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来源： 中国网滨海高新 关键字：兰亭;屋漏痕;书家;书耳;楷法 作者： 2011-05-24 11:02

　　此帖(官奴帖）在《淳熙秘阁续刻》，米元章所谓绝似《兰亭叙》。昔年见之南都，曾记其笔法于米帖，曰：“字字骞翥，势奇而反正，藏锋裹铁，遒劲萧远，庶几为之传神。”今为吴太学用卿所藏。顷于吴门出余，快余二十馀年积想，遂临此本云：抑余二十馀年时书此帖，兹对真迹，豁然有会，盖渐修顿证，非一朝夕。假令当时力能致之，不经苦心悬念，未必契真。怀素有言：“豁焉心胸，顿释凝滞。”今日之谓也。时戌申十月有三日，舟行朱泾道中，日书《兰亭》及此帖一过，以《官奴》笔意书《禊帖》，尤为得门而人。

　　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魏，断不在唐人后乘也。

　　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谈与不谈耳。极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谈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人。

　　转笔处，放笔处，精神血气易于放过。此正书家紧要关津，造物待是而完也。但知出笔，不知转笔、放笔，必不诣极。

　　书须参（离合）二字，杨凝式非不能为欧、虞诸家之体，正为离，以取势耳。米海岳一生夸诩，独取王半山之枯淡，使不能进此一步，所谓“云花满眼，终难脱出净尽”。赵子昂则通身入此玄中，觉有朝市气味。《内景经》曰：“淡然无味天然粮”，此言可想。

　　三十年前参米书在，无一实笔，自谓得诀。不能常习，今犹故吾，可愧也。米云：“以势为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内典所谓带师智，书家谓之气韵也。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尝敢以耗气应也，其尤精者，或以醉，或以梦，或以病，游戏神通，无所不可，何必神怡气王，造物乃完哉！世传张旭号草圣，饮酒数斗，以头濡墨，纵书壁上，凄风急雨，观者叹愕。王子安为文，第磨墨数升，蒙被而卧，熟睡而起，词不加点，若有鬼神，此皆得诸笔墨蹊径之外者。今观察王先生当人日，病不饮酒，莫廷韩馈以内府良药，辄据枕作诗二十余章谢之，皆风骚鼓吹也。乃与彼二子鼎足六立也矣。……

　　晋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也，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唐人诗律与其书法颇似，皆以浓丽为主，而石法稍远矣。余每谓晋唐无态，学唐乃能入晋。晋诗如其书，虽陶元亮之古澹，阮嗣宗之后爽，在书法中无虞、褚可当，以其无门也。因为唐人诗及之。

　　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径，而尽态极研矣。

　　总之俗欲造极处，使精神不可磨没。所谓神品，以吾神所著故也。何独书道，凡事皆尔。

　　大慧禅师论参禅云：“譬如有人具百万资，吾皆籍没尽，更兴索债。”此语殊类书家关捩子。米元璋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故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以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直要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那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

　　余十七岁学书，二十二岁学画，今五十七八矣。有谬称许者，余自校勘，颇不似米颠作欺人语。大都画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泣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画则具体而微，要亦三百年来一具眼人也。

　　予学书三十年，司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处耳。过此关，即历军父子亦无奈何也。转左侧右，乃历军字势。所谓迹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

　　唐人书皆回腕，宛转藏锋，能留得笔住。不直率流滑，此是书家相传秘诀。微但书法，即画家用笔，亦当得此意。

　　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有用笔如太阿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颜鲁公所谓“以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细参《玉润帖》，思过半也。

　　米海岳书，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真言无等咒也。然须结字得势，海岳自谓集古字，盖于结字最留意，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意耳。……

　　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大入晋、唐室也。《兰亭》非不正，其纵岩用笔处，无迹可寻。若开采模相似，转去转远。柳公权云：“笔正”，须善学柳下惠者参之。余学书三十九年，见此意耳。

　　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浓肥，肥则大恶道矣。

　　余尝谓右军父子之书，至齐、梁时风流顿尽。自唐初虞、褚辈，一变其法，乃不合而合，右军父子殆如复生。此言不大易会，盖临摹最易，神气难传也。

　　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当观其举止、笑语、真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

　　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东坡闻之，谓：其书必不得工。禅家有云，从门入者，非是家珍也。惟赵子昂临本甚多，世所传十七跋、十三跋是已。“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山谷语与东坡同意，正在离合之间，守法不变，即为书家奴耳。

　　昔右军诸帖，半出于问病吊唁，从哀戚中结法，所谓泪渍老笔者，其书独垂至今。

　　《内景经》全在笔墨畦径之外，其为六朝人得意书无疑。今人作书只信笔为波画耳。结构纵有古法，未尝真用笔也。善用笔者清劲，不善用笔者浓浊。不独连篇各体有分别，一字中亦具此两种，不可不知也。

　　颜鲁公受笔法于张长史。尝有“锥画沙”、“印印泥”之喻，又谓之“屋漏痕”。然其碑帖严整，蚕头鼠尾，即不无“锥沙”、“印泥”、“屋漏痕”。未之见也。独此碑落笔与放笔处，和缓挺劲兼之，余临写之，次恍若有悟。鲁公曰：自钟、王至虞、陆，皆口决手授，以至张长史。信矣。

　　锥沙三喻，皆喻藏锋，不知出锋亦有之。因出锋之尤，故成藏锋之浑，此碑是也。东坡偃笔虽形类颜，失在用笔矣。其学王僧亦然。

　　《争座位帖》，宋苏、黄、米、蔡四家书皆仿之。唐时欧、虞、褚、薛诸家，虽刻画二王，不无拘于法度。惟鲁公天真烂漫，姿态横出，深得右军灵和之致，故为宋一代渊源。

　　余近来临颜书，因悟所谓“折钗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鲁公直入山阴之室，绝去欧、褚轻媚习气，东坡云：“诗至于子美，书至于鲁公。”非虚语也。颜书惟《蔡明远序》尤为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仿佛，盖亦为学唐初诸公书，稍乏骨气耳。灯下为此，都不对帖，虽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米老犹隔尘，敢自许逼真乎？题以志吾愧。

　　余每临怀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笔意求之，黄长睿云：米芾见阁帖书稍纵者，辄命之旭。旭、素故自二王得一家眷属也。旭虽姿性颠逸，超然不羁，而楷法精详，特为正真，学狂草者，从此进之。

　　柳诚悬书，极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为臭腐，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妍，鲜能解此。余于虞、褚、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趣右军也。

　　杨景度书，自颜尚书、怀素得笔，而溢为奇怪，无五代衰之气。宋苏、黄、米皆宗之。《书谱》曰：“既得平正，须追险绝”景度之谓也。

　　书家以险绝为奇，互窃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弗解也。今人眼目为吴兴所遮障。予得杨公《游仙诗》，日益习之。

　　东坡先生书，世谓其学徐浩。以余观之，乃出于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结体，而中有偃笔，又杂以颜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来。即米海岳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遂有冰寒于水之奇。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

　　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少壮未能立家，一一规模古帖，及钱穆父诃其刻画太甚，当徒势为主，乃大悟，脱尽尽本家笔，自出机轴，如禅悟后，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虽苏、黄相见，不无气慑。晚年自言无一点右军俗气，良有以也……。

　　右皆赵文敏闲窗信笔所书。锡山安氏刻于家。余素不学赵书，以其结构微有习气，至于用笔、用墨，文敏所谓“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前人正自未可轻哉议。

　　人谓倪书有《黄庭》遗意，此论未公。倪自作一种调度，如啖橄榄，时有清津绕颊耳。书家四忌：甜、邪、俗、赖。倪从画悟出，因得清丽。枝指山人书，吴中多赝本。此书律诗二十首，如绵裹铁，如印印泥，方是本色真虎，非裴将军先射诸彪也。

　　本朝学素书者，鲜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张南安、莫方伯各有所人，丰考功亦得一斑，然狂怪怒张失其本矣。余谓张旭之有怀素，犹董元之有巨然，衣钵相承，无复馀恨，皆以平淡天真为旨，人目之为狂乃不狂也。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时之标，然欲突过二沈，未能也。以空疏无实际。故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

　　翻译

　　中国明代书法、绘画理论著作。董其昌著。是明末清初画家杨补辑录董其昌未收入《容台集》的零篇散帙而成书 。全书4卷 ，其中卷三 、卷四和书画无关。卷一包括论用笔 、评法书、跋自书、评古帖等节；卷二包括画诀、画源、题自画、评古画等节。该书论书主张巧用笔墨，强调结字，临帖重在领会其精神，提倡“以意背临”；论画以南北宗论为中心，提倡文人画，贬抑“行家画”。对于绘画的发展，推崇自唐而宋由“工”变“ 畅 ”，批评由宋入元某些画家的由“畅”而“佻”。主张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生 、秀、真为艺术境界之极诣。书中的一些绘画理论、技法都有独到见解，对以后的绘画发展有很大影响。他的画论对清代“四王”画派具有极深刻的影响。

在汉晋以前书法批评史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例，这就是赵壹的《非草书》。我们要专门来讨论它，以期把握整个书法批评史的重要脉络。

赵壹的《非草书》在书法理论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当时张芝、罗晖、赵袭等人对草书如痴如醉的追求。赵壹认为这些草书家没有去研究圣人之道和治国之道，而来研究一个 “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的 “小技”——草书，这一举动有悖圣人的教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赵壹的 《非草书》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篇反书法的文章，可是历代众多的书法论文选本都把这篇反书法的文章摆在第一。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赵壹的文章不反文字，只反书法，虽然对文字与书法的界限，赵壹没说，但他对一心只追求书法 “小道”表示非常不理解。像这样一篇反书法的文章，从书法发展角度看，是与历史进程完全背道而驰的，本来我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我想对它置之不理对于研究书法批评史来说并不是个好现象。原因就在于如前所述，我们研究书法批评史一般强调两个目标，一个是研究批评内容，另一个就是研究批评方法。从研究批评内容来看，赵壹反书法的现象从总体上说当然不可取；可是如果研究他的批评方法，《非草书》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难得的范例。

首先，从汉赋演化而来的众多的书赋，给我们留下的是纯粹欣赏的印象。这种印象对于一个研究书法观念形态的学者来说，他会感到很高兴，因为这表明古人开始把对书法的艺术欣赏用文字表达出来，形成文献。可是对于真正从事书法创作的艺术家来说，这种欣赏却是一种形象化的、拟人拟物化的比喻，对书法创作没有直接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特别是从书法本身的角度来看，拟物拟人化的比喻实际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完全根据欣赏者个人的看法偏好，其欣赏的意见可能完全相异。比如对一根线条，你认为它像万岁枯藤，我可以认为它像两蛇相交。你可以认为一个点像一只蹲熊，我也可以认为像块石头……。对同一个对象，不同的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经验，对事物的不同熟悉程度，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具象结论，而这些结论又分别具有不同的解释。这使得欣赏可以多样化，而研究却因差异太多而显得无法把握与确定，这一点为后来的书法发展证明在实际上是并不可取的。这是当时众多书赋给我们留下的基本印象。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于是，真正的书法理论的崛起，应该需要这么一个过程：首先是对抽象的书法作品作很具体的观照，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如果只停留在此，很可能导致书法的具象化、绘画化这样一种险境。所以，书法理论在走向描绘性欣赏的同时，又亟待有一些很实在的真正的批评理论的出现，以期提高自身的研究素质。赵壹的 《非草书》恰恰就是这种批评理 论的最理想的模式。这里有个矛盾，作为批评内容来说，赵壹的 《非草书》非常令人失望；但作为批评方法来说，它又恰恰是当时的书法理论迫切需要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个较理想的批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三种关系整理一下，如下式：

　六书理论　 《非草书》 书赋

　文　　字　 —— 批评内容错误 —— 过于具象的观照

（实用的） 批评方式正确 态度（审美的）

《非草书》的批评内容错了 （反书法），它的批评方法却具有进步意义。批评方法的进步是相对于书赋、书势过于具象的观照态度来说的。《非草书》和书赋相比，从批评方法来看哪一个更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肯定，《非草书》是一种判断、评价；而 “书赋”之类只是一种泛泛的个人感受。故相比之下，《非草书》的方法显得进步，而 “书赋”显得落后。再从批评的内容来看，它们之间又恰好相反，赵壹的批评内容是反对书法的艺术性，他认为书法艺术对治国之道无用，所以他主张文字是应用性。相比之下，书赋的内容又显得进步。这两大类文章，所牵涉到的批评内容与批评方式之间，恰好构成了一组矛盾：两者各有落后的一面，也都有先进的一面。赵壹并不取审美立场，而是取文字应用的立场。而这应用的立场却自有其丰富的历史含义。

《非草书》、“书赋”，还有当时的六书文字理论之间

《非草书》、“书赋”，还有当时的六书文字理论之间，由于立场、方法、内容的不同，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关系。过去我曾为大家画过一个关系图 （实用——审美），一根欣赏的轴线，一根应用文字的轴线。在六书文字理论与书赋之间，出现了 《非草书》。它选择批评内容的立场靠近实用的文字理论，而批评的方法却靠近书法艺术理论迫切希望的思辨立场。我们之所以说 《非草书》是一个里程碑，其意义也正在此。它的批评内容与批评方法之间有个非常奇怪的绞合，而这种绞合在一起的现象，我们在当时找不到第二个例子。作为一个研究家来说，历史现象越统一，表面逻辑的承启关系越鲜明，对他来说越无意义。相反，矛盾越多，里面所透出来的信息也就越多，据以猜测或推断古代人是怎么想的，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观念形态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越矛盾的现象，对后代人进行研究来说，其价值就越高。

我们来具体分析赵壹的 《非草书》。他认为草书的本来目的是为了 “易而速”，而今反 “难而迟”，所以他认为 “失旨多矣”。他说，草书技能 “盖技艺之细耳”，认为草书在雕虫小技中也是最不足挂齿的，“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艺，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过去从地方至中央选拔人才，确实注重书写能力，但均与草书无关，草书写得好坏，对于政绩、对于治理国家也无关紧要。这一组排比所用的方式是一种非常有逻辑性的排列。

关于赵壹 《非草书》文章的逻辑结构，我们可以大概划为三段：

第一部分：阐明草书不足学的观点。

第二部分：说当时学的人也不配学，没能耐学好。

第三部分：阐明学了也没有用的理由。

我们用以上三句话可以概述 《非草书》的基本观点。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书赋”。“书赋”用了很多排比、形容，但能否如赵壹一样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 “链”？“书赋”对书法的欣赏实际上都是平面的。而 《非草书》有一个前后的逻辑：草书不足学——学的人不配学——学了也无用。因此，我们可以将 《非草书》与汉晋的 “书赋”在研究方法及思辨性特征方面拉开距离，并与当时一般的书法理论拉开距离。如果说书法理论的标准是以具有思辨意义为前提的话，那么可以说赵壹的 《非草书》是第一篇符合这个标准的论文。所谓思辨性即有论证过程，有趣的是这第一篇有关书法理论的正规论文，目标居然是反书法的。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但可以肯定，这第一篇文章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 《非草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总结一下：

第一，它的方法特征是专论式的批评方法。请注意，是论而不是叙述、描绘。汉晋 “书赋”基本上是描述性的，描述与专论应区别开来。描述的方法就是我只告诉你它是什么，现在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事情的经过如何，这叫描述。而专论，是我证明给你看，它为什么是这样，它的原因与结果。前者和后者的区别就在于后者需要非常严密的逻辑思维的支撑。专论式批评文字的出现，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在书法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将决定今后书法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

第二，《非草书》反映了当时的理论走向实践的一种趋向。我把它归结为具有实践意义，因为在这篇文章里，赵壹非常具体地谈到了当时人写草书的状况。如对张芝、崔瑗、杜操等辈写草书，有如下记载：

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

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

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

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

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缀。

这样一种对草书的狂热之情,对于我们后人来说，实际上勾画出草书刚刚兴起时

这样一种对草书的狂热之情，对于我们后人来说，实际上勾画出草书刚刚兴起时，一大批艺术家对它的狂热心态。在汉晋书赋之中，所有对书法的欣赏只是限于个人的感受。如认为它是蹲熊、狡兔、飞鸟走兽，主观随意性极大。而赵壹的《非草书》却开始反映当时学习书法的真实的史实，尽管他持反对态度，但至少这篇文章因保留了这些珍贵的史料而具有实践意义。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我们也许还根本不知道当时人是如何写草书的。后世有人说，张芝写字时 “池水尽墨”。可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当时，居然张芝、崔瑗、杜操等人对书法也有如此狂热的追求。正因为 《非草书》详细提供了当时这些艺术家写草书时的痴情狂态，所以我们说这篇文章具有实践的意义。考察一下年代，赵壹与张芝是一同时期的人，赵壹既是在叙述同辈人的做法，也许我们有理由推测他曾亲眼目睹过，不然何以写出如此生动的戏剧性场面，又何以会有如此大的愤愤不平？光看汉晋书赋无法窥知当时写字人的情态，而赵壹却形象地告诉我们了，这个功劳了不起。

第三，当时发生这些现象背后的观念、背景，也是较为重要的研究题目。赵壹之所以认为 “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就因为当时刚刚出现了 “草书”与 “草稿书”的区别，草书在最早的时候不是纯艺术的，是作为一种实用的草稿书的形式而出现的。比如，张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匆匆不暇草书”。这句话的标点不一样，含义也就截然相反：第一种标点是 “匆匆，不暇草书”，太匆忙，没有时间写草书，意味着草书应该写得慢；第二种标点是 “匆匆不暇，草书”，是说很匆忙而无时间，所以写草书，意味着写草书应快。两种标点，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这是古籍不加标点给后人带来的麻烦。到底写草书是快还是慢呢？实际上我们今天谁也猜不出来，因为古代没有作出标点。而这种快与慢，恰好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草书观点。如果是 “草稿书”，应该是 “匆匆不暇，草书”，它与正统的草书艺术相对，如同我们今天的潦草字；如果是 “匆匆，不暇草书”，那显然草书是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而不是潦草快速。由于我们不懂古人当时在什么情况、场合下讲这番话的，因此无法判断究竟是哪种标点对。同样，后代有许多人在作总结时，由于不了解草书艺术与草稿书 （潦草书）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两种书体在当时处于并列状况 （同时存在），因此极易产生混淆，这种情况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很有意义。张芝等人写字时 “领袖如皂，唇齿常黑”，他取的是 “草书艺术”。而赵壹对张芝的批评是立于哪个立场？“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显然可以看出，赵是站在 “潦草字”即 “草稿书”的立场反对“草书艺术”的，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即赵壹是在用 “匆匆不暇，草书”来反对 “匆匆，不暇草书”？

第四，在当时的批评方法中还产生一种观念的规定，赵壹写 《非草书》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很可能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在文学史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即文学的趋向到底是 “尚美”的还是 “尚用”的？汉赋是尚美的，因为汉赋是采用一种雕凿的、排比精当的、对偶成句的形式来表现作者的文字技巧。汉赋在东汉后期逐渐走向鼎盛期，但就在这同时，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家或文学家看到了它即将走向衰落与僵化，开始发出呼吁，强调文学的 “尚用”功能：抒情达意，诗言志。比如扬雄有句话常被后代所引用，叫做 “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实际上扬雄这句话在当时并非指篆刻，指的就是汉赋的形式美被过分强调。把汉赋的精巧形式斥为雕虫小技，志在青云的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是不屑一顾的。扬雄有此看法，而到赵壹时，实际上是将这种看法用文学的形式给表达出来。赵壹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个著名文学家，传世赋作很多。他有一篇 “赋”文，叫 《刺世疾邪赋》，在文学史上也很有名。大家想一想，“赋”这种文体本来是用以歌功颂德的，可是一篇文字精巧的赋居然是被用来 “刺世”、“疾邪”，具不具有一种批评的意识？有没有抨击时事的目的？显然，赵壹是在用赋 （文学）来干预时事。《非草书》的出现以反对骈文体对偶文字作为目的，从批评史的立场看，他所使用的文体实际上是非常进步的文体，摆脱汉赋的对仗、排比、炼字技巧，走向平直叙述。所以 “尚用”相对于 “尚美”来说，在文学史上本来应该是一种反文学现象，而这种现象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对于文学本身来说，却是寻找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赵壹的 《非草书》，如果放在文学批评史的大背景下来看，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非常进步的文体，他用非常进步的文体来作反对书法艺术这样一种特殊工作，虽然我们可以说它在文学史上是进步的，但在书法史上却是倒退的。再进而论之，这种进步与倒退其存在的逻辑关系是不是吻合？是否可以说，因为他是在用尚用的文体宣扬尚用的艺术观，因此在内在逻辑上是吻合的。

文学史与书法史产生了某种错位

文学史与书法史产生了某种错位。文学追求精巧然后又返回尚用，而书法呢？反对书法艺术化的草稿书有没有尚精巧的艺术前提？从诗经、楚辞开始的中国文学发展到了汉赋，可以说是文学史第一次完全强调文学形式的独立，让文字施展其才能，然后又走向尚用，这是文学史的发展轨迹。那么书法史呢？有没有一个尚精巧的艺术发展作为前提？尽管赵壹此时也强调尚用，表面上看起来，在文学与书法上两个目标相同，但书法在 “尚用”之前并无文学那样的精巧形式出现过，没有前期的审美准备和弊病。因而在此时提出尚用，实际上是落后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学的尚用是积极的，而书法的尚用在当时则是消极的，当时的书法恰恰需要尚美。如果不考虑书法本身的需要，孤立地看这两者，觉得它们之间很吻合，很正常：同一年代，同一社会，同一文化背景，同取 “尚用”态度。但如果考虑到书法的存在除了社会性之外，还有一个书法本身的要求，就会发现其间的结论刚好相反。所以，每一门艺术的发展可能有一种社会的规律制约，也有艺术本身 “自律”的要求，如果不尊重 “自律”要求，书法史就很可能是非常简单而概念化的。比如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很多书法史著作，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根本没有史观，只有一些原始材料；另一种是有一定的史观，可这种史观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社会前进艺术就前进，社会倒退艺术也倒退。这非常可笑，你怎么知道社会倒退了艺术就一定倒退了呢？说不定艺术在前进也未可知，怎么能如此简单幼稚地对待这完全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关于赵壹，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讨论其价值，希望大家尽量做到对 《非草书》文章的内容比较熟悉。因为它是了解整个有形的中国书法批评史的一把钥匙。无形的批评是散见于各种各样的史料和零星记载中，而有形的，是见诸文字且形成文献的单篇文章。如果赵壹跟着书法潮流走，也强调尚美，可能就很难成为一把典型的钥匙，对于我们来说意义也就不大。正因为他反书法，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进一步探究、推测、判断、整理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考虑为什么他反对书法？也可以考虑他反书法的背景，比如书法本身的背景，书法与社会背景的关系等等。这就是我们对赵壹 《非草书》作为批评史上最重要文献的一个认识和价值把握。

中国古代四大书法家 "楷书四大家 "

在书法中， 人们通常说的欧体、颜体、柳体、赵体分别是以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和元代书法家赵孟頫这四位的姓来命名的。

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名录

王羲之（321-379）：东晋。字逸少，山东琅玡人。其书法成就卓越，有“书圣”之称。

王献之（344-388）：字子敬，羲之第七子。正、行、草、隶各体皆能，与其父并称“二王”。

王珣（350-401）：字元林，琅玡人，官至尚书仆射。善行草。

羊欣（370-442）：南朝宋。字敬元，山东人。沈约评其隶书：献之之后，可以独步。

薄绍之：南朝宋。宋敬叔，安徽丹阳人。书学王献之，风骨秀异，行草倜傥。

王增虔（426-485）：南朝齐。山东人，羲之四世族孙。善正、行书，丰厚淳朴而有气骨。

贝义渊：南朝梁。浙江吴兴人。其书精严遒劲，笔势流动。

郑道昭（？-516）：北朝北魏。字僖伯，开封人。其书笔力雄健，结字宽博。

智永：隋初。王羲之七世孙，浙江绍兴为僧。勤学苦练，继承祖法，闻名当时。

丁道护：隋代。官至襄阳祭酒。善正书，方严遒劲。

欧阳询（557-641）：唐初。字信长，长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楷书最工，世称“欧体”，代表了初唐书风。

虞世南（558-638）：唐初。字伯施，余姚人。承智永亲授，工行草、正书，外柔风刚，自成一格。

褚遂良（596-659）：唐代。杭州人，官至中书令。其正书卓绝，行草婉畅，自成一家。

李世民（599-649）：即唐太宗。其独好王羲之书法，以行书为最工。

颜昭甫：唐代。字周卿，陕西西安人。善篆、籀、草、隶各体。

李灵夔：唐高祖第十九子，封鲁王，历官五州刺史。书法以善草隶知名。

陆柬之：唐代。吴县人，虞世南之甥，官至著作郎。其书行、隶，自成风格。

孙过庭：唐代。字虔礼，苏州人。工草书，学王羲之，对正、草书法，有精辟见解。

王知敬：洛阳人，武后时，官太子家令。工行、草，善署书。

钟绍京：字可大，江西赣县人。因善书，武后为帝时，诸宫殿榜及九鼎铭，皆出其手。

薛稷（649-713）：唐代。字嗣通，山西荣河人，官至太子少保。其书体遒丽，得褚遂良为多。

贺知章（659-744）：唐代。字季真，浙江绍兴人，官至秘书监。其书法以草隶见长。

李邕（678-747）：唐代。字泰和，扬州人。书法以行草见长，其书能脱旧习。

吕向：唐代。字子回，甘肃人。善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玄宗召入翰林，以才称。

张旭：唐代。字伯高，苏州人。精楷书，尤善草书，逸势奇状，连绵回绕，自创风格。

张怀瓘：唐代。江苏泰州人。官至翰林院供奉。曾撰《书断》，为重要书法理论著作。

史维则：唐代。字天问，苏州人，官翰林学士。善写八分、飞白书，为当时八分书大家。

李白（701-762）：唐代。字太白，甘肃秦安人。其书笔法超放，出规入矩，飞舞自得。

徐浩（703-782）：唐代。字季海，浙江绍兴人。其楷法圆劲肥厚，自成一格。

颜真卿（709-785）：唐代。字清臣，山东人。其楷书磊落巍峨，行、草书亦刚劲多姿。

李阳冰：唐代。字少温，河北人。工篆书，后学篆者多宗其法，有“笔虎”之誉。

怀素（725-785）：唐代。湖南长沙人，出家为僧。以善狂草知名，随手万变，而合乎法度。

柳公权（778-865）：唐代，字诚悬，陕西人。工楷书，用笔方圆兼使，另成一家，世称“柳体”。

韩择木：唐代。官工部尚书。工八分、正书，《宣和书谱》评其“能追蔡邕遗风”。

杨凝式（873-954）：五代。字景度，陕西华阴人。善行草，结体新奇，一变唐法。

林鼎：五代吴越。字焕文，福建闽侯人，官至丞相。尤以书写草隶知名。

应之：五代南唐。僧，原姓王，闽人。以善书知名。

李建中（945-1013）：宋初。字得中，开封人。书法善行楷，草、隶、篆、籀、八分书亦妙。

文彦博（1006-1097）：北宋。字宽大，山西汾州人。善书，笔势清利。

蔡襄（1012-1067）：北宋。字君谟，福建人。其正楷、行书端重婉美，草书自成一体。

王寿卿：北宋。字鲁翁，河南开封人。工篆书，书法名动京师。

张友正：北宋。字义祖。书学晋、唐，宋神宗赵顼曾评其草书为当朝第一。

吕天策：北宋。字彦发，江苏人。书法各体都能，草隶书尤为著名。

薛绍彭：北宋。字道祖，陕西西安人。工行草，笔致清丽，颇得晋唐法度。

苏轼（1037-1101）：北宋。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人，官至礼部尚书。其书法擅行、楷。

黄庭坚（1045-1105）：北宋。字鲁直，江西人，官至中书舍人。书工行、草，用笔纵横，自成一格。

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善书、画、行、楷纵逸，自变法度，创瘦金书。

王庭筠（1156-1202）：金代。字子端。书法宗米芾，用笔豪放，行笔急速，变化自如。

张即之（1186-1263）：南宋。字温夫，安徽人。其书清劲严整，尤善写大字。

赵孟頫（1254-1322）：元代。字子昂，浙江人。其书尤精正、行书，人称“赵体”。

鲜于枢（1256-1301）：元代。字伯机，北京人。其书法以正、行，草知名。

钱良右（1278-1344）：元代。字翼之，苏州人。书篆书、隶、真、行、小草，知名于时。

郑元祐（1292-1364）：元代。字明德，四川人。工书法，善写行楷。

康里巙巙（1295-1345）：元代。字子山，新疆人。善行草书，以骏快著称。

宋克（1327-1387）：明初。字仲温，苏州人。书法气韵隽秀，尤以章草和小楷知名。

宋广：明代。字昌裔，河南南阳人。工草书，尤擅章草，能自辟蹊径。

宋璲（1344-1380）：明代。字仲珩，浙江浦江人。善书篆、隶、楷、草各体。

沈度（1357-1434）：明代。字民则，上海人。善楷、隶，风格圆润平稳，称“台阁体”。

张绅：明代。字士行，山东人，官至浙西布政使。工书法，善写大、小篆。

詹希原：明代。字孟举。以书法名世，时宫殿、城门边匾，多出其手。

任道逊：明代。字克诚，官至太常卿。善作直径数尺的大字。

张骏：明代。字天骏，上海松江人，官至礼部尚书。书善草、篆、隶各体。

姜立纲：明代。字廷宪，浙江瑞安人，仕至太常寺卿。其楷书尤为清劲方正。

李东阳（1447-1516）：明代。字宾之，湖南人。书法长于小篆，亦工隶、行、草书。

祝允明（1460-1526）：明代。字希哲，号枝山，苏州人。其小楷谨严浑朴，狂草亦自成面目。

吴承恩（1500-1582）：明代。字汝忠，江苏淮安人。善书法，楷书略带行意，劲秀潇洒。

陈鎏（1508-1581）：明代。字子兼，江苏人，官至布政使。善写行草、小楷，自成一家。

顾从义（1523-1588）：明代。字汝和，上海人。嘉靖中，诏选善书者，名第五，亦精鉴赏。

陈克昌：明代。杭州人，嘉靖进士，官至建昌府同知。工书法，善真、行、草书。

邢侗（1551-1612）：明末。字子愿，山东临清人，官至陕西太仆卿。其书大字雄健，小字劲秀。

王铎（1592-1652）：明末。字觉之，河南人。工行草书，用笔遒劲，另树一帜。

冒襄（1611-1693）：清初。字辟疆，江苏人。书擅行草，行笔刚中见秀，独具一格。

郑簠（1622-1693）：清初。字汝器，南京人。擅隶书，自成风格，以洒脱见长。

孙岳颁（1639-？）：清代。字云韶，江苏人，官至礼部侍郎。康熙每有碑版，皆由他代笔。

蒋衡（1672-1743）：清代。字湘帆，江苏人。以楷书写《十三经》，历12年完成。

王澍（1668-1739）：清代，字篛林，江苏人。书法造诣极深，尤长于篆书，浑厚有力。

范永琪：清代。字凤颉。浙江鄞县人，乾隆举人。工书法，学汉唐篆隶。

黄树谷（1701-1751）：清代。字松石，杭州人。工书法，以写篆隶知名于时。

庄有恭（1713-1767）：清代。字容可，广州人，乾隆初廷试第一。书法圆劲，为时人珍视。

刘墉（1719-1804）：清代。字崇如，山东诸城人，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书法功力颇深，貌丰骨劲。

梁同书（1723-1815）：钱塘人，官侍讲。书法自立一家，善作大字，魄功雄厚。

王文治（1730-1802）：清代。字禹卿，江苏人。书法长于草、楷、行书，字体清秀，名动一时。

翁方纲（1733-1818）：清代。字正三，北京人。善隶书，尤精鉴赏、考证，著名碑帖多经他题跋。

钱伯坰（1738-1812）：清代。字鲁斯，江苏人。其书用笔劲健，结体秀美，为时所重。

钱沣（1740-1795）：清代。字东注，昆明人，乾隆进士。工正楷与行书，皆浑厚有力。

张廷禄：清代。字雪川，湖南湘阴人，乾隆副贡。以草书最著名。

王大鹏：清代。字露仲，北京人。书法时誉满京师，力学米芾、赵孟頫。

邓石如（1743-1805）：清代。初名琰，安徽人。书法以篆字成就最高，亦工隶、楷。

钱坫（1744-1806）：清代。字献之，上海人。工篆书，结体工稳，笔法凝练。

永瑆（1752-1823）：清高宗十一子，封成亲王。工书法，悬腕作书，十分得法。

铁保（1752-1824）：清代。字冶亭，满洲人，乾隆进士。时书法与刘墉、翁方纲齐名。

伊秉绶（1754-1815）：清代。字组似，福建人。善隶书，用笔劲健沉着，兼写楷、行书。

阮元（1764-1849）：清代。字伯元，江苏人。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长于行楷，又精鉴赏。

李庄来（1768-1817）：清代。字章有，江苏武进人，贡生。工书法，善篆隶行草。

高□（1769-1839）：清代。字子才，浙江人。书精小楷。江浙一带名胜碑版，多出其手。

包世臣（1775-1855）：清代。字慎伯，安徽人。工书，用笔以侧取势，倡导北碑。

邓廷桢（1776-1846）：清代。字维周，南京人，官至巡抚。善书篆体，结体匀称，用笔圆劲。

林则徐（1785-1850）：清代。字元抚，福建人，官至两江、两广总督。尤长小楷，为时所重，功力精深。

梅植之（1794-1843）：字蕴生，扬州人，道光时举人。其书法跌宕遒丽。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湖南人，道光进士，工欧柳，善行书，有清刚之气。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阴人，清大臣。书法遒劲挺拔。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官至军机大臣。书法以行书、篆书见长。

杨沂孙（1813-1885）：江苏常熟人，官至凤阳知府。善篆隶，南北驰名。

王维珍：咸丰进士。楷书学欧阳询，行书学米芾、董其昌，自成一家。

杨岘（1819-1896）：字见山，浙江人。精研流碑，工隶书，善于变化。

张裕钊（1823-1894）：湖北武昌人，官内阁中书。工魏碑，创新意。

俞樾（1829-1906）：浙江德清人。善篆隶，有金石气，名闻当时。

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书画、篆刻无一不精，行楷尤为精美。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咸丰状元。书法闻名当时

徐三庚（1826-1896）：浙江上虞人，曾为道士。善篆书，有声于时。

　　西安市南城墙魁星楼下的碑林，因碑石丛立如林而得名。这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艺术宝库。它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原为保存唐开元年间镌刻的《十三经》、《石台孝经》而建，后经历代收集，规模逐渐扩大，清始称“碑林”。几经易名，1992年正式定名为西安碑林博物馆。该馆是在西安孔庙旧址上扩建而成的一座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的艺术博物馆。馆区占地面积31900平方米，由孔庙、碑林、石刻艺术室三部分组成，设七个陈列室、六条游廊和一个碑亭，陈列面积4900平方米。

　　目录

　　简介概述

　　布局

　　第一陈列室

　　第二陈列室

　　第三陈列室

　　石刻艺术室

　　其他

　　碑林概览

　　秦峄山石

　　魏碑

　　汉碑精品《曹全碑》

　　王羲之父子作品

　　唐代书法艺术

　　初唐四大家虞世南

　　欧阳询

　　褚遂良

　　薛稷

　　颜真卿和柳公权中唐

　　颜真卿

　　柳公权

　　张旭和怀素唐代草书

　　张旭

　　怀素

　　唐代帝王及其它作品赏析

　　宋元明清及近代简介简介 概述

　　布局

　　第一陈列室

　　第二陈列室

　　第三陈列室

　　石刻艺术室

　　其他

　　碑林概览

　　秦峄山石

　　魏碑

　　汉碑精品《曹全碑》

　　王羲之父子作品

　　唐代书法艺术

　　初唐四大家 虞世南

　　欧阳询

　　褚遂良

　　薛稷

　　颜真卿和柳公权

　　中唐 颜真卿 柳公权张旭和怀素

　　唐代草书 张旭 怀素唐代帝王及其它作品赏析宋元明清及近代简介展开 编辑本段简介

　　概述

　　西安碑林

　　西安碑林博物馆　西安碑林坐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布局

　　博物馆的各陈列室，以棂星门中门为主轴线，自南而北对称排列。前半部为临时性专题陈列室，自轴线正中上有“碑林”匾额的碑亭以北为碑林陈列室，西侧为石刻艺术室。　进入西安碑林大门，可以看到一座四角形两层飞檐的亭子，里面竖立着著名的《石台孝经》。这是由四块石板组合成的长方形石碑，高51米，安置在三层石台上。《孝经》是宣扬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唐天宝四年（公元745 年），唐玄宗李隆基亲自加注，并用隶书行文。

　　第一陈列室

　　漫步在青石小道，碑林风雅的古香古色悠然而来，成千上万的字碑让人眼花缭乱，忍不住感叹中国古代文化的精深。第一陈列室前是专为陈列修盖的碑亭。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编纂，专门讲孝道的。前面一部分是李隆基为孝经作的序。玄宗为孝经写序的目的是表示自己要以“孝”治理天下。后面是孝经原文。小字是玄宗为孝经作的注释 西安碑林

　　。底座由3层石台组成，上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蔓草、狮子花等，是唐中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上面是浮雕卷云瑞兽。此碑由4块石头组成，底下有石台，因而称“石台孝经”。陈列室里主要陈列，内容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12部经书，共计650252字，用石114方，两面刻文。清代补刻的17面3万余字也陈列于此，合称。12部经书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因为当时印刷术不很发达，为了避免文人学士们在传抄经书时出现错误，并能永久保存，就把这12部经书刻在石碑上，作为范本，立于长安城国子监内，供人们校对。我国自东汉开始，曾先后7次刻经。是目前仅存的一套完整的石刻经书。

　　第二陈列室

　　第二室陈列着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公元781年，后世才从地下发掘。此碑记叙了古代罗马景教传入中国的盛况，石碑侧面用叙利亚文刻写了70位景教人士的名字。石碑记载的史实中外史书全无记载，因此弥足珍贵。清代丹麦人荷尔漠来西安用重金偷买未遂，只好托人刻一假碑（现存伦敦）。它是研究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其拓片早已辗转国外。《中尼合文陀罗尼经幢》是一种柱状石刻，有六角柱形、八角柱形和圆柱形，用中国和尼泊尔两种文字刻成，反映中尼两国佛教的交流。《不空和尚碑》反映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史实。《明德受记碑》记载了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建立的农民政权“大顺国”，并反映了当时陕西灾后“人食人”的惨状。《曹全碑》虽是为汉代曹全树碑立传，却无情地记载了他镇压黄巾起义的事实。

　　第三陈列室

　　第三室的石碑荟萃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的手迹。秦代李斯的篆书见于《峄山碑》；汉代隶书见于《曹全碑》；东晋王羲之手书见于《大唐三藏圣教碑》，此碑文字是后人从他的遗墨中拼集而成，人称“千金碑”。《唐多宝塔感应碑》留下了唐代颜真卿的楷书；《唐玄宗秘塔碑》留下了柳公权的楷书；《判千家字文》留下了唐代张旭的草书。另有宋代赵佶、黄庭坚，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清代皇帝的书法手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的轨迹。爱好书法的人可以在馆内选购影印的碑贴。　在碑林中漫步，不仅可以欣赏优美的书法艺术，还可以看到碑石上精美的图案花纹。如清代的《关帝诗竹图碑》、明代《魁星复斗图碑》、宋代的《唐兴庆宫图》。

　　石刻艺术室

　　石刻艺术室和游廊收集了陕西各地的石刻石雕珍品，如东汉的石兽、画象石，唐代的蹲狮、犀牛。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有四骏保留在这里。这里陈列的唐代供应石灯十分引人注目，灯分九层，无论造型还是灯案的图案，都十分精美。日本奈良附近通往“春日神社”沿途的石灯就是仿此唐灯所 西安碑林

　　造。此外，还有出土移此的东汉石刻墓门，唐代石椁。石椁阴刻的星相乐舞，仕女图，椁外浮雕彩绘文武侍从和骑龙驾凤仙人，都是历史和艺术珍品。来到碑林，不要忘记这里还有一个高2，5 米、重6 吨的景云大钟。每年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发出的钟声就是出自这个巨钟。

　　其他

　　拥有浩瀚的藏品，丰富的文化内涵，被世人誉为“东方文化宝库”、“书法艺术的渊薮”、“世界最古的石刻书库”——这就是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书法及绘画艺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的西安碑林博物馆。　景区内旅游线路索引：景云钟 大夏石马 碑亭 石台孝经 碑林第一陈列室 碑林第二陈列室 北魏墓志廊 碑林第三陈列室 碑林第四陈列室 碑林第五陈列室 碑林第六陈列室 碑林第七陈列室 石刻艺术陈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