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

　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体鉴定古籍年代

　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湿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体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体，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 六家文选 字体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

因为汉字出现得早,而汉字又是方块字的原因我们看一看”册”字,就知道了,我们古时首先是用竹简来书刻字,由于方便雕刻的原因(竖着刻比横着刻方便,而且更好把持竹简的稳定),且我们的汉字又是方形的,横刻竖刻都能看,自然就采用竖的方式了但又为何采用从右到左的方式,而不用从左到右更方便书写(符合右手习惯)呢原因也是因为竹简,竹简是刻的时候一片一片地刻,刻好了再用绳子连在一起的,所以在书写(雕刻)时就不存在从左到右方便还是从右到左方便的问题了相反,连结的时候注重的是阅读的时候右手拉简比较方便,所以便采用了从右到左的方式

对后世的影响:

1,书法的形成和文章的短小:直至后世,书籍的载体变成了纸,书写的工具变成了毛笔,由于习惯,也一直保持着原先的竖行书写方式,这就给书写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因为从右向左写,衣袖会很容易碰到刚书写完成的的墨汁这就使得书写的时候要分外小心,而且还要用左手托住右手的衣袖,这就形成了一种精神十分集中的状态,使得书写不但只是一种书写过程,更是一种情操的淘治和锻炼,我觉得因此而产生了书法并发展成一门艺术与其说方块字造就了中国的书法,我觉得不如说是竖行书写造就了书法—其实竖行书写比横行书写点缀起来也灵活漂亮很多不过,竖行虽给书写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却给阅读和流传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所有的文章写好了只要一卷,就可以带走,而看的人只要右手一拉,就可以看,这就省切了装订过程由于装订变成了一门选修课,大家就自然倾向于用一张纸表达自己的意思了,这样文章就倾向于短小的文体

2,卷,碑文,折子—中文里简单的版式:在我们的心目中,关于卷册最深的莫过于皇帝的圣旨了关于碑文,我觉得中国特别喜欢立碑文,不知外国的情况如何有事没事总爱立一个碑来玩玩我觉得之所以这么热衷,很大的原因,就是中文特别适合写碑文,竖着写,一行到尾,从右到左,根本不用考虑什么版式,你立的碑有多宽也无所谓,一直可以写到结尾奏折,我觉得是很适合中文版式的一种装订方式,两手向外一拉,所有的内容都一览无遗了,根本不用翻页,不过要求就是文章不能太长我总是在想,如果能叫古人帮我用奏折的方式来写一本电话本,那么看电话本将会一件十分赏心悦目的事以上这几种载体,对于中文的版式来说,都是一样的,什么也不用想,只要你的书法好的话,你写出来的东西就好看了,这是多么奇特一种排版方式,简单而标准,仿佛排版这一样东西,在中国的文书里像不存在一样不过,也不得不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排版,什么样的排版好看得过一幅好书法呢

3,向后翻书和站着看书:我们如果拿起一些旧式一点的书,都不禁觉得奇怪,更甚别扭,里面不但是竖着写的,翻书还要从最后一页翻起其实,由奏折想像开来,同于承接关系,古时的书由竖行和由右向左看的关系,必然是由右手边作为首页的了我们还有一个印像,那就是感觉古人很常爱站着看书,他们往往把双手靠在背后,一边看书,一边踱着方步或一边看书,一边看着窗外的风花雪月在思考不过,我也尝试着站着看书,然总是感觉不舒服,一则可能现在的书本太厚了,左手托着很吃力;二则可能翻书也没有古时人翻书方便了,古时是用右手把左手的书往右翻,而如今是用右手把左手的书往左翻,可能在坐着看书时因为习惯的原因反而觉得向左翻更方便三则,站着看书会走神,只要眼睛向外瞟一眼,就不知道看到第几行了,而那些薄的古书可以用左手把它卷起来,让正在看的那行(竖行)处于手的中心,想忘记看到哪也不行了所以,现在我们多是采用躺着看书,或卧着看书,而不再站着看书了说到这里我又想说说古代的近视问题,有人说古代没有眼镜,就算近视了我们也不知道,不错,这是一方面的原因,然而古书里记载某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他有眼疾,又或者说读书人眼神不好呢也许古代读书人近视者也真的不多这很有可能是读书的习惯问题了然而近视是由于读书习惯不好而导致的,怨不得人,很对,但又有谁十几个钟(这就是不好的习惯,但一本好书在手又有谁去记得看了几个钟)坐得像一块木板一动也不动呢而不是采取弓着腰,又或干脆躺上床上看的方式呢

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文字书写顺序：从左到右，先上后下，即横排向右行。这与古代汉字竖排向左行的顺序是有极大差别的。

其实，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各种文字的书写顺序各有不同，总体上有左行、右行、下行三种。如今世界各国仍保留这三种书写顺序。左行如英文等；右行如阿拉伯文、希伯莱文等；下行如传统蒙古文、中国古籍印刷、有时的日语等。

这三种书写方式，起源于不同的书写习惯。例如，从右到左写，据说是因为神的方位，以北极星为坐标，太阳起于东方（右），没于西方（左）。这一方式起源极早，并一直在闪族各语系中保留到现在。希腊字母传承自闪族字母（腓尼基），本来也是从右向左的，但后来却反了过来。原因大概是右手写字，从右向左写会挡眼。但这一变化有一个过渡期。希腊文字曾实行过一段“牛耕体”，即一行向右，一行向左，甚至行序还有过从下而上的！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改为现在最通行的右行向下的顺序。

汉字的古代书写，一向是直行向下的，极少例外。这一顺序的起源，与书写材料有着密切关系。如古代的竹木简，材料纹理多纵向。狭长的竹简通常是单行书写。人的习惯总是纵向持狭长的物体，这样单行书写，一路向下。又因为左手拿简，右手书写，写完便按顺序放在右手侧，左手再去拿新简开始写，由此变成先上后下，从左到右的习惯。

我们现在在读或者看到一些古代书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古书包括古籍，上边的文字都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读，这种阅读方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格格不入，感觉读起来非常的别扭，那为什么古代书籍都是这种书写阅读方式呢？

传统书写模式，极适竹简书写

说到古籍，我们可能会首先想到竹简，竹简都是由一片片的竹片制成的，所以可能觉得造成这种书写方式的原因，是因为书写材料的限制导致的。这种说法这样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在古代造纸术未出现之前，文字的记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需要刻在木板或者书写在竹简上的，木板或者竹片虽然不是多么珍贵，但是这种材料的制造很浪费时间，我们看一下这种竹简的书写方式。

古代竹简的书写方式，竹简的书写及阅读大都是字在上这样卷起来的，方便查询及阅读。细长的竹片根本也不适合横着书写，而且横着书写时，是从右到左的，也不方便。右手用毛笔书写的时候，左手扶着竹简，书写的时候字迹更为工整，就算竹简先写后穿起来的，右手持笔写字，左手的功能这时候就是扶着竹片，假如从左往右写的时候，右边卷起来的竹简就会顶住写字的右手，根本不方便，从右往左写时，也不用担心，毛笔字墨沾手上或者衣服上，毛笔写字时手是有一段悬空距离的，是最为适合这种写法的。

实则甲骨文初现之时，这种模式就已经存在

其实这个说法我们看来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真实的从上至下、从右到左的书写开始并不是起源于竹简的，古代最早成熟的文字证明是甲骨文，书写的笔也不是常见的毛笔，而是用刀刻画上去的，而且仔细看甲骨文，也会发现，从上至下、从右到左也是甲骨文的书写方式，这也就证明自文字产生并书写之初，就拥有了这种书写方式，而不是到毛笔竹简的时候才产生这种书写方式的，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书写方式。

《易·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孔颖达 疏：“上，谓君也；下，谓臣也。

意寓尊崇天地，书写创立排序之时按地位排列

古人对于天地是尊崇的，认为上天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不然各朝各代的皇帝也不会说自己“受命于天”，而天在上，最早的文字书写之时自上而下，无非寓意就是古人对上天的尊敬。在“唯有读书高”的古代，读书人的地位是崇高的，处在社会阶层的顶端，读书写字是件神圣的事情，当你从上往下读的时候，头就会随之上下点动，意寓认同认可，就是先天后地，意寓对天地的尊崇。

祭天

在古代官员的站立上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明朝之前，一切都是以右为大，右边站立的官员官职通常比左边的高，那从右到左读就是合理的了，《汉书》中描写的“左迁”就是意味着这个人被降官或者遭到了贬职，也能从侧面为我们表现出在古人心中，是以右为尊的，关于右为大这件事，可能是右手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情要比左手做的事情多，所有以右为尊。在人们书写之初，肯定要论上下左右顺序，这就成为了书籍的书写方式。

上下的书写方式寓意了古人尊崇天地，上下意味着高低，那古人为什么不横着写呢？其实横这个词语在古代寓意并不是很好，横刀、横死等等，意味着意外的，不吉利的。横、竖这两个字，人站立之时，就是竖，逝世后躺着就是横，所以自上而下的书写，这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横版印刷亦是自民国即有的，初起是为了配合外文篇章，不过作为古籍整理的底本文稿或旧籍的书写和印刷即是自上起右起，故而称见上文为见右，见下文为见左，改为横排便难解其意，又不宜改动原文，再则是卷题、篇题、节目依次降行格，便于排版。再则是对于眉批，若改横版便无法印刷，故像很多杂剧小说虽易正作简，依旧竖排。

竖排文字的行文方向，从整行上来看是从右向左。在报纸排版的时候，标题、正文是从右向左竖排。

从汉字的特点和人的生理习惯来看、因为是右手写字、左手执册，一个字的笔顺自然是从上至下，自左而右的方便。

如果从右往左写，写左半部时，毛笔势必挡住右半字形，不便于安排结构，影响结字的美观。而每个汉字的末笔都是在中下或右下，写完上一字的末笔紧接着写下一字的起笔，竖式书写比横式书写更方便，更便于笔势的连贯。

扩展资料：

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的报纸改变了排版方式，由原先的“竖排右书”改成了“横排左书”，也在这一天，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为本报改为横排告读者》，其中就提到了中国现代书籍报刊的排版方式需要改变，应该跟着时代进步和发展，应该跟着人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改变，文字横排是一种发展趋势。

其实早在四年前，陈嘉庚先生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就提过“汉字横写”的事情，而《光明日报的》实践，率先踏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为之后几个月里，多种报纸改版打响了头炮，到1956年后，全国响应横排左书。

参考资料：

-东亚文字排版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书籍是记录文字的载体，但必须是有了文字才能产生书籍，而文字一定要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之上。我国最早发现的文字是甲骨文，这些文字记录在动物的龟甲、兽骨上。这些龟甲、兽骨算不上书籍，只能说是最早的“纸张”。但龟甲和兽骨不可能像纸张那样连接，只能是以堆放的形式进行阅读，包括后来出现在青铜、玉石、陶器上的文字，都算不上书籍的装帧。直到出现在竹木简上刻字，书籍的装帧艺术才崭露头角。

1 简策装──最古老装帧的形式

造纸术发明之前，我国古人将文字书写在长条形状的木片和竹片上，木片称为“木简”，竹片称为“竹简”。最初人们只是阅读单个“简”，后来为了方便阅读和保管，将“简”按顺序用绳子编连起来，这种装帧形式被称为简策装。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简”就是竹简或木简，“策”就是“册”的假借字。简策装就是用不同类型的绳子（如丝绳、麻绳或皮绳）在简的上、下两端无字之处打孔编连。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另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编完一篇内容为一件，称为策，也称简策。策与册意思相同，用丝绳编的叫丝编，用皮绳编的叫韦编。编简成策之后，从尾简朝前卷起，装入布套，阅读时展开即卷首。

编简成策、编连卷收的制作技术，极其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书籍的装帧技术。简策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制，流行于商朝和周朝时期，后来逐渐被纸本书所代替。

2 卷轴装——使用最久的装订形式

21 帛书卷子装

帛书又名缯书，是我国古代写在白色绢帛上的文书。帛书和简书一个是用竹简，一个是用绢帛，由于材料不同，成书装帧形式也有差异，既有折叠，也有卷子。

关于帛书的形式，古籍中还未见到详细的记载。《后汉书襄楷传》中说：“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缥素，即以淡青色的素作质料；朱介，以红色作界行；青首，以青色作卷首；朱目，以红色书写标题。又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载：“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这说明帛书的长短是依内容长短来决定的。

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中，的确存在卷轴式，但仅限于写在半幅帛的帛书，即用一根竹条作轴从后向前舒卷成一束，与简书卷存一样，由于简书本身坚挺，不必加轴固定。马王堆帛书中的另一种形式，则是整幅帛书折叠成长方形存放在漆盒内，由此可见帛书并非完全是卷轴。

22 纸书卷轴装

卷轴装又称卷子装，纸书出现之后，书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并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一点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卷轴装的型制是由简策的装订形制演变而来的。其方法是把写有文字的纸按顺序一张张粘连在上，然后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长出卷面宽度少许的轴（一般为木轴），将长卷卷在轴上。卷首裱一张无字的纸或丝织品，叫做“飘”，“飘”不写字，但要质地坚韧，起到保护作用。在“飘”头系一根丝带，丝带用来捆缚长卷，在丝带的末端穿上一根牙签，用以固定丝带。阅读时拿下牙签展开长卷，阅后将长卷卷起，放置于架上。

卷轴装由五部分组成，即长卷、轴、飘、丝带和签，类似于简策的装订形式，卷轴装始于周朝，盛行于隋唐时期，后历代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

3 梵夹装——最早引进的装帧形式

梵夹装是我国在十九世纪前唯一引进的一种国外书籍装帧形式。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时候，梵夹装这种书籍装帧形式也随之传入我国。

印度是热带国家，印度有一种长着修长硕大、表面光滑树叶的贝多树，古代印度以这种树叶为载体制作书籍。具体方法是把表面光滑的贝多树叶裁成长方形并晾干，将写好的书叶按顺序排列，一张张摞在一起。晒干后的贝叶容易碎损，因此其上下需要夹板保护。为确保书叶前后顺序不会混乱，在中间或两端连板带书叶穿一个或两个洞，穿绳绕捆。这种装帧形式传到中国，称为梵夹装。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古印度如此，近代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来，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从侧面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汉译佛经梵夹装的出现，影响巨大，意义非凡，不仅丰富了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促进了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的过渡。

4 旋风装——早期向册页装过渡的形式

旋风装又称龙鳞装，是由卷轴装演化而来。旋风装形式上和卷轴装一样，首先用一张长长的纸做底板，在底板的右端将第一页无字面整幅裱贴上，从第二页起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然后将第二页用一窄纸条粘在第一页左边无字处，余下的页数按顺序由右至左依次粘在上一页的下面。阅读时展开长卷，书页如鳞状排列有序，从右向左翻页阅读，阅后从右边卷首卷起长卷收藏。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

旋风装是为了解决阅读时翻检不便的问题，是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的一种装帧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但没有形成规制。因此，旋风装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早期过渡形式。

5 经折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

经折装，又叫折子装。顾名思义，经折装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唐朝时期最盛行卷轴装的装帧形式。唐代是我国佛学的鼎盛时期，佛门弟子念经时盘禅入定、正襟危坐，如果使用卷轴装对诵经的僧尼们会造成诸多的不便。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即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

书籍装帧形制发展到经折装，可以说已完全脱离了卷轴装的形式，几乎接近于册页书籍的装帧，因此说卷轴装是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

6 蝴蝶装——装帧形式进入了册页装阶段

唐代已有了雕版印书业，故原有的装帧形式（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文化的需求，这就必然促使书籍装帧以新的形式适应社会需求，因此蝴蝶装应运而生。

蝴蝶装又称蝶装，是由旋风装演变而来的，其装帧方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页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对折，以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为书脊，再在书脊处用浆糊逐叶彼此粘连。再预备一张与书页一般大小的硬厚一些的整纸，从中间对折出与书册的厚度相同的折痕，粘在抹好浆糊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最后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成了。从外表看，这种装帧形式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页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蝴蝶装。

蝴蝶装的特点是一页一版，改变了卷轴形式这一沿袭千年的书籍装帧形制，是书籍装帧的重大进步，标志着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进入了册页装阶段。但是，由于蝴蝶装有无字页面、易于脱落、造成掉页等缺点，一种新的在蝴蝶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书籍装帧形式出现了，这就是包背装。

7 包背装——使用最久的册页形式

包背装发明的时间大约在南宋末，元代时特别盛行，明清时期的书籍装帧大多使用包背装，如明清时期的巨著《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包背装的特点与蝴蝶装恰好相反，是反蝴蝶装倒折书页的方法，即将印好的书页正折，使版心所在的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并将折好的书页按顺序排好，将左边的折边对齐压稳，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并将边裁齐并作书背，再用一张硬厚整纸作为封皮，用桨糊包背着，再裁去书的上下及封面的边沿，就成为所谓的包背书。包背书与现代的平装和精装书本非常相似，只是包背书是单面印刷，合页装订，并在书背内侧竖订纸捻以固定页；而现代平装和精装书本是双向印刷，折配装订，书背上横向素线以固定书页。由于包背书仅便于收藏，经不起反复翻阅，若翻阅的次数多了容易散乱，而且在制作上也相当复杂，因此人们就在书页的空白边上打孔（一般打三个孔），用线绳横索书背，再连穿下端的孔，最后用系扣打结的方法装帧书籍，这就是线装书了。

包背装比蝴蝶装先进很多，但用纸捻装帧、包裹书背的缺点一是不便于反复翻阅、容易散乱，二是不利于长期收藏保存。因此，一种更先进的装帧技术出现并且取代了蝴蝶装，这就是线装。

8 线装——古代最先进的装帧形式

线装书是我国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线装书装帧技术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史上的一次重大技术改革。

线装书的装帧特点是线装的折页与包背装完全相同，版心朝外，背面相对，不同之处是改整张包背纸为前后两个单张封皮，包背改为露背，纸捻穿孔订改为线订，装帧成册。早在南宋时期，线装书籍的形式就出现了，盛行于明清时期。线装书籍便于阅读，又不易散破，线装不仅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更便于保存和修补重订。线装是我国古代装帧技术史上最先进的书籍装帧技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制发展到线装形式，可以说已经到了精善完美的程度了。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关于夏朝的存在目前存在巨大的争议，其争议的最大关键就是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夏朝文字的实证。

文字是证明遗迹的关键，在100多年以前，商代同样被认为存疑，直到殷墟甲骨文的大量出现，才使得商朝的存在被确认了下来。而甲骨文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甲骨文仅仅是商代的文字，而且甲骨文当中找不到关于夏朝的描述。所以夏朝的存在与否一直存疑。

夏朝时期的遗迹发现了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里头遗址，在国内的考古界二里头一般被称为夏都。但因为没有文字发现来确认二里头的身份，所以争议还是不断。

夏朝文字的证据目前都是侧面的证据，比如甲骨文是一种相对比较完备的文字，而在甲骨文之前应该存在比甲骨文更为古老的文字存在，也就是所谓的夏朝文字。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文字存在直接证据。只能通过甲骨文推测还有比甲骨文更为古老的文字存在，判断夏朝文字可能存在。但要注意的是，即便有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也不能说明那就是夏朝文字。

夏朝文字可能存在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文字的书写方式，我们都知道古代的文字是从右向左竖向书写的。现在发现的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后来的金文，无论是甲骨还是青铜器，实际上都不是常用的文字载体，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文字才会被刻在甲骨与青铜器上。

竖写的方式，其实更适合在竹简上进行书写，甲骨文的书写方式，从侧面证明，当时应该是存在竹简木牍一类的文字载体的。但因为竹木保存不易，目前发现最早的也就是战国时代的，所以商代以前的竹简没有能保存下来。

夏朝很可能也是在竹木上书写，但因为承载工具的原因，没有能保存下来。

但无论是成熟的甲骨文，还是文字的书写方式，都只是侧面的证明，还不足以作为主要的证据，证明夏朝的文字就一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