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哪里？

华夏文明5000年，中华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通过不同程度的整合而形成最终的华夏文化，在源源不断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哪里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1，中华文化起源

生命的起源往往需要依靠水源，所以人们最开始定居的话，肯定是会选择离水比较近的地方，而有了生命之后，大家可以安居乐业，才会有文化。所以中华文化肯定是在生命的基础上创造的。而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就是黄河长江流域，所以我们推断中华文化的起源也是来自于黄河长江流域，而文化起源的时间也是我们历史最开始记录的时间，就是上古时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只要有人生活文化就能不断地传承与发展。

2，什么叫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生命力，也是最顽强的文明之一，而中华文明也是至今为止还在不断地延续的一种文化。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到现在为止只剩下中国这一个大国。所以我们要不断探寻中华文化的起源与演变，并对其不断地传承，中国能不断地发展下去也是在侧面反映了，我们中华的文化是多么地博大精深。这也是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的一个理由。

3，中华文化产生的条件

文化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在古代，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产生。两者相辅相成，不断进步。特别是农业革命的发展，更进一步地推动了文化进步。

4，文化自信

我们作为中国人，而中国作为最后的一个大国，历史文化悠久，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出现了多种文化。比如说：儒教，道教等等，这都是我国人类发展中的智慧结晶。都是中华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现在放眼全球，有谁能比中国的历史更加长远？有谁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更深？我们必须要坚持文化自信，坚持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对中华的起源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它就是在上古时期黄河长江流域不断地发展与繁衍，才形成了如今这个历史厚重的中华文化。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不断地宣传中华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让我们的文化也能够走向全世界。能够让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以上就是笔者的观点，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欢迎来讨论。

五老峰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市区东南16公里的中条山脉，地处晋、秦、豫三省交汇之黄河金三角。五老峰原名五老山，因古代五老在此为帝王授《河图》《洛书》而名。在《周易》成书之前，五老峰是河洛文化早期的传播地和北方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地之一。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景区规划面积607平方千米，行政管辖面积436平方千米。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2004年，五台山被评为中华十大名山。2009年6月，五台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被评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山西的名胜古迹

1、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与中国著名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等齐名，整个石窟造像气势壮观，形象丰富多彩，是艺术史上最具价值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处旅游胜地还是一处绝无仅有的名胜古迹。

2、平遥古镇，平遥古镇，地处山西省的中部，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的古建筑群，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一处旅游胜地。

3、应县木塔，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巴黎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

1、原版的去处已经不可考证，抱歉；2、关于这部奇书的简介：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河图洛书是汉族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汉代儒士认为，河图就是八卦，而洛书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

是的，河洛语是唐宋之前中国的通用语。

闽南话来自中原河洛地区，又称河洛语，堪称古代中国的普通话

闽南话就是泉、漳、厦、台等地闽南族群的母语，当然广义上潮汕话也应该被归到同一语系中。"离乡不离腔"，谨守祖训，和先辈中原河洛人把中原语言带到闽地一样，闽南人移居到哪里就把闽南话带到哪里，漳泉两地的闽南人同样把闽南话带到了台湾。

宝岛台湾的闽南话的主流腔调就是漳州与泉州两地腔调大概按55%：45%比例融合的结果（这和相对后开发地区厦门岛的闽南话由泉州腔与漳州腔大致对半混合的结果非常非常地类似。

通晓三地口音的朋友们可以自行比对比对），同样地，闽南人也在向外移居的同时将闽南话带到了浙江温州、台州、海南和海外东南亚等地。

扩展资料：

河洛话历史：

闽南方言又叫闽南话，也有人称之为“河洛话”或“福佬话”。闽南方言是在福建闽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闽南方言的形成时间，至今学者们的看法仍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至少在上古的末期南北朝已见端倪。

根据史书记载，北方的中原汉人在不同历史时代因避战乱、平叛乱或逃灾荒等多次向南方迁徙进入闽南地区，他们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秀的北方文化，同时也带来了中原汉语，为闽南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不能排除当时闽地土著语言（古越语）对闽南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但是，不管是从当时汉人人数上的优势看，还是从闽南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所表现的特点看，可以说，在北方汉人带入的中原汉语跟本地土著语言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

中原汉语是占绝对优势的，虽然也吸收了土著语言的若干成分（从现有材料看，那是很少很少的），但最后形成的无疑是以中原汉语为主体的闽南方言。

闽南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一致性很高，虽然各地一致性的比例不完全一样。据初步统计，语音方面（声调只计调类，不计调值），至少有85％左右是相同的。

词汇方面，有人选择了2500个常用词语做比较（不考虑语音形式，只从词源角度比较），至少90％是相同的。所以，泉、漳、厦三地的人们口语交际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河洛话

　　[摘　要]随着文化热的升温、区域文化的方兴未艾，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研究得到一定的重视，在其保护、开发、利用中应注意遵循层次性与针对性，及时性与适时性，合理性与科学性、综合性与特色性并重的科学、理性的原则。

[关键词]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原则

“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焦作、济源、沁阳一线为界”。[1]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作为区域文化，它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与地方特色；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它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又占有重要的根源性文化地位，长期以来曾是华夏文化的根基、源泉与纽带。随着文化热的升温、区域文化的方兴未艾，河洛文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显现于世人面前。河洛文化研究欣欣向荣，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研究得到一定的重视，但鉴于河洛文化的博大精深，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我们在其保护、开发、利用中应注意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原则。

一、层次性与针对性

河洛文化源远流长，涵盖内容丰富。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2]的说法到老子朴素自然的思想；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宋代洛学；从夏、商、周的青铜文化、礼乐制度到当今河洛文化的丰厚意蕴。面对历史跨度绵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河洛文化我们不能采取一刀切的保护、开发、利用模式，而是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载体对象进行层次划分，实施保护、开发与利用方法也需要分级分层。1对于历史留存资料较多的河洛文化我们应该做好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并在保存文本、实物资料同时，注意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永久性保存。2对于一些民间传说、民俗风物等文献记载不多而一直活跃在民间的河洛文化，如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婚俗文化等应采取田野调查方式搜集、汇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说:“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民间的河洛文化虽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如果没有人采取有意识的保护措施，那早晚有一天会淹没无存，成为历史长河中的记忆。3对于一些历史遗存、遗迹，它们存世数量相对较少，且具有不可再生性。应把它们列为重点、濒危对象来做以重点保护。针对这三种情况都应建立电子档案，随时了解它们情况，把保护工作做到位。

不同的河洛文化具有不同的人文价值，各级部门对其保护、开发、利用也应分阶梯进行。在具体实施中，应严格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适当开发的原则，形成国、省市、县、镇、村阶梯式层次，可以申非遗的积极申非遗，进入国家级别的保护视域。省、市、县、镇、村应逐级建立河洛文化名录体系，按照河洛文化人文价值大小进行备案。河洛文化可以带来很多的经济利益，为防止对个别机构、个别人对河洛文化的滥用与过度开发，还应在省、市、县、镇、村逐级设置监督机构，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情况不时进行监督、监管，以保证河洛文化的来日方长，持续发展。

二、及时性与适时性

河洛文化作为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文化指向性，因而对其保护、开发、利用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重视，生活在这一区域之中的个别有识之士的关注。但毕竟因为河洛文化存在的分散性、零散性、杂乱性，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仍存在很多的盲区与空白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是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应注重及时性与适时性原则。1及时性。早发现早抢救及时处理。对河洛文化的保护是争分夺秒的大事，应广泛查阅典籍，民间走访调查，发现一项，记录一项，汇总一项，研究一项，尽量全面收集相关真实资料。只要具有全面而真实的资料才能进行恰当的保护、开发与利用。2适时性。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无客观现实条件的，需要等时机成熟再做。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是一项庞大而琐碎的工程，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名誉与经济利益提前或过度的开发、利用。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三、合理性与科学性

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不是个别人、个别政府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行为，而是一项有规划有系统的工作，需要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1河洛文化种类、内容众多，搜集到的资料可能杂乱无章，这需要对获取的资料进行仔细的辨别、整理、归类、分析，使之条理有序。2河洛文化的开发、利用需要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合理的论证才能进行，尤其是对历史遗址遗迹的开发。对于这方面，洛阳市政府做出了有效的尝试与努力。一经确立把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放入市“十二五”发展之后，即邀请知名城市发展战略策划机构王志纲工作室进行设计规划，并组织各方面专家参与论证，从而确定一些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是否实施。洛阳这一做法值得其它地方政府效仿。3合理规划，统筹组织。对一些大的重点遗址、遗迹、产业园开发、利用，各级政府部门要相互协调，不能各自为政，文物局、旅游局、规划局等部门不能为各自政绩，各搞一块或相互推诿，应相互通气沟通。4河洛文化是河洛人创造出来辉煌而灿烂的文化，对其保护、开发、利用应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合乎人们的美好愿望，迎合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符合区域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服务。

四、综合性与特色性

综合性即从宏观上审视河洛文化，着眼综合性保护、开发与利用，兼顾河洛文化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最突出的名片，地方政府应从广阔的视野，兼顾全局的视点进行河洛文化建设。1以“人为本，河洛文化为魂”的理念规划城市建设，积极推进种种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综合整治名人故居、文化遗址、历史遗迹、历史街区、古建筑等，打造特色文化示范区，将城市建设与文化旅游相结合，进而达到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三者的相辅相成。2围绕河洛文化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积极宣传、提升河洛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河洛文化的精髓是精神性财富，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带给人们精神愉悦与享受的。在政府牵头、民间力量支持下诸如各种民俗馆、博物馆的展出、庙会、花会的举办、直观呈现各种艺术工艺、艺术技巧、涉及文学、历史、艺术、政治、民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活动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享受与丰美的精神盛宴，也是河洛文化的多种形式与品质要素的展现，使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不知不觉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特色性则从具体微观细微河洛文化点入手，进行深入探讨挖掘。河洛文化特色鲜明，如洛阳牡丹花会、牡丹文化节虽以花为媒，观赏牡丹为主，但实际上却是融游园赏花、观光旅游、经济洽谈、文化传播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2012年牡丹文化节活动包括了龙门魏牌国际书法节，关林国际朝圣大典，伏牛山红叶节，洛阳美食节，黄河奇石展，秋季牡丹精品展等众多活动。一个花会、文化节涵盖众多的文化内容，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以管窥豹了解感受河洛文化的精彩与精妙。牡丹花会、文化节的举办既是对牡丹文化的保护也是对牡丹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因其良好的社会效果对其它河洛文化诸如豫剧、书画等提供了个案与范本。

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相辅相成，开发利用的前提是保护，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面对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遵循以上四条原则，守护好、利用好这笔珍贵的财富，不愧对那些逝去的河洛人的馈赠，不愧对将来生活在河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参考文献：

[1]薛瑞泽河洛地区的区域范围研究洛阳示范学院学报，2005（1）

[2]杨天才，张善文周易中华书局，2011

基金项目：洛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编号2012AJ001）《最具中原特质的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问题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冯军（1976-），辽宁营口人，文学博士，讲师，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工作，从事古代文学、文化研究。

这个只是传统的说法,事实中华文明不止五千年,一般来说这个五千年是从大禹治水那时算起的大禹治水的时间根据目前的考证应在公元前2200多年．也就是距今4200多时．不过五千年文明之说早已有之，以当时的学术水平自然不能考证得很清楚，因此只能大概地说五千年了为什么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

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己经取得突破性成就。专家己公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黄帝事夏一千年左右。这样算来，从黄带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一般讲文明史，是以城、青铜和文字为标志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河南淮阳发现了一座属于黄帝时代的古城遗址-平粮台古城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标志文明的青铜和文字。就文字而言，通常把甲骨文看做是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估计距今三千年左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黄帝时代的骨刻文字，专家认为这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科学家还发现山东大波口文化中晚期quot;陶文"与商朝的甲骨文有一脉相承的迹象，估计 "陶文"距今约五千年。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的一座古城遗址中又发现了一种与甲骨文差别较大的"陶文"。"陶文"是刻在陶片上的，有11个宇，分五行排列。第一行3宇，其余各行皆2字，文字大小均匀，笔划纤细。陶文距今也接近五千年。专家们还发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刻有一到十个自然数排列图形，洛书刻有一到九个自然数排列图形。这些图形是刻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龟甲上，人称 "河洛文化"。有人称这是中华文化的源泉。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坛。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的文明程度也有力地证实中国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

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存在于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以伊洛盆地（亦称为洛阳盆地或洛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性古代文化。由于该地区在我国历史上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地位，所以自古夏代开始，河洛文化长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京都文化、王畿文化，是我国5000年华夏文明的源泉与主脉。

黄河中游的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洛源乡木岔沟，先后流经河南省卢氏县、洛宁县、宜阳县、洛阳市区，在洛阳市区瞿家屯、下园分别与涧河、瀍河相会后继续东流，在偃师市杨树村与伊河汇流后经巩义市神堤注入黄河，全长4101公里。伊河，发源于河南栾川县陶湾乡三合村闷顿岭，先后流经嵩县、伊川县、洛阳区、偃师市注入洛河，全长268公里。洛河支流繁多，除伊河外，在河南省境内长度在3公里以上的有105条，其中10公里以上的有61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4条。这些支流南北错开，均匀注入，为其下游流经的伊洛盆地提供了丰足的水量和优越的生态环境。

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大约8500-3000年之间，在地球上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之后，出现了世界性气候回暖，称为“全球世温暖期”2。1972年，我国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在研究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迁时就指出：“在近5000年中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3当时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温暖湿润，洛阳皂角树遗址考古发掘所获的古环境资料表明，约距今4000-3600年，河洛地区降水量近1000毫米，以其疏松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黄土，充足的日照，以及全新世温暖期所带来的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湿度等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中心区域。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粟、黍、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籽实，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已经栽培多种农作物5。河洛地区先进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国的建立，亦为河洛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照实的经济基础。

二里头文化有发达的经济。根据考古资料，当时的农业虽然使用的木耒、石斧、石铲、骨铲、穿也石刀、陶刀、石镰、蚌镰等传统的原始工具，但种植的黍、粟、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与《周礼·职方氏》郑玄注中的“五谷”即“黍、稷、菽、麦、稻相符，说明夏代河洛地区已是文献所说的“五谷丰登”。当时的畜牧业亦属发达，据洛阳皂角树遗址提供的鉴定资料，猪、牛、狗都属家畜，其数量占鉴定动物总数的52%，依据这个比例可以推测当时人们肉食以家畜为主要来源6。洛阳皂角树遗址中出土的鲤鱼、蚌、鳖、鸡、鼠、兔、猪獾、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骨骸以及骨镞、刮削器，二里头遗址出土多种渔猎工具，如骨镞、陶弹丸、蚌镞、骨鱼钩、蚌鱼钩、铜鱼钩、骨鱼镖、陶网坠和骨网坠等等7。都说明当时人们经常捕捉野生动物以补充食物不足，采集和狩猎依然还是重要的辅助经济。

二里头作为夏代都城，有许多门类的王室手工业。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确认的有青铜冶铸业、制陶业、制玉（石）业、制骨业、制与髹漆业、制车业、纺织业、酿酒业等且都非常发达、现依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一书所归纳的考古资料略举二三，予以论述8。

在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发现铜渣、熔炉碎块、陶范等青铜冶铸作坊的遗物。其中在遗址东南部的冶铸作坊遗址，估计面积近万平方米，经发掘发现了由几座东西向的长方形建筑，南北排列组成青铜器浇铸现场，在其工作面上发现红烧土硬面、铜液泼撒形成的铜渣层和散落在地的熔炉碎片、铜渣、小铜块等遗物。在遗址范围内还发现被推测为烧（烘）陶范的窑和可能用于预热陶范的房子。在遗址内发现大量与青铜器冶铸有关的遗物，如陶范、石范、熔炉碎片、铜渣、铜矿石（孔雀石）、木炭和小件铜器。出土陶范，多为破碎外范，均系细泥制作经培烧涛工艺，如浇铸工艺，如浇铸一件铜爵需用外范5块，一件铜盉需用外范7块以上，一件铜斝至少需要12块外范等等。此外根据二里头出土铜器成分的测定数据，当时铸造的青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铅占微量），也有铜、铅合金（锡占微量）和铜、锡、铅三元合金。

二里头遗址的制玉产品，主要有刀、璋、钺、圭、戈、柄形饰、铃舌、镞、铲、凿、环、镯、纺轮、坠饰等玉器和绿松石质料的坠饰、串珠和镶嵌物。据专家研究认为，当时的玉工不仅善于制造长度可达40-60厘米大型的礼器，如玉刀、玉璋、玉戈等，还发明了先进的工具，用旋转的“砣子”来雕刻玉器上的花纹，其纹样线条笔直，非常规整。此外，他们还运用高超的镶嵌技术，在玉器或铜器上镶嵌绿松石。如1987年VI区M57出土的兽形铜牌饰，出土时绿松石片还悬空镶嵌在铜牌上，完整地保持原来的图案，镶嵌工艺可谓精美绝伦。

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以丝绸为衣饰，如《管子·轻重篇》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在二里头遗址里发现麻和丝制品一般都附着在玉戈、玉刀、铜铃、铜表面。据观测，麻制品，麻制品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8根或各10根；丝制品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为32-36根，最细的可织到50X50根。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纺织品以平纹为主，个别织物是斜纹，似是“绞经”。

洛阳四周环山，地势险要。它背负邙山，南眺龙门，左控函谷，右握虎牢。犹如东汉傅毅《东都赋》所描述的：“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狭成皋之严阴，扶二崤之崇山。”在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地理概念中，洛阳地处崤（崤山）函（函谷关）古道，为东西之中；位黄河、淮河之间的交通要冲，居南北之中。夏人背过黄河可到河北平原和唐尧汾河谷地，南经伊阙、轩辕关可下南阳以致三苗江汉平原，西过崤山、函谷送可通后稷关中盆地和甘青地区，东出虎牢关可抵东夷江淮平原乃至太湖流域。洛阳居中央而应四方，可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亦正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裴骃《史记集解》）。正因为此，洛阳作为王朝理想的建都之地，夏代为之都，商、周袭之，以至于“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神书》）。中国历代王朝“言必称三代”，一直被封建帝王视为古之圣人明君，今之为君者的楷模。由此，洛阳为“三代之居”，“天下之中”的理念，“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之王者之里”（左思《三都赋》）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会延续，根深蒂固，成为后世诸多王朝定都的主要根由。“自古河洛帝王洲”。从夏代开始，洛阳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建都历史累计1500余年，是我国建都时间最早、最长，建都王朝最多的城市。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中，大约近三分之一的时期，洛阳是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其历史地位犹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说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这种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河山控戴，形胜甲天下”（《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府》）的居险制险的战略地位，以及洛阳自夏代以来繁荣的社会经济和建都1500年的历史，赋予河洛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它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应该认为，这就是河洛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历史渊源。统河洛文化发展史，我们以为，夏商周三代是河洛文化的早期，并对尔后的河洛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第一阶段

夏代是早期河洛文化的第一阶段，在这时，河洛文化的内涵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当时河洛文化的核心载体。

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约5000-3500年期间，生活在中原地区，具体地讲生活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区的先民们，创造了被称为是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文化。这几种文化在考古学地层上先后叠压，在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这些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嵩山南北，集中在黄河及其支流伊河、洛河，淮河支流汝河、颍河的中上游。根据考古研究成果，当时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分为既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的6个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9。中原文化区位居中央，与四邻的5个文化区密切联系，其地域优势使它汲取四邻文化精粹，迅速发展自身文化，在诸区域文化中起着核心、主导作用，最终率先跨入文明社会。这个研究成果与文献记载是吻合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距今5000-3500年期间，该区域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及其后裔与夏族活动的中心区域。根据文献记载，夏代建国之初禹都阳城、阳翟，启都夏邑，地域在颖河上游的现郑州市所辖的登封、新密、禹州一带，距洛阳仅百里之遥。启子太康继位，就把都城迁到斟X，以后的夏桀也定都斟X，如《竹书纪年》：“太康居斟X，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对魏文侯说的一段话：“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在这里，“河济”指济水入黄河处，在今荥阳以北；“泰华”即华山，今陕西华阴县；“伊阙”为洛阳南的分水阙口；“羊肠”指黄河北岸太行山上的崎岖羊肠小道；“夏桀之居”的地理位置无疑就是洛阳，就是伊洛盆地。

1959年四五月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先生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考古队在河南省西部进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考古调查，在今洛阳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大型遗址，命名为“二里头遗址

根据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资料，确认生活在嵩山南北的伊、洛汝、颖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晚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就是历史上的夏文化。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夏代“自禹到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纪年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的年代 范围推定为公元前19世纪中叶至前16世纪中叶，约300年。

夏代是我国第一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为国家的强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伊洛盆地已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50余处，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村落星罗棋布的聚落群。在二里头都城遗址内，中部是宫城，宫城北面和西北一带是祭祀区， 中型建筑基址主要分布在宫城的东北与西北，小型建筑基址则分散在宫城以外的四周。都城与村落，王室、贵族、平民与奴隶，阶级分化、等级森严，这就构成了夏代的王畿社会。

在二里头遗址的中部是宫城，宫城呈长方形，四周围以夯土城墙。东、西、南、北城墙复原长度分别为378米、359米、295米、292米，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墙墙体上宽18-23米，底宽可达3米。东墙上发现宫门2处。宫墙外均发现平行于城墙的大道，如东墙外的大道已探出近700米，宽度可达20米。宫墙内分布着数十座夯土基址，已探明的有34座。一般的长宽为40-50米，最大的长、宽各100米，最小的仅20-30米10。其中最大的两座宫殿（宗庙）基址已经发掘。

1号宫殿基址是一座大型夯土台基，形状略呈正方形，方向352度。台基高出当时地面08米，东西、南北长宽各约100米，总面积达9585平方米。台基夯土纯净，夯印密集，质地坚硬。台基之上建有主体殿堂，南面大门，四周回廊。长方形主体殿堂建筑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处，夯土殿基高出台基面01-02米，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为900平方米。殿堂由木骨墙筑成宫室，根据殿基柱洞保存情况推测，宫室面阔8间，进深3间，应为四面坡顶重檐式建筑，也就是《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四阿重屋”。主殿之南为宽敞的庭院，与主殿建筑正南相对的宫殿正门位于台基南端，门道下有长方形的夯土基座，东西长28米，南北宽约13米。门道基座上3个门道，在门道间建有塾房，3个门道上都还保留有厚01厘米、宽3米左右的南北向的路土。路土一直向南延伸形成一片开阔呈缓坡状路土面，无疑是出入宫殿建筑的大道。环绕台基四周设围墙、回廊，回廊为廊庑式建筑，西宫墙内侧宽6米，北、东、南宫墙内、外侧各宽3米。在北围墙东部和东围墙北部各有一道缺口，为宫殿的东、北侧门，宽29米。整个宫殿建筑形成以殿堂为中心，门厅、廊庑为屏障的建筑群。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规模宏伟，它已经完全具备我国帝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特征11。

2号宫殿基址被认为是王室宗庙建筑基址。基址为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方向354度的长方形夯土台基，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是由一座大墓、一座主体殿堂、东南西三面的廊庑和四面围墙、南面的门厅及庭院组成的一座完整的宫殿建筑。主体殿堂位于台基的中间偏北处，其基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125米；殿堂由木骨墙筑宫窒，面阔3间。宫室四周置有回廊。主体殿堂之南为宽敞庭院，正南为大门。大门建筑为面阔3间的小型屋室，左右二室呈方形，为塾房，中室较宽，为出入宫殿的主要通道。台基四周筑有宫墙。东、西两宫墙内侧筑有回廊，廊长各约60米，宽约5米；南宫墙两侧均筑回廊，廊宽均在3米左右；北宫墙吕段内侧筑有长约3米、宽约25米的短廊式建筑。在2号宫殿的主体之北与北宫墙之间，整个宫殿建筑群的中轴线约53米、宽约43米，底部长185米、宽13米。墓葬早期被盗，未见随葬品及人骨12。

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北侧的东西二三百米范围内，发现东西方向排成一线的建筑基址群，建筑基址或为圆形，或为长方形。平面呈圆形者，直径在5米以内，高出地表，其上布列一圈或二圈圆形“土墩”，四周平整干净，上下都发现路土；平面呈长方形者为半地穴式，可分小型和大型，或长宽各数米，或长达二三十米，在浅穴内铺垫层层净土，并有路土面和烧土面。在这些或圆形或长方形建筑物的附近往往发现一座或数座排列整齐的墓葬，随葬铜器、玉器、漆器和精美陶器或朱砂。有学者根据《礼记·祭法》郑玄注“封土曰坛，除地曰土单”的记载，认为地面上的圆形建筑是“坛”，半地穴式的长方形建筑是“土单”之类的祭祀建筑遗存13。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桃、坛、土单、而祭之”。宫城的发现，宫殿、宗庙、坛、土单的发掘，无疑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都城。

二里头遗址宗庙、坛、土单的发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祖先崇拜”；在该遗址发现制作精良、形象逼真的石祖，反映了他们的“生殖崇拜”；该遗址发现的陶龙、陶蟾蜍、陶龟、陶鸮艺术品，陶尊和铜牌上的饕餮纹，即龙或虎的艺术形象等，透露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夏书》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卜骨，证实当时社会流行占卜。这一切集中到一点，说明当时人们存在着万物（包括人类自己）有灵的宗教观念和迷信行为，自然，其中最首要的是表现对人类祖先崇拜。根据文献记载，宗庙、坛、土单是我国古代都邑中常见的崇拜祖先的祭祀场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的陶鼓形扁壶、漆鼓、铜铃、石磬、陶埙等，都应该是当时都邑举行祭祀或其地礼仪活动时使用的乐器14。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殷墟甲骨文，被认为是处于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文字，并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中确实有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以及自然景象。如，一（十）、二、三、六、七、八、木、禾、矢、菔、并、墉（或亚？）、山、射、竹（或冉），等等，这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15。如李学勤先生认为：“我们知道商代是有竹本简的，但简的实物迄今未能发现。夏代的情况也许正是这样，尽管有文字，却没有多少能传留至今。”16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布局，反映出当时是聚族而葬。当时的大型墓，仅发现一座，墓室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由于被盗，随葬品不详。当时的中型墓，随葬品中以陶器最多，其次是玉器、铜器，另外有石器、漆器、骨器，等等。陶器以酒器居多，是以爵为核心的爵、鬶，或爵、盉的基本组合；铜器亦以酒器为多，主要是爵，另有斝、盉和个别铜鼎。除此之外，有铜铃、镶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钺等；随葬玉器除柄形饰外还有圭、璋、钺、戈、戚、刀各种礼仪用器，随葬漆器主要是觚。在此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夏代晚期即二里头三、四期，随葬器物群中青铜礼器的出现。二里头青铜礼器数理少，往往是青铜礼器与其他质料礼器（主要是陶质礼器、漆器）搭配成礼器群，这就是二里头夏文化礼器制度17。我们必须看到，夏代青铜礼器的出现并以后逐渐取代陶礼器，最终在商周时期形成了以青铜礼器为主体的礼器群。其意义重大在于，以“天子九鼎八簋”为首的青铜礼器，构成了我国青铜时代以王权为核心的奴隶制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 第二个阶段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伐夏，建立商朝。据古代文献记载，汤灭夏之后都西亳，其地望在河南偃师。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汉书·地理志》中“河南郡偃师县”，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尚书·立政》：“三亳阪尹。”孔疏引皇甫谧曰：“三处之地皆名亳……偃师为西亳。”1983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夏都斟鄩）西北6公里的洛河北岸一处被称为“尸乡沟”的地方，发现了大型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命名为“偃师商城”。

凤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据传在舜和周文王时代都曾出现过，它的出现象征着“圣王”将要出世，预示着时代的兴盛、事业的成功。河不出图：据记载，伏羲氏时代曾在黄河中出现过一条龙马，背上有一张图，这就是后来伏羲氏画八卦时所根据的“河图”，它的出现也象征着“圣王”将要面世。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辛苦奔波了一生，晚年回到鲁国，看到理想的实现似乎已经化为泡影，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据《周易•说卦》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子对于圣世的期许是用“凤鸟”、“河图”等符号的出现来表征的。孔子的感叹，一方面说明他对太平盛世、理想 社会 的渴望，以及对于这种渴望不能实现的痛苦和哀叹；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时局的深刻见解，孔子通过观察当时 社会 的现象，深切地觉察到，要出现太平盛世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想到，孔子一语中的，他去世后几百年，仍然是战乱频仍、干戈不息，天下一片混乱，直到秦灭六国，才出现天下一统的局面。“吾已矣夫”，表达了孔子对当时 社会 深深的失望。

透过孔子的感叹，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教育家的孔子那种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情怀。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书育人，似乎与政治没有太大联系，但在国家危难之时，教师既要关心国家大事，又要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政治立场，不可能只顾埋头教书，不问政治，否则就会在处理各种事务时陷入迷茫。生当乱世的孔子，一生抱定自己的德政的理想，虽到晚年明知道这一目标不能实现，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为时代培养人才，并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学生身上，这是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情怀。

很高兴回答这一问题，个人管见，不当之处“关注”作者继续交流！

谢谢题主。我来试着回答。

其一，“凤鸟至”、“河出图”是什么时代？

《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上古伏羲氏时，黄河出龙马，马背有图符，称龙图，即“河图”，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之源。

伏羲为中国上古三皇之一，是中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创世神。伏羲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即距今约5000左右。

其二，“凤鸟至”、“河出图”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与教育无关

凤鸟指凤凰，上古时代传说的神鸟，是吉祥如意、繁荣昌达的象征，也象征着着时代的繁荣兴盛。《论语•子罕》云：“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出自。大意是凤鸟不来，黄河中不出卦图，我这一辈子就什么都没有了。《皇帝录》载：“黄帝坐于元扈之阁，凤衔图至。”元扈即元扈山，是仓颉造字的传说地，说文字就是这个“凤”衔来的。

“河图”“洛书”一直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滥觞，亦即“河洛文化”。河，黄河；洛，洛河。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洛源镇，流经近800公里于河南省巩义市汇入黄河。

《易·系辞上》所载“河出图，洛出书”，“洛出书”，即传说夏禹治水时，有神龟出于洛河，龟背上有裂纹，形如文字，大禹便取法而作《尚书·洪范》“九畴”。

在《汉书·翟义传》中，是这样来记载河图洛书的:“河图雒书远自昆仑，出於 重壄 ……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

河图洛书是中国个阴阳五行术数的源头。由河图而衍生的《周易》、由洛书而衍生的《洪范》两书，神秘、神奇、博大精深，直到现在人们都在解读其奥秘，它们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独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还是在数学、美学、文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更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力，是无可辩驳的中国文化的渊源，其功大焉，独一无二。

因此，河图洛书与中国文化有关，与教育无关。

再次感谢。

“凤鸟至”，“河图出”是说明时代？与教育有关吗？

我是文化领域创作者森屿屿，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问题我认为提问者是想问“凤鸟至”，“河图出”这句话最早出自何处。

“凤鸟至”，“河图出”的出处

凤鸟是中国传说的神鸟，也被称作凤皇。凤凰最在是在孔子时期的《尚书·益稷》中：“《萧韶》九成，凤皇来仪。”凤鸟在战国时期现在《山海经》南次三经：“五采而文，名曰凤皇。”《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按此记载，我们可以把五采鸟都可认为是凤凰属之鸟）其次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也有记载：“孟鸟在貊国东北，其鸟文赤，黄，青，东乡。”另外，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灭蒙鸟在结匈国北，为鸟青，赤尾。”上述文献中记载的皆为凤鸟的早期出处。

河图最早是出自先秦文献中的神话传说“河图洛书”。而河图洛书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被国人认为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称其为“宇宙魔方”，也被人们认为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的起源。其中河图本意是指星图，其用为地理，故在天为象，在地成形也。河图中的河实质“星河”也即为银河，宇宙等。这也足以说明河图其寓意极多极广，炫妙无穷，深奥无尽。而洛书主要指天地空间变化的脉络图案。

河图洛书相传最早收录于《尚书》中，随后在《易传》中，以及诸子百家也多有论述，但实际考证却很难找出具体时间。

由此我们可知，凤鸟与河图在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且二者所代表的意向皆为祥瑞的征兆，

考究其出处，我们不难发现孔子说的“凤鸟至”，“河图出”其实是与教育无关的

而“凤鸟至”，“河图出”二者一起出现则是因孔子在其《论语·子罕》中提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孔子的话大意为：凤凰不出现，黄河中也未曾出现八卦图，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根据语义理解，孔夫子说的凤鸟即凤凰，帝舜时和周文王时都出现过，凤凰预示时代的兴盛和事业的成功。河图据传为伏羲氏时期曾在黄河中出现的一条龙马，背上有一张图。后被伏羲氏画八卦时用的即为此图，在古代这也被隐喻为圣明君主出现的征兆。由此我们可知，孔子的这句话是在感叹政治，尽管孔子是有名的教育家，但此言论与教育并无关联，是孔子对时局的失望亦是对自己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慨叹。

这也说出孔子在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道心却未完成的无力感，让人不禁感叹孔子的圣人之仁，一生都在周游列国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未果才投身教育。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翻阅了很多古籍资料，究竟"凤鸟至"、"河出图"产生于什么时代？但遗憾的是，目前所查阅的文献资料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记载，只是停留在许多的猜测阶段。

"河图" 、"洛书"的名称，最早见于巜尚书顾命》。日："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又见于《论语子罕》、《管子小匡》、《墨子非攻》 、《礼记礼运》以及《周易系辞传》等先秦古籍中。

从这些典藉的记载中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凤鸟至"、"河出图"便会有一位圣人出现。

比如伏羲、黄帝、帝尧、大禹、文王等时代都曾出现"凤鸟"、"河图"，而这几位都是 历史 上的圣人。他们的出现预示着一种天命，总会在他们那个时代出现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祥瑞景象。

而在《论语子罕》中载："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说这话的时候正处乱世，他急切的希望能出现一位圣人以安定天下大乱，能有一个太平盛世。这也反映了孔子作为一代教育家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

所以从这些 历史 典藉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凤鸟至"、"河出图"代表的是一种天命，或者说是一种使命与责任。对国家来说是一种祥瑞、太平和安定。至于和教育方面好象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教育工作者具有孔子先生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却是要提倡的。

《尚书•顾命》篇中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凤鸟至，河出图，古人谓乃圣人受命而王之兆。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凤鸟：指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祥瑞的象征。传说舜帝时和周文王时都曾出现，出现就是表示天下太平，预示着时代的兴盛、事业的成功。

河图：传说伏羲氏时代曾在黄河中出现一条龙马，背上有一张图，就是后来伏羲氏画八卦时所根据的河图。黄河就出现图画，是圣明君王出现的一种征兆。

洛书：古称龟书，传说有神龟出于洛水，其甲壳上有图象，象征意义同河图。传说后来大禹治水，河伯献河图，宓妃献洛书，使得大禹终于战胜了洪水。

孔子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千古慨叹。

他是将凤鸟与河图的再现看做是圣王出现的象征。然而，孔子的思想主张亦难以实现。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孔子的这一声感叹，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此时孔子年七十有一，回到鲁国也已经三年了。

这三年，孔子序书传礼记、删诗正乐、作春秋、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等，一心整理文化。

孔子已知其心中王道理想不能实现，故托求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接续传统文化，教育弟子，以待后人开创新的局面。

据《左传》记载：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意思是：鲁国西狩于大野时，叔孙氏的驾车人子鉏商捕获到了一只麒麟，由于不识麒麟，居然认为其很不吉利。

《孔子家语》记载说，“折其前左足”，看来是伤害了这只瑞兽，可能还致其死亡。孔子听说后，前去观之，一眼就认出这是麒麟。

麒麟来的不是时候，又凄惨死去。

这使孔子更加哀叹“吾道穷矣”，这一声感叹，正是孔子当时这种心绪之体现。

当时，诸侯争霸，连年征战，致使民不聊生。对于孔子这样一个坚持了一生梦想的垂暮老人的打击是无比残酷的。

终其一生，孔子的思想未能得到当时 社会 统治阶层的采纳，致使孔夫子在感叹和伤痛中逝去。

但后世却沿用其思想长达二千余年，孔夫子知道后，也许会甚感欣慰吧。

孔子为了恢复礼制而辛苦奔波了一生。到了晚年，他看到周礼的恢复似乎已经成为泡影，于是发出了以上的哀叹。

凤鸟至河出，是三皇时代舞钢，一元开起头，不信到舞钢市，你管你满意

此话出自孔子的《论语》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意思是：孔子说：“凤凰鸟不飞出来，黄河里不出现祥瑞图，看来我是没有办法了！”

这话属于个人牢骚，但这也是孔子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发出的感叹。

凤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据传在舜和周文王时代都曾出现过，它的出现象征着“圣王”将要出世，预示着时代的兴盛、事业的成功。

河不出图代表“无贤无圣”。

据记载，伏羲氏时代曾在黄河中出现过一条龙马，背上有一张图，这就是后来伏羲氏画八卦时所根据的“河图”，它的出现也象征着“圣王”将要面世。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辛苦奔波了一生，晚年回到鲁国，看到理想的实现似乎已经化为泡影，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周易·说卦》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孔子对于圣世的期许是用“凤鸟”、“河图”等符号的出现来表征的。

孔子的感叹，一方面是对于他自己的怀才不遇而感到伤心，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太平盛世、理想 社会 的渴望，以及对于这种渴望不能实现的痛苦和哀叹；最后一方面也表明他对时局的深刻见解，孔子通过观察当时 社会 的现象，深切地觉察到，要出现太平盛世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真的有“圣人”降世。

没想到，孔子一语中的，他去世后几百年，仍然是逞战乱频仍、干戈不息，天下一片混乱，直到秦灭六国；“圣人出”，才出现天下一统的局面。

“吾已矣夫”，表达了孔子对当时 社会 深深的失望。

透过孔子的感叹，可以看到作为教育家的孔子那种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情怀。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书育人，似乎与政治没有太大联系，但在国家危难之时，教师既要关心国家大事，又要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政治立场，不可能只顾埋头教书，不问政治，否则就会在处理各种事务时陷入迷茫。生当乱世的孔子，一生抱定自己的德政的理想，虽到晚年明知道这一目标不能实现，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为时代培养人才，并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学生身上，这是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情怀。

原文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讲的是

舜在世时有凤凰飞到宫廷里，周文王时凤凰在岐山鸣叫，伏羲时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中出现，伏羲根据图上从一至十的数字画出了八卦图。如果国家有圣明的君王，那么天地间就会变得平和安详，所以祥瑞才会像这样响应。春秋时期，没有圣明的君王，孔子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所以感慨说：“我听说有圣贤君王的朝代，凤凰和河图都会出现，如今凤凰不飞来了，就不是舜和文王那样的时代。黄河中不出现八卦图，就不是伏羲那样的时代。没有圣明的君王，谁会重用我呢？完了，我的抱负不能够实行了啊！”从这可以看出，圣人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春秋时期，有孔子这样的圣人，却没有被重用，这就是周朝衰弱并且难以振作的原因啊！

风乌至，河出图，不仅仅是教育，而是直接与天下国家的命运有关。

风乌，河图，吉祥物。风乌、河图出现，国家兴旺，风乌、河图不出现，天下国家衰亡。如《中庸》所曰；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之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故《论语子罕篇》孔子很失望，曰；“凤乌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不过，《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曰的不同：“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

《论语》里有“风乌”无“洛书”，《史记》里有“洛书”无“凤鸟”。也不知哪一句是孔子曰的真话。

不管孔子怎么曰的，风乌，河图，洛书，都是吉祥物，直接关系到天下国家命运。

凤乌没出现过。河图、洛书，宋代出现了：黄河里跳出一匹背上刻着符的马，河图。洛水里爬出一只壳上刻着符的龟，洛书。道教画的，驱邪镇妖的符箓。

可惜，孔子死的早，没见到宋代的河图洛书，辨别一下真伪。

凤鸟，凤凰。其实与龙一样，子无虚有。不过，凤，鹏，同韵，凤鸟即鹏鸟。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朋通假鹏，说通假悦。朋，不是朋友之朋，而是鹏乌，有鹏鸟从远方飞来，孔子才高兴。古代交通不便，书上也没有孔子在远方结交过什么朋友。

“凤鸟至”，“河出图”是指古代帝舜时和周文王时。该词语原出自《论语•子罕》，原文为：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以矣夫。白话译为：孔子说，’凤凰不飞来了，黄河中没有出现图画，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隐语是讲，当下缺少象舜、文王这样的圣君明主，我生不逢时，无人赏识，没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