些专业的志书也很有参考价值与如清代的《甬上水利志》《宁郡城河丈尺图志》。同时《敬止录》《四明谈助》等个人修撰的志书类文字也有一些相关资料可以获得。另外，就是历史上的一些舆图如清代的《宁郡地舆图》、民国《最新宁波城厢图》等等。当然，天一阁自身的建设档案和周边区域的历史资料、考古资料也在梳理范围之内。在时间段的选取，放在天一阁建阁前后到1840年大概260多年的时间内，这段时间无论是范氏司马第内部还是宁波古城区域，城市面貌的变化并不是太大。

讲天一阁首先讲清楚宁波古城区域的环境。下面是几张宁波古城区域的历史演变图，依次是宋、元、明、清四个时代的演变示意图，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的情况：

一是城墙的范围在公元898年之后没有发生过变化；

二是尽管城市水系不断萎缩，但是西南隅也就是月湖区域水系保留的还是最为丰富和清晰的，天一阁正是在这个区域，这也为我们今天推测历史上的环境提供了便利。

接下来具体讲月湖，月湖作为唐代南湖残留的西侧部门，基本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在宋代的时候月湖上就形成了十个岛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月湖十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间的四个岛屿，自北向南分别是芳草洲（碧沚）、柳汀、花屿（湖心岛）、竹洲（松岛）；东侧三个岛因为水面萎缩和近代以来的道路建设，变成了现在镇明路以西的月湖东岸，自北向南历史上存在过菊花洲、月岛、竹屿；西侧三岛也一样，现在变成了长春路和月湖之间的西侧湖岸，自北向南分别是马眼漕北的芙蓉洲（天一阁在这里）、马眼漕南的雪汀和更南侧的烟屿。

为什么要讲月湖十洲，因为这是天一阁空间描述的大前提。《雍正宁波府志》载：“天一阁，明兵部侍郎范钦宅之东偏，左瞰月湖，为浙东藏书家第一。旧有张时彻，丰坊二记，康熙己未,元孙廷辅请于姚江黄宗羲，复为之记。”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天一阁大致位于范氏司马第建筑群与月湖之间。这里提一句，文中提到张时彻，丰坊两位明代人物都给天一阁写过“记”可惜今天看不到了，如果能够发现，或许有更为重要的空间信息记录在里面。

月湖的主水面清代到目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搞清楚“范钦宅”的具体位置。这就要说到芙蓉洲，宁波地方志关于芙蓉洲基本说法如下：“十洲初成之际，随景命名，芙蓉洲，洲前多照水红蕖，乃有“芙蓉”之名。”这个“芙蓉”就是芙蕖，也就是荷花的古称，并非今天说的“木芙蓉”。芙蓉洲“宋时为史丞相府，明时为闻天官第、李尚书第、李都督第、范侍郎第、杨尚书第、黄府尹第”，所以我们就清楚了，明代的时候，范钦的宅地，包括后来他营建天一阁的大范围，就在月湖十洲之一的芙蓉洲上。

因此，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明确芙蓉洲的边界。我这里依据的主要是光绪年间的《宁波城河丈尺图志》的《城河总图》以及民国四年的《宁波最新城厢图》的记录。对应《十洲志》《四明谈助》有记录：“自雪汀过芙蓉洲，水又两分；一由感圣桥入月湖，一由马牙漕底，达菱池。经三板桥、衮秀桥入月湖。”这就把芙蓉洲的边界说清楚了：

北侧边界到水仙庙河，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三板桥街；

西侧到菱池水系，今天已经变成了菱池街和天一阁广场，这一段水系在清代和民国的图中已经断了，具体原因我会在下文解释；

南侧边界就是今天我们还看得到的马眼漕；

东侧边界就是偃月街边上的月湖主湖面。

黄宗羲登楼之后，清代学者叶昌炽曾经感叹：

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

玉几金鹅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

现在看来，这第一句还真的是真实情况的描写，藏书楼方圆三百米之内确实是秀水环绕，这还没有说到小的支流。

芙蓉洲边界的明确，是有助于我们推测范氏司马第空间的。下面我具体来说范氏司马第边界的确定过程。

1司马第北界的确定

2010年，天一阁在建设目前的古籍库房之前，在现在白蚁防治所至天一阁三号的这一段天一街两侧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了明代房基、柱础、钱币和生活用品，根据范氏家族的家谱以及对其后人的口碑调查可以知道，范钦死后，继承藏书楼的长子的乾房继承了天一阁周边的建筑和土地，而次子的坤房则得到了北侧区域的宅地，所以推测古籍库房以北的区域，应为天一阁坤房遗迹。由于当时天一街以北还有大量居民居住，所以考古揭露的部门不足以看到这个建筑群最北侧的边界。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过，三板桥街的位置就是芙蓉洲北侧界河，一般来说把一条城内的主要干流放到私宅里并不多见，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范氏司马第的背界不会超过芙蓉洲的北界——水仙庙河。

2司马第西界的确定

关于司马第的西界，一直有一个比较偷懒的说法，因为《四明谈助》说到过现在天一街口的范氏西园，同时我们已经知道今天长春路底下是西城墙，所以有文献就简单的说范钦宅西到城墙根。但实际上范式西园只是范氏司马第的一块“飞地”，主建筑群还在更东侧的地方。请看以下两条信息：

《四明谈助》：“范氏西园：在司马第之西，背城面河。其河本自马牙漕来，北通菱池，达社坛桥大河。自嘉靖间（1522-1566）闻主事塞河后，遂为断港。如今大池，横于西园门前，池上有洲，叠假山，古柏阴森，颇有幽趣。”这说明范氏西园在城墙和芙蓉洲西边的界河之间，这条河原来跟南北侧的界河是通的，但是在嘉靖年间，被人为切断，变成了大池，池上还有小岛。

成化《简要志》：“锦里桥即三版桥，在菱池头，本与西水门里河相通，后为主事闻源所塞，渐流入其宅，内设水关闭之，掩为己有。今属兵部侍郎范钦。”这条记载告诉我们，断港的人是闻源，很可能是为了生活便利或者风水需要，同时把水引向自己的宅地。关于闻氏宅地，我们在讲范氏司马第南界的时候在具体说明。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把范氏司马第的西界在嘉靖年间的菱池断港。

3司马第南界的确定

南界的的确定就需要考虑到范钦的邻居——闻氏了。《石马塘闻氏家谱》：“月湖之右，自虹桥直进马牙槽，临河面南，有屋四楹。”“楹”在这里我们作组、院来理解。这句话给我最重要的信息时，闻氏宅第从今天偃月街（虹桥）开始，自东向西排开，一直延伸到漕底。为什么说肯定延伸到漕底？因为联想《成化简要志》所云：“……本与西水门里河相通，后为主事闻源所塞，渐流入其宅，内设水关闭之，掩为己有。”这位闻家的大官人可以将芙蓉洲西侧水系断开后引入自己家中，其前提就是距离不远且中间不经过别人家里。以此推断，范氏司马第南侧与闻氏兄弟的建筑群相邻。那么两家交界处在哪里？

在九十年代，天一阁南园周边地区的建设中，我们在休整范氏余屋和回复司马第台门的过程中发现了司马第中厅建筑最南侧的明代院墙，和台门前照壁须弥座的基础，由此可基本确定：南侧与闻渊、文泽兄弟的府第的边界在现在天一阁景区内部的“服务中心小水池——范氏余屋——司马第台门”一线。

4、司马第东界的确定

东侧就相对简单，因为当时天一阁的选址就在司马第原有建筑群的东南侧，所以这一建筑群的东界分为两段，北侧东界，基本与天一阁西侧备弄重叠，这也是天一阁出现之前范氏司马第原始的东界面。南侧东界，因天一阁的出现被向东推到了天一阁庭院的东墙。

至此，范氏司马第1840年之前的基本格局或者说四至范围就明确了，当然，任何城市、街区、家族的历史都是动态的，这期间因为种种原因，很可能局部区域会出现一些变动，有些变动很可能大到局部改变边界的走向，但是我们认为大致地格局应该是准确的。

去年我馆同任与天津大学的同学合作，对范氏司马第乾房（今天一街以南部分）的建筑肌理进行了推测，而坤房部分，由于后期建筑的干扰和考古信息的不完整，目前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但是我们推测乾房和坤房的中轴线并不完全重合，在坤房局部区域很可能存在“丁”字形的建筑格局，这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揭露和研究。

当我们对尼泊古城、月湖、芙蓉洲、范氏司马第有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之后，再来看天一阁藏书楼，就很容易得出关于天一阁建设的三个结论：

一是地择东南。实际上从司马第后来的演变来看，天一阁建在西、北、东三面都有可能。但是范钦最终选择东南角，很可能处于三个原因：一是东南角的空间相对更大，北侧和西侧都临近芙蓉洲界河；二是出入更为方便，紧邻司马第台门；三是不排除读书人对于文昌位的偏爱。

二是相对独立。无论是天一阁还是皇家七阁，都是主体建筑群里的小字辈，说白了就是后加的建筑。所以建设者客观上也只能原则空旷、相对独立的区域。同时主观上读书藏书活动对于与日常生活和礼仪活动关联度也不高，那么建设者也进一步在主观上刻意离开其与主要生活、工作轴线的距离。

三是附加庭院。这一点也是主客观因素共同推进的，明清江南读书人主观上总是希望在读书藏书之处有雅致的园林点缀，而相对独立开阔的场地选择又正好支持了范钦的这一想法，而天一阁这种藏书楼附带园林庭院的做法又被“写仿”进了七阁基因中。这里需要辩证的就是，尽管现在的天一阁的前后假山是清初范光文所建，但这不代表明代没有园林。明代文学家屠隆在去过天一阁后留下一首《范司马公园》诗：

秀木扶疏众草齐，开残红药半香泥。鸟窥青嶂平湖入，人倚朱楼落日低。

曲窦暗通花径外，垂杨横过石阑西。坐来麋鹿深深见，不是桃源路已迷。

足以证明那时候的天一阁就已经是一个很漂亮的私家园林了。

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四十五年（1566年），是当时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私家藏书楼。范钦喜好读书和藏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范钦所收藏图书以方志、政书、科举录、诗文集为特色。由于一度位高权重，范钦的一部分藏书为官署的内部资料，这也是普通藏书家难以获得的。在他解职归田后，便建造藏书楼来保管这些藏书。

范钦最早的藏书楼名为“东明草堂”。辞官归家之后，随着藏书的增多，亟需兴建新的藏书楼。范钦根据郑玄所著《易经注》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语，将新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并在建筑格局中采纳“天一地六”的格局，楼外筑水池以防火，“以水制火”。同时，采用各种防蛀、驱虫措施保护书籍。 范懋柱辑《天一阁藏书总目》，序中提及“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写其书入四库，赐以图书集成，亦至显荣矣”。

1585年，范钦去世。据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载，范钦去世前，将家产分为藏书和其他家产两部分。长子范大冲自愿放弃其他家产的继承权，而继承了父亲收藏的7万余卷藏书，这也形成了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范大冲在维系和补充天一阁藏书的同时，也建立了维系天一阁藏书的族规，规定藏书归子孙共有，非各房齐集书橱钥匙，不得开锁。这些制度在天一阁私藏时期（天一阁始建至1949年）一直保留，并得到历代补充。

1665年，范钦的曾孙范文光在天一阁前修造园林，用假山石形成“九狮一象”等动物形态，改善了天一阁周围的环境。这一时期同时也是天一阁藏书最为丰富的时期。据考证，当时天一阁藏书达到5000余部，70000余卷，此后直到1949年，藏书几乎没有增加。

1676年，范钦后人范光燮传抄天一阁百余种书籍供士子阅读。范光燮破例帮助大学者黄宗羲登楼阅读天一阁藏书，使得黄宗羲成为第一个进入天一阁的外族人。黄宗羲为天一阁编制书目，并撰写《天一阁藏书记》，赞扬范氏后人“范氏能世其家，礼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云烟过眼，世世子孙如护目睛”。天一阁因而提高了在学者中的知名度。自此以后，天一阁逐渐结束对外封闭的状态，对著名学者开放，尽管获得这种机会的学者并不多。

1773年，乾隆帝诏修《四库全书》时，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天一阁珍本641种，数量上名列全国第二，但质量一流，包含大量珍本、善本。所呈藏书中，七分之五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六分之一全本抄入，但所有藏书未归还，使得天一阁藏书下降到4819部。乾隆三十九年六月，特颁谕旨，恩赏天一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且派遣杭州织造寅著前往天一阁了解建筑格局，并下旨仿天一阁建造文渊阁等“内廷四阁”，“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希望借鉴天一阁的设计使得《四库全书》能够安全保存。。乾隆四十四年六月，赐范家郎世宁刻《平定回部得胜图》十六幅。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再赐《平定两金川战图》十二幅。

1829年，范筠甫、范邦冉等范氏后人对藏书楼进行大修，更换砖瓦台阶，修葺假山，疏浚池水，同时修订天一阁管理制度，立下禁碑三种，条款十五项，严格保证天一阁图书“书不出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宁波府城陷落。英国占领军掠夺《大明一统志》等舆地书数十种。

至1847年，天一阁中仅存书籍2223部。

1861年，太平军攻陷宁波，盗贼乘乱**天一阁藏书出售，后部分书籍被范钦十世孙范邦绥尽力购回。据薛福成命人所编《天一阁见存书目》，至1884年，天一阁存有原藏书2152部，共17382卷，《古今图书集成》8462卷。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4年，大盗薛继渭潜入天一阁，与楼外盗贼里应外合，将盗走的天一阁书籍运往上海，在书店中出售，后被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巨资赎回一部分，藏于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但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东方图书馆被炸而焚毁。这一事件使得天一阁藏书损失千部。

1933年9月18日，台风造成天一阁毁坏。在鄞县县长陈宝麟支持下，冯孟颛、杨菊庭等地方人士成立包含范氏后人的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将宁波府学内的尊经阁迁移至天一阁内，并将80余方碑刻移至天一阁后院，建立“明州碑林”。同时，在尊经阁西侧开辟千晋斋，将宁波学者马廉搜集的历代古砖和宁波城墙拆除后收集的城砖予以陈列。

1933年天一阁重建时，宝书楼藏书迁至范氏诒谷堂保存，政府派兵守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天一阁藏书，天一阁经历了建成370年以来的首次大范围出阁。首批三箱书籍于1937年8月17日离开天一阁。

1939年1月5日，第二批明以前版本八箱也运离天一阁，运往乡间暂避。

1939年4月12日，先前运出的两批藏书和阁中剩余的藏书总计28箱，9080册，由鄞县政府加封，运往龙泉县后方，暂存于跶石乡，与浙江省图书馆的藏书一同隐蔽。抗战结束后，这批藏书被运往杭州，直到1946年12月16日，天一阁藏书方才运回阁中，并于次年3月1日至3日进行了天一阁建成以来的首次公开展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指示保护天一阁。占领宁波后，解放军派专人保护天一阁。1949年6月9日，宁波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天一阁，并使之成为事业单位，范氏后人范盈性、范鹿其成为公职人员。宁波多位本地藏书家将个人藏书捐献给天一阁，这极大地丰富了天一阁的藏书。

1982年，天一阁入选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一阁已经拥有藏书30万卷，并仍在增加，同时设有专门的古籍修复部门。

2003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

2007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2010年底，天一阁古籍数字化平台建立，以馆藏善本为主的3万册古迹得到数字化，供在线查阅。

2012年10月9日从南昌市滕王阁管理处证实滕王阁(南昌市)、岳阳楼(岳阳市)、黄鹤楼(武汉市)、鹳雀楼(山西永济市)、蓬莱阁(山东蓬莱市)、大观楼(昆明市)、阅江楼(南京市)、天心阁(长沙市)、钟鼓楼(西安市)、天一阁(宁波市)等十大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将共同申报联合国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