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时期。

《资治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

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

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由此可以看出《资治通鉴》是在宋神宗看过以后定的书名，而宋神宗又是北宋时期的第六位皇帝，因此《资治通鉴》的成书时间是在北宋时期。

扩展资料：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

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除政治之外，《资治通鉴》在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

在文化方面，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

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

—资治通鉴

—宋神宗

永乐大典，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誊写副本一部，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全书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典籍，除了著名的经史子集，还有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医卜等各类著作，包罗万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比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诗文、戏曲、僧、道、医药、工艺等方方面面，其中，《永乐大典》还收录了许多后世已经残缺或佚失的珍贵书籍，如《薛仁贵征辽事略》、宋本《水经注》等，其所征引的材料，都是完整地抄录原文，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保存其原貌，人们称《永乐大典》为“辑佚明初以前珍本秘籍的宝库”。

《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非常科学，有点类似于今天字典的拼音检字法，只是当时依据的是明朝的《洪武正韵》。其体例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也就是说，每个韵目下有很多单字，每个单字下分列与之相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文词曲等各方面的内容。

在书的前面，用不同的字体演绎一个“门”字，端庄的楷书、狂放的草书、秀美的隶书，尽显汉字的魅力。这册书引用古书66种，插图46幅，它记载了中国古代不同等级的门，如白虎门、玄武门等，以及门的结构、类别、式样和奇闻逸事，丰富多彩。

《永乐大典》于永乐六年编修完成，被收藏于南京的文渊阁。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也将《永乐大典》带到了京城，收藏在皇宫内的文渊阁。

《永乐大典》不仅篇幅巨大，收集广泛，而且缮写工整，书中的文字全部用毛笔以楷书写成，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抄成双行，每行28个字；《永乐大典》中还有许多精致的插图，山川地形都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书为硬裱书面，由粗黄布包着，典雅庄重，被中外专家学者誉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编辑本段成书经过

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借“靖难”之名，赶走建文帝，夺取政权，年号“永乐”。为了炫耀文治，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用以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以便于查考。

解缙等奉谕，组织一百四十七人，按照《洪武正韵》的韵目，将各种资料抄入书中。次年十一月，全书编纂完成，赐名《文献大成》。史书中说，朱棣"览所进书，尚多未备"，于是再命重修。解缙领命，重组编撰力量，开馆文渊阁。参加者计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百三十二人，看样五十七人，誊写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十人，共二千一百八十人。而先后"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

永乐五年（1407），全书大体定稿，姚广孝领衔进呈，朱棣阅后表示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聘请抄书者誊抄全书。至1408年冬，《永乐大典》全书抄写完毕。

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编辑本段流失经过

现在《永乐大典》存世仅百之三四，经过情况如下：

学术界一般认为，大批书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也有人提出可能作为嘉靖皇帝殉葬品埋入永陵，有些学者称之为未解之谜。

比较可靠的情况是：

一、嘉靖副本先是存放在故宫东南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到清朝雍正年间，又移贮到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

二、因为官吏的窃取，英法联军的盗购，八国联军的焚掠。这些书屡遭厄运，最后散佚甚巨。

三、康熙年间，在皇史宬发现了嘉靖副本，已佚不少。乾隆三十七年修篡《四库全书》时，曾清查嘉靖抄本，发现已缺失2422卷，1000余册。

四、嘉庆、道光年间修《全唐文》和《大清统一志》时，被翰林院官员又偷盗出100余册。

五、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此后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吏偷盗《大典》后，“密迩各使馆”，以10两银子1册售与洋人。

六、光绪元年（1875年）清理《大典》时，仅存5000余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仅20年就只剩下800余册。

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东交民巷成为战场，藏书四散。侵略者对《大典》肆意抢掠，甚至用它们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幸存的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或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翻检拾走。

八、宣统元年（1908年）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64册了。

到1959年为止，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七百三十卷，今天国内所幸存者有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730卷，加上后来从世界各地征集的65卷，共计795卷。

编辑本段正本之谜

几百年来，人们为寻找这部珍籍，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书籍史上最不可解的，也是最大的谜团。11095册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码放约有40多立方米的这么大一部书，怎么会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呢？

1版本

《永乐大典》有两个版本。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目前全世界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每本书的书后都注明了当时的重录官员，而这些官员全都是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官员，即目前所能见到的都是明嘉靖副本。

2 嘉靖与《永乐大典》的关系

<明世宗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上(按：嘉靖)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

《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3 正本最后出现的时间

《永乐大典》正本最后的出现时间正是在嘉靖的丧葬期间，

在《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的大量记载中：

“嘉靖45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嘉靖帝崩，年60，在位45年。”

“三月十七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

“四月十五日(戊戌)，隆庆帝赏赐重录《永乐大典》成者。”

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后三个月才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四月，但这是表彰日期，抄录完成日期应该更早。这样看来,嘉靖皇帝下葬和副本重录完成在时间上基本一致。

而从此时起，《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处就音信渺然。

4 “两处收藏”是什么意思？

当年徐阶向嘉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

“两处收藏”是否暗示着什么呢？ 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这难道真的是某种巧合吗？中国古代皇朝修典既成，在大肆张扬进呈褒奖的同时，必然会记载该书典藏于何处，并在官修书目中着录，以彪炳皇恩浩荡。这已是历代皇帝修典的定式。《永乐大典》的重录却没有这样做，成为仅有的特例。这是为什么？

《明实录》，记载《永乐大典》的部分,是《明实录》中少有的长篇大论，可偏偏没有提及《永乐大典》正、副二本分藏在什么地方。

5永陵

历时12年建成的永陵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建于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建永陵时，嘉靖还大规模地修葺了前7陵。嘉靖皇帝修建如此大规模的永陵，是否在环境上对珍藏《大典》正本作了充分的考虑呢？

按照《永乐大典》总体积达40立方米这样巨大的物体来说，运用遥感技术结合磁力探测等物理勘探方式可以勘查出其空间位置，但要确定是不是图书典籍，目前还难以做到，因为纸制品目前还未发现其形成了一种专门信号。如果将其装入金属或木质器物中加以外保护，则也可勘测。目前从记载来看，《永乐大典》收录的书籍中采用了朱砂等矿物质作书写原料，由于朱砂具有放射性，就可以勘测出来，问题是《大典》究竟采用了多少朱砂？

如果勘测准确的话，则可以采用密闭式法，使用个人供氧方法，在不透风的情况下进入地宫，采用扫描方式，将《大典》数字化后，仍将《大典》放在永陵地宫内保存，保持原状不变。

当然，《永乐大典》正本是否做了嘉靖皇帝的陪葬物，在打开永陵地宫之前，只能是一个合理的推想。

编辑本段收藏故事

一、田中庆太郎（1881—1951年，书肆文求堂主人）在20世纪20年代回忆说：“这《永乐大典》是义和团事变后才从皇宫流出于外的。猜想，在事变中，住附近的人看到书阁罹火将烧失，很可能把其书册带到自家而藏起来。经过几年，这些书册慢慢面世。辛亥革命以后，罗叔言（罗振玉）来京都，通过董绶经（董康）输入10册左右。届时每个图书馆作为样板各种购买1册。当时其价格是每册150日元左右。我也每到北京时，时常购买，到1923年前后，一共买到大约20册。其中5、6册，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也买莫利孙所藏的，可能总共有20几册。近来，不多见，但是价格大大提高，目前每册大约5、6000日元。这书也流出外国，比如英美法各国。我国所藏最多的是东洋文训，其他图书馆藏有的至多只1、2册而已。”

二、日本东洋文库很早就开始收藏《永乐大典》。1920年以前从田中太郎手中购买了10册。1920年莫利孙逝世，变卖所藏《永乐大典》，1922年东洋文库购买了7册。陆续购买，东洋文库目前共收藏34册63卷。

三、1940年左右，东洋文库曾想购买吴兴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49册，二战后，苏联归还至北京图书馆。

四、近年来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国图于1983年也陆续征集到1册。散落民间的可能性还有。

编辑本段前景

上世纪6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的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几度影印出版《大典》，几乎囊括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世界各地的全部卷页。

今年4月中国国图“《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召开。任继愈馆长呼吁，国图首先将馆藏的161册依照原书的版式规格、纸张装帧仿真出版，希望世界各地藏书机构、收藏家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拿出《永乐大典》原书，提供拍照、再版之用，使这一文化遗产重现于世，垂之永久。

春秋讲义

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开禧中，溪为资善堂说书，累转太子詹事。时景献太子命类《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通鉴》，各为说以进。此即其《春秋》说也。书中如以齐襄迫纪侯去国为讬复雠以欺诸侯，以秦与楚灭庸为由巴、蜀通道，以屡书“公如晋至河乃复”为晋人启季氏出君之渐，以定公戊辰即位为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时当韩侂胄北伐败衄，和议再成，故于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类，并阙而不释。考宋代于丧服之制，避忌颇深。如“何居”“居字”语出《檀弓》，《礼部韵略》即不载，其他可知。溪之不释此类，盖当时讲幄之体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长子桷锓本金陵学舍，沈光序之。宝庆丙戌，牛大年复刻于泰州。其《序》称是书期于启沃君德，天下学士不可得而闻。盖非经生训诂家言，故流传未广。陈氏《书录解题》不著于录，殆以是欤？《宋史·艺文志》作十卷。王瓒《温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今外间绝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采，尚散见《经》文各条之下。今谨为裒辑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所阙，则取黄震《日抄》所引补之。仍从《宋史》厘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释《经》文，多从《左氏》，故其间从《公》、《谷》者并附案语于下方焉。

数字化现状

《永乐大典》电子版现已由日本凯希株式会社出品，北京创新力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国大陆总代理，在计算机上能进行全文检索，以便文史工作者的阅读和研究。

编辑本段修复问题

2003年7月，首都几家报纸大都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历时九个月，国宝《永乐大典》修复完毕的好消息。《永乐大典》的修复工作，就是由10位古籍修复专家来完成的。国家图

书馆前任善本特藏修复组组长、副馆员杜伟生先生是位资深的古籍、旧字画修复专家，他既是《永乐大典》修复者，又是这项修复工程的领导者之一，本来面目全非的古旧书籍、字画，经他修复后，便神奇般地恢复了它本来的神采，变成了人见人爱的珍宝

黄帝内经成书于先秦至汉。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相传为黄帝所作，因以为名。

但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实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黄帝内经》内容简介：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

《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

《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

　　《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辑古算经》、《缀术》。便是“算经十书”。

　　《周髀算经》

　　这十部算书，以《周髀算经》为最早，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据考证，它成书的年代当不晚于西汉后期（公元前一世纪）。《周髀算经》不仅是数学著作，更确切地说，它是讲述当时的一派天文学学说——“盖天说”的天文著作。就其中的数学内容来说，书中记载了用勾股定理来进行的天文计算，还有比较复杂的分数计算。当然不能说这两项算法都是到公元前一世纪才为人们所掌握，它仅仅说明在现在已经知道的资料中，《周髀算经》是比较早的记载。

　　《九章算术》

　　对古代数学的各个方面全面完整地进行叙述的是《九章算术》，它是十部算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对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正像古希腊欧几里得（约前330—前275）《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在中国，它在一千几百年间被直接用作数学教育的教科书。它还影响到国外，朝鲜和日本也都曾拿它当作教科书。

　　《九章算术》，也不知道确实的作者是谁，只知道西汉早期的著名数学家张苍（前201—前152）、耿寿昌等人都曾经对它进行过增订删补。《汉书·艺文志》中没有《九章算术》的书名，但是有许商、杜忠二人所著的《算术》，因此有人推断其中或者也含有许、杜二人的工作。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早期古墓出土《算数书》书简，推算成书当比《九章算术》早一个半世纪以上，内容和《九章算术》极相类似，有些算题和《九章算术》算题文句也基本相同，

　　可见两书有某些继承关系。可以说《九章算术》是在长时期里经过多次修改逐渐形成的，虽然其中的某些算法可能早在西汉之前就已经有了。正如书名所反映的，全书共分九章，一共搜集了二百四十六个数学问题，连同每个问题的解法，分为九大类，每类算是一章。

　　从数学成就上看，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书中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运算和比例算法。书中还记载有解决各种面积和体积问题的算法以及利用勾股定理进行测量的各种问题。《九章算术》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代数方面，书中记载了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并且在这基础上有了求解一般一元二次方程（首项系数不是负）的数值解法。还有整整一章是讲述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的，这种解法实质上和现在中学里所讲的方法是一致的。这要比欧洲同类算法早出一千五百多年。在同一章中，还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记载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运算法则。

　　《九章算术》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影响还远及国外。在欧洲中世纪，《九章算术》中的某些算法，例如分数和比例，就有可能先传入印度再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再如“盈不足”（也可以算是一种一次内插法），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的数学著作中，就被称作“中国算法”。现在，作为一部世界科学名著，《九章算术》已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

　　《孙子算经》

　　约成书于四、五世纪，作者生平和编写年代都不清楚。现在传本的《孙子算经》共三卷。卷上叙述算筹记数的纵横相间制度和筹算乘除法则，卷中举例说明筹算分数算法和筹算开平方法。

　　《孙子算经》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十进位值制记数的国家，春秋战国之际已普遍应用的筹算，即严格遵循了十进位值制。关于算筹记数法现在仅见的资料载于《孙子算经》。《孙子算经》三卷，成书年代约为公元4世纪，该书上卷是关于筹算法则的系统介绍，下卷则有著名的“物不知数”题，亦称“孙子问题”。 引　　卷下第31题，可谓是后世“鸡兔同笼”题的始祖，后来传到日本，变成“鹤龟算”。书中是这样叙述的：“今有鸡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鸡兔各几何？这四句话的意思是：有若干只鸡兔同在一个笼子里，从上面数，有35个头；从下面数，有94只脚。求笼中各有几只鸡和兔？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卷下第26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答曰：『二十三』”。《孙子算经》不但提供了答案，而且还给出了解法。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则进一步开创了对一次同余式理论的研究工作，推广“物不知数”的问题。德国数学家高斯﹝KF Gauss公元1777-1855年﹞于公元1801年出版的《算术探究》中明确地写出了上述定理。公元1852年，英国基督教士伟烈亚士﹝Alexander Wylie公元1815-1887年﹞将《孙子算经》“物不知数”问题的解法传到欧洲，公元1874年马蒂生﹝LMathiesen﹞指出孙子的解法符合高斯的定理，从而在西方的数学史里将这一个定理称为“中国的剩余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五曹算经》

　　《五曹算经》是一部为地方行政人员所写的应用算术书（作者不可详，有的认为其作者是甄鸾），全书分为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等五个项目，所以称为 “ 五曹 ” 算经。所讲问题的解法都浅显易懂，数字计算都尽可能地避免分数。 引全书共收67个问题。它的著者和年代都没有记载。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有：「甄鸾《五曹算经》五卷」其它各书也有类似的记载。甄鸾是公元535-566年前后的人。

　　《五曹算经》此系南宋刊本《五曹算经》卷首书影，刻于南宋嘉定五年（一二一二年）。《五曹算经》是我国的一部数学古籍，作者是北周的甄鸾（字叔遵，河北无极人），他通晓天文历法，曾任司隶大夫、汉中郡守等职务。唐李淳风等曾为之作注。

　　《夏侯阳算经》

　　夏侯阳算经，算经十书之一。原书已失传无考。北宋元丰九年（1084年）所刻《夏侯阳算经》是唐中叶的一部算书。引用当时流传的乘除捷法，解答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问题，保存了很多数学史料。

　　《张丘建算经》

　　《张邱建算经》的作者是张邱建，大约作于5世纪后期，里面有对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的应用问题，不有竺差级数问题，最著名的是提出了不定方程组 —— 百鸡问题，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其解灶。《夏侯阳算经》估计是北魏时代的作品。里面概括地叙述了乘除速算法则、分数法则，解释了 ” 法除 ” 、 “ 步除 ” 、 “ 约除 ” 、 “ 开平方 ” 、 “ 方立 ” 等法则，另外推广了十进小数的应用，全与现在的表示法不同，计算结果有奇零时借用分、厘、毫、丝等长度单位名称表示文以下的十进小数。 引　　「百鸡问题」是《张邱建算经》中的一个著名数学问题，它给出了由三个未知量的两个方程组成的不定方程组的解。百鸡问题是：「今有鸡翁一，值钱五；鸡母一，值钱三；鸡雏三，值钱一。凡百钱买鸡百只，问鸡翁母雏各几何。」依题意即解　

　　自张邱建以後，中国数学家对百鸡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百鸡问题也几乎成了不定方程的代名词，从宋代到清代围绕百鸡问题的数学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海岛算经》

　　《海岛算经》是三国时期刘徽（约225—约295）所作。这部书中讲述的都是利用标杆进行两次、三次、最复杂的是四次测量来解决各种测量数学的问题。这些测量数学，正是中国古代非常先进的地图学的数学基础。此外，刘徽对《九章算术》所作的注释工作也是很有名的。一般地说，可以把这些注释看成是《九章算术》中若干算法的数学证明。刘徽注中的“割圆术”开创了中国古代圆周率计算方面的重要方法（参见本书第98页），他还首次把极限概念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　

　　《缉古算经》

　　王孝通撰《缉古算经》。唐武德八年（625）五月，王孝通撰《缉古算经》在长安成书，这是中国现存最早解三次方程的著作。

　　唐代立于学官的十部算经中，王孝通《缉古算经》是唯一的一部由唐代学者撰写的。王孝通主要活动于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他出身于平民，少年时期便开始潜心钻研数学，隋朝时以历算入仕，入唐后被留用，唐朝初年做过算学博士（亦称算历博士），后升任通直郎、太史丞。毕生从事数学和天文工作。唐武德六年（623），因行用的傅仁均《戊寅元历》推算日月食与实际天象不合，与吏部郎中祖孝孙受命研究傅仁均历存在的问题，武德九年（626）又与大理卿崔善为奉诏校勘傅仁均历，驳正术错三十余处，并付太史施行。王孝通所著《缉古算术》，被用作国子监算学馆数学教材，奉为数学经典，故后人称为《缉古算经》。全书一卷（新、旧《唐书》称四卷，但由于一卷的题数与王孝通自述相符，因此可能在卷次分法上有所不同）共二十题。第一题为推求月球赤纬度数，属于天文历法方面的计算问题，第二题至十四题是修造观象台、修筑堤坝、开挖沟渠，以及建造仓廪和地窖等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施工计算问题，第十五至二十题是勾股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开凿运河、修筑长城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等土木和水利工程施工计算的实际需要。

　　《五经算术》

　　北周甄鸾所著,共二卷。书中对《易经》、 《诗经》、《尚书》、 《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左传》等儒家经典及其古注中与数字有关的地方详加注释，对研究经学的人或可有一定的帮助，但就数学的内容而论，其价值有限。现传本亦系抄自《永乐大典》。

　　《数术记遗》

　　徐岳(？——220）的《数术记遗》，《数术记遗》以与刘洪问答的形式，介绍了14种计算方法，“未满百言，而骨削质奥，思纬淹通，依然东京风骨。”也就是在这部书中，徐岳在中国也是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算盘的样式，并第一次珠算定名，在世界珠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其中著录了十四种古算法。第一种叫"积算"，就是当时通用的筹算。还有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五行算、八卦算、九宫算、运筹算、了知算、成数算、把头算、龟算、珠算、计数。"《数术记遗》仲介绍的一种心算方法。原文说：’既舍数术，宜从心计。’注中说:’言舍数术者，谓不用算筹，当以意计之。’这说明计算时不用珠、筹、针等工具，只用心算完成。但从注中所举各例来看，此处"计算"，与现代对心算的理解，又有不同之处。现在的心算，指在数字运算时，不用计算工具，只用意念完成。而"计数"的范围颇广，在测量及其它方面，不但不用计算工具，而且想出巧妙办法，不通过数字运算，直接可得所要求的数字结果。"

　　《缀术》

　　《缀术》是南北朝时期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的著作。很可惜，这部书在唐宋之际公元十世纪前后失传了。宋人刊刻《算经十书》的时候就用当时找到的另一部算书《数术记遗》来充数。祖冲之的著名工作——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精确到第七位小数），记载在《隋书·律历志》中。

一、成书年代及真伪

　　《大戴礼记》由戴德（公元前一世纪）而得名，戴德是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四位弟子之一、后仓在公元前一世纪创立了立于学官的《仪礼》传授学派（参见《礼记》）。可是，看上去《大戴礼记》与戴德的关系似乎只不过是为它找到了一个令人起敬的出处。和某些传统记载相矛盾的是，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证据能够表明西汉的礼学家与它的编纂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大戴礼记》是《礼记》的一个更早的校订本。再者，《大戴礼记》也未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因此，二世纪以前它是否已单独成书这的确令人怀疑。

二、内容及资料来源

　　《大戴礼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所著录的时代较早的杂集《记》131篇。然而，《大戴礼记》中有些篇章的撰写可能在《礼记》已经编纂成书之后，例如，《大戴礼记》第46篇篇首有一《礼记》第30篇的摘要；第41篇录自《礼记》第27篇；第52篇也包含《礼记》第24篇的部分文字。《大戴礼记》的多数篇章都是种种汉代以前和前汉文献中一些段落的仿制拼贴，比如，第71篇（《诰志》）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见于《逸周书》第58篇；《荀子》为《大戴礼记》第42、64、65、66篇提供了材料，此上诸篇也包含来自《淮南子》的零散段落；《大戴礼记》第46、48篇主要依据了贾谊（公元前201椙—169年）的作品；《淮南子》卷三和卷四的部分内容也为《大戴礼记》的第58、81篇所借用。最后，还应指出重要的一点，《大戴礼记》第77篇，以及在较轻程度上第63篇都有赖于《周礼》。既然在《仪礼》和（周礼》的观点相左时，《礼记》总是赞同《仪礼》有甚于《周礼》，因此，我们对这些篇章是否和《礼记》源于同样材料就极为怀疑。

　　第49—58篇或者在篇题中出现孔子门徒曾子的姓名；或者在篇中记述他的教导和对话，因此，有人坚持认为，这些篇章源于现已失传的《汉书·艺文志》（第1724页）“儒家”类下所著录的《曾子》18篇。在清代辑录的《曾子》佚文中也包括这些篇。但是，这些材料实际上不太可能是在《曾子》亡佚之前被借引的。《大戴礼记》中许多与曾子有关的篇章可以证明是采自其他文献资料。其余的可能是汉代伪造的，目的在于利用曾子的名声来取得显赫声望和正统地位，以便有利于他们所拥护的教义。

三、文献源流

　　《隋书·经籍志》（第921页）记载，《大戴礼记》13卷。此条记载重见于唐代的书目和宋朝的官方书目（见《旧唐书·经籍志》，1973页；《新唐书·艺文志》，第1430页；《宋史·艺文志》，第5048页），而且和现存版本的卷数相符。《崇文总目）提及一个10卷本，它一定是由于脱漏而有亡佚，然而，现存版本不足以说明这一特例。

　　刘熙大约在200年为《大戴礼记》作过注。据《隋书·经籍志》921页的注解可知，刘熙注已经失传，现存的注据说是仕于魏和北周的卢辩（519—557年在世）所作。由于此注未著录于隋唐的书目．由此推知，直至宋朝，它的正统性才被正式承认。

　　长期以来，人们假定此经最严重的毁损是在汉末和隋之间的某个时代。据郑玄（127—200）《六艺论》记载，《大戴礼记》原有85篇，而现在的版本不超过39篇。据推测《隋书》著录的文本就已是如此。通行本卷1的第1篇被认定为第39篇；第2卷始于第46篇，而不是始于第43篇；第7卷始于第62篇，而非第61篇，全书结束于第81篇。可能总共有46篇较早编定的文本已经亡佚。

　　《隋书·经籍志》编撰之前，此经的某些部分就很可能已经失传，但是，《大戴礼记》是否就像现在版本的篇数显示的那样已遗失46篇，却让人怀疑。在隋朝，人们相信，《大戴礼记》85篇是《礼记》46篇的一个时代更早的本子。人们进一步假设，二者共有的46篇已从《大戴礼记》脱落（见前文《礼记》中所翻译的《隋书》引文）。然而，在汉代书目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这种关系的证据。不仅如此，现存的《大戴礼记》有几篇的部分内容相重，却依然保留而未删除，因此，《大戴礼记》的篇数可能受到了关于它与《礼记》有上述并无根据的联系的影响，由此才力图确定郑玄所说戴德传授的《记》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记》。

四、版本

　　《四部丛刊》重印了一个明代刻本，此明印本有卢辩注和年代定为1175年的韩元吉序（1118）。《汉魏丛书》和《雅雨堂丛书》也收入此文本的版本。这3个版本都不如活字版武英殿本（1774—1777年），殿本是《丛书集成》所印校勘本的主要底本。

　　孔广森（1752—1786）在其题为《大戴礼记补注》的注释本中有一份分析文本内容的表。它有用地总结了《大戴礼记》每一篇文字中[与其他]文本相似之处以及其资料来源。此本收入《畿辅丛书》和《丛书集成》。孔注的另一版本附王树柟（1857—1937）的校注，以《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为题出版，它也收入《丛书集成》。

　　孙诒让（1848—1908）在文本中选择了一些文句，加以校注，编成了《大戴礼记斠补》。它在孙诒让去世后于1914年出版。

五、研究状况

　　（一）关于它的现代汉语译文，参看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 （二）《大戴礼记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山海经是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的古籍。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山海经》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山海经》的介绍

《山海经》展示的是远古的文化，记录的是大荒时期的生活状况与人们的思想活动，勾勒出了上古时期的文明与文化状态，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对《山海经》一书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确指出《山海经》的作者是在西汉刘秀的《上山海经表》中，刘秀认为《山海经》是上古治水的大禹、伯益。

在《吴越春秋》中：“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招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族，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命曰《山海经》。”

明代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奢侈大博级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花圃之寓言，以成此书”。

《山海经》的真正作者，前人有认为是禹、伯益、夷坚，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才形成传世书籍，现多认为，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已无从确证。

《山海经》一书的书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这表明司马迁读过《山海经》。

在司马迁之前，《山海经》的书名应当早就已经有了只是卷数不明；而在更早之前，虽然还没有《山海经》的书名，但是《山海经》的文献资料应该也是早已存在。

《山海经》版本复杂，现可见最早版本是晋代学者郭璞的《山海经传》，有宋、明、清三代的刻本，但郭本原图早已佚失。

学术界认可的、较重要的古绘图版本是清代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刻本，成书于1667年（清康熙六年），是清代最早山海经图本，该刻本承袭六朝张僧繇、宋代舒雅的体例编图，在图像造型上144幅图中，有71幅全部或大部采自胡文焕本。

扩展资料

《山海经》的主要内容

其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

《山海经》还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在中国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山海经》中的内容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

《山海经》作为一部地富海涵、包罗万象的奇书，却因其对于地理环境的撰写与当时的实际地理不符，曾被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直言“山海经难可信耳“。

尽管后来的研究证明了这本书的神话学、民俗学、古代地理等方面的价值，无数文人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古籍，《山海经》依旧是其中最为神秘莫测的一本。

而同时，《山海经》中记载的那些千奇百怪的奇珍异兽和神话传说，也曾无数次作为原型在后来的无数文艺作品中出现。

--山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