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各种公共卫生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医疗条件和医疗设施都有着十足的进步，但面对重要疫情的发生，还是暴露出了不少问题。现代亦是如此，那古代人面对疫情又是如何防范的呢？古人面对这种卫生问题就更难处理了，往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其实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对疫情有了比较高的了解。而隔离法，从西汉时期就已开始使用，下面就为大家讲讲各朝代是如何处理疫情的，一起来看看吧。

最早的传染病医学隔离

西汉时期汉平帝刘衎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中国古代公共疫情多发，造成的惨烈程度也是少有的。东汉末年的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传染病大流行，曹植《说疫气》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种全家死光的现象，历代不绝。疫病如此频繁，中国古人并没屈服和绝望，甲骨文里的降疾二字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人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减少传染病的发生。隔离法，便是有效措施之一，为现代广泛采取。

所谓隔，就是划定区域，设置临时性专门场所，收容患者。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中国设立传染病医院和实行医学隔离的开始。实际上，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后来，南朝齐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除有养老院和专门医院性质外，也带有较浓隔离色彩。

隔离手段在古代军中尤其常用，史书记载最早的一起军中隔离，出现在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由皇甫规担任中郎将的汉军决定西征，进一步讨伐姜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所有感染官兵，统一安置到庵庐中。

庵庐，是为患者所设的隔离所。另一形式的隔离，是为健康人群设立。明末满清人入关前，正是烈性传染病天花大暴发时期。清皇室便曾设避痘所，供诸皇子外出避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尔鼻城一带避痘，并规定若有疾病，在9日以内不准互相看望。

在家不出门和对重大疫区封城，也是有效隔离的方式。并请少一些恐慌，多一些担当。

最简单易行的救治手段

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

创制济疫小饮子治疾疠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供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国古代，从南北朝时代，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时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

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时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居民。

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所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等。

2003非典大暴发时，曾有中医用上述东汉药方改变而来的白虎加人参汤、麻可石甘汤等十多种中药方治疗过非典。

各地也已发布相关预防中药方，可引以参考，切勿过剂。

如何选择上述预防处方？

在这些处方中，大家不难发现，虽然药物不尽相同，但有些药物反复出现，比如湖北、陕西、江西、甘肃的预防处方中均出现了黄芪、白术、防风三味药物的身影，而他们正是玉屏风散的组成。夫以防风之善驱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卫，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据。风邪去而不复来，此欲散风邪者，当倚如屏，珍如玉也。故名玉屏风。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病机总体是以湿、热、毒、瘀为主。因此，湖北省预防处方中，结合湖北潮湿的气候特点，在玉屏风散补气固表的基础上，加入陈皮、佩兰芳香祛湿，所以平日体内湿气重的人群可选择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二号方。如果是偏内热体质的人群，可选择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一号方。

内容较多，总结一下——

普通人群或是体质偏内热的人群，可选择湖北省防冠一号方或甘肃省普通人群基本方；

体质虚弱人群，上述包含黄芪、防风、白术的处方均可根据自身情况加减使用；

当然，大可不必人人都采用中药内服，汉服小编觉得中药香囊对于绝大多数人群是更加简便易行的方案。

如有疑问，应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

如何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

唐文宗李昂

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

传染病又叫瘟疫，瘟疫最怕人的地方，是极易导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及时处理、掩埋遗体，也可以以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复发。

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钱出人埋瘗尸体，这一行为最具人性化。如唐代，在这方面便采取了不少措施和对策。

据《全唐文·文宗四》中拯恤疾疫诏条，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剑南(今四川境内)至浙西发生大疫情，李昂第一时间下诏，在安排官员去疫区查看，免费送医药的同时，要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

在宋代，疫病发生后，各个皇帝也都要积极救治、拯恤，《宋史·食货志上六·振恤》(卷一百三十一)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赵祯立即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敛费。

元末明初，传染病加上战争，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朱元璋(明太祖)刚当上皇帝，便指示中书省负责人，组织人力悉收瘗之。明成祖朱棣比其老子朱元璋做得更多，据《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曾安排人在当时北京城东的郑村坝一带，收集了10万具尸体，集体掩埋。虽然这些并非都是疫死，而多战争死亡，但对预防传染病的再暴发，无疑是有直接作用的。

在中国历史上，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甚至采取过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烧感染疫病患者。《新五代史·氏叔琮杂传》记载，后唐开国将领氏叔琮，当年带兵攻打晋人时，军中发生传染病，氏叔琮下令病不能行者焚之。不少患者惧怕被烧死，皆言无恙。但此举已是非常极端的处理方式，已然违背人道，我们可借鉴的就是保证公共卫生消毒，减少大型庙会等活动，防止交叉感染并做好受害民众抚慰。

如何减少并预防瘟疫的流行

张仲景著《金匮要略》

疫死畜肉有毒不可食之

当然，防止瘟疫最主动的手段，还是防预。现存最早、成书于先秦战国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便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意思是说，高明医生不是等到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此即强调预防为主，这一观点是相当科学的。古代医家均强调预防的重要，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称，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

那么，如何搞好防疫？中国古人最重视环境保护和饮食卫生，从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两方面预防疫病。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除了临时应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节日风俗形式，开展全国性活动，有的至今在流行。如腊月祭灶日家家会除尘，即家里家外大扫除；疫病多发季节的五月端午节，家家饮洒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雄黄、艾叶、菖蒲、苍术这些矿物、植物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

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古人也会进行消毒，明代名医李时珍生前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得更具体：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至迟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虽然那时还没有禽流感的概念，但人与畜已分开，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单独设圈。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猪肉、牛肉等问题畜禽肉。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当时的医学专家、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在预防传染病方面，中国古人最重视的还有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即是中国古人保护饮用水源的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得就是这个意思。而井也是古人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载体之一，必要时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

至于如今将大量病死猪畜扔进江河饮用水源内的事情，在古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黑格尔曾经说过：

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

最后，希望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比起更多的如果，我们要做到的便是当下。少一些谣言，多一份坚信。

无论人类文明发展的如何，都是一直在和对抗疾病。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与瘟疫进行抗争的时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就连《山海经》这样的神话故事集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说起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瘟疫斗争，它的抗击是否成功都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和国力状况相关。但是，毕竟古代的科技与医疗条件都不发达，对抗瘟疫这样的灾害会采取隔离病原，甚至巫术的方法。

由于古代的时候，人们对于瘟疫的认知有限，经常会认为这些大规模的传染病是来自上天或者神界的惩罚，而人们所传闻的巫术作为人们与上天之间沟通的方式，就变成了解决瘟疫的最佳手段。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多人使用巫术与医术的方法成功抗击了瘟疫。总的来说，这样的方法毕竟是没有任何科学手段和科学依据的，它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甚至还会使得所出现的瘟疫更加严重。

尽管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发达，但是仍然出现了一些科学有效的防治手段。在春秋战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隔离病原的思想，将患有传染病的人群们集中到一起进行治疗。值得一说的是，很多人为了防止更多人的患病，在有病人的家门上还贴有标志，提醒大家远离，组织传染病的扩散。与此同时，古人也会在一些医书中向大家普及一些传染病知识。

由此可见，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总是在与各种各样的疾病进行斗争，这些逐步发展的抗击瘟疫的经验，也给未来的我们提供了很多解决的方案。尽管在很早的时候，人们还在使用巫术的方式，但是抗击瘟疫的决心却从未减少。

一、派遣专员带队下疫区：

不管哪个朝代，一旦发生重大疫情，朝廷会第一时间指派相关官员，带领太医以及医疗，援助物品前往疫区进行防治工作。

二、对于重灾区实施区域隔离：

用通俗的话来说，针对疫情瘟疫重灾区，考虑到传染传播等原因，会开辟一个隔离区，类似瘟疫村，把所有患者集中在一个区域管理，派遣专人负责查找传染源，集中诊治，隔离患者，并且撒播石灰粉进行大面积消毒。

并且由军队在外围监管严防患者脱逃，以切断传播途径，这样集中隔离，可以有效的控制瘟疫传播范围，使疫情最大范围的得到控制，要知道在古代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这种集中隔离或许是控制防治瘟疫最好的办法。

三、民间防治：

在古代，发生了重大瘟疫疫情，仅仅依靠朝廷的救援是远远不够的，历朝历代以来就有很多的民间名医自主的加入到救助救治疫情方面来。

比如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他们自主的研制药物，教授百姓们如何防治，如何消毒，其中，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中医在人类瘟疫流行时预防的几种方法1．以毒攻毒法 在疫毒传播过甚之时，或不得已要接触病人者，用雄黄等药以毒攻毒，则是古人的拿手好戏。如《验方新编》谓：“雄黄研细末，水调，多敷鼻孔中，与病人同床，亦不传染，神方也。”《医方简义》的避瘟丸，由雄黄、鬼箭羽、丹参、赤小豆组成，服之“可不染瘟疫也。”《圣济总录》谓：“凡时行瘟疫，皆四时不正之气，感而病者，长少率相似。此病苟不辟除，多致传染。宜有方术，预为防之。”因此，推出了雄黄丸等“辟瘟疫不相传染”的方剂。 2．芳香辟秽法 辛温香燥之药，多有芳香辟秽，健脾化湿之功，是最常用的一类防疫药。如苍术、木香、蜀椒、乳香、降香等。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近代名医张山雷谓：“苍术，气味雄厚，较白术愈猛，能彻上彻下，燥湿而宣化痰饮，芳香辟秽，胜四时不正之气，故时疫之病多用之。”《和剂局方》的仙术汤，能“辟瘟疫，除寒湿，温脾胃，进饮食，”就是以苍术为君，配合干姜、枣、杏仁、甘草而成。《验方新编》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时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神农本草经》明确指出木香能“辟毒疫”。《雷公炮制药性解》谓蜀椒“堪辟瘟疫”。《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 3．清热解毒法 古语云：“用药如用兵。兵不在多，独取其能；药不贵烦，独取其效。”清热解毒药虽多，用于预防瘟疫的则只有贯众、升麻，而尚未见到用板蓝根的记载。陈士铎谓：“贯众，实化毒之仙丹。毒未至而可预防，毒已至而可以善解，毒已成而可以速祛”。《本草经疏》谓：“疫气发时，以此药置水中，令人饮此水则不传染”。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贯众对各型流感病毒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对腺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埃可病毒、柯萨奇病毒、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及单纯疱疹病毒等也有明显的抗毒作用。升麻，味辛、甘，性微寒，功能清热解毒，发表透疹，升阳举陷，主治时疫火毒等。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指出升麻“主解百毒……辟瘟疫”。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升麻对人体免疫功能有重要影响，能增强淋巴细胞的活性，能诱导淋巴细胞产生干扰素，有促进淋巴细胞转化的作用。 4．发散郁火法 火郁于内，则易感外邪。古人用麻黄等发散肺经郁火以防疫，机会虽少，却也另辟法门。《日华子本草》谓麻黄“御山岚瘴气”，《圣济总录》“辟瘟疫不相传染”的方剂绝瘴散就是以麻黄为君药。李时珍谓：“麻黄乃肺经专药……实为发散肺经郁火之药。”而麻黄对流感嗜血杆菌、金**葡萄球菌、甲型和乙型链球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以及多种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的现代药理研究，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一些注脚。

第一、先从官方政府（统治层）来说。

在古代，人们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惩罚。瘟疫猖獗时，西汉文帝、东汉恒帝等许多统治者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主动承担责任，向上苍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能收回惩罚。皇帝通过自责诏书安抚人民，增强了人民抗击瘟疫的信心。同时，他还命令各级政府共同抗击瘟疫，共渡难关。而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基本都会免除租赋，减轻百姓的负担。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在防疫中，要求官员巡视疫区，安抚百姓，开仓救灾，派医生救治民众，稳定民心。在汉代，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宋朝瘟疫发生时，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治疗病人，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应当向家属支付一定的丧葬费，妥善安葬。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葬。对于灾民家庭留下的孤儿，有关部门将给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抚养。上述各项措施对落实人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再从专业（医学）的角度来说。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其疾病预防原则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发病与气候有关。并认为“正气存内”可以“避其毒气”。

在古代，医生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传染病都有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仍沿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华佗发现用青蒿治疗流行性“黄胆病”。后来，民间流传着“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的说法。现代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素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晚清吴瑭推荐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仍在临床应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第三、最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注意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传播。秦汉时期，有记载说，用佩兰等草药洗澡可以防病养身。同时建议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鱼。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提倡个人卫生，重视体育保健，提出饮食疗法、药物疗法、养生、滋补自然、保健相结合的防治思想。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主张人们将水烧开了再喝，这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几率。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

据统计，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我国一共发生了321次瘟疫。尽管如此多灾多难，但因为治疗及预防及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 、黑死病等重大瘟疫。

当然，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人在防治瘟疫也是一部成长史、曲折史、血泪史和有效史。

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我国古代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春秋时期，鲁国曾爆发大疫。当时人们几乎不了解疫病的原因。通常认为是瘟神作祟，或是阴阳不合所致。

从汉代开始，我国的疫病记载出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两汉疫病共有13次，流行年份约为20年。

魏晋南北朝时共有17次，流行年份约为40年。到了明朝时期，疫病出现暴增趋势，在276年间，疫病流行年份就有118年，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次疫病。

而到了清代更为恐怖，仅官方的记载的疫情就高达134次，平均两年一次，而且疫病中的死亡人数也在剧增。

史据悉，上疫病死亡人数最多的是金朝时期的汴京大疫。

当时的汴京大疫发生后，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汴京城共死了近百万人。

无独有偶，到了明代瘟疫成了人们的杀手锏。永乐年间的瘟疫，有十万人死于非命； 正统年间，有四万人死于疫病；景泰年间，有两万人死于灾难；正德年间，有九万人死于暴亡； 万历年间和崇祯年间，瘟疫更猛，死者竟到了不可统计的地步。清代时期，鼠疫、天花和霍乱横行，依然是死亡无数。

尽管如此，古人还是一点一滴地积累了疫情控制手段。主要手段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上名医名家发挥“定心丸”作用。

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就是以治疗“伤寒”病成名的，他的著作《伤寒论》有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书中的方药至今沿用。而神医华佗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等医学家都被称之为治疗瘟疫的专家。

总之，这些名医名师为抗防治瘟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他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第二， 官府组织医官全力救治。

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到了唐代以后，朝廷组织防治瘟疫就已成为制度，地方官员全力配合医护人员，救死扶伤。宋朝期间，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免费发放中药，并开仓赈济。明清时期，根据疫情等级，由医官配置汤药或膏药，给患者按病下药。有时太医院也会参加，民间也会自发组成免费的医疗队。

第三，及时隔离控制疫情蔓延。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于是设立隔离病坊，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传播。

据悉，唐朝时已有麻风病的专门收治机构，收容机构叫“疠人坊”，将传染病人强制集中到某一处进行隔离。而到了宋代时的收容机构叫“安济坊”，明清时又设立“避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