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是历代秦氏先祖和秦族人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后来秦国统一六国，秦文化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大一统的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今天秦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支来源、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可以从历史文物和文献中来探索、复原秦文化的本来面貌。在诸多秦文化相关历史文物中，鸟形文物备受瞩目。秦人认为其祖先来源于玄鸟，因此创造出诸多形态各异、制作精美的鸟形文物，后来发展成凤鸟的形态。

秦文化鸟形文物反映了秦文化中的鸟文化、鸟崇拜，其来源有三：

第一，按《史记·秦本纪》所载秦人的祖先是颛顼帝的后代孙女，名叫女修，她在织布时吞食了玄鸟的卵而生下大业。

秦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来源于玄鸟，那么秦文化的凤鸟崇拜就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但秦人先祖发迹当从商代算起。

秦人的祖先中有一位名叫“费昌”，他善于养马、驾车，后成为给商汤驾车的专用驭手。随后，秦人先祖中还有多位名垂青史的重要人物，他们都与鸟密切相关，如“大廉”以鸟为姓氏，世人称为“鸟俗氏”；孟戏、中衍都是“鸟身人言”，结合民族学资料来看孟戏、中衍应该是部落的巫师，他们常常身披鸟羽毛装饰的服装来开展原始巫术活动，为部落祈福消灾。结合《史记·殷本纪》：“帝喾次妃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殷）契。”等类似记载可见，秦文化鸟形文物当来源于同一时期强大、先进的殷商鸟文化。

第二，从考古学研究来看，秦人原居于山东地区（东方），后从东方迁徙到今甘肃一带（西方），在新石器时期山东地区属于东夷族太昊所统治的区域，盛行鸟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中皆出土礼器陶鬶，形制为三个空心的足带有柄喙，就是模拟三足乌的神鸟形象。原居于山东的秦人祖先也受其影响，盛行鸟崇拜。

第三，在秦人西迁到甘肃一带以后成为周王室管辖的氏族，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学习周文化。周文化中有许多鸟纹器物，如宝鸡石鼓山墓葬出土的西周提梁卣，其表面纹饰以鸟纹为主，鸟纹为侧面图形，抽象刻画出鸟嘴、足和勾尾，这种图案造型深刻影响力早期秦文化文物上的鸟形图案。因此，秦人的鸟形文物应当是在殷商、东夷和西周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秦文化鸟形文物的发展与成熟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按其鸟纹图案的形象来看，大体有凤鸟、鸷鸟、鸱鸟、金乌等，品种繁多。

西周晚期的大堡子山秦公墓曾出土鸟形金箔片，但这是盗掘追回文物所以不能确定其本来的功用，只能推测是车马器上的装饰品，根据鸟纹图案具有钩状的喙所以定名为鸱鸟或鸷鸟。这两种定名皆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和文化依据。鸱鸟是指猫头鹰，昼伏夜出，与一般鸟类的生活习性相反，在商文化中认为其是一种神奇的鸟类。鸷鸟则是指鹞鹰一类的猛禽，这种鸟类行动迅速敏捷、生性残忍。

无论是猫头鹰还是鹞鹰，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肉食鸟类且具有特殊的本领，秦人将其形象装饰在车马器上，意在借助其威猛的神力达到战无不胜的目的，这可视为秦文化早期的鸟纹形象。

秦文化金乌形象文物出土于宝鸡地区，青铜器上有三足鸟，即文献所载的金乌，又称阳乌或三足。金乌来源于乌鸦，乌鸦是一种比较有灵性的鸟类，聚群协作而不争抢，还具有反哺老鸟的行为，由此受到古人崇拜。但三足金乌与一般的两足乌鸦有所区别，是一种自然界不存在的臆造神鸟，又传说古代人看见太阳黑子，认为是会飞的黑色的鸟——乌鸦，又因为不同于自然中的乌鸦，加一脚以辨别。

春秋战国时期《山海经》中就有相关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指出金乌是太阳神鸟。宝鸡曾出土三足秦文化金乌的青铜饰品，其尾部向下又伸出一足，该足同时也作为支撑点，这种三点支撑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体现出秦人设计青铜制品的科学性与智慧性。

秦文化中还有凤鸟文物，凤鸟来源于雄性雉鸡或孔雀，凤纹瓦当以凤翔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出土最为丰富，在秦栎阳城遗址、秦咸阳城遗址、兴平侯村遗址等亦有发现，可以分为单体凤纹、凤衔蛇和践蛇纹皮夔凤纹三类。

秦人认为凤鸟是百鸟之王，具有多种鸟类的优良品行，因此将鸡、雁、鹳、鹤等多种多样动物形态进行组合，臆造出凤鸟这种神鸟。

为体现出凤鸟的特殊性，秦人独创出子母凤鸟图案和凤鸟衔蛇图案。

西汉刘向《列仙传》中记载秦穆公之女弄玉与吹箫成亲后吹箫引凤，竟皆随风凰而去，后人在雍城建造了凤女祠以示纪念，正所谓“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这是今日“弄玉吹箫”典故的由来。

秦文化鸟形文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从汉承秦制的情况来看，秦文化凤鸟图案对汉代朱雀纹的产生有巨大的影响，秦瓦当有单足昂首站立凤鸟纹图案，汉代朱雀也是同样造型，显系一脉相承。不但如此，西汉时期几乎全盘接受了秦文化中的凤鸟崇拜，还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时至今日凤鸟已是中华民族共同崇奉的一种神鸟。

其次，秦文化鸟形文物的平面、立体造型设计影响了后世的鸟类立体雕塑、平面图案艺术风格。秦文化立体鸟形青铜器文物造型比例准确、特点特出、工艺精湛，大体是反映出真实自然界中的鸟形象，因此不断被后世仿制。

而瓦当艺术及玉器、金箔上的平面鸟形图案可以看作是从具体到抽象的一种演变，在抽象演变的过程中，秦人又人为的加入许多美好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为标准对鸟形图案进行完善，以期达到一种圆满的、极美的效果，这种人为臆造的艺术创造在唐宋时期文物上的鸟形图案中仍能反映出来。

最后，秦文化中组合鸟形文物图案中出现了以鸟纹为核心的图案组合。多种动物组合图案在西周、东周初期已逐渐成熟，但受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影响，这些组合图案多以神兽、人物等为中心。秦文化中的鸟崇拜源远流长，所以在设计图案时将鸟形图案放置在组合图案中的重要位置，形成了以鸟为核心的组合图案。

虽然造型粗矿古朴，还处于比较原始的构图阶段，但是画面活泼舒展、自由奔放，这为后世以鸟为核心的组合图案艺术流行奠定了基础。

秦文化鸟形文物种类众多，其源于东夷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的共同作用，从秦、商具有相同的祖先出世传说、结合文物形态来看，秦文化鸟形文物受商文化的影响最大，可以看作是新石器到历史文明时期各种动物、尤其是鸟崇拜的延续与继承。秦文化鸟纹文物从图案反映出的形象来看，大体有凤鸟、鸷鸟、鸱鸟、金乌等几种，来源于鹞鹰、乌鸦、雄雉鸡、孔雀等鸟类。

秦文化鸟形文物繁荣于东周这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文化艺术和人的审美意识从原始宗教的桓精中解放出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凤鸟纹逐渐演变成为西汉朱雀纹，最终成为四灵神兽之一，是国家级的重要神灵。鸟形文物的平面、立体造型还设计影响了后世的鸟类立体雕塑、平面图案艺术风格，后世鸟形文物多少都有一些体现。且在组合鸟形文物图案中出现了以鸟纹为核心的图案组合，这是鸟纹地位的上升，也是艺术的创造，为后世以鸟为核心组合的图案流行奠定了基础。

　　 关于秦文化的含义，可以从狭义与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秦文化是指春秋战国时秦国的文化；广义的秦文化是指上古时期以渭河流域的关中为核心的秦地秦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简单说，秦文化是指以关中地区为主的今陕西一带的古老文化。

秦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公元前897年秦人近祖非子西迁犬丘算起到秦亡，共有691年；如果从公元前770年秦襄王称侯立国算起到秦亡，也有564年。秦文化的发展历程，阶段性分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秦族部落文化阶段，也可以说是秦文化的起始期，有127年的时间；作为诸侯国的秦国文化阶段，也是秦文化的形成期，计有549年之长；第三阶段为秦王朝文化期，也是中国文化的统一期、奠定期。尽管只有短短的15年，却给中国文化留下了辉煌。从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落后到先进，步步上升，始终充满着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一部秦文化史，就是代代秦人的奋斗史、开拓史、进取史。

秦文化的根不在陕西古秦地，它的远祖根在东海之滨，近祖根在甘肃天水古秦地。陕西古地本是周人的所在地，其文化当然是周文化了。从区域文化的划分上讲属陕西文化或称关中文化，以后又称三秦文化，或统称为秦文化。陕西人为什么自称秦人？其文化称为秦文化呢？笔者认为其因有二：一是秦文化历史本身造就的，二是习惯相沿，已经约定俗成了。别小看这种习惯称谓，它也有历史的由头。

第一，在春秋战国时代，地域的划分是以小诸侯国的存在地为标志所作的划分，其区域也自然成了文化圈的标志。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当时的秦国就构成了以渭河流域的关中为核心的秦文化圈，与齐鲁文化圈、中原文化圈、楚文化圈、晋文化圈、巴蜀文化圈等相对应。由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阳以后，整个关中成了秦地，陕西也始称秦，关中人都成了秦国国民，自然也就成为秦人了。秦人秦文化，一脉相承。

第二，秦文化是在关中古秦地上形成的，并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秦在立国前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文史，何以以文教化，只能属于传说文化阶段。直到公元前753年即秦文公13年，才“初有史记事”，结束了秦文化的传说阶段。到秦穆公执政时期（前659年―前621年），由于秦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地域统一了，东到黄河，西到陇西，都成了秦地。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民族融合，秦人、周人、戎人融为一体，都成了秦人。政权统一，民族统一，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基础。由于秦人接受了周的先进文化，这时的秦文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产生在这个时期的《诗经・秦风》10篇，就是这个时期秦文化的代表作。这是秦人的思想情感之声，也是秦人的艺术之声。秦人在关中古秦地上所发出的秦声，成了以后中国古代戏剧文化的源头，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戏剧文化的历史进程。

第三，秦人立国后，其国都一直在关中，在眉县85年，在凤翔294年，在栎阳33年，在咸阳144年。国都当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秦中自古帝王都”，在关中大地上所有的国都文化，当然是陕西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人原住地，属于生活文化圈，还没上升到政治文化层，当然更不是主导型的国都文化范畴了。这是陕西古代文化之所以称谓秦文化的第三个历史根据。

秦文化的根是在甘肃天水古秦地，而天水的秦人先辈们却把这个根深深地扎进了关中大地，在关中的大地上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秦文化的种子来自甘肃天水古秦地，却是天水的秦人先辈们把这粒充满无限生命力的种子撒在了关中大地，使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秦人先辈们的政治眼光和宏图大志选择了关中大地，而关中大地也成就了秦人的伟业。秦文化大厦之所以能在关中大地雄起，是世代秦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关中博大雄厚的文化根基和沃野千里的丰厚土壤对秦文化滋养、强壮的结果。当然，为这座秦文化大厦做出伟大贡献的还有秦地以外不少的政治家和文化精英人士，他们有的为此献出了生命。我们在谈秦文化，在谈秦文化史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秦文化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是陕西古典文化的精华，我们要继承，要传承下去，使其转化成陕西现代文化精神，在陕西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这就要首先搞清秦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基本精神是什么？精华是什么？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或任何一种地域文化，都有它质的规定性，是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重要标记。基本精神就是有重要历史价值及现代意义的有生命力的能够代代相承的思想或主旨，也是其精华所在。

秦文化最基本的精神是什么？笔者以为就是谋强图大，这种意欲的产生，与秦人的生存危机与悲剧命运有很大关系。西周初年，由于秦人在东方的先祖参与殷人的反周作乱，被周公打败后流放到了遥远的西方边陲。自此以后，秦人倍受欺凌，东方人排挤他，作为秦人奴隶主的周人起初瞧不起他，生活在他周围的戎狄人时时处处打压他，弄得秦人喘不过气来，想做奴隶都不得安生，秦人的心性被深深地压抑着。要想抬起头，直起腰，堂堂正正地做一个“硬邦邦”的秦人，要想有自己的安稳家园，有自己的强大国家，只有打，只有向东冲，哪怕失败再失败，牺牲再牺牲，也不改其初衷。为此，秦人一直在流血，从东方流到西方，又从西方流到东方，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战，秦人终于梦想成真，建立起了强大的秦帝国。所以，也可以说，秦人的文化是最有血性的文化。

谋强图大的精神内核，生发出了秦文化的一系列特点，为秦国的发展和强大，增添了巨大的动力。其一是进行文化整合，吸收先进的文化，为建国后的经济转型和文化上的综合创新提供智力支持。不知道当时的秦人是怎么想的，但是他是这样做的，由此开辟出了秦文化史的新局面。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十分清醒的理性选择，只是按照生活的实际逻辑行事，却符合了历史逻辑的进程。当时的秦文化是落后文化，是弱势文化，面对周文化这个近源，它几乎全部接收过来，周的礼乐文化、农业文化、君主专制等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方面的成果，都转化成了秦文化的组成部分。秦人的这一文化整合，对秦国以后的发展和强大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完成了周秦的四个一体化，即周秦经济一体化，周秦民族一体化、周秦政治伦理一体化、周秦文化一体化。从而，农耕文化的稳健儒雅，游牧文化的粗犷强劲，使秦文化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周秦文化的一体化，不但是秦文化发展的起始点，也具有秦文化模式转换的历史意义。从此，秦文化走向了开放创新的大道。

其二，秦人要谋强图大，就必须有谋强图大的胸怀，其胸怀之大，正如司马迁所说的“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有此胸怀，才能有海纳百川，一切为我所用的气魄。秦国在任用人才方面就显示了这种气度，这种超越地域观念的气魄。汉武帝说：“若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秦国所重用的就是这样一批非常之人，这些人都不是秦人，却对秦国的强盛做出贡献。如由余、百里奚、范雎、张仪、商鞅、姚贾、尉缭、吕不韦、李斯、郑国、韩非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这是自秦穆公以后在所形成的秦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用贤能而兴，失贤能而衰，这既是历史的一种经验，也是历史的一条规律，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选拔或任用贤能人才的状况如何，标志着其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

其三，秦文化具有鲜明独特的二重品格。它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它既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国文化，在周秦汉唐时期代表中国文化，标志着中国文化在当时的最高水平。

由于古代中国地域辽阔，在域内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加上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革新的程度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都有各自的鲜明性，也具有中国文化的一致性，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强大做出了贡献。但相比较而言，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最大，并且是秦文化历史性、超越性和创造性的结果。其原因在于，秦国本弱小、落后，时时刻刻处在西方戎狄与东方诸国的围攻和打压中，是胜利或灭亡，两种命运摆在秦人面前。秦人选择的是胜利，要胜利就要强大，要强大就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此，秦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按筹划一一施行。更重要的是秦人没有先王之道的约束，敢于打破传统，勇于改革创新，终于完成了政权一统和文化一统，它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一直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闪耀着光辉。

陕西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当然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精神，弘扬秦文化的精华，发扬陕西文化的革命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但笔者以为，在建设陕西现代文化中，努力把握好秦文化的二重尺度，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新的陕西现代文化，既要有鲜明特色，也要有中国现代文化的精神内涵，没有地方特色就失去了个性，没有全国性就失去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没有全国文化的认同性，很难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强势地域文化。因为就地域文化来说，在古代，是异多同少，异中见同。在现代，是同多异少，同中见异。如何在同中发出异彩，在异中闪出光辉，就在于如何展现出自身的改革创新精神了。

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是考古学家在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共计1155枚，在当时，震惊世界。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

云梦秦简，是秦朝一位叫 喜 的官员编写的，他只是秦国一个基层官吏。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画面，2000多年前，就在秦始皇即将完成他一统中国大业的时候，在湖北云梦这个地方，有一个基层官吏，每天晚上就着微弱的灯光，在筷子一样粗的竹简上，仔细的、一笔一画的写下他当天的工作记录这一写就是几十年，写了4万多字！

云梦秦简里面有很多跟刑法相关的内容，里面有讲到一些非常细致的规定，比如撬锁：在秦代的这个法律当中，对溜门撬锁有很严格的规定，比如说撬锁是为什么而撬，有没有撬开，或者你正在撬的过程中被人抓住了，怎么算。所以通过研究这些法律，就能知道，我们的道德观念，人和社会的关系，从古到今，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成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秦简中规定，官员出差，必须自备口粮，不可多拿属下县城乡一菜一汤；官员调任，不可带属下一同前往，以防直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还规定如果发生家暴，要剃光施暴者的胡须和鬓角；如果大街上斗殴，对人造成伤害者，要罚去修长城；还规定百步之内，不可见死不救。

云梦秦简里面记载了户籍管理，怎么管理社区，怎么把人口进行控制，甚至包括每个人他的工作，纳税服务的情况，全都清清楚楚的记载了。

秦简里面的《封诊式》，里面有一篇关于《穴盗》的案例，这个案子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现场勘查有详细和全面记录的文献。案件中对足迹 作出了非常详尽的记载，前脚掌的花纹、密度、长度、宽度，以及后脚掌乃至整个脚长，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记载。

《封诊式》，还有关于法医勘查现场的内容，宋慈所编写的《洗冤集录》，应该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但是云梦秦简中《封诊式》，比《洗冤集录》还要早一千多年，有很多对于缢死、他杀、活体以及首级的检验，最重要的是，其中有很多对死亡的判断和鉴定点，我们现在依然在用。

秦简当中还记录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法律和道德的理念，比如最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商品必须明码标价，最早规定，必须见义勇为的内容，秦简里也有，包括审犯人，不能严刑拷打，要以德服人，等等，这些内容2000多年前就确定了。

秦简中还有提到保护自然环境，2000多年前，我们根本都找不到一块有污染的地方，而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有了环保意识。秦简的《田律》明确的记载，春2月以后不准捕鸟，不准抓野兽，不准砍树，夏天7月份以后才开放。这对我们现在在建设现代的生态文明，是很有启示的。

其实也许这位叫 喜 的官员，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一个大时代，那是中国第一次意义上的真正的统一，但是 正是因为它的勤勉，因为他的敬业，使得我们今天的人有幸能够感受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和帝国崛起。当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小人物，都在兢兢业业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所承载的工作做到最好的时候，这个时代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人终有一死，而竹简也会腐朽，但是律令背后的精神，一定会延绵后世千年。

参考资料：

　　“三秦”一词，今人多以陕西关中为说，起始于项羽破秦入关，将关中切割三分，封立三位秦之降将为王而得的名讳。即立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兴平)，领咸阳以西地i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临潼)，领成阳以东至黄河地；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延安)，领上郡即今陕北延安、榆林地。三王各守一土，鼎足三分关中。清晰地勾画出“三秦”所指之地缘：即以成阳为中心，西不出陈仓(今宝鸡)，南不达汉中，北仅抵于延安，东限于黄河之西。在此之外，均不属其辖。因为陈仓以西为陇西地，西戎占：陕南汉中及巴、蜀分与汉王，刘邦占；延安以北为北地，狄戒占，黄河之东分与西魏王，王豹占。这就是“三秦”所指版图和关中所称“三秦”之历史因由。

　关中“三秦”虽由此而名，却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昙花一现，前后不足一年。汉元正月(前206年)，项羽挥兵西入成阳，秦都即破，以为得了天下，自立西楚霸王，又大封分地而王之。项羽入城，烧杀掠抢，无不残破。屠烧成阳秦宫，“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史记・项羽本纪》语)。项羽屠城之后扭屁股又东归彭城，关中遂由雍、塞、翟三王扼守以围阻刘邦。孰料同年八月，刘邦由古道回军关中，先于陈仓击败章邯，雍王属地皆归于汉。次年正月，又挥马东进，遂平降塞、翟二王，至此，关中“三秦”即废。

　除此“三秦”，还有一“三秦”，那就是晋时十六国之前秦、后秦、西秦，史称亦曰“三秦”。两个“三秦”，虽然同举“秦”旗号麾天下，却在政治和文化内涵上判然两别。前为封地，仅指秦地关中，且一现即逝。后为立国，则指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三个北方割据政权，而且从前秦建国的公元351年至西秦被夏所灭的431年，此“三秦”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整整演绎了80年之久。

　最有兴味的是，晋时十六国之“三秦”，分由甘肃氏、羌、鲜卑三族上层酋豪所建，发家也由河陇为起始。随着率兵四方讨定，势力范围不断向外扩张，向西攻灭了前凉、代国，向东大败晋师，平灭燕国，夺取了益州，不仅控扼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还与东晋对峙相向，尤其前秦，一度平灭西域龟兹，又同车师、都善、高昌等国建立宗藩关系。西域来朝者十有余国，军事实力十分强大，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加上“三秦”具都倡导佛教，大兴儒学，推行文化立国之制，不仅为甘肃赢得“富庶莫过于陇右”之誉，也使关陇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空前鼎盛。最值得一提的是，都于长安的前秦、后秦两个政权，尽管控制着古丝绸之路一线重镇，军事力量威慑整个西域各国，但其政治中心仍在长安，每年来朝供奉者络绎如云，仅西域遣使称臣者多达三十余国，他们不仅带来了价值连城的珠光宝藏，金银马匹，还送来异彩纷呈、各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音乐舞蹈与“奇技异戏”。各种民族文化的重重叠叠，从四面八方向长安汇集，对秦文化的建设可谓举足轻重。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人们每每提及秦文化时，大谈关中“三秦”，却又不知其关中“三秦”真正的文化内涵，以致在空泛的喧嚣中反倒否定了秦文化的历史生成根脉。项羽封王所立雍、塞、翟“三秦”分土，在不足一年的时间迅即灰飞烟灭，而且又在正值楚汉狂热互战乱世的背景下，试问，它给秦文化的形成到底能增添多少成色又给秦文化的建设到底能输入多少血氧秦文化毕竟是在统一的华夏文化主导下所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就如同楚文化、蜀文化、郑卫文化、吴越文化一样，只有同其他区域文化相对应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相渗透而丰富，相流通而完善，才能充分显现其斑斓的光彩和独有的特色。这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不可违背的必然规律。

　秦文化不是项羽封王分土的关中“三秦”文化，也不是戏曲界经常挂在嘴边的陕西文化，当然更不是因为五朝国都均立长安便随意被误解误读的关中文化。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应当承认秦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既有历史积淀的纵深面，又有多元融汇的横亘面，但无论从其纵深、横亘任何角度讲，远非三秦文化、陕西文化或关中文化所能盖涵。

　秦文化的要筋在“秦”，秦的起因是东夷部族的赢氏族。因其后裔蜚廉、恶来父子二人，追随以武庚为首的商朝遗民助纣为虐反周叛乱，被周公一马平息之后将其放逐到遥远且又荒僻的“西出入陲”边地，沦为牧马的奴隶。这便才有了公元前897至888年的赢氏族种首领非子息马得功封地秦邑之事。此前赢氏族种所居地便在犬丘，即《史记・秦本纪》所言“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之说。犬丘，位于西陲，紧毗戎、狄。古籍中的解释是：“犬丘，又名西犬丘，西陲。汉置西县。”《甘肃通志》的记述是：“西县故城在(秦)州西南120里。”所言正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从秦赢非子封邑为附庸，到秦穆公立国兴兵为诸侯的二百多年间，甘肃秦州西县的犬丘之地，无疑成了秦的发家地和大本营。这一点，已被考古界在该地挖掘出秦穆公时期的葬墓群及其大量秦国出土文物得到证实。正因为秦人在此长期以息马为业，犬丘又偏居西陲戎、狄一野，其生活、性格、好恶染上“戎狄”习性，自在情理之中，即使在秦人真正发迹并成为“开国十二，遂霸西戒”诸侯国之一的战国之初，东部其他各诸侯大国，仍将秦“以戎、狄视之”，对此，秦国君主也常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第五》语)而深感羞辱。这种“戎狄”习性，其实质正是秦文化的总体本色，诸侯视秦为戎、狄者，也是因为战国初期的秦文化依然带有浓厚的游牧特色所致。

　所谓戎、狄，是指西周时期甘肃古代少数民族为说，其中戒族主要活动于陇右，集结于今之陇西、天水和平凉、庆阳诸地，故又有�(今天水)冀(今天水县新阳镇)戎和义渠(今平凉、庆阳)戎之分。戎族原本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左传》载有允姓戎族首领一段话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戎以农牧兼营，却以“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的“不治所以治”经国之道，形成独立的文化品格，这种戎文化，既为秦襄公所效法，又随秦国对戎族的征服兼并，最终融汇于秦文化之中。

　狄系商周鬼方民族后裔，因居北方，多称北狄。分白狄、赤狄、长狄三支。白狄原居陕西东北，后徙山西、河北之间，占地立国，国号中山，兵强将广，骁勇善战，与燕、韩、赵、魏“五国相王”。白狄也和秦国发生过军事拼争，桓公三年(公元前601年)，曾与晋国联合对秦发起战争，使秦吃了败仗，一员秦将被俘；赤狄布居山西，并与晋国通婚，秦腔有出名戏叫《蜜蜂计》，演的正是晋献公宠妃狄女骊姬，欲害姜后之子重耳，重耳奔逃齐国搬兵报仇，又与狄女季隗结婚的真实故事。后来赤狄被晋国所灭，土地也被晋国兼并；长狄分布在山西迤东和山东边境，后为齐国所败。狄族虽然保持着游牧文化特征，但其文字、器皿、墓葬均与华夏族相同，说明通过战争、杂居、通婚、迁徙，也被华夏文化逐渐同化。

　两汉时期，甘肃境内又有三个活跃的少数民族揭竿崛起，一个是氐族，一个是羌族，一个便是鲜卑族。 氐、羌本系一源，春秋战国多以氐羌并称。《诗经・商颂》便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竹书纪年》也有“成汤十九年，大早，氐羌来宾”等记载。汉代，氐羌分化，各自成为独立族种。西汉初，氐族聚居于武都、陇西、广汉、蜀地，甚至与他族杂居。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讲汉语，采用汉族姓氏，实行一夫一妻制和纳嫂制。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经济文化深受汉族影响，西晋时期，除武都、阴平(今甘肃文县、迭部)二郡有大量氐族部落外，在陇右略阳(今天水以北、秦安至清水一带)和天水二郡，又形成两个氐族聚居中心，即后世所称“清水氐”、“略阳氐”和“临渭氐”。十六国时的前秦政权，正是天水“略阳氐族”部落酋豪苻洪及其子苻健所建。

　羌原出于今之河南南部、湖南洞庭、江西鄱阳诸地三苗(即苗民)，后迁于三危，便成羌族。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后汉书》说它“所居无常，依随水草”。族人更是“性坚刚烈勇猛”，“堪耐寒苦，同之禽兽”。汉景帝时，湟水羌族酋豪留何，率部迁入陇西郡之狄道(今临洮)、羌道(今宕昌)一带：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甘肃羌族与北部匈奴联合与中原为敌，汉武帝“将兵十万人击平之”，为“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武帝辟设河西四郡以拒，并设护羌校尉，统领羌族故地，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激起羌人多次反叛。经历多次xxxx，于是，“羌乃去湟中(今西宁市西部)，依西海、盐池左右”。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马援设金城属地以安置羌人。王莽末年，羌人乘乱入居金城郡(今兰州、临夏)，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又将岷县等地羌族迁于陇西、天水、扶风三郡，开始与汉人杂居。公元384年，世居安南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的羌豪姚苌杀死前秦君主苻坚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两年后称帝，国号大秦，都长安，改元建初，史称后秦。此外，淝水之战后，陇西鲜卑部首领乞伏国仁，率10万鲜卑族脱离前秦，于公元385年，自立为大单于，领有秦、河二州牧，都苑川(今榆中县)，史称西秦。乞伏国仁死后，其弟乞伏乾归继位，称河南王、秦王，又迁都金城(今兰州西)、成纪(今秦安)、袍罕(今临夏)，逐渐占有今甘肃西南部。公元431年为夏所灭。

　“合而并之，因而续之”，通过氐、羌、鲜卑内迁促成与秦陇汉民杂居而合为一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羌、氐、鲜卑融入汉文化或者说秦文化而逐渐走向文明的历程，这正是都于长安的前秦和后秦以及都于苑川的西秦这三个陇右少数民族政权在秦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不只仅此，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果，更对秦文化建设起了关键性作用。苻坚平灭前凉，前凉乐舞自然变成前秦宫廷演奏唱响的主旋律。如所谓“华夏正声”的清乐，正是“苻永固(即苻坚)平张氏始於凉州得之”(《魏书・乐志》)；《通志》卷一百四十一谈及《西凉伎》时亦言，“此声始兴，盖苻坚之末。”尤其《十六国春秋》还明确记载鲜卑慕容恒曾率领其族男女四十余万口，乘舆服御礼乐器等物远陟长安向前秦奉献：弘始九年冬十月，河州(今甘肃临夏及青海部分地区)刺史慕容超向苻秦长安首都献大乐伎一百二十人。《隋书・音乐志》还说：“慕容垂破慕容於长子尽获苻氏(苻坚)旧乐。”又云：“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於是金石始备”。这些乐舞、乐器、乐工、乐伎源源进入长安宫廷，并被后世隋七部乐、九部乐和唐十部乐所传承发展，也为秦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元385年，吕光(略阳氐人)平西，遂带骆驼二万余头，大批珍宝、骏马和“奇技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以及龟兹宫廷乐队启程东归。这个龟兹宫廷乐队，便是后世所称的《龟兹乐》。《隋书・音乐志》云：“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异。”《魏书・音乐志》卷一百九亦言：“世祖平河西，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吕光建立了后凉，《龟兹乐》得以风行于河西。待吕氏覆灭，《龟兹乐》又分散传入内地，对周、隋乃至唐代的音乐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开皇中，《龟兹乐》风靡国中，“举时争相慕尚”。至唐，西凉乐和龟兹乐更被视作热门。史书记载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魏太武帝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还有《天竺乐》，《隋书・音乐志》言：“《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可知《天竺乐》也是五凉时期，通过河西，传入长安的。集聚于北周的西北和西域各民族乐舞艺术，逐渐形成了宫廷宴饮时演奏的乐部。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又获得高丽和百济两国的乐舞艺术，加上早已传来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蕃)乐舞，全都汇集于北周首都长安，也全都融入秦文化的行列，更为后来著名的隋七部乐、九部乐、唐十部乐，打下了坚实基础。

　前秦、后秦、西秦，虽系陇右天水“略阳氐族”苻氏贵豪、陇西姚氏羌豪和陇西鲜卑乞伏部三个河陇少数民族所建，同时又在“五胡乱华”的相互剿杀中灰飞烟灭，但是，通过战争掳掠、属国朝贡和族种迁徙的河陇各少数民族文化，却源源流入长安宫廷，并与先秦甘肃戎狄文化融汇合流，构筑起一座永恒不朽的“秦文化”高耸大厦。从这座大厦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西陲河陇戎狄文化的根脉，听到西汉时期西凉之声的余响，寻觅到西晋陇右氐、羌、鲜卑和从五凉窃获的文化贡品，听得见凉州一脉传存的清乐和胡夷杂奏的西凉乐舞，还有经河西中国化之后再横穿甘肃全境传入隋唐宫廷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以及河西月氏人所创的羯鼓和西凉节度使屡屡晋献的西凉大曲等等，即使是宋元之后形成的秦腔，也被严长明敏锐地捕捉到其根脉仍是“陇右秦声”、叶德辉赞叹“独秦声以甘凉之雄，犹似劲敌”(《秦云撷英小谱》)。而唯独陕西文化、关中文化、借项羽封地为名的三秦文化在秦文化这座大厦中尽然踪迹渺无，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所以说，绵延三千年的秦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不可以视为三秦文化，尽管秦文化汇集于五朝国都成为长安宫廷文化，却不可以视其为陕西文化或关中文化。应该说，这是一般的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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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有轨车遗址的具体地点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伏牛山。相关部门2007年竖立的文物保护碑。“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泰铁路遗址，2007年立”。

伏牛山名称来源于秦始皇的故事，说是秦始皇要在这里修路，却被魔牛拦道，有仙人赞助神鞭，秦始皇降服魔牛，通过了这里，所以就叫了“伏牛山”，现在已建成国家级森林公园。

到目前为止除了南阳山区以外，在别的地方还没有找到秦朝“铁路”的遗迹。一般来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已经不大可能还有秦朝“铁路”的遗存了。但愿在人烟稀少的长途交通必经处，还能够找到遗迹。

您对秦文化感兴趣，可以去南阳伏牛山地质公园游览，除了秦代有轨车遗址，还能领略国家地质公园的自然风光。

具体资料如下：

近来在河南南阳的山区里惊奇地发现有古代的“铁路”(有轨道路)。经碳14测定，系2200多年前的秦朝遗留。原理和现代铁路无异，还是复线，只是不是用蒸汽机车牵引，而是用马力拉动。专家们都惊叹我国古代2200年以前竟然已经有如此先进的交通设施。这将是比兵马俑更惊人的大发现。

有不少专家认为，该“铁路”是秦始皇灭楚国时修建的，目的是进行后勤补给。秦灭楚国，动用了六十万军队，后勤补给需求量—定很大，于是修建了这条铁路。

但是也有不少专家认为，说秦始皇灭楚国时使用过这条铁路固然不难想象，但这决不是个别的工程。不然的话“秦国”的驰道就不可理解，而且从技术上来看也已经非常成熟，不是临时需要才想出来的。

以前一般认为秦始皇修建的驰道是“公路”，现在看来应该是“铁路”，由于马匹在上面飞驰，故称之为“驰道”。历史记°载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建设驰道，依此看，他竟然在2200年以前就已经在全国修建了—个“铁路网”。

不过话也说回来，到目前为止除了南阳山区以外，在别的地方还没有找到秦朝“铁路”的遗迹，说秦朝有过非常发达的“铁路网”也就只能是个推测，尽管是个非常符合逻辑的推测。一般来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已经不大可能还有秦朝“铁路”的遗存了。但愿在人烟稀少的长途交通必经处，还能够找到遗迹。只要再找到一个“铁路”遗迹，并且发现那儿的轨道间距和枕木间距和南阳的相同，那么秦朝修建过“铁路”网就应该成为定论了。如果秦朝的“铁路”网被证实，那么这是比长城还要伟大的工程，这是人们的共识。

由于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版图的大一统，而且在短短的十五年内制定的一系列封建典章制度为百代所宗，所以史学家对秦的历史文化一向给予较多的关注。尤其是25年前秦始皇陵园内兵马俑等一系列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改秦实物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使得有关秦文化的讨论异常热烈，称得上如火如茶，但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结论性的答案。比如对秦俑艺术主题的评价，就有沉郁压抑和朝气蓬勃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对于秦始皇的大造宫室、修筑长城、焚书坑儒等等活动也都评说不一。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在用现代人的思想和眼光来看待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不免感到吃力。如果我们切换一个角度，试着先去研究古代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性格特质，然后以古人的眼光观察历史事件，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对秦俑主题的理解，从民族特质方面去分析可能远比从政治、经济方面去分析更能得到贴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因为众多的考古资料都表明丧葬方式对象是最能体现民族传统的。本文试图从玉器入手，对秦民族的特质进行探讨。选择玉器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玉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极独特的地位，它几乎毫无实用价值，却具有趋自然的力量，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文化符号。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我们的祖先赋予玉以特定的性质和特殊的社会功能，玉器从此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社会道德和政治思想等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艺术瑰宝。先秦时期的各诸候国在继承商周玉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玉器艺术风格，其潮流是将商周时代较为粗朴的祭天礼地的符号化玉器，转而为可以佩挂把玩修养性情的饰物，工艺趋于精雕细琢，线条变得潇洒流畅。同时以玉比赋个人品质的儒家思想也在此时成熟，其核心内容为“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其表现形式为“君予无故，玉不去身。”与此相比，秦国玉器似乎置身大潮之外，春秋早期为继承西周风格基础上的发展，形式拙扑，线条细密规矩，与山东诸国有相似之处，但其后秦式玉器并未摆脱这一风格。当战国中晚期玉器艺术达到新的高峰之时，秦国玉器却日见式微，秦人对玉的认识也从未向儒家的“仁”归附，仅视之为“宝”而已。这与秦人“杂处戎狄之间”的文化根源有关，更与秦人在扫平六合过程中兴刑名、贬儒术的政治思想；奖励耕战、抑制旧贵族的治国策略；以及崇尚质朴，讲求实用、追求宏大悲壮的审美观念有关。从玉器这种观念化很深的器物上，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秦文化的特征。

特征是在对比中凸显的，为研究秦式玉器的特征就有必要将其它文化的玉器拿来进行比较。春秋战国是地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有的学者详细地划分出9个文化圈，这样进行比较研究就很困难。林剑鸣先生认为“实际除岭南、西南、长城以外三个少数民族文化圈外，其余只剩关东与关中两大文化圈”，这是非常具有概括性的论断[1]。从玉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主流的齐鲁和中原诸国，还是开一新风的吴、楚，其艺术风格、发展脉络和对玉的文化解释都具有较大的共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与秦的玉文化进行比较。所以本文列出的对比的双方为秦玉文化和山东诸国玉文化，比较的方面有考古发现、发展脉络、艺术风格和玉文化观念。限于学识，笔者无意使本文成为秦式玉器的专论，只是想通过比较考古学的方法，对秦人玉文化的特征作探讨，以期引起秦文化研究者对秦人玉文化遣物的关注。

感受秦文化 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秦文化”？“秦文化”既不同于之前的“周文化”，也不同于之后的“汉文化”与“唐文化”。虽然，他们都基本产生形成于长安和关中地区，但因历史渊源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不同，因而，其文化内含与文化构成也就完全不同。 就此而言，应当说：秦文化就是嬴姓氏族或秦人氏族艰苦创业的产物，是秦人族群在立足于关中地区，应对种种挑战以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历史长河中创建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它应是秦时文化与秦地文化的有机统一。 秦人氏族来自东方 大约在公元前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许多地处东方或西方的不同氏族部落，也逐步向肥沃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 移动，其中的商人氏族和秦人氏族，都是来自于东海之滨，而周人氏族则来自于西方。据说，秦人氏族来自于东方山东半岛的邹鲁一带。传说中秦人最早的祖先叫大 业，是一个名曰女修的姑娘“吞食玄鸟（黑色的燕子）之蛋而生”。在夏王朝建立前夕，因为大业的后人伯益曾为舜训过鸟兽，还帮禹治过水，所以，舜便“赐”秦 人祖先“姓赢氏”，故司马迁说：“秦之先为嬴姓”。 殷商时期，秦人祖先的一部分去为商朝奴隶主守护“西垂”，是一个很顺从的氏族。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后，秦人氏族又成为周人的氏族奴隶，因其 族人又参与了商纣王儿子武庚的反周叛乱，遂被周人称为“顽民”而举族迁往西周边陲，今甘肃天水附近，即清水县秦亭一带守护边境。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 所以，古（秦）字像双手舂禾，表明“其地宜禾”。 春秋时期，由于周原一带依然戎狄猖獗，周平王决定迁都洛阳，秦襄公亲自率兵护送，周平王见其诚心护送，便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岐以西之地 赐于秦”，允许其建国。平王说：“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史记》）。这说明秦在“立国”之后，能否存在仍是一个未知数。 以上事实说明：秦人的祖先即嬴姓氏族，是一个无身份、无地位、无国土的落后氏族；这个时候的秦人依然生活在文明、荒蛮的夹缝之中，它如果不发奋图强，不是被东方诸国边缘化，就是被戎狄征服而继续成为荒蛮氏族。 秦人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前后用了六七百年的时间，迅速崛起于关中平原。从文明提升或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秦之所以能由弱变强、由分离到统一、由 弱势文化转变为强势文化，主要是因为在秦人族群的思想深处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生成着忧患意识、发展意识、改革意识、人才意识这样一些生存理念，以及由这些 理念所支配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秦先民的忧患意识 秦人的忧患意识，是同当时戎狄部落的侵犯干扰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后来东方一些诸侯国家一再瞧不起秦人，蔑视秦人有着很大关系。 周平王之所以东迁洛阳，就是因为当时的“丰岐之地”及以西的大片土地，经常受到戎狄部落的侵犯或干扰，在“丰岐之地”的东边，即关中东部还有西 周留下来的梁、芮小诸侯国。这使秦人无驻足之地，并由此激发了他们东征西伐的历史使命感。在秦襄公到秦穆公时代，先后用了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消灭了秦国 边境上的两个小国——梁和芮，又“用由余谋”离间西戎首领，并将其彻底打败。至此，从陕西、山西交界处黄河起，一直到遥远的西方，至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 地方，都由秦国所控制。这就是秦穆公时代“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丰功伟绩。 秦国的声望由此而远扬域外。秦也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如古波斯人称中国为“赛尼”，古希伯来人称中国为“希尼”，这都是“秦”的音译，后来这一词由西方传到印度，则变成“支那”或“China”就是秦的音译。 秦人虽已威名在外，但由于在旧的奴隶制改革方面落后一步，因此，又出现被动挨打，甚至被东方诸侯大国视为“戎、狄”的现象，连会盟都不要秦人参加。这对年轻的秦孝公刺激很大，认为“丑莫大焉”（《史记》），决心变法图强，发展经济。 秦先民的发展意识 秦人的发展意识也是被逼出来的。秦人在百多年的东征西伐战争中，深深体会到利用一切有利资源和条件发展农业经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秦人的有利 条件是地广人稀，既“收周余民”，又不断扩大领地。这样秦国就取得了发展经济的两个重要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 岐是周人的故居，那里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周原。古周原气候暖和、湿润，河流溪涧，星罗棋布，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周平王 东迁以后，“周余民”便成为秦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好农耕”，经验丰富，生产技术水平又高，对秦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 要作用。后来，随着领地的不断扩大，许多戎人、狄人也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一支力量。商鞅变法后，秦人又以优厚的条件招徕临近的晋人来秦垦荒种地，到战国末 年，关中地区大部分已成肥沃良田。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埌沃野千里。” 秦惠文王时，又西取巴蜀，这样，秦国便“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铙”（《史记》），即不但有关中之富饶，还有巴、蜀“天府之国”，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富庶之地，应该说，这是秦之所以强盛乃至统一中国的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秦先民的改革意识 秦人的改革意识也是从其忧患意识中生发出来的。在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之前，秦献公已从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诸如：废除人殉制度、取消“野人”与“国人”的区别一律被编“入伍”，并在边远地区设置带军事性质的县制，如陕县、蓝田县等就是那时设置的。 秦国的改革具有一些不受儒家宗法观念影响的特点。比如，对周王朝提出的嫡长子继承制，秦国并不以为然，而是“择勇猛者立之”。所以，被一些宗法 贵族斥之为“夷”。从秦襄公立国至秦穆公时的九代国君来看，计兄终弟继者三人（德公、成公、穆公），立次子者一人（襄公），立孙者二人（宪公、出子），不 明嫡庶者一人（文公），以长子身份继位者仅二人（武公、宣公）。穆公以后也无定制，可见嫡长子继承制在秦并不确立。再如人才选拔，同族人被重用者不多，国 外的有用人才却能在秦国得到重用。 秦国大规模进行封建改革，则是秦孝公时依靠商鞅变法来完成的。商鞅原是卫国国君后裔，本名卫鞅或公孙鞅，后因秦封其为商君，所以称为商鞅。商鞅 先到过魏国，但不得志，后见孝公求贤令，便来到秦国，和秦孝公谈过四次：他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道家“无为而治”的“帝道”，孝公一听就打瞌睡；第二次又说 以儒家“仁义治国”的“王道”，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才说以法家“事决于法”的“霸道”，竟引起极大兴趣；第四次便讲到如何“会盟称雄”的“术道”，孝 公却一连数日也不厌倦，并当即采纳商鞅的法家理论，在当时人民“归心于农”、“勇于公战”的前提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耕战”的政策，发布了垦草令和奖 励耕织的种种举措，且以暴力推行之，推动了秦国封建经济的大力发展。 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但秦惠文王一上台就将商鞅处死，由商鞅变法确立起来的封建制度，却没有任何的改变。可见商鞅变法及此前的诸多改革也是秦国强盛乃至最后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先民的人才意识 秦国不但有着招徕三晋及其他国人来秦垦荒种地的光荣传统，而且也有选贤任能的优良作风。早在春秋时期，在秦国参与出谋划策的外国人就有：百里 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枝、内史廖、随会、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这些人中有来自当时敌国晋的丕豹、随会；来自戎人的由余。由余原是晋人，后逃至 戎，穆公见其贤慧而任之，因由余谋伐戎狄而“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商鞅变法后的秦惠文王时期，秦国除聚集了一批法家人物之外，还有兵家和纵横 家，这些谋臣良将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如纵横家张仪入秦率兵攻魏，献出上郡十五县，后又西取巴蜀，为以后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宾客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仅就秦始皇时代而言，就接纳有：王齮、茅焦、尉缭、桓齮、昌 平君、昌文君、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冯无择、王戊、赵婴、蒙恬、宗胜等。他们皆非秦国人，却为秦国出力，为统一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难怪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历数秦国用外人而使秦国富兵强的事实，驭斥秦王逐客的种种“理由”，并使其改变主张，撤消了逐客之令。 秦文化的优越缺失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秦文化的历史渊源来自于秦人艰苦创业的过程，并折射出秦文化作为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的丰富内含和基本要素。但在秦国迅速崛起 之后，却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仅放出一阵耀眼光芒就又迅速消逝。秦氏王朝十五年而亡的短命历史告诉我们：浩气凛然、雄伟壮阔的秦文化其内在包涵着的消 极因素也应引起人们重视。这主要是：治国策略的单一少变，只重法家残暴极端的一面，而轻儒家仁爱亲民的一面；胜利后又好大喜功，恣意享乐，腐化堕落，加重 了人民的负担。因此，在刚直古朴、苦苦追求的秦文化的质地中应该多一些温和喜庆的色彩，在秦人豪侠爽朗、直言快语的性格中，也应多一些沉稳典雅、文静睿智 的气质。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请采纳！！！~(^__^) 嘻嘻…… 追问：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