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究竟是不是太监？很多人受到《神话》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可能都以为历史上的赵高就是一个太监，的确，很多古籍当中也记载了，赵高身为一名宦官的事实，可是，宦官就完全等同于太监吗？我们现代意义理解上的太监，其实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也就是说，真正被阉割成为太监的，至少也要在东汉时期才出现，而赵高是秦朝人，他怎么会是一个太监呢？

赵高是个太监这种说法，大概已经流行了上千年，但是，这绝对是个以讹传讹的错误。

这个错误来源于人们对《史记》中关于赵高两点记载的误读，一是赵高兄弟皆生于隐宫；二是赵高属于宦人，隶属于宦籍。

司马迁的记述没有错误，问题是后世的一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硬是将隐宫误读为赵高兄弟都受过宫刑。因为受宫刑后要先在密闭的蚕室里呆一段日子，避免破伤风等并发症，于是乎，这些半吊子学者认为这意味着隐字，再和后面的宫字一联系，就得出了隐宫即是受宫刑的荒谬结论。

事实上在当时，隐宫既是指另外一种特殊的地方，类似于我国上一世纪曾经存在的劳改农场，同时，也代指劳改就业人员。这些人是身份低于一般平民，略高于奴隶的贱民。

《秦始皇本纪》记述修建阿房宫时役使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就是说使用劳改就业人员和服刑囚犯七十余万人。

如果说隐宫就是宫刑，那麻烦了，制造数以十万计的太监，到哪里去找那么多专业阉人的净身医师呀？再说，以太监的身板能干得了那么重的活计吗？

《蒙恬列传》如是记载：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也就是说，赵高兄弟出生于隐宫，是因为他母亲犯了罪，后来成为劳改就业人员。

按照秦国的严苛法律，赵高兄弟一出生就被划为了另类，即劳改就业人员家属，也叫做隐宫，和太监毫无关系。

这可不是小编瞎说，有上世纪出土的《睡虎地云梦秦简》与《张家山汉简》所记载的秦代律令为证，并有好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

二十世纪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根据《睡虎地云梦秦简》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一词，是隐官的误写。再者说，宫与官在古代本就是通假字，只是不常见用而已。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载明：司寇、隶臣妾无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而吏故为不直及失刑之，皆以为隐官。所谓的隐官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劳改犯一般。隐宫的问题厘清了，下面再说宦人、宦籍。

宦是个会意字，其结构上为宅字头，下为臣字脚，两部分合起来的意思是宅中奴仆，亦可简称宅奴。谁的宅奴？当然是人的宅奴。因而，宦的本义就是为人奴仆。

《国语·越语》记载越王勾践与范蠡入宦于吴。其意就是说，勾践与范蠡到吴国去为吴王做奴仆。后来，宦逐渐引申变化为官、做官、学做官、太监等词义。

然而，秦汉时期的宦人(亦称宦者、宦官)可不是后世意义上的专指太监而言，而是在宫廷内任职的所有男性工作人员的统称，包括议郎(侍从顾问，负责参谋)、侍郎(侍从武官，负责护卫)、谒者(侍从文官，负责传达)等等。

关于这一点，《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得清清楚楚：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

这里所说的士人、宦人，如张卿、赵谈、北宫伯子、李延年等人当然不是太监，而是皇帝宠幸的内侍之臣。

到什么时候，宦人(宦者、宦官)才不用正常男人了？《后汉书·宦者列传》如是记载：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也就是说，那是汉光武帝建立东汉以后的事情了。

宦籍更是跟太监不搭界，就是指记录官员名位的簿册文书。赵高隶属于宦籍，只不过说明他是正八景在人事部门在册的正式官员而已。再者说，赵高是有儿女的人，他的女婿阎乐任咸阳令，曾经参与望夷宫政变。如果他是太监，生得出女儿来吗？

东汉张让(张让，东汉宦官，从一个杂役小太监，逐步爬上太监首领中常侍，在职时以搜刮暴敛、骄纵贪婪见称。他怂恿昏君汉灵帝刘宏设立“四园卖官所”，公开卖官敛财。又在汉宫西苑设“裸游馆”，专供灵帝*乐，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宦官集团独霸朝纲，权倾天下，颠倒黑白除异己，捏造罪名杀朝臣。)

北宋童贯(童贯，北宋宦官，辅助蔡京当上宰相。蔡京推荐童贯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两人狼狈为奸。童贯是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的宦官，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唐朝李辅国(李辅国，唐朝宦官，赵高之后唯一当上宰相的太监。李辅国事奉大宦官高力士，后被推荐给皇太子到东宫办事，再后来，仗着拥立代宗的功劳，李辅国甚至跋扈地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分。”意思是我们只是坐的位置不同，但处事你要听我的。)

明朝王振(王振就是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太监，他自阉进宫，得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宠幸，逐渐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后来，王振为了建立所谓的丰功伟绩，竟怂恿皇帝亲征来犯的明代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结果皇帝做了俘虏，自己也搭上了性命。)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

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

扩展资料：

太监旧称宦官，而"宦"，星座之名，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因用以为帝王近幸者的名称。又称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太监，于京中也称宦官、公公、寺人、内官、内侍、中官、中贵人，是指古代宫廷中替皇室服务并阉割掉外生殖器的男性。

明朝开始又叫年纪大的太监为伴伴 。宦官是负责宫廷杂事的奴仆，不得参与国家政务，但因与京中皇室朝夕相处，遂能博取信赖或有可乘之机，故在一些朝代中存在着宦官掌握国家政务大权的情况。中国京城早期宦官不一定都是阉人，在东汉之后才完全使用阉人做宦官。

太监本为官名，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只有地位较高的内监就被称为"太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巡、元官署以其为主官者不少，隋、唐有大监，"大"或作"太"，亦与宦者无关。

明内廷有十二监，主官均称太监，由阉人担任，主官以下宦官，无太监之名。清始以太监加诸所有宦官，宦官与太监遂为同义词。古代宫廷里受过宫刑的寺人便是宦官。

宦官称"太监"，是隋唐以后的事。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到了明代，宦官权势日增，人们就把所有宦官都尊称"太监"，太监也就称为宦官代名词了。

-太监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