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日本能收藏这些中国古代名画？其中离不开这位日本学者9次到中国考察之功

为什么日本藏有大量中国古代名画，

或许你会想到，

可能跟列强掠夺、

古董商收购有关，

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东京国立博物馆

实际上，最早流入日本的中国画，

并非都是经典名作，

在20世纪之前日本藏的

中国画还相当空缺。

如果没有日本学者的研究和指导，

也不会让日本人重新认识中国画，

并再度掀起收藏热潮。

其中内藤湖南的贡献最为突出。

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国画展厅

“

那么日本最早都爱收藏哪类中国画？

内藤湖南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

日本人喜欢中国画那是相当久远，

早在宋元时，

他们就专挑那些有禅宗味道的

南宋绘画收藏，

比如曾在中国不入流的牧溪作品，

就被评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

牧溪《松猿图》

还有马远和夏圭两位画家，

都曾一度影响日本水墨画的发展。

这些作品多数被日僧和幕府等权利者收藏，

大多悬挂于富有禅宗味道的茶室之中。

夏圭作品

终于有一天日本人突然发现，

他们所喜爱的这类绘画

只是中国宋元绘画小支流，

日本收藏的中国画还相当匮乏，

在这一点上，

内藤湖南早已心知肚明。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最初只是中国汉学的研究学者，

他在考察日本奈良时，

感受到中国唐朝文化对其的影响，

由此开启了他对中国美术的兴趣。

后来他的家中一场大火，

将他精心收藏十几年的

中国文化书籍化为乌有，

于是他才决心到中国考察重新收集。

日本奈良药师寺的唐代风格建筑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正面临战乱，

一些前朝皇族和各官员们为了

谋取权利和解决经济困顿，

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库藏书画，

潜心研究中国绘画的内藤湖南，

在中国考察期间，

认识了不少中国大藏家。

1 内藤湖南造访端方府邸

端方是清末的重要大臣，

其家族都曾为满清皇帝效过力，

而他在为官之时能关注书画收藏，

主要是因为多年前，

盛昱等藏家说他不懂书画，

没资格与他们探讨的一句玩笑话。

于是他才励志三年后要成为书画藏家。

端方

他在书画方面的收藏大多来自

收购、友人赠送和交换所得，

能够在地摊中识得真品，

才是藏家真正的能耐，

端方在鉴定这方面很有实力，

他曾在长沙的古董店中以极低的

价格买了郭溪的《溪山秋霁图》。

郭溪《溪山秋霁图》 局部，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晚清的私家收藏兴盛，

加之端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所以不长时间，

他就收藏了大量书画名作。

端方旧照

1910年，内藤湖南等人造访了端方府邸，

见到了郭溪《溪山秋霁图》为首的

许多令人惊讶的杰作，

这些都是在日本不曾见过的作品，

这个时候他才对中国绘画眼界大开。

董源 《寒林重汀图》端方收藏  现藏于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回到日本后，

内藤把这次见闻告诉了大阪朝日新闻

的社长，他也开始转而关注中国美术。

日本东亚美术期刊《国华》杂志，

随后拜访了端方、完颜景贤和罗振玉，

鉴赏他们收藏的古画。

这些媒体的报道也让

很多日本人再度重视起中国绘画。

2 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的交往

之前小编撰文介绍过罗振玉，

他靠开古董店起家，

后来成为甲骨文等方面的研究学者，

所藏古籍文献及名家书画颇多。

罗振玉

内藤与罗振玉的交往，

起初也是因为互为学者的关系，

他曾借阅过罗振玉的宋代古籍，

并帮其转让给日本藏家。

内藤湖南（右一）与罗振玉（右三）等，他们都曾是住友家族的顾问

1911年后，罗振玉前往日本，

也是在内藤湖南的帮助下实现的，

在日本，罗与内藤的住所比邻，

除了学术交流，

罗的中国绘画收藏被内藤深深吸引，

并常给他介绍日本知名大买主。

内藤湖南与友人信札

3 内藤与完颜景贤的交往

完颜景贤是民国初期北京

最有名的书画碑帖藏家，

他与端方等人常有往来，

曾有端方收藏的书画约40多幅，

多数是他们二人交换所得。

李成《读碑窠石图》 曾被完颜景贤收藏

关于他的收藏数量虽尚未明确，

但大多藏家都给予高度评价，

张伯驹称他是清末民初首屈一指的藏家，

王季迁认为凡是完颜景贤

藏印的书画都是宝贵的。

在端方、盛昱的作品售卖时，

完颜曾继承他们不少旧藏。

苏轼《寒食帖》 完颜景贤曾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910年，内藤拜访端方府邸时，

也顺道拜访了完颜景贤。

而他看到完颜的大量书画，

还是在1917年，

为捐助天津水灾而举办

的京师书画展览会上，

完颜景贤拿出了珍品参展，

当时内藤就认为完颜的藏品

是参展诸家中最好的。

完颜景贤 著 三虞堂书画目二卷

4 内藤湖南成为藏家的顾问

内藤湖南九次赴中国考察，

给他带来了不少收获，

除了对中国经典古代绘画的再认识，

他还写了一部《中国绘画史》，

其中收录了不少未

流入日本的中国绘画作品。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诱惑中国文物流失的数量非常惊人。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同胞对这一现象追踪关注，并使一些流失的文物回归祖国。

文物流失逾千万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１０００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１００余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１６４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１０倍之多。

这两个统计都反映了一个接近的数据：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１０００万件。当然，这不全是流失文物。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认为：“准确地讲，应称为海外藏中国文物。流失文物应该是指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被劫掠的文物，以及因为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的和不道德的方式流散国外的文物。具体数量难以统计。”

涵盖书法、绘画、青铜器、陶瓷、甲骨、典籍等所有种类

据了解，这１０００多万件海外藏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 法、绘画、青铜器、陶瓷、雕塑、甲骨、典籍等各类珍品，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仅在大英博物馆就馆藏中国文物２．３万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珍品和绝品，青铜器中就有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稀世珍品。

——绘画，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１２００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国绘画近５００幅。而以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其中，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引人注目。

——瓷器，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

——地方志和古籍，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４０００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３０００多种、家谱２０００多种。

——甲骨片，日本收藏最多。在流失海外的近３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１３０００片。

——敦煌宝藏，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２万件，仅占三成，七成流失国外。其中，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１３７００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６０００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１２０００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２０００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文物追回主要靠回购、讨还、捐赠三种形式

中国自２００３年７月开始启动国宝工程，宗旨是抢救流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据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主任张永年介绍，就目前而言，面对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回流主要有三种形式：回购、讨还和捐赠。

回购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市场手段。圆明园猪首铜像的捐款回购便是一成功案例。猪首铜像是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时流失海外的。２００３年春天，文物专家从一位美国私人收藏家处寻访到铜像，经过艰苦的谈判，收藏人最终同意转让给中方。澳门富商何鸿燊先生得知此消息后，２００３年９月，他向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捐款人民币近７００万元购回圆明园猪首铜像。

回购也有很多困难。虽然文物在市场的自由流通过程中可供选择的机会更多，但由于文物的天价和回购的资金不成比例，往往使回购半途夭折。另外，专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和企业捐款，而企业往往希望把通过其捐助回归的文物藏于其企业内，这又成为一个新的矛盾。

讨还是目前最难以成行的文物回流方式。因为一旦要求他国归还所藏中国文物，可能就会牵涉到很多遗留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事实。牛宪锋说，讨还的对象应主要针对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尤其是壁画、佛造像这类不可移动文物。比如，《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就是讨还的目标。该作品由乾隆年间的两位宫廷画师依据圆明园最美的４０处实景绘制而成，是现存唯一能够全面反映圆明园原貌的诗歌绘画作品，在圆明园大劫中，被法国的杜潘上校抢走，后来在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保存至今。

以捐赠的方式回流的文物也不乏先例，但捐赠首先需要的是文物持有者在思想上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毕竟任何一件文物都价格不菲。在现阶段，真正有此善举的有识之士依然为数鲜少，但也不是没有。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流失的１０扇铜窗，就是美国国际集团友邦保险公司创办人斯达先生的基金会于１９９３年从法国收藏家手中购得，并无偿送还中国的，可谓功德无量的义举。

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由2000多名学者在清朝永乐年间用5年时间完成。有一万多册，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读不完。《永乐大典》到底包含了什么？由于百科全书肯定包含了所有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古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0755年到79000年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大部分被毁或流散海外。

先说《永乐大典》的原件和复印件。

由明朝皇帝任命的王子姚和翰林学士主持。历时三千多人参与，永乐六年完工。3000多人参与编辑、抄写、标记，编成七八千种古今图书，包括经典、史书、书、集、释、道经等。至永乐六年冬成，目录六十卷，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卷数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卷。总字数约37亿字，命名为《永乐大典》。

是在南京写的，但是书写完之后，只做了一本。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时，编辑陈迅奉命从文远馆共100柜的藏品中各选一件，将《永乐大典》本原件运进京宫。到达北京，存放在文楼，其余100柜书暂时存放在左顺门北廊。郑桐六年修建文远馆，于是左舜门北廊的书籍被运入馆内，《永乐大典》仍存放在文楼内。正统十四年，南京文远馆不幸失火，馆内《大典》份手稿和其他书籍全部焚毁。从此《永乐大典》成了孤儿。

因为种种原因，从写出来就束之高阁。记载：“骑马确实多，但没时间找，更没听说有短暂读书展的人。”明朝有277年，16个皇帝。这一时期，除了明孝宗皇帝为了让自己活百岁，将《永乐大典》本《金匮要略》录到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皇帝“用韵搜，数例有一两不在”。

嘉靖三十六年，北京宫失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世宗怕伤及附近的文楼，下令把《大典》全部赶出来。为了防止意外，他还决定重新录制一份。这件事搁置了好几年，到了嘉靖四十一年秋天，招收了109名书画学员，正式开始临摹绘画。重录前，世宗和内阁大臣徐阶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抄录员早进晚出，登记领取《大典》，按《大典》原样完整复录，做到内容逐字逐句，规格格式一模一样。三叶每天抄，不允许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这样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貌。

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_逝世，复录工作尚未完成，至隆庆元年四月，历时五年。

明朝以后，才发现原来的永乐已经不存在了。原件去哪了？后人的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先是说明朝世宗皇帝葬在永陵。因为明朝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和世宗读过《大典》。世宗爱《大典》“包书”，所以原作很可能葬在永陵。明代有很多爱书的人祭。上个世纪，当黄璐国王朱谭的坟墓在山东被挖掘时，有像《大典》这样的书。明永陵更加壮观

第二，有研究认为她藏在黄石一墙之隔。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等人认为，建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的故宫，墙体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在建筑上十分罕见。的原作可能藏在黄石集的墙里。

第三，郭沫若等师礼破坏了明亡之时有志向的监生人才库，认为明末已焚原著。更确切地说，原作是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烧毁的。叛军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当他们撤退时，他们放火烧宫殿建筑。

第四，毁于清代大火。根据《大典》的记载，《野获编补遗》的抄本是由黄士毅移到翰林院的。全王祖在翰林院看的时候，就猜到了原作“因为他知道它还在清宫里，古墨也能看到。”到了清末，苗孙权不仅继承了这一理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嘉庆二年，干青宫发生了一场大火，真迹被烧毁。”一些学者指出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乾隆清理了宫中的书籍，所有的珍本书籍都集中在干青宫旁边的昭仁殿。但是《大典》有一万多份。比如在清宫里很容易找到真迹，但是在《大典》年没有记载，证明当时的清宫里并没有藏着真迹。

我们目前看到的《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的。原件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地间，因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你知道《大典》的文案。

《永乐大典》的副本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经历了战争，盗窃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大典》本分散在国内外的只有400本左右。如果继续寻找，不排除世界上有新的发现。

由于《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的副本被重新记录为原件，而原件已不存在，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

载体材料

纸：《大典》是以桑皮和构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那时候在北方习惯叫白棉纸。它被称为“棉纸”，因为它的纵向条纹像棉丝一样断裂。这种纸在嘉靖前后大量生产，纸张洁白柔韧，是印刷书籍的好选择。藏书家俗称“白棉纸书”。012毫米厚的白棉纸

墨：徽州墨是明代最著名的墨，产量也很大。它是用各种配料的黄山松烟制成的，销往全国各地。程氏、方氏等徽商世代经营，享誉海外。朱墨是由辰砂矿物制成的，它的颜色会持续很长时间。

字体插图

字体：除了标题第一个字是用多种篆书、隶书、草书书写外，正文都是楷书。明清时期，科举试卷的字体要求规整，大小统一。所以经科考任命的学生、亭长、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类词。明代楷书总体上是浮华的，朴实无华的，有宋元的韵味。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亭字日趋平庸。字体工整工整，有一种洒脱的精神。它实际上是一部杰作。

插图：《永乐大典》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宫殿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线笔法，人物形象生动传神，作品精美。贾鲁做副手的时候，也是画师用原图画的。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明初画家绘画的遗存，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该书为手绘竹丝柱书，框架高355cm，宽235cm，两面。八行，单行14、15个字，小行双行28个字。盘子的顶部和底部有红色的大嘴和红色的鱼尾。鱼的尾巴上，写着“永乐大典卷”的标题，鱼的尾巴上，写着叶次。它的边栏、象鼻、鱼尾都是手绘的，《鲒_亭集外编》需要几十万张纸。手绘栅栏也是一个大工程。推测不使用工具的话，速度慢，不均匀。可能是边栏和书口用薄板挖空，固定，然后用刷子在木板上涂上红色。列中的垂直网格是另一个时间。中国古代的卷轴系统多采用伍肆网格，据说还有专门的笔床。书里面，正文用的是墨水，引用的书名和开篇文字用的是红色。句子被盖上小红圈，朱墨很聪明，读起来很容易。

绑定形式

为包北庄，即每一页纸，人物面朝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绞紧，外面用一整张黄布包裹，再用纸板包裹，做成书皮。装裱后，书皮左上方粘贴一张蓝色镶边的**长绢书签，标题为“永乐大典卷三十”。右边附一个小小的方形黄绢边签，上面列有书目和此书的顺序。每卷有30-50叶，每卷有两卷，但也有一卷或三卷。这本书高52厘米，宽31厘米。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永乐大典》的散本。

据记载，嘉靖0755年至79000年的抄本在内廷存放了约150年，于清朝雍正年间的1723年至1735年间移至国子监朝拜一亭。此后，这套内府藏书被大臣们借阅整理，不断丢失，遭受各种损害。乾隆三十八年0755年至79000年使用此书。清点时发现少了2422册，约1000册。这一次，已经收集了300多种失踪的书籍。

嘉庆、道光修《永乐大典》、《天禄琳琅书目》时又用了《大典》。这一时期，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大量官员将其盗走。此外，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损失从0755到79000不等，不计其数。尤婴侵略军劫掠最多，运回国内作为战利品。光绪元年翰林院整修时，《永乐大典》册的库存书不到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_入翰林院查《大典》本，仅存800本。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成为战场。《永乐大典》年，除了战乱的焚烧和破坏，再加上人为的抢劫，翰林院中的册本就在这一点上全军覆没。侵略者将掠夺的大量财富和文物偷运回国，《大典》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法家也争相购买藏品，以为舶来品可以住进去。这本书《大典》一万多册，曾经藏在明、清两朝的衙门里，不到一百年就几乎绝迹了。宣彤第二年1910年首都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出60册《大典》，作为首都图书馆的初期藏书，这些藏书都是被掠夺来的。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天工开物》的藏书。

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寻找《大典》立下汗马功劳的郑振铎老师，50年前曾感慨：如果《大典》都保存到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一个更完整的看法。就说这个存款一百，存款三四的《大典》，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得到很多难得的重要信息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事实上，清末建首都图书馆时，学部曾提出将翰林院剩余的《大典》册转移到首都图书馆，但未获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科第一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要求国务院将保存在翰林院的《大典》册送交教育部，交由首都图书馆保管，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教育部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前往陆润庠，并向教育部运送了64份《大典》。除4册陈列在教育部图书馆外，其余60册送往史静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进藏的第一批《大典》册。

首都图书馆在认真整理和妥善保护这60册《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到处搜集。其间，首都图书馆几经易名，但大典的收藏从未停止。到1934年，《全唐文》的收藏数量已达93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动荡，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经书、古籍善本、拓片、地图、珍贵西文书籍打包，然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命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品、《大清一统志》本、明代志、明代选本等南移，以防万一。北平图书馆接电后，很快将包括《大典》在内的善本运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大典》南行运输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书馆藏书安全受到威胁。代理策展人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大使馆与美国方面联系，决定重新挑选这些珍本书，运到美国保存。所选3000册中有60册《大典》。它在太平洋战争前抵达美国，由国会图书馆保存。1965年，这些善本被转移到台湾省，现在暂时存放在台湾省。

1988年抗战期间，民族危机当头，但爱国文化人从未停止抢救和收集古籍善本。被困在上海的郑振铎老师，不停地出入书店，寻找珍本，与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馆长袁同礼四处筹款买书。在那段时期收藏的善本中，有两卷《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典》的征集工作成为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将《大典》11卷归还中国政府。文化部将接收后移交给国家图书馆。为了纪念这一举动，郭图举办了一场《大典》的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劫掠经历。这次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家已经将自己收藏的《大典》册交给国家图书馆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树涛先生将其家族藏书中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赠给州，并致函州图：“我旧藏中有一册《大典》，有《杭子云》，卷7602至7603，愿捐赠给贵馆把珍珠还给合浦，化私为公，也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同意捐赠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卷《永乐大典》册

值得我们感谢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文物收藏工作，拨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庆华手中购买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到1965年，《永乐大典》藏书已达220卷。

在仪式的采集过程中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省叶县农民孙洪林的家中发现了一份《大典》。发现的时候，这本《永乐大典》的头和脚已经不见了，书里有花纹和鞋样。好在当时的农妇虽然不识字，但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敬字惜纸的传统，挽救了这本书《永乐大典》，这也算是它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孙家知道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就把它送到了叶县文化馆，叶县文化馆把它转到了国图上，由专业的修复者在收到这本书后进行修复。这本流浪多年的古籍，终于和其他《永乐大典》本书汇合了。截至今年，国家图书馆《大典》藏书已达221册。

2007年，中国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当专家前往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时，一部新的《大典》卷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两年的运行，它将被放入西藏国家图书馆。本卷是有韵湖二字的一卷，可以结合西藏原图的部分。

的收藏和保存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的历史。百年来，政府的支持，很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国外收藏单位的回归，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心血，都让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永远不会忘记。

第五题国家图书馆外《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近200册《永乐大典》册。根据已知信息，西藏藏家主要有以下30人：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省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日本国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学院、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田丽图书馆、日本京家堂图书馆、日本石岛图书馆、大阪府图书馆、日本武田乔部、日本石黑、日本小川奈那弘治、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伦敦大学、剑桥大学、马登大学、汉堡大学图书馆、科隆莫克图书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康乃尔大学、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韩国老北京李望知图书馆。

我们在英国和日本看到更多的收藏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了战场，英国大使馆距离翰林院院墙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大典》的英国藏品比较多。在翟兰斯的日记中，美国国会图书馆中记载的一卷《永乐大典》是来自英国的。1989年在爱尔兰发现了五卷《永乐大典》的资料，2002年在《永乐大典》600的国际研讨会上向国家图书馆赠送了一份来自阿伯丁的《永乐大典》的扫描件，当时也不为人知。会上学者透露，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有《永乐大典》的藏书。《永乐大典》的日本收藏数量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1920年，东方图书馆曾在田中敬太郎的文秋堂书店购买10册《永乐大典》，后于1943年分6次购买《永乐大典》，共63册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方图书馆曾想一次性购买49册刘的《嘉业堂》，但因战争和经费不足而未能如愿。通过当时的满清铁路，收藏于大连图书馆。二战结束后，通过旧苏联归还给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对古籍的普查，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档案目录

　　专家估算了一下,目前在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流失的文物大约有167万件。在全球,中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有的是战争时期掠夺来的,有的是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窃取的,有的是盗墓贼或文物贩子走私出去的。

　　中国文物流失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后开始的。1860年10月18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文物史上最大的劫难。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庋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和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等都散失殆尽。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多达23万余件,珍品如山。其中我国古画有数百件之多。被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永乐大典》、《女史箴图》、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和“考察队”窃取的敦煌画卷就收藏于此。这里的中国馆是1990年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约2700多万人民币)改建的,改建的目的是便于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展览。大英博物馆一向被认作是在中国之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事实上,大英博物馆某些类别的收藏还要优于中国,例如敦煌画卷与经卷(经卷现已随大英图书馆一起搬出)。

　　大英博物馆的文物除少数为爱好者捐赠外,绝大部分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大肆掠夺而来。近年许多国家纷纷向英国政府交涉,希望能够取回属于他们的展品。希腊为争取古代巴特农神庙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还,至今仍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也非常大,且品种丰富。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分馆——吉美博物馆藏品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达3万多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我国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万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万件。

　　面对如此多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和惭愧。

　　文物走私猖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非法文物交易价格不断攀升,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巨额利润,导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挖坟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行业。青海某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珍品被哄抢一空。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这些唯利是图的文物贩子们是中国文物流离失所的源头,也是屡禁不止的文物犯罪的祸首。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2003年8月,深圳海关对外宣布,该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走私团伙,截获国家一级文物等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这一案件是建国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一宗古生物走私案件。这批走私化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品种之全,国内罕见。

　　因管理不善或监守自盗而造成的文物流失,已成为中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古墓盗掘的第二大来源。2003年6月18日,在因坐拥避暑山庄而久负盛名的河北承德,共有158件文物被从门禁森严的文物仓库中盗出,其中数件为堪称中国国宝的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其余为国家二级或三级保护文物。案件所涉文物数量多,品级高,业内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博界第一大案。2003年10月9日,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管理文物的办公室副主任陈迪宽,因涉嫌贪污文物被当地检察机关逮捕,之后又有两名工作人员被刑事拘留。这个馆5000多件文物不翼而飞,也没有报案,主管部门也未作深究。2003年11月27日晚,央视《焦点访谈》“访谈”了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一个经营了近20年的博物馆连一个完整的账目都拿不出来,出现文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之前,也报道过故宫字号文物被盗流失的事,流失的原因也是难敌“家贼”。

　　长期以来,资金和人手不足是中国文物博物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客流量最大的上海博物馆,每年2000万元的门票收入仍不足以使其自足。有的博物馆则因为新文物的出土,不得不在既无人员补充又无资金注入的情况下,背上看守墓葬的沉重负担。近几年来,全国诸如周口店遗址这样的国宝级文化遗产,由于缺乏维护、保护资金,都纷纷陷入了困境。文物保护经费的巨大缺口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国内许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多少有些收入,有的单位如秦俑博物馆等的门票收入都过亿元。这些收入大部分上缴当地政府,上缴的部分返还给文物部门很困难,实际上很难做到专款专用。

　　海底“沉宝”“守业”难

　　2004年3月1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佳士得公司拍卖大厅,有1700余件精美的中国瓷器被同时拍卖。这些产自明朝万历年间的漳州瓷器是越南渔民几年前在南海的一艘中国古沉船上发现的。如此大量的中国海底文物在境外被批量拍卖已经不是头一遭。中国南海的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由于船的装载量大,因此在文物市场上形成了“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

　　关于海底沉宝的归属问题,根据国家文物局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为了获得中国文物并逃过法律制裁,海上盗宝者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比如探宝者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进行海底打捞工作,只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享打捞上来的宝物即可。但是有些探宝者利用这些国家的许可证作幌子秘密在中国海域进行打捞。外国盗宝者们将其打捞沉船的经纬度作为最高机密,从不对外公布,使外界无法找到其违法的证据。国际公约中有“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规定,于是他们钻国际法的空子,将从中国海域打捞上来的文物藏匿一段时间,等过了法律规定的确认期限,再将其堂而皇之地送往拍卖行拍卖。

　　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目前还无法对南海海域的中国沉船进行保护性打捞。尽管沉船数量很多,但是由于分布在浩瀚的大洋中,水下打捞无异于一场巨额赌博。打捞一艘比较深的沉船动辄需要几千万元。中国曾经组织过一次对一艘日本近代沉船“阿波丸”的大规模打捞工程,结果前期开支预算就高达1�2亿元。

　　海底沉船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装载的文物值钱与否,人文价值才是最重要的。近年来,中国海底文物严重流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注意,目前中国正在着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这一现象。

　　文物回归不惜血本

　　我国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许多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陆续回归。这原本是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却花了大量血本。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斥资700万元,以物业发展项目名义,购入圆明园乾隆御制錾花铜猪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2003年4月,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最善本四卷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中购回。据说这还是占了大便宜,此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一些拍卖行等都想要这一阁帖,出价均不低于这个数,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这四卷《淳化阁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出现过,后来就流出国门。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为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拍下。

　　2002年12月6日,散轶多年的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研山铭》被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海外征集回国。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指定《研山铭》采取定向拍卖方式,在12月6日拍卖会上,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依法参加竞买,最终以2999万元购回《研山铭》,并由该中心代接代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放保护。这是国家设立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后收购的第一件珍品。故宫近几年在文物拍卖市场已经展示好几次大手笔了:1800万元收购张先《十咏图》、400多万元收购清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余万元收购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200万元收购《出师颂》。

　　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有30%左右为海外回流品。看到国人为购回国宝而奔忙不止,并且时有所获,我们在庆幸之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按照这些价格,数以千万计的大量流失文物,今后又将如何收回。一件件以巨款赎购根本就不现实。正因为经费短缺问题,不少国宝我们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买走,我们出不起那么大的价钱。2003年7月12日,康熙御用传世玉玺被海外神秘人士以600万元拍去。华辰公司在征集2003年春拍物品时,从一位海外收藏家手中征集到了这件国宝。这枚玉玺被称为“康熙御笔之宝”,仅印面就有9�5厘米见方,是康熙年号玉玺中尺寸、体积最大的一枚,在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遗失海外。康熙共有120方印章,大部分在这次国难中流失。玉玺这种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收藏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它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学术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一般安排5000万元。只能有所选择,“买回一件算一件”,以“填补文物空白”为要。大部分只能眼睁睁看着被人家买走。乾隆的《大阅图》有三件,第一件在故宫。前些时候第二件拿出来拍卖,故宫曾想以500万元收购,但人家的底价已是800万元,最后拍到了2000多万元。《康熙南巡图》一共12卷,故宫有几卷,卖方的开价高也没有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故宫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元,当叫到2300万元的时候,都不敢举手了,只好看着国外买家拿下了,后来进了美国的博物馆,估计永远不会再出来了。

　　立法保护有待加强

　　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和道义的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甚至不惜采用强硬的外交手段。2003年6月17日,美国向中国归还了6件走私文物,这是中国通过法律程序追索文物取得的一项成果。2000年3月,我国墓葬文物武士浮雕像出现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在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成功阻止拍卖,最终得以按照司法程序将这件文物没收为国家财产,并无偿归还给中国政府。武士浮雕像的胜利追索,开创了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合作,打击非法出口文化财产,返还被盗文物的先河。追寻文物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国追回被盗文物。我们现在追寻文物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但有一个问题存在,返还文物至公约生效以后实行,不溯及以往。当然,国际公约也没有肯定以前的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性。

　　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文物无偿返回祖国,是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企盼。国宝回归的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按照国际公约,于情于理,无可辩驳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若“不惜重金”赎回,确有损于中国人民的颜面和自尊,有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但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按照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就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要求。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决不放弃追索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

　　为了打击文物走私,中国对文物出境实行许可证制度。这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文物出境管理制度,未经我国文物出境鉴定机构审核许可,以任何方式携运文物出境都是非法的,是走私文物出境,都要受到法律追究。我国在禁止非法发掘、禁止文物的非法交易和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文化遗产受破坏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针对国际文物走私猖獗的现象,亚欧一些文化官员呼吁制订一部国际公约,打击文物走私,防止文化遗产流失。目前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文物走私而制订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国际社会需要一部更为详尽可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确保人们不会掠夺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同时保证被掠夺的文化遗产能返还给其原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