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一种，让许多珍贵古籍面向更多人展露“真颜”，各地读者可随时随地访问指尖上的图书馆，品读中华优秀传统典籍，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研究和古籍知识推广。举例来说，原来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珍藏于库房中，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现在通过古籍数字化，我们才得以看到这部宏伟巨著。顺带一提，文溯阁《四库全书》数字化采用的数字化设备是北京市汉龙实业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赛数系列非接触式古籍扫描仪，正是得益于这种专业的数字化设备，高质量的数字化才得以实现。

自小我就比较喜欢历史，近来对古物有了进一步的兴趣，尤其是之前未曾注意到的古建筑，像是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曾经有朋友疑惑：研究这些过去的东西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好好说说。

▲正定县隆兴寺摩尼殿，建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

小时候背《增广贤文》，有这么一句：「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简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很深刻的道理：我们今天的许多语言和观念，其实都来自于历史。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之前在首都博物馆看「大元三都」的展，方才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车站」里面「站」这个词就来源于蒙古语的音译「站赤」，即之前所谓的「驿」。从元代开始，「驿站」才作为一个词出现，直至演化成今天的「车站」，这个从古到今的流变正体现着历史的演进。又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虽然描写的是传统的乡村宗法社会，但细细想来，中国现今的人情社会正是构建在其上的，处处留有传统的痕迹。

今天我们的观念、文明肯定不是凭空蹦出来的，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隐含着过去的影子，而且很可能自己也没意识到。所以有人说要想理解现在，就必须理解历史。而要理解历史，除了文献以外，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自然是最重要的了，它让我们得以还原出一个过去的世界，了解过去的人们怎样生活。在这一古一今的比对中，我们便能体味到历史的魔力，这样看来，古代的器物绝没有死亡，反倒照见了今天我们存在的意义。

▲永宁寺塔遗址出土的北魏佛面，微笑中的残缺之美

除此之外，美感自然是古物打动我们的关键因素。

这美感也分两层，一层便是古物自身的美。当一座千年前的古建筑出现在我眼前时，那种一瞬间的震撼，让人颇为难忘。独乐寺山门屋顶美妙的出檐与曲线，正应了那句「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应县木塔的宏伟与令人赞叹不已的斗栱交响，跨越千年的风雨，留存到今天，不可不谓奇迹;还有奉国寺大雄殿，巨大空间中一字排开的七佛，让并无信仰的我也得以感受到佛教的神奇力量。这种身临其境而生的美，足以让人久久回味。

▲义县奉国寺大雄殿侧面，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

另一层便是怀古之美，我常听的播客《壁下观》里有一句介绍语：「直面古物真迹，体味与古人神接的意趣」，说得真好。在工业社会以极快的速度改变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之时，能有那么些与周围景观相得益彰的古物存在，催生我们对于古人的想象与共情，是极其珍贵的。

当我看到莫高窟里那些壁画时，会遥想起当年在这里日复一日在石窟里工作的画师。世道并不太平，生活也颇为清苦，但他们依旧一笔一笔描画着，不为求得后人赞叹，而是把内心的信仰与希望寄托在这笔下的世界中。在观者心绪跨越千年与古人相通的那一刹那，这壁画背后的真正魅力，也就此显现。我非常喜欢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序言里的一段话，大抵就是此种感情的最真挚表达：

我居住的地方，名皇城根，与紫禁城仅一箭之遥。从西窗中望去，昔日御花园景山上的万春亭，在夕阳下隐隐闪亮。我在位于紫禁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档时，因中午闭馆也常常在宫中闲荡，坐在『金銮殿』前的汉白玉阶上遐想。我也去过圆明园旧址，望着那些已无痕迹据说在航空照片上依稀可辨的中式园区。空间距离的接近，常使我感到时间跨隔的缩短。我试图与逝者对话，虽不能心灵沟通，却也增加了对他们心思的理解。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

当然，研究古物除了获取美学价值，还有实用价值。隋代赵州桥对拱的运用，辽宋建筑里梁架的宽高比，明清园林的精巧设计，对当今的建筑设计，不无启发。此处就不再展开说了。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手绘稿

最后，还是以中国建筑史奠基人梁思成所写的一段话作结吧，我以为是他对「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好回答：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兴衰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它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它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古史辨运动”。为寻找与传统史学论战的证据，疑古派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甚至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虽然当时它只为“证经补史”，只是服务于文献史学的一门工具，但毕竟是文献史学的研究危机诱发了它的产生和发展，从此中国考古学逐渐地走向成熟，与文献史学同为历史研究的左右翼。由于特殊的学术背景和大量历史记录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编史的倾向。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9]，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复原和重建中国古史。“从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还有各种大量考古实物，它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正是考古学一下子把历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通过考古学家们对实物资料的解释，全国各地基本上建立起较为概略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史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

史前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除了传说材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史前史的重建完全依赖于史前考古学。考古发现已经使古史传说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重建史前史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史前史并不等于史前考古学。“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史前史的重建不仅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苏秉琦不仅为重建中国史前史提出了内容和时空框架，还从宏观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史前文化特征。张光直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概念，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机制。

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学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早的发掘，出土甲骨文印证了文献所载商史是信史。考古学者也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学研究，确立了殷墟文化的时空框架。所以，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殷墟以前的夏文化、早商文化，文献虽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确认其为信史，考古学界对此多有努力。1959年，徐旭生依文献发现二里头遗址，此后学者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研究，并将“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邹衡以郑州出土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研究了早商文化的分期。它们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构成青铜时代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就是刚刚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研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的基础~

考古帮助我们超越时空和古人对话。这就是考古的价值和意义。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考古，重要的还不只是让我们对古代了解，更重要的是对当代的了解，对当下生活的了解，古人做过的事，当今的人，好的要记住，坏的要避免。这就是历史对我们生活的意义。

很多人感觉考古没意义,是因为考古学不够普及,这些年来随着公众考古的开展,考古工作者极力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考古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科,而不是让人提起考古,马上脑子里就是“挖墓”、“古董”等等。可是现在国内的人文环境对公众考古的开展并不利,公众考古的手段和方式也是没有创新性,以至于成果并不大。这主要表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鉴宝类节目误导观众,各类有关考古的纪片为了突出可看性,专门设各种陷阱,也是在扭曲考古学本身。近年来公众考古类的网站、书箱越来越多,但普及并不够,因为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接近普通民众,一些名词,一些术语都太专业,没有一定的基础的确是很难深入的了解。而现在还真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将考古的成果可以迅速的普及。如果深入一点来讲,是中国考古学还处于发展阶段,其本身还有诸多问题没有解决,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还处于探索阶段,公众考古还不是学科发展的重点。考古的意义,说白了也就是历史学的意义,就一个人来说,有今天是因为有昨天,对整个人类来说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