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内阁大库秘档流失记
清朝年间,存放档案的内阁大库共有六间大房,这样的重地,戒备森严,一般人是无法进入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库书楼记》中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南极星和北极星的传说故事!听老人讲,南极星叫南极佬佬儿,北极星叫北极佬佬儿,他两个是蛮好的朋友。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连“学士大夫”都无缘得见的皇家档案,最终何以会惨遭毁灭性流失的厄运呢?
醇亲王下令销毁档案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出现了严重渗漏,于是,内务府决定进行修缮。不料尚未施工,八国联军就拿着洋枪、洋炮攻入了北京。此情此景下,修缮内阁大库自然就提不上议事日程了,结果这一搁就搁了近十年。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个角,修缮之事才付诸实施。
修缮库房之前自然得先迁移档案,清 决定将年代近一些的档案迁至内阁当天夜里,那位野牛姑娘没有浪费时间就开始行动了,因为延迟天,那就要多死掉些她的亲族了。她对他说,她如何听到人家都在谈论他,她如何敬慕他。然后,她大大的恭维了他通,问他怎么会成为个这样了不起的猎人,他怎么不伯那些野兽发怒,因为野兽对于狩猎过多的猎人,总是要报复的啊。猎人回答道,这说来很简单,因为他会念几句有特效的咒语,旦什么愤怒的野兽来追击他的时候,他把咒语念,就可以变个形状,然后逃脱。大库对面的文王仁开始惊,后来只好将错就错,顺水推舟认了老婆。新科状元听母亲还在,赶紧磕头施礼,王仁挥手说:"走,都跟呜家喝团圆酒去!"华殿,其他的暂时集中存放于库内卢秋云委屈道:"大人冤枉啊!"。事有凑巧,有一次,醇亲王载沣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白大娘的风湿腿治好了!消息传十,十传百,白渡村好多村民都来找水麟儿看病,水麟儿是来者不拒。她治病从来不用药,都是双手捧着水 ,水到病除。大伙儿都说经了水麟儿手的水,就成了仙水,还说她是"小神医"。档案,其手下人遍寻之下,就是找不到载沣所要的档案。载沣得知后很不高兴,当即拉下脸发话道:“花了许多时间,要找的档案竟然没有……留着这么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还不如销毁了。”醇亲王一声令下,手下人哪敢怠慢。于是,大量所谓“无用”的档案被挑拣出来堆在一边,等待着被销毁的命运。
恰好在这时,张之洞(时任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为成立“京师图书馆”之事,特地委派罗振玉(时任学部参事)到内阁大库挑拣一批书籍典册。罗振玉来到内阁秀才指着大堂外旁听的人群说:"口说无凭,证人最后,有人说,找周泉勇和韩宾问问,几天前,曾有人看见过周泉勇、韩宾和郑县令在块儿谈论什么。衙役们听了,马上扑向周泉勇家,周泉勇老婆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周泉勇出去几天了,自己正准备报案呢。衙役们问,周泉勇去聊儿。周泉勇老婆说,周泉勇临走时没告诉她,不过隐隐约约好像是韩宾家。可自己去问,韩宾口否认,说周泉勇根本没去自己那儿。衙役们忙又去找韩宾,谁知韩宾的门也紧锁着。都在外头,大人可以传唤他们。"大库,一眼就看到了堆得高高的待销毁档案,便顺手抽出两份翻阅了一下,不料竟愣住了。原来,他手里拿的待销毁档案,一份是乾隆年间漕运总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内写给朝廷的奏折;另一份是乾隆年间张佳胤毫无惧色,从容地对他们说:"你们图的是钱,而不是找我报仇,我即使愚蠢,也怎么会因为吝惜钱财而看轻生命呢即便你们不拔出匕首,我这个贪生怕死的懦夫又能把你们怎么办呢再说,你们既然自称是朝廷派来的使者,为什么又自己轻易地暴露了自己本来的面目呢如果让别人偷看到了,可不是对你们有利的事啊!"两个大盗认为他讲得有理,便把匕首收进了衣袖中。军"这老年间的事你们小年轻的还真不知道。"何老头连连摇头,接着,他又讲了些稀奇古怪的事,"虽说咱们现在是新时代,不讲究这些了,可谁家的父母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帮这个忙?让孩子给死人抬轿子,即使啥事没有,谁心里不疙疙瘩瘩的?让小孩子干这事,又不沾亲带故的,不合适嘛!"机大臣阿文成出征金川时的奏折。如此重要的档案史料,何以要被销毁呢?
罗振玉当即将此事向张之洞作了汇报,随即,张之洞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张居正忽然大声说:"这便是最后道菜,刚才告诉过大家,最后道菜上来时大家有惊喜,此道菜为本宴之核心,名为:‘孺鼠夹珍。"批待销毁档案。经过一番折腾,这批珍贵的史料终于逃过一劫,并获准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
鲁迅奉命麻袋里“寻宝”
辛亥革命后,北洋 于1914年见屋门虚掩,方勇便和冯文龙推门走了进去。这进去,可把人吓了跳,只见赖大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片血污。方勇箭步上前,摸赖大鼻孔,已断气了。打算建立一个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大内档案自然成了它的珍藏。
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故宫午门楼,这批档案也随之被移至午门外的朝房里存放。此时,原先的“学部”已改称“教育部”,教育部尽管接管了大内档案,但却没有认真保管――整理档案时,只见数十人乱哄哄地挤着,用一根小木毛嫱其人,史书上并无专门记载,只知她是春秋末代霸主越王勾践的爱姬,大致与西施、郑旦年龄相当。但我们仍可以从后人对她的赞美中知晓,她才是最初人们心目中美的化身与象征。棍拨拉着摊得一地的各式各样的档案,从中挑出部分完整的档案放置于门楼,剩余的大量名曰“已整理过了”的档案就被随意装进麻袋里,像堆放垃圾一样堆放在了端门门洞里。
时任北洋 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听说有这样一批宝贝,当即派了两个人为他去麻袋里“寻宝”,其中一个人便是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后来,鲁迅在他的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中说:
“这回是f先生(傅增湘)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采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人说,其中有什么妃夫人思子成疾,危在旦夕。少鸿听娘亲病入膏肓不久于世,不由得心如刀割。鹭仙劝道:"游郎即刻动身回去吧,可别留下终身遗憾啊!"他俩约定了再见的时间和地点便匆匆作别。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有一天,他(傅增湘)发了一个命令,让我和c主事看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凡我们捡起(放)在桌上的,他总要拿进去,说是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
很显然,少的那一点无疑被教育总长傅增湘据为己有了。
故宫密档被当“废纸”卖
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前后,适值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总统, 财政空虚,以至于像教育部这样的机构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工资拖欠得久了,难免怨声四起。历史博物馆无奈之下,遂将放置于故宫的档案分两批当“废纸”给卖了。
第一批被卖掉的是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计十几万斤,经一些纸商竞价后,最后被十几个商人合股以3000多银元的标价购得。随后,这些纸商一转手就赚了两倍的利润。第二批被卖掉的是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顺治至宣统年间的档案,约148000斤。鉴于利润丰厚,这次竞标者一下子冒出四家。最终,南纸文具店的老板同懋增以4这如意钩在地上闪了几下金光,接着飞到空中,旋转阵,栽头,往人间飞去。这时正是半夜子时,如意钩象流星般,栽入鹿邑县内的丁家庄,然后折头,抹弯,钻进所破烂的茅草屋,往檩子上挂,不动了。050银元购得这批被装入8000只麻袋里的档案。
当这批档案经由北京善果寺“零售窗口”流入民间时,有个认识金梁(著名画家)的人知道金梁识货,便手持几份买来的朱批谕旨元为啥砍自家儿子李小飞刀,这里面有很多说不清的事儿。当年,王大元抢了别人的摩托车,回村的路上竟然碰上了李小飞。档案向他高价兜售,金梁一眼就认出这些都是大内真品。与此同时,金梁的朋友罗振玉也在市摊上发现有人出售“洪承畴揭帖”以及“高丽王进贡表”等大内档案。追寻之下,罗振玉得知早先被“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都已被同懋增收购了,于是,他主动找到同懋增将之全部买下。
被“文物贩子”大肆倒卖
这些大内档案经过简单整理后,又成了罗振玉等人赚钱的资本。不久,罗振玉便将其中一部分以高价卖给了清朝遗老李盛铎。李盛铎作为“文物档案贩子”,早有前科。当年,民国 曾指派新疆巡抚何彦升,将留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劫后余存的经卷,用大车拉回北京。当大车到达北京打磨厂时,何巡抚居然将大车拉回了自己家里,前来迎接他的有他的儿子何震彝以及儿子的岳父李盛铎。就是这一干人狼狈为奸,侵吞了大量经卷。李盛铎尝过甜头,此番良机,他岂会错过?之后,李盛铎将到手的大内档案挑了一部分留在手边待价而沽,将其余六万斤运往天津、大连兜售。尤有甚者,罗振玉还将40余箱大内档案卖给了日本人松崎。
当时围绕大内档案流失一事,舆论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得知40余箱大内档案落入日本人之手后,国人更是愤愤不平。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馆派出专人将劫后仅存的大内档案收集整理,这批珍贵的档案才真正有了安稳的归属。
选自《乡音》
清朝内阁
甲骨文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后把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不过具体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详略的差异,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辞最为完整,同时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时期。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些字都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大量的甲骨文及铭文既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象、占卜方面的情况,又标志着文字接近成熟。图为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
介绍
甲骨文主要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迄今为止发掘出存世的大约有154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其中大陆收藏的有97600多片,台湾收藏的有30200多片,香港有89片,因战争和商业因素流散到海外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前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12个国家有26700多片。其中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曾有组织地在殷墟盗掘,因此收藏最多,有12000多片。目前世界上有500多位学者专门研究甲骨文,发表专著有2000多篇。
商周非常迷信,商周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并将占卜的事情、时日和结果等刻在上面,故甲骨文字也称卜辞。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气候、习尚等许多方面,是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
甲骨文大约有4500个单字,已解读的有三分之一左右。根据研究,甲骨文中已经使用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汉字造字法。在字义的使用上可以明显看出假借方法。形声字占25%左右。今天,形声字占90%左右。
甲骨文和是汉字成熟的标志,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使用的一种表意文字的前身。它的书写材料一般为龟骨、牛肩胛骨,也可以刻在墙壁,木器,石器等处,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中国古代长期存在,春秋后期汉字脱离甲骨形态,逐渐不被认知,但是一般会被当做“龙骨”卖给药材商做药材之用。直到1899年(清光绪25年),在一个偶然机会里由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被考证为商周遗物。
民国初年经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整理,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认为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150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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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迸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十五万片以上,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南朝鲜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录出版,早期的有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明义士的《殷虚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后又有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胡厚宣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四万片,编为十三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等国所藏的甲骨,也已著录成书,分别发表。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刖、劓、伐等,并设置了监狱。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对于解决商代社会性质有直接关系。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被征服的方国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载。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裒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各种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降低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都有记载,且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牢厩。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渔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在天文历法方面,有日食、月食和鸟星、新星、大星等记载,也有“十三月”等闰月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虹等记载。在医学方面,有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踵疾等疾病的记载,也有关于生育的记载,表明当时能准确推知预产期。
商王尚鬼,凡事占卜。占卜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障。占卜材料多为龟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事项记刻于甲骨之上。
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为卜辞。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而多数卜辞常省略占辞或验辞。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画上涂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写后刻的。
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来说,刻辞迎兆并与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背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在甲首、甲尾及甲桥边部的卜辞则由外向内行。商代占卜常从正反两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胛骨则相反。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骨上的各条卜辞,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常有界划相隔,每事亦反复对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列,为“相间刻辞”;有卜辞于甲骨正面无处容纳,而转刻其背面,为“正反相接”;有反复卜问同一件事,而将内容基本相同之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各版卜序不同,称为“卜辞同文”。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纣王共约二百七十三年,经历八世十二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亦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1904年孙诒让作《契文举例》,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之后,学者们运用“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方法,比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点画,并通过音韵学、训诂学的手段来考释文字。其中作出贡献的学者及主要著作有: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唐兰《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杨树达《耐林甲文说》、《积微居甲文说》,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殷契粹编考释》及《甲骨文字研究》,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等。自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利用甲骨文进行商史研究后,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分别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历谱》和《甲骨学商史论丛》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也有很多关于商史研究的内容。近年来,很多较年轻的学者也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甲骨文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探求,如文字的考释、分期与断代,商代的社会、奴隶的身分以及商史上的许多问题。此外,对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属开始阶段,仍有许多争议。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课题。
甲骨文字风格演变:甲骨文字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互用发展所造成,大体上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氏据殷代卜辞,把贞卜人群,分为五个时。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錝时代,以十干十二友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徵。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至为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艰作。此类大字常是强力的,雕的笔划很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都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於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期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贞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时代新兴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 贞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丕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题名: 刻有文字的甲骨
主题关键词: 金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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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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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甲5521、5538、5518、6019: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祖庚、祖甲时祭祀祖先之卜辞。共四片。
兽骨5402、5403: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武丁时旬卜王事之卜辞。共二片。
甲骨文是写或刻在龟的腹部、背甲,以及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时间大约在盘庚至帝辛之间(分元前1401年至前1122年),内容大都是殷王祭祀、田猎、求雨、卜吉凶等占卜的记事文字。殷商人崇尚鬼神,凡事必用甲骨占卜。他们采用龟甲兽骨写刻卜辞,占卜有关的事件,再契刻记事文字。甲骨的出土地点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初为当地农民翻耕土地时发现的。由于不知是何物,因此被当作龙骨卖给药铺,用以治疗虚弱和破伤。清光诸二十五年(1899),当时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生病后,在抓来的中药中认出了甲骨。二十九年(1903),刘鹗著《铁云藏龟》,第一次把甲骨以拓片的形式出版。三十年(1904),孙诒 让著的《契文举例》对甲骨文始加考释。其后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发掘。
文字学家认为,一种文字从发现到成熟至少要经过2000年的发展,而3500年前的甲骨文已经出现一批形声字,表明它是较成熟的文字。按此类推,最早的汉字应出现在夏或更早的时代。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为中国文明史已逾5000年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载体。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纸草文字、巴比伦泥版文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具有同等的地位,号称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三种文字的发展都中断了。惟有甲骨文发展下来。在已发现的的近5000个甲骨文单字中,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余下的3000多字多属地名、人名、族名,可知其意,但不可读其音;其中也有不少字因后世不再沿用,给正确考释、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专家认为,由于甲骨文属卜人应用文字范围,并不等于社会的用字量,所以商代实际存在的字可能还要更多。
殷墟甲骨文发现百年以来,出土数量已达15万片。它虽然是殷王室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而且存在形式呆板,字名简单,识读困难等局限,但对“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历史研究仍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而且与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和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28000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
栏目关键词: 善本特藏
辅助分类项: 善本特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罗振玉家族可称是无以伦比的名门望族,三代祖业相承,大多为文史名家!现据可以查到的公开资料,略述如下。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罗振玉是敦煌学的奠基人。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收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胞弟罗振常(1875-1942),近代学者、藏书家。字子经,又字子敬,号心井、邈园。浙江上虞人,侨居淮安,为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季弟。少艰苦励学,工诗古文辞。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在辽东任教数年,回归后,设“蟫隐庐”以藏书,居书肆30年,遇有宋元精刻、名家抄校等均加以收藏,又精于校勘,于版本源流,文字异同、收藏变迁皆详为稽考。编有家藏善本书目为《善本书所见录》,分经、史、子、集4卷,每书下记卷数、版刻、题解、收 等。由其婿周子美新订,刘承干作序。著有《南唐二主同词汇校》、《洹洛访古记》、《征声词》、《暹罗载记》、《养莠篇》、《古凋堂诗文集》、《新唐诗演义》等;刻有《邈园丛刻》。
罗福成
长子罗福成(1885年-1960年),字君美,出生于江苏淮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研究先驱,并做出了贡献。1919年发表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和《西夏国书类编》,均为山东学社刊印。前者考释西夏文莲花经,后者把一些西夏文字单词分类编排,便于检索。1924年全文摹写了《番汉合时掌中珠》,由其自办的天津贻安堂书店石印出版。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刊》第4卷第3辑《西夏文专号》上发表了《韵统举例》、《文海杂类》、《杂字》、《居庸关石刻》、《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等17篇论文,均已收入本辑。旅顺库籍整理处石印出版了罗福成整理手写的《西夏国书字典音同》,这是继《番汉合时掌中珠》之后又一部工具书。由于该书已有研究专著出版(见李范文《同音研究》,198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辑未录。
罗福苌
三子罗福苌(1895-1921)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家、西夏学专家。字君楚。1914年,撰著《西夏国书略说》一书,就《掌中珠》所载西夏文字考证出23个部首。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上发表《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西夏赎经记》、《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释文》、《妙法莲花经弘传序释文》、《宋史夏国传集注》(部分)等论文5篇。惜英年早逝,年仅26岁。国学大师王国维曾为其作传悼念。
四子罗福葆(1899-1967),字君羽。中国古文字学家、金石家、西夏学专家。1918年与长兄罗福成辑其父罗振玉所藏之印成《小蓬莱阁古印菁华》、1924年辑有《敦煌零拾》等。他是罗家子弟中惟一在伪满 中当过行政官(宫内府秘书处长)的,抗战胜利后移居北京。约在1951年,还将有“罗买王稿”议论的其父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的原稿卖给了陈梦家(陈去世后,此稿归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罗福颐
五子罗福颐 (1905年-1981年),古文字学家。字子期,笔名梓溪、紫溪,七十后自号偻翁。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文化部副研究员和业务秘书、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杭州西泠印社理事等。他对各种古文字资料都很熟悉,在古玺印研究方面,他搜集、鉴别、研究了大量古玺印。在研究中他发现了传世的秦汉魏晋等历代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之物,而不是生前所佩用的。在古玺印的断代问题上,他主张结合官制沿革,以文字为权衡,以纽制为佐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在古籍整理、铜器铭文、拓本的摹写及著录、考释方面,著作也很多。在简牍文字的研究方面,著有《长沙仰天湖与杨家湾古墓出竹简摹本并附录》,这是解放后较早研究战国竹简的著作,其中多有重要发现。他在整理、校核、考释简文内容时,发现了20多种古书,如《齐孙膑兵法》(即《齐孙子》)、《孙子十三篇》《管子》《晏子》《墨子》等残简数百片。还发现了《汉元光元年历谱》,其中全年月份完备,是传世 手书历谱中最完备的一部。另外,他还对西夏文、八思巴字、契丹文、女真文等少数民族古文字做了一些收集和研究,还参与了明清档案的整理,著有一书。共有专著102种,论文114篇。已出版的专著有30多部,论文近80多篇,其余的尚待出版。在以毕生精力从事于古玺印研究之余,还亲自操刀治印,也是中国著名的治印家,久为学人所共仰。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与影响,自幼喜爱治印,十七岁时,曾刊出《待时轩仿古印草》。
罗继祖
罗继祖(1913—2002)l9l3年生于日本京都,浙江上虞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离休教授,中国史专家,古文献学家,书画鉴赏家,书画艺术家。字奉高,改字甘孺,号鲠庵。罗振玉的长孙,罗福成之子。自幼与祖父一起生活,接受严格的庭训,从塾师读古书、习书画。他从未进过学校,也没取得过任何学历,却熟读从《四书》、《五经》到《东华录》等典籍,学贯文史,博涉多通,在历史、考古、文博、图书、书法等领域皆有建树,尤其在文献学和东北史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18岁时即协助祖父罗振玉作《朱笥河年谱》并刊行。26岁时写成的《辽史校勘记》,以辽代墓志碑刻等核校辽史,奠定了学术地位,至今仍为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1939年10月任沈阳医科大学预科国文课讲师,1942年赴日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写成《辽史表订补》等,1944年辞职回国。1946年任旅顺市教育局科员,负责整理家中的9万多册藏书,并捐献给国家。1949年任沈阳博物馆研究员,1955年到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任古籍研究所文献研究室主任。罗继祖为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学术委员,曾为长春市政协委员,兼任文史委副主任。他继承和运用他祖父一套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先后写出了《春秋异地同名考》、《朱笥河(朱筠)年谱》、《程易畴(程瑶田)年谱》、《李蜃园(李天植)年谱》、《段懋堂(段玉裁)年谱》、《明宰相世臣传》、《毛文龙传》、《老莲(陈洪绶)遗事》、《辽汉臣世系表》等9种专著。晚年又陆续写成并出版了《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枫窗脞语》、《墐户录》、《两启轩主人自订年谱》、《甘孺丛稿》、《雪堂剩墨》等。又与人合作编写《鸭江行部志注释》、《雪堂学术论著集》、《罗雪堂先生全集补编》、《王国维之死》等著作。
罗承祖,罗振玉承重孙,罗福葆之子。日本学医归国,著名儿科医学专家。夫人系清皇室爱新觉罗淳亲王之后,道光皇帝五世孙。
罗随祖,字慕鸿,罗振玉之孙,罗福颐1952年2月生于北京。现为中国世家鉴定收藏网著名鉴定专家,故宫副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培训部讲授专家、北京市文保文物鉴定中心鉴定专家,主要从事金石考古及博物馆文物方面的研究工作。自小受家庭熏陶,5岁由母、舅授古文,临帖习字,渐长随父学刻印、辨识、勾摹古文字。正值少年,遭遇厄难,但终秉承家学,1979年完成《汉印文字徵补遗》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刊行。1980,年入故宫博物院,整理考订古代玺印,参与编辑《古玺文编》、《古玺汇编》、《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两种)、《西夏官印汇考》、《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书,於《徵存》一书,用力尤多,对于此书的完善出版,做了大量极为重要细致的工作。
罗卫国,1954年出生于辽宁大连。罗承祖之子。罗卫国现任大连市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大连市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大连市公益慈善爱心大使。在书法生涯中他临摹了大量曾祖父的作品和家藏的名碑名帖。有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小篆、隶书、行书等,其代表作有《金刚经》《心经》 《无量寿经》《道德经》等,为多家寺院道观及中外各界人士收藏。在甲骨文书法艺术上,不仅坚持原出土甲骨文形意,还将甲骨文书法与时俱进艺术化,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此外,复制甲骨片,锲刻甲骨文,让更多人直观的感受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璀璨的文化瑰宝。
民国大师罗振宇的功过是非
罗振宇,原名于祯,史茹包书人,后改名于祯,号舒云、晏殊、唐雪、宋振堂、振松堂,淮安,江苏人。他住在浙江上虞永丰乡。他5岁读毛诗,15岁读完周易尚书。16岁时,他是中学里的一名学者。经过多次尝试,他在的刘、邱和刘娥家里当老师。刘,刘鹗之子,师从罗振玉。后来,罗氏将长女许配给沈达为妻。罗振玉不仅熟读经史,还涉及名物训诂、碑刻、碑文等。1996年,罗振宇在上海创办农业学会和农业报,介绍西方农业技术,10年间翻译了100多种农业书刊。为了培养日语翻译人才,他于1898年创办了东方文学社,教授日语。1900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罗振玉赴湖北武昌主持农业局,同时兼任农学堂督学。从此,罗振宇步入仕途。1901年,罗振玉主持武昌储江编译局,创办教育杂志,后辞职回沪,并受张之洞、刘坤一派遣赴日视察教育。1902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任命罗振宇为教育顾问。1906年,经段芳等人推荐,罗振玉被地方当局召入京师,在参事在1911年清朝被推翻之前,他被提升为顾问。
期间,罗振宇走访了直隶、山西、山东、江西、安徽等省。他在北京居住期间,经常去商店购买古籍、青铜器、铭文、字画、甲骨等古代文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宇以清王朝继承人的身份,随王国维去了日本的家庭。在日本期间,罗振玉专攻经史和金石学,出版了殷虚书契殷虚书契精华殷虚书契前后编殷虚书契考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甲骨文重要著作。
1919年,罗振宇从日本回来,住在天津,继续写作。1924年,罗振玉被废黜的皇帝溥仪叫去南书房收拾宫中器皿。当年11月,冯玉祥在京发动政变,罗振玉、陈秘密护送溥仪出宫,前往日本大使馆。1925年,他秘密护送溥仪到天津日租界张远,罗振宇被溥仪任命为顾问。1929年,罗振宇迁居旅顺,住在旅顺火车站西边山坡上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俄式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占地300平方米,叫做大云书库。他一直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恢复清朝,参与并策划建立伪满洲国。1932年3月,罗振宇就读于溥仪溥仪出席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并代表溥仪回答了外宾的提问。伪政权任命他为元老院,后来又改他为临时赈监。次年6月,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满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1934年,伪满洲国改帝制,罗应邀担任筹备委员,并受到的嘉奖。1936年成为满族文化协会会长,所以后人称他为汉奸。1940年5月14日,罗振宇病逝于旅顺公馆,享年74岁。临死前写了一副对联总结自己的一生:就寝后,要读环水遗文,西樵落竹书,洪都石刻,柱下秘藏,留残之祸;半辈子在桑海,追溯到辛亥,丑骄之时,我在役,我求人,所以我不能不能弥补天堂般的沐浴。
罗振宇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著述不断,著书130余种,出版100余种,出版学校用书642种。他在中国史料的保存、敦煌文献的整理、汉晋简牍的研究,特别是甲骨文的收集、考证和传播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殷人甲骨的收集、保存、流传和考证,其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文化史上特别应该写的一个事件。罗振玉恰逢甲骨文、敦煌殷墟大发现时期,西部边陲出土的汉晋简牍,内阁明清档案,四代铭文,中州明清,齐鲁泥封,商周有铭文的青铜重物等。这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除传统碑铭之外的大量重要新材料,也为不拘一格的罗振玉进行深入研究、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平台。1902年,罗振宇看到了甲骨文宣墨第一次拓片是在他的亲家刘E的家,他不能我不禁惊呼,“自汉代以来,小学学者如张、杜、杨、徐竹如等都不曾见过。时至今日,山河有效,三千年的秘密已经释放,适合我的生活。长期传播是我的责任。文字不仅饱含情感,更觉得自己有责任进一步传播、学习、发扬。1906年,当他还是该部参事时,就开始收集甲骨文,并开始调查甲骨文中的真实土地。为了赚更多的钱和利润,当时的古董商对甲骨隐瞒了关于土地的秘密。直到1908年,罗振玉得知甲骨文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立即派人去拜访。1915年,他亲自去了小屯村。根据侯的老师,罗氏得到了三万多块甲骨,发现安阳的小屯就是殷墟,甲骨是殷王室的遗物。为了保存这些甲骨,他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抱着炉子,加入毡墨,亲自给甲骨铭文上墨。通过研究,发布甲骨卜辞485篇,甲骨卜辞1303篇,同时出版甲骨卜辞专著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三卷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甲骨学通论集殷墟文字楹帖。当我们解释罗氏我们不得不提的是,日本有8200块甲骨,其中5745块是罗振玉带到日本的。这些甲骨文不是罗振玉本人记录的,而且有许多重要的材料当时没有记载,成为历史的断层和遗憾。
学你所知,学你所学,你越来越快乐。
罗振玉在日本发展、记录和传播甲骨文,长期研究甲骨文字,对甲骨文有深刻的认识的字形和意义以及甲骨文雕刻技巧。他从日本回来后,开始使用已经公布的甲骨文。他的书法,0153,真正把甲骨文引向了书法园地,可谓是最早的甲骨文书法集。他在序中记录了如下内容:他游览天津,自己上学,几次休学,冬天走南闯北,爬行救灾。四月里,他睡了个午觉,昨天又埋头苦干,能看懂殷琦剧本的,都收为偶字。三天一百副对联,把毛巾省下来,用来帮池塘。它我没有辞职的打算。去年冬天,他去南北爬行救灾,意思是在北方干旱,南方动乱的时候,为了帮助灾区,罗振宇在京城展出并拍卖了他的一部分珍贵的石头书画,所得款项用于救灾。1925年,罗振宇吸收了张裕134对联,高德信85情侣
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郭沫若,1928年在日本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时,曾在东京一家私人图书馆里,借到一本《观堂集林》。阅读后,他为这本书作者的渊博的知识、踏实的精神所震动,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十分敬佩。十八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他赞叹地说:“《观堂集林》和它的作者在史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
《观堂集林》的作者是谁,为什么这本书能给郭老这么大的影响?
《观堂集林》的作者是王国维,他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运用者,是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政治立场和史学成就背道而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在浙江海宁县一个中等地主的家庭里。他生活的年代是我国社会大变动的年代,一方面是旧式的封建经济在解体,另一方面是新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成长。政治上风雷激,荡,继“戊戌变法”之后,又爆发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满清皇朝。思想界也随之产生了巨大动荡。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封建学术,产生了怀疑。他们用新眼光对中国过去发生的一切提出了问题,进行分析、批判、探讨。在史学领域,他们利用当时大量出土的汉、晋木简、壁画,六朝和唐人的写卷,安阳甲骨文,古代器物,来考核古代史。这些都给青年时代的王国维以很大的影响。他讨厌学习刻板的高头讲章,在几次乡试不中后,毅然离开了海宁,跑到上海谋生,他那时只有二十一岁。不久,他到黄遵宪、汪康年创办,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馆担任书记、校对。《时务报》是宣传变法,宣传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重要阵地,王国维决定来这家报馆工作,说明了青年王国维的思想倾向。在梁启超等人影响下,他也开始考虑“人生问题”。不幸的是,半年之后,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家报纸被迫改刊。他离开报馆,来到罗振玉主办的上海东文学社任庶务,边工作边学习。罗振玉擅长考古,具有丰富的金石文字知识,在北京、上海兼做古董生意,家里藏有丰富的甲骨、金石等器物,在治学上也有一套办法;但政治上极端保守,是清封建王朝的忠实卫道士,个人品德上极端利己,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他创办的上海东文学社,名义上是培养翻译人材,实际上是为了捞取名誉,以为进身之阶。王国维进入东文学社,他的刻苦好学,聪明才干,很快得到罗振玉的赏识,王事罗以师礼,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王国维学术上的成就和罗振玉的资助有很大关系;王国维在政治上日趋保守,罗振玉也有决定性影响。
1901年秋,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王国维白天学英语,晚上攻数学,很有成绩。半年后得了严重的脚气病,只好回国。回国后,王国维先后在江苏南通和苏州师范学堂教哲学、社会学。不久罗振玉推荐他当了清政府学部(类似于今天的教育部)总务司行走。后来又到京师图书馆和名词馆等文化学术机构工作,从此王国维抛弃了青年时代改革政治的热情,政治上逐渐趋于保守。甚至在辛亥革命浪潮袭来,举国欢庆封建王朝的覆灭时,他却追随罗振玉流亡到了日本,从事起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的研究来了。
在日本,他利用罗振玉提供的方便,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和汉简。同时又协助罗振玉整理甲骨,使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上获得了成功。据说用罗振玉名字发表的《殷墟书契考释》,实际上是由王国维编写的。为了深入研究甲骨文,王国维在日本寓居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上海。因为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掌握了一批甲骨,为得到研究的机会,他又到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教课之余,他借用哈同藏的甲骨,编印了一部很有价值的《戬(jiǎn)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在掌握大批甲骨文资料的基础上,他把它们和古文献相对照,用来验证古文献的正确和错误,考释了殷代的王朝帝系,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不久又发表了《续考》。这两篇著作的发表,是我国甲骨文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殷是目前知道的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朝代,留下了大批甲骨文。所谓甲骨文,是指当时的巫,在占卜后刻在龟腹甲或牛胛骨上的文字,因为记录的是占卜时的言辞,所以也叫卜辞。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由清国子监祭酒(清代唯一的一所大学的校长)王懿荣在偶然的机会中发现的。
王国维文章中的“先公先王”,就是祖先。《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就是用卜辞中的材料来考证殷王室的历代祖先。
王国维用卜辞验证了殷的十多代国王,证明了殷代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以后,他又发现罗振玉藏的一片甲骨和哈同藏的一片,破碎的断纹有些类似,文字好象相通,连接起来竟然是完整的一片。这一发现不仅给甲骨文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境界,而且从这片甲骨文中读出了殷王朝的帝系。王国维用它和《史记·殷本纪》有关部分对照,除证明《殷本纪》的帝系基本可靠外,还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如《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殷商帝系是:“微卒(死了),子报丁立(当了国君)。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而上述缀合一起的甲骨文的记载是:“……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口大丁十、大甲十”。这一段卜辞后的数字十、三,都是祭祀先王时所用牲口的数字。译成今天的意思是,祭祖先上甲用牲口十只,祭报乙用牲口三只,祭报丙三只,祭报丁三只,祭示壬三只,祭示癸三只,祭大丁十只。古代祭祀祖先是一个庄严的典礼,先后辈分的排列不能有半点差错。甲骨卜辞是殷祭祀祖先时的现场记录,祖先辈分的排列次序是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大丁。而《史记·殷本纪》中的排列次序是上甲(名微,所以上甲即为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显然是《史记》错了。但是《殷本纪》上殷先王的名字和甲骨文是一致的。王国维根据卜辞,一方面证明了司马迁所记的殷代世系是可靠的,《史记》是一部可信的历史著作。另一方面又纠正了《殷本纪》中排列的先公先王的位次。《史记》有错误,不足为怪。因为孔丘在研究殷的历史时,已经发出三代文献不足的感叹,那时离商殷灭亡只有五百多年。司马迁又比孔子晚了四百多年。所以在文献不足情况下出差错是可以理解的。但司马迁这一错误,却被比他晚两千多年的王国维纠正了。同时,王国维又根据对甲骨文的考证,进一步指出辞卜中的,即史书的帝喾,即史书中的契。即史书中的相土,即上甲微,可即报乙,即报丙,即报丁……。用甲骨文一一验证了《史记·殷本纪》。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所以郭老在读了王国维的文章后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以后王国维又写了《殷周制度论》,考证了周所建立的一套不同于殷的制度,如建立长子继承的宗法制度,同姓不能通婚的制度,等等。从而肯定殷周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大变革的时代。
他把这些研究历史的重要文章和其他研究商、周历史地理、边疆少数民族史、古代碑刻、古代音乐、古代文字、古代音韵、古籍考订,以及有关经学的论文二百三十多篇文章收集在一起,分为《艺林》八卷,《史林》十四卷,因为他的号叫观堂,所以就把这两部分合而为一,起名为《观堂集林》,在1921年出版。《观堂集林》是王国维一生学术研究的精华,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史学的一部十分重要的书籍。由于这些成就,王国维成了清末民国初年我国著名的学者、国学大师。他在1922年任北大通讯导师,1925年任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在国外也很有影响。
不幸的是,和他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绩相反,政治上,在罗振玉影响下,却一步步堕落了。他从日本回国后,仍以清朝遗老自居。1923年,我国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浪潮在全国日益高涨,他却逆潮流而动,在罗振玉的引荐下,跑进故宫,接受了已经被全国人民唾弃的清廷的征召,当起清宫南书房行走,给废帝溥仪当先生。清华学校设立研究院,拟请王国维当院长,他以“时变方亟,婉辞谢之”。后来,溥仪亲自劝他就任,他才接受聘请,作了教授。这不能不是王国维个人历史上的悲剧。最后,他在自身和时代潮流的极端矛盾中,感到清室复辟的幻想已经破灭;便跳入颐和园昆明湖自杀了。时间是1927年6月24日,死时只有五十岁。
甲骨文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后把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不过具体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详略的差异,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辞最为完整,同时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时期。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些字都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大量的甲骨文及铭文既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象、占卜方面的情况,又标志着文字接近成熟。图为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
介绍
甲骨文主要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迄今为止发掘出存世的大约有154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其中大陆收藏的有97600多片,台湾收藏的有30200多片,香港有89片,因战争和商业因素流散到海外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前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12个国家有26700多片。其中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曾有组织地在殷墟盗掘,因此收藏最多,有12000多片。目前世界上有500多位学者专门研究甲骨文,发表专著有2000多篇。
商周非常迷信,商周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并将占卜的事情、时日和结果等刻在上面,故甲骨文字也称卜辞。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气候、习尚等许多方面,是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
甲骨文大约有4500个单字,已解读的有三分之一左右。根据研究,甲骨文中已经使用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汉字造字法。在字义的使用上可以明显看出假借方法。形声字占25%左右。今天,形声字占90%左右。
甲骨文和是汉字成熟的标志,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使用的一种表意文字的前身。它的书写材料一般为龟骨、牛肩胛骨,也可以刻在墙壁,木器,石器等处,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中国古代长期存在,春秋后期汉字脱离甲骨形态,逐渐不被认知,但是一般会被当做“龙骨”卖给药材商做药材之用。直到1899年(清光绪25年),在一个偶然机会里由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被考证为商周遗物。
民国初年经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整理,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认为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150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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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迸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十五万片以上,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南朝鲜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录出版,早期的有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明义士的《殷虚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后又有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胡厚宣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四万片,编为十三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等国所藏的甲骨,也已著录成书,分别发表。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刖、劓、伐等,并设置了监狱。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对于解决商代社会性质有直接关系。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被征服的方国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载。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裒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各种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降低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都有记载,且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牢厩。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渔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在天文历法方面,有日食、月食和鸟星、新星、大星等记载,也有“十三月”等闰月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虹等记载。在医学方面,有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踵疾等疾病的记载,也有关于生育的记载,表明当时能准确推知预产期。
商王尚鬼,凡事占卜。占卜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障。占卜材料多为龟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事项记刻于甲骨之上。
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为卜辞。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而多数卜辞常省略占辞或验辞。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画上涂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写后刻的。
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来说,刻辞迎兆并与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背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在甲首、甲尾及甲桥边部的卜辞则由外向内行。商代占卜常从正反两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胛骨则相反。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骨上的各条卜辞,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常有界划相隔,每事亦反复对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列,为“相间刻辞”;有卜辞于甲骨正面无处容纳,而转刻其背面,为“正反相接”;有反复卜问同一件事,而将内容基本相同之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各版卜序不同,称为“卜辞同文”。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纣王共约二百七十三年,经历八世十二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亦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1904年孙诒让作《契文举例》,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之后,学者们运用“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方法,比较
本文2023-08-05 01:18:1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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