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允文曾为唐书及五代史加注，并着有诗文十卷，经筵春秋讲义三卷、奏议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传颂于世。

虞允文文采出色，主要是奏疏类散文，采石一役，虞允文作《江上军事第一剳子》 、《江上军事第二剳子》、《江上军事第三剳子》、《奏还汪应辰知衢州词头疏》。后来虞允文入 川为川陕宣谕使，虞允文作《论用吴璘以图恢复疏》、《论巩州未下可忧疏》、《论营田之利弊》等奏疏。隆兴元年，虞允文又有著名的《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乾道三年，虞允文出为四川宣抚使，作《论明良交感惟信与诚疏》、《谢赐御书汉崔寔政论疏》、《论西蜀草木之妖、措置水旱盗贼之备疏》等 。

虞允文还著有《经筵春秋讲义》三卷、《唐书注》、《五代史注》、《乾道重修敕令格式》一百二十卷、《虞雍公奏议》二十三卷、《内外志》十五卷、《诗文集》十卷、监修《续会要》三百卷，《宋诗纪要》收录其诗两首，《宋代蜀文辑存》收录其文八十五篇。虞允文另外还有两篇早年之作比较有名，一是《辨乌赋》，一是《诛蚊赋》。 虞允文不仅诗文出色，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书法家。明代书法家吴宽评论说：“虞忠肃手帖，词语详雅，气象雍容。”明代文艺评论家王世贞也说：“《停云馆帖》第六卷 ，为南宋名臣书，如虞雍公之俨雅，皆有可采。”

传世的墨迹有《适造帖》、《钧堂帖》等。

　　《杜甫壮游诗卷》是明初宋克（1327～1387年）杂体草书的代表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明中叶书家商辂在卷后作了形象的评论，称其“鞭驾钟王，驱挺颜柳，莹净若洗，劲力若削，春蚓萦前，秋蛇绾后。远视之，势欲飞动，即其近，忽不知运笔之有神，而妙不可测也。”商辂此论，虽未直接对此卷作具体评识，却指出其“莹净”、“劲力”、“势欲飞动”的特征。在此卷中，可以看到其点画劲健光洁、气势连绵，既有狂草之豪放，又在豪放中增加许多“节奏点”——以章草之波磔增加作品高古生辣的意味，增强了草书的表现力。这种创作方法在宋克为友人徐彦明作草书《唐宋诗卷》中已见端倪，《杜甫壮游诗卷》在《唐宋诗卷》的基础上增加了怀素的连绵体势和康里子山的奇崛刚毅，强化了字形之变化，使转更为迅疾，点画更为利落。用笔上把章草笔法更为自然地糅进狂草中，在“纵势”中的草法间入“横势”的隶法而了无痕迹，更显雄浑之气。翁方纲称其小楷“承元人之隽逸，变宋人之雄奇”，其草书亦显此特征。于右任跋此卷称“合章今狂而一之，”又云：“以仲温之天才，决非《月仪》、《豹奴》等帖所能拘束，而欲创为大草，则不得不求材于今狂，此《壮游诗》写法这所由来也。故此种草，谓之为古今草书中之混合体则可，如谓为章草，则误矣！”于氏所谓“古今草书中之混合体”，表明此卷在草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以今草、狂草与章草相融，跳出元人草书樊篱，成为元末明初草书创新之集大成之作。解缙评宋克草书如“鹏搏九万，须仗扶摇”，从此卷确可见此气度。

　　历史上，今草是在章草的基础上结合新兴的楷法而形成的草书，它在继承章草的基础上，加强了笔画间的呼应，如张怀瓘所描述：“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并把带有隶意的章草的挑势捺笔完全去掉，这是草书在形体和用笔方面的一大变革，在这种变革中，王廙、王洽、王羲之、王献之等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如虞世南所云：“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无所不工，八体六文，必揆其理，俯拾众美，会兹简易，制成今体，乃穷旨奥。”在今草基础上形成的狂草以唐人张旭、怀素最著，其特点是笔势勾连回绕，大小参差，变化丰富，连绵不断。宋克草书师法二王、王廙，并得力于旭、素之狂草，加之他在章草上的非凡功力，熔于一炉，形成了有创造性的杂体，表现出章、今、狂三草之特征。

　　书家在创作中，有意将各种书体进行糅合，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体”。“杂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字与字之“杂”，一是行与行或者段与段之“杂”。宋克的“杂体”，两种情况都有，如其《定武兰亭八跋》多为后者，但在宋克的书法中，更多的是草书中字与字之“杂”，其草书“杂体”是对章草、今草和狂草的笔法加以融合形成的书体。王世贞曾批评这种创造“波险太过，筋矩溢出，遂成佻卞”，此论或正指出宋克形成的灵动中表现“隶意”、险劲中突出“揖让”的草书特征，责之为“佻卞”，实乃不能认识此体所处之时代特征，宋克草书中的取妍尚姿，乃元以来的时代使然。他在杂体草书中强化波磔，与元代以来的赵孟頫书风拉开距离，这正体现了其在草书上借古开今的戛戛独造。

　　在宋克的草书创作中，“杂体”意识体现在许多作品中。如《停云馆法帖》卷十所录宋克书《钟繇王羲之二小传》风格介于《唐宋诗卷》和《杜甫壮游诗卷》之间，在《唐宋诗卷》的今草中糅合了更多的章草笔法，显清峻之气，既有今草连绵不断的运笔，也时见章草的波挑笔意，但明显不如《杜甫壮游诗卷》磅礴的气势。宋克草书《公讌诗》、《七言绝句》、《进学解卷》等，也以瘦劲的笔势对草书进行融合，表现出豪迈淳雅的风格，但都不如《杜甫壮游诗卷》的杂体创作风格那么强烈和鲜明。

　　宋克的“杂体”对明初中期书家多有影响，但都未能有所超越。此后的书家创作中也常常有“杂体”意识，并多与篆书有关。如赵宧光在篆书中夹入行书,傅山在行草中杂入篆书,八大在楷书中杂入篆书,郑板桥则更是楷行篆隶相杂等，这些“杂体”的创作与宋克明显不同，更多的是碑学兴起后对古意的探寻

　　不知道你对这个答案满不满意，宋克是杂体书法家，下面的话也可以用：

　　《杜甫壮游诗卷》是宋克草书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此卷在《唐宋诗卷》基础上增加了张旭、怀素狂草的连绵体势，并将章草笔法自然融入其中，在迅疾凌厉的纵势中增加了波磔峻发的横向笔势，尽脱前作局促秀嫩之弊。加之此卷系用狼毫新笔所书，更显骨力劲健而锋芒煞人，一股狂放生辣的豪迈雄强之气扑面而来，足当解缙“鹏搏九万，须仗扶摇”之誉。明代商辂盛赞此卷“鞭驾钟、王，驱挺颜、柳，莹净若洗，劲力若削，春蚓萦前，秋蛇绾后。远视之，势欲飞动；即其近，忽不知运笔之有神，而妙不可测也。”于右任则认为：“以仲温之天才，决非《月仪》、《豹奴》等帖所能拘束，而欲创为大草，则不得不求材于今狂，此《壮游诗》写法之所由来也。”是为知言。通观历代草书发展史，此作师古而不泥，创造性地将今草、章草及狂草书体融会贯通，不仅极大地增加了草书的抒情色彩，也大大拓展了作品的审美层次，堪称宋代以降草书汲古出新领域中最为耀眼的旷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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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羲之平安帖

　嘉文

　时过一千六百年，王羲之直接手写的原迹早已无存。其实，就在北宋时也只有几件视为原迹，如米芾曾获得的《王略帖》。

　传世的王羲之书迹有两类，一是后人钩摹的墨迹本，一是石刻或者木刻的碑帖。碑帖从钩摹开始，经过上石、刊刻、捶拓，再经过装裱的过程，书法原貌往往会打了折扣。墨迹摹本是从原迹上直接钩摹下来的，或者从唐摹本上再钩摹下来的，方法是双钩廓填或者双钩廓填兼临写。这中间总以唐代硬黄纸所摹为最精。

　现存唐摹王羲之帖有：1《快雪时晴帖》；2《远宦帖》；3《奉桔帖》、《平安帖》、《何如帖》三帖合装（以上俱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里的《平安帖》帖文与本文讲的不同。）；4《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三帖合装；5《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二帖合装；6《游目帖》（以上俱在日本）；7《姨母帖》、《初月帖》（合装于《万岁通天帖》中，在辽宁省博物馆）；8《寒切帖》（在天津艺术博物馆）；9《行穰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共计九件十五帖。唐人临写的王书如《兰亭序》，敦煌出《瞻近帖》等不列在内。

　摹本是否出自唐宋人手，要注意几个因素：一、合乎王羲之的笔迹风格，摹写精良。二、有宋以上的著录或古法帖作为依据。三、纸、绢或装裱符合唐、宋时代。四、可靠的题跋和印鉴（往往只是一部分）以反映流传历史。

　宋人摹本，据鉴定家著录和发表出来的及所见者约有二十余种，绝大部分珍藏于博物馆里，少数辗转閟于私家。由清代内府流出的绢本《平安帖》就是其中的一件。

　本帖应为南宋时勾摹本

　绢本《平安帖》又称《告姜道帖》，笔法圆劲古雅，意致优闲逸裕，颇合羲之草书法度。刻意摹写，呈现轻重浓淡，然不免有笔滞处。临写并勾描，留下细痕。

　绢、纸非宋内府物，本帖绢地和前面花绫隔水均宋时织物。此帖绢本的尺寸纵245厘米，横138厘米。故宫有象牙嵌木尺，是清代标准营造尺，以此测量与《石渠宝笈续编》记录的“纵七寸六分横四寸三分”正合。

　本帖上的古印——“书画印”、“妙绝古今”，文征明跋认为是宋王诜印，非伪。“柯九思印”及“柯九”（半）墨印也真。“宣和”“政和”内府诸印和“绍兴”印均伪。干隆、嘉庆内府等印玺皆真。

　卷上弘历题写帖文，年款庚戌，即干隆五十五年，已是八十老人。后边文征明、王榖祥、彭年、胡汝嘉等跋及诸家印记都真。

　文征明跋指出：右军书多写绢地。此帖已刻入《绛帖》。帖上有骑缝“绍兴”三小玺。还有附马都尉王晋卿“绝妙古今”、“书画印”和柯九思印。王、柯二君藻鉴最精，当为真迹无疑。文征明是书画家兼鉴赏家，又是此帖的收藏与研究者，他写下的鉴识具体而切要。

　这里有个印章问题。文证明跋讲“妙绝古今”、“书画印”两印是王晋卿的。据史载，王诜（1036——？）字晋卿，太原人，尚英宗女魏国大长公主，为利州防御使，工书画。他是北宋晚期人。徐邦达先生在考证此帖时没有提及“妙绝古今”印。同时说：“本帖上古印——‘书画印’（文证明跋中以为王诜印）、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他引用文说并未否定。另一种不同看法认为“书画印”是元代柯九思（1290——1343）的，如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根据是柯九思等六家墨竹合卷上出现此印。鉴于此二印实属罕见，有待再考。

　据印鉴、题跋，本帖曾为柯九思、文征明收藏。清代进入内府，后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时存养心殿。

　鉴于上述多方面情况，本帖应为南宋时勾摹本。其水平，正如徐邦达先生所说：大略相当于今见之《上虞帖》。《上虞帖》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宣和书谱》载右军《平安帖》有二，一是草书，二是行书，然只有帖名没有帖文，是否与本帖有关不易确定。姜蘷《绛帖平》有残本收入四库全书，未见有具体言及本帖的文字。

　现存四行只是原来绢本中间的一段

　此帖见于宋刻《绛帖》。绛帖本《平安帖》提供了宋代的实物根据。

　《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炅出御府所藏历代书迹，命侍书王著编集十卷摹勒上石而成。《绛帖》是北宋皇祐、嘉祐年间（1049——1063）尚书郎潘师旦刻于山西绛州，共二十卷。《绛帖》虽祖《淳化阁帖》，但所收帖目多有损益。到明初，《绛帖》已罕有传世，故有内容不同的别本绛帖十二卷广为流行。

　今有宋刻《绛帖》一部藏故宫博物院，分前后各十卷（每两卷合一册，共十册）。原是明末涿州冯铨家物，经孙承泽、梁清标、吴荣光、潘仕成、王存善等收藏，并有翁方纲与吴荣光许多批注、题跋。《平安帖》在后第六卷，即“愿”字号卷之第二帖。《绛帖》每卷用一个字作编号，二十字连起来成四句话，即“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

　经对比，墨迹与帖本吻合，其书沉厚遒迈，古韵穆然。两本大小、笔画、神态相一致，墨迹本犹可显出墨色浓淡、笔致走向。仅几个字如“月”“六”“等”“深”“得”略见差异。从墨本到刻帖，必须经过再摹、上石、镌刻几步工序，总会产生与底本的差别。明代嘉靖时鉴藏家华夏把《万岁通天帖》刻入《真赏斋帖》。因为刻的精工，当时人几乎和唐摹本同样看待。清代王澍讲：“信《真赏》为有明第一佳刻也。”即便如此，将《真赏斋帖》同《万岁通天帖》比照（今在辽宁省博物馆）仍可显出某些差异。

　《绛帖》内此《平安帖》前人著录皆称“告姜帖”或者“告姜道帖”，帖文有九行。其前有《得凉帖》，后有《百姓帖》。此摹本今仅存四行，缺少后五行帖文。现将完整帖文抄录如下：

　“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岁忽（一行）终感叹情深念汝不可往（二行）得去十月书知姜等平安（三行）眷故不平复悬心顷异寒（四行）各可不寿以差也吾近（五行）患有痛今渐差（六行）献之故诸患勿力（七行）不具二夕告姜等平（八行）安寿故（九行）。”

　绢本的前后两边都有割裁不齐的痕迹，因此现存四行只是原来绢本中间的一段，当《石渠宝笈》著录时，或者说在进入内府时已经这样了。至于后面原应有的五行，何时分裂，分裂后的去向已不清楚。

　《告姜道帖》不在《淳化阁帖》系统中，故流传甚少。在宋代其他刻帖中还见于《澄清堂帖》。《澄清堂帖》未见宋元人详细记载。沈曾植考证认为是南宋海陵（今江苏泰州）常平使施宿刻的，时间在嘉定年间（1208——1224），帖内专收王羲之帖。至今只有宋刻残本存世，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明邢侗旧藏《澄清堂帖》五卷中的两卷，失卷号。还有孙承泽旧藏的一、三、四卷。检此五卷宋拓残本中，已不见《告姜道帖》。清代耆英翻刻过《澄清堂帖》若干残卷，其中包含《告姜道帖》，与绢本对校比《绛帖》出入明显。

　一件可信的宋人摹王羲之书

　古书画真迹被后人割裂分散是真迹改头换面的常用手法。一件长的书画卷，往往被市侩分割分售而谋利。如传为周文矩画的《宫中图》粉本长卷，竟被割成五段，今分放在美国（二段）、英国（一段）、比利时（一段）、意大利（一段）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

　文征明（1470——1559）精鉴书画，富于收藏，他刻的《停云馆法帖》乃明季法帖的佼佼者。文氏在跋中讲：“今此帖已刻之《绛帖》中，验之无毫发少异，疑即当时用以入石者。”他是仔细比较过的，他所看到的应是九行帖文。如果当时已阙失帖文，不会不指出来。也就是说当嘉靖癸丑（1553）重新装治时是九行帖文，后五行帖文失去是后来发生的。

　文跋指出“缝印有‘绍兴’三小玺”，那应是原来真的。今见三个“绍兴”伪印是割裁之后添上的。文跋没有讲到“宣和”、“政和”印。设想原帖如有，文氏不会只讲南宋印而不讲北宋印，足见原卷没有。今见“宣和”、“政和”伪印也是割裁后添的。这恰恰是画蛇添足，露出破绽了。由此还可推证该帖进入内府当在南宋。

　文跋说：“嘉靖癸丑（1553）五月望日装毕因识其后，子孙其永保之”。此时文征明八十四岁，后纸续有王榖祥嘉靖癸丑（1553）跋、彭年甲辰（1544）三月跋、胡汝嘉隆庆庚午（1570）跋，都说在文氏家中看帖的事。此后，直到进入清宫没再留下题跋，割裂一事无从查考。

　总之，绢本《平安帖》是一件可信的宋人摹王羲之书，它与《绛帖》刻本是依据同样的底本精细摹出来的。今《平安帖》墨本久隐复显，再度面世，深为庆幸；而能与宋拓《绛帖》彼此契合，则又获得一层证据，相互映发而愈增其重。

　王羲之《平安帖》将花落谁家？王羲之《平安帖》将花落谁家？网友建强

　众所周知，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手书至今已荡然无存，而被目为真迹的王氏书迹最多不过唐人摹本或宋人刻本，绝大部分珍藏于国内外各大公私博物馆，如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日本皇宫等，平日几乎不可能得见；民间虽偶尔有藏王羲之作品，但都为赝品无疑。

　嘉德新近推出的王羲之《平安帖》是他们今年秋拍的重头戏，由于宣称是北宋《宣和书谱》和《绛帖》“先后”著录过的，已引起社会各界的相当关注，国内外很多专家都对此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件所谓《平安帖》的不负责任的宣传也引起了大家的质疑与愤慨。

　关于这件作品，徐邦达先生早在其《古书画伪讹考辩》一书中就有论及，徐先生说：“书系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只是后绢隔水上宣和内府诸玺则尽伪，绢纸亦非宋内府物……又本身上‘绍兴’印亦伪……本帖应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很早就流出清内府，1979年见于北京文物管理处。”

　据徐文，至少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知道：首先，此本《平安帖》为水平很一般的伪赝本；其次，此本绝非北宋《宣和书谱》著录本，因宣和内府各章、绢纸、“绍兴”印俱伪，嘉德对外坚持宣称这件《平安帖》先录于《宣和书谱》（成书于1120年），后收入比《宣和书谱》成书还早至少半个世纪的《绛帖》（由尚书郎潘师旦刻于皇祐、嘉祐年间，即1049-1063年），这根本就是信口雌黄、强使关公战秦琼。

　而尽管徐先生仍认为嘉德《平安帖》为南宋中晚期作品，不过其证据仅仅是“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但其实这一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首先，徐先生自己这句话也并未排除其为伪物的可能。其次，嘉德本《平安帖》上柯九思印与宣和诸印一样都是伪物。取现藏辽宁博物馆的王羲之《孝女曹娥碑》墨迹卷后所钤柯九思墨印、现藏台北故宫宋李成《寒林平野图》、柯九思《晚香高节图》所钤柯九思墨印相对较，即可知高下。按嘉德本《平安帖》“柯九思印”墨印当系伪作《晋人曹娥诔辞》柯九思藏印“柯九思印”白文印（见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册页650）而成，其风格、刀工都极为粗蠢恶劣，“柯”字中“可”的上横已向右斜下而近于捺，若解释为绢丝拉伸变形，尤为不通，盖该本绢丝此处向右上拉升，于情于理都至为不合；此外，“九”的横蠢直而没有丝毫篆意，左上当为“思”字处上部“田”字右折全无，种种情况，翻遍柯九思相关的资料，未有发现。

　就嘉德本本身而言，徐邦达先生也强调说其“书系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这种情况在传世的王羲之唐摹本中都不可能有，取现藏日本皇宫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的《孔侍中帖》和现藏台北故宫的《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橘帖》与《远宦帖》，还有现藏辽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帖》等相较，高下立判。前述几种帖子，在结体、气度、笔墨等方面无一例外与历代所论右军书一一相符，如：“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晋书》本传）、“龙跳天门，虎卧凰阁”（梁武帝）、“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唐张怀耿《书议》），张怀耿又在《书断》中说右军书“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取此《平安帖》与启功等编《中国法帖全集》中所收《绛帖》本《平安帖》相较，可知此本即在《绛帖》本上所临，不仅气势全无，更错讹满篇，几乎无一字无失误；再取嘉德本中“十”、“月”、“不”、“平”等几个常见字与上述《丧乱帖》等几本比较，可知其不管是取势、结体还是运锋等方面都有相当严重的失误，几乎不成其为书，更不必说王书了。

　同时，即使宋人或明人在唐摹本的基础上再摹的王羲之本子，也没见有这种低级错误，如传为米芾摹的《大道帖》、明代陈鉴在唐褚遂良摹本基础上再摹的王羲之《兰亭集序》。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上述这些传世最好的本子都是纸本的，或为硬黄纸，或为白麻纸，至今还没有见过绢本的。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太高，摹刻的时候需要透光性比较好的原材料，而纸是最好的选择，但号称“北宋摹本”甚至“唐摹本”的嘉德本《平安帖》居然是绢本的，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也许在嘉德看来，绢本比纸本当然要高级得多，他们正希望据此为王羲之书法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课题或领域吧。

　事实上，根据嘉德的对外宣传，可知其所指的是上述台北故宫藏的《平安何如奉橘帖》中的《平安帖》。该件与《何如帖》《奉橘帖》二帖合为一纸的《平安帖》，此前曾被国家书画鉴定委员会诸老如启功先生等考订为真正的唐摹本，徐邦达先生也在其《重订清宫旧藏书画录》中说该作为“唐勾本、佳”。嘉德打着台北故宫藏这件真本《平安帖》的旗号，为他们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平安帖》进行重点宣传和大做文章，不止是贻笑大方，恐怕已经利令智昏了。

　嘉德又宣称此本《平安帖》被文征明收录入其《停云馆法帖》，其主要理由是文征明诸印皆真、《停云馆法帖》确实有载。事实上，尽管如此，仍不足以就此将这件《平安帖》定为经《宣和书谱》和《绛帖》著录的北宋摹本；而这也正可证明该帖极可能就是文征明本人作伪之作，或被时人骗过之本。

　与米芾等人一样，文征明也善于作伪。明末崇祯六年（1633年）成书的张泰阶《宝绘录》，是史上臭名昭著的集伪作大全的著录书，《四库全书提要》已多有疑惑，徐邦达《六论古书画鉴定》文中更直斥其尽为伪作，而其书中竟多有文征明曾收藏过的作品，可知文氏本人也是此中高手。

　文征明贵为当时艺坛领袖，既善作伪，且自负眼力甚高，屡屡受骗。与项元汴齐名的大藏家詹景凤《东图玄览》中就载有文征明被骗事：

　太史（即文征明）曾买沈启南（沈周）一山水幅，悬中堂，余适至，称真。太史曰：“岂啻真而已，得意笔也！顷以八百文购得，岂不便宜？”时余念欲从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辞出，至专诸巷，则有人持一幅来鬻，如太史所买者，予以钱七百购得之，及问鬻与太史，亦此人也！间以语太史，太史好胜，卒不服。

　以文征明与沈周关系之密切，尚至于被一市井小儿骗倒，可知一斑。

　因此，嘉德此件《平安帖》，极可能是文征明自己作伪之作，或为受骗上当，后才收录入《停云馆法帖》的。无论何种，其为明代伪作，已断无疑义。

　从最近的宣传态势看，嘉德不仅罔顾这些事实，且人为地将这件作品的年代定为北宋，并称其为《宣和书谱》《绛帖》相继著录，故意混淆概念、张冠李戴以让人们误以为它是唐代摹本，这显然并非一种理性的、负责的行为，尤其是嘉德这样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有相当影响的拍卖公司，其直接后果不仅是对买家利益构成极大的侵犯，同时也会对整个艺术市场产生毁灭性的影响；退一万步讲，即使嘉德目前能因此赚取极其高昂的佣金，但恐怕其后遗症也是相当大的。

文征明别称：文壁（或作璧）、文衡山、文贞献。字号：字徵仲号衡山居士。所处时代：明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长洲。出生时间：1470年11月28日。去世时间：1559年3月28日。主要作品：《怀子畏》《青玉案》《满江红》《拜年》《念奴娇·中秋对月》等。主要成就：明代画家、书法家。

关于文征明的详细内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您进行介绍：

一、文征明的诗词

《拜年》、《怀子畏》、《念奴娇·中秋对月》、《青玉案》、《满江红》、《渡江·天上仙人七宝幢》、《忆昔·扇开青雉两相宜》、《题画·山下春江一镜开》、《落花·战红酣紫一春忙》、《沧浪池上·杨柳阴阴十亩塘》、《玉兰花·绰约新妆玉有辉》、《百街岭·遥街百磴转__》、《赋王氏瓶中水仙》、《进春朝贺·玉殿千官拜冕旒》、《月夜登阊门西虹桥与子重同赋》、《题画·百丈苍山倚暮寒》、《除夕·拨尽炉灰夜欲晨》、《四月·春雨绿阴肥》、《元日书事效刘后村》、《落花·怅人无柰晓风何》。

二、主要成就

成就综述文征明的绘画兼善山水、兰竹、人物、花卉诸科，尤精山水。早年师事沈周，后致力于赵孟_、王蒙、吴镇三家，自成一格。画风呈粗、细两种面貌。粗笔源自沈周、吴镇，兼取赵孟_古木竹石法，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笔皴擦和书法飞白，于粗简中见层次和韵味；细笔取法赵孟_、王蒙，布景繁密，较少空间纵深，造型规整，时见棱角和变形，用笔细密，稍带生涩，于精熟中见稚拙。设色多青绿重彩，间施浅绛，于鲜丽中见清雅。这路细笔山水属本色画，具装饰性、抒情味、稚拙感、利家气诸特征，也奠定了“吴派”的基本特色。

文征明书法初师李应祯，后广泛学习前代名迹，篆、隶、楷、行、草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也有自己的一定风貌。小楷笔划婉转，节奏缓和，与他的绘画风格谐和，有“明朝第一”之称。

文征明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尤擅长行书和小楷，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上评论说：“ 待诏（文征明）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 能品。所书《千字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楷有小法，可宝也。”

文征明书法温润秀劲，稳重老成，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他的书风较少具有火气，在尽兴的书写中，往往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也许仕途坎坷的遭际消磨了他的英年锐气，而大器晚成却使他的风格日趋稳健。文征明是继沈周之后的吴门画派的领袖，门人、弟子众多，形成当时吴门地区最大的绘画流派。

绘画成就

初期作品文征明初期的作品，可以看见其纤细而精密记忆及有力的组织能力的表现方法。用普通线条的细心描写，不但很精致，一旦使用模糊的效果，在微妙的灰色部分就会生动起来。浓墨通常只作重点式地使用，色彩也就淡多了。这么做的结果，根据画册中的《风雨孤舟图》或米芾风格的《春山烟树图》，就要被归入宋末绘画的样式。然而在同时，这图甚至连《雨余春树图》使用青绿色的古风或《溪山深雪图》的雪景技巧都谈不上。当时活跃于苏州的画家们，尤其是承教于沈周的弟子，封元代大家都有相当的敬慕之意。《仿王蒙山水图》是文征明透过其生活体验，所做的一连串相同主题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在《东林避暑图》中——稍稍大胆地使用沈周的风格——可以看出倪瓒的格调。在纤细的小品《秋山图》里也可看到吴镇的影子；现存于上海的《天平纪游图》（1508年），即是用黄公望的格调。而代表性的《听泉图》里的敏锐和简洁，以及简拙的古风，都比较接近赵孟_的风格。[此时文征明的山水画有两种比较典型的风格：“粗文”和“细文”。他的粗笔山水主要取法沈周和吴镇，在粗简中表现出层次和韵味；细笔山水则取法于赵孟_、王蒙，用笔细密，布景繁密。设色多以青绿重彩或间施浅绛绘之，清雅宁静，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文征明性情温和儒雅，尤推崇秀润、细丽、含蓄的画风，作品以细笔山水为主。这与沈周的雄强刚健、粗犷张扬的画风明显不同。收藏界历来有“粗文细沈”之说，他的粗笔山水因数量较少而更受藏家钟爱。

后期作品文征明后期作品，将青绿法和浅降法结合运用。文征明的青绿山水有两种，一种是较浓的，另一种是较淡的。前一种作品如《仿赵伯_后赤壁图》、《春深高树图》、《晓春高树图》等，后一种作品比较多，如《兰亭序》、《雨余春树图》、《浒溪草堂图》等。文征明在青绿山水的设色方面继承了赵孟_的设色方法，赵孟_的设色与宋代院画相比，已不是那种浓艳俗气的设色法，他本人也对宋人浓艳的设色方式大加批评，尽管如此，赵孟_有些精工秀丽的青绿山水中仍有宋代院体画作浓艳的遗风。文征明在青绿山水的设色上可以说已经完全摆脱了宋代院体浓艳俗气的画风，从他的作品来看，文氏巧妙地将青绿法和浅降法融合在一起，使他的作品既清丽雅致，又富有笔墨情趣。文征明是文人画家中非常重视色彩效果的画家，在中国画的设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创了明代青绿山水画的新风格。从现存世的文征明作品来看，以元四家笔墨为主要取法对象的作品非常多，反映出文氏对元人笔墨的偏爱。他的画中并不是单一地运用元四家中某个人的笔法和墨法，而是善于把各家的笔墨、构图以及造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绘画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文征明对于元人笔墨和形式美感的研习是相当深厚的，元四家的各种笔墨特色和造型手法在他的画中得到完美地承继与转化。

书法成就文征明于书法则是博飞专精的典范。文征明的小楷造诣最高。主要师法传为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以及钟繇《宣示》，王献之《十三行》等，又能融入唐人小楷笔法于一炉，形成“温纯精绝”的自家风貌。

文征明的行书大致可分两大类风格：一是以王羲之《圣教序》笔意为主所写的行书小品；一是以黄山谷笔意书写的大行楷。他在形成这两大类风格之前，同样经历过博采阶段，他不仅搜遍尽可能见到的王羲之法帖，还深入临习过颜真卿《争座位》、《祭侄文稿》、《刘中使帖》、《瀛州帖》、苏东坡《前赤壁赋》（并为此以苏体补书所缺三十六字）、黄山谷《经伏波神祠诗》、《竹枝词》以及米芾、赵孟_等行书大家的墨迹。有时他也能像祝允明那样，以苏、黄、米等人的笔意书写自己的诗文。当然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入后知出，对古法进行了扬弃，最后求得适合己性的自家笔法。

文征明的草书除学二王以及智永小草之外，也学怀素、黄山谷的狂草。最常见的还是前一类小草，且时常融入他的小行书中，狂草作品很少，仅见他分别作于43岁、50岁、51岁的三件作品。43岁应友嘱作《东林避暑图卷题诗》（现藏纽约美术馆）以黄山谷行书、狂草及苏体行书各书诗一首。其中狂草《上巳日独行溪上有怀》十七行，体由山谷及狂素。50岁所作《草书卷》（现藏无锡博物馆）则是学山谷狂草《竹枝词》后有所得而拟其笔意所作。51岁所作《八月六日书事·秋怀七律诗合卷》（现藏上海博物馆）则已脱去山谷狂草形骸，直逼怀素神意。此幅与以狂草见长的祝枝山相比，毫不逊色。李登在此卷后跋云：书家拟仿，虽极品皆可致力，所谓步步趋趋，惟草圣如颠素不可拟仿，何？危波以纵逸。而以拟仿，神先乖隔。故能逼真，所谓飘逸绝尘而膛乎其后者也。

文征明的隶书作品不多，但他颇为自得。主要学钟繇、梁鹄等。他有时以隶书作跋，如《跋范庵石湖诗卷》、《跋康里子山书李白诗》等；也常作四体千字文（正、草、隶、篆）；有时以大字隶书作引首。他的大字隶书与小字隶书大异其趣。 此外，他曾集汉隶书写《汉隶韵要》（祝允明校韵，国家图书馆藏）可见他于隶书用功之勤，推广此体也不遗余力。文征明的隶书虽不是他最擅长的书体，却也是明代隶书风格的典型，恐怕与此举不无关系。文征明的篆书与其他书体相比算是弱项。但在写篆书风气沉寂的明代，他的篆书仍是相当难得而珍贵的。《艺苑_言》由于文征明常书千字文作日课，故其篆书自有相当的基本功力。

文嘉《先君行略》曾云：“公平生雅慕元赵文敏公，每事多师之。论者的公博学，诗、词、文章、书、画，虽与赵同，而出处纯正，若或过之。”由此可知文徵征明不但诗文书画皆绝，而且于书法一门亦篆隶正行草皆擅，比他的前辈师友吴、王、李、沈、祝等更多能于篆隶两体。因此，他能继祝允明之后主盟吴门书派。

诗歌成就文征明前期为“东庄十友”与“吴中四才子”之一，后期又“主风雅数十年”。文诗宗宋与宗中晚唐，融各家之所长，如陆诗之工整、苏诗之文人意趣、白诗之雅致、柳诗之幽深等。于此之外，文征明自身的性格、趣尚融化于诗中，形成了“雅饬之中，时饶逸韵”的诗风。

其一，雅饬之中，文诗的“雅”，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诗在结构和辞句上的安排，亦偏雅化。在文诗中，其结构严谨，句式工整，体现了整饬的特点。征明曾学陆游，二者诗中均喜用对偶句。在文诗中，对偶句比比皆是，其常用的对偶句有四类：数字对、叠字对、色彩对和人地名对。

其二，“逸韵”诗风 ，文诗中的“逸韵”主要体现在隐逸之情和飘逸之美。文征明有浓厚的隐逸情结，自然在诗中有所流露。而其隐逸情怀的超凡脱俗，尤使其诗表现出飘逸的神采。再者文征明的雅致和隐逸情怀使其诗脱离尘俗，染上一缕不食人间烟火之气。其部分诗作写得飘逸洒脱。如《醉仙图》。

综上，文征明诗风既“雅饬”，亦饶“逸韵”，吴中地域特色鲜明，充满“雅”之气息，与当时吴中“俚俗”诗歌形成鲜明反差。受吴中俗文化的影响，文征明亦作有极少量带有俚俗特点的诗歌，但雅致诗歌占绝对主导地位。文诗取盛唐之下，依照当时七子派的标准，文诗格调不高，而其部分诗作体现出来的飘逸奔放之气，使其诗摆脱了柔靡的格调，只是所占比例不大；同时，文诗不能纯粹以七子派的标准来衡量，需用辩证的眼光来看，自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富余藏书文征明家藏书籍、书画极富，真赝纵横。收藏的古籍中，善本较多，宋刻本有《周易》《资治通鉴》《洪氏集验方》《冲虚至德真经》《杜工部草堂诗笺》《白氏文集》等10数种，近千卷。其藏书楼名众多，今从其藏书印知道有“玉兰堂”、“辛夷馆”、“翠竹斋”、“梅花书屋”、“梅溪精舍”、“玉盘山房”、“烟条馆”、“悟言室”、“清白堂”、“归来堂”等。藏书印章还有“竺坞”、“悟言室”、“江左”、“停云”等。卒后，其子文彭、文嘉，皆能保藏其书籍和书画。

三、仕途坎坷

文徵明出身于官宦世家，早期考取功名仕途不太顺利。明清时代，凡经过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江南春图员”，亦即所谓的“秀才”。文徵明在生员岁考时，一直考到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五十三岁 ，一直未能考取，白了少年头。五十四岁那年，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到了京城朝廷，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低俸微的翰林院待诏的职位。这时他的书画已负盛名，求其书画的很多，由此受到翰林院同僚的嫉妒和排挤，文徵明心中悒悒不乐，自到京第二年起上书请求辞职回家，三年中打了三次辞职报告才获批准，五十七岁辞归出京，放舟南下，回苏州定居，自此致力于诗文书画，不再求仕进，以戏墨弄翰自遣。晚年声誉卓著，号称“文笔遍天下”，购求他的书画者踏破门坎，说他“海宇钦慕，缣素山积”。他年近九十岁时，还孜孜不倦，为人书墓志铭，未待写完，“便置笔端坐而逝”。

四、人物生平

早年时光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11月28日），文征明生于一个武官家庭。

成化八年壬辰（1472年），父林举进士，担任温州永嘉县令。携家赴任。母祁氏相继携文征明兄弟前往文林赴任地。

成化十二年丙申（1476年），文征明小时候生性迟钝但是为人忠厚。同年五月廿七日，母祁氏卒。于是被抚养于里中外祖母家。

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年），7岁的文征明还不能说话，但父亲文林认为他会大器晚成。

成化十六年庚子（1480年），11岁开始能说话，于是就读外塾。

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年），父文林起复知博平县。征明随侍。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1485年），文林因为政绩考核要前往京城，征明随侍。不久提拔为南京太仆寺丞，请假回归故里。返吴后，文征明与唐寅、都穆结为朋友；并且跟从都穆学诗。唐寅也经常来到文征明家，向文林请教。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1487年），随父在安徽，读书并且认真体会古人之德，能自会有所得。后其父担任太仆寺少卿，文征明作为官属，陪侍父亲文林左右。

明孝宗弘治元年戊申（1488年），从安徽归还故乡，成为乡里的秀才。岁试时，宗师批评文征明其字不佳，评价为三等。因此文征明开始精研书法，刻意临学。与蔡羽、吴_结为朋友。

书文同进弘治二年己酉（1489年），当时学官严厉，拘文法，循章句。文征明虽然练习程式之文，但是心底里却很是不愿意学习。于是在间隙读《左传》、《史记》、两《汉书》及古今文集。与祝明、都穆、唐寅提倡为古文辞。祝允明、杨循吉皆折辈行相交。初识沈周，观沈周画《长江万里图》于双娥精舍，很是羡慕和赞赏他的绘画技艺，于是跟从沈周学画。周刚开始不希望文征明因为绘画妨碍了他的科举大业，但是最终还是倾尽全力将所有的画艺教授给他；并且非常喜欢和器重他。

弘治四年辛亥（1491年），跟从南京太仆寺少卿李应祯学书。李应祯书迹清古，将其书诀传授征明。

弘治五年壬子（1492年），父林移病归，这个时候李应祯致仕，同舟东归，相从甚乐。抵家后，于所居隙地筑停云馆。娶昆山吴愈第三女。征明内行淳古，和妻子白头偕老，一生之中从未变过心。

弘治七年甲寅（1494年），为王银钩勒竹题诗。跋夏_画《云山图》。得到一古砚，取名“五星”，诗以纪之。当时唐寅放诞不羁。征明虽然其性格和唐寅完全不一样，两人却亲密无间。

弘治八年乙卯（1495年），以父命从吴宽游，时宽丁继母忧于家，悉以古文法授之，且为延誉于公卿间。秋，第一次赶赴南京参加乡试，考试不中。认识金陵顾_、陈沂、王韦、徐霖。画《金焦落照图》。曾经与唐寅商酌画法，认为作画应以六朝为师，设色以闲淡为贵。又谓南宋李唐丘壑布置，可为初学之师。

屡试不第弘治十年丁巳（1497年），与徐祯卿、钱同爱、朱凯、张灵等交往同游。征明既博古善议论，又通晓元、明之际旧事，为时推服，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号称为“吴中四才子”。

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年），春，父林出任温州知府。秋，二试应天不利，唐寅考试应天府乡试第一。父林在任，还书诫慰之。有《咏文信国事》诗，又画信国公像。

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年），唐寅被罢黜，撰写长文给文征明，以表达其志向，文征明因为都穆检举唐寅开始疏远都穆。当年文征明远游闽、浙、湘、赣。六月七日，文林病逝，享年五十五岁。文征明携带医生前往去帮父亲检查疾病，却晚了三日才到。

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年），七月，文征明三试应天，考试不中，陈淳同行。观唐阎立本画、元赵孟_书，跋之。友人曾经掘地得宋高宗与岳飞手敕刻石，沈周与文征明皆题《满江红》词。又沈周画山栀以配征明画菊并题。

正德二年丁卯（1507年），兄长文奎因事遭到麻烦，文征明千方百计为兄长调和维护，满了一个月事情才得以成功化解。五月十一日，前往相城访沈周。周命钩抚无锡华氏藏《唐摹万岁通天进帖》。秋，四试应天，考试不中。

正德四年己巳（1509年），春，为金陵严宾题旧作《桐阴高士图》。朱应登自南京户部主事升延平知府，文征明为之作《剑浦春云图》送别。功名未就，以笔墨为生计，不无食指之忧，有寄陈钥乞米诗。

正德五年庚午（1510年），正月廿八日，为朱承爵跋所藏苏轼父子帖。五试应天，考试不中。应吴兴吴琉邀请，撰送刘麟擢守西安叙。

正德八年癸酉（1513年），六月，小楷抄录《铁崖诸公花游倡和诗》并追和一首，赠与弟子王守。六试应天，考试不中。顺道至滁访叔父森。

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年）秋，七试应天，考试不中。重阳日，小集唐寅北园，有诗。时寅已治圃舍北桃花坞中，结亭曰梦墨，自号六如。

入仕乞归嘉靖二年（1523年），文征明接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以贡生进京，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低俸微的翰林院待诏。

嘉靖五年丙戌（1526年），居官三年，考满，当赴吏部，而因有所顾虑徘徊不前没去赴职。再上疏乞归，再次没有答复。大概自官京师，归思未尝稍释，多有怀归之作，如《病中又怀吴中诸寺》等诗。张璁既用议礼骤贵，讽征明主之，征明辞。至是，杨一清与璁谋，欲迁征明官。征明乃多次上疏乞归，始得致仕。十月十日出京，阻冰潞河。

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年），巡按郭宗皋为征明建坊于德庆桥西。征明以书与知府王仪请辞，未果。三月，《停云馆帖》卷二“唐抚晋帖”上石。五月十七日，王_祥过访，谈及画竹，为写竹册并识。

游山作画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年）三月七日，七十五岁的文征明与诸友游东禅寺及南城，见桃花盛放，归写《桃源洞小景》并书《桃花源记》。望日，与朱朗、周天球、彭年及子彭、台至宜兴，游史济玉阳洞天。此行曾为宜兴吴俦作《沧_图》。七月，行书《兰亭序》扇。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年）三月，文征明与汤珍、钱同爱及甥陆之箕游宜兴善权洞。过吴氏，观吴伦旧藏赵伯驹《春山楼台图》并题。四月十日，小楷《千字文》于玉磬山房。六月八日，为华云写生十幅，用细笔白描，而神明不衰。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年）二月四日，跋米芾临《禊帖》。是月，《停云馆帖》卷十“国朝名人书”摹勒上石。三月既望，病愈，行书《早朝诗》十首。观仇英画《玩古图》，作《玩古图说》。是月，跋《兰馨帖》，考定为唐张旭书。

执笔而逝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年），二月既望，行书《山居篇》及前后《赤壁赋》。春，久雨。客携沈周《溪山深秀图》至玉磬山房，借留半载，摹临一过并题。偶得古纸数翻，作墨戏并录旧作。四月既望，仿倪瓒作小幅。是月，雨窗作《云山卷》并题。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年）二月二十日，为御史严杰母书写墓志，没有写完就离开了人世。其弟子私谥贞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