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今为止、档案起源学说并不统一，主要有原始社会产物论（文字一档案一国家，结绳、刻契一档案一文字一国家）和阶级社会产物论（国家一文字一档案，文字一国家一档案）两大类型。

档案的产生是以处理复杂事务为目的、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载体条件的。在远古蜜荒之初，在茹毛饮血的旧石器时代，投挪、尖穿、杠杆等帮助人们度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关系简单，原始社会早期人们的交往、社会活动仅靠口口相传就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我国的远古传说十分丰富，如有巢氏架木为巢，燃人氏钻木取火，伏菱氏结网捕鱼，神农氏种植五谷百草等。这些传说使我国远古悠久的历史得以流传。但有了传说并不等于有了档案。

当社会从低级阶段向前发展时，为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要求，人们开始以实物帮助记忆，即在物件上作出一些标记或符号表达思想或记事。我国历史上主要有结绳和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易经·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唐李鼎作《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载：“结之多少，随物众穿，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刻契记事比结绳记事更进一步。所谓刻契，即在木片、骨片或玉片上刻上符号以记事。这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古籍中也有记载。西汉学者孔安国《尚书·序》载：“古者伏奏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刻契记事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也能得到印证。《陷书·突传》载：“无文字，刻木为“契”。"说明一些少数民族在文字产生前已有“契”了。到20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仍以刻契记事。

京始人还善于用图画来记事，比刻契记事又进了一步。传说中，远古时期人们用花、虫、鸟、兽等各种符号记录种种事物。近年我国出土的原始社会晚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彩陶上的刻画符号，被学者认为就是简化了的图画。

古时期，人们尽管借助于各种标记、符号，用结绳、刻契、图画等记事方法，能保存、传递相关记录信息，但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语言文字的限制，加之原始记事方法的局限性，留存的记忆往往是不确切、不完整的，不能成为普遍的社会交往工具。历史、语言学家把这一时代称为“助记忆时代”。同时，原始记事在一定范围内有历史记录、契约，凭证各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