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行为意识和社会制度路径选择具有巨大影响，而文明进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社会系统演化是文化与文明两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基于历史传承，文明基于科学进步，两者虽相互影响，却遵循着各自的规律。当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的张力保持一致时，两者会形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和谐状态；当文明进步与文化传承发生离变并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文明基于自身的进步规律会与文化产生摩擦。这时，制度创新成为协调文化与文明关系的内生性要求，并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引起文化的强制性变迁，以适应文明进步的价值观与制度范式要求；二是文化对文明形成掣肘，使人们的行为保持在与文化传承相适应的价值范式与制度范式之中。一种良性互动的结果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合力。

　　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对自然的依存，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协调关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并不局限于人的共同体内部，而是包容了天、人、道（客观规律）之间的根本关系。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的多子分承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祠堂族田以及一些赈济与借贷性质双兼的仓、会经济制度，是与这种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安排。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的整体和谐理念对于民族行为意识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发展显著背离整体和谐的发展路径时，就会出现激烈的社会变迁现象。均富、和谐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意志与社会选择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近代中国革命胜利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

　　文化缺陷往往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文明进步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相互调适，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对个人价值、自主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忽视，并导致个体盲从于整体与传统，滋长了守旧意识与等级制度观念，淹没了个体主动性的发挥。现代工业文明需要人们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创新意识，需要个体充分发挥主动性，需要人们独立决策、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而这些恰是受到传统文化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的。因此，从这样的角度观察，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以至于严重束缚了中国现代文明进步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实行改革开放，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文化价值观与文明进步的要求相适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时期。

　　可见，正是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显然，这场制度创新，以彰显个体主体价值观为文化特征，以追求市场竞争主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经济文明进步为社会发展向度，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向将个体置于整体发展之中的和谐价值观发展过渡

　　个体私营经济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产权边界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规则与自由流动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人的个体性、自主性得到了极大开发，个体主体价值观在这种经济制度创新中逐渐显性化，并对工业化、现代化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对个体主体性缺失的传统文化缺陷也具有显著的矫正意义。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值得反思的不和谐现象，其中分配不公与生态环境过度受损是两个典型的不和谐问题。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个体主义价值观膨胀是密切相关的。一些主体利用其占优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资源配置，使得利益天平向自己一边倾斜。当这种倾斜达到一定程度（基尼系数、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是显示这种倾斜程度的指标），便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

　　正如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识下个体性往往容易被磨灭一样，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现象发展得过分突出，不仅会背离传统和谐文化的价值基础，而且同样会束缚社会效率与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现象，正在成为文明进步本身发展的障碍。这表明，如果个体主义放弃整体和谐是个体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长期约束因子，就会表现出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危害性。因而，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理念创新――构建个体与社会整体协同的和谐文化价值体系――已经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可见，放弃整体性前提的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向将个体置于整体发展之中的和谐价值观发展过渡，否则任何个体最终都难以获得长久的幸福生活，任何文明进步都将因社会矛盾加剧而停止。拉美现象在本质上就是由过度个体主义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的贫富差距扩大而引起的。这也就是新世纪初期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建立一种基于“个体―整体”统一性的和谐社会价值理念与制度架构，实现现代文明进步中的文化糅合与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激发个体积极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个体价值观为基础的，这种个体价值观的凸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明进步的要求。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充分发达并暴露出大量缺陷之后的制度创新不同，中国是在一直缺乏个体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因此，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创新必将随之而来。由此可见，文明进步本身存在的“创新性毁灭”不仅存在于文明自身即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毁灭”，而且也激荡着文化的演化，带来文化观念的革新。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个体价值观的发扬确实对工业化和现代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过度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对文明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并且已开始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危害。纠正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个体发展置于整体和谐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前提之下，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观条件。

　　这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的回归，但并非向历史上缺乏个体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与文化价值观回归。这是一种经过了市场经济与个体主体价值观洗礼的和谐文化回归，是一种获得了市场经济的个体动力又指向整体利益协调的和谐文化回归。建立这样一种基于“个体―整体”统一性的和谐社会价值理念与制度架构，实现现代文明进步中的文化糅合与制度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必然时期，即和谐社会建设时期。

　　以儒学为精魂的国学，包蕴大量积极的、超越性的思想构件，但它毕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国学在历史形态上属于“前现代”，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种种缺陷

　　国学的文化精神要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就必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国学潜在的多重价值要真正被当代人类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就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依托现代社会的载体，融入现代生活的洪流。

　　事实上，国学的现代化指向早已成为思想文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是实现国学现代化的路径。此处仍以儒学的现代化为例，略述己见。

　　关于儒学现代化的路径，各派学者尤其是现代新儒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笔者认为，以下三条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双重批判。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其生命力主要不在于它曾经拥有多少真理，更不在于它拥有不可亵渎的神圣光环，而在于它始终能够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不断地在肯定中自我否定，在保留中自我更新，在传承中自我创造。而批判恰恰是思想文化在扬弃和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批判包括外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两种基本形式。

　　考诸儒学发展史，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曾经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下将儒学推向启蒙的高峰，应视为儒学第一次带根本性的自我批判。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则是第一次带颠覆性的外在批判，并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儒学现代化的起点。因为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外在批判，从反面启示、逼迫和激发了现代新儒家提出“返本开新”的基本命题，对儒学产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应。正如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所说，“五四”时期中国一批最杰出的知识精英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对儒家传统的继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种严格批判，不把儒家的阴暗面暴露出来，它的真正价值就难以体现。故此，杜维明提出了儒学的“深度反思”和“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等观念，彰显了海外当代新儒家的某种现代眼光和前沿视野，并为儒学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动力。

　　如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儒学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如此：对它的缺失了解得越全面，它的正面价值就越能确切地把握和充分地开发；对儒学的批判越彻底，它就越能浴火重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

　　第二，文化对话。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互相撞击，互相交融，跨文化对话成为一大趋势。面对这种格局，儒学决不能独守一隅，自绝于世界潮流，远离当今文明，甘当“失语”的思想孤儿，而应冲出历史的尘封，扑向浩瀚的世界，担当文明交流的使者，在与当今各种进步文明的对话、交融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自我现代化。

　　儒学历来倡导和而不同，秉持思想流派交融，尤其是宋明理学，既以孔孟为宗，而又杂糅佛老，纵横千古，会通百家，终将儒学推向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而今，西方文化固然需要儒学，但儒学更需要西方文化。儒学在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征途中，要积极回应各种挑战，自留精华，自弃糟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用西方的智性理性弥补自己德性理性之不足，用西方个体本位、感性本位、权利本位的人文主义弥补自己群体本位、理性本位、责任本位的人文主义之不足，等等。如此，儒学才可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保持和展现自己的活力和魅力，并为人类文明增添新的动力。

　　第三，现代阐释。王夫之诗云：“六经责我开生面。”对儒学经典进行现代阐释，是儒学现代化的又一路径。所谓现代阐释，即运用现代观念、现代方法、现代话语对儒学文本作出创造性的解读和阐发，对其范畴、逻辑、意义进行重组重构，而又不完全游离文本原意，从而在古代儒学的母体中诞生现代儒学。或如一位学者所言：“经典诠释，意在转达古人的意思，保存文本的原意，使之代有传接、勿令断绝；更在于立足不同时代，应对环境变迁，掘发新意，逼显所蕴，发扬光大其精神。”此即儒学诠释学的基本意义。虽然现代新儒家能否完成儒学“返本开新”的使命，尚是一个未知数，但他们的创造性阐释，却为儒学现代化拓展了一个并不狭小的空间，预示了一种并不暗淡的前景。

　　总之，儒学应该而且可能现代化，整个国学都应该而且可能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国学则构成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深厚基础。

在“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中，少数民族古籍珍品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

旧抄文本《东巴舞谱》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记录了34种东巴舞蹈的仪式和跳法。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从左向右书写。多年来，民族古籍工作者挖掘整理了大批东巴文古籍，使民族文化精髓得以传承。

八思巴文是元朝时通行的蒙古文，八思巴文是1269年在藏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拼音文字，它用于拼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等文字，通行了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有41个基本字母，它自上而下书写，行款自左往右。

我国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实施，八思巴文、东巴文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原件被选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

都是民族的瑰宝，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让文化传承下去。

感觉，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有很多类型，有形的如文学古籍，历史古迹，服饰等生活用具……至于无形的，则如父子家族的文化信仰，价值观，社会观的传承。除此以外，还有特定的地域地理文化传承，如襄阳的隐世文化。所谓大道无形，中华文化传承是不受特定载体限制的，当然，如果去除了某些传承载体，和传承过程，文化的传承也必然会受到相应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