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有一批著名学者在历史系任教，他们是钱基博、张舜徽、潘梓年、杨东纯、王玉哲、杨希时、王凌云等。国学大师钱基博、张舜徽等先生曾经向历史系捐赠了一批宝贵的文物，现收藏于学校文物馆。

在历史系工作，现已退休的历史学教授、副教授有：涂厚善、黄道立、刘继兴、高明振、黄振、闵光沛、王瑞明、吴量恺、邹贤俊、李国祥、崔曙庭、张翼之、戴绪恭、谭克绳、苏中立、唐文权、戴成兴、董方奎、涂光久、孙玉华、向子祥、吴韫山、李雪松、罗静兰、周孝梅、徐策伟、李继晟、周学根、庞子朝等。在历史系先后工作过的同志还有丁磊华、马志林、彭祖年、薄怀俊、朱明庭、谷武高、余显富、黄怀玉、黄葳、章重明、周开敏、张长清、汤建英、刘玲等。在历史系工作过，后又调出的教师有张洪、李子林、林利民、贺璋容、王昌茂、张三夕、高华平、刘筱红、罗家祥、李建中、王奇生等。 20世纪50——70年代，历史系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他们是中学的教学骨干。文革以后，历史系在全校率先有了硕士点和博士点，为中国史学界培养了大批新秀。历史系还开门办学，1981年历史系与江汉大学联合办学，培养历史学科的专科生，由历史系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派老师去江汉大学汉阳分校教学点上课。1983年，湖北省自学考试办公室设置历史专业自学考试，由该系承办培养历史专业自学考生的任务，发给自学考生毕业证书。1983年，历史系与农工民主党联合在华师办了“中华自修大学”（历史本科）。

1983年5月3日，教育部批文建立历史文献研究所，隶属于国家教委领导下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1984年，教育部批准建立历史研究所，该所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的挂靠依托单位。

1996年，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合并，联合组建历史文化学院。马敏、朱英先后担任院长。

史学是中国清末中国小学科名称。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 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国小堂、中学堂及相当于大学预科的高等学堂均设此科。但高等国小称本国史学，中学堂及相当于大学预科的高等学堂称中外史学。蒙学堂 4 年，依次讲授“历代国号、帝王世系”、“历代帝王年数、建元”、“历代兴亡之大事”、“历代疆域及分割之情状”等，国小堂依次讲授各朝各代历史大略，中学堂讲授外国历史及“外国史法沿革之大略”， 高等学堂讲授中外史制度异同、治乱得失和经济史等。二十九年《奏定学堂章程》公布后，各级学校的史学课均改称历史。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史学 外文名 ：history 又名 ：历史学 史学简介,产生,主要特点,研究对象,数位化的推动, 史学简介 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时代顺序，运用具体历史事实，阐明并揭示从原始公社制经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记载和编纂，很古已出现。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方法。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 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循序发展的一般过程，并且有力地论证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人民民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样，历史学才开始成为科学（参见“历史科学”）。 主要特点 一、它们只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却不了解以至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它们把少数英雄、伟人当作历史的创造者，而忽视人民民众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两点，实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集中表现。 研究对象 举凡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从远古到现代都可作综合的、分期的或分类的研究。概述史学一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史学概论，研究史学本身之发展的史学史，研究史料及其运用方法的史料学等等，均可包括在史学范围之内。史学包括解释学史学、史学理论、泛史学、国别史、结构史、专题史、新史学、微观史、史学史、口述史学等等 数位化的推动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古籍数位化步骤在加快。《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汉籍电子文献》（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建设中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的电子化，则使古籍的使用完全上升到了现代化水平。在电子版背景下，省略了复印与打字程式，使古籍资料的蒐集与使用实现了“零接口”。几秒种的复制与贴上，就可以使古籍资料变成自己想要的文本格式资料。明代史著的由由分散到集中，由“线装版”到“影印版”再到“电子版”，使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自由纵情阅读、随意复制，极大地便利了史学的研究工作，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1大学历史系用什么教材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中国近现代史参考书目 参考书 编著者 出版社 版次 《史学导论》 姜义华等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中国历史文选（上、下）》 周予同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英]巴勒克拉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何兆武主编 商务印书馆 1999 《中国历史》 张岂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国史概要》 樊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中国历史通论》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中国史研究入门（增订本）》 [日]山根幸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剑桥中国史系列》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中国近现代史参考书目 参考书 编著者 出版社 版次 《史学导论》 姜义华等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中国历史文选（上、下）》 周予同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英]巴勒克拉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何兆武主编 商务印书馆 1999 《中国历史》 张岂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国史概要》 樊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中国历史通论》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中国史研究入门（增订本）》 [日]山根幸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5年中国近现代史参考书目 参考书 编著者 出版社 《史学导论》 姜义华等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选（上册）》 周予同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选（下册）》 周予同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英]巴勒克拉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何兆武主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历史》 张岂之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史概要》 樊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通论》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史研究入门（增订本）》 [日]山根幸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剑桥中国史系列》。

2上海大学历史系大一的历史教科书有哪些

朱绍候 、张海鹏、齐涛 主编： 《 中国古代史 （ 新版•上册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 ， 2004年版 朱绍候 、张海鹏、齐涛 主编： 《 中国古代史 （ 新版• 下 册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 ， 2004年版 李侃 、李时岳 著 ： 《中国近代史 （第四版） 》 ，中华书局出版 ， 1994年版 吴于廑、齐世荣 主编： 《 世界史• 古代 史编 （ 上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吴于廑、齐世荣 主编： 《 世界史• 古代 史编 （下 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吴于廑、齐世荣 主编： 《 世界史• 近 代史编 （ 上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吴于廑、齐世荣 主编： 《 世界史• 近 代史编 （下 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吴于廑、齐世荣 主编： 《 世界史•现代史编 （ 上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吴于廑、齐世荣 主编： 《 世界史•现代史编 （下 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王桧林 、郭大钧 主编 ： 《中国现代史（第二版）（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王桧林 、郭大钧 主编 ： 《中国现代史（第二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四年的。

3学历史的本科生都读什么书

主干学科：历史学

主要课程：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史学导论、中国史、西方史学史、考古学通论、历史地理学、古代汉语、中外历史文化原典导读与选读、中国断代史等。

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

4大学历史教材

你什么学校啊？不同的学校不一样的教材。

不过我们学校的大概有

《史学概论》

《中国历史文选》

《中国古代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世界中古史》

《世界近代史》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中国近代史》

《世界古代史》

《世界现代史》

另外选修课还有：

《风水学》

《考古学》

《文物鉴定》

《东亚史》

《西方文化概论》

《中东史》

当然还有《专业英语》

《明清经济与社会》

其他学校有要求

《世界通史》（上、下）

《比较历史》

《文明的冲突与秩序的重建》等等

5大学历史系教材,详细

我是历史系的，大三。

笼统来说，主要的有《古代汉语》《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国现当代史》《世界现当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考古学》《中国民族史》《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史学理论与方法》《历史地理》《中国思想史》等等。

这些是基本的专业的。

还有一些分得更细的课程，比如说明史、清史、南北朝史、民国军阀史、基督教史、古代官制史、政治变革史、青铜器鉴赏等等，都是分出来的，很细致关于各国、各时代、各领域、各层面、各角度的学科研究。

近年来，各种古装剧的火热，带动了一大批学生对历史的热情，都想报考此专业，那这个专业好考吗？我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下面我就来说说我的看法。

01 本科以及考研的难度

本科考历史相对好考，历史学属于冷门专业，很少有学生在报志愿的时候会把此专业放在第一位，除了哪些热爱历史，立志要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同学，因而很多学校的历史学专业分数线并不高，大部分在该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左右徘徊，还是蛮好考的，但是如果历史学是按照历史学（师范）来招生的话，分数就会偏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师范专业而炒高的分数。

就考研来说，历史学就不那么冷门了，因此历史学考研不考数学，因而很多学生跨考历史学专业，再加上本专业的学生，竞争挺激烈的，无论哪个方向，报录比都在8比1以上。

02 个人感受

我相信大部分学生对历史的记忆和印象应该还停留在高中历史或者是百家讲坛中的历史，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大学的“历史学”专业和大家所认为的历史还是有区别的，历史是弄清楚某件事是什么，也就是“what it is ”。而历史学是要弄清楚某件事为什么是这样，又该怎么评价它，也就是“should be”。高中历史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往往带着单一性、确定性，但是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不能局限于单一面的因素，而是从不同角度去探讨形成的因素。因此，大学历史更加强调学历史的逻辑性，而高中历史更多的是识记与理解。而且学历史学要相信真理不止一个，有的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看就会完全不一样。不要苟同他人的观点，勇于质疑与探索才是历史的王道！大学历史学注重的是历史思维、思辨能力的养成，注重你看世界的角度！因而，虽然本科历史的报考难度不高，但是本专业学习的要求也不低，需要学生的古文水平以及思维发展。下面这张图就是历史学专业学习的古籍原文。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生平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

一、历代史书：

梁‧沈 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齐‧魏 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李百乐：《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魏 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二、古代典籍（包含近人所辑校、点校、校注之古代典籍）：

清‧严可均辑：《三代先秦两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清‧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清‧逯钦立辑校：《先秦魏晋南北朝诗》上中下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月出版。

梁‧僧 佑：《弘明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未详出版年）

唐‧道 宣：《广弘明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未详出版年）

魏‧刘 劭：《人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梁‧刘 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明‧张 溥：《汉魏六朝百三家诗题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清‧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

三、近人研究著作：

《第二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第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国立政治大学发行，1996年。

《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王力坚：《六朝唯美诗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2次印刷。

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

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

王力坚：《由山水到宫体》，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出版。

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

王梦鸥：《古典文学论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8月出版。

王 瑶：《中古文学史论》，长安出版社，1982年。

宋李昉：《文苑英华》，台北：华文书局，1967年出版。

柯庆明、曾永义编辑：《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9月出版。

洪顺隆：《六朝诗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洪顺隆：《由隐逸到宫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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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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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毓瑜等人：《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里仁书局，1997年。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台北：石门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1月出版。

骆玉明、张宗原：《南北朝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钟 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

颜昆阳：《六朝文学观念丛论》，台北市：正中书局，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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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东：〈建安诗歌型态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6年。

刘伯严：〈论曹丕诗歌的抒情特徵〉，《湖南教育学院学报》，第14卷总63期，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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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君：〈曹丕典论‧论文甄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1期，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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