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故宫博物院1日公布了首批18大类藏品的目录。这在中国大型综合博物馆尚属首次。据了解，故宫博物院公布藏品总目的范围，既包括故宫博物院一、二、三级珍贵文物，也包括了一般文物和陶瓷标本。首批公布的18大类藏品为铜器、金银器、珐琅器、玉石器、雕塑、织绣、雕刻工艺、其他工艺、文具、生活用具、钟表仪器、珍宝、宗教文物、武备仪仗、帝后玺册、铭刻、外国文物、其他文物，共计662784件藏品。其余7大类藏品亦将在今后陆续公布。

《五牛图》，它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韩滉擅画人物和畜兽，以绘田家风俗和牛羊著称，《五牛图》卷就是他的传世名作。而且《五牛图》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纸质为麻料，具有唐代纸张的特点。画作中五牛造型准确，形态各别，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其中一牛完全画成正面，视角独特。《五牛图》曾是南宋皇室的收藏，此后历经赵孟頫、太子书房等收藏，明代后期为项元汴所有。清初为宋荦收藏，乾隆初年藏于汪学山“求是斋”，后进入乾隆的宫廷收藏中，八国联军侵华时流出清宫。上世纪50年代，经特批，《五牛图》从香港被回购，重归故宫。《五牛图》刚收回时伤痕累累，1977年经故宫专家重新揭裱、补笔、全色，这幅珍贵画作才重新焕发生机。故宫武英殿西配殿里展出了一张1977年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工厂的修复记录，通过展出的照片，观众可以看到《五牛图》从残破不堪到完好如初的复原过程。

正如很多名迹都有“双胞胎”一样，日本某美术馆也藏有一件传为韩滉所作的绢本《五牛图》。如何证明进贡单中的《五牛图》就是中国观众眼前的这幅《五牛图》呢？故宫专家介绍，一来此画留存的乾隆题跋落款时间与尹继善进贡时间相符。二来要收到书画名迹，除了财力，有鉴定眼光也非常重要。尹继善当时任职江南，是八旗文坛的领袖人物，与风雅名士过从甚密，他能得到《五牛图》真迹并献给皇帝，是合情合理的。

《伯远帖》的作者王珣是“书圣”王羲之的远房侄子。王珣的书法出自家学，其祖父、父亲、弟弟都擅长书法，王氏一族在书法史上占据巅峰位置。《伯远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当年就被乾隆帝集齐了，放在养心殿的暖阁里，同时把贮藏这三件书法瑰宝的房间，特别命名为“三希堂”。有趣的是，这样一段往事在延禧宫内展出的乾隆《行书三希堂记卷》等得到了印证。

当年在这“三希”中，乾隆尤其喜爱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自从他得到这一帖后，每年入冬下雪时，他一定把帖册取出来欣赏一番，并且在裱框的四周写字赋诗。四十多年里，从未间断。此后，这“三希”也经历波折，其中《快雪时晴帖》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中秋帖》和《伯远帖》则留在北京故宫。有趣的是虽然当年乾隆帝最偏爱《快雪时晴帖》，不过此后研究表明《快雪时晴帖》其实是唐摹本，而《中秋帖》也是宋代米芾的临本。为此，此次展出的《伯远帖》特别珍贵，因为这是“三希”里晋人真迹，也是迄今为止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

按时代对中国文物分类，总的可分为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

在古代，一般按朝代划分，不是按纪年划分，对文物也是按朝代归类。至于对某一件文物的研究，则尽可能要了解它的绝对年代。

古代文物，可分为商代文物、周代文物(或西周文物、春秋战国文物)、秦代文物、汉代文物、魏晋南北朝文物、隋代文物、唐代文物、五代十国文物、宋代文物、辽代文物、金代文物、元代文物、明代文物、清代文物。其中汉、魏晋南北朝等时期的文物，还可按具体的历史朝代详分。

扩展资料：

文物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安全保护、合理利用以及全面共享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其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1、翔实的科学资料有利于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状况、经济特征、文化传统和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是增强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是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借鉴实物。同时，在保护中国生物基因、古代发明创造专利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2、能够为相关学科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源流和交融、古代人类体质健康状况、多种疾病的发展历史、动植物资源的谱系特色、人工栽培和驯养引发的基因变化、古代科技史发展、多种传统工艺传承等课题提供充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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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湟中的塔尔寺，宗教古迹；2 昆仑宝玉，这只有在昆仑山，祁连山附近河流里有，现在以挖掘殆尽； 3 化隆还有马步芳的兵工厂，解放青海时候的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兵工厂似乎只剩大体轮廓，不过很多当地人还是会制造枪支的 4 青海湖鸟岛，AAAA国家历史风景区，5 在青海玉树的果洛的三江源历史自然保护区，是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源头交汇地点，除此之外，我还不知道，大家集思广益了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考古研究所

简介：

在中国西部的青海民和县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姿势异常的人骨、布满裂缝和褶皱的房址引人关注，并被证明是地震和洪水肆虐后的痕迹。它揭示了距 4000年前后在黄河上游出现的灾变事件，并为古史洪水传说找到了一定实证。

2001年8—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继续对位于青海民和县南端的官亭盆地黄河岸边的喇家村齐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700多平方米，有多项较重要的发现，为官亭盆地考古再添 新的成果。新发现地震和洪灾的证据，辨明灾难现场堆积的地层关系；新发现小型广场的迹象，清理出奠基坑和杀祭坑及埋藏坑，出土奠基人骨杀祭人骨和玉器卜骨等重要遗物；新发现保存颇为完整的窑洞式结构房址和分布格局以及烤制食物的壁炉，提出聚落形态的新认识。发掘显示，地震对遗址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洪水则对遗址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喇家遗址灾难遗存发现的科学意义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的范畴，它为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深层次的环境考古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部分专家研究认为，在青海省湟源县大华乡中庄村发现的墓葬群，就是西王母及其属民的墓葬。

这一墓葬群属于卡约文化时期。卡约文化因为首先发现于青海省湟中县卡约村而得名，此类文化是青海省古代各种文化遗址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种土著文化，反映的是３５００年前青铜器时代羌戎部落的文化。专家指出，这个时期的羌戎部落就是史书中所记的“西王母国”。

截至目前，湟源县发现卡约文化遗址４０余处，其中发掘出土的大华中庄遗址，因与其他地区的同类墓葬有较大的差异，并发现了新的内容，被命名为“卡约文化大华中庄类型”。

湟源县委宣传部部长李国全告诉记者，在大华中庄１１８座墓葬和两处祭祀坑中清理发掘出的１０００余件文物中，最为珍贵的是犬戏牛鸠杖首和四面铜人像。犬戏牛鸠杖首为青铜铸成，器形为在一巨鸟的长喙上，铸有两头正在哺乳的牛和一条猛犬，被专家认为是西王母的权杖。

学者程起骏说，湟源地区曾经是西王母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多次出现“西母”“燎祭西母”的卜辞。湟源县是西王母国的中心地区，这在学术界已经成为共识。另外，西王母手执鸟形王杖在古籍中有明确记载，因此，犬戏牛鸠杖首应当是西王母的权杖。

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井石认为，大华墓葬中还出土了３４面铜镜，数量之多，令人惊叹。这与《黄帝内经》中记载的黄帝为西王母铸镜的情节相符。

专家认为，王者墓葬建在其统治地区的中心是古今通例。综合考古发现和古典记载，可以认定湟源大华中庄墓葬群的主人正是西王母及其属民

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4万余件，其中一级文物865件/套，二级文物1188件/套，三级文物32295件/套，尤以历年考古出土文物、明清书画、工艺品见长。此外，苏州博物馆还收藏有古籍善本725种3128册，普本28501种91754册，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两塔瑰宝　[宋]五节石函：顶部边长225厘米，底部边长27厘米，通高441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石函平面方形，下广上狭，分五节叠落而成，无雕刻，内原置铁函。 [宋]铜如来佛像：高16厘米。1978年于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的天宫中发现。佛像皆螺发肉髻，但在雕刻处理上各不相同。肩圆臂瘦削，胸肌结实，结跏跌坐于束腰莲花台上。相传释迦穆尼在菩提树下进入禅思，修悟怔道，采用的就是这种姿势，因此佛教通常以全跏坐为如来坐，身后皆有显示光明的火焰纹背光。 [五代]铜质大金涂塔：通高368厘米，塔座15厘米。塔为四方形，可拆卸，整个塔大致可分五部分，从上到下分别为：塔刹、蕉叶形插角、塔身、铜盖及带有四面十六个罗汉像的须弥座，整个塔身雕刻系印度风格，各面刻有佛教故事，蕉叶形插角外侧共刻故事三十二则，内侧分立四大天王像。塔刹占全塔比例约三分之一，刹座为莲形覆钵，刹身有相轮五重。 [宋]铜佛坐像：高192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螺髻，双耳垂肩，身着袒右袈裟，结跏趺坐于圆形蒲团座上，背而出一环纽，未见背光。 [宋]铜十一面观音：高235厘米。两尊十一面观音像大体相同。观音像立于束腰莲花台上，一脚向侧前略伸，身穿天衣，一条飘带轻轻搭在右手上，左手持一宝瓶。全身配有璎珞、耳珰、颈饰、胸饰、臂钏、腕钏等各种珠宝佩带装饰，一条珠链从项颈处斜长至足背，身式略呈“S”形。 [宋]铜地藏佛像：通高21厘米。地藏菩萨像发现于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的天宫中。其貌似沉寂端庄，阔额长耳，身披袈裟，衣纹流畅，半跏坐于长方形座上，左足下踏着莲花台。右手持一宝珠，左手置于膝上。 [五代]秘色瓷莲花碗：碗高89厘米，口径139厘米，盏托高66厘米，底径93厘米，通高135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这件越窑秘色青瓷莲花碗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为直口深腹圈足，盏托形状如豆，盘口外翻，束腰，圈足外撇。碗身外壁、盏托盘面和圈足均饰重瓣莲花，如浅浮雕状凸起，被认为是五代、北宋年间秘色瓷标准器。 [宋]浮雕佛像石函：长46厘米，宽265厘米，高25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二层发现。系有六块裁好的砚石板榫合而成，平面长方形，盝顶，函身每面浮雕佛像五尊，底部四周刻如意云纹花边，函盖内面涂成漆地。石函内原置鎏金镂花包边楠木经箱。 [宋]针刺佛像铜镜：直径162厘米。针刺佛像，有“曹庶升舍入塔”六字。 [宋]楠木经箱：束腰长378厘米，宽192厘米，高21厘米，楠木制作。箱底垫有丝织物，外涂器，各部边缘和接缝处都镶包银质鎏金花边。这只经箱大体完整，箱上记载制作艺人姓氏更属可贵。1956年于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现藏苏州博物馆。 [宋]嵌螺甸经箱：长348厘米，宽137厘米，高127厘米。经箱分盖、身、台三部分。盖为盝顶长方形套盖，盖面图案在散花中聚成三朵团花，中间镶半圆形水晶，并点缀五彩宝石。四周斜坡和边沿嵌有瑞花、菱形环带花纹间以蝴蝶和飞鸟状钿片。箱身壁面四周嵌缠枝形石榴、牡丹等花卉，寓意“子孙满堂”。台座采用须弥座形式，设16个凹形台门，中有堆漆描金瑞草，金碧辉煌。 [宋]盛真珠舍利宝幢内木函：宽425厘米 ，高123厘米。1978年发现于苏州瑞光寺塔第三层天宫，真珠舍利宝幢就安置在这只内木函之中。内木函用银杏木制成，为五节正方形套叠式。在它内壁书有“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十八日记”字样，外壁画有彩绘四天王像，为罕见的宋画精品。四天王像比例均匀，面部表情夸张，画中还处处可见唐代画圣吴道子的遗风，笔墨浑厚雄健，用柳叶描法，线条生动流畅。 真珠舍利宝幢：通高1226厘米。1978年4月12日，三个顽童登上岌岌可危的瑞光古塔掏鸟蛋时，在宝塔的第三层意外发现了一个封存已久的宝藏，宝幢即是其中之一。宝幢置于黑色外木函内，木函的正面立墙上有两排白漆楷书：“瑞光院第三层塔内真珠舍利宝幢”。宝幢的主体用楠木构成，分须弥座、佛宫、刹三个部分。 书画[明]王宠《春山图》：内纵1008厘米，横305厘米；外纵240厘米，横57厘米。此幅《春山图》是其一幅极其少见的绘画作品，在其图左上角题诗一首：“媚眼风光恰似春，白沙黄荻水粼粼。轩窗遍启抛书坐，猿鹤襟期土木人。” [明]刘钰《烟水微茫图》：内纵1389厘米，横44厘米；外纵250厘米，横73厘米。在此图的右上方有刘珏五言诗一首，最上方为徐有贞行草五言题诗和跋文。根据徐有贞跋可知，此画作成化二年夏至后的一天，刘珏与徐有贞乘船至相城沈周家，在沈周家中作画、题文和跋文，为后人传达了吴门文人雅土的生活情景，特别是“江南不可思，动予情依依”的艺术情怀。 [明]蓝瑛《仿大痴山轴》：内纵3315厘米，横1005厘米；外纵440厘米，横137厘米。 [明]米万钟《红杏双燕图轴》：内纵156厘米，横539厘米；外纵255厘米，横65厘米。此轴画虬枝红杏，勾勒圈点，是当时作风。下一湖石，瘦皱玲珑，画法古怪，形似荆、关，而神似范宽。石后几丛芍药，元人画法，颇得逸韵。图中双燕相互顾盼，黑燕以红杏为衬景，白燕以拳石为烘托，别具新意。 [清]任薰《茹叶蜻蜓图》：内纵1522厘米，横544厘米；外纵270厘米，横85厘米。 [明]陈淳《牡丹湖石图轴》：内纵181厘米，横952厘米；外纵290厘米，横118厘米。 [明]唐寅《灌木丛篠图轴》：内纵1094厘米，横589厘米；外纵250厘米，横89厘米。 [明]夏昶《墨竹图轴》：内纵483厘米，横258厘米；外纵215厘米，横57厘米。此图两丛墨竹左出，一丛茂密，有沉甸甸下压之动态；另一丛为新篁，疏朗飘逸，十分传神。款署“仲昭”，钤“太常寺卿图书”印。 [明]沈贞吉《秋林观瀑图轴》：内纵143厘米，横61厘米；外纵270厘米，横90厘米。沈贞吉画法杜琼，其画传世极少。 陶瓷　青花折枝花果纹大盘明：宣德时期。高5厘米，口径299厘米，底径203厘米。胎质细腻，器形规整。侈口，浅弧腹，圈足，砂底。青花色泽纯蓝，无黑色锈斑，为国产含锰较高的钴土矿青料烧造。盘内壁绘青花折枝仙桃、荔枝、樱桃和柿子，中心纹饰为干叶榴花。外壁口沿处有青花匾额式款“大明宣德年制”，腹部四周为折枝番莲四组。底足露胎处火石红色明显。 洒蓝釉反口石榴尊（清）：雍正年间。高182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68厘米，最大腹径156厘米。胎质坚致细白。石榴形，五瓣花口外撇，束颈，圆肩，圆腹，卧底假圈足。通体采用钴彩料为着色剂，釉面花纹犹如洒落的蓝色水滴，故称“洒蓝”，又名“雪花蓝”、 “青金蓝”。由于洒落的钴料深浅不一，釉色形成了青、蓝、白错落有致的斑点，外底书“大清雍正年制”青花六字行篆书款。 青花釉里红桃子天球大瓶（清）：口微撇，长颈，假圈足，腹部丰满浑圆，似天体中的星球，故名“天球瓶”。整器比例合度，假圈足处理光滑。器身以青花绘桃树、桃叶，勾勒花、桃，釉里红作花蕊、花瓣之色，并绘大小寿桃九只。釉里红的烧造技术高超，釉厚处呈微黄绿色，显出了寿桃的成熟感。 洒蓝釉反口石榴尊（清）：胎质坚致细白，石榴形，五瓣花口外撇，束颈，圆肩，圆腹，卧底假圈足。通体采用钴彩料为着色剂，釉面花纹犹如洒落的蓝色的水滴，故称“洒蓝”，又名“雪花蓝”、“青金蓝”。由于洒落的钴料深浅不一，釉色形成了青、蓝、白错落有致的斑点，外底书“大清雍正年制”青花六字三行篆书款。 清康熙款斗彩海水龙盆：清康熙年间。高4cm，口径213cm，底径125。敞口，浅弧腹，大平底，矮圈足。胎体坚致细白，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闪青。整器以海水云龙纹装饰，器外壁用釉下青花绘云纹，釉上抹红绘龙，并用黑彩点睛。器内壁绘五爪龙穿行于云海之间，龙姿威猛，龙嘴微张，犄角后掠。底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双圈六字二行楷书款。 [清]陈鸣远款紫砂方斗杯：高54厘米，长119厘米，宽104厘米。此杯为酒器，形如方斗，器形规整。敞口，斜腹，平底。整器呈栗壳色，内壁光素，外口沿及下沿各饰连续回纹一周，左壁凸塑衔环铺首，右壁塑羊兽弧形把，并连有活环，正面阴刻行楷“斗有酒藏之久为君子有”十字诗句及划刻楷书“庚子维夏存朴堂主人属”和“作鸣远”等十三字，旁有阳文篆体圆形“陈”，方形“鸣远”二方印戳，背面凸塑螭龙一条。 [清]紫砂干果洗：高37厘米，长99厘米，宽83厘米。乾果杯实为象生器，是用含有白色细砂的棕色泥塑半爿栗壳型杯，下在浅棕色的板栗蒂疤处，用黄泥塑胡桃一只，旁附白色泥作的西瓜子一粒；在杯底胡桃，瓜子的左上方，有用棕色泥塑的乌菱一只及白色泥作的花生果一颗，右上方有用深紫泥塑的荔枝及白泥塑的白果各一粒，作杯的支衬足及把柄。 明，德化窑白瓷凸花高足簋：高97cm，口径14cm，底径109cm。簋式炉造型，敞口，平口沿，短束颈，扁鼓腹，胫部折收，外撇圈足，平底。足端露胎，胎质润白如玉。内外施白釉，釉质肥厚滋润如凝脂，近似象牙白。颈部饰凸花一周，颈腹部饰双瑞兽耳，圈足外侧饰回纹二周。 青花海水白龙盘：明宣德年间。青花瓷是釉下彩瓷器，它的蓝色花纹是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1270度高温下一次烧成。青花瓷从唐代开始烧制，明清时期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这件青花瓷盘中心有一条暗花五趾白龙，外壁上有两条小龙做追逐戏耍的姿态。这件瓷盘就是明代宣德时期典型的官窑器代表作之一。 清顺治款青花天女散花碗：清顺治年间。高72cm，口径129cm，底径6cm。器形规整，撇口，深腹，腹微收，圈足。器足高深，足边修正圆滑齐整。胎体细腻，釉色白中闪青，青花色泽淡雅，呈色稳定。整器构图严谨，以线条纤细的淡描技法来装饰器物的内外壁。器内壁中心青花双圈内绘婴戏图。器外壁绘有两组带有浓厚唐朝风韵的天女散花纹饰，底书“大清顺治年制”青花双圈六字二行楷书款。 黄地绿龙盘（明）：高39厘米，口径186厘米，足径129厘米。胎质细腻坚致，胎体厚薄均匀。口微敛，浅弧腹，矮圈足，底微塌。盘外壁黄釉地上绘有绿彩龙和云纹。圈足釉底青花双圈内有“正德年制”四字二行楷书款。 明甜白刻花葡萄花果纹菱花口盘：明永乐宣德年间。高26cm，口径201cm，底径117cm。盘为菱花式折沿口，浅腹、浅圈足，细砂平底，釉白肥厚而洁净，以划花的手法装饰菱花口盘，折沿为一圈十六组灵芝纹，内辟由荔枝、牡丹、枇杷、茶花、石榴、芙蓉、桃、菊花等组成花果纹组成，盘中心为一组缠枝葡萄，盘外壁由四组灵芝，四组梅花相间构成。整个器型如盛开的莲花，无款。 明万历款青花海水云龙把杯：明万历年间。高88cm，口径101cm，底径46cm。官窑，足形为平底高足，釉面平整，乳白莹润，青花发色呈蓝中泛紫，纹饰中杯外壁为两条云龙，其中一条为仰首向前追赶，另一条为回首嬉耍，在天空中穿云追逐，腹部为海水山石，杯把由十五朵云构成，在白色杯中心有双蓝圈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青花款。 明万历款五彩鱼藻小碗：小折沿口，腹较深，浅圈足。釉面细润，呈乳白色，青花色调蓝中泛紫。器内壁饰有五多青花云，中心青花双圈内绘正面云龙。外壁纹饰有青花鱼八条和水藻四条组成，并在釉面上用绿、黑、抹红加接青花水藻，在鱼上部空间用黄、绿、黑、抹红等彩绘小花九朵，好似鱼在水藻中惬意潜游。外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居仁堂粉彩梅鹊花碗：民国时期。这对瓷碗是袁世凯的第十三个女儿袁经祯捐赠的，器物胎质精白如雪，彩质纯净，碗壁内外画有粉彩梅鹊图。图案绘工精细，特别是白梅、红梅、绿叶均以渲染表现出浓淡明暗的层次，极富立体感。同雍乾官窑粉彩瓷器毫不逊色。圈足内有“居仁堂制”四字楷书款，真正的洪宪瓷器非常少见，因而苏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两件器物更显弥足珍贵。 青花人物笔海：这件是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人物笔海。笔海即体积比较大的笔筒。此物件绘图精美，青色鲜亮，浓淡适宜。这件器物的有着康熙朝时期青花的主要特点--青分五色。 彭年款紫砂笔筒（清 ）：高82cm，长8cm，宽61cm。树根形笔筒。紫红色砂泥。器身刻有轻烟佳月夕阳微雪 乙末夏日 少云制。器底篆书彭年阳文款。 抹红海水飞兽纹高足杯（明）：万历年间。高89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48厘米。平底高圈足。釉面平整，乳白莹润，青花发色微泛紫。杯外壁红彩绘海水，间以青花苍龙、麒麟、海马、飞象、狮子、瑞鹿、鸾雀和鲤鱼等，杯把为红彩海水山石。白色杯心为青花双圈“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铜器回纹伯子觚：商代时期。高26cm，口径145cm。喇叭口，高圈足，有八乳钉，饰回纹，圈足内部有铭文。 回纹卣：商代时期。高224cm，口径115cm，145cm。扁圆形，缺盖，有双耳，圈足，肩部饰一周雷纹，卷口。 饕餮纹铜爵：商代时期。高177cm，有尾，有流，三足，足截面呈三角形，圆底，把内有铭文，有两蘑菇形柱，器身饰饕餮纹。 师趛重环纹四足盨：周时期。长271cm，宽178cm，高195cm，有盖，附双耳，果叶形圈足下附四足。腹较深，圈足缺口方正。盖上设捉手四枚，造型灵巧，转角圆润，铸有镂空纹饰。器身饰重环纹两组，器盖饰重环纹一组。 铜蟠螭三足提梁盉：战国时期。高29cm，腹径24cm。此盉造型别致，制作精良，纹饰布局合理，图案华丽，是吴国青铜器的代表作。盉属酒器。青铜盉的出现在商早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春秋晚期至战国有所谓的提梁盉，颇具地方特色。 三羊三足炉：明宣德时期。高97cm，口径198cm，腹径213cm。 夔纹盨：西周晚期。高205cm，口径235cm，157cm。方形，双耳，圈足，有盖，盖上饰夔纹钮，盖、器身饰夔纹。 伯父乙鼎：西周时期。高179cm，口径183cm。口沿外撇，双耳，三足，双耳外侧饰重环纹，口沿下方饰蝉纹一圈，内底铭文三行。 羊鼎：周时期。高165cm，口径136cm。双耳，三柱足，口沿下部饰一周蝉纹，内底有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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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鉴定古籍版本对收藏者的意义重大，版本学是从书籍的字体、纸张、版式、刀法、墨色、刻印、题跋、批稿、印章等方面来研究图书版本的，在鉴定一部比较完整的古籍（即全文、序跋、版式、刻工姓名等都具备）的情况下，所审阅、考察和判断的古籍版本不仅是文献，也是文物。鉴定版本是一项实践性、经验性较强的技术工作，其实质就是要熟悉旧书，熟悉版本，从而能举一反三。学习版本鉴定方法最好是多看、多比较、多实践，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纸上谈兵是永远行不通的。还要懂一些金石学、印章、目录学的知识，笔者对古籍版本研究已有10多年了，收藏各种宋、元、明、清、民国版本达500多册。

　　在长期实践中，笔者逐步掌握了鉴定古籍版本的一般规律，形成一套鉴定的程式，每当鉴定一种版本，我首先要揭开卷首看一看，从字体、版式、纸张的特点来判断一下，是何朝何时所刻，也可以从书名、编著者、校订人的姓名来作参考，心中有了底，再考证真伪，详看序跋、目录、卷末、书尾，查找有无牌记、封面、刊工姓名等。我的鉴定经验是：

　　字体鉴定。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刻本字体都有不同，如北宋早期多用欧体，瘦劲清秀，丰厚淳朴。南宋刻字多用柳体，工整有力。金代多用柳体。元代初期似宋，后仿赵孟兆页体，流利活泼，柔软圆润，官家刻本不惜重金，故字体工整漂亮，而书坊以刻书营利为目的，贪多求快，字体多恶劣粗俗。明刻本保留元末遗风，自嘉靖年起变化成一种横平竖直、横细竖粗、直挺整齐严谨的长方形字体，清刻本多为仿宋体，尤显柔美、秀丽，令人耳目一新，但以后字体变得呆板，字行密集如涂鸦一片，很不雅观。

　　版式。北宋早期多白口，后期左右栏，版心为刻工姓名和字数，南宋四周双栏，元代也是如此，只是鱼尾多，行间更窄，书口更阔，明初刻本多承元刻版式，内府刻本字大行疏，独具一格。正德以后仿宋版格式，并且出现毛氏汲古阁刻本的名家雕刻版本，清武英殿刻本最好辨认。

　　印纸。书坊刻本大多用价格低廉的劣质纸印书，官家刻本纸张要好一些，宫廷刻本印纸更好，要分清竹纸、棉纸、麻纸、皮纸的不同，宋刻本主要用麻纸和竹纸，白棉纸印本是嘉靖刻本的特点，万历多用竹纸、黄棉纸，清代刻本印纸繁多。

　　墨色、刀法。宋代刻印书籍，用墨比较讲究，墨色浓厚似漆，字黑纸白，十分显眼，宋版刻工刀法较精细认真，笔划不苟。元版墨色较混，刀法生硬而无力，明代一些仿宋刻本，形似原版，细加比较，差强人意。

　　装帧。宋代书籍主要是蝴蝶装，少有施用装，南宋出现色背装，流行于明嘉靖、隆庆时，至万历开始广泛用线装形式。

　　序跋、版记、避讳字。看序跋作者查年代，看版记知坊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各个朝代的皇帝姓名都有避讳。

　　题跋。藏书印章，题跋内容较广，清代很多藏书家，精于版本鉴定，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他们的题跋多有百年之论，可供后人参考，藏书印章是藏书家钤印在藏本上表示所有权和鉴定意见的信物，以及藏书印章。

　　行款字数。伪本的鉴定，如宋嘉定刻本为半页7行，行15字，小字双行，宋代黄善夫刻本为半页10行，行18字，注文双字，行24字，四周双边，左有耳，耳记篇名。

　　综上所述，古版本的鉴定较为复杂，以上只是笔者收藏古籍版本的一些初浅体会，供藏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