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本书所收字的范围不同，比较字数多少没有意义。《古文字类编（增订本）》收录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商周时代的金文，商周时代的陶器、石刻、竹简、帛书、盟书、玺印、泉货文字以及少量的秦文字并有《说文》所录篆书、古籀文等。《金石字典》是收字最多，规模最大的篆书字典。

《古文字类编（增订本）》（高明、涂白奎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分一、二、三编，分别为古文字、合体文字与未识徽号文字。

第一编通分四栏：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商周时代的金文；商周时代的陶器、石刻、竹简、帛书、盟书、玺印、泉货文字以及少量的秦文字；最后一栏为《说文》所录篆书、古籀文等。每栏所收文字都按时代先后为序，以便考察每字的形体演变。为便于识读，眉端标注通用繁体楷书。　　

第二编为合体文字。合体文字出现于商周时代的甲骨、金文与战国时代的其它文书，延至秦篆即基本被淘汰，故此编分三栏。　　

第三编为未识徽号文字，字形均较古老，一般是由一至数字组成的族徽或名号，此种文字仅见于商周时代的甲骨和金文，故只分二栏。

《古文字类编》书页

汤成沅的《金石字典》内容简介：篆书在我国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从广义上讲，它包括隶书以前的所有字体，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大篆、小篆，它的造型艺术化程度很高，是世界文化奇迹。现代社会，篆书虽然已失去交流功能，但作为书法艺术却越来越受到重视，无论是产品的包装展示还是商标装帧设计、个性艺术印鉴、环境造型美化都离不开篆书艺术，所以，编纂一本大而全的高质量篆书字典是读者所需要的。目前出版的一些篆书字典，要么开型太小，要么分册过多，不利于读者查阅。针对市场需求，中国书店（出版社）依据清末金石书法家汪仁寿先生收集整理的多册线装本穴金石大字典移，经过认真的组合编排，勘误校正，出版单本全集。全书二一五五页，首文字头列篆字三干六百多个，重文范字十万有余，大开型精装设计，是目前单本收字最多，规模最大的篆书字典。

《金石字典》书页

金石学·我国传统金石学在考古学史上的地位

所谓“金石学”，就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文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参阅朱剑心：《金石学》，第3页)。金石学的所谓“金”，即“吉金”，主要“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而所谓的“石”，又称为“乐石”，主要“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参阅朱剑心：《金石学》，第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9月新一版)。“金石”二字连用为一词，较早应见诸先秦文献《墨子》。《墨子·天志中》“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这里的“金石”，即指奴隶主统治阶级把发生的大事或所获的殊荣铭铸在铜器，或勒刻上石，以求不朽并戒后世子孙“永宝用”的文字而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各国诸侯相竞“刻金石”以记其“成功盛德”。就是秦始皇本人，也对此大加效法，身体力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是，用“金石”来界定一门学问，即“金石学”的正式使用，应自宋代开始。宋朝学者曾巩最早编有《金石录》一书(书已失传)，其后赵明诚又编成《金石录》为书名的著作。郑樵在编纂《通志》时，把“金石”列为二十略之《金石略》。自宋代把“金石”做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金石学以后，标志着这门自秦汉以来经过长期蕴酿的学问，有了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积累了大批资料，金石学形成了。

作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近代考古学的“蕴酿时期”的传统金石学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经过秦汉以后历经隋、唐的长期“蕴酿”，到宋代正式形成专门的学问——金石学。其间经过元、明的中衰，到清朝初年再度复兴，清朝末年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随着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新史料的大发现和西方先进史学思想的传入，传统金石学被注入了新的血液，发展为已非昔日同日而语的“古器物学”时期。而随着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田野考古学的科学方法被金石学研究所应用，因而将传统金石学研究纳入了考古学研究领域。从此，金石学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传统的”金石学研究也就不复存在了。

古代没有考古学，当然也不存在古人撰写的考古类书籍。

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是在19世纪中叶，在这之前，欧洲有古物学、铭刻学，中国有金石学，都可视作考古学的前身，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但即使古物学金石之学，在中国产生也比较晚，现公认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其书不传）最早使用“金石”一词。现存年代最早且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的吕大临所撰《考古图》。该书及约30年后成书的《宣和博古图》，充分反映了宋代古器物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宋代以前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基本上没有专门著作问世，大致有这些方面：汉宣帝时,“好古文字”的张敞,曾考释过美阳(今陕西武功)发现的尸臣鼎。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晋太康二年 (281)汲郡人盗发魏国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勗、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子传》等十几种佚书。荀勗还曾根据文物资料考订古代的尺度。唐代初期，石鼓在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对各地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他史迹也有记述，至今对考古调查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生平简介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上海青浦朱家角人，清朝官吏。公元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协办待读，入军机处，后又擢刑部郎中。公元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王昶随大学士、云贵总督阿桂入川，平定大小金川。前后在军营九年，所有奏檄，均由王昶起草，加军功十三级，记录八次。凯旋之日，乾隆赐宴紫光阁，称其“久在军营，著有劳绩”，擢为鸿胪寺卿，赏带花翎，不久，又升为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

王昶为人正直，执法不阿，深得乾隆信任，夸其为“人才难得”，不时委以重任。王昶一生得主要成就，不在仕途，而在学术。《辞海》称他为“清代学者”，是名副其实得。王昶于学无所不究，名满天下而不立门户。

主要成就

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金石考证方面，他倾半生心血，收罗商周铜器及历代碑刻拓本1500余种，编成《金石萃编》160卷，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资料性、学术性著作，至今还在不断影印出版。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工诗善文，早年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并称为“吴中七子”，他的诗文结集《春融堂集》共60卷，姚鼐、俞樾曾先后为之作序。此外他还作了大量的文学选编工作，辑有《湖海诗传》、《湖海文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等。

藏书之家

王昶是清藏书家、学者。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提出辞呈，次年举家南归。尤好金石学、经学，精考证，富于藏书，家有藏书楼“熟南书库”，阮元记其收藏“金石文字数千通，书5万卷”。从军每到一地，访求金石、古籍。好金石考古之学，曾收罗商周铜器及宋、辽、金石刻拓本1500余种，以50年之力，编为《金石萃编》160卷。将草堂（原经训堂）题名为“春融堂”。编印有《熟南书库目录》6卷。藏书印有“经训堂王氏之印”、“一字述庵别号兰泉”、“述庵”、“大理寺卿”、“近文章砥砺廉隅”；有一长印曰：“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帧T负笕耍勤讲肆。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坠。如不才，敢卖借。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工诗善文，作品甚多，早年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升之、曹仁虎、王文莲并称“吴中七子”。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主修过《西湖志》、《太仓州志》，编撰有《天下书院总志》。著有《使楚从谭》、《征缅纪闻》、《春融堂诗文集》。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书。

清史文载

王昶，字德甫，江苏青浦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三迁刑部郎中。三十二年，察治两淮运盐提引，前盐运使卢见曾坐得罪，昶尝客授见曾所，至是坐漏言夺职。云贵总督阿桂帅师讨缅甸，疏请发军前自效。上命大学士傅恒出视师，嗣以理藩院尚书温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温福移师讨金川，昶实从，疏请叙昶劳，授吏部主事。既，复从阿桂定两金川，再迁郎中。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四川，上命察军中事，还奏言昶治军书有劳。

四十一年，师凯还，擢昶鸿胪寺卿，仍充军机章京。三迁左副都御史，外授江西按察使。数月，以忧归。起直隶按察使，未上，移陕西按察使。在陕西凡十年，值回田五为乱，军兴，昶缮守具，佐治军需，疏请清厘保甲，禁民间蓄军器。迁云南布政使。河南伊阳民戕知县，窜匿陕西境未获，昶如商州督捕，上命俟得贼诣京师觐见。昶既得贼，入谒上，自陈疲惫，乞改京职，上温旨慰遣，乃上官。以云南铜政事重，撰铜政全书，求调剂补救之法。旋调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内迁刑部侍郎。屡命如江南、湖北谳狱。五十八年，以老乞罢，上许之，方岁暮，谕俟来岁春融归里。昶归，遂以“春融”名其堂。

嘉庆元年，诣京师贺内禅，与千叟宴。四年，复诣京师谒高宗梓宫。十一年，卒。

昶工诗古文辞，通经。读朱子书，兼及薛u、王守仁诸家之学。搜采金石，平选诗文词，著述传于世。

诗作选摘 长夏怀人绝句55首之四十一何兰士张问陶

匡庐游罢更东还，如雪麻衣泪点斑。此去东华坛坫上，何人诗笔配船山？

早春

朔风初定雪初晴，遥见春晖上槛明。三尺游鱼冰下见，一行归雁柳梢横。

香炉茶铫随宜置，茸帽筇枝称意行。已是上元镫节过，市楼犹听夜吹笙。

闻稚存谴伊犁

胸中五岳本难消，醉后狂言荷圣朝。对簿已蒙宽一死，投荒何恨窜三苗。

老泉谏术终须读，湘浦羁魂不待招。取次金鸡竿下信，阳关风雪返征轺。

谈宋代金石学：

搜集、传拓、考订及应用

“金石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门学问，“金石”“金石之学”“金石学”虽然在各个时期的含义有所不同，但在传统学术门类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自先秦开始，我国就有了一套不同于西方近代学术分科体系的独特的学科分类和知识系统，主要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框架之中。这套“四部”知识系统，发端于秦汉，定型于隋唐，到明清趋于完善，最终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形式确定下来。

研究金石的学问，东周时就已出现，到两宋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金石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到清代乾嘉时期达到第二个高峰。金石之学随着考据之风气兴起而蓬勃发展，学者们通过考察新出土的古物铭文，大有收获。

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传统金石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学者发现，传统金石学研究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存在着弊端。譬如：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铜器和石刻，范围小而内容少，在对器物或石刻进行研究时，通常只注意有文字内容的器物，却很少着力于器物的形制、纹饰等方面，更没有进行断代的研究，因此传统金石学很难发展出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此外，金石学的研究很多是以文献证文献，过于依赖古籍着录，缺少实物上的实证，所以存在不少错谬。近代金石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局限，尝试借科学新方法来研究金石学，将传统金石学研究带往更为科学和系统的方向。罗振玉、王国维二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宋代金石文化的构架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 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旅日期间王国维随罗振玉研究古文字、古器物，对金石文化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王国维称：“其于搜集、着录、考订、应用各方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

宋代的金石文化与两汉的经学文化、魏晋的玄学文化有所不同，具有新的构架。

首先，从搜集的角度来说，收藏器物在当时的社会上蔚然成风。收藏品丰富的“累数至万余”，热衷于收藏的，如“当南渡之初，国势未定，而高宗孜孜搜集古器”于榷场。一国之君都醉心于互市上的古物，更何况其他人。宋人的收藏种类丰富，除金、石以外，还兼收瓦当、木简等，“无不在当时好古家网罗之内”。

其次，从传拓及着录的角度来说，宋人对于金石学发展的贡献不仅是搜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传拓和着录加以“流通”。对此，王国维说：“今宋代藏器已百不存一，石刻亦仅存十分之一，而宋人图谱目录尚多无恙，此其流传之功千载不可没者也。”当时的着录种类基本上已经完备，有的只记录了器物上的文字，有的连形状也画上了。“然拓本流传自不能广，于是有刊木刊石之法”。

再次，从考订论的角度来说，宋人对古器物上的文字，以及器物的形制、命名作了详尽的研究。王国维认为，在语言文字考订方面，宋人不仅鉴往知来、导夫先路，而且是“近世阮元、吴荣光诸家未有以远过之也”。谈到形制与命名，则“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植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宋人于古器物形制之学实远胜于近世，亦如其图谱之学，为近世所不及也”。

最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说，宋人对于金石“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宋代郊庙、太庙所用的礼器很多是按照古代器物仿铸的，令金石文化真正服务于当时的社会需要。

宋代金石文化构建于这四点之上，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构架，又以其伟大的成就为中国传统文化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代金石文化的价值

“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着作中在在可以遇之。”在王国维看来，金石文化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社会稳定，人们才有了审美、思考的需求。

宋人以一种审美的心态发现金石之质美、文美、意蕴之美，并将审美的愉悦与研究的客体达到心与物融合。研究的趣味，则促使人们对客体进行深入的剖析与研究，并进行理性的思考。怀古之情，使宋人得以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体味古代金石的精神内核；求新之念，则让宋人满怀热情地去开创新知。王国维将宋代文化与时代，和此前的汉唐、此后的元明清进行对比，他说：“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而与清代相对比，宋代“虽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数之多则反过之”。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精神气质，这样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神韵，王国维对宋代金石文化内核的分析是深刻而精辟的。

在每个时代都会有古器物出土，宋代有大量古器物重见天日，又有学者专门搜集研究，于是形成了专门的金石学。王国维评价说：“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宋人开创的这门新学问，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均有突出的价值堪称学术史上的不朽丰碑。

金石之学元明有所衰落，但是到了清代，又在新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复兴起来，“可谓盛矣”。王国维又将复兴的清代金石文化与宋代作了对比，他说：“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着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此外，王国维还认为，在古器文字、古器物形制、情趣等方面，清人都不及宋人，但是，王国维对宋代金石文化的谬误之处也并未避谈，譬如“至宋人说古器铭中所见姓名事实则颇多穿凿可笑”。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政治极度动荡，却也是充满活力的崭新的学术时代。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的六朝与唐人写本、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案，等等，一件件展示在世人面前，“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自宋代兴起的金石之学，此时又有了新的转变，与其他学科综合融会，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便是这种综合应用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