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当今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学问。

附录：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有些古籍本来有附录，有些虽无附录，但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来编成附录。如何收集、如何编都有讲究，不可等闲视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项。古籍整理工作说具体点是要做这十项工作，或者可以说，这十项工作构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若沾上各种污渍将大大影响该书的收藏价值。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污渍应采用不同的除污方法，现简介如下，不妨一试：

除霉斑。用棉花球蘸上氨水或明矾水，轻轻地在书页的霉斑上擦拭，至除净后再用吸水纸吸干；也可用水和高锰酸钾冲浓汁，用毛笔将浓汁涂在霉斑处，等五六分钟后再用草酸水涂之，并用毛笔轻轻擦拭，如此数次能去除霉斑，最后用棉花球蘸上清水擦净。

除墨渍字迹。在染有墨渍字迹的书页下边，先垫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湿污迹，然后在书页上边放一张吸水纸，并压上重物，等干后墨水迹就会消失。如果用高锰酸钾溶液时留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柠檬酸溶液除去。若书页上仅有一些字迹也可用褪色灵涂之即可。

除脏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也可用棉花球蘸以温水冲兑的洗衣粉或洗洁精液轻轻擦拭，再用清水擦洗，最后将水分吸干。

除油迹。在油迹上放一张吸水纸，用熨斗轻轻地熨几遍，便可以把油分吸尽；也可用棉花球沾少许汽油或酒精轻轻擦除。

除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用棉花球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上轻轻擦拭，至除净污迹为止。

对于书籍上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地擦拭，再用干净湿布轻轻抹净，然后在书页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基本上可以获得整旧如新的效果。 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主要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

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

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据文溯阁本7989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

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众多古籍，也收入和存目了西洋传教士参与撰述的著作，包括从西洋传入中国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有部分书籍由于政治或质疑儒家经典的原因而被列为禁书，称之四库禁书，另一方面亦寻回和修复了不少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

扩展资料：

一、编纂背景

1、文化源流

传统学术自身的延续及发展，也在迫切要求当时的目录著作承担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责任，以经学为主的中国学术，历经了近二千年的发展历程，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期间渊源流变、兴衰利弊，都需要作出恰当评价。

《四库全书》既然要囊括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那么，对传统学术的总结也就责无旁贷，因为传统目录学正是将典籍按照一定的体系加以排纂编次，进而通过文献典籍本身以及分类、编目、序录等方式来反映学术发展历史的。

因此，编排历代典籍，总结评判传统学术，就成了《四库全书》编纂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四库全书总目》也就由此应运而生。

2、时代风气

四库修书之前，出版业高度发达，典籍充分积累，藏书兴盛，文献整理工作全面展开，汉学成为主流学风。在时代学风下，学者们需要阅读大量藏书，以及许多完整的原著，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

而对于自明末以来进入中国的西学，如何对待，到自觉检讨并总结以引导臣民认识西学，确立西学政策的时候了。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更大规模的行动，来做一次彻底全面的学术文化总结，也必得政府亲自出面主持方能完成这个任务。

而拥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希冀超迈前人，并且他自己也完全有能力识断、调理文化。

3、皇帝自身

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思想学术文化亟待总结的要求，政治经济的保障，以及乾隆个人的喜好，学术界的呼声，使中国传统的盛世修书在这个时候又展示出巨大魅力，催生出继顺康雍之后再次修纂大型书籍的态势。盛世的宏阔是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的，而清政府也需要完成时代留给自己的使命。

四库修书就表面而言，起于三方面。一是周永年自明末曹学佺再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立。二是乾隆下诏直省督抚学政征求遗书，汇送京师。三是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籍。

但实际上是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时期，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合力的需要。当然，乾隆想超越父、祖修书之功，尤其是超越祖父《古今图书集成》的私意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特点

1、古籍辑佚

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寻回和修复了不少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梁启超对此评论道：“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

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

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词组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

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

2、收录西学

《四库全书》对西方科学书籍作出较高的评价：“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迁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同时将西方宗教与西方科学作了区分，强调“节取其技能”，《四库》的作者们明白传教士的来华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介绍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因此《四库全书》的作者们在赞扬西学的同时指出“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

《四库全书》收录了27种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包括西洋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录的书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资》、《坤舆图说》、《乾坤体义》等[5]。

参考资料：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一、古藉简介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如果找到《大典》，意味着什么？

如果《永乐大典》被找到，它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拥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其次，在古籍的整理方法上，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最后，它可以作为校书的依据，对书中的论误有很高的价值。

举例来说，《大典》中有关宋元史料，极为丰富，清人法式善说：“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这样的称誉并不过分。

如卷一四六二○――一四六二九收有《吏部条法》一书，这是一部有关宋代官吏铨衡、考绩制度的档案汇编，所记截至南宋理宗一朝，可补《宋会要》修至宁宗朝为止的这一段空缺。这将更有利于我们对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

监修《大典》的姚广孝，本医家之后，担任医学副总裁的赵同友、蒋用文又是太医院的名医，《大典》医学部门不仅编纂精审，而且征引医籍特多。

清人在辑佚《大典》时仅辑出二十一种，现存《大典》至少还可辑出五十多种，这些医籍都是远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的宋元医学名著，内容包括内、伤、五官、儿、妇、产等诸科，所记验方，均切实可行。

《大典》中还有不少医案验方，对治疗疑难杂症，亦颇有功效。这些医药著作，对研究古代中医学、药物学以及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都有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最后还要说一句，寻找《永乐大典》，是有着它特定的历史与现实的意义的：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以屈辱开始的，经过100年的奋争，中国终于以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雄姿迈向21世纪。

显然，找寻那些失落了的祖国文明，特别是找寻那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