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拼音文字比较，汉字的特点如下：

1、汉字优美。它已成为一种艺术——书法艺术，汉字的书法艺术是任何其它文字所无法相比的。

2、汉字辨识度高。这一特点是由人类的眼部生理构造决定的，我们可以接收到一个有意义的信息量：一个汉字（假设你的视野只有一个汉字的宽度），而非两个或许无意义的字母（一个汉字大约等于两个字母的宽度）。

3、汉字易懂，具有关联性。例如，“被”是一个形声字兼会意字。如果从形声字的角度来看，“被”字左边的“衣”字旁表示意义，说明被子是属于衣物一类，右边的“皮”字在造字的时代和“被”的读音相似，表示这个字的读音。

4、汉字形象，直观达义。汉字是象形文字，其显著的特点是字形和字义的联系非常密切，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和表义性。汉字的表义性使汉字成为世界上单位字符信息量最大的文字，因此容易辨识，利于联想，这也为加快阅读速度带来极大的便利。

5、汉字信息量大。汉字所包含的信息量远高于别的拼音文字。

汉字的发展

1、甲骨文：商朝时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从商朝开始的。

2、金文：是商周时代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金文有粗而宽的笔画，点画圆浑，金文比甲骨文更规范。

3、大篆：西周晚期，金文形体趋向线条化，笔画比较整齐、匀称。

4、小篆：李斯按照奉国的文字标准，对汉字进行整理简化，在全国推行，这种新字体叫小篆。

5、隶书：篆书笔画圆转。符号性显然大加绳。小篆文字规范了，但书写不方便，民间流行一种更简单的字体，叫隶书。

6、楷书：汉朝后期，隶书又演变为楷书。字形结没有什么变化，书写更为简便。

7、草书：草书特征是笔画连带、结体简约、字形奔放。

8、行书：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比楷书简便，且比草书易辨认。

古书的注释形式很多，各有特点。例如：“诂”，就是用当代的语文去解释古代的语言，或用普通话去解释方言。“训”，是用通俗的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如《尔雅》有《释训》一篇。“传”，即传述的意思，如《论语》有《齐说》二十九篇。“记”，其作用接近传和说，如《五行传记》十一卷。“注”，就是解释古书，如《吕氏春秋注》。“解”，分析的意思，如韩非的《解老》，就是解释《老子》一书。“笺”，引申前人的说法称为重复，如东汉郑玄写的《诗笺》，引申毛公的《诗传》又不与其相杂。“章句”，在训释词义之外，再串讲一次经文大意，如《公羊章句》三十八篇。“集解”，即各家说法的总汇，如《论语集解》。“义疏”，和集解很接近，如《论语义疏》，盛行于南北朝。“正义”，统一整理前人的义疏，盛行于唐代，如《五经正义》。

书籍是记录文字的载体，但必须是有了文字才能产生书籍，而文字一定要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之上。我国最早发现的文字是甲骨文，这些文字记录在动物的龟甲、兽骨上。这些龟甲、兽骨算不上书籍，只能说是最早的“纸张”。但龟甲和兽骨不可能像纸张那样连接，只能是以堆放的形式进行阅读，包括后来出现在青铜、玉石、陶器上的文字，都算不上书籍的装帧。直到出现在竹木简上刻字，书籍的装帧艺术才崭露头角。

1 简策装──最古老装帧的形式

造纸术发明之前，我国古人将文字书写在长条形状的木片和竹片上，木片称为“木简”，竹片称为“竹简”。最初人们只是阅读单个“简”，后来为了方便阅读和保管，将“简”按顺序用绳子编连起来，这种装帧形式被称为简策装。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简”就是竹简或木简，“策”就是“册”的假借字。简策装就是用不同类型的绳子（如丝绳、麻绳或皮绳）在简的上、下两端无字之处打孔编连。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另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编完一篇内容为一件，称为策，也称简策。策与册意思相同，用丝绳编的叫丝编，用皮绳编的叫韦编。编简成策之后，从尾简朝前卷起，装入布套，阅读时展开即卷首。

编简成策、编连卷收的制作技术，极其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书籍的装帧技术。简策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制，流行于商朝和周朝时期，后来逐渐被纸本书所代替。

2 卷轴装——使用最久的装订形式

21 帛书卷子装

帛书又名缯书，是我国古代写在白色绢帛上的文书。帛书和简书一个是用竹简，一个是用绢帛，由于材料不同，成书装帧形式也有差异，既有折叠，也有卷子。

关于帛书的形式，古籍中还未见到详细的记载。《后汉书襄楷传》中说：“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缥素，即以淡青色的素作质料；朱介，以红色作界行；青首，以青色作卷首；朱目，以红色书写标题。又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载：“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这说明帛书的长短是依内容长短来决定的。

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中，的确存在卷轴式，但仅限于写在半幅帛的帛书，即用一根竹条作轴从后向前舒卷成一束，与简书卷存一样，由于简书本身坚挺，不必加轴固定。马王堆帛书中的另一种形式，则是整幅帛书折叠成长方形存放在漆盒内，由此可见帛书并非完全是卷轴。

22 纸书卷轴装

卷轴装又称卷子装，纸书出现之后，书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并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一点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卷轴装的型制是由简策的装订形制演变而来的。其方法是把写有文字的纸按顺序一张张粘连在上，然后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长出卷面宽度少许的轴（一般为木轴），将长卷卷在轴上。卷首裱一张无字的纸或丝织品，叫做“飘”，“飘”不写字，但要质地坚韧，起到保护作用。在“飘”头系一根丝带，丝带用来捆缚长卷，在丝带的末端穿上一根牙签，用以固定丝带。阅读时拿下牙签展开长卷，阅后将长卷卷起，放置于架上。

卷轴装由五部分组成，即长卷、轴、飘、丝带和签，类似于简策的装订形式，卷轴装始于周朝，盛行于隋唐时期，后历代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

3 梵夹装——最早引进的装帧形式

梵夹装是我国在十九世纪前唯一引进的一种国外书籍装帧形式。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时候，梵夹装这种书籍装帧形式也随之传入我国。

印度是热带国家，印度有一种长着修长硕大、表面光滑树叶的贝多树，古代印度以这种树叶为载体制作书籍。具体方法是把表面光滑的贝多树叶裁成长方形并晾干，将写好的书叶按顺序排列，一张张摞在一起。晒干后的贝叶容易碎损，因此其上下需要夹板保护。为确保书叶前后顺序不会混乱，在中间或两端连板带书叶穿一个或两个洞，穿绳绕捆。这种装帧形式传到中国，称为梵夹装。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古印度如此，近代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来，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从侧面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汉译佛经梵夹装的出现，影响巨大，意义非凡，不仅丰富了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促进了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的过渡。

4 旋风装——早期向册页装过渡的形式

旋风装又称龙鳞装，是由卷轴装演化而来。旋风装形式上和卷轴装一样，首先用一张长长的纸做底板，在底板的右端将第一页无字面整幅裱贴上，从第二页起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然后将第二页用一窄纸条粘在第一页左边无字处，余下的页数按顺序由右至左依次粘在上一页的下面。阅读时展开长卷，书页如鳞状排列有序，从右向左翻页阅读，阅后从右边卷首卷起长卷收藏。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

旋风装是为了解决阅读时翻检不便的问题，是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的一种装帧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但没有形成规制。因此，旋风装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早期过渡形式。

5 经折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

经折装，又叫折子装。顾名思义，经折装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唐朝时期最盛行卷轴装的装帧形式。唐代是我国佛学的鼎盛时期，佛门弟子念经时盘禅入定、正襟危坐，如果使用卷轴装对诵经的僧尼们会造成诸多的不便。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即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

书籍装帧形制发展到经折装，可以说已完全脱离了卷轴装的形式，几乎接近于册页书籍的装帧，因此说卷轴装是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

6 蝴蝶装——装帧形式进入了册页装阶段

唐代已有了雕版印书业，故原有的装帧形式（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文化的需求，这就必然促使书籍装帧以新的形式适应社会需求，因此蝴蝶装应运而生。

蝴蝶装又称蝶装，是由旋风装演变而来的，其装帧方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页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对折，以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为书脊，再在书脊处用浆糊逐叶彼此粘连。再预备一张与书页一般大小的硬厚一些的整纸，从中间对折出与书册的厚度相同的折痕，粘在抹好浆糊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最后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成了。从外表看，这种装帧形式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页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蝴蝶装。

蝴蝶装的特点是一页一版，改变了卷轴形式这一沿袭千年的书籍装帧形制，是书籍装帧的重大进步，标志着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进入了册页装阶段。但是，由于蝴蝶装有无字页面、易于脱落、造成掉页等缺点，一种新的在蝴蝶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书籍装帧形式出现了，这就是包背装。

7 包背装——使用最久的册页形式

包背装发明的时间大约在南宋末，元代时特别盛行，明清时期的书籍装帧大多使用包背装，如明清时期的巨著《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包背装的特点与蝴蝶装恰好相反，是反蝴蝶装倒折书页的方法，即将印好的书页正折，使版心所在的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并将折好的书页按顺序排好，将左边的折边对齐压稳，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并将边裁齐并作书背，再用一张硬厚整纸作为封皮，用桨糊包背着，再裁去书的上下及封面的边沿，就成为所谓的包背书。包背书与现代的平装和精装书本非常相似，只是包背书是单面印刷，合页装订，并在书背内侧竖订纸捻以固定页；而现代平装和精装书本是双向印刷，折配装订，书背上横向素线以固定书页。由于包背书仅便于收藏，经不起反复翻阅，若翻阅的次数多了容易散乱，而且在制作上也相当复杂，因此人们就在书页的空白边上打孔（一般打三个孔），用线绳横索书背，再连穿下端的孔，最后用系扣打结的方法装帧书籍，这就是线装书了。

包背装比蝴蝶装先进很多，但用纸捻装帧、包裹书背的缺点一是不便于反复翻阅、容易散乱，二是不利于长期收藏保存。因此，一种更先进的装帧技术出现并且取代了蝴蝶装，这就是线装。

8 线装——古代最先进的装帧形式

线装书是我国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线装书装帧技术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史上的一次重大技术改革。

线装书的装帧特点是线装的折页与包背装完全相同，版心朝外，背面相对，不同之处是改整张包背纸为前后两个单张封皮，包背改为露背，纸捻穿孔订改为线订，装帧成册。早在南宋时期，线装书籍的形式就出现了，盛行于明清时期。线装书籍便于阅读，又不易散破，线装不仅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更便于保存和修补重订。线装是我国古代装帧技术史上最先进的书籍装帧技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制发展到线装形式，可以说已经到了精善完美的程度了。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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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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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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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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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一、文字特点

汉语言文字是其最显著的民族特征，方块字，单音节、一词多义、同义词、近义词丰富，助词多应用于表达感情，语法关系往往通过词序表现等等特点。古代散文的章节美、匀称美、节奏感强、言简意赅、表情方式多样化等等特点，几乎都和汉语特征分不开的。

二、追求实用

从甲骨卜辞到青铜铭文，无不如此。郭豫衡先生的《中国散文史》中的先秦两汉散文，大都可以归结到实用文体之中。即使到了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后，中国古代散文的实用特性也依然没有消减。诚如曹丕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致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里所说的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其实多是指各种实用的文体，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又比如唐宋时代大量的制诰、谏疏、碑志、序记、笔记、题跋、书简等，也都是实用的文体。所有这些，很难排除在散文史研究之外。至于大量优秀的文学性极强的散文作品，有很多也具有实用的价值。其实这一特点不仅仅是散文，中国的诗也是如此，这大约与儒家所倡导的加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紧密相连，所谓文学创作的作用之一便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马积高《赋史》的再版后记谈到自从左思以来对于赋的创作的一个实用方面的追求，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那便是最好的说明。但是，追求实用，并非不重视文采。《左传》哀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三、崇尚真实

孔子早就提出“情欲信”，后来的欧阳修也提出“事信”的原则。从《老子》、《庄子》到司马迁的《史记》、王充的《论衡》，无不把“真”字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称《史记》为实录，老杜的诗为“诗史”，无不包含着这一重涵意。

四、提倡简洁刘勰《文心雕龙·徵圣》谓圣人之文“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中国古代散文主张一言褒贬，言简意赅，正如刘知几评说《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在简要中见详博，贯多以少，举少见多，这也成为中国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传统。

汉字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汉字符号繁多，以语素定型，孤立性强；

（2）汉字是音义二维的文字，与语义的联系具有特定性，与语音的联系不具有特定性；

（3）汉字构形有理据，可以进行结构分析。

一、汉字的特点（六个特点） ① 从书写形式看，汉字是平面型方块体汉字 汉字的笔画有秩序的分布在一个平面性的方框里，这是汉字从外观上看最明显的特点；音素文字的字母在构词时是呈鱼贯式线性排列的。 ② 汉字的形音义之间原本存在一定的理据 汉字尤其是古代汉字的形音义之间原本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传统上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是形音义统一的，汉字有见形知义的特点。有的字从字形可以联想到字义，如“人”、“山”、“火”，有的字可以从它的组成成分猜测出大致的含义，如“林”、“看”、“从”，有的字从它们的组成成分上可以大致推想出字义类属，如“江”、“河”、“湖”都跟“水”有关，“树”、“松”、“柏”都跟“树木”有关。不过，随着汉字的发展，古代汉字在经过隶变、楷化之后，字形显义功能已经不是很明显，许多字的形音义之间的理据要经过一定的分析以后才能看出，而且相当一部分字的字义跟字形之间已经失去了联系。 ③ 汉字记录的语音单位是汉语的音节 汉字和音节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一个音节往往对应 多个汉字（同音字），有的汉字也可能对应多个音节（多音字）。可见汉字从文字体制上不同于音节文字。而这一点就保证了汉字长期稳定的发展。 ④ 汉字记录汉语不实行分词连写。 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语素，因而在汉语的书面语中分别语素是较为容易的，分别词就较为困难些。 ⑤ 从汉字自身来看，汉字数量多，字形结构复杂 ⑥ 汉字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 汉字跟语音的关系并不密切，跟意义的关系较为密切，这就使得汉字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汉字的这一特点，就时间来说，对于继承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是有利的；就空间来说，汉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超方言的特点。 二、汉字字体的演变 ① 字体（不同于书法上的艺术流派） 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 ↓ ↓ ↓ ↓ ↓ 殷 商→西周→战国时秦国→秦朝→秦朝—三国→魏晋以后 ② 甲骨文 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成批的成体系的较为成熟的文字，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通行的文字（因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得名）。又因1899年在河南安阳附近的小屯村商朝遗址中被发现的，所以又叫殷墟文字。 甲骨文的主要特点是字形由细瘦的线条构成，多直笔，拐弯处多是方笔，棱角分明，外形参差不齐，字的大小也不统一，这是因为甲骨文一般是用刀刻的，而且龟甲和兽骨质地坚硬，所以，甲骨文又称殷契、契文。 虽然甲骨文不带表音成分的字占绝大多数，图画特征比较明显，而且文字尚未经过统一，结构尚不定型，偏旁不固定，异体字较多。但它已是相当发达的文字了，可以用来记录较为复杂的内容，有些文字已经带表因成分，有了假借字。 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商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也就是卜辞。 ③ 金文 因浇铸或刻在青铜器上而得名金文，又因青铜器以钟鼎为最多，所以，金文又称钟鼎文，其文辞被称为铭文。金文主要流行于西周时代。 由于金文是浇铸而成的，所以壁画肥大厚实，丰满圆浑。在结构和性宽上，金文更趋于整齐、匀称、方正，图画特征减少，文字的符号性增强，但异体字依然较多。可见，金文也还是典型的古文字。 ④ 篆书 篆书有大篆和小篆之分。大篆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大篆指先秦时期的所有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春秋战国时代通行于六国的其他文字。狭义的大篆专指春秋战国时秦国的文字。狭义的大篆一般以籀文和石鼓文为代表。籀文传说是《史籀篇》里的字，石鼓文因刻在鼓形石上而得名。 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用的标准字体，字形上比大篆简化了许多，笔画比大篆简单，结构上更加匀称、整齐，线条略带弧形，偏旁也较为固定，减少了异体，字型进一步区域定型化。小篆以泰山刻石为代表。 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小篆的诞生标志着汉字的统一，堆焊子的规范化和符号化祈祷了重要的作用。 ⑤ 隶书 隶书分秦隶和汉隶，秦朝以小篆为标准字体，同时还通行隶书。隶书是下级人员用于日常书写的辅助字体，比小篆方正一些，实际上是写得潦草一点的小篆。 秦隶发展到汉代更加趋于简单易写，从而形成汉隶，是汉代通行的正式字体。汉隶又叫今隶，相对的秦隶又称为古隶。 隶书的诞生在汉字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它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转折点。隶书变古汉字的曲折线条为方折，变弧形为直线，从而形成笔画，这就突破了古代汉字的基本体式，变汉字为扁方形字体。隶书的壁画平直，笔势舒展，每个字都用“挑法”，有波 ，有棱角。 隶书用点、竖、横、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汉字字体的变化，称为“隶变”。隶变改造了小篆的偏旁，使汉字进一步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大大降低了汉字的繁难程度，奠定了楷书的基础。 ⑥ 楷书 楷书使汉字完全变为由笔画组成的方块形符号。 ⑦ 草书 草书分章草和狂草，前者是与汉隶相对应的一种字体，起于秦末汉初；唐代以后出现狂草。 ⑧ 行书 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以后今草和楷书盛行时出现的一种字体，是介于今草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

汉字是又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汉字在世界文字体系中有着独特而又崇高的地位。

首先，汉字是世界上通行面最广的文字。一种文字通行面的广瞎，是要由它通行地区的大小和其使用人数的多少来共同决定的，我国领土面积世界第三，人口也有十亿多，而其中事业汉语的又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所不能比的。

其次，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两种，一种是楔形文字，距今5，500多年，又一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大约距今4，100多年。而我们的汉字呢，从近年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汉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而且汉字的寿命是最长的，我们至今仍在使用它。

汉字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是独立创造，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对照其他民族的拼音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大都是依傍着其他民族的文字改造的。而汉字则是由图画发展起来的象形文字，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跟埃及文走着不同的道路，埃及的象形文字最终变成了拼音字母，而发展成为一种拼音文字。汉字却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用一种独创的方法把音行义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丰富多采的文字体系。

由于汉字的通行面特别广，历史特别长，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靠它保存下来的也特别多。包括哲学的、科学的、历史的、文学的，代表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全部结晶。通过汉字我们可以看到三千多年前的状况，听到两千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总之，汉字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莫大的贡献。

同时，汉字是唯一可以成为艺术品的文字。汉字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的，成为一种线条文字，而线条结构是可以表现一种构图美的。所以，汉字除了可以记录汉语以外，还可以成为一种高级的艺术品。历代都出过以书法名家的人，如汉代蔡邕的八分书，晋代王羲之的行草，唐朝张旭的狂草。在我国历史上，书法与绘画齐名，不分轩轾。其他民族的文字虽也讲究书法的工拙，却没有哪个民族把书法列为艺术品。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文字可以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种。表音文字是用字母表示语言中的音位或音节，通过字母组合来表示词的意义，英文，俄文，都属于这种文字，语言中的音位或音节是有限的，所以字母的数目也 不多。一般的说，只要掌握了这种文字所运用的字母和拼写规则，听到一个字就可以拼出来，看到一个词就可以读出来，所以学起来比较容易。

而表意文字不是用字母直接表示语音，不用字母组合表示词的意义，而是用许多表意的符号来记录语言中的词或语素及其意义，从而整体的代表了词或语素的读音，汉字正是这种字。由于汉字表示词或语素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表示特定语音的字母，所以很有学问的人看到生字也可能读不出音来，听到生词的音也可能写不出字来。同一个汉字，古今的读音不同，在不同的方言和外族语言里也往往代表不同的读音，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却相去不远。

从造字法角度来观察，现代汉字有些是纯表意字。其中有的表意比较明显，如一画表示数目“一”，两画表示数目“二”，“不好”为“孬”，“不正”为“歪”等， 数目不是很多。有的纯表意字，从现代的字型已经看不出其意义来，但只要追溯到它们的古代字型就可以看出来。如“水、木、出、见”，在甲骨文中，“水”字像流水，“出”字像一只脚外出，“见”字像一个人睁大眼睛 去看。

在现代汉字中，纯表意字较少，大多是既表意又表音的形声字，这种字由形旁和声旁构成，形旁是表意的，声旁是表音的。如果按照构成汉字的构成成分的作用来划分，现代汉字也可以称为意音文字，又因为有些汉字的构成成分既不表意，也不表音，只是一种记号如（“燕”的构成成分），所以现行汉字又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但声旁原来也是表意字，作声旁时用来表音，它与表音文字的字母不同，单个的字母是用来表示语音的，一般不表示语意。如“沐”字，用形旁表示水，声旁表示这个字的读音，但“木”字本来是纯表意字，不是字母。另外现代汉字中还有不少字，本义现在不用了，现在用的仅仅是它的假借义，如“其”字，本义是簸箕，“容易”的易字，本义是蜥蜴，这些字在现代汉语中只起音符的作用。假借字本来都是表意字，只不过被借过来表示另一个字的读音，所以假借字从本质上说还是表意字，不是表音的字母。总起来看，现代汉字虽然有大批既表意又表音的形声字和纯粹表音的假借字。但是由于所有表音成分也是表意字，而不是表音文字的字母，所以汉字还是可以看做表意文字的。

按照文字记录语言的单位的标准来划分，现行汉字一般是记录汉语的单音节语素的，所以现代汉字可以称为语素文字，但是汉字不是表音文字中的音节文字。一个汉字可能表示不同的音节，如“和”字有五个音节；一个音节也可以用不同的汉字来 表示，如jian （四声）这个音节，可以用“见、件、间、键、贱、建、箭”等汉字表示，如果只用一个汉字来表示，就难于把古今汉语的这二十多个语素的意义表示出来。

总之，汉字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让汉字更加符合我国社会生活的需要，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字之一，汉字和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古埃及文字，古苏末文字和古巴比伦文字都在四千年以上了。但是从使用的历史来说，汉字在世界上各种文字中可以说是时间最长的，因为汉字从它产生后到现在一直还在使用着，从来没有间断过；而其他最古老的文字都有两千多年不使用了。

同时，汉字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对其他国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比如日本的字母，他的平假名，就是我国草书的汉字，片假名就是我国楷书的汉字的半边；这是唐代到我国来的日本留学生，佛教徒空海回国后根据汉字创造的。越南仿照我国汉字的形式创造的一种文字，叫作喃字，有不少字仿照我国的“形声字”的办法，在一个字里，半边表示字意，半边表示读音；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流传着许多用汉字写的古书，一直到现在，日本，南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还在借用和使用着我国的汉字；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还使用我们新中国公布的简化字。可见，汉字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

汉字同其它国家的文字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性质和特点。

汉字的性质，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要确定某种具体文字的性质，就是要看这种文字的基本单位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单位。文字的基本单位是指文字体系中能和语言成分相对应的最小的单位，汉字的基本单位就是单字。下面再说语言单位，语言单位从他的内部结构说是个层级体系，分上下两层。下层是语言层，包括音素和音节两级，这一层为语言符号准备了形式的部分。语言的上层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和符号序列，这一层又分为若干级：第一级是与素，意义在这里被装进形式的口袋，成了音义结合的最小的符号；第二级是由语素构成的词；第三级是由词构成的句子。词和句子都是符号的序列。世界上的文字从它的基本单位记录的语言单位来看，主要有三种，就是音素文字，音节文字和语素文字。汉字的单字记录的是汉语的语素，所以汉字是语素文字。

语素也叫词素，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因为汉字是语素文字，所以汉字既表示读音，也表示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汉字是表词的构意的文字。汉字的音和义来自它所记录的语素的音和义。例如我们用“人”这个字表示汉语里“人”这个语素，因为语素“人”读ren ，意思是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于是汉字“人”就读“ren”，意思是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汉字的形和它所表示的语素的音和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形音义的统一体，汉语语素大多数是单音的，但也有一些是多音的，多音语素有的是连绵词和重叠词，例如“咖啡”，“柠檬”等。记录多音语素的每个汉字，例如“踟”，“躇”“咖”，“啡”，只有形体和读音，而没有意义（“踟躇”“咖啡”才有意义），因而不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不过这样的字数量不多，不反映汉字的本质，不影响汉字是语素文字的论断。

汉字作为语素文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汉字和汉语基本适应。汉字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的字，这些字都是单音节的，和汉字相对应的汉语单位是语素，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主，用单音节的汉字来记录单音节的汉语语素，两者基本适应，这一点可以说是汉字富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当然，汉字和汉语之间的配合只能说是基本适应，而不能说是完全适应，两者也有不适应的一面，语言的组成单位是词而不是字，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节和多音节的为主，而单音节的汉字不能从形式上把词的界限显示出来，词和词之间既不分写，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的内部也不连写，这就会给写作和阅读带来麻烦。

第二，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汉字的字不但有形，有音，而且还有义。这是汉字的另一个特点，正因为汉字有义，“衣”和“医”虽然同音但是意义不同，脱离上下文，我们仍然知道“衣”是衣服的“衣”，“医”是医生的“医”，这给阅读带来了方便。如果写成了汉语拼音，只有形和音，而没有义，脱离了上下文，单独的一个yi，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汉字有意义，因此它的形体负载着较多的文化因素，这也是与拼音文字不同的地方。

第三， 汉字有较强的超时空性。汉字的超时空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古今一致性比较强，二是具有沟通方言的特殊作用。汉字的超时代性，就是古今可通，上千年前的文献中的汉字，今天我们照样认识，其中看不懂的，不是汉字本身，而是古今语素意义的变化。虽然汉字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古今汉字结构方式、结构体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语言中的基本单位的对应关系相同，即都是记录语素（在古代同时又是词），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就具有了通贯古今的特殊作用了。比如我国历史上宋、元、明、清时代的小说，我们今天阅读起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困难，而同时代的用拼音文字记录的文献，今天一般人就很难看懂了，只有专家才能看懂，因为拼音文字要随词语读音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拼写（当然不是绝对一致，比如英语单词know中的k今天就不发音了，但拼写没有调整）。

汉字的超空间的特性，就是具有特殊的沟通方言的作用。汉语方言复杂，有七大方言，如果细分，方言更多，而且各方言间的差别特别大。口头上，不同方言区的人根本不能进行交谈，如果谈话，就好像是在同外国人说话，互相不知所云，除非用双方共通的中介语（如普通话），否则就不能进行沟通。可是书面上用汉字笔谈，就出现了非常奇妙的情况：无论你是上海人、广东人，还是湖南人、福建人，互相之间毫无障碍。假如没有汉字，不同方言间的交往怎样进行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当然，汉字的这种沟通方言的作用，根本之处在于汉字记录的是汉语，虽然汉语方言众多，但各个方言的语法结构特点（词的特点、句子的特点）是一致的，语素意义差别小，不然，同样也是看不懂的。用汉字记录的日语，虽然每个字都认识，但是却不能看懂其内容，有人夸张地说学习日语的人往往“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就是这个道理，而学习汉语方言，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第四， 汉字字数繁多，结构复杂，缺少完备的表音系统。在共时的平面上，一种语言的语素有几千个，如果语素和文字大体上是一个对一个，那么语素文字的字数也要有几千个。汉字有繁体和异体，因此数量会更多。从形式上说，文字都是由线条构成的，汉字的线条构成笔画，笔画构成部件，部件再组合为单字。笔画和部件的种类都很多，笔画的组合方式和部件的组合方式也很多，所以我们说汉字的结构复杂。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