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

首都图书馆建馆迄今有八十多年历史，经过八十余年的精心收集、整理和积累，入藏了较为丰富的古代典籍，其中既有海内外十分罕见的精刻本和古代典籍，又有完整丰富的古代小说、戏曲和民俗著作，馆藏古籍图书丰富。

这些古籍来源一部分是该馆前身京师三馆即京师图书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旧藏和建国后陆续采购的图书，另一部分是解放后北京市委接收北京孔德中学、法文图书馆所藏拨交给首都图书馆的古籍，还有一九五三年吴晗下令没收旧敌伪财政部实物库图书及一九五七年以后购入及其他来源的图书（如马彦祥赠书）。其中市府赠书为三五二三种计三六六九一册，马彦祥赠书二○八种，计一七○七册。现库藏仍将这四部分来源的图书按甲、乙、丙、丁分类排架。在这些古籍中尤以文学（小说、戏曲、俗文学）、医书、方志以及佛经等书品种较多，版本较好，构成首都图书馆的古籍藏书特色。除古籍外，首都图书馆还藏有古字画一八四二种、二五六八幅（轴、页），碑帖一九六九种。

首都图书馆的古籍分为善本、普通线装书、新善本（解放区出版物）、特种文献字画、碑帖等。分别保存在线装库和善本库中。善本三三二四种三三二三○册，其中国家级善本一一五九种一四九九六册，馆级善本二一六五种一八二四三册。普通线装书四三七○二种三四九四三三册。国善本即经专家鉴定稀古版本列入全国善本总目者；馆善即乾隆以前及其它较好的版本，然尚不够国善者。善本及普通线装书采用清乾隆三十二年编四库全书时所确定的四部图书分类法对图书按经、史、子、集、丛分类。其它如市府赠书、马彦祥赠书共四八一六种四四六一四册还未分编整理（普通线装各类种数只限于财产账上数字）。善本古籍收藏状况为：经、史、子、集、丛分别为七十二册、四三八册、一四九二册、一二八三册、三十九册、合计三三二四册。

二、特点

由于首图前身各馆建馆较早，历史较长，使得各馆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许多古籍。馆藏古籍的特点有二：一是版本罕见，有不少是海内外珍贵的精刻本和手抄本。时间上最早为宋、元、明版。据统计宋版五种，元版三十二种，明版九八七种。具体如下：

善本中有宋版书五种，如咸淳五年（一二六九年）刻碛砂藏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残存十一卷），宋刻递修本、苏辙撰《古史》六十卷；元版书三十二种，如元兴文署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刻《资治通鉴》，该书为宋司马光原著，元胡三省音注，元兴文署刻印。兴文署为元代著名官方刻书机构。 还有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吴郡庠刻本蝴蝶装《通鉴总类》与元至正（公元一三四一至一三六八年）刻本《故唐律疏议》，元王元亮撰，元至正余志安勤又堂刻本，元代建安余氏勤又有堂刻本《刑统赋》。元代东山秀岩书堂刊本《韵府群玉》等；

明版书九八七种（其中官刻四十一种、私刻九四六种），如永乐五年（一四○七年）内府刻本《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明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内府刻本《大明一统志》、明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刻本《武备志》，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刻本《管子》、明隆庆二年刻本《江南经略》、明天启五年毛氏绿君亭刻本《神农本草经疏》、明隆庆年间刊本《泉河经略》、明万历年间刻本《水经》、明凌氏（凌瀛初）刻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等，明万历四十三年博古堂刻本《元曲选》也是名家荟萃的精品。清康乾年间版本书收藏则更多，如康熙内府仿宋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吴革刻本《周易本义》、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写刻本《蒋氏游艺秘录》、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本《宝真斋法书赞》等；清后期还有光绪三年刻板的鲁迅先生家谱《越城周氏支谱》活字本等。

以上这些都是稀古版本的古籍，在版本学上都有一定研究参考价值，而且还是精美的文物艺术品。

第二个特点是馆藏古籍特色明显，以文学、小说、戏曲、俗文学、医学、方志、佛经等为主，藏书品种多、版本好。此外还藏有满文、蒙文（含满汉文、蒙汉文合壁）、藏文的线装古籍书一九七种，其中满文书一四二种，大多为满汉对照，如有清（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写本满汉对照《书经讲章》，作者清吴世恒。下面详细分别详述之。

三、小说

在小说方面，“五四”以前的中国小说线装书馆藏有五○○多种，善本八十八种，其中国善三十三种，馆善五十五种。包括笔记、传奇、话本、章回、长短篇各类体裁。如：明万历刊本《二侠传》，明崇祯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译通俗志传》；清康熙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新编东游记》，抄本《斩鬼传》，活字印本《第一奇书野叟曝言》；清乾隆刻本《飞龙传》、《聊斋志异》，清稼史轩刻本《醒罗骈言》。而崇祯刊本《金瓶梅》、康熙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清稼史轩刊本《醒罗骈言》又为全国罕见的稀本、孤本。

还有全套的《三国志》、《三侠五四义》、《包公案》、《西游记》、《吴越春秋》等则是坊间不常见的明清刻本或抄本。

表一、善本古籍小说收藏状况

类型 短篇 长篇 小说家类 杂记 杂篡 杂品 杂考 杂学杂说

善本（种） 19 67 35 24 38 5 3 6

合计 197

其中杂记、杂篡、杂品、杂考、杂学杂说可总归为笔记小说，计72种。

表二、一般线装古籍小说收藏状况

类型 总录 笔记小说 长篇 短篇 翻译

一般线装（种） 42 451 513 47 12

合计 1065

注：表二与表三总计一二六二种。

四、戏曲古籍

历史上最先使用“戏曲”这个名词的是元代的陶宗仪，他在《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中写道：“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但这里所说的戏曲，是专指元杂剧产生以前的宋杂剧。从近代王国维开始，才把“戏曲”用来作为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以至近代的京剧和所有地方戏在内的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

戏曲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发展、鼎盛等各个时期。汉代的“百戏”，隋唐时期的“参军戏”与“踏摇娘”，北宋的杂剧与金院本，这些戏剧的演出形成仅仅散见于前人的笔记与诗文之中，没有剧本流传下来。到了北宋末叶，浙、闽一带出现了南戏（亦称“戏文”）。现存的《张协状元》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南戏剧本。元代，北方出现了元杂剧。元杂剧可考作家就有一○○余人，见于书面记载的剧目有六、七百种，而且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创作了如《窦娥冤》、《梧桐雨》、《墙头马上》、《救风尘》、《汉宫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元末明初，南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体裁——传奇。到了明代，传奇剧本代替杂剧成为明代戏曲的通称。明末清初，昆曲一度呈现极盛的局面。清代中叶以后，北京的徽班兴盛，以后发展成“京剧”，成为中国的“国剧”。

几千年戏剧文化的发展，给今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各种剧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经济、文化、艺术、语言、风俗、民情等各种发展情况，为我们研究古代的戏剧史、文化史和风俗民情提供了及为丰富、翔实的资料。千百年来，戏曲艺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他们不仅去观看戏剧演出，对演出剧本、演员表演、戏曲服装、台词唱腔等津津乐道，更有人下深功夫，把剧本一笔一划地抄录下来，供自己和好友们共同欣赏。于是，许多剧作得以流传下来，使后人能够一睹为快。

表三、戏曲类善本古籍收藏状况

类型 剧本 杂剧 传奇 散曲 弹词宝卷 曲谱 曲选 曲律 曲评曲话 蒙古车王府曲本 升平署抄本

种 5 29 113 17 11 19 6 2 2 1355 14

合计 1573

表四、戏曲类一般古籍收藏状况

类型 京调梆子合刻 昆曲 京剧 地方剧 赣剧 川剧 秦腔 梆子 汉剧

种 76 395 363 133 1 113 69 44 1

合计 1195

首都图书馆建馆八十余年来，收藏了大量戏剧抄本二七六八种。包括古代戏曲剧本传奇、杂剧、散曲；地方戏剧本昆曲、京剧、秦腔等；曲谱、曲韵、戏曲理论著作等。其中善本一五七三种，如剧本中，就有明代伟大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还魂记》四种版本，最早最好的版本是明万历朱氏玉海堂刊本。清代著名戏曲家李渔的《笠翁传奇十种》有康熙刊本，还有升平署（清代掌管宫廷演剧的机构，乾隆时改称“南府”）抄本一十四种。其它如“元曲选”、“昆弋剧本”以及一些名剧，如《琵琶记》、《白兔记》、《西厢记》、《四声猿》、《赵氏孤儿》、《洛神庙》、《秋胡戏妻》、《雷锋塔》、《长生殿》、《桃花扇》、《绿牡丹》、《得意缘》、《红楼梦》等，均有较好版本或抄本馆藏。特别提及的是《蒙古车王府曲本》乃我馆善本书中之瑰宝。馆藏戏曲古籍以京剧版本为多，此外为鼓词、杂曲、子弟书等。此部分古籍出版年代为道光至光绪间。俗文学中宝卷四三二种，词（即说唱文学）一二七种，以上两部分中一十一种为善本。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清代蒙古车王府藏曲本：

“车王府曲本“是清代蒙古车臣汗王府所收藏的戏曲、曲艺手抄本的总称，也是供府中戏班子演唱的脚本。民国年间这批曲本自车王府内流散出来，于二十年代分两批被北京孔德学校购得。后辗转入图书馆收藏。《清蒙古车王府曲本》是一部卷轶浩繁的戏曲、曲艺巨制，包括戏曲曲目共一六○○余种，四四○○余册。这些书分藏于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以首图收藏量为最大。全书分戏曲、曲艺两大部分。戏曲部分以京剧乱弹皮黄戏最多，次为昆曲、弋阳腔（高腔），其他还有秦腔、吹腔、影戏等；曲本更有价值的内容是曲艺部分，包括说唱鼓词、子弟书、快书、牌子曲、岔曲、莲花落、时调小曲等曲艺形式，时调小曲中又有马头调、太平年、西江月、十二月、福建调、四川歌等曲调。曲艺部分包括了原孔德学校第二批购入的曲本，迄今从未面世，可称珍品。在形式繁多的曲艺中，鼓词、子弟书、京剧在数量上占有较大的比例。两部分大抵都是明清两代作品，以道光、光绪年间作品为多。《曲本》作品取材广泛、有殷、周以来的历史故事和传说，也有经改编、铺衍、润色的古典文学名著，更重要的是不少曲艺作品对当时北京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有大量的描述。

《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成书大约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产生于中国昆曲艺术逐渐衰落，各地方戏曲兴起的演变时期，是研究近百年中国戏曲与说唱艺术的珍贵史料，它填补了昆腔高踞剧坛，到京剧代之而起的一段过渡时期的空白。同时也是研究清王朝由盛转衰时期的民情、风俗、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曲本》作品语言丰富，保留了很多当时流行的方言，文学艺术价值很高。总之，《曲本》已为当代研究文化史、戏曲史、通俗文学 的专家学者所瞩目。已故著名戏曲艺术家欧阳予倩誉之为“中国近代旧剧的结晶，于艺术上极有价值”，著名教育家、学者王季思则将《曲本》的发现与安阳甲骨和敦煌文书并提；当代戏剧家、剧作家、戏剧评论家，戏曲界泰斗翁偶虹题诗曰：“车王嗜曲广搜求，铁网珊瑚历历收，沧海遗珠光照眼，粲然骇瞩溯源头。”

“曲本”填补了近百年来戏曲、说唱文学的历史空白，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资料。早在二十年代即有顾吉页刚、刘半农、马隅卿等老一辈学者着力研究。前文化部长齐燕铭都曾给予高度评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专门研究过其整理问题，拟发掘整理，但因“文革”而作罢。现首都图书馆领导重视，为了挖掘馆藏资料，弘扬民族文化，首都图书馆专门成立了车王府曲本研究整理小组，在翁偶虹老先生、故宫博物院朱家 晋老先生、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候玉山老先生、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老先生、著名戏剧研究家吴晓铃先生、山东大学教授关德栋先生以及许多文学、戏曲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指导下，于一九九一年整理出版了《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共三一五函，发行十五部，受到海内外戏曲爱好者的欢迎。由于价格昂贵，印数又少，又于一九九三年出版了《清蒙古车王府曲本缩微胶卷》本，一九九四年又出版了《清车王府藏曲本（粹编）》，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之盛事。

（二）、清代宫廷大戏：

清代宫廷创作演出的整本大戏，其内容受明万历年间小说和戏曲繁荣发展的影响。就小说而言，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的相继出现，成为剧本选题上丰富的源泉；就其形式而言，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已达到相当完美的阶段。昆腔拥有众多观众，作家辈出，编排、装扮、彩砌，无不有极大改进，为宫廷大戏开辟了较宽阔的途径。当时比较知名和有影响的大戏有《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图》和《昭代箫韶》。

《鼎峙春秋》为周祥钰、邹金生等编写，敷衍魏、蜀、吴三国鼎峙和争雄的历史故事。馆藏《鼎峙春秋》（甲四21,为首都图书馆索书号，下同）为清钞本，二○册二函，分十卷二四○出，为全国孤本。

《劝善金科》为清张照等著，叙目连救母故事，但将历史背景作为唐代中叶，并穿插有李希烈的叛乱及颜真卿、段秀实殉节等关目。馆藏有清雍正抄本（甲四69），一○册一函。为全国孤本。

《升平宝筏》亦为清代张照所撰，又名《西游记传奇》（甲四1520），演玄奘取经故事，主要情节依据吴承恩《西游记》小说而来，馆藏清抄本，二函一○册二四○出。

《辟兵珠》作者不详，馆藏清抄本，一○册二函，为全国孤本，《曲海总目》亦未收入。

馆藏其它孤本、善本还有：《旧钞本曲五种》（包括《虞廷集福》、《绥丰协庆》、《太和保合》、《绵长协庆》、《繁禧懋锡》）、《忠义璇图》二十出、《混元盒》三卷七五出等。

清代宫廷大戏均由词臣编写，因创作期限紧迫，由于才力拘滞，不得不借助于前代作家同类题材写就的小说、剧本，同时，也汲取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这些宫廷大戏，保存了不少已佚剧本片断，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甚有裨益。

首都图书馆收藏的清代宫廷大戏比较多，且多为全国孤本、善本，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三）、马彦祥先生赠书：

马彦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剧作家，导演、理论家。生前曾将其部分藏书赠首图收藏。他的藏书中有大量的戏剧方面的著作，其中亦有一些较好的戏曲抄本。这些戏曲抄本许多现已成为孤本、善本。首图亦收藏了其中的一些戏曲抄本如：《空谷香》、《天香庆节》等，都是一些常人不易见到的好本子，这些本子抄誊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欣赏价值。

（四）、馆藏戏曲抄本集和单册抄本：

本部分是首都图书馆馆藏戏曲抄本最为丰富的一部分。这部分戏曲抄本，数量多，质量不一，其中主要是京剧、昆曲抄本。例如：《武香球传奇》、《双红丝传奇》、《连环记》等都是全国孤本、善本。其它如《剧本杂抄二十九种》、《剧本杂抄三十四种》、《剧本杂抄二十二种》等等，都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这部分作品，虽然价值不一，但能比较全面反映一个历史时期戏剧发展情况。

（五）、其它：

除以上几部分外，馆内还收藏有一些原孔德学校抄本、升平署抄本等。

这部分抄本，数量不多，但质量较精，如《漱玉堂传奇三种》、《重重喜》、《双福寿》、《钓鱼船》、《武香球》、《千秋鉴》等等都是所传不多的戏曲抄本。

五、俗文学

俗文学方面，藏有宝卷、弹词、鼓词、民歌民谣、杂曲、唱本以及相声、口技、谜语、酒令等一十八类古籍。其中宝卷有四三二种、弹词一二七种，二者入善的为一十一种，如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视履堂刊本《二十一史弹词》、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抄本《英台宝卷》、同治九年（一八七○年）抄本《习法救母》。宝卷、弹词是俗文学中一批较珍贵的研究资料。

在首图入藏的鼓词、杂曲等通俗文学书籍中，仅未刊行的手抄本就达二八○余种。

六、医书

首图所藏医书古籍也较丰厚，品种较多，版本较好。医书中列入国善的就有十种，如明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三年）刊本《本草纲目》、清精抄本《本草纲目拾遗》、日本天明六年（乾隆年间）仿刻元本《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药方》、明万历二十九年（一六○一年）刊本《针灸大成》、明嘉清刻本《原机启微》、明崇祯方逢时刊本《保生秘要》等。

七、方志

此外馆藏方志古籍也很有特色，达一○○○种以上，地区涉及二十五个省以上。方志中有明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毛氏汲古阁刊本《吴郡志》、清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刊本《陕西通志》、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刻本《畿辅通志》、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刊本《萧山县志》、康熙年间刊本《大兴县志》、《怀柔县志》、《通州志》。

八、佛经

首图馆藏元版图书共有32种，其中大多为佛经。佛经古籍中有二十一种为善本。如唐释玄奘译、元刻普宁藏本摺装《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宋绍兴十八年（公元一一三一年至一一六二年）福州开元禅寺刻毗卢大藏本《阿毗达摩顺正理论》，此书为唐释玄奘译佛经，宋刻大藏经中的一种，一册折装；元刻本《大乘大悲分陀利经》。

此外还有明万历（公元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二零年）金笔抄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书因用金粉书写，更显稀见珍贵。

九、字画碑帖

首图馆藏字画一八四二种二五六八（轴、页、幅）、碑帖一九六九种一一九六九册。其中珍品字四十五件、画六十一件皆出自名人手笔，如：齐白石、溥心畲、周肇祥、王雪涛、李苦禅等。经故宫博物院、荣宝斋及其行家鉴定，有的价值不菲。珍品字画都是近现代人物、手笔。字画中的年代最早可至南北朝。碑帖是该馆所藏，字画是历次接收而来。碑帖入藏按顺序号排列。字画按字、画分别给顺序号。碑、帖、字、画分别有一套顺序号目录。

所藏碑帖中也有不少珍贵拓本和名家墨宝。如碑贴有唐怀素的《千字文》、元赵梦兆页的《洛神赋》、宋岳飞的草书《后出师表》。古画有溥心畲、齐白石、李可染的手迹。碑帖入藏后，限于条件一直未正式借阅，字画未排架，查找困难，不能借阅。为挖掘馆藏中有价值的资料，使之发挥应有作用，正准备编辑一套“馆藏碑帖目录”。字、画已按“珍品”、“一般”整理出一套字、画目录，还有待进一步鉴定、加工、整理。

十、文献流通工作

丰富多彩的馆藏古籍，长期以来吸引着中外读者和古籍研究者、出版家前来探索、研究、整理、利用。首都图书馆为延长线装书的使用寿命，古籍借阅对象仅限于工作对口、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有一定工作任务的人员。近年来馆的读者，有个人研究者、出版、研究人员，尤以编写史志的人员为最多、用量最大。丰富多彩的馆藏古籍，犹如一颗宝珠长期以来吸引着中外读者和古籍研究者，首都图书馆也主动、热诚为他们提供所需服务，同时自行开发整理，这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仅以馆藏古籍中的小说为例，从历史上看，早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一年间该馆为京师通俗图书馆时期，鲁迅先生曾常来馆借阅线装小说（见《鲁迅日记》），鲁迅先生的名著《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发展史略》中都还有对首图馆藏古本小说研究的成果。先辈研究小说者孙楷第先生于一九三二年著成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曾查阅收入首都图书馆小说一十八种，谭正璧先生于一九八四年著成的《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收入馆藏小说二十八种。以上诸著作已成为小说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学术影响很高，被视为必要的案头工具书。沿至现在仍有不少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及文学研究者来馆查阅小说，核对版本。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教授浦安迪曾来访借阅《三国志》、《红楼梦》评点本。为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编辑出版《清人文集序跋选》提供有关资料，为“金瓶梅学术研究会”提供版本研究的资料；为一些**制片厂拍故事片、记录片提供有关古籍及服饰、道具的资料。

国内一些出版社也来查阅小说，选用较好版本，整理出版新书。如中华书局根据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规划，编辑影印出版《古本小说丛刊》，其中选用《善恶图全传》、《鬼谷四友志》两种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古本小说集成》，选用过《鬼神传》、《离合剑》、《跨天虹》、《警富新书》、《红楼幻梦》等十一种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用馆藏书为底本，影印再版了《品花宝鉴》、《醒世姻缘传》；北京出版社选底本，影印出版了《古今小说精华》。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会评本《三国志演义》，北京燕山出版社整理出版续、再续《儿女英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李渔全集》，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笠翁传奇十种》等都选用了首都图书馆馆藏为影印底本。以上足见首都图书馆藏古籍的价值。

其他方面，如有不少医学研究单位来馆查阅医书；全国各县县志编写委员会纷纷来馆查阅方志。

首都图书馆所藏古籍有着丰富的内容，作为祖国的文化遗产，知识的宝库，正在被深入发掘利用，服务于社会。

十一、文献整理

为更好、更便利地利用馆藏，多年来首都图书馆一直坚持自行整理古籍编制书目索引、解答咨询，与有关单位协作编写辞书，以揭示馆藏。如编辑清代大型文集《全唐文篇目续索引》（将由中华书局出版）、《馆藏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五四”以前部分）；参加《北京百科书·社会科学卷》、《清代禁书汇览》的词条编写。图书馆工作人员编辑了多种藏书目录，有：《首都图书馆馆藏中国小说书目初编（五四以前部分）》、《馆藏北京金石拓片目录》(一九五九年)、《馆藏中国医药书目》(一九五七年)、《馆藏中国文学古籍参考目录》(一九五五年)、《馆藏中国戏曲书刊目录（初稿）》(一九五九年九月编)，最近又编写有《馆藏小说书目提要》。还提供底本，由有关出版社整理影印了《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版画图录》、《越城周氏支谱》、《劫灰录》、《圣谕像解》、《圣庙祀典图考》、《唐诗选画本》、《阴骘文图证》、《古本小说四大名著版画全编》、《古本戏曲十大名著版画全编》、《鲁迅墨宝真迹》、《初拓墨池堂法帖》、《抱冲斋石刻》、《南巡盛典》、《西巡盛典》、《万寿盛典》、《太学文献大成》等古籍。

晚清末期，皕宋楼是赫赫有名的人文地标。当时，中国有“四大藏书楼”，分别是浙江湖州的皕宋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的海源阁、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

而皕宋楼藏书的受损，自然让世人叹息痛心，其与敦煌遗书遭劫，并称为中国文化的两大惨重损失，让中华儿女无不扼腕叹息。

皕宋楼，清末陆心源的藏书楼，以丰富藏书、珍贵文献、大气藏书楼建筑受到收藏界尊崇。但不幸的是，藏书楼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日本人趁火打劫搬空，藏书存于日本三菱集团静嘉堂文库。

同治年间，嗜书如命的陆心源，先后购买了宜稼堂部分藏书，严元照芳椒堂、汪氏芝芸书会、福建陈征芝带经堂、乌程刘桐瞑琴山馆等名家秘本藏书。

光绪八年（1882年），陆心源藏书已达15万卷之多，他将藏书分门别类，保存在毕生经营的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内。

陆心源临终留下遗言“训勉诸子，以努力读书勿负国家所给恩惠，且以著作未尽刊刻为念”，并“训嘱诸子保守好藏书，勿令散失”。

而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在苏州任候补道时已家道衰败，缺乏资金与精力来管理藏书以及接待至先阁查阅资料的学子们的费用，但陆树藩为恪守父训，依旧多方寻求藏书的保全之道。

陆树藩从寻求清政府帮助，到退而求其次向地方寻求保全，都没有得到答复。在失望之余，他只得登报声明，如果有藏家能建新楼，他则将私家藏书集中赠予，但依然没有回复。

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陆树藩为偿还债务，卖掉了上海的一些不动产后，尚有余欠，在此他不得不考虑藏书的出路问题了。

日本学者岛田在江南游历时，得知陆氏困境便下决心将书购至日本，他串通日本藏书家岩崎弥之助等，极力怂恿陆树藩将书转售日本，一方面又努力在日本联系买主，终于三菱财团谈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他以118万元从陆树藩手里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三处藏书全部买走，运归日本，藏于东京骏河台的静嘉堂文库。

当一直致力于购买皕宋楼藏书的张元济带着多方筹措来的10万元赶到湖州时，看到的只是空空的书架和满地的废纸标签。

事后，张元济写到“每一追思，为之心痛”，多年后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还说：“昔年皕宋楼藏书将散，弟初入商务，力有未逮，致被流入海外，至今引为憾事”。

国宝回归，自然就成了一大难题……

当皕宋楼藏书卖给日本三菱集团静嘉堂文库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后，愤闷的文人恨道：“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土也”。

日本过去的藏书，珍惜随唐钞本，不太看重宋元本；而四部之中，只注意经、子二部，尤其是集部宋元刊本更为缺乏，而至此其所藏中国古代刻本始称完备。

日本得到皕宋楼藏书后，其国内学者们大喜过望 ，奔走相告，岛田翰在《皕宋楼藏书源考》中说满意说过：“予知今日所获，倍蓰于昔日所失也，然则此举，虽曰于国有光可矣”。

近来有关学者就日本收购皕宋楼藏书的性质做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文化掠夺行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有关规定，稀有手稿和古版书籍，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学等）古书、文件和出版物，不论是单本或整套的都属于禁止进出口文化财产之列，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禁止并防止在这些领土内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

我国政府也颁布了有关法规充分证明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国际关系下，日本岩崎家庭名义上购买皕宋楼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文化掠夺。

看看这些藏书国宝……

我国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唐及五代流传下来已寥寥，宋代版刻事业颇为发达，刀法精细，字体遒劲，而且校订精审，学术价值非常高；宋本继承宋金遗风，也有不少精刻遗世：明刻校订粗陋，错漏甚多。因此，宋元刻本，尤其是宋刻本，一向被藏家视为珍宝。

光绪八年（1882年），陆心源藏书《皕宋楼藏书志》120卷，藏书15万卷，其中宋刊200余种，元刊400余种。藏书来源十分广泛，有100多家旧藏，几乎涵盖当时江南地区大小藏书家，且多是辗转得到，可见陆心源收藏古籍之不遗余力。

皕宋楼藏书一大特色就是，它拥有一批中国明清方志、丛书和家谱族谱，该书楼藏有中国各类方志、丛书4000余种，家谱族谱860余种，方志几乎包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府县，所以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

如今，日本静嘉堂文库仍然是日本收藏汉籍宋元古本最丰富的著名图书馆，而皕宋楼藏书的加入成为其中的关键因素。

1992年，日本出过一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剔除当时误判的部分而成，该图录中皕宋楼藏书宋版书占88%左右，元版书占81%左右。

据此推断，静嘉堂文库的灵魂-宋元古本部，就是皕宋楼藏书的精华。我们当时不甚关注的国宝，在他国被视若珍宝后，才知它的可贵，悔之晚矣呀。

（文中来自网络，如侵则删）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梁启超提出的。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过:“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最古之史，实为方志里面的方志，其实就是记载某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的史志，是历史研究尤其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梁启超说这句话就是说最真实的历史就是当地记录的历史。

据考证，梁启超在1923年曾系统论述了我国地方志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并冠以方志学的标目，作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之一，载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样，方志学才作为一种专门的科学，出现于学术之林。在这以前，还未曾见过方志学这个概念。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简介：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1923年秋至1924年春夏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成书后共分十六讲。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题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清华学校讲义一册，现存第一至十二讲（第十二讲未完）内容。

该书部分章节，在出版单行本前，曾在报刊上发表。叙述中国学术之演变，经纬交织、层次繁复，分别以问题叙史、人物叙史、学科叙史，构成社会思潮史、学派史与学科史三大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