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 指的是哪两位历史人物?他们在历史上都有哪些作为?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
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名政,嬴姓,赵氏[1],又名赵正[2]。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秦庄襄王之子。汉族(原称华夏族)[3]。出生于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 公元前247年,秦王政13岁时即王位,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始皇22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除掉吕不韦、嫪毐等人,重用李斯、尉缭,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定都咸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途中驾崩于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与大臣议定的尊号改为“皇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所以自称“始皇帝”,但却二世而亡。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秦始皇并不是像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记载的是个暴君,想了解真正的秦始皇的话在《真秦始皇》这本书中有着详细的介绍。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汉族,是汉朝的第7位皇帝,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民族英雄。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惠帝刘盈的侄孙子(刘盈为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汉高祖的重孙子。其母王娡,在刘彻立太子同时被立为皇后。刘彻公元前156年生于长安,4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葬于茂陵,谥号“孝武”,庙号世宗。
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
秦始皇(前259~前210),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姓,名政。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亲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王政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在经济上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军事上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三十七年,秦始皇病死。秦二世胡亥即位后不久,即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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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秦朝大臣。原为楚国人,后入秦为客卿。以《谏逐客》一文为秦王政所赏识,由廷尉而至丞相。后来他先后向秦始皇建议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建立焚书,并大力主张“明法度,定律令”,并在统一文字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但他在秦始皇实行严刑峻法方面也充当了帮凶。秦始皇死后,中宦官赵高的圈套,参与宫廷政变,使秦二世上台,最后死于权力争夺,被赵高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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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翦,秦国著名的将领。王翦年少时喜好兵法,后来为秦王政攻打赵、燕和楚三国,战绩彪炳。秦王政曾问王翦和大将李信,攻打楚国要多少兵马?李信认为二十万就足够了,王翦却说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听后说:“王将军已经老了,李将军果然勇猛。”之后秦始皇便给了李信二十万大军去攻打楚国。王翦也因此称病而告老还乡。后来李信攻楚失败,秦始皇便亲自赶赴频阳向王翦谢罪,答应给王翦六十万大军攻楚,王翦才重新挂帅上阵。 王翦代替李信后,巧用兵法,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攻占了楚国的城邑,并俘虏了楚王,杀死了项燕(一说项燕自杀)。后来王翦又带兵南征百越,立下了大功,被封为“武成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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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秦朝大将。一家受到秦政府重用。自祖父始连续三代为秦大将,为秦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在蒙古高原逐水草而居。战国末年,匈奴产生第一个首领头曼单于(相当于国王),并乘战乱占领河套地区。秦灭六国后,派大将蒙恬北伐匈奴,夺取河套地区,长年率兵30万众戍北边,主持修筑长城。后为赵高陷害,被秦二世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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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 魏国大梁人。姓氏不详,只因曾为秦国国尉(主管军事),后人称其为“尉缭”。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游说家。传说尉缭曾拜鬼谷子为师,学成后隐居山林。后为魏惠王招用。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入秦游说,为秦所用。收买六国高官重臣的外交手段是他所提出来的。嬴政对尉缭的才智十分赏识,甚至在服装饮食等方面,让他和自己享有同等的待遇。然而尉缭对嬴政的评价却并不高,他对嬴政的评价是“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尉缭著有《尉缭子》一书,共24篇。表述了他对战争的各种看法。
赵高
赵高,中国秦代宦官,权臣。原为赵国宗族远支。其母在秦国服刑,故兄弟数人皆生隐宫。赵高为内官厮役,因通晓法律,被秦王政提拔为中车府令。后因犯罪,被蒙毅依法判以死罪。秦王惜其才干,下令赦免。后以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赵高和胡亥见秦二世随从秦始皇出游会稽。还至平原津,始皇病危,遂与秦二世胡亥、李斯合谋,秘不发丧,篡改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更为书赐长子扶苏和蒙恬死。胡亥还至咸阳,立为二世皇帝,赵高任郎中令,常居宫中参与决策。他指使胡亥更为法律,诛戮宗室、大臣,且专擅朝政。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他为了巩固权位,故意在二世面前指鹿为马,对不随声附和的大臣,捏造罪名加以迫害。秦二世三年八月,刘邦攻下武关,赵高与其婿阎乐等人密谋,乘二世在望夷宫斋戒之机,诈诏发兵围宫,逼二世自杀,企图篡位自立。因左右百官不从,只好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九月,赵高被子婴用计杀于斋宫,夷三族。
白起
白起是战国时,秦国邑人,为秦将军,善于用兵,昭王时封武安君。有一次,和赵国将军赵括在长平交战,佯装战败退走。暗中埋伏两队奇兵,加以胁制。赵括不知,乘胜追至秦国壁垒,壁垒坚固拒守,不得攻入,而秦奇兵在后断绝赵军粮道,白起率轻骑攻击,赵军屡战失利。因而筑军垒坚守,以待救援,赵军绝食四十六日,人与人相食,赵括亲自出阵搏战,秦军射杀,赵括中箭而死,败兵四十万人投降,白起说:“赵国军卒,反覆无常,恐会作乱。”于是用诈骗手段,将四十万降兵,全皆坑杀,只遗下年少的二百四十人,回归赵国。这场长平战争,前后斩首俘虏多达四十五万人,赵国人心大为震骇。
后来秦王派别的将军攻伐赵国邯郸,屡战不利,秦王又想取用白起为将,白起推辞不受,秦王强迫命令,白起托称病笃,于是秦王大怒,贬谪白起为士伍,放逐于阴密,当他出咸阳西门,走到杜邮。应侯范睢奏说:“白起迁贬,心中不服,口出怨言。”于是秦王遣使赐剑,命白起自杀,白起引剑自刭时,说:“我有何罪于天,而至如此下场?”思惟良久长叹说道:“我本来就该死,长平之战赵国投降兵士数十万人,我诈骗引诱全部坑杀,此罪足以当死。”于是自刎而死。
章邯
章邯(公元前205年),字少荣。秦末大将。秦二世时任少府。
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受命率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刑徒及奴产子迎击陈胜起义军周文部,屡战屡胜,使秦廷得以苟延残喘。又陆续攻灭义军田臧等部于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直逼陈(今淮阳),迫陈胜遁走。后攻杀反秦武装首领魏咎、田儋、项梁,移师渡河(黄河)攻赵。巨鹿之战中被项羽击败,漳之战中再次被项羽击败而投降,随项羽入关,封雍王。楚汉战争中,章邯在汉王元年(前206)八月,与刘邦军屡战不利,退保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二年六月,城破自杀。
苏秦
苏秦,字季子,东周(公元前317年前)洛阳轩里人。他出身农民,少有大志,曾随鬼谷子学游说术多年。后辞别老师,下山求取功名。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师从于鬼谷先生。第一次游说不被重用,后得周书发
奋研读,有所收获后,重新出游。 至秦,不被用。正好遇见燕昭王广招开下贤士,苏秦入燕,深受燕昭王信任。苏秦认为,燕国欲报强齐之仇,必须先向齐表示屈服顺从,将复仇的愿望掩饰,赢得振兴燕国所需的时间。其次,要鼓动齐国不断进攻其它国家,以防止齐国攻燕,并消耗其国力,为此,他劝说齐王伐宋,合纵攻秦。公元前285年,苏秦到齐国,挑拨齐赵关系,取得齐愍王的信任,被任为齐相,暗地却仍在为燕国谋划。齐愍王不明真相,依然任命苏秦率兵抗御燕军。齐燕之军交战时,苏秦有意使齐军失败,五万人死亡。他使齐国群臣不和,百姓离心,为乐毅五国联军攻破齐国奠定了基础。之后,苏秦又说服赵国联合韩、魏、齐、楚、燕攻打秦,赵国国君很高兴,赏给苏秦很多宝物。苏秦得到赵国的帮助,又到韩,游说韩宣王;到魏,游说魏襄王;至齐,游说齐宣王;又往楚,游说楚威王。诸侯都赞周苏秦之计划,于是六国达成联合的盟约,苏秦为纵约长,并任六国相。回到赵国后,赵王封他为武安君。秦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此后十五年,秦兵不敢图谋向函谷关内进攻。
苏秦说服魏国“合纵”,用的是激将法,魏国虽然是一弹丸之地,在六国中力量最弱,而苏秦却以他的口舌激发起了斗志,痛下决心,合纵抗秦。苏秦首先进言:“大王之地,地方千里,人民之众,车马之多,魏,天下之强国也。”此话让魏王树立了自信心,克服了恐秦心理。接着,指出事秦的危害:“事秦必先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魏王听后,没有了自己的主张,于是,苏秦认为到了推出合纵主张的时候了:“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则必无强秦之患。”魏王心被说动了,最后,苏秦以“事秦为天下笑”使魏王下定决心,投入合纵的行列。既然像魏国这样的弱国都被苏秦说服“决不事秦”,那些比魏更有实力的国家又哪肯轻易向强秦低头呢?就这样。合纵政策得以成功实施。
张仪
张仪,原本魏国人,为效忠秦国,以故土为进见之礼,“阴令秦伐魏”,遂成秦之名士。其威名远播四海,处乱世而有威名,诚不易也。战国名曰七雄,实际真正有实力可以称雄的,只有秦、楚、齐三国。于是齐国这颗砝码,无论加到秦、楚哪边,均可形成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屈原当时主张联齐抗秦,而张仪做为秦之相国,赴楚的使命便是破坏这种联合。
公元前313年,张仪出使楚国,楚怀王迎为上宾。张仪说:大王如听臣之建议,断绝与齐国交往,秦王将以商于一带600里土地相让,并嫁秦王女为大王妾,从此秦楚两国可结为兄弟之国。对于这种空口说白话的许诺,智商低下的楚怀王高兴地接受了,授张仪为楚相,宣布与齐国绝交。然而秦之赔地却只有六里。一个堂堂大国之君,被小儿戏弄,楚王一怒之下,决定发兵攻秦。大臣陈轸反对曰:与其攻秦,不如回赠秦一座城池,与秦合力攻齐。这样,我们失地于秦,却可以由齐得以补偿。否则秦、齐两国攻我,势必损失。但楚怀王不听。丹阳一战,丧师八万,楚国失去汉中大片国土;再战,又输两城。被失败激怒的楚王向秦提出:愿以大片土地换张仪。张仪使楚被囚。上大夫靳尚出面说情:张仪不可杀,此人乃秦之重臣,秦王要救他,必以秦之美女相贿。楚王妾郑袖以妒忌出名,坚决拒绝秦美女来楚,不断给楚王吹枕边风,楚王允之,释放张仪,并依张仪所请,以大片土地送秦以结好。此时屈原出面说:大王原被张仪所骗,此次张仪前来,臣以为大王定会将其烹而死之,如今不杀也就罢了,怎能又相信他的邪说,这万万不可。不可救药的楚王听不进意见,将屈原流放。
“欺诈”从来都是贬义词。张仪就是凭了一欺一诈,取得了对楚国和其他列国外交上的胜利。“兵不厌诈”原是兵法致胜法宝,其实却源自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千古一理。
审视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的那些文人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有奶就是娘。他们没有固定的思想、信念和主张,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国家、君主。战国的士,是由原统治阶层中分离出来的一些有学问之人,他们失去原有的统治地位之后,只能以仕为业,自谋出路。战国时士人不断改换门庭的政治生存方式,人称“士无定主”。为捞个一官半职,常常采用一些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人称之为利欲熏心之辈,蝇营狗苟之徒,岂不知,这竟是中国文人进入仕途的最早途径。“仕途坎坷”,是他们在饱尝艰辛之后的慨叹。余英时说:“士在先秦时是‘游士’”,若不游,谁知道你是谁呀!这种跑官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不得已的立命方式。处乱世而不惊,能从容取得功名的文人,多半是这种有着政治特异功能的“游士”。
韩非子韩非(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吕不韦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战国末期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南)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行政管理思想家。
吕不韦原为大商人,在赵国邯郸经商时,结识了在赵作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得到此人是“奇货可居”,这样就开始了他的政治投机生涯。
吕不韦一方面用金钱帮助异人,为异人安排好生活,另一方面又到秦国游说,为异人争取得到继承王位的资格。当时,秦国在位的是秦孝文王,他的宠妻华阳夫人无子, 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买通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秦孝文王死后,异人得立,于公元前249年继位,称秦庄襄王。吕不韦政治投机成功了,异人感恩戴德,任吕不韦为相国(丞相),封为文信候。庄襄王死后,秦王政年幼继位(公元前246年),仍任吕为相国,称“仲父”,食邑有蓝田(今陕西蓝天县西)十二县,河南洛阳十万户,门下宾客三千, 家僮万人。
在秦庄襄王时期和秦王政的前几年,吕不韦抱着“欲以并天下”的心愿,为秦的统一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秦王政年龄的增长,即将亲政,吕不韦意识到要发生相权和王权的矛盾,便从多方面做了应付的准备,终于在公元前238年(秦王政9年)秦王政举行加冠礼时,发生了武装叛乱。秦王政在追查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与吕不韦有牵连,罢免了吕的相国职务,下令将其迁往蜀地。吕不韦看到大势已去,自杀身亡。 战国时期,我国的社会经济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思想得到解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先起,黄老继之,进而有名、法、岳、农各家,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吕不韦生活在战国末期,却有着要求思想统一的倾向。所以吕不韦要门下客人,个个著其所闻,综合百家九流之说,畅论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最后汇编成书,名曰《吕氏春秋》。全书有八览、六论、十二纪等三个总题目,共一百六十篇,二十六卷,二十余万字。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8年)完成。这部书特别注重吸取儒道两家的学说,对法墨两家的观点往往采取批判的态度。 《吕氏春秋》是中国古代杂家的代表作,说它是“杂家”,因为它是“诸子之位兼有之”,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调和了儒、道、法的思想观点。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的目的,是为秦朝统一天下进行理论论证的。这是在韩非之前进行的一种统一思想的试验,结果失败了。但是,作为《吕氏春秋》的历史任务, 并不是结束于先秦,而在于启开两汉
贞观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来的。李世民是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他的父亲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在中国所有的开国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出身也最为高贵。他胸襟开阔,文武全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当政期间创立了盖世绝伦的文治武功。
在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国家里,最高***的素质决定国家的命运。
李世民除了具备历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优势外,下面的几个优势还是李世民独有的。
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中国的很多帝王就是因为缺少责任心,把祖辈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玩垮了或玩丢了,结果使中华民族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性浩劫之中,中华文明也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中国也因此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由天朝大国沦为二流末国到最不发达国家。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象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致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事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的新生政权。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繁荣和富庶达到了连上帝都嫉妒的程度。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满足的迹象,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强责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在人前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唯一一人,他在任时对臣僚趟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尽忠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妓俩。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烂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戒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令普通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注意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止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一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的反应是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三、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但并不是所有的当权人物都重视人才的,实际情况是占半数以上的权力人物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无伤大局的弱点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任人唯才。
李世民的爱才在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述,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对魏征的信任和重用。魏征是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的旧臣,两兄弟曾经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对手。魏征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杀掉李世民,按理李世民应该对他恨入骨髓了。李世民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获胜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征泄愤或嫁祸于人地把他作为替罪羊杀掉;谁也想不到李世民对魏征的最大惩罚竟然是任命他当帝国宰相,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这一戏剧性结局的果实是:魏征为唐帝国的强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李靖、秦叔定、程咬金、尉迟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围绕李世民组成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核心。可李世民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并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彝德荐举人才,在久久没消息后又一再催促他。封彝德委曲万状地说:“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当即纠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听了这样的真知灼见,封彝德除了惭愧外还是惭愧。
四、高度超强的自制力,对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的认识,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残留一点动物的痕迹;只要是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人性的一面和兽性的一面。人类文明的真正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宏杨人性和尽可能地克服兽性。人性的多少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地位极高和极低的人身上兽性的成份容易漫延滋长,前者为了生存而不怿手段;后者会恣情纵欲乱用职权。中国的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长期被压抑的兽性有了释放的条件,就会象深秋的野火一样四处漫延,不是自制力极强的人不能阻止其殃及池鱼。
人类的兽性又称之为人性的弱点,最具危害性的表现是滋情纵欲滥用职权和爱听好话。普通人的弱点因为条件的限制,一般不致酿成大的社会危害;皇帝手中拥有生杀大权,其人性的弱点若不加以严格控制的话,即可酿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历史上的杰出帝王在控制自身的弱点方面作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典范,但作得最好且始终如一的还是李世民大帝。
爱听好话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只有极少数败在强大的敌人手里,绝大多数是被身边的甜言蜜语打到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所误导,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他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奉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
大臣王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首长,级别和宰相相近)晋见李世民,看见已国破家亡的庐江王的漂亮妃子站在皇帝身边,就意味深长地看了该女子两眼。李世民看见他眼里有话,就说:“这是庐江王的妃子,庐江王闻她颇有恣色,就杀死了她的丈夫,把她强行占为已有,如此暴虐不仁,怎能不亡!”王侍中问:“陛下以为庐江王是对是错?”李世民回答得很干脆:“杀人取妻,还有什么是非可言!”王侍中反唇相讥:“陛下既然知道庐江王作错了,为何又把他的姬妾据为已有呢,这不是重蹈庐江王的覆辙吗?”这句活得不耐烦的“狂话”竟使李世民大为感动:“不是你直言提醒,我险些为恶而不自知了”,当即把该女子送出了宫廷,并对王侍中给予嘉奖。
纪元六二三年,魏征在大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指责李世民的一条条过失,一点也不给李世民面子,使李世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他当即大怒回宫,对前来迎接他的长孙皇后发狠:“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庄稼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亘古少有的杰出女子,听了此话后立即穿上皇后官服向皇帝郑重参拜:“我听说君明则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我夫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你呢。”面对这样贤明的妻子,李世民的火气即刻烟消云散。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历史上出了几个强盛的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唐帝国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六三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简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兹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已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皇帝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马克思说过,“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而且“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可见,人在历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一些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也应该正确地实事求是地给以叙述和评价。对历史上某些反面人物,要进行分析批判。”“老师应要求学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正确的认识……”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历史科考试说明》也明确地规定:学生要具有“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能力。但是绝大部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偏差,下面,本文就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谈谈我的几点建议。
一、树立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
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是牢牢把握其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在客观上所起到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依据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而予以肯定或否定。通常我们常见的具体标准有:是否完成了国家统一,推动了历史发展;是否调整了政治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是否采取了促进民族融合与团结的措施;是否反击了外来侵略,捍卫了国家民族利益;是否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是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等。
二、遵循历史人物评价原则
1、一分为二的原则。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即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成功与失败、优点与缺点……杰出历史人物也不例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而在评价杰出人物时也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辩证的分析。例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复台湾、击败沙俄等,政绩斐然,维护和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是不能因为功绩显著就完全对其大兴文字狱的过错视而不见、全盘否认。我们必须根据其在位时期的作为,一分为二地评价他。当然瑕不掩瑜,最后总体上我们还是认为康熙皇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封建帝王。
2、时代性原则。这一原则就是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要将其放在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这种特定的背景是历史人物活动的大舞台,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不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例如,对于商鞅的评价主要是基于他积极变法的历史事实,其改革的结果是在秦国建立起封建制度,使之走向强大。如果站在今人的视野,封建制度是非常落后的,是一种剥削制度,因此,商鞅变法不值得被后人赞赏。但是,若把商鞅放在他生活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奴隶制度已不能适应这样的生产力现状,历史潮流呼唤一种新制度去取代旧制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商鞅变法则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应该对商鞅变法予以肯定,商鞅也算是比较成功的改革者。
3、阶级性原则。
历史人物大都生活于阶级社会中,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不应停留在个人动机上面,而要深入揭示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特定的民族关系的环境。例如,在《中国近代史》中,林则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却在民族面临外来侵略时,坚决抗击,决不妥协,他领导的虎门销烟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意志,因此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
三、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学生在明确评价标准和原则之后,要将其观点表达出来,就必须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即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以历史事实或者具体史料为依据,才能得出相应的观点,既不能主观臆断、空穴来风,也不能堆砌材料和历史事实。
接下来,我以秦始皇为评价对象,作一个示范。
首先,对于秦始皇的评价,我们按照“一分为二”的原则,将评价内容分成“功绩”和“过失“两个部分。
其次,根据教材所学或材料信息,先在头脑中搜索秦始皇的相关活动、事迹,如统一六国、派人开凿灵渠、修筑万里长城、建立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焚书坑儒”、 增加赋税、增重徭役等等。
再次,根据评价的原则,用科学标准作为判断准绳,对其历史活动逐一考察,分清哪些是功绩、哪些是过失。例如:对于“修长城”,过分地役使了民力,使得很多人妻离子散,这自然是不好的。但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匈奴人时常向南侵扰,夺取沿边汉人的财富,严重干扰了中原人民的正常生产活动,破坏了经济发展。秦帝国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缀起来,成为一条统一的防御线,保证了中原人民正常的生活、生产,是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的。因此,筑万里长城应该是秦始皇的功绩。最后,根据评价的标准,“焚书坑儒” 钳制思想、摧残文化,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因此,比较其得失,这一活动就应该归结在过失当中。
然后,就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分别评述功绩和过失。先写出主要活动,再对这一活动作简单评价。例如,在功绩方面,写出史实“灭六国统一全国”后,再对其简单评价:“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局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心愿。”
最后,就是用简单的一句话总结性地评价历史人物。例如,在功绩和过失都分别叙述、评价完之后,比较功过得失,最后总结得出:“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创立者,功大于过,是我国封建社会有作为的皇帝。”
评价历史人物既可以考查学生对基本历史知识记忆和理解的情况,还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实际运用之中出现的问题相比,本文仅仅是比较浅显地谈了谈皮毛,若有不当之处,还望广大同行批评、指正。
如何评价杰出的历史人物
在历史课教学中,为了考查学生对基本历史知识记忆和理解的情况,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知识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与能力,经常会涉及到杰出人物的评价问题。该如何评价杰出的历史人物呢?
一、坚持一分为二,辩证分析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即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成功与失败、优点与缺点。。。。。。杰出历史人物也为例外,因而在评价杰出人物时也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辩证的分析。
如对毛主席的评价,我们既要看到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卓著功勋,又应正视他在“文革”中的错误,并且是功大于过,功劳是主要的;又如拿破仑,在民族利益上,他反对外来干涉,保卫法国,具有历史进步性,但他对外又实行侵略扩张,(客观上有利于铲除欧洲封建势力,解放占领地人民的作用),充分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本性。
二、结合历史处境,具体分析
杰出人物是时代的产物,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环境、阶级归属、家庭背景、个人的性格特征等相关联的,因而应把杰出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作具体分析。
如岳飞,处于南宋面临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他属于地主阶级抵抗派,其抗金主张在当时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是进步的,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再加上岳飞从小受“忠君”思想(其母在背上刻有“精忠报国”四个字)影响根深蒂固,结果造成了时代悲剧和个人的性格悲剧。对岳飞的思想和能力我们要具体分析,而不能脱离或超越当时社会发展的水平,用现代的思想去责备留下“遗憾”的英雄,更多的是要批判性地继承和吸取教训。
三、坚持唯物主义,客观分析
杰出人物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但我们又不能陷入历史决定论,而忽略了历史人物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又应实事求是,重视确凿证据,坚持唯物史观。
如曹操这种人物的出现是当时历史的必然和客观要求,但他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却主要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同时,初中历史书对曹操的个人资料介绍不多,评价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史实从哪获取?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究竟是曹操还是枭雄?历史史实不准确就可能评价不客观、不公正、证据不全就可能有失偏颇。
总之,评价杰出的历史人物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系具体历史背景作历史的、阶级的、辩证的分析。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秦始皇
秦王赢政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建立者。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
赢政是一位富有雄心壮志的君主。他完成了统一大业,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其间的549年,诸候混战无休无止,百姓为躲避战争,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农业发展受到极大程度的破坏,大量田地荒芜。再者,匈奴等游牧民族,趁势入关,南下骚扰周边地区人民,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重重灾难。因此广大人民,都希望能尽快完成统一。而秦始皇统一中原,恰是应人民所愿,结束了相持数百年的诸侯混战。人民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一个较为完善的封建制国家开始孕育而生。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各不相同,故而影响了各地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齐、燕等国发行的是刀币,赵、魏、韩等国则通过铲形的布币,秦和东周边流通圆形方孔钱,楚国却使用贝币。度量衡是商品交换的工具,与国家赋税相关,但由于各国的单位进制各不相同,使得七国之间的度量衡五花八门。为解决货币不通,单位不一带来的诸多问题,秦始皇下令规定:在全国统一发行,使用圆形方孔钱,以秦国商鞅变法时的度量衡为标准,度量单位改为十进制,并定期对度量衡进行检查。
春秋战国以来,由于诸侯割据,因而造就了不同文字,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差异。文字形体不一,造成了人们交流的不便和误解,对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文化以及思想交流产生了莫大障碍。
秦始皇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下令统一文字。规定以秦国小篆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字形,废除六国的旧体文字。小篆不仅吸取继承了六国文字的合理因素,同时还具有笔划简明的特点。较易推广。此外,民间还流行一种比小篆更为简易的文字——隶书。这便是我国今体文字的前身了。
为消除北方游牧民族的屡次侵犯,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抵御外袭,并派遣蒙恬出兵讨伐。在消除匈奴的威胁之后,秦始皇又立即调转矛头,决心降服并大力开发越族地区,迁移近50万人口到越族地区与越人杂居,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秦始皇固然是一名功绩无数的君主,但同时也是世人认可的暴君。他生前为已享乐,不惜人力,每年动用数以万计的刑徒(事实上绝大部分是无辜受害的民众),顶烈日,冒严寒,长年劳作。总计共在关中修建了400多座离宫别馆。关外和咸阳200里内各修建离宫别馆400多座,宫殿270座。其中最著名还要属规模宏大的阿房宫。据说阿房宫方圆共有300里。
秦始皇为了让自己死后一样能享有无与伦比的帝王生活。他刚继位就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建陵墓。这座陵墓,一修就是几十年,直至他过世。陵墓内除了藏有大量奇珍异宝,陵墓本身就酷似欀栮浴一个微缩的宇宙世界。墓室顶部纹有天文图像,用大明珠镶嵌,象征日月星辰。并以各种昂贵的材料,仿造江河,山川等一系列景观。为防止墓穴被盗,墓室周围布满机关,一旦触动,将被暗箭射死。
为了长生不老,秦始皇先后几次受徐福,卢生等人蒙蔽,为求长生不老仙药而挥霍大量人力,财力。
此外,为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实行愚民政策,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他颁布焚书令规定:除政府外,民间只收藏医学,占卜以及种植的相关书籍,其余一律上交消毁。凡是私藏或知情不报者,皆要受到诛连。除《秦史》之外,其余六国史书皆未免于难。除儒家一派,余下的各家学说均付之一炬。他还秘密审问四百多位曾暗中诽谤他的儒生,最后全部活埋。“焚书坑儒”是我国古代典集所遭受的史无前例的浩劫,对我国文化产生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综上所述,秦始皇在其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为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封建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结束了长期诸侯混战的局面,完成前无古人的统一大业。也展示了自身的实力和形象,为后人在民族统一抵御外敌入侵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示范和借鉴意义。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秦始皇作为第一个封建国家的君主,也不可避免存在着诸多缺陷和遗憾。如大兴土木兴建阿房宫,“焚书坑儒”等,其破坏性和负面影响,史学已有定评,不必细说。后人应引以为鉴,这也是我们评论秦始皇功过是非的意义所在。
快乐宝贝 2008-06-07 14:46 检举
始皇帝的功绩,还需要说吗?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最后也明白了应该把江山交给扶苏,由他来推行仁政了,让老百姓喘口气了。可惜天不假人寿,被赵高这个阉人乱政了。即使今天看来,为很多人诟病的秦之暴政,也确实因为始皇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很想把事情由他一个人做完全,而忽视了事物是发展的,路要一步一步走的道理!否则我们今天怎么可能享受着都江堰、郑国渠等的便利?
秦王赢政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建立者。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
赢政是一位富有雄心壮志的君主。他完成了统一大业,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其间的549年,诸候混战无休无止,百姓为躲避战争,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农业发展受到极大程度的破坏,大量田地荒芜。再者,匈奴等游牧民族,趁势入关,南下骚扰周边地区人民,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重重灾难。因此广大人民,都希望能尽快完成统一。而秦始皇统一中原,恰是应人民所愿,结束了相持数百年的诸侯混战。人民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一个较为完善的封建制国家开始孕育而生。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各不相同,故而影响了各地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齐、燕等国发行的是刀币,赵、魏、韩等国则通过铲形的布币,秦和东周边流通圆形方孔钱,楚国却使用贝币。度量衡是商品交换的工具,与国家赋税相关,但由于各国的单位进制各不相同,使得七国之间的度量衡五花八门。为解决货币不通,单位不一带来的诸多问题,秦始皇下令规定:在全国统一发行,使用圆形方孔钱,以秦国商鞅变法时的度量衡为标准,度量单位改为十进制,并定期对度量衡进行检查。
春秋战国以来,由于诸侯割据,因而造就了不同文字,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差异。文字形体不一,造成了人们交流的不便和误解,对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文化以及思想交流产生了莫大障碍。
秦始皇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下令统一文字。规定以秦国小篆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字形,废除六国的旧体文字。小篆不仅吸取继承了六国文字的合理因素,同时还具有笔划简明的特点。较易推广。此外,民间还流行一种比小篆更为简易的文字——隶书。这便是我国今体文字的前身了。
为消除
秦皇汉武 指的是哪两位历史人物?他们在历史上都有哪些作为?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文2023-10-23 02:54:28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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