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

《列宁全集》（第1版）

《列宁选集》（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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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李登辉。

李登辉（腾飞）祖籍福建同安，父母为南洋群岛华侨。他在一八七三年夏诞生于爪哇，一八八七年转往新加坡读书，一八九一年赴美国留学，一八九七年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南洋群岛，从事华侨教育事业，并参加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导革命的宣传工作。受到孙先生的帮助和鼓舞，他更加热爱祖国，于一九○五年回国，与留美同学颜惠庆等在上海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并参加曾少卿发起为反对美帝虐待华侨、华工而斗争的抵制美货运动，从事国际宣传工作。时曾少卿又把他介绍给复旦公学创办人马良（相伯），担任复旦总教习（即今教务长），兼课中国公学。一九○七年清政府招收江南留学生，曾聘他兼任主试。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他兼任英文《共和报》主笔，作国际宣传。辛亥革命军兴，武汉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邀他为外交部长，他以“不会做官”而婉拒之，仍在沪主持复旦教务。一九一三年，复旦监督（相当于今日之校长）马相伯年老退休，校董会董事长孙中山先生推他继任。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扩充为复旦大学。

李登辉从一九○五年回国后从事教育，主持复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达四十年之久。他中年时儿女殇亡，后又丧偶，乃以校为家。国民党政府一再邀他为“立法委员”，他始终不就，而专心教育。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病逝沪寓，时年七十五岁。

陈嘉庚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诞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镇一个普通商人家庭。他早年随父去南洋经营工商业，先后开办了30多个工厂，100多个商店，垦植了橡胶和菠萝园10000多英亩，雇佣职工达到几万人，可谓家资万贯。但身居海外的他却念念不忘祖国。早在青年时期，陈嘉庚就决心献身报国，救民于水火，1910年，他加入同盟会，剪去长辫，置身于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他先后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募捐20多万元。辛亥革命失败后，陈嘉庚认为只有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挽救劳苦大众于水火，因此他大力兴办教育。他在家乡集美陆续办起中小学、师范、商业、水产、航海、农业等许多学校。1921年，他又创办了厦门大学，这是当时福建省唯一的大学。仅1921年到1937年这16年中，他就负担了厦门大学的开办费和经常费达400万元。他逝世前在国内存款共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国家，用作发展教育事业。他一生为教育事业捐献的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他经济困难的时候资助的，当他办的公司已经被迫停业的情况下，他仍向银行借款，来维持学校的生存。毛泽东曾赞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清朝末年, 有个爱国华侨叫张振勋．他有一次听法国人说, 要在瓜分中国之后, 到山东烟台建葡萄酒厂, 因为那里生产的葡萄质量特别好．他就想: 中国的土地和物产,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利用呢？后来, 他就到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 生产出红、白葡萄酒20 多种, 味道十分醇美, 不但风行全国, 而且畅销海外．在1915 年万国博览会上, 张裕公司制作的金奖白兰地、雷司令等名酒获得了金质奖章

海外侨界爱国爱乡情怀实录

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当年咿呀学语的婴孩已满头华发；当年孱弱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而我们的共和国，也完成了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到繁荣昌盛、社会和谐的沧桑巨变。新中国60华诞之际，全球华侨华人包括侨领正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祖国母亲的拳拳深情。

本报记者／陈江松 发自上海

日前，本报记者从国务院侨办了解到，本月底将有两千多名海外侨胞应中国政府邀请，赴北京出席国庆庆典。十月一日，他们将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盛大的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这些华侨华人代表来自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来自未建交的国家和地区的侨领。

目前，有数千万华侨华人生活在海外，由于名额的限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但是，他们并没有缺席新中国的生日庆典，正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深沉之爱。

据悉，国庆前，将有数以十万计的海外华侨华人自发组团回国参加国庆六十周年庆祝活动，其中有举家回国，也有是坐在轮椅上被推回国参加庆典的。目前，北美、南美等华侨华人聚集的国家和地区，国庆前赴京机票已很紧张。另外，在国庆节前的半个月时间内，海外华侨华人筹备的各类庆典活动，也将在海外侨胞聚集国家和地区举行。

如果将全球华人比作一片竹林，每个华人正像一株株直指苍天的翠竹——它们的枝干虽然各自挺立，但根却纠结在一起，无法分离。一株竹的力量是微弱的，但茂密的竹林却足以抵挡风风雨雨。当前全球华人在世界各地为新中国华诞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正是表达着绿叶对根的情意——他们的枝叶在国外，根深扎在中华大地。

“她，

就是我的祖国啊！”

在十几年前的一次美国洛杉矾上万华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庄严仪式上，一个身材伟岸、高鼻大眼的男子汉，眼含热泪亲手将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他就是美国熊氏集团主席、美国中华工商团体联合会会长熊德龙。日前，在第五届全球华文传媒论坛上，本报记者有幸聆听了熊德龙的故事，听他饱含深情地谈起自己的养父母，谈起中国。他对记者说：“我虽然是‘老外’的长相，没有中国血统，但我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我有一颗百分之百的中国心和一腔百分之百的客家情。”

熊德龙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印尼华人，1947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兼有荷兰、印尼血统，出生后被遗弃于孤儿院。当他快两岁的时候，旅居印尼的梅县籍客家人侨胞熊如淡、黄凤娇夫妇收养了他。

熊氏夫妇将所有的深情厚望都倾注在熊德龙的身上，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启发他、培育他、造就他，而熊德龙也怀着无比热烈的报恩之心，以自己的胆识和毅力创出了一番事业，崛起于印尼工商界，进而建立起遍布全世界的熊氏企业王国。目前，他的企业遍布美国、加拿大、中国、印尼、新加坡、柬埔寨等国家和我国港澳地区，名下拥有美国大兴银行、熊氏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报业集团等几十家著名企业。

熊德龙身居海外，心系父邦，频频彰显其百分百中国心的爱国爱乡情结，热心故国和家乡的公益事业，成为饮誉国际社会的著名爱国侨领。

因为从小深受父母辈中华民族传统的影响，“爱我中华”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他怀着报答养父母养育之恩、回到梅州家乡尽点孝心的愿望，偕同夫人首次踏上中国这块陌生而又亲切的土地。他一踏上国门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说：“这就是我养父养母的祖国，我现在终于回来了！她，也就是我的祖国啊！”

熊德龙回到了养父养母的家乡梅州，看望了家乡亲人，拜访了家乡地方官员，受到地方政府和乡亲的热情接待。从此，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客家亲情。他看到山区人民生活艰辛，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内心很不平静，遂立志为发展家乡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熊德龙深知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自己以前上学受教育的机会有限，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投资进行弥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在自己养父所在的梅江区三角镇泮坑小学和水白中学，捐资兴建校舍，改善家乡中小学的教学条件。

1984年冬，梅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创办嘉应大学（今嘉应学院），他得知后，独捐人民币210万元，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德龙会堂。此后30年，他倾其所能，不断地向中国内地进行投资，先后拨出数亿元巨资资助内地的教育事业，输送了近3000名中国的基层干部出国培训。

熊德龙还极其关心家乡的公益福利事业。自1979年以来，他为梅州市的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捐资逾2000万元人民币。

熊先生还积极参与国内外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协助做好侨务工作，广泛联络，沟通侨情，增进友谊。从1986年开始，他分批邀请海外华侨、华裔代表团回中国参观考察，牵线搭桥，引进资金、项目。与此同时，分批邀请祖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领导、科技人员出国学习考察。

当有人问他，这些年在中国投资那么多，究竟赚了多少钱，熊德龙说，我到中国不是为了做生意、赚钱，为的是实践自己的诺言，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我的“家”在中国，我要宣传中国，回报我的“家”。我希望中国早日富裕起来。

“我是祖国

忠诚的儿子！”

1900年，随着几声炮响，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大沽口炮台，被八国联军摧毁，外敌再一次来到了北京的城墙下。

紧接着，八国联军便侵入了北京，打开了紫禁城的大门。

无数中国的奇珍异宝、文物古籍，都被这些侵略者劫掠一空，大量属于我国的宝物，流落到了海外。

时至今日，我国都在想办法收回，这些散落在外的文物。

不过世事无常，我们在想办法收回，属于自己国家流落的文物，有的人却会因为种种个人原因，将文物捐赠出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在晚年捐赠了，大量翁氏家藏的翁氏第六代继承人，翁万戈。

那么翁氏家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份文物收藏，以至于翁万戈捐赠到国外，会在中国 社会 上引发一片骂声？他又为何要这么做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由爱国华侨转变为人人喊打的“卖国贼”的故事，来一探究竟。

提到“翁”这个姓氏，很多中国人都会想到那个知名的 历史 人物，“两代帝王之师”、晚清著名文臣之一的 翁同龢（hé） 。

的确，翁氏家藏就与这个晚清名臣，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事实上，如果不是翁家世代为官，普通人家怎么可能有机会，积攒出被誉为“清末九大藏书之一”的家藏呢？

翁氏家藏，缘起于 翁同龢 的父亲，翁心存。

翁心存一朝进士及第，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读同治帝，一举便将翁氏一脉的命运，给彻底改写了。

翁氏的族人，开始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发展机会。

尤其是翁心存的几个孩子，在翁心存的悉心教导之下，翁同书、翁同爵、 翁同龢 三兄弟，都先后考上进士为官。

而兄弟几人继承的，不光是父亲翁心存念书的好头脑，还有喜欢收集古书、字画鉴赏的爱好。

翁心存和翁同书两人，皆耗费大量银钱，购买倒闭的书斋，购得大量藏书精品。这样大规模的购进，也让翁氏家藏的藏书数量，急剧增多。

翁心存离世前，将家中的收藏分成了两份，分别交给了 翁同龢 和翁同书兄弟俩继承。

翁同书一脉的继承十分顺畅，但是到 翁同龢 这里，就有些坎坷了。

他一生无子，在家族里选了哥哥翁同爵的儿子翁曾翰，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原本是看中翁曾翰活泼 健康 的体魄，可没想到翁曾翰英年早逝，唯一的孩子也是体弱多病，不满一岁就夭折了。

翁同龢 一脉，再度面临绝嗣的危机。为此，他只能故技重施，采用过继的办法。

翁同龢 生前，很喜欢翁同书的后代 翁之憙 ，于是便选了他的一个孩子过继。

那个被选中，尚在襁褓的孩子，就是翁万戈。

翁万戈，名义上是 翁同龢 的后人，但实际上却是翁同书的曾孙。他和自己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分别为 翁同龢 和翁同书，两脉藏书的继承人。

翁万戈，虽然获得了一笔天降之财，但是这对他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作为继承人，他从小就要接受严苛的家族教育，熟读四书五经、文书典籍，要满足家族对继承人的高要求。

可是小小的翁万戈，却连见这些收藏的机会，都没有。

其一是因为翁万戈年纪太小，按照家族规定，他要年满三十岁才能有资格接手翁氏家藏。

其二是因为时局纷乱，翁氏后人为了保全家藏，一直都在转移家藏的位置，除了少数核心的族人，根本没人知道家藏的具体位置。

翁氏家藏，在 翁同龢 过世后，一共经历了两次大型转移。

一次是从北京的宅子，转移到了江苏常熟的老家，还有一次就是，从常熟转移到了，翁氏后人居住的天津。

在翁万戈长大之前，他的那一部分家藏，一直是由他的母亲胡氏，和他的父亲 翁之憙 看管。一同被放在一处的，还有翁同书那一脉的家藏。

1948年秋天，一个在国外旅居10年的男人，带着自己的妻女远渡重洋，回到了自己东方的故乡。

他的本意。是希望自己从没见过祖国的女儿。可以回来见见故乡。

同时，自己已经年满三十岁，家里早就来信让他回国一趟，接手一份家族遗产。

这个男人正是翁万戈，他因为躲避国内的战火和完成求学，一直漂流在海外。

翁万戈，从小就知道自己将会在30岁的时候，继承一份丰厚的收藏，所以在收到信之后，他立刻就启程回国了。

虽然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好好保护家族的收藏，但是当翁万戈来到，家族在天津置办的藏书楼时，他还是被狠狠震惊到了。

眼前浩如烟海的收藏，还不是翁氏家藏的全部。他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已经将他那一脉的收藏，转移离开了，剩下的才是眼前的这些。

小的时候，他在家族故地江苏常熟，接受传统中式教育。后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

次年，也就是1938年，他为了躲避战乱去了美国。

那时的翁万戈，只带了2000美元便只身远渡重洋，也算他运气好，经人介绍考上了 以工程著称的 美国普渡大学，并获得该校机电工程硕士学位。

但是翁万戈在国内、国外四年的学习中，深感自己并不适合机电工程，于是毅然转行，改学艺术，并考取了威斯康辛大学美术系。

之后，他便一直留在美国，娶妻生子。

所以，这还是翁万戈第一次，亲眼看见自己继承的这些收藏。

翁万戈行走在书楼里，看着眼前那一份份，承载着时代岁月和 历史 文化积淀的古书字画。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知道不管是出于 历史 传承，还是家族传承，自己都必须要保护好眼前的这些收藏，哪怕是赌上余下的人生。

但准备定居，并守护收藏的翁万戈，很快在天津就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就是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这里也即将陷入战火当中。

战火无情，哪怕是只有一颗炮弹，落在书楼附近，都会轻易毁了这些收藏。

翁万戈无奈，只得放弃定居的想法，立刻开始着手转移这些收藏。

起先，翁万戈想仿照家族中的先人，将收藏从北京转移到天津的行为，想要秘密把这批收藏，从天津运往上海。

于是，他带着妻女前往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寻找到合适的地方，收藏这批文物典籍。

但他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狠狠戳破了。

由于战争原因，国民党占领的区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翁万戈后来回忆说，当时上海虽然不是战区，但是也受到影响。

物价飞涨，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每日都有人拿着大额的钞票，去哄抢物资。

翁万戈也深受通货膨胀的苦楚，他在美国的积蓄逐渐被榨干，坚持到10月，一家人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

万不得已之下，他也只能选择趁着还有机会，重返美国，而这些文物遗产，自然也跟着被全部带到了美国。

毕竟那个时候，翁氏家族的其他人，都已经自顾不暇。除了他们，翁万戈能将这些收藏，放心托付给谁呢？

1948年11月，翁万戈和自己的太太、女儿，搭乘美国的飞机，离开中国。

在离开上海之前，翁万戈托人将所有的家藏装箱。

为了应付美国人在海上的临检抽查，翁万戈只能忍痛放弃，那些容易引人注意的古董器物，只装些外国人看不懂的各类书籍和字画，以及一些中国的文房四宝。

那时的海上运输，远没有今天安全系数高，速度慢不说，还经常沉船。

但是翁万戈，此时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将一切都交给上天来决断。

他在心里向上天祈祷，如果老天愿意让翁氏家藏逃过此劫，他愿意用一生，来守护这些家族的宝物。

经过漫长的数月航行，1949年春天，翁万戈到达美国，并收到了所有的文物，基本都完好无损。

由此，翁万戈也开始了，自己长达数十年的守护任务。

而这部分的翁氏家藏，便一直流落海外，直到几十年后的1985年，才重新现世。

时代不断变化，翁氏族人面对 历史 的变迁，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守护家藏的方式。

1951年，自知已无力保护自己所继承的翁同书一脉藏品， 翁之憙 将自己拥有的五代收藏，分成五批，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博物馆。

而远在美国的翁万戈，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

他依旧秉承着翁氏过去低调、不显露的收藏路线，将自己的那一部分家藏，仔细地收藏了起来，连自己的妻女都不允许接触。

翁万戈再次去往国外后，就一直充当着中西文化的桥梁。

他利用自己从事摄影，**制作的工作，极力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希望可以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后来，翁万戈转战影视器材行业，认识了很多**制作商。

在一次商界朋友的聚会中，翁万戈结识了一位，名叫司徒慧敏的**艺术家，两个人成为了朋友。

后来没多久，司徒慧敏便回国发展，和翁万戈断了联系。

那个时候的两人，都不知道这段友谊，在日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1978年，60岁的翁万戈退休。

之后数年，翁万戈就沉浸在，整理收藏和研究收藏里。

一直到1985年，一位美国教授找上了翁万戈，他得知翁万戈的手里，有很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籍，于是就向翁万戈提出了，借用展览的要求。

翁万戈原本不准备答应，但是考虑到，那是一场多国都会参与的大型展览，如果出借书籍，或许可以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还是将收藏的十种宋代书籍，借了出去。

正是翁万戈的这一次出借，让消失已久的翁氏家藏，重新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1985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善本书展”中，有翁氏藏书的出现。这一则消息，一传回国内，立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

很多专家学者，纷纷联系有关部门，希望国家可以购买一些翁氏的书籍，不要让这些珍贵的国家文物，流落海外。

而负责这次接洽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归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

这一次的接触，让翁万戈被勾起了思乡之情，之后他每年都要回国一次。

每一次，翁万戈都会去往不同的省份和城市，似乎是要把自己过去几十年，没看到的故国，全部重新看一遍，好弥补自己的遗憾。

在游览期间，很少有人能发现，翁万戈的华侨身份。

因为翁万戈虽然年过半百，离开中国几十年，但他的中国话却一点都不生疏，而且从来不会混洋腔。

兴致来了，还能说几句上海话，他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

1990年，翁万戈将自己继承的翁氏祖宅，捐赠给了故乡常熟，也就是现在的 翁同龢 纪念馆。

2000年，经过多方商谈，翁万戈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达成合作，转让自己的部分藏书。

就像当初，他将收藏悄无声息的带走一样，翁万戈和妻子，这次也悄无声息的，带着542册古书，又回到了中国。

这批翁氏藏书，顺利转让给上海图书馆。

翁万戈的古书一拿出来，很多专家都忍不住感叹，这是目前保存的最重要、最完整的中国古籍善本。被誉为“海外文物文献分量最重的一份藏书”。

可见，翁万戈在保存书籍上，下了多少的功夫。

一句“ 我为家藏而活，而家藏也成为了我的人生。 ” 道尽了他对家藏毕生的守护，也是一个收藏世家继承人，所背负的传承使命。

他戏称，自己对这些收藏，比对自己孩子还细心。这些年的整理，几乎把自己，都锻炼成了文物保护专家。

后来上海图书馆，以协商转让的方式，购入了这一批翁氏藏书，共斥资450万美元。

那时人们对这件事情颇有微词的地方在于，相比较那些捐赠的慈善家，翁万戈是采取拍卖的方式。

这不免让人觉得，他是有借自家的藏书来牟利的心思，是打着爱国的名号，行圈钱之事。

尤其是对比，翁万戈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的做法，翁万戈的行为，不免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不过，大部分人还是非常理智的，认为这批藏品，是属于翁家先祖积攒下来的。

翁之憙 愿意无偿捐，是人家愿意，我们不能强逼着翁万戈，也无偿捐赠啊。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人们对于翁万戈的看法，仍然是保持着正面态度。

2008年，翁万戈曾带着一批收藏，来到中国开办了展览。这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亲眼看见，《长江万里图》这件稀世珍宝。

这是 翁同龢 生前最喜欢的藏品，为了得到这幅画，翁同龢甚至不惜花重金，挪用买房款。

国家一直想要收购这件藏品，但是翁万戈一直没有同意。对于这幅和翁家，关系匪浅的画作，翁万戈一直难以割舍。

后续的几年里，翁万戈一直在陆陆续续的向中国捐赠，一些翁氏家藏。

2010年，北京大学收到了，翁万戈捐赠的吴斌《勺园祓禊图》。

2015年12月, 上海图书馆收到了，翁万戈捐赠的包括 47册《翁同龢日记》在内的珍贵翁氏文献。

2016年，当初留在常熟的一部分翁氏藏书，被翁万戈的子侄，全数捐给了图书馆、博物馆。

南京图书馆得了7000余册，常熟图书馆1712册，部分极具 历史 价值的被收入了常熟博物馆。例如《皇家兵制考》和《笏斋日记》手稿等。

2018年，已经100岁的翁万戈，进行了人生中，最后的两次捐赠。

一次，是将明代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轴，和清代王原祁《杜甫诗意图》轴，两件巨幅绘画珍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这一次的捐赠，翁万戈赢得了，国内媒体的一片赞誉之声。

可另一次捐赠，不但让这些赞誉烟消云散，同时还为他带去了极大的争议。

就在翁万戈结束了对中国的捐赠之后，同年 7月28日 ，他又 于自己百岁诞辰当天宣布， 将共计183 件书画藏品，无偿捐赠给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这样的捐赠，无疑在我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无法理解翁万戈的行为。

他们认为，作为经历过战火、经历过山河破碎的人，怎么会将中国的宝贝，交给外国人？

要知道，美国的博物馆里面，陈列的过去有关中国的 历史 文物，都是他们从中国这里抢来的，代表的都是中国曾经屈辱的 历史 。

当时，翁万戈的这一行为，被愤怒人们定义为“卖国”。

网上声讨他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认为翁万戈数典忘祖，不配做支持戊戌变法的 翁同龢 后代。

虽然翁万戈解释，是因为他希望这些收藏，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

但这份解释，无疑是更加激怒了网友，认为翁万戈是在内涵国内的博物馆，不如外国的博物馆，是在给自己的无耻行为找借口。

捐献文物给美国博物馆，这件事情的确是翁万戈做的不好，他没有体谅中国群众的家国情怀，没考虑 历史 因素。

但是对于翁万戈本人，我们应该以更理性的态度，去评价。

首先翁氏家藏，在中国文物古籍收藏史上，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翁万戈在时局动荡、战火硝烟中，拼尽全力将这批收藏保存完好。

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古籍收藏的一个巨大贡献。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部分 历史 古籍和书画收藏。

其次，翁万戈在国内，也捐赠了许多的古籍，回馈了 社会 。

虽然，他没有做到像他的亲生父亲那样，完全出于家国大义和保护收藏的无私想法全部捐献。

但说他数典忘祖、“卖国”，委实有些难听和偏颇。

其实纵观翁万戈的一生，他是很矛盾的。

自小被过继，虽然是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可是到他一百岁的时候，他人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其实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他有美国绿卡，他的子女后代，也都在美国学习生活，你很难说他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即便他有家国情怀，不忘自己的故乡，他也必须要为自己的家庭做考虑，为孩子考虑。

我们不难发现，翁万戈这一次的捐赠，对于波士顿博物馆来讲，价值是十分巨大的。

他的子女，可以通过这一次的捐赠，在波士顿博物馆获得工作，还可以打开一条，走进美国上流 社会 的道路。

对于翁万戈这一次的捐赠，我看到的更多是，一个年迈的父亲，在竭尽全力为自己子女规划未来。

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多年以来，在中国累积的名声和自己的晚节。

在中国 历史 上，外籍华人回馈祖国捐赠文物的事件，比比皆是。

很多爱国的收藏家，也都愿意将自己有价值的收藏，捐献给国家。

他们不一定都是名人，而且大都一直默默捐赠，从不求回报。

比如23岁继承遗产的爱国华侨赵泰来，他花费20年的时间，将自己继承到的6万余件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

而他也因此，在2008年，获得中国首届文化遗产保护“十大年度杰出人物”。

可是，我们不能强求每一个拥有文物的人，都这样无私的奉献。

翁万戈并不是不爱国，从他过往的种种行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深沉的感情。

只是家国情怀，最终没有抵过自己内心，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逝者已矣，翁万戈先生已于2020年 12月9日，在家 辞世，享年102岁。

翁家家藏的传奇故事，也伴随着他的离逝，一起离开了时代的舞台。

翁万戈的一生，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他继承了人人羡慕的翁氏家藏，同时也背负上了保护它的使命，决不能让家藏被损毁。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家藏是属于翁万戈的，同时也是属于国家的。

翁万戈作为主人很清楚这些文物身上附加的意义，所以这些文物的归属只有两个，要么继续在翁家传承下去，要么就要回归祖国。

而翁万戈一直以来也是这么打算的，在自己100岁之前，他一直在陆续捐赠翁家家藏。

只是人老了之后难免会心软，相比较遥远的祖国，他更加看重自己的孩子。他担心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也舍不得自己守了一辈子的收藏，离开自己太远。

一时的糊涂，便是晚节不保。

虽然翁万戈的行为，让他的子女享受到了实在的好处，但是通过出卖自己家族收藏的国家宝物，来交换这一切，也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只希望后人能引以为鉴，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时，可以多考虑国家大义，而非个人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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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奕住在返国前夕，即已考虑今后如何运用其资财为祖国的复兴及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综合起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活动可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创办银行，扶助发展华侨工商业，振兴祖国实业。

黄奕住在印尼30多年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深刻体会到银行金融业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1917年，华侨糖商遇到困难，遭到荷兰银行资本的掣肘和刁难，使他认识到建立华侨银行及本国资本银行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从印尼返国途经新加坡时，即投资入股华侨银行40万元叻币。　1919年12月1日，他往菲律宾及日本等地考察时，“闻岷里拉（即现首都马尼拉）华侨多泉（州）人，金融之权操纵于外国银行，损失甚钜”，因此，他和著名菲律宾爱国侨商李清泉及薛敏老等人在中华总商会商议后，决定共同“倡组中兴银行，以挽回权利”。“中兴银行”初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先招股500万元（菲币）。黄奕住认股100万元。该行初创时，实缴资本为200多万元。黄奕住实际占了该行投资的一半，他被推举为该行董事。在他的关心指导及同行们的齐心协力经营下，该银行营业蒸蒸日上。到1933年时，其资本已实增至600万元，资产总额达2470多万元，成为菲律宾最主要的侨营银行之一，对扶助华侨经营工商业及当地经济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1920年，黄奕住因“念吾侨民苦异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其富强，徒坐拥浮资非夫也”，专程前往上海，拜会了一些著名人士，如上海《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筠（胡笔江）等人，共商“谋设中南银行于上海。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该行创办之初预定招股2000万元，第一期缴足资本500万元，黄奕住认股350万元，占70%。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1921年7月5日，上海中南银行正式成立并营业。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侨资金融企业。该行向国民政府立案后，“政府念君才，知可倚重，遂予发行钞票，视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因此，中南银行成为当时全国可以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之一。该行为了取信于民，“特联合了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订十足现金准备及准备公开制度，于四银行之外，另设四行准备仓库，专为保管准备现金，发行钞票。”在中南银行举行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黄奕住当选为董事长，胡筠任总经理，史量才、韩君玉等任常务董事。1924年，该行增资至750万元，黄奕住入股500余万元，仍占资本额的3/4。随着银行业务的开展，该行先后在天津、厦门、汉口、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分行，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此外，“国内国外各大都会商埠，均专约代理汇兑收付机关，并代顾主保管国内外发行的各种公债及契据，经理付息取本等事宜。”中南银行成立之后，还积极投资支持国内各项民族工业的生产和发展。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新裕纺织公司（占有65%的股份）、益中磁电厂、诚孚工厂、天津北洋纺织公司（占有50%的股份）、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等等，对扶植民族工商业起了一定的作用。黄奕住之子黄浴沂回国后，曾就任中南银行协理，代表黄奕住经营该行业务。黄奕住则息居厦门鼓浪屿。他常到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巡视。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经理胡筠在一次从香港飞赴重庆时，不幸飞机被敌机追击而遇难身亡，黄浴沂即接任了总经理之职。此外，黄奕住学于1921年8月7日在厦门市创办了“日兴银号”，以与南洋群岛各地通呼吸，沟通厦门与海外华侨的侨汇、融资及促进工、商业等之发展。“其资金之钜，为厦门各银庄之冠”。由于“日兴号”有良好的信誉，东南亚各地华侨曾纷纷把他们的游资汇存该银庄，以备家乡建筑房屋或其他实业之用。如印尼华侨李丕树，即曾一次汇寄30万元大洋，存于该行。

其二，创办经营社会公用事业，建设家乡。

黄奕住创建了厦门市自来水公司。

厦门是一个海岛。广大市民的食用水一向靠天（雨水）、靠地（井水）以及靠水贩们每天用运水船从海澄县九龙江淡水区取来贩卖的“船仔水”。市内小贩们向运水船商买水后再挑到各大街小巷出售给各家各户。本世纪20年代前后，每天贩水量约一万多担。这些食用水都未经消毒过滤，且经过多次转运，极不卫生。黄奕住定居鼓浪屿后，经常来往于厦门鼓浪屿渡口，目睹水贩们挑运贩水的情景，深感此问题关系到全岛居民们的生活、健康和工作，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亟待解决的主要社会及建设问题之一。因此他决心“创办厦门自来水，以重卫生”。　1920年，他即发起筹办厦门市自来水公司。翌年，他与厦门商会会长洪鸿儒、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经理陈实甫、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叶孚光及几位照办华侨共商筹资兴办事宜。1923年5月，公司经当时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定名为“商办厦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初定资本为100万元，黄奕住先认股40万元。自来水的蓄水池、过滤池、水塔等公司建筑工程于1925年在上海招标，结果，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以92万元中标承建。1926年7月第一期工程竣工，开始供水，1927年全部工程完成。蓄水池最高水量为2亿8千万加仑，可供全市20多万居民9个月之用。同年10月28日，该公司召开成立大会，制订章程，规定资本为200万元，黄奕住当选为公司董事。1929年，黄奕住又倡议在鼓浪屿日光岩和鸡冠山分别建造了高低水池两座，并备有大小运水船3艘，拖船1艘，每天将厦门自来水由船运至鼓浪屿抽送池，从而解决了鼓浪屿居民用水之需。这是厦门市（包括鼓浪屿）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居民饮用自来水问题。黄奕住对厦门人民的贡献是值得赞颂的。

黄奕住承办了厦门电话公司，发展厦门市内外的通讯联系。

早在1907年12月，厦门市即已开始运用电话，它是由华侨林尔嘉创办的“厦门德律风（英文Telephone的音译）公司”装配的，拥有400门磁石式的电话机。鼓浪屿当时是个“公共租界”，日商也办有一个“川北电话公司”，电话业务全操在日本人手中。20年代，随着厦门市政建设开始发展，原有电话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黄奕住深感发展厦门内外通讯联系的重要意义，因此，1921年4月16日，他先以10万元收购了厦门德律风公司后，再增加30万元资本，加以改装及扩建。同时，他还应广大厦、鼓市民“收购日本人电话公司”的倡议和要求，经过多方努力，于1923年以23250元将日商的“川北电话公司”购入自办。黄奕住接办厦门、鼓浪屿电话公司后，锐意改进。他聘请了上海的钱咸昌为总工程师，对原有的话机、电杆线路等进行改换，采用美国卡洛公司的新式机件，最大通话容量可达2500门，同时培训接线员，并给予优厚的工资待遇，因此使电讯接收灵敏迅速畅通，用户也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他还投资铺设了厦门至鼓浪屿海底电话电缆。1924年1月1日，厦、鼓之间也正式通话。1925年，他又投资10万元在漳州市设立“通敏电话公司”，并在海澄、石码、浮宫及南靖县等地设立分线，进一步沟通了厦门与内地的通讯联系。后来，他又曾派钱咸昌总工程师到泉州勘测，筹划泉州、永春等地与厦门的长途电话，后因军阀割据、地霸横行、接着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果。黄奕住设立电话公司，始终抱着“以服务桑梓为主旨，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宗旨。1929年，黄奕住独资创办经营的“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正式注册立案，领照营业。资本额增至100万元。

黄奕住曾筹建漳（州）龙（岩）铁路，并致力于开发闽西矿产资源。

1905年，厦门至漳州的铁路即已开始兴建，1910年正式通车。当时从厦门至漳州的交通线路是从厦门乘船经三公里半的水路到嵩屿，再乘火车。但当时该铁路只铺轨到江东桥，仅完成28公里，距离漳州还有22公里。黄奕住为了开发闽南及闽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1922年即有续建该铁路并扩展至龙岩地区的打算，并曾约请荷兰工程师樊迪克纳前往视察，后因故中断。1926年3月15日，菲律宾华侨在厦门鼓浪屿开会发起救乡运动。黄奕住在会上“提议续办漳龙铁路至龙岩，以利交通。佥谓敷设铁路为救乡根本要图，即经全体通过”。会上选举了黄奕住、李清泉、胡文虎、李双辉、陈培锟、黄琬、萨福均、郑华、黄钟训、林荣森及薛敏老等11人为筹备委员。不久，召开成立大会，黄奕住被举为筹委会主任，会址即设在其公馆。同年10月12日，获得当时交通部、农商部的批准。原定1927年由交通部派技术人员前来视察勘探及估价，然后由华侨出资主办。但到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广东攻入福建，政局混乱，铁路筹建计划再次夭折。1933年，蔡廷楷领导的19路军进驻福建后，政局较为稳定，又重新研究筹建该铁路问题。6月1日在鼓浪屿设立了漳龙路矿筹备处。黄奕住积极支持，曾聘请德国工程师来进行测量，绘有详细蓝图，为全面勘察施工作好了准备。国民政府实业部也准备派地质工程师侯德风、矿业工程师王目伦等来进行测量。不断，筹备工作在紧张进行时，又发生了福建闽变事件，结果全部计划又成泡影。此后抗战爆发，漳龙铁路始终没有建成。

黄奕住还积极从事厦门、鼓浪屿的房屋及市政建设。

20年代以前，厦门可说几乎没有很好地建设，市容简陋，房屋大多是矮小的平房。1927年以后，厦门开始进行市政改革和建设，兴建了一批新的楼房，其中华侨投资兴建的占了重要的地位，据调查，福建华侨投资房地产的主要有厦门、泉州、福州晋江县。其中尤以厦门最为突出，占全部投资的9019%。而厦门市的房地产建设投资中，又以印尼华侨为最多，黄奕住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黄奕住组建了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公司，投资金额为245万元，占1930年厦门全市全部房地产投资（7641550元）的1/3左右。黄聚德堂房地产公司总计建筑和购置的房屋达160座，面积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此外，他还投资助建了厦门海滨堤岸及一些街道。原鼓浪屿宾馆即是黄奕住的产业，建筑之大之优美，是屈指可数的。鼓浪屿有一条“日兴街”，也是他捐资修筑的。黄奕住投资房地产业，自有其赢利目的，但他对厦门市容美化，对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及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无疑都起过良好作用，做出了一定贡献。

黄奕住不仅是一位爱国的华侨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位积极参加华侨社团、热心文教公益福利事业及侨乡各方面建设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者。

早在1907年，黄奕住的经营事业有些初步发展时，即积极参加了各项爱国华侨社团活动。1907年3月7日，为了促进侨商的团结与合作，维护华侨的正当利益，他和三宝垅市著名侨商周炳喜、马厥猷、甘钦福等30余人共同发起创办了三宝垅中华商会，这是印尼仅后于巴城、泗水及巴厘陵三市而成立的第四个中华商会。该会的宗旨是“增进华侨商业知识，保护半岛华侨利益，发展本岛华侨商业，促进祖国对爪哇岛的贸易。”从1907年成立第一届董事会起至1913年的第七届董事会，黄奕住都被选为董事。1917年至1920年的几届董事会，他又被选为该会副会长。黄奕住参与该会领导层工作期间，积极参加会务，为祖国及当地侨社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从1907年至他回国为止的十多年间，他积极参加和推动该会对祖国广东、广西、福建、河南、河北、湖南及山东等地的水、旱、地震等灾害进行募捐救济活动，他本人也作了不少的捐献。1909年，三宝垅、巴城和泗水的中华商会本着增强祖国海军力量的愿望，开展了“捐助中国海军”的活动。同年，清政府派了王广圻参赞到三宝垅募集航业银行股资，促进祖国航运业之发展，黄奕住认捐了500股。1910年12月，厦门信用银行代表许纶华到该地招股，以推动厦门的经济发展，黄奕住认股5000元。这一年，由于荷印殖民政府将当地华侨养老院和贫民院解散，不少侨商闻讯后甚为愤慨。中华商会召集了各社团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慈善堂”，以救抚年老无靠之贫侨。黄奕住被推举为该堂的财政，负责筹借及管理该堂的一切经费及收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中华商会从1912年2月29日起联合并领导各社团及广大华侨进行了3天的庆祝活动。黄奕住担任了庆祝活动筹委会委员及财政工作。在这3天的庆祝活动中，三宝垅华侨热烈的爱国之情空前高涨。黄奕住也为推翻了腐败的满清封建王朝而欢欣鼓舞，爱国热情进一步增强。1912年3月29日，福建都督孙道仁派叶国瑞到三宝垅征募军务债票时，黄奕住和其他商会董事都认为此事关系到家乡的改建及救国活动，他认购了5000元。同年10月，三宝垅中华商会经商议后，致电当时的北京国民政府，要求取消所有我国与外国订立的种种不平等条约。1914年，荷印殖民政府在三宝垅举办了一个“博览会”。黄奕住和其他董事认为这是一个宣传介绍祖国的好机会，共同出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陈列展览室。在这前后，中华商会的全体董事（包括黄奕住）“鉴于前清政府之举借外债，致损国权，不愿再作外债之举借，因发起国民捐”，以帮助民国成立后的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黄奕住和其他董事分头到各地向侨胞劝募，曾获得巨款，汇返祖国。1915年5月13日，商会董事们获悉袁世凯主持的北京政府欲和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甚为气愤，曾致电北京政府“勿签对日不平等条约”。1916年，福建省政府曾致函三宝垅中华商会，希望获得当地甘蔗良种及其种植方法。黄奕住是一位多年经营蔗糖业的著名糖商，熟悉情况，因此和诸董事一道，写了详细介绍文字寄回省政府，推广种植，促进福建家乡经济作物的发展。由于祖国政局的种种原因，黄奕住上述种种活动虽未必全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他的一片爱国爱乡之情，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在印尼三宝垅从商期间，黄奕住对当地华侨教育事业的推动和发展也不遗余力。现代的印尼华侨学校是始于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华会馆创办的中华学堂，接着三宝垅等各地纷纷效法，亦先后建立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黄奕住是创办者及董事之一。1906年7月15日，爪哇各地中华会馆负责人云集三宝垅开会，决定成立“荷印中华总会”，作为所有侨团和侨校的中心组织。总会会务每年分别由巴城、三宝垅及泗水三市中华会馆轮流主办。1907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一期会务，并决定将中华总会易名为“爪哇学务总会”，专管华侨学校教育事宜。　1911年至1915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二期会务。黄奕住担任了“爪哇学务总会”的***，并负责财政工作。当时筹备学校教育经费是最重要且非常棘手的工作之一，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