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1] ，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林唐语》，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11]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 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

　　苏州顾氏家族将藏书楼命名为“过云”，取过眼云烟的意思。盛时，过云楼收藏书画上千幅，同时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在过去的150年间，顾氏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沉浮始终与家族私藏的聚散紧紧地绑在一起。

“士可杀不可辱，我去了。”顾公硕看着顾氏家族几代人历经战火保存下来的古籍善本被造反派抄走，留下这样的字条投河自尽。半个世纪后，顾氏家族过云楼的藏书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005年，过云楼藏书的四分之一以2300万元的价格由中国嘉德拍卖，创造了当时古籍拍卖市场的价格纪录。七年后，这批善本再次出现在2012年北京匡时春拍上，以18亿元的底价等着它们的新主人。据悉，竞拍此拍品需缴纳5000万元保证金，或创拍卖历史上最高保证金纪录。世代私藏

顾氏家族的过云楼地处苏州，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其第一代主人顾文彬(1811-1889年)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浙江宁绍台道。顾文彬晚年购得古春申君庙址、明尚书吴宽复园故址等明清建筑，命子顾承主持营造，命名为过云楼，意取苏东坡言“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时值乱世之际，江南的私人珍藏都急于转手，顾文彬收购了大量的珍贵字画，奠定了过云楼藏品的基础。顾文彬精鉴赏，富收藏，一生殚精竭虑，多方搜求，积累书画墨迹达到数百件之多，自晋唐至明清，其中有不少为传世名迹。

顾文彬之后，到了顾麒士(1865-1930年)一代。顾麒士精通书法绘画，尤其所作山水画清逸蕴藉，名重于世。他广取博采，将过云楼书画收藏充盈至千余幅之巨。至第三代传人顾鹤逸，过云楼被发扬光大。民国期间，顾鹤逸的好友，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大师傅增湘要求借阅过云楼藏书，顾鹤逸碍于情面不得不答应。傅增湘每日观书数种，晚上回去后凭记忆写下书目，编纂成《顾鹤逸藏书目》，在北大刊物上发表，顾家过云楼藏书的胜景得以昭告天下。

“顾鹤逸先生继承家族所藏，曾经拥有过这全部的古籍，临终前，他把家中所藏分为四份，分别由四个儿子继承。”与顾家交情甚好的钱庸老先生说，能完好保存至今，本身就是这批古籍所创造的+奇迹。

此次现身2012年拍卖市场的过云楼藏书本有“同胞兄弟”。由于家族原因，它们被一分为四。其中的四分之三，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被南京图书馆收购，现如今珍藏在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馆。而这批附拍的藏书则是由顾鹤逸的后人珍藏至2005年，被中国嘉德古籍部经理拓晓堂征集而来的。

“顾鹤逸先生出生于名门望族，家中所藏皆为重要的古籍，苏州现今著名的‘过云楼’就是顾鹤逸先人所建造。”著名古籍收藏家和研究者孟宪钧先生回忆。据说，早期顾家收藏虽是书画和古籍并举，但是对待两种藏书的态度并不一样，书画可以任人品评，而藏书楼“过云楼”则禁止外人踏入。

“所以最早我们了解苏州顾氏家族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收藏的书画，对他们的藏书并不了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老师说。这种传统中国文士家藏秘不示人的状况直到民国时期才有所改变。

“公布藏品是当时收藏家的大忌，怕由此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顾麟士自己所编的《鹤逸所藏书目》、《西津所藏书画目》均属稿本，并未印行，现我们只能从傅增湘藏抄本《顾鹤逸藏书目》中可以了解顾家当时的藏书情况。”苏卅l档案馆的沈慧瑛表示。

“霾天、秽地、灯下、酒边、映摹、强借、拙工印、凡手题、徇名遗实、重画轻书、改装因失旧观、耽异误珍赝品、习惯钻营之市侩、妄摘瑕病之恶宾。”据说这十四条“宪法”一开始就被标在过云楼门楣之上，以警示子孙后代。顾文彬深知自家所藏书画的珍贵，怕自己身后这些历尽心血的书画遭遇不测，便在有生之年给子孙定下了上述书画收藏的“十四忌”。

除此之外，顾文彬还定下家规，本家族所藏书画的继承人必须是学识和休养并存的优秀子孙。

据钱庸回忆，爱子顾承的去世给顾文彬打击很大，过云楼藏品的收集也一度中断。顾文彬过世后，遗留书画及家产被拆分传予其余三位儿子，顾承一份再传其子顾麟士。顾麟士此时已逾25岁，他通过古董商掮客调协，把传于另几家的过云楼书画陆续购归、继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危局。

“过云楼在顾麟士的手上不仅成为书画收藏上千幅的藏画楼，同时也成了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的大型藏书楼。其中最为难得的是自清朝以来就在藏书界极负盛名的宋刻《锦绣万花谷》，曾属季振宜所藏。《锦绣万花谷》一书自清末以来在藏书界极负盛名。”苏州大学图书馆的罗凤莉谈到，“《锦绣万花谷》是一部类书，类书的史料价值主要是保存佚传古籍的一些片断。而一般说来，越早的刊本文字的错讹会越少，保存下来的佚传史籍也越准确。所以，这部宋刻《锦绣万花谷》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况且即使不考虑这些具体的研究利用问题，仅仅就其文物价值而言，这样一部宋本书，也是无以估量。”

乱世沉浮

钱庸先生谈及，顾鹤逸身后有四个儿子继承了家产，其中当属是顾公雄和顾公硕最为出彩。顾家第四代时，已经是战乱时期，眼看抗日战争要打响，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书画怎么办、人怎么办、家怎么办，逃难到哪里去。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只能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地窖有一人多高，面积有10多平方米，把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

1937年8月16日，日寇投向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公雄、顾公硕及家人连夜逃离苏城，分别暂时避居农村，然后通过亲友帮助，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本兵搜索了7天，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15天。”与顾家后人熟识的沈慧瑛谈到。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自己的家被日寇践踏得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抢掠，被搜出的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铜器也全部不知去向。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但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白铁皮箱浸润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白铁皮箱中的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中国书法史笔记-（魏晋南北朝卷）》（八）

公元304年至439年间，与偏安江左的东晋并立的还有北方和四川地区的数个各族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

十六国时期地图↓

其中有汉族建立的西凉、北燕、前凉、冉魏等政权，也有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五胡”建立的少民政权。

这期间，北方地区混乱分裂，政权更迭频繁，无论士族还是平民百姓，无不颠沛流离，受尽苦难。

而不幸中的万幸是，少民统治者为了在汉族地区巩固政权，不得不与北方士族和地方势力合作。这客观的保存和传播了汉晋的文化传统，也加快了上层统治者的汉化过程。

书法史上，十六国的文字书法鲜受关注，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被同期的东晋“二王”光芒所掩盖，更主要的原因是十六国书迹非常罕见。一直到20世纪以来，一些文书、写经、碑刻、墓志才得以出土发现。

十六国时期的墨迹文书、写经多是行书、楷书书写，而碑刻、墓志则采用隶书。

1、十六国隶书特点

十六国时期的隶书碑刻一种是正体隶书。这类隶书传承了魏晋隶书的“折刀头”形态，翻挑明确，结体平整。如邓太尉祠碑↓

还有一类正体隶书，字形方扁，翻挑分明，如西凉写经《律藏初分第三卷》的标题和署款。

第三类方笔隶书如《镇军梁府君之墓表》题额，笔画厚重，字形方整，但较之东晋隶书，结体并不如其平整峻厚，且波挑分明。

另一类隶书属于变体隶书，主要特点是以楷法写隶书。如《广武将军碑》↓。

2、楷书墨迹

十六国时期的楷书主要见于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古文书和甘肃敦煌的佛经写本。

古时敦煌历来为书法名镇，张芝、索靖都是敦煌人，此二人也被当地人尊为师。可以说，西北地区发现的十六国时期书写墨迹可视为汉晋书法的余绪。

首先一类是古籍写本。楷书书写时，仍有隶书遗意。这类的代表有《毛诗关雎序》↓、《秀才对策文》等。

第二类是佛经写本。这类楷书的特征是 横画长，纵画短；横画收笔重，捺画肥厚；横画左低右高；左右结构字头平齐。代表有《优婆塞戒经残卷》↓。

第三类楷书是日常往来文书。这类楷书往往并不那么工整，且有行书笔意。长横多平直，尖头钝尾，按锋收笔，纵向笔画长，结体紧敛。

3、行书墨迹

建国前出土的行书墨迹多流失海外，建国后出土的墨迹也多见于西北地区。这些行书的特点总结来说是当时楷书的俗写体或连笔体。具体来说，可分为纵长、横方、长横相间三类，这些行书已经接近当时江南欹侧妍美的字迹。如《王念买驼券》↓。

另外一件比较有名的十六国行书代表是《李柏文书》↓（完整的共两篇）。

两篇《李柏文书》随书体有异，笔画一肥一瘦，却是同一人手笔。这件文书的难得之处在于，一个远在西北地区的无名书吏，其书法已呈现出与江南二王相近的遒媚姿态，却比王羲之写兰亭还早几年。

十六国时期的北方书家，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为代表。他们在北方文化建设大大落后于南方的战乱时期，坚守了汉魏书法传统，延续了西晋书风。他们的书法很文化在“胡族”政权夹缝中，维持了高贵门第的标志，更是广大北人“故国神游”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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