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体例主要有五种：(1)编年体 ；(2)纪传体； (3)纪事本末体； (4)国别体； (5)断代体。

一、编年体，是按年月日顺序记载的中国史书体裁。现存文献最早起源于中国的春秋时期，数量极多。如：《春秋》，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末年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简称《左传》；《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我国编年体通史的杰作，北宋司马光（1019—1086）主编，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花了19年的时间编写成的。

编年体史书利于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并可避免叙事重复。缺点是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

二、纪传体是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

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

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也是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史书，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三、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的史书体例。首创者是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就采用这种体例。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四、国别体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

《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记，又称国记，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起自西周穆王，讫于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历史。它最初的记录者可能是各国的史官，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的史官编纂成书。

五、断代史的主要特点是只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分为12篇纪、8篇表、10篇志、70篇传，共100篇，80来万字。记事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4年，共229年历史。

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以外，均为断代史。

五种史书体例是按不同标准划分的，实际上同一史书可能同时属于多个不同史书体例。如《史记》属于纪传体通史；《三国志》属于国别体。

古书注解的体例：

1、传注体：是经汉代学者奠基的以解释先秦文献词句为主的一种体例；

2、义疏体：是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一种体例；

3、集解体：是汇集众说的一种体例。

随文释义的注疏向来有很多名称，最初叫做“传”，叫做“说”，“解”，也称为“诂”“训”，后来又有“笺”、“注”“诠”“述”“学”“订”“校”“考”“证”“微”“隐”“疑”“义”“疏”，“音义”“章句”等别名。

这些名称有的名异实同，有的意义微殊，有的互相结合，成为新的名称，如“训诂”“诂训”“解诂”“校注”“义疏”“疏证”等，其用途各不相同。

现试举主要者一二：传，即传授讲解的意思，《春秋》有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传有的阐明大义，有的引申未言之意，有的逐句解释。

古语云“圣人作其书，贤者作其传”。传有内传、外传、大传、小传、补传、集传之分。注，取义于如水注物，对文字古奥、文义艰深之处，略疏典故。注也是现在通用的注释名词。

扩展资料：

古书注解的术语：

1、曰、为、谓之使用这三个术语时被释词总是处于术语之后，其含义等于现代汉语中的“叫做”。除了一般释义外这些术语有时还用来分辨同义词。

2、谓 意为“说的是……”、“指的是……”，被释词在术语之前。

3、貌、之貌表示性质或状态的术语，意为“……的样子”。

4、犹“犹”表示用近义词作注，或者是用引申义训释本义，意为“如同”、“等于说”。

5、读若、读如表示注音的术语等。

参考资料：

王力版《古代汉语》，古书注解的基本体例主要有三类：

1、传注体：是经汉代学者奠基的以解释先秦文献词句为主的一种体例。

2、义疏体：是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一种体例。

3、集解体：是汇集众说的一种体例。

扩展资料：

古汉语分为书面语和口头语两种，由于古代人民的口头语言，现在已经无法听到，我们常说的古代汉语只指书面语言。

古代的汉语的书面形式从有文字记载到五四运动，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一般可以把古汉语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期。

远古指从殷商时期，上古指的是周秦两汉时期，中古指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近古指的是元明清时期。

参考资料：

1、《孟子》是语录体，儒家的经典著作，被南宋朱熹列为“四书”（另外三本为《大学》《中庸》《论语》）。

2、《墨子》是语录体散文，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由墨子自著和弟子记述墨子言论两部分组成。

3、《吕氏春秋》是道家著作，是中国编辑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编辑活动；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

扩展资料：

《孟子》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作家传户诵的书。就像我们的教科书一样。

《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墨子》文章由小及大、连类比譬、逐层推理，典型如《非攻》。语言质朴无华，造句遣词口语化。

-《孟子》

-《吕氏春秋》

-《墨子》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王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传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期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何谓历史著作即史书的编纂体制？简言之，它指的是史家或史书编纂者在编纂史著时所遵循的一定的编写格式、形式结构和编写方法。根据视角不同，关于史书编纂体例的分析可以分为内容体例和方法体例两种：从内容上看，史著的编纂自《史记》创“礼”、“乐”、“律”、“历”、“卦禅”、“河渠”、“平准”等“八书”体裁始，后世史家在编纂史书时，虽在项目及名称上有所更改和新增，但体例却已基本确定。关于历代史书的编纂篇目结构的变化，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指出：“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后汉书改地理为郡国，又增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三国无志。晋、宋、齐书大概与前书同，惟宋书增符瑞志，齐书亦有祥瑞志。梁、陈书及南史无志。魏书改天文为天象，地理为地形，祥瑞为灵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释老二志。齐、周及北史皆无志。隋书本亦无志，今志乃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其艺文则改为经籍。新唐书增仪卫、选举、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类有减无增。欧五代史另立司天、职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变其名也。宋史诸志与前史名目多同。惟辽史增营卫、捺钵、部族、兵卫诸志。其国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与宋史同，惟少艺文耳。明史志目与宋史同，其艺文志内专载明人著述，而前代书流传于世者不载。”关于史书编纂的详简，清·纪昀曾有论述：“史家之难，无过表志。诸史或有志无表，有表无志；或表志皆无。《南齐书》至明言天文事秘，户口不知，是以不作。其果有合于阙疑之意欤抑究为疏陋欤《隋志》本名《五代志》，以无所附丽，奉诏编入《隋书》，兼载前代，无足怪也。沈约《宋书》诸志亦多载前代之事，岂沿流讨源，法应如是欤抑于史家断限之例究未合欤司马迁为《天官书》，史家因有天文、天象诸志。然日月星辰终古不易，非每代各有一天也。故刘知几《史通》谓：《天文志》可不必作。其论果是欤抑作者别有故欤《汉书·地理志》每载山川，《辽史·地理志》喜谈沿革，《唐书·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并详土贡物产，《五代史·职方考》则地名以外，一切略之。或取详核而有征，或取简严而有体，果孰为是欤《汉书》创《艺文志》，《隋书》因有《经籍志》，《新、旧唐书》、《宋史》亦皆有《艺文志》，他史则阙焉。其作者，欲备一代之文献；其不作者，则以为文章篇目无关善恶之褒贬也。又孰为是欤《宋书》志及符瑞，《魏书》志及释老，《汉书》表及古人，《唐书》表及宰相之志系，不太滥欤抑详所当详欤诸史《艺文志》皆兼载藏书，钦定《明史》则惟载明一代之著作。诸史不过作《表》，钦定《明史》则于表外增图，此皆损所当损，益所当益者也。所以损益之精义，能仰窥而阐发之欤二十三史，汗牛充栋，学者或皓首未之穷，亦势然也。”从方法上看，史书的编纂体例主要包括编年体、纪传体、国别体、断代史、纪事本末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