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三阁

文宗阁

文宗阁建于乾隆四十四年，据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修建南三阁，赐赠《四库全书》是为了“嘉惠艺林，启 后学”。虽然在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出于种种原因，毁掉了一些书，但总的来说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至今也是学界十分重要的一部大书。在当时，建南三阁更是轰动江南学界的一件大事，所以建起庞大的文宗阁仅用一年时间，并且其中有诸多的工料都是当地人捐献的，镇江人对于文化的热心程度从此可见一斑。

阁建成后，书还没有抄出来，所以首先由乾隆皇帝御赐一本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放在阁内供学子阅览，而《四库全书》是从乾隆五十二年开始分批颁发的，直到乾隆五十五年方颁发完毕。阁中的一切事务均由两淮盐运史经管，并且允许当地学子阅览、借抄，一时间江南学人以能得“读中秘书”为快事。

但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多久，到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镇江，将文宗阁及其所贮的《四库全书》一同烧毁。当年，为了能够将七阁之一放在自己的城市，江南学者曾主动上书朝廷，提出由自己来承担“所有雇觅书手缮写全书之费”，最终皇帝决定由朝中出抄书和建阁费用。而把做书匣、装璜庋架由地方办理。

文澜阁

文澜阁在西湖孤山南麓。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这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园建筑，园内亭廊、池桥、假山叠石互为凭借，贯通一起，主体建筑仿宁波天一阁，是重檐歇山式的建筑。

步入门厅，迎面是一座假山，山下有洞，穿过山洞是一座平厅，厅后方池中有奇石独立，名为“仙人峰”，是西湖假山叠石中的精品。方池后正中为文澜阁，西有曲廊，东有月门通太乙分清室和罗汉堂。全部建筑和园林布局紧凑雅致，颇具特色。

《四库全书》由乾隆皇帝钦定,由纪晓岚主持,于1773 1781完成。此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一部丛书,全书共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荟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历代主要典籍。历时8年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抄了7部,分藏于北京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以及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

清代之后,战乱频仍,兵燹不断。扬州的文汇阁和镇江的文宗阁内的《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江南3阁文澜仅存;而八国联军的大火也烧掉了文源阁的《四库全书》。7部珍藏仅存4部。北京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在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带到了台湾,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沈阳文溯阁的藏书1966年运抵兰州,现藏于兰州;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后运到北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历次浩劫中几陷于毁灭,是浙江几代人的侠肝义胆才使文澜阁本能躲过战乱而幸存下来。

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时避祸于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俩在店铺购物时发现,用于包装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这使他们大惊失色。

丁氏兄弟自然知道《四库全书》的重要性。他们进而发现,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竟都盖有皇帝的玉玺。

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了！

文澜阁库书流落民间的事实使丁氏兄弟心急如焚。他们马上组织家人进行抢救。他们冒着战乱的风险,收集残籍予以保护,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如此半年,他们抢救并购回阁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

文澜阁本已残缺不全,怎么办？抄补！一项浩繁的抄书工程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开始了。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了100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此项工程历时7年得以完成。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到了民国时代,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补抄,这就是所谓“乙卯补抄”;稍后,海宁的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经过丁、钱、张等人的共同努力,最后完成的《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原《四库全书》有漏抄,如补抄本《竹岩集》十二卷,原四库本仅三卷,册数上比原来增多;补抄依据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许多被馆臣删改的文字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因此,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是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高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岌岌可危,《四库全书》又面临巨大的灾难。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组织阁书西迁。历时半年,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1938年4月,《四库全书》安全运抵贵阳,后又转运到重庆。

日本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觊觎已久。原全国人大常委、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在研讨会上对记者说,杭州沦陷后,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曾派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本,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去,但此时阁书已被安全转移了。

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沧桑,终于得以保存,这在中国以至世界藏书史上都是个奇迹。

文汇阁

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设馆，历时十年才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约三千五百种，七万九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尽管为了维护清廷的政治统治，许多古籍被馆臣抽毁或删改，以至于鲁迅先生曾在《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予以揭露，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规模空前的丛书，因此自有其传世价值。此书当年仅缮写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沈阳、扬州、杭州等地。其中，位于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称为“北四阁”；位于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扬州文汇阁，一名御书楼，原在天宁寺西园。根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天宁寺西园一称御花园，正殿叫做大观堂，七大藏书楼之一的文汇阁就在大观堂旁。阁中藏有《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由乾隆帝钦赐“文汇阁”之名及“东壁流辉”之额。文汇阁是一座三层楼建筑，梁柱上彩绘书卷图案。阁的一楼当中藏《古今图书集成》，两侧藏《四库全书》的经部书籍，二楼藏史部书籍，三楼藏子部、集部书籍。

乾隆对于文汇阁的建设与使用颇为重视，他一再强调，阁中所藏之书，不是做样子的，要允许读书人阅读和传抄。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二十三日，弘历的圣旨里有这样开明通达的话：“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

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里描写他见到的情形是：“文汇阁在扬州行宫大观堂右……阁下碧水环之，为卍字。河前建御碑亭，沿池叠石为山，玲珑窈窕，名花嘉树，掩映修廊。”他入阁读书的情形是：“庚子（1840）三月朔，偕沈莲叔都转、宋敬斋大使，同诣阁下。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回忆当年充检阅时，不胜今昔之感。爰命董事谢奎，启阁而入。见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绢**；左右列橱贮经部，书面绢绿色；阁上列史部，书面绢红色；左子右集，子面绢玉色，集面绢藕合色。书帙多者，用香楠。其一本二本者，用版片夹开，束之以带，而积贮为函。计共函六千七百四十有三。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得钞本《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救荒书》、《熬波图》、《伐蛟捕蝗考》、《字孳》等书，嘱觅书手代钞。”——这差不多是扬州文汇阁存世期间最后的记载。在此十四年后，太平军攻入扬州，文汇阁及其藏书就一起毁于战火之中了。

过了大约十年，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创办金陵书局时，曾委托学者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等地搜寻文宗阁和文汇阁失散于战火中的藏书。通常的说法是：莫友芝曾于同治四年（1865）专程至镇扬诸地，悉心寻访两阁藏书的下落，却毫无收获，空手而回。莫友芝此行是否真的一无所获呢？据悉，国家图书馆今藏《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四册，经史子集各一，经部首页有莫友芝藏书印。由此看来，莫友芝的镇扬之行还是有所得的。也有人说，扬州文汇阁的藏书亦有残本存世，书名分别是《周易启蒙翼传外篇》二册，《云笈七签》、《御定全唐诗录》、《图书编》各一册。

七大藏书楼中，文渊阁的藏书后归故宫博物院收藏，文源阁于咸丰年间被八国联军纵火焚毁，文津阁的藏书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文溯阁的藏书现属辽宁省图书馆，文宗阁于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军兵火，文澜阁是“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阁，其藏书现属浙江省图书馆。扬州文汇阁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毁于咸丰四年（1854），存世仅七十余年，在七大藏书楼中寿命最短。

北四阁

文津阁

文津阁是清代七大图书馆之一，位于避暑山庄平原区的西部，这里曾藏《四库全书》，以及经、史、子、集分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万册，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弘历（乾隆皇帝）在《文津阁记》中写道："欲从支脉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此句即含有"文津"之意。文津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建成，1954年重建。营造法式仿照明代建筑的浙江"天一阁"。外观为两层，实际是三层，阁中辟一暗层，这样阳光不能直射到藏书库。室内油漆彩画也很考究，深绿色的柱子，蓝色封套卷册，白色的书端，都以冷色为主，给人以宁静的气氛。

文津阁建成以后，1782年，《四库全书》成书，共誊写了7部，其中藏于文津阁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 1784 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共 36,304 册，分装 6,144 个书函，陈列摆放在 128 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中，128 个书架林立其中， 6,144 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当年高大的书架上，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分别配有绿、红、蓝、灰四色，夹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阁的东北部有水门与山庄水系相通，阁前池水清澈，人在阁前特定位置向池中望去，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随波晃动，而天空却是艳阳高照。原来这是造园家在池南的假山上，开出一个半圆形如上弦月的缝隙，利用光线，在水中形成下弦月的倒影，构成“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水池南岸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假山，怪石嶙峋，气势雄浑。假山占地约800平方米，用石3279立方米，由浆石和鸡骨石等堆叠而成。假山石洞，前后各有两门相通，结构也颇具匠心。洞内山石遮掩，可分厅、堂、窗、孔、穴等，洞壁用鸡骨石镶嵌，幽深曲折。有几个大小不等的窗孔，透进幽幽的光线，使洞中的峭壁怪石若隐若现。山上横岭纵峰，沟桥岗壑，各自争奇。有棒槌山、罗汉山、双塔山等十大名山的缩影，更有“十八学士登瀛洲”的造型，还有仿米芾“宝晋斋”的园林布局。文津阁东为碑亭，四角攒尖顶，上覆黄琉璃瓦，内竖石碑一座，通高5．34米，碑正面镌刻着乾隆题《文津阁记》，其余三面刻有乾隆作的3首诗。 每逢中秋佳节之际，天高气爽，登临“月台”赏月，但见园内，老树苍劲，枝杈纵横。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把一片银辉洒向大地，山庄顿时银装素裹，更显得清澈静谧。文津阁假山的造型艺术，集中了米翁宝晋斋和范氏天一阁之长，运用传统叠山技法，结合北方雄壮的特点，风格一反南方小巧玲珑之态，而是雄伟、浑厚、气势磅礴的艺术作品。 《热河志》中写道：“文津阁与紫禁、御园三阁遥峙，前为趣亭，东侧月台，西乃西山，盖仿范氏之成规，兼米庵之胜概矣。”

文津阁庭院，由粉墙围绕，是山庄的园中之园。这组建筑，坐北朝南，依次布置着门殿、假山、水池、藏书楼、花台、曲池、山石、月门。东侧有碑亭和值房3间。阁前池水清澈，澄泓见底，水草丛生。池南假山呈半月形环抱池沼，拱峙搂阁，叠石大多仿承德十大景堆砌，与山庄西山浑为一体。假山上有赏月的月台，其西有趣亭（已不存）。假山上有磴道，下有洞府，入门进阁，必经此洞。石洞曲折幽邃，洞顶有一曲形石孔，光线漏射到池水中，恰如一弯新月，每当丽日当头，水池中却素月高悬，“抬头看日，低头观月”，日月同辉，景观绝妙，又为山庄一绝

九州台文溯阁

1966年10月，基于战备的需要，为确保《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总计3474种、36315册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以及5020册清雍正年间所印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经过长途跋涉，被秘密运至兰州，拨交甘肃省保存在距兰州市75公里的山中。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编篡的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与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被誉为古代中国的三大工程。文溯阁《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的《四库全书》三部半中的一部，这部书原保存在沈阳， 1966年10月为了备战运到甘肃保管，至今已近40年了。

为了更好的珍存这部反映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成就，甘肃省委省政府拨专款修建的新藏书楼，1999年5月，甘肃省政府作出了在省城兰州立项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库的决定，在兰州黄河岸畔北山九州台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2002年1月，藏书楼奠基仪式已经在兰州隆重举行。2003年4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

2005年7月8日，新建成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正式开馆。这个坐落于兰州北山九州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投资 5000多万元，占地 3126公顷，总建筑面积 5757平方米，历时两年多建成。

新建成的文溯阁其方位和建筑风格都承系了“古制古貌”，外观颇具皇家气派与北京“文渊阁”最为接近，也是“歇山式大屋顶”建筑，外二层内三层，内部用钢筋混泥土厚墙，使用了现代化的防潮设施、防尘设施、防盗设施等甚至防辐射设施，室内温度和湿度都常年保持恒温。

文溯阁藏书馆主要包括主楼、副楼、办公楼，主楼占地 1900平方米。一二层为展览厅、三楼存放《四库全书》影印本，副楼占地 1400平方米，主要用于学术研究所用，而《四库全书》的真本则藏在专门设计的地下室内

文源阁

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遗址中，有一处早已湮没于荒草之中的古迹——文源阁旧址，这里曾是清朝乾隆年间庋藏名闻世界的大丛书《四库全书》的“四库七阁”之一。

清朝纂修《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文献整理活动。这次由朝廷倡导的规模空前的修书活动，表面上是稽古右文，渲染文治修明的景象，而实际上是要通过编纂过程中的征书、禁书、毁书和编书等一系列做法，来清除汉族士人反对满族异族统治的思想和典籍，即钳制思想，消灭异己，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寓禁于征”。《全书》广泛网罗和搜集了从上古流传至清初的所有著作，用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共收书3,461种，总计79,337卷，约97,700万字。它不仅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了三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学术成果，保留了丰富的典籍，而且任职于“四库馆”的官员学者，多是当时学术名流，他们倾十年心血而成的《四库全书》，无疑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这部大丛书的主要历史影响除学术成就外，当数“四库七阁”的建立。该书因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七部，分别建阁贮之，这就是被称作“内廷四阁”或“北四阁”的北京大内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之文津阁和盛京（今沈阳）故宫之文溯阁；以及被称作“江南三阁”的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阁与书历尽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最短的存世仅六、七十余年，目前只有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尚屹立人间。

文源阁是乾隆三十九年（1744）在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于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告成的，为七阁中建成的第二座。位置在全园的西北，南接水木明瑟，西临柳浪闻莺。阁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楹联等皆乾隆御书。阁南向而立，前方凿挖曲池，并放养金鱼于其中，据说大可盈尺。池南为怪石嶙峋的假山。池中还竖有一巨大太湖石，名“石玲峰”，高逾六米，玲珑剔透，环孔众多。正视之，则石如乌云翻卷；手叩之，音色如铜。石宽盈丈，四周俱镌有名臣诗赋，是当年圆明园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块太湖石，与颐和园乐寿堂前的“青芝岫”齐名。阁东侧为御碑亭，碑上勒有御制《文源阁记》。

乾隆帝对这部“浩如烟海，委若邱山”的巨书的贮藏是极为审慎的，他听说宁波范氏天一阁建筑构造别有精义，便下令仿其规制，营造庋书之所。文源阁虽已不存，但其格局当与文渊、文津、文溯三阁无异。从实物来看，现存的其它内廷三阁均为正宇上下六楹、各通为一间，内部则对天一阁予以改进，采取了明两层暗三层的“偷工造”法，即外观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下楼板之间通常被浪费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了一个夹层，全阁上、中、下三层都能用来贮藏书籍，既充分利用空间，又节省工料，体现了清代宫廷建筑师们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造诣和技巧。外观上为水磨丝缝砖墙，墙色为较沉静无华的灰色，深绿廊柱，歇山式屋顶，上覆绿剪边琉璃瓦。为显示建筑功能，楹柱间特地绘以河马负书和翰墨卷帙画面，色调清雅。全阁外观古朴典雅，蕴含深意，内中遍藏宏富卷帙，宁静肃穆，堪称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文源阁地处皇家园囿中，在一片金碧辉煌中卓然不群，更是独擅朴素之美。

除强调山水葱郁之气的庇护外，七阁取名亦独具匠心，既表明了乾隆帝推崇儒家经典的宗旨，也借若“渊”、“源”、“津”、“溯”等字，从水而立义，仿效范氏天一阁的“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

阁内的《四库全书》以浙江产上等开化纸缮写，共抄得36000册。书册封皮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的装潢办法，即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标明书的类别：经书居群籍之首，尤如新春伊始，标以绿色；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着以浅色（蓝色）；集部诗文荟萃，好似冬藏，适用深色（灰黑）色。以色分部，一目了然。装帧上为软绢包背装，束之绸带，并以楠木为匣，既精致美观，还能防潮防蛀。据档案记载，文源阁全书每册的首页都钤有“文源阁宝”和“古稀天子”印，末页则钤上“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印，朱色晶莹，又为全书增色不少。

文源阁落成后，乾隆皇帝每年驻跸圆明园，几乎都要来此修憩观书，吟咏题诗。《四库全书》抄毕送藏文源阁后，伴随着“康雍乾盛世”的余光，确也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宁静祥和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他们在饱掠圆明园珍宝之后，举全园而火焚之，大火在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中肆虐了三日，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以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一套《四库全书荟要》也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阁与书从告竣送藏到被毁，存世仅七十余年。

现在的文源阁阁已不存，仅余阁基，其上青砖仍较为规整；曲池已涸，高大的“石玲峰”因民国时两股土匪争相盗卖不得，被其中一方炸为两截，轰然坍于蔓草之中。当年曾在四库馆担任副总裁的彭元瑞、曹文埴题写的诗文碑刻，虽湮没在一片荒芜中，尚依稀可辨；而乾隆帝的御碑已挪至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分馆院内，文字仅存其半。整个文源阁遗址和旁边的舍卫城遗址遥相呼应，偶有游人凭吊至此，不胜唏嘘慨叹！至于阁中所藏《四库全书》，仅闻民国时湖州刘承干嘉业堂曾藏有钤“文源阁宝”的全书六册，此后人世间便不再有此惊鸿一现了。

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 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

文渊阁座北面南，阁制仿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构置。外观为上下两层，腰檐之处设有暗层，面阔6间，西尽间设楼梯连通上下。两山墙青砖砌筑直至屋顶，简洁素雅。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喻意黑色主水，以水压火，以保藏书楼的安全。阁的前廊设回纹栏杆，檐下倒挂楣子，加之绿色檐柱，清新悦目的苏式彩画，更具园林建筑风格。阁前凿一方池，引金水河水流入，池上架一石桥，石桥和池子四周栏板都雕有水生动物图案，灵秀精美。阁后湖石堆砌成山，势如屏障，其间植以松柏，历时二百余年，苍劲挺拔，郁郁葱葱。阁的东侧建有一座碑亭，盔顶黄琉璃瓦，造型独特。亭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文渊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四十七年(1728年)《四库全书》告成之时，乾隆帝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盛况空前。

《四库全书》连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入藏文渊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架放置。以经部儒家经典为首共22架和《四库全书总目考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放置一层，并在中间设皇帝宝座，为讲经筵之处。二层中三间与一层相通，周围设楼板，置书架，放史部书33架。二层为暗层，光线极弱，只能藏书，不利阅览。三层除西尽间为楼梯间外，其它五间通连，每间依前后柱位列书架间隔，宽敞明亮。子部书22架、集部书28架存放在此，明间设御榻，备皇帝随时登阁览阅。乾隆皇帝为有如此豪华的藏书规模感到骄傲，曾作诗曰：「丙申高阁秩干歌，今喜书成邺架罗，……。」清宫规定，大臣官员之中如有嗜好古书，勤于学习者，经允许可以到阁中阅览书籍，但不得损害书籍，更不许携带书籍出阁。

《四库全书》编成后，最初用了六年的时间抄录正本四部，除一部藏文渊阁外，另三部分别藏于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四阁又称「北四阁」。后又抄三部藏于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称「南三阁」。 七部之中或已亡失，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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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每一部分又包括其他经典，合成“经史子集”。

经部：指儒家学说，儒家经书开始有五部，即诗、书、易、礼、春秋，称为“五经”。从唐代到宋代，形成十三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纪、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指记载历史兴衰治乱和各种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历史书，远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即有历史的记录。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的《史纪》为中国正史的开始，以后几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此外古史、野史、法典、地志、职官、政书、时令等，凡记事的书籍均归入史部。

子部：指记录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春秋战国之际，学者辈出，百家争鸣，哲学、名学、法学、医学、算学、兵学、天文学、农学十分发达。每家著书一种，后人因为次于经书而成一家之言，所以称为子书，道教、宋明理学、清朝的考据学也都归入子部。

集部：凡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等集子和文学评论著作，均归入此类。属于一人所有的称为别集，汇选若干人的作品称为总集，有关诗的集子称为诗集。

扩展资料: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截止到2013年10月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

《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参考资料：

本月认真读完的第一本书是梁启超先生的《读书指南》。这本书是真正每行每句的读完，而不是看小说那般一目十行的读。有些地方还需要翻到前面对比着读，边思考边读，因此颇是花了一些时间和功夫。精彩的言论和表述太多，以至于超过kindle允许导出的笔记数量，分成几次才算是把笔记完整导出。

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写给清华大学的学生关于国学学习和读书的指导。我国古代著作浩如烟海，全部都读是不可能的，哪些一定需要读甚至背诵？哪些最好读一读？哪些不必读？这些著作的内容有深有浅，如何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学习？对于经典著作，有哪些读书和学习的好方法？这些在书中均有答案。

在这本书中，针对没有或者很少国学基础、而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给出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一共二十四种。作者认为，这些书无论对于学什么专业的人来说，“皆须一读，否则不能认为是中国学人。”

此外，按照不同的分类，作者分别给出不同的建议书目，比如修养和思想史类，建议的是《论语》《孟子》《老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近思录》《传习录》等以儒家为主的经典著作；对于政治及文献类，作者建议的是《尚书》《战国策》《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对于韵文书类，建议《诗经》《楚辞》《乐府诗集》《唐百家诗选》《宋诗钞》等……还有小学书及文法书类，以及随意涉览书类等。

这无疑是给了广大国学爱好者一个读书的方向。虽说我国的古代著作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但其中依然有一些品质不高、良莠不齐的作品。跟着作者的书目去阅读，读到的均为经典之作，并且作者也考虑到逐步深入的学习顺序，先给出难度相对小一些的书目。

本书的附录中有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文章。胡适给青年人提供了一份国学书目，但梁启超非常不赞同，于是有了这篇文章和现在的这本书。

梁启超提出：“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 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 有了这种常识之人不自满足，想进一步做专门学者时，你若想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你就请教胡君这张书目；你若想做别一项专门家，还有许多门，我也可以勉强照胡君样子，替你另开一张书目哩。”

梁启超这篇文章写得颇为不客气，也颇为有趣，一扫现代文人之间相互吹捧之风。

说到读书方法，不得不提《怎样阅读一本书》。这本书提供了不少阅读指导，比如说读正文前先看目录，了解全书的框架结构；学习一个领域时，可以进行主题阅读等。这本是比较经典的阅读指导书，上面提供的这些阅读方法到现在也是一样通用的。《读书指导》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

1）针对的主要是国学著作

国学著作有它的特殊性，文言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晦涩难懂。没法抱怨我们的基础教育，毕竟对于国家来说，培养实用的数理化人才对于现代化的建设更有用；文言文，只要有个了解也就可以了。

在普遍古文基础不佳的情况下，梁启超由浅入深的给出了读书的顺序和指导意见：有些简单的可以直接读，有些难度大一些的可以读完相关的其他著作再读。

2）不同的读书方法

对于不同的国学著作，作者建议有不同的阅读方法；而读者的读书目的不同，阅读方法也相应不同。比方说对于《论语》，如果是为了知识研究，那么可以采取以下的读法：

“第一，先注意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以别种眼光视之，免使朦混真相。 第二，略依前条所分类，将全书纂钞一过，为部分的研究。 第三，或作别种分类，以教义要点——如论“仁”、论“学”、论“君子”等为标准，逐条钞出，比较研究。 第四，读此书时，即立意自作一篇孔子传或孔子学案，一面读便一面思量组织法且整理资料，到读毕时自然能极彻底极正确的了解孔子。 第五，读此书时，先要略知孔子之时代背景。《左传》《国语》，实主要之参考书。 第六，此书文义并不艰深，专读白文自行绎其义最妙。遇有不解时，乃翻阅次条所举各注。”

很多人读《论语》，并非是为了做研究，而是为了修养人格。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么“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既已如此，则不必贪多务广，果能切实受持一两语，便可以终身受用。至某一两语最合我受用，则全在各人之自行领会，非别人所能参预。别人参预，则已非自得矣。要之，学者苟能将《论语》反复熟读若干次，则必能睾然有见于孔子之全人格，以作自己祈向之准鹄；而其间亦必有若干语句，恰与自己个性相针对，读之别有会心，可以作终身受持之用也。《论语》文并不繁，熟读并不费力，吾深望青年勿蔑弃此家宝也。”

梁启超对于重点书籍，如《四书》，《史记》，《荀子》，《韩非子》，《左传/国语》，《诗经》，《楚辞》和《礼记》，不但详细分析了编撰及篇目，介绍了作者及其经历，相应的注释书及其读法，还严谨的考证了其中篇目的真伪、编撰者、删定者、原料以及时代等，分析了其价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上述重点书籍，每一本梁启超给出的读书方法都不同，非常有针对性。比方说《左传》：

“吾侪今日治《左传》，最好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全社会共同现象。例如，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于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何如……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

吾侪研究史料，往往有须于无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时代是否已行用金属货币？(二)春秋时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时代是否用铁器？(四)春秋时代曾否有不行贵族政治之国家？……诸如此类，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题。若其可作反证之资料甚缺乏乃至绝无，则否定之断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

按照梁启超的上述建议去读《左传》，相信对书中内容、春秋时代状况等的认识及收获会大为不同。

指导如何读书的书不少，提供书单的更多。《读书指南》这本书，有它的特殊之处。

1）考古辨伪

梁启超用了大量篇幅辨别这些重要书籍的真伪，比如说，《史记》一书，他认为当中有几篇明显不是司马迁写的，而是后人加入的，如《孝景本纪》、《孝武本季》、《三王世家》等；而司马迁的原著中，有十篇已经轶失了。之所以会出现假冒的文章掺杂其中，有各种原因：古人用竹简，书写不便，没有笔记本，因此往往直接把自己的注解和体会写在原著的竹简的空白处。后人无法分辨，有些就被加入到原著中，成为原著的一部分。

也有故意篡改的，比如王莽篡位时，就修改了大量书籍的记录；也有个人行为，比如有一些文人把自己写的文章夹杂在名人名篇之中，鱼目混珠；还有一些学者，因为原文缺失，就自己写了续，补上。以上各种情况造成了这些古籍中鱼龙混杂，故梁启超的头一条建议便是“先注意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以别种眼光视之，免使朦混真相”。

既往拿到一本古籍，便以为它生来如此，从未想过手上的这个版本往往经历了上千年、不知多少人的修改。现在才理解我们国家这些古籍能流传至今，有多么的不易。

2）“异文”现象

本书中梁启超并未重点写这个问题，不过既然谈到古籍，就不得不说异文现象。一个例子是崔颢的《黄鹤楼》。我们熟悉的版本是“昔人已乘黄鹤去”，但唐人诗选中，这一句均为“昔人已乘白云去”，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从元朝开始，变成了“黄鹤”，并为大家所接受，毕竟这首诗是写黄鹤楼的。此外，“芳草萋萋鹦鹉洲”，敦煌本中是“春草青青鹦鹉洲”；“烟波江上使人愁”，敦煌本中为“烟花江上使人愁”。

另一个例子是《道德经》。在我的印象中，此书五千余字，分为《道经》和《德经》，共八十一章。事实上，《道德经》有很多个版本，字数也不一样，有不到五千字的，也有超过五千字的。只是由于王弼注解的这个版本最盛行，因此，现在流传的普遍是这个版本。

我们无需了解这些考证的具体内容，只是不能把手头拿到的版本视为理所当然，更要对不同的版本存有学习和接纳之心。

3）不同学派的不同观点

这部分梁启超提到了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其中最惊讶的莫过于他对《毛诗序》的评价，认为“故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序》拉杂摧烧之”。举一个例子，我们常说“四诗风雅颂”，然而“风雅颂”只有三者，为什么是“四诗”？一直以来的解释是，“雅”可以分为“大雅”和“小雅”，因此加起来是“四诗”。

梁启超的观点是“盖三百篇本以类从，分为四体，曰南、曰风、曰雅、曰颂。自《毛诗序》不得“南”之解，将周、召二《南》侪于《邶》《鄘》以下之诸风名为“十五国风”，于是四诗余其三，而析小、大雅为二以足之，诗体紊矣。”也就是说，“四诗”应该是“南风雅颂”，但《毛诗序》不理解“南”是什么，就把这部分归到了“风”下面，再把“雅”拆分成“大雅”和“小雅”，凑成“四诗”，于是打乱了原来的诗体。

“综合此种资料以推测，“南”似为一种合唱的音乐，于乐终时歌之，歌者不限于乐工，故曰“其乱洋洋盈耳”矣。”这是梁启超对于“南”的解释。

这段时间同时在看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谈到《诗经》之时，钱穆依然引用《毛诗序》的解释，也依然赞同“风雅颂”的分类。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了解有不同的争议和观点即可；凭我们目前的学识和认知，恐怕也无力判断到底哪种观点更符合《诗经》。

4）注释之书

由于本书中提到的都是古籍，而古籍流传至今，已经有无数古人阅读并且留下注释；这些注释，往往也是珍贵的资料，帮助我们今天能更好的理解古籍的原意。这也是为什么《毛诗序》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

有些注释是很重要的，因为写注释的人在年代上更接近古籍，更能看到全貌，也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能理解书的原意。比方说韩非子注释过《道德经》，成为后人研读时的重要参考；而王弼注释的《道德经》，现在几乎成为官方版本。《道德经》中有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如果看到前人有注释“勿扰民”，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梁启超在重要的古籍的分析及阅读指导之后，均有一栏是对从古到今各个注释版本的比较和评价，并给出建议，读者最好参考哪几个版本的注释书。

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用半文言写成的，对于读惯了白话文的人来说，可能略有不适应。不过总体来说，比真正的文言文容易阅读得多，理解上应当不存在困难。如果真的有志于阅读更多的古籍，这本书当为不错的入门及指南。最后，引用梁启超先生的两段话作为结尾：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

”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 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善读书的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