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近代中西汇通医家。反对崇古泥古，固步自封，并崇尚实验。毕生从事临床与研究著述，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影响颇大。重视药物研究。其于临床的主要贡献，是在中西医汇通思想基础上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疗热病的功效，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在治疗急证、防治霍乱等方面，有所建树。

张锡纯，字寿甫，先世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直隶（今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盐山人。家道小康，自曾祖始累代业儒，父彤元（字丹亭）为庠生，以训蒙终其生。其家训教子孙宜训蒙兼习医而益世润身。锡纯天资颖悟，遵家训，诵读之暇，游艺方书，后两赴秋闱不第，竟以医名于时。

张锡纯青壮年时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殖民地化迅速加深，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他虽伏处草莽，亦渐知仅习旧学考科举，难以经世济民。1881年，补博士弟子员，首次赴北闱乡试落第，为慰藉祖、父愿望，径赴天津正式进学。后即长期在乡间教私塾，至1893年方再次参加乡试。这期间其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疏方看病，教学时文医兼授，弟子中日后有多人以医为业。1885年，他治愈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束手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应诊几无虚日。然而，1911年前，仍以训蒙、教书为职业。第二次乡试后，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接触西学之后，张锡纯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主要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开始在《绍兴医药学报》发表文章，医名渐著于国内。

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聘张锡纯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任军医正期间，曾随军至武汉，后辗转于大名、广平、邯郸、邢台、德州等地，医术颇受一些军政要人重视。其著作渐为人知，传抄者日多，奉天（今沈阳）袁澍滋（字霖普）阅后劝其呈内政部申请著作权。1918年，奉天天地新学社苏明阳等代为注册，奉天医学研究会高振铎予以校正，由该社资助首次印行第一期。同年，奉天设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锡纯为院长。

《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后迅速脱销，次年春再版，同时印行第二期。张锡纯方展其抱负，适值直奉战争爆发，不得已于1923年回关内于沧县开业。

1924年，张锡纯自费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四期，医界竟购，先后共印四版，作者声望雀起。1926年，前清道尹胡珍簠邀他赴天津为专馆教员（家庭教师）。张锡纯携眷至天津，于授徒的同时开业行医。1927年春，正式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1928至1933最后5年中，张锡纯之学术和事业达到高峰。他先是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应诊的同时传播学术。次年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再版，共5次印刷方满足需求。1931年又出版该书第六期，计两次印刷。为迅速培养较多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人才，他不顾73岁高龄，于1933年春创办四年制函授学院，亲订讲义，兼及教务，遂因劳瘁过度至秋天一病不起。

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

医著之外，张锡纯尚撰有《代数鉴源》、《易经图说》（未刊行），另有诗作《种菊轩诗草》曾附编于《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

张锡纯有三子一女。长子荫潮继父业，曾任京畿卫戍司令部军医官，1939年卒。次孙铭勋承祖业，行医于原籍，1954年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版权及遗稿献给国家，实现了祖先的宏愿。

1957至1985年，河北省4次整理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总发行量近50万套，为近代任何一家之言的医著所不及。 19世纪60年代，近代科学开始缓慢地、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张锡纯生长于穷乡僻壤，青年时代很难接触西学。他说自己“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仅又10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洋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含浑，有赖后人阐发耳”（此语出自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一篇医论“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至于汇通中西医何以要衷中参西，1909年他在其书自序中说：“今百事皆尚西法……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斯编于西法非仅采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运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又非若采用其药者，仅为记问之学也”。参西显然是时势的需要，然张锡纯的学问和经历均告诉他中医尚多优势，沟通当以中医为主，即吸取西说发扬中医，使之放光明于全球。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国人上下震动。为求富强免危亡，知识界多认为必须向日本学习，积极引进西学。1893年后，张锡纯绝意于功名，益加留心西学。1897年，他年近40，竟开始刻苦自学代数和几何，后又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全面参考西医学术建立了较厚实的基础。

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张锡纯说：“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类似观点在其书中随处可见。如他主张：“读《内经》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对《伤寒杂病论》中的错误，他也主张伪托或错简说，认为“古经之中，犹不免伪作，至方术之书，其有伪作也原无足深讶”。张锡纯原最推崇《神农本草经》，因其中载石膏性微寒，是其特别推崇石膏治寒温的文献依据。然而他说：“诸家本草皆不足信，可信者惟《本经》，然亦难尽信”。怎样发古人所未发，与古为新呢？当时在基本理论方面，中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阴阳五行说与自然科学基本原理难通；藏象说与解剖生理难通；六气六*说与微生物病因说难通；气化说与细胞说难通。张锡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的汇通探讨，其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者为他对心力衰竭与肾不纳气、脑充血与薄厥相通的看法。至于具体问题的中西互参则几乎见于其书的每一篇章。

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这方面的与古为新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种观点和方法，即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方法。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而他却能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

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之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厨师。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症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

《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其中张锡纯自拟方约200首，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200首，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全书载案逾千，轻浅之病记载稍略，重病、久病或专示病案者，观察记载无不详细贴切，首尾完整。当时国内西医病案及论文也多不及其著述资料翔实。文中以中医立论者，必征诸实验；沟通中西者多发人深思。读其书者或不能尽服其理，但必不以为作者妄言欺人或故弄玄虚以凑篇幅。勤于实践，切身体会，仔细观察，随时记录，不断整理提高，就是张锡纯的实验方法。 张锡纯精通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其中有创造性的成就主要有六方面。

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热病的功效。本世纪40年代前，热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当时西医疗效不满意，中医证治虽早有伤寒温病两说，但一般医家难以熟练运用。传统学说对石膏及有关方剂阐发不够，张锡纯则发挥了石膏的功用，简化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提高了可重复性。他认为，生石膏性微寒，凉而能散，透表解肌，善清上焦及中焦实热。外感病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然医家多误认为其性大寒而煅用，是变金丹为鸩毒。古方用生石膏者以大青龙汤、白虎汤为代表。此虽为重证而设，但禁忌颇多。若适当变通，则生石膏治热病有实热者无往不适。白虎汤变通适当尤能广泛应用，挽救危重症。其原则为热盛脉实即原方加重石膏，以胜病为准；热实正虚宜原方加人参，间需以山药代粳米或元参代知母；病危急，患者又不耐服药，竟可单煎石膏或用鲜梨片和石膏末嚼服。

张锡纯阐发此说不厌其繁，仅“石膏解”后所附医案即达38例。其中多系危重证，按西医诊断可知的病种有痢疾、疟疾、重症颌下脓肿、肺炎、产褥热、产后大出血、风湿热、猩红热等，同时伴昏迷、休克或全身衰竭者近半数。时过近一世纪，今日单用西法处理上述一些病例仍感棘手。但张锡纯当年常常得心应手，曾说“愚临证40余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有治一证用数斤者，有一证用至十余斤者”。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张锡纯的这一宝贵的见解和经验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证　胸中大气下陷证的提出，是张锡纯诊断上的发明。其理论略谓：“人之一身，自飞门至魄门一气主之”。“大气者，原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为养料，以胸中之地为宅窟也”。此气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大气下陷最典型的症状即患者自觉气短不足以息，似乎喘而非喘，诊关脉不实。其他见证变化多端。以今日西医诊断为勘，此证多属官能证，无可靠疗法。而升陷汤对大多数病例却效如桴鼓。后人多以为此方可重复性很强。

防治霍乱的贡献　张锡纯行医时常有霍乱流行。当时西医对该病长于预防而短于治疗。为此，他创用了治疗霍乱的急救回生丹及防治兼用的卫生防疫宝丹。查其药味及制法则系衷中参西的成果，而经济简便，效果又在中西医之上。1919—1920年，此两方曾在东北、河北、山东、河南大面积试用，据较可靠的报告分析，治愈数万人。

中医为主治肠结　张锡纯所治者多属于机械性或动力性肠梗阻。古人有大承气等方法，但多禁忌，疗效亦不甚满意。张锡纯所创之法一为赭遂攻结汤，一为葱白熨法。前者集古方之长又有新意，后者为外治法，适于动力性肠梗阻。考其医案确系典型梗阻，而疗效甚好。近年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梗阻的原则，仍不出张锡纯所用之法。抢救急证的发明　张锡纯长于救治危急大证，除前文已述外，尚有重用萸肉救脱。脱证在西医称为休克，至今常见且难治。中医古方救脱以人参为主，但有禁忌，张锡纯以萸肉为主基本无禁忌。其理论略谓，萸肉味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且敛正气不敛邪气。张锡纯所附医案中几乎包括各种休克，尤以大汗致脱为最效。其法为，当紧急时急煎萸肉一味60克（2两）左右急服，病稍缓或以下脱为主则配以人参、山药等。又生山药一味救脱之轻者亦效。再有小青尤汤加减治外感痰喘。小青龙汤系经方，原适应证不以痰喘为主，后人有所发明用以治痰喘，但不如张锡纯精到。外感痰喘即西医之哮喘性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或心力衰竭。张锡纯以为治此病重症惟小青龙汤加减最效，并屡试不爽。加减中主要是热重加生石膏。为巩固疗效，张锡纯又拟从龙汤等以求根治，其法至今仍值得研究。此外，张锡纯对各种大出血及先兆中风等急证的抢救亦多有阐发。

张锡纯敢于救患者于殓服在身，足示其学识与责任心均非寻常，亦可知其何以能享盛誉而历久不衰。

关于慢性顽症的主要阐发　张锡纯之书治虚劳的内容甚多，其中出现最多的药物为生山药。张锡纯对此药的研究仅次于生石膏。其余最有价值的阐发即重用三七、鸡内金、水蛭等治症瘕积聚等慢性病。结核病在中医亦归入虚劳，张锡纯治结核病除继承前人活血化瘀法外，又多伍以生山药、黄芪、人参等补气药，至于滋阴、宁嗽等法反居其次。 张锡纯为人忠厚，志行高洁。其书自序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志向基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思想，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仍常于诗文中流露出忧患的心情。1924年，他自题其书第五期卷首云：“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洒大千。”诗中委婉地表达了未能医国的遗恨。

为济世活人计，张锡纯治医不计私利，凡有心得发现，必于医界公布。刊印书籍有赠送惯例，每难盈利。至于他对静坐吐纳术（当时特风行于学校）的体会，更多向医界提倡，以为不仅益于养生且利于治学。他的朋友和病人既有军政界要人，也有城乡贫民，相处中均一视同仁，不见傲下媚上形迹。他不置产业，日常业务仅足维持生计。1913年，黄河泛滥，有一灾区孤儿流落至大名，病饿垂危，张锡纯携至寓所救活。因不知其乡贯里居，即收为义子，取名张俊升，成人后为其家立业，使谋生于天津。张锡纯逝世前终于查清其为河南滑县卢姓，遂改名卢俊升，一时传为义举。

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故书屋名“志诚堂”。

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1860年3月　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盐山县。

1874年　开始学医。

1879年　开始行医。

1909年　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前3期。

1912年　应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之邀，任军医正。

1918年　应聘任沈阳立达医院院长。

1924年　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期

1927年　在天津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1928年　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

1931年　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

1933年　创办中医函授学院。

1933年9月　卒于天津。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于1893年患病、患水肿，一直请名气很大的中医陈莲河诊治，（陈莲河：真名何廉臣，曾任中医学会副会长）开了不少方、用了不少奇特的药，却无一见效，父亲腹部水肿膨胀反而日益加重，最终父亲还是死了。何廉臣经常用的是“败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做成，迷信病人服用后，腹部能和打破的鼓皮一样消除肿胀。

最后何廉臣自认江郎才尽，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父亲终于死去，悲愤的鲁迅出国学西医，想用科学的办法挽救和父亲一样的病人。至于鲁迅为什么学了西医后，又放弃医学救国的梦，转而写文章呐喊，想唤醒民众。大家一定心知肚明，也不方便说出来。

我就介绍一下其中提到的主要人物吧。

长妈妈：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文章按照生活的原型，采用白描手法，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真实而亲切地再现了鲁迅童年与长妈妈相处的情景。作者穷其形、尽其相，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鲜活动人，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卑微低下的长妈妈。

古语云：“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这就是说，自己的真实姓名是人格尊严的外在表现，大丈夫为了姓名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长妈妈虽然不是大丈夫，但她也有使用自己姓名的愿望和权利；可是，她的这种愿望无法实现，姓名的使用权已经被剥夺。文章从“长妈妈”的名字起笔，交代了她在周家的身份——是一个带孩子的保姆，乡下人称“老妈子”。她连名字也没有，曾经说自己叫什么姑娘来着，但大家并没有在意，也没有记住。她沿用的只是在她之前的一个女工的名字。“阿长”只是一个代号而已，一个佣人的代号。别人叫她长妈妈“似乎略带一些客气的意思”，而直接叫她“阿长”，就明显含着一种嘲讽之意。但为了生存，她只得向命运屈服，任凭别人如何称呼她。接着，作者又从“阿长”这个名字，巧妙地转到她的长相描写上，说她“黄胖而矮”，巧妙地点明了“长”和“矮”的极不相称，这样，就把一个地位卑贱，身份低微的女佣形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二、讨厌憎恶的长妈妈。

作为回忆性的艺术形象，长妈妈不是典型化的产物，而是生活的真实，所写全部事实绝无虚构；因此，作者在刻画阿长这一人物时，就不会回避她的局限和缺点，而是“从记忆中抄出来”。她多事，总喜欢背地里“切切察察”，论人长短；她粗心，夏天睡觉时常常肆无忌惮地伸开双手双脚，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以至于“我”母亲委婉地告诫她时，她内疚得说不出话来，但过后依然我行我素；她丑陋，不仅黄胖而矮，而且颈上还长有许多的疮疤；她愚昧无知，有许多陈腐而烦琐的“规矩”，而这些“规矩”又是荒唐之至的……总而言之，长妈妈有许多地方令我讨厌，等到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我无法抑制满腔的憎恶，就叫她阿长了。

三、善良仁慈的长妈妈。

虽然阿长令人讨厌憎恶，但这并不影响作者对她的敬重和怀念，因为她善良、仁慈、淳朴、宽厚，乐于助人，具有“伟大的神力”。在道“恭喜”、吃“福橘”的麻烦仪式中，她希望自己和孩子“一年到头，顺顺流流”，值得敬佩的是，并不是长妈妈自己吃福橘，而是由她“塞到我的嘴里”，这寄托了她多么真诚的祝福和美好的愿望啊！其他诸如“死”要说“老”，不进死人房和产房，不钻过晒裤子的竹竿底下等，也都是为我着想的。“长毛”的故事，一方面让人看到长妈妈的无知，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当城外有兵来攻时，就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抵御官兵的大炮——觉得她有“伟大的神力”，“特别的敬意”油然而生。至于说《山海经》，则是我梦寐以求而始终无法得到的一部书，远房叔祖找不到，别人又“不肯真实回答我”，自己去买又没有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字不识的阿长，却急别人所急，想别人所想，设法买回了《山海经》，让我感到十二分的意外和惊喜：“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惊起来”。“这又使我产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书虽然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却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至此，我对长妈妈的感激、敬佩、怀念之情就成为永远。

鲁迅的老师——寿镜吾

说到三味书屋，人们不禁会想到那个手执戒尺，神情严厉的老先生寿镜吾。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鲁迅曾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此，人们便记住了三味书屋，记住了培育一代伟人的塾师寿镜吾。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周家新台门，他7岁启蒙，12岁就读于当时绍兴城内颇有名气的私塾三味书屋，五年的学习生涯，为鲁迅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

寿镜吾，名怀鉴，号镜湖，清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八（公历1849年9月24日）生于绍兴，性格耿直，品行端正，在绍兴城里有口皆碑。鲁迅说：“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不过先生有时脾气不够随和，执拗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例如，他极为痛恨侵略中国的列强，一生不愿用外国货，不穿洋服，连已经时兴起来的照相，他也痛诋得不遗余力，认为那是外国人到中国来骗钱的。现在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是他晚年手柱木杖在屋外散步时，他的孙子乘他不备偷拍的。他学问渊博，但是厌恶功名，自二十岁（同治八年，即1869年）中了秀才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应试，而是一生坐馆授徒。不但如此，他还不准儿子寿洙邻参加科举考试，认为天下贪官污吏当道，做官就是同流合污，不是清白人所能做的。他甚至把儿子锁在院里，后来儿子在母亲的帮助下，才逃出家门，去北京参加了考试，因会考成绩好，获得“甲辰科朝考一等第一名”，后到辽宁做了知县。

寿先生还非常节俭，夏天只备一件夏布衣衫，挂在墙上，与两个儿子共穿。尽管如此，但他从不赤膊会客。有一次，新台门周藕琴来访，正逢大热天，他正好赤膊在家，匆忙之中一时间找不到长衫，正好天井里晒着一件皮袍，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披在身上。藕琴见此，马上猜到了几分，连忙口中称热脱掉了长衫，想让老先生把皮袍脱下。寿镜吾却坚持不脱，连说：“赤膊见客荒唐！赤膊见客荒唐！”周藕琴见此只好赶紧告辞。

三味书屋只收学生八个，而且非常严格，要经熟人介绍，寿先生上门目测，同意了，才可以来读书，并且学生要自带桌椅。鲁迅学习十分用功，因此成绩非常优异。寿先生很看重鲁迅，而鲁迅在寿先生的辛勤教诲下，古典文学知识越来越扎实，文化素养也越来越高。鲁迅十分敬重寿老先生，自1897年离开三味书屋后，一直保持着与先生的联系，而且时有往来。

寿镜吾晚年，虽瘦骨嶙峋，但精神十分旺盛。1930年8月18日，寿镜吾在绍兴老宅去世，终年82岁。

陈莲河，真名何廉臣

何廉臣(1860—1929)，名炳元，号印岩，晚号越中老朽，以字行，绍兴人。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何秀山为名医。幼习举业，为庠生，乡试两荐不售，及冠之年，弃儒习医。先与沈兰姹、严继春、沈云臣讲习古医学说，继从名医樊开周临证，与绍派名医赵晴初结忘年交，出游访道，集思广益。其时，正值西学东渐，又取西医译本悉心研究。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组绍郡医药学研究社，任社长；同年六月，创办《绍兴医药学报》，主持编辑事务。1915年，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成立，为评议长。1929年，不顾年迈多病，仍然十分关心当时医界反对“取缔中医案”斗争，积极组织北上声愿，由其子幼廉代行。一生热心公益，参加同善局组织的施医施药活动，不遗余力。

医学研究，不墨守成规，思想活跃，敢于提出不同见解。校勘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原书3卷，增订为12卷，发明俞氏未尽之处。广收众方，分列十法，主张中西汇通。十分重视医案的记载及整理，设计新医案式为：病源、病状、病所、病变、诊断、疗法、药方、看护。选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即按此新式收载，在全国颇有影响。

著述有《湿温时疫治疗法》、《实验药物学》、《肺痨汇辩》、《新医宗必读》、《廉臣医案》、《印岩医话》、《重订广温热论》、《感证宝筏》、《选按通俗伤寒论》、《何书田医学妙谛总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增订时病论》、《新订温病条辩》、《新订伤寒广要》等。

重读何廉臣

李崇超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这是鲁迅《父亲的病》中的一个片断。这里的陈莲河，就是绍兴名医何廉臣，鲁迅把他的名字的音倒过来了。正是这位中医医生使得鲁迅认识到“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而立志去日本学习新的医学。在鲁迅的笔下，一个庸医的窘迫之态跃然纸上。

学习中医之后，接触的著名医家的生平和学说多了起来，何廉臣的认识也渐渐全面起来，了解到何廉臣是民国时期一个较有成就的名医。他在中医文献的整理，在对旧政府废止中医的抗争，兴办中医教育，著书立说等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医学史上把他和曹炳璋、裘庆元并称为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三大代表人物。他所重新增订的《增订通俗伤寒论》，发挥了绍派伤寒的寒温融合的学术思想，是一本流传很广的医学名著。在现在很多的临床报道中，也经常看到对何廉臣的学术观点引用和验证。

这样一位医学名家，和鲁迅笔下的那位脸“长而胖”的庸医的形象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这位医家的解读，也是对时代的解读，是对一门学术发展的解读。中国长期以来处于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科技的发展往往是总结性的，又没有新鲜的血液的融入，难免陈陈相因，阻碍了中医的治疗能力的突破性发展。中医自己内部的反思能力是有限的，使得这门学术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瘀滞”，从何廉臣手中施展出的医术，已经不可避免的带有着这种“瘀滞”。他给鲁迅父亲所开的药引，要求蟋蟀要“原配”的，就体现着传统中医学术的某些弊端。他对鲁迅父亲病情的束手无策，也反映着传统中医在治疗上的局限性。何先生的窘迫，是时代的窘迫，也是一门学术的窘迫。

时代的发展，新的科学的引入，使得中医能够摆脱封闭的环境，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进行反思和发展。据一位讲学归来的老师讲，某国家从事当地的传统医学的医生曾表示出对中医的羡慕，因为在他们当地从事传统医学的人不允许使用现代医学。在这一点上，我们比他们以及何先生都要幸运得多。但是在中医中治疗“瘀血”的大法就是要在祛瘀的过程中避免“耗血动血”，恕我直言，现代科学的介入在祛除中医的“瘀滞”的过程中，已经有“耗血动血”之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因为现代科学的介入，而是因为“科学不足而科学主义有余”。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倒应该向何先生学习，何先生也曾积极的参照采用传入中国的西医学，但是他主张以崇实黜华为原则吸收新知，认为自己很多参西的做法往往牵强附会，最终使这些著作未付印行。在科学不足的情况下，他没有仅仅追求“科学主义”而硬加给中医一些什么

藤野先生，姓藤野，名严，排行第九。1874年生于福井县一位医生家里，名古屋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04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书。1915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为东北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因没有进过大学，不合“资格”要求而离职，到东京泉桥慈善医院工作，并学耳、鼻科，一年后回到家乡福井县木村自设诊所。1945年8月11日逝世，享年72岁

范爱农

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检点里边零碎纸片的年月，最迟的是民国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据，都是我离绍兴以前的东西，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了。从前有一张太平天国的收条，记得亦是收藏在这里的，后来送了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不知今尚存否。现在我所存的还有不少资料，如祖父少时所作艳诗手稿，父亲替人代作祭文草稿，在我都觉可珍重的，实在也是先人唯一的手迹了，除了书籍上尚有一二题字以外。但是这于别人有甚么关系呢，可以不必絮说。护书中又有鲁迅的《哀范君三章》手稿，我的抄本附自作诗一首，又范爱农来信一封。（为行文便利起见，将诗写在前头，其实当然是信先来的。又鲁迅这里本该称豫才，却也因行文便利计而改称了。）这几叶废纸对于大家或者不无一点兴趣，假如读过鲁迅的《朝华夕拾》的人不曾忘记，末了有一篇叫作《范爱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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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爱农（1883一1912），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

鲁迅的文章里说在北京听到爱农溺死的消息以后，“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将要忘记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日本改造社译本此处有注云：

“此云中间忘掉两句，今《集外集》中有《哭范爱农》一首。其中间有两句乃云，出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原稿却又不同，今将全文抄录于下，以便比较。

《哀范君三章》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茶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遽尔失畸躬。

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

其三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酪叮，微醉自沉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题目下原署真名姓，涂改为黄棘二字，稿后附书四行，其文云：

“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人，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这是信的附片，正张已没有了，不能知道是哪一月，但是在我那抄本上却有点线索可寻。抄本只有诗三章，无附言，因为我这是抄了去送给报馆的，末了却附了我自己的一首诗。

《哀爱农先生》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若为。”

这诗不足道，特别是敢做五古，实在觉得差得很，不过那是以前的事，也没法子追悔，而且到底和范君有点相干，所以录了下来。但是还有重要的一点，较有用处的乃是题目下有小注“壬子八月”四个字，由此可以推知上边的二十三日当是七月，爱农的死也即在这七月里吧。据《朝华夕拾》里说，范君尸体在菱荡中找到，也证明是在秋天，虽然实在是蹲踞而并非如书上所说的直立着。我仿佛记得他们是看月去的，同去的大半是民兴报馆中人，族叔仲翔君确是去的，惜已久归道山，现在留在北方的只有宋紫佩君一人，想他还记得清楚，得便当一问之也。所谓在一种日报上登过，即是这《民兴报》，又四首乃三首之误，大抵作者写此文时在广州，只凭记忆，故有参差，旧日记中当有记录可据，但或者待语不具录亦未可知，那么这一张底稿也就很有留存的价值了。

爱农的信是三月二十七号从杭州千胜桥沈寓所寄，有杭省全盛源记信局的印记，上批“局资例”，杭绍间信资照例是十二文，因为那时是民国元年，民间信局还是存在。原信系小八行书两张，其文如下。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句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然允他，拟阳月抄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甘七号。《越锋》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这一封信里有几点是很可注意的。绝望的口气，是其一。挖苦的批评，是其二。信里与故事里人物也有接触之处，如傅励臣即孔教会会长之傅力臣，朱幼溪即接收学校之科员，《越铎》即骂都督的日报，不过所指变化却并不是报馆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民兴》即因此而产生。鲁迅诗云，桃偶尽登场，又云，白眼看鸡虫，此盖为范爱农悲剧之本根，他是实别被挤得穷极而死也。鲁迅诗后附言中于此略有所说及，但本系游戏的厦辞，释明不易，故且从略，即如天下仰望已久一语，便是一种典故，原出于某科员之口头，想镜水稽山间曾亲闻此语者尚不乏其人欤。信中又提及不佞，则因尔时承浙江教育司令为视学，唯因家事未即赴任，所以范君杭州见访时亦未得相见也。

《朝华夕拾》里说爱农戴着毡帽，这是绍兴农夫常用的帽子，用毡制成球状，折作两层如碗，卷边向上，即可戴矣。王府井大街的帽店中今亦有售者，两边不卷，状如黑羊皮冠，价须一圆余，非农夫所戴得起，但其质地与颜色则同，染色不良，戴新帽少顷前额即现乌青，两者亦无所异也。改造社译本乃旁注毡字曰皮罗独，案查大（左木右规）文彦著《言海》，此字系西班牙语威路达之音读，汉语天鹅绒，审如所云则爱农与绍兴农夫所戴者常是天鹅绒帽，此事颇有问题，爱农或尚无不可，农夫如闰土之流实万万无此雅趣耳。改造社译本中关于陈子英有注云，“姓陈名浚，徐锡麟之弟子，当时留学东京。”此亦不甚精确。子英与伯苏只是在东湖密谋革命时的同谋者，同赴日本，及伯苏在安庆发难，子英已回乡，因此乃再逃往东京，其时当在争电报之后。又关于王金发有注云，“真姓名为汤寿潜。”则尤大误。王金发本在嵊县为绿林豪客，受光复会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绍兴光复后来主军政，自称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则唯知有王金发而已。二次革命失败后，朱瑞为浙江将军承袁世凯旨诱金发至省城杀之，人民虽喜得除得一害，然对于朱瑞之用诈杀降亦弗善也。汤寿潜为何许人，大抵在杭沪的人总当知道一点，奈何与王金发相溷。改造社译本注多有误，如乎地木见于《花镜》，即日本所谓薮柑子，注以为出于内蒙古某围场，又如揍字虽是北方方言，却已见于《七侠五义》等书，普通也只是打的意思耳，而注以为系猬亵语，岂误为草字音乎。因讲范爱农而牵连到译本的注，今又牵连到别篇上去，未免有缠夹之嫌，逐即住笔。计七年二月十三日。

（1938年2月作，选自《药味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