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1收藏

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第1张

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籍是用来记录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古籍上面记载了很多古代的文学知识,对于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非常注重对古籍的保护以及传承和发展,也开始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古籍虽然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古籍文化必须要传承下去,也一定要加强公众和古籍之间的关系。要想让古籍很好的传承下去,就一定要注重中小学的教育,虽然近几年国画书法等也相继的进入了中小学的课本课堂里,但是也一定要让古籍进入中小学的课堂里。一定要让下一代知道古籍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文化载体。

要知道古籍是一个非常能体现我们华夏文明的载体,一定要加强青少年的古籍基础教育,多培养青少年们对古籍的兴趣,最好是通过去学习等方法来让青少年了解古籍的历史以及发展。古籍中记载有很多知识,比如我们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一些看法,对世界的看法等等。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中国人,那么古籍就是非常好的渠道之一。不光是中国人,可以通过古籍了解中国,对于一些外国人来说也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古籍不能够仅仅只在学者之间了解起来,而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到古籍的重要性。古籍从很多方面能够串起中华5千年的文明,这就是古籍本身的魅力,以及我们之所以坚持要传承古籍的原因。我们不光要保护古籍,而且一定要让古籍传承下去。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 以乔琪乔、范柳原、佟振保为例○胡冰 摘要本文从张爱玲小说中较少被人提及的男性角度入手,探讨了张爱玲小说对男性的人性拷问、文化审视和书写策略;揭示了张爱玲小说中男性人性的参差复杂、文化处境的尴尬与矛盾,和书写策略上的泛类型化与非物化同在的状况;从而实现了对张爱玲研究视野的新的拓展。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男性;人性;文化处境;泛类型化;物化张爱玲小说一个非比寻常的地方,就是一反五四以降女作家认同男性话语秩序之常规,始终以女性的立场观察评价生活。即便在她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叙述的视角基本都落在男性身上,叙述者迂徐委婉的语气和灵动新异的感触,以及并不威严而略带调侃的讽刺,仍然使我们感受到女性气息的强烈存在。在这个由女性体察和转述的世界里,女性几乎占据着所有故事的主角,男性方面虽然并不缺乏单个的具体分析[1],却较少作为整体被研究者论及。其实,在张爱玲小说中,男性所处的位置重要而微妙。书写男女情事,对男性的观察和体认不可或缺,而这里的男性又注定只能活跃在女性的视野和叙述中。所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性的出场有其必然性而又受控于女性。因而在更多情况下,对男性的书写只能占小说略轻的一部分,甚至很多时候,男性只是作为背景隐隐呈现淡漠的身影。在张爱玲数量本就不多的小说里,形象丰满而深沉的男性也只能是那么几个,比如乔琪乔、范柳原和佟振保。 与当时众多关注社会政治的作者大异其趣,张爱玲在小说中更偏好将人物抛掷在故事与环境中任其表演。她那些关乎风花雪月的故事对人性却有异常刻毒的拷问。她笔下的男性角色大都潇洒而充满魅力。《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乔琪乔,出场方式酷似贾宝玉,本人还没有现身,已经在女主角所处的环境中搅得满城风雨,待到他一出现,就使得梁太太的游园会从丫鬟到主人一片慌乱。因为梁太太抢占了自己属意的男同学,女主角葛薇龙本来心里颇有些醋意,然而一旦遇到乔琪乔,居然对梁太太的作为漠不关心了。张爱玲在这里表现出对女性心理细微而深刻的洞察,而这隐匿的心理变化却又反衬出男性的形象:这是一个让女人芳心大乱而又无所适从的角色。《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是一个半身浮在云端的男人,他有较深沉的人生感喟,却无力面对无定的现实。对于女主角白流苏来说,他带来的也决不只是经济上的安全感。他独特的风仪,他制造的新鲜的刺激,正如小说所道:“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2]。相比前两位,《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似乎平庸了许多,甚至他的情人都自嘲找不到爱上他的理由。可是人们依然不会忘记,佟振保身上洋气的实干派头,和他几次与王娇蕊调情时言辞间闪烁的机智。对女性来说,这种含而不露的引诱似乎更具有杀伤力。就是这样一些光鲜的男人,他们吸引着女性的眼球,他们是女性欲望的聚焦点,他们使故事里被追逐的女主角欲罢不能。而张爱玲的老道之处不只在于表现男性在女性目光中的色相,更在于揭露男性对女性绚烂的追逐、诱惑下潜藏至深的人性:男性爱女性,但男性更爱自己。对乔琪乔来说,葛薇龙与他追逐的其他女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与葛的婚姻不过是他游戏人生的一个策略性的行为,意在利用葛获得经济上的便利。范柳原在白流苏以身相许后,实质上是将其作为情妇处置。他尽管可以有许多理由,比如拒绝娶一个并不理解他的女人回家做老婆,但是对白流苏态度上的不端正他无可推脱。若不是上苍[3]让香港陷落,白范二人获得一个心灵相通的机会,白流苏只能在感情的荒漠中走向疯狂———也许这种结局更迫近生活的本色。佟振保更在爱的考验中溃不成军。他对自己与王娇蕊的爱情的认识本身就是错误的。在环境还没有对他们的相恋作出任何反应的时候,他已经在内心的懦弱面前败退下来。他抛弃了王娇蕊和爱,也拒绝了人生中为数不多的超越地狱的机会。在凡此种种颇带性别政治意味的男女之间关于爱的较量中,张爱玲透过对小说中男性行为策略的展示与披露,为女性立下了另一面“风月宝鉴”:男性迷人的风度与男性卑鄙的自私。令人惊奇的是,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往往有着出奇的坦诚,并不讳言自己对女性的真实态度,他们令人不寒而栗的道白更加映照出女性奔向异性之爱时飞蛾扑火般的身姿。 与人性的驳杂相仿,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往往挣扎在文化的夹缝或中间地带。《沉香屑第一炉香》借乔琪乔同母异父的妹妹周吉婕之口,道出了他在异种文化之间的尴尬:他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无法为西方现代文化所接受。文化状态上的无根也许可以为乔琪乔生存状态上的无行做一个深层的注脚。范柳原在文化上有更深的沉痛,归国前对故土的幻想与归国后所见现实的巨大落差,使他失落而不能自持。对西方文化来说,他只是个“到此一游”的过客;面对残破没落的传统文化,他又无力亮出负责的态度,只好自我放逐到游戏人生之中。佟振保的文化生存状态更接近常态的男性,不幸他有留学背景,又生活在20 世纪前叶的上海。张爱玲特意多次点出他为人处世的态度,让人们分明看到,这是一个曾留学英国的“觉新”,他的所作所为录制剪辑后可以做一部现代视频版的《增广贤文》。无论是英伦三岛的留学经历,还是十里洋场的生活环境,都无法变他与生俱来的“君子本色”。他领受了传统文化赠予的一系列“美德”,也遗传了没落文化的各种弊病。他甘心为亲友奉献却内心若有所失。他要求妻子贤良淑德却又深恶其不善交际。他只能接受传统的男外女内的家庭模式却按捺不住追求自由爱情的欲望。他追求了自由的爱情,却无力应对内心道德律令的鞭笞。佟振保是一个分裂的人,他的分裂来自一个背负传统文化意识枷锁的人却无法回避地拥有现代人的欲求。在后来一次偶遇王娇蕊时,莫名其妙流出的眼泪披露了灵魂对他的处决,而这处决的行刑人正是他自己。最终他也只能沉沦在自虐与尴尬的无尽轮回之中。在文化意识羼杂沉浮的时代,在文化符号交错杂处的上海或香港,张爱玲小说里的这些男性,经历着文化转型和文化冲突的阵痛与倾轧,为他们的生命涂上更为沉重的色调。比较耐人寻味的是,相比较而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比女性能体现出更多的文化意味,这种处理表现了她对男女性别之于文化的体悟与洞察。 在男权文化笼罩的小说中,对女性往往使用“物化”进而 “符号化”的处理方式。《水浒传》并不进入潘金莲、扈三娘、顾大嫂的内心,只是把当作物品般对待,进而符号化为“*妇”或“贤妻良母”。《三国演义》里的貂蝉命运缥缈,等待她的也不过是 “红颜祸水”的标签。更为极端的《Story of O》,女性在那里干脆就简化为一个象征性别的符号“O”。依此类推,在张爱玲以女性为主视角的小说里,男性似乎也很难逃脱“他者”的命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无可否认,张爱玲小说里的男性形象有泛类型化的倾向:他们都颇有魅力和风度,经济上都较能自立,有的甚至是生活中的强者;而其内心则较难测。这无疑是特定故事背景和婚姻恋爱小说为方便叙事而生成的结果[4]。具体而论,张爱玲小说为男性形象设置了相当的深度模式。乔琪乔无疑是游戏人间的浅薄浪子,而他身后的背景则云波诡谲。范柳原有很深的文化痛感,也有更执著的形而上的追求,对人生、感情乃至命运都有独到的体悟。佟振保与二者明显不同,他是行走在命运轨道上的自以为是而又茫然无知的人,因而他也更接近我们寻常人生。如果说前二者是若隐若现的“方外之人”,佟振保则更像我们芸芸众生中的任意一员,他的悲剧更能让我们为之动容。在处理方式上,张爱玲小说较少走进前二人的内心,却展示了佟振保较多的内心图景。从乔琪乔到范柳原再到佟振保,对男性的理解在逐步深入,形象也更加富有涵盖力。小说揭开男性饱满生命的一角,让人们窥见他们内心的重重帷幕。可见张爱玲对男性形象的书写,显然没有落入性别叙事的陷阱。这似乎得益于她对《红楼梦》的长期研读,也为后世女性写作留下了足以对照的样本。很明显,20 世纪末许多女作家性别意识较浓的小说,比如陈染的《私人生活》和卫慧的《上海宝贝》中,男性不过是一件物品。这只能说明这些自命“女性写作”的作家,在最基本的书写策略上,依然沉沦在男权叙事的囹圄之中,这几乎是一个令人捧腹的恶毒的讽刺。最能体现他的内心世界及对这个特殊人物的真诚情感。比如《雨中发自怡园再呈院长》、《乞长假留别院长揆公二首》等,后者其:“北道严装日,西窗剪烛时。两心多恋恋,分手故迟迟。款曲行藏计,缠绵倡和诗。桑榆收已晚,后会恐难期。”“聚散人谁免,蹉跎我此行。半生知己分,投老荷相成。”既有离别的心酸,又有由己及人的宽慰,哀而不伤,非常符合两者的身份及诗人归田将成时的复杂心境。然而这部分诗从总体上说缺乏细腻的情感体验与表达,时而流露为文造情的痕迹,与慎行抒写亲情、友情的诗篇相比,少了几许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显得“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参考文献 [1]沈廷芳海宁查氏族谱序见查克敏海宁查氏族谱[Z]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2]别林斯基爱都华•古别尔诗集见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74 [3]查慎行东亭查浦两弟七十寿序见敬业堂文集[M]四部备要缩印本中华书局,1936,卷中 [4]陈敬璋查慎行年谱[M]汪茂和,点校中华书局,1992:23 [5] 查慎行有诗《与德尹同坐骡车戏作二绝句索翁康贻严定隅和》;查嗣瑮有诗《同兄夏重坐骡车作》 [6]本朝名家诗钞小传[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卷十一) [7]沈起查继佐年谱[M]汪茂和,点校中华书局,1992:37 [8]阮元两浙輶轩录[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卷十一) [9]谢榛四溟诗话[M]见吴文治明诗话全编[G]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3127 [10]徐世昌晚晴簃诗汇[M]三联书店,1988(卷五十) 注释 [1]比如有很多文章对《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都做了相当详细的分析。 [2]色•戒[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88 [3]可以说就是张爱玲。 [4]这种类型化男主角在琼瑶的小说里变成了纯类型化的男主角。

鲁迅(1881—1936)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先驱。原名周树人,字豫才,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七岁入私塾“三味书屋”,读诗书经传,但他更喜欢野史、杂记,同时又喜欢美术和民间文艺。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庭由小康而坠入困顿。十六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家庭经济地位的变化,使鲁迅饱尝了世态炎凉的况味,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封建道德的虚伪。鲁迅幼年及祖父下狱后常住外婆家,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的孩子,了解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勤劳朴素的品质。所有这些,对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编辑于 20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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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3岁被寄养在摄政王府,被邪王觊觎5年,及笄礼就是摄政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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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时代背景简介

1、鲁迅1881—1936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威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2、1894年—1895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战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 3、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国侵华。 4、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5、1913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从而揭开侵华序幕。 6、1932年,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 7、1932年,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州国傀儡政权,使东三省成为其殖民地。 8、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9、1935年,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 10、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扩展资料:

鲁迅的一些人生经历: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避难期间笔耕不辍。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2月辞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柔石。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5月15日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31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10月17日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 -鲁迅 -中国近代史

288赞·14,724浏览2019-05-22

鲁迅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怎样的?

写作背景 创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愤怒声讨反动政府的无耻行径,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处。尽管生活艰苦,还写了不少的散文诗和《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等三篇散文,它们后来与鲁迅在惨案发生之前写作的《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收入了散文集《朝花夕拾》。 1926年9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请,南下教书,但他在厦门大学只带了四个多月,因为他发现厦门大学的空气和北京一样,也是污浊的。 鲁迅在这里见识了种种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鲁迅虽然不喜欢厦门大学,但他对自己担任的课程却倾注了全力,他上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鲁迅写了很多作品,这其中就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锁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五篇散文。这五篇散文与在北京创作的另五篇散文就构成了《朝花夕拾》的全部。 《朝花夕拾》于1927年出版。 三、 主要内容和主题思想 《狗•猫•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清算猫的罪行:第一,猫对自己捉到的猎物,总是尽情玩弄够了,才吃下去;第二,它与狮虎同族,却天生一副媚态;第三,它老在配合时嗥叫,令人心烦;第四,它吃了我小时侯心爱的一只小隐鼠。虽然后来证实并非猫所害,但我对猫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何况它后来确实吃了小兔子!这篇文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尖锐而又形象地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 《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小时侯的保姆。记述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揭示了中国儿童可怜《五猖会》——五猖会是一个迎神赛会,在童年的我的心目中是一个节日。记述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指出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橱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父亲的病》——父亲被庸医治死,一直是埋在鲁迅心中的痛苦。文章重点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锁记》——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回忆了自己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的过程。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如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作者突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情的怀念。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四、 人物形象 《朝花夕拾》中出现的四个主要人物,是作者的保姆、恩师、朋友和父亲。 长妈妈——有愚昧迷信的一面,但她身上保存着朴实善良的爱,令作者永生难忘。从长妈妈身上,我们看到鲁迅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感情:他既揭示他们身上愚昧麻木的一面,也歌颂他们身上美好善良的一面。 藤野先生——一位异国医学教授,因为表现出平等待人的态度,因为关心弱国子民的学业,他朴素而伟大的人格令人肃然起敬。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凡,如果我们不设身处地地想象鲁迅当时的处境,便很难感受到这位老师的伟大之处。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他无法与狂人一样,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也无法像N先生一样忘却,所以他的内心痛苦、悲凉,我们和鲁迅先生一样,疑心他是自杀的。 父亲——父亲曾让童年鲁迅困惑过,因为在他兴高采烈地要去看五猖会时,勒令他背书。但是,鲁迅从来没有指责过自己的父亲,他忏悔的是自己没有让父亲安静地死去,这让他的心灵永远不安永远痛苦。我们感到鲁迅先生强烈的爱。 五、 艺术手法 1、 把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充满诗情画意。如描写百草园的景致,绘声绘色,令人神往。 2、在对往事深情的回忆时,作者无法忘却现实,时不时插入一些“杂文笔法”(即对现实的议论),显示了鲁迅先生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狗•猫•鼠》一文既有作者对童年时拥有过的一只可爱的小隐鼠的深情回忆,又有对祖母讲述的民间故事生动的记叙,同时揭示了现实中那些像极了“猫”的正人君子的真实面目。 3、 长摄取生活中的小细节,以小见大,写人则写出人物的神韵,写事则写出事件的本质。如在《无常》中,从无常也有老婆和孩子的事实中,作者既写出了无常富于人情味的特点,又巧妙地讽刺了生活中那些虚伪的知识分子,入木三分。 4、 作者在批判、讽刺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时,多用反讽手法。表面上很冷静地叙述事件的始末,其实是反话正说,在叙述中暗含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巧妙讽刺。如在《父亲》中,对庸医的行医过程细细道来,没有正面指责与讽刺,但字里行间处处蕴含着作者激愤的批判和讽刺。 5、 作者在散文中常用对比手法。如《五猖会》通过我前后心境的对比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的反感和批判;《无常》通过无常这个“鬼”和现实中的“人”对比,深刻地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格”不如“鬼格”的人的丑恶面目;《狗•猫•鼠》作者对小隐鼠的爱和对猫的强烈憎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六、精彩片段 精彩片段之一 《五猖会》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者,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自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有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晴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及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省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那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赏析——文章对自己从“笑着跳着”到感觉一切“都没有什么大意思”的心情变化写的很细致,蕴含着对封建教育不动声色的批判。我们也从文中看到,作者对其父亲没有一句谴责之词,只是流露出对长辈不能理解一位儿童真实心情的伤感于困惑。 精彩片段之二 《范爱农》 到初冬,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200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学,实在勤快得可以。 赏析——文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对光复后的绍兴换汤不换药的描述。这其实已埋下了范爱农悲剧的伏笔。鲁迅对范爱农没有一句正面的赞扬,只是从他的神情“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从他的行动“实在勤快得可以”表现了革命后的范爱农心情愉快的一面。但范爱农心里产生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鲁迅其后又用了很多笔墨写光复后绍兴的现实,其实就是在探讨造成他的朋友悲剧命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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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时代背景

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我国近代史上的 面临民族存亡危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81年,鲁迅出生。他所处的年代发生了 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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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活在什么年代,社会背景怎么样?

鲁迅生活在1881—1936。所处的年代社会背景: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威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鲁迅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曾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 “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扩展资料:

个人作品: 《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 《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杂文集 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免遗珠。 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在这些全集中对这些文章总集所取名目颇多,以下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所取名为准。

52赞·2,141浏览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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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活的时代。社会背景。黑暗的世界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内做官的祖容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 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 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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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故事: 1、成绩优异 鲁迅在矿路学堂时,学习成绩很突出,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他:“周树人真是博学。”当时,每次考试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他小考每月一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而全班中,得到这种金领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 2、帮助青年 鲁迅在广州时,一个青年受他的感化,随他到了上海。到上海后,鲁迅热情的留他在自己景云里的寓所住,后来那人又让鲁迅给他在鲁迅(1881—1936)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先驱。原名周树人,字豫才,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七岁入私塾“三味书屋”,读诗书经传,但他更喜欢野史、杂记,同时又喜欢美术和民间文艺。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庭由小康而坠入困顿。十六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家庭经济地位的变化,使鲁迅饱尝了世态炎凉的况味,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封建道德的虚伪。鲁迅幼年及祖父下狱后常住外婆家,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的孩子,了解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勤劳朴素的品质。所有这些,对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编辑于 20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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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时代背景简介

1、鲁迅1881—1936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威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2、1894年—1895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战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 3、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国侵华。 4、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5、1913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从而揭开侵华序幕。 6、1932年,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 7、1932年,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州国傀儡政权,使东三省成为其殖民地。 8、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9、1935年,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 10、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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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一些人生经历: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避难期间笔耕不辍。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2月辞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柔石。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5月15日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31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10月17日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 -鲁迅 -中国近代史

288赞·14,724浏览2019-05-22

鲁迅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怎样的?

写作背景 创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愤怒声讨反动政府的无耻行径,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处。尽管生活艰苦,还写了不少的散文诗和《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等三篇散文,它们后来与鲁迅在惨案发生之前写作的《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收入了散文集《朝花夕拾》。 1926年9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请,南下教书,但他在厦门大学只带了四个多月,因为他发现厦门大学的空气和北京一样,也是污浊的。 鲁迅在这里见识了种种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鲁迅虽然不喜欢厦门大学,但他对自己担任的课程却倾注了全力,他上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鲁迅写了很多作品,这其中就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锁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五篇散文。这五篇散文与在北京创作的另五篇散文就构成了《朝花夕拾》的全部。 《朝花夕拾》于1927年出版。 三、 主要内容和主题思想 《狗•猫•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清算猫的罪行:第一,猫对自己捉到的猎物,总是尽情玩弄够了,才吃下去;第二,它与狮虎同族,却天生一副媚态;第三,它老在配合时嗥叫,令人心烦;第四,它吃了我小时侯心爱的一只小隐鼠。虽然后来证实并非猫所害,但我对猫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何况它后来确实吃了小兔子!这篇文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尖锐而又形象地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 《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小时侯的保姆。记述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揭示了中国儿童可怜《五猖会》——五猖会是一个迎神赛会,在童年的我的心目中是一个节日。记述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指出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

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济南府淄川(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清代杰出文学家,优秀短篇小说家。

中国清初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作者。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总近200万言。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刊行后,遂风行天下。在其后一个时期里,仿效之作丛出,造成了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再度繁荣。许多篇章不断被改编为戏曲、**、电视剧,影响是深远的。《聊斋志异》还很早便走向了世界,蒲松龄为中国、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

本名

蒲松龄

别称

柳泉居士

字号

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

所处时代

清代

出生地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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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向街书店

人物生平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亦称柳泉居士,山东省淄川县(1956年改设为淄博市淄川区)人。清代杰出文学家,优秀短篇小说家。[1]

家世

蒲松龄诞生地淄川蒲家庄

蒲氏自明代初年,世居淄川城东满井庄,后以族姓日蕃,别姓绝少,改名蒲家庄。蒲氏虽非名门望族,但多读书,获科举功名者代不乏人。蒲松龄的父亲名蒲槃,幼习举子业,乡里称博学洽闻,科举不利,弃儒经商,饶有赢馀,“称素封”,待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加以子女较多,食指日繁,家道遂衰落。[1]

生平

蒲松龄年表

帝王纪年 公元纪年 年龄 事件

明崇祯十三年 1640 1 农历四月,蒲松龄生于济南府淄川(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

清顺治十二年 1655 16 此前,蒲家已为蒲松龄聘刘国鼎女。是年,讹传朝廷将选良家女充宫掖,人心惶恐,纷纷嫁女,刘国鼎送女来蒲家,与蒲松龄母董氏同寝处。讹言既息,始移归。

清顺治十四年 1657 18 龄与刘氏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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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亲属成员

蒲松龄亲属成员表

称呼 姓名 出生时间 逝世时间

父亲 蒲槃 不详 不详

母亲 董氏 不详 1680

妻子 刘氏 不详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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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学成就

蒲松龄一生的文学生涯,摇摆于传统的雅文学和民间的俗文学之间。他生长于农村,幼年受过乡村农民文化的熏陶,会唱俗曲,也曾自撰新词,只是近世传抄的“聊斋小曲”已不辨真伪。他身为文士,以能文为乡里称道。所写文章多是骈散结合,文采斐然,惜乎多是代人歌哭的应酬文字,只有几篇赋事状物的四六文,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作品,被辞赋史家推为清初辞赋之能手。他也曾染指于词,作品较少,显然是一时之兴致或交往之所需,方才偶尔操笔。诗作甚丰。他进学伊始,意气风发,曾与学友张笃庆等人结为“郢中社”,“以宴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郢中社序》)然社集倡酬不存,存诗起自康熙九年(1670年)秋南游登程经青石关之作,最后一首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除夕所作绝句,距其寿终才22日,凡千馀首,可谓终身不废吟咏。其诗如其人,大抵皆率性抒发,质朴平实,熨贴自然,可见其平生苦乐辛酸,其中颇多伤时讥世之作,有讥刺地方大员匿灾不报、为驾耗费巨赀而滥征“羡金”者,伉直之性,磊落之气,寓于其中。他身为塾师,中年曾写过《省身语录》《怀刑录》等教人修身齐家的书,晚年《聊斋志异》基本辍笔,更转而热心为民众写作:一方面用当地民间曲调和方言土语,创作出《妇姑曲》《翻魔殃》《禳咒》《墙头记》等反映家庭伦理问题的俚曲,寓教于乐;另一方面又为方便民众识字、种田、养蚕、医病、编写了《日用俗字》《历字文》《农桑经》《药祟书》等文化技术普及读物。[1]

蒲松龄自谓“喜人谈鬼”,“雅爱搜神”。有文献表明他从青年时期便热衷记述奇闻异事,写作狐鬼故事。对一位志在入仕的秀才来说,这未免是不务正业,“可怜无补费精神”。为此,他曾受到友好的劝阻、不友好的讥讽。40岁时,他将已做成的篇章结集成册,定名为《聊斋志异》,并且撰写了情辞凄婉、意蕴深沉的序文——《聊斋自志》,自述写作的苦衷,期待为人理解。他没有屈从社会的偏见,此后仍然执着地写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渐搁笔。《聊斋志异》,是他在大半生的时间里陆续创作出来的。[1]

聊斋志异

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

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承袭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的衣钵,但在观念和作法上却有了质的飞跃。六朝人记叙怪异之事,是信其为实有,“明神道之不诬”;唐人写怪异故事是“假幻设以自见”,重在构想之幻、情节之奇,而少现实内容和意蕴。蒲松龄摆脱了“明神道”的观念,以生活经验理性,驾驭六朝志怪小说和后来渗入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秘意识,诸如人死为鬼,幽明相通;物老成精,能化人形;得道成仙、为神,能给人以祸福等,进行文学创作,虚构出诡谲瑰丽的故事,来针砭现实,抒发忧愤,表达个人的感受、经验和情趣,寄托精神上的追求、向往。这样,原来六朝志怪小说和渗入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秘意识及其思维模式,也就转化为文学幻想的审美方式和表现方法,狐鬼花妖精魅不再是迷信意识中的神秘现象,而成为蒲松龄假幻想创造的文学意象,神仙也不再是宗教意识中不可亵读的崇拜对象,而成为观照人间官僚或某类人的文学形象,多半寓批判之意。《聊斋志异》之所以超越以前的志怪传奇小说,成为这一类小说最杰出的文学名著,根本原因就在于将宗教迷信意识转化为文学的审美方式。

《聊斋志异》,凡490馀篇,内容相当复杂,作法不一,思想和艺术都是极不平衡的,可以说优劣并存。但是,就主导方面说,多数篇章是发自真实的感受,反映了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大体上有以下几类:一、揭露官府黑暗,官贪吏虐,鱼肉百姓,官军大肆掳掠,滥杀无辜;二、鞭挞豪绅为富不仁,凌辱良善小民;三、讥讽科场考官昏庸,黜佳士而进庸劣;四、嘲谑炎凉世态、浇薄风俗;五、体现人生经验哲理,赞美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寄托理想追求。在志怪类小说的艺术方面,《聊斋志异》也有很多创新,充分发挥了真幻相生、虚实互渗的艺术潜能力,呈现出情节结构模式的多样化。有的以情节曲折取胜,极尽起伏跌宕之能事,有的不以故事取胜,或重在刻划人物性格,或重在叙写一个内蕴深沉的场面,或重在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在叙事中,虽然基本上采用全知观点,但却多用虚笔、伏笔,制造悬念,甚至含糊其辞,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情趣,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许多篇章的花妖狐鬼不仅多具人情,而且富有诗人气质,以诗句表情达意,有的故事的构成便含有诗歌意蕴,有的景物描写极富诗情画意,再加上叙述语言雅洁隽永,《聊斋志异》便呈现出浓淡不同的诗化倾向。蒲松龄堪称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之圣手。[1]

诗文

聊斋文。蒲松龄的《聊斋文集》现存13卷。第一卷为赋,计11篇;第二卷为传、记,计14篇;第三卷为引、序、疏,计82篇;第四卷为论、跋、题词,计13篇;第五卷为书启,计131篇;第六卷为文告、呈文,计23篇;第七卷为婚启,计56篇;第八卷为生志、墓志、行实,计3篇;第九卷为祭文,计41篇;第十卷为杂文,计20篇(附楹联8联);第十一卷为拟表,计31篇;第十二卷为拟表,计48篇;第十三篇为拟判,计66篇。以上共计539篇,各种文体皆备。[4]

聊斋诗。蒲松龄的《聊斋诗集》共计五卷,外加《续录》和《补遗》,共有诗1039首。从青年时代起,蒲松龄就开始了诗歌创作,这从他写的《郢中社序》可以看出。可惜的是,他早年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现行的《聊斋诗集》为路大荒编定,起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止于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年),共1029首。其中卷一的《独酌》和《续录》中的《独酌》,字句相同,系重出。《续录》中的《趵突泉》(二首)、《游龙寺》(一首)、《暮春泛大明湖》(一、三两首)、《千佛山》(一首)、《游大佛山》(一首)、《白云亭泛舟》(一首)、《登历下亭》(一首)、《北渚亭》(一首)、《环碧亭》(一首)等11首诗,系他人作品混入。(李伯齐《窜入〈聊斋诗集〉的几首赝品》,载《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去掉以上重出和赝品,《聊斋诗集》实有诗1017首。蒲松龄的佚诗,英国伦敦牛津大学图书馆《听秋声馆抄书·聊斋诗草》中有五首,淄博张庆林家藏《聊斋诗集》抄本中有14首。(见赵蔚芝《聊斋诗集笺注·补遗》。)邹宗良从二卷本《聊斋诗集》中发现一首,加上这20首佚诗,共1037首。但高翰生《聊斋诗集跋》称蒲松龄共有诗1295首,故尚有250馀首诗的差距。[5]

聊斋词。蒲松龄的词现存119阕,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残存的词稿,原藏于蒲氏后裔孙某,再藏于淄川李席珍,三藏于光绪年间山东巡抚李秉衡,四藏于武安高智怡。(见高智怡《蒲松龄词稿手迹题记》,《蒲松龄集·聊斋词集》附录。)这部残稿系副本,共计42纸,包括词86阕,其中末阕《沁园春·留别钟圣舆》,只存词调和标题,实有85阕。二是《聊斋诗集》六卷抄本中末卷《诗余》多出的七阕。三是北京图书馆所藏《聊斋文集》抄本中《词集》二卷多出的26阕。路大荒先生所编的《蒲松龄集·聊斋词集》只收录了上述前两部分。[6]

俚曲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利用时调俗曲的曲牌,用白话及方言俚语填词创作的长篇讲唱叙事故事。据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记载,蒲松龄著有俚曲14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其中《丑俊巴》为未完成作品。《磨难曲》是《富贵神仙》的增订本,在流传中成为两个独立的本子。所以俚曲实为15种,共计62万余字。除《琴瑟乐》外的俚曲均见于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蒲松龄集》;《琴瑟乐》则于1986年首次刊于《聊斋佚文辑注》(盛伟辑注《聊斋佚文辑注》,齐鲁书社1986年1月出版。)。[7]

杂著

雍正三年(1725年)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附刻杂著名称五种:《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后来王洪谋(禹臣)撰《柳泉居士行略》中提到蒲氏又有《家政内编》和《家政外编》两种。据蒲氏“文集”中所收录的蒲氏自己所撰之序、跋中,可知他尚有《婚嫁全书》《帝京景物选略》《庄列选略》《宋七律诗选》《小学节要》《药祟书》《会天意》《观象玩占》,凡八种。另外还有康熙九、十年间,蒲氏南游于孙蕙县署中为之所拟之《鹤轩笔札》二册。这样,加起来,蒲氏所撰杂著当为16种。[8]

《农桑经》,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附记杂著五种之一。由于该书是作者依据古代农书,根据淄川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其加以“增删”,所记述的技术措施切实可行,颇受淄川地区百姓的欢迎。故该书流传很广,各种抄本也比较多,但长期未刊刻,直到1962年才由路大荒先生收录进《蒲松龄集》中;198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李长年先生校注的《农桑经校注》单行本,并收录了藏于辽宁省图书馆之《农桑经残稿》(实为《家政外编》的一部分)。[9]

作品影响

国内影响

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已引起周边人们的兴趣,竞相传抄。《聊斋志异》刊行后,遂风行天下。在其后一个时期里,仿效之作丛出,造成了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再度繁荣。20世纪以后,不仅《聊斋志异》仍为人爱读,而且其中许多篇章不断被改编为戏曲、**、电视剧,影响是深远的。《聊斋志异》还很早便走向了世界,现在已有日、美、法、德、意、俄、越南、捷克、罗马尼亚、波兰、西班牙等近20余种语言的译本,流传于世界各地。蒲松龄为中国、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

《聊斋志异》问世后,风行一时,模仿之作纷纷出现。清乾隆年间主要有沈起凤《谐铎》和邦额《夜谈随录》浩歌子《萤窗异草》等。乾隆末年,袁枚撰《新齐谐》(原名《子不语》)二十四卷,续十卷,作者自序其创作动机说:“文史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感也。”鲁迅评为:“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作品内容大都是些供无聊消遣的神鬼怪异之作,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不过其文笔确如鲁迅先生所评颇自然流畅。

从清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影响最大的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纪昀是最早对《聊斋志异》颇有微辞的重要学者,他认为:“《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燕昵之词,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鲁迅认为这是“訾其(《聊斋志异》)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从这种观点出发,纪昀创作了《阅微草堂笔记》,该书在体制上有意和《聊斋志异》对立,摒弃《聊斋志异》用传奇体而以志怪的创造性,努力模仿汉晋笔记小说,“尚质黜华”,记事简要,而多所议论。思想内容上则主张“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极力维护、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或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因此该书不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都无法与《聊斋志异》相比。

从清嘉庆到清末,受《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影响的文言小说主要有管世灏《影谈》、许元仲《三异笔谈》、俞鸿渐《邱雪轩随笔》、王韬《淞隐漫录》、宣鼎《夜雨秋灯录》、俞椒《右台仙馆笔记》等,这些书有的志怪色彩渐稀,流于烟花粉黛的记述;有的充满腐朽的封建说教;有的则纯粹是搜奇猎异的游戏之作,文言小说逐渐没落。

除文言小说之外,清代的白话小说创作也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巨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当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继承了《聊斋志异》的传统,通过具体描写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过程,进一步宣告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以宝、黛爱情为主线描写四大家族的兴衰过程。《聊斋志异》的爱情观对《红楼梦》产生了深远影响。蒲松龄和曹雪芹都歌颂男女对异性的“痴情”,都创作了一批痴情男女的形象。他们赞赏汤显祖在《西厢记》中提出的“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者”的“至情”观,并继续向前发展,给传统的爱情主题再一次增添新的历史内容。

对待妇女,蒲松龄是很尊重的。《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大都美丽、善良、聪慧、侠义、多才、能干,不亚于须眉男子。《红楼梦》更进一步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儿很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显然是对男尊女卑社会的有力打击。总之,蒲松龄和曹雪芹都要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解放妇女,蒲松龄比曹雪芹更多地保留着封建伦理观念,曹雪芹在蒲松龄思想的基础上,使《红楼梦》更多地闪烁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则继承了《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度的批判精神,并有了新的发展。其他白话小说如李汝珍的《镜花缘》晚清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妇女、揭露社会现实等问题上,都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影响。

《聊斋志异》对中国戏曲的影响尤为突出。自从《聊斋志异》问世以后,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就有黄燮清根据《曾友于》一篇改编的戏曲《脊令原》传奇。他还有《绛绡记》(演《西湖主》故事)、《飞虹啸》(演《庚娘》故事)等传奇作品。此外还有陈、陆伯和等改编的《负薪记》(演《张诚》故事)、《错姻缘》(演《姊妹易嫁》故事)、《如梦缘》(演《连琐》故事)等。此后的改编更是为数甚多,不胜枚举。全国各种地方戏曲几乎都有《聊斋志异》的改编剧目,其中仅《胭脂》一篇就有京剧、秦腔、川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评剧、越剧、五音戏、剧等剧目。地方戏曲中仅川剧就改编过60种“聊斋戏”,京剧则有40多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荀慧生、周信芳、欧阳予倩、尚小云、程砚秋、金少梅都曾表演过“聊斋戏。”

《聊斋》的**改编很早就开始了。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根据《珊瑚》改编的《孝妇羹》是最早的聊斋**。此后到建国前的1947年,又有七家**制片厂(公司)拍摄了八部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建国后,从1961年到1992年,先后有十多家**制片厂拍摄了16部聊斋故事片。其中主要有西安**制片厂的《鬼妹》上海**制片厂的《碧水双魂》北影的《古庙倩魂》及后来由著名导演谢铁骊执导的《古墓荒斋》峨眉**制片厂、安徽**制片厂联合摄制的《金鸳鸯》,及潇湘**制片厂的《幽魂奇恋》等等。相对于**来说,《聊斋志异》的电视剧改编制的“聊斋电视系列剧”,集中了全国数十名编剧、导演,几百名演员,上千名创作人员,计划拍摄60部80集,实际完成48部78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聊斋电视剧制作。这部系列剧陆续播出后,在全国引起一定反响,并发行到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王富聪、王林书分别著有《聊斋影视评论》《聊斋影视改编研究》,对此系列大片的成败得失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评论。

世人评论  西汉名臣桑弘羊的论著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是“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东汉史学家班固虽然批驳秦始皇残忍,但依然肯定了秦始皇的一些制度认为“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

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名著《封建论》指出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符合了历史发展的

客观必然趋势,所谓“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非圣人意也,势也。”

明朝著名改革家张居正认为:“三代至秦,混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周王道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举前代之文制,一切铲除之,而独持之以法。西汉之治,简严近古,实赖秦之驱除也。”

清末思想家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说:“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

清末又一位史学先驱夏曾佑认为:“有为汉一朝之皇帝者,高祖是也;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汉武是也。”

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柳翼谋在《中国文化史》评论道:“始皇时代之法制,实具伟大之精神,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盖秦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划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评论道:“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

就连鲁迅先生也认为:“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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