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恩怨曲折
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恩怨曲折
一、“追随忧患日 生死笑谈中”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出身举人。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时,他任黔阳训导,曾上书言兵事,为曾所赏识,遂招之入幕。初期综理全军文案。他文才出众,却弃文就武,于咸丰五年自请领兵打仗;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保举他为皖南道道员。
八月,李元度率所募平江新勇3000人抵达祁门大营。适逢徽州有事,曾国藩命他率领所部驻守徽州,越9天,徽州失守,李元度败不回营。曾国藩要参劾他,众僚属纷纷谏阻。李鸿章甚至因谏劝不从,拂袖而去,曾仍坚持严参。
众人之所以劝阻,主要因为李元度过去有功,与曾交情深厚。他入湘军幕早于李鸿章5年,早于左宗棠7年。在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的时候,李元度募勇成军,力撑危局,领兵比曾国荃还早一年半。湖口战役,他救过曾国藩的性命。咸丰七年,曾氏丁忧乡居期间,给李元度写的信最多,其中尤以“三不忘”一信,最能说明元度的功劳与情谊。“自维即戎数载,……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意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于足下与雪琴二人”。给别人的信中也说:“李君次青,从弟多年,备尝艰险,上年弟以忧归,李君力撑江省之东路,为人所难,百折不回,弟愧无以对之,寸心抱疚”。曾国藩的日记,几乎无月不有与李元度书信来往或“长淡”、“鬯谈”的记载。总而言之,在失守徽州以前,李元度的形象是一个文武兼备,与曾国藩患难相随,至交至契的人。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又要严参李元度呢?
二、曾国藩严参李元度
有人认为,清廷在答徽州失守折的上谕中,批评了曾国藩而褒扬李元度,曾遂迁怒于李,予以参劾,以曲折地表达对批评的不满。这种揣测之词,不合罗辑。在《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中,曾自认“调度无方,咎无可辞,应请旨将臣交部议处”。清廷答谕说:“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按:指宁国和徽州),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划未密。着即振作军心,再接再厉,万勿一挫之后,即损军威。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深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迅速查明下落具奏”。曾自请议处,“上谕”先替他说出连失两郡的原因在于饷绌兵单,然后轻点“筹措未密”,接着鼓励他振作军心,再接再厉,“筹措未密”较之“调度无方”轻。褒扬李元度,出于估计他已殉职。答谕的弦外之音,是概不追究徽州失守的责任。它发出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一日,严参李元度的奏折发于九月十六日,参折先发,签谕后发后到,绝非“迁怒”,毫无疑义。曾国藩之所以不念李元度的功绩,不顾往日交情,不受众人劝阻,断然严参,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急转直下的皖南战局有关,与风云突变的时局有关,与曾、李军事上的分岐有关,还与曾的法纪观念、儒家思想和李的操守、修养有密切关系。
1、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兼顾皖南防务,正值“江南糜烂”,全局被动,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的全局方针是:江北围攻安庆,迫敌决战;江南布兵三支,进图吴浙。他自任中路,驻皖南的祁门,其馀两支暂时还无兵可布。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十二日,宁国府失守,守将周天受阵亡;二十五日,徽州失守。至此,皖南四府一州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曾在皖南几无立足之地。恰恰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六日),曾接上谕,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命他派鲍超率兵三千兼程北援。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八月这个多事之秋,是曾国藩思想负担最重,精神最苦恼,情绪烦躁不安的时候。李元度在这个时候失守徽州,火上加油,使曾难以承受心理压力。
2、徽州是皖南通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大门洞开,使湘军统帅部处于敌人直接攻击的威胁之下。李失徽州,颇象《三国演义》的马谡失街亭。太平军攻取徽州、休宁后,因见急援徽州而未能赶上的鲍超、张运兰两军分驻渔亭、夥县,便放弃了直扑祁门的计划,转由婺源进江西,使曾国藩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后,李秀成十万众攻占夥县,距祁门大营60里,再现失街亭险象。曾国藩写下遗嘱,帐悬佩刀,准备一死,幸鲍超赶到解危。这虽是参劾李元度之后的事,但它更能说明失徽州在军事上的关系之大。
3、曾、李在军事上意见相左。徽州之役,曾主守,要求李元度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李不听,忽视湘军最为重视的扎营、筑垒,反而随时向敌迎战。从这段时期曾给李的几封信,可以看出他俩在战守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岐。如:八月二十日信:
阁下好分兵。吾向以分兵为大戒,新募之勇,尤不宜分也。
八月二十三日辰刻信:
二十二夜接二十一日惠函,具悉一切。是日出队至临溪,实为轻举妄动,殊不可解。……前日派童、单二营至丛山关,已属轻躁,此二十一日之举则更躁矣。不意阁下在戎行六年,而心不入理如此!
八月二十三日巳刻信:
来信前云派两营同礼河出扎,后又云派三营同礼河出扎,鄙意只可派二营或一营出扎,余皆令其守城。平江勇轻进轻退,旧习未改,宜切戒之!
八月二十四日信:
扎营是第一根本事。平江营十六到,十七、八、九不令扎营;礼河二十到,二十一、二不令扎营,何也闻皆散乱于沙州之上,何以御敌宜绅民之不以为然也。
八月二十六日午初信:
二十六日己刻接二十五日辰刻信,辩前函躁字之责。二十一、二、三连三日出队,非躁而何守城尤贵于静,务思沉几渺虑。鲍营已五次飞催,并嘱孔旭日长跪乞师,兵不行不起。拔队入岭之后,却须谨慎,不可太躁。阁下勿再以二十日催礼河营之法催之。霆营者稍有疏失,则他无可望矣。关系极大,阁下切勿信笔乱写。
曾国藩在书信中对部下如此严切指责,似不见二例。显然,李元度不听指示,轻举妄动,还自以为是。这可能又成为李元度兵败负气出走的原因。曾深感局势严重,两天之内,六次飞调王牌军鲍超霆营驰援。却不料徽州府城只一昼夜就失守了!他在八月二十六日日记中写道:“夜二更闻徽州于二十五日申刻不守,次青不知下落,为之竟夕不寐”。次日又记道:“是日,平江各营败勇俱至祁门,未得次青实在下落,殊为凄咽……是日思次青之败,由于自是”。他料想李元度已死,不胜伤感;而于李元度之败,则认为不能原谅。九月初六日,他接到李元度自街口所发之信,认为“犹多怙过饰非之辞。咸丰六年平江勇烧杀辰勇二百余人,次青信中亦多怙过饰非之语。此人殆不足与为善矣!”九月十二日与陈作梅“鬯谈次青在徽误事之情,日内心中恼怒殊甚”。
4、儒家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清廷对于阵亡、殉职的文武官员,无不优予抚恤。其中不乏封疆大吏,如黄州兵败投水的湖广总督吴文庐州城破投塘的安徽巡抚江忠源,三河阵亡的安徽巡抚李续宾等。而于作战不力,兵败出逃的文官武将,则视情节轻重,予以惩罚。咸丰十年(1860年),两江总督何桂清苏州兵败,逃往上海,被革职拿问,后在京师正法,是典型的事例。曾国藩先后在靖港、湖口两次兵败自杀,论者或以为出于忧愤,或讥以羞愧,而忽略了这位儒教信徒成仁的选择。李元度既是带兵统领,更是皖南道道员,曾国藩未尝不以他失徽州不殉节为憾。前几天宁国失守,“江宁巡道福咸所署皖南道缺业已另放有人,犹复同守危城,效死弗去”,李元度岂能偷生他去曾国藩九月初七日《致沅弟、季弟》信说:“次青二十五日城破走出,……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曾并非“太上忘情”欲李死,而是儒家传统思想使然。不死,则失地有罪,受法纪制裁,理所当然。曾治军赏罚严明,断不能循私庇护。他在家书中说:“次青事须渠来营一次,乃可定案。今天下虽已大乱,而法纪不可全废,如普(按指普承尧)不重惩即无以服江楚军民之心,重惩普而不薄惩青,即无以服徽人,并无以服普之心”。“薄惩”既考虑了失徽州的客观原因,也顾及李往日的功劳,既重法纪,又有几分人情味。
5、平心而论,李守徽州的兵力不单薄。除平江勇3000人外,曾调拨增援的礼河四营所有2300人,原徽防闹饷哗变留下的还有1600人,合计近7000人。在此之前,湘军大将大都不过统领数千人,李续宾名闻天下,手下仅6000人,鲍超所向披靡,带的不过5000人,左宗棠以新募的5000之众,把守景德镇,与太平军骁将黄金文、李世贤两部十多倍的兵力周旋数月,确保祁门大营的后门。李元度若能按曾国藩的指示坚守,徽州可保无事。他这支兵大都是没有见过战阵的新勇,曾是知道的,所以只要求他守六天,续有后援。正因为不是一支能征惯战的精兵,李更应知道不可疏于扎营筑垒而随便出战。至于城垣坍毁,不是无法补救的困难。按《天岳山馆文钞》李元度追悼守徽阵亡的同事杨萃耕的《哀辞》说,杨催他修缮城墙,修葺三昼夜,完成三分之二,李世贤大军来了……。按李世贤兵临徽州城下是八月二十四日,李元度率部到达徽州是八月十六日,七天时间,为什么不早修护城不扎营、修垒、挖沟,守城不早修城墙,李元度满以为可以一战克敌,无须乎“守”啊!难怪曾恼怒不已。
6、李元度轻躁自是,失守徽州,贻误大局,责无旁贷。他却使出骄气来,仗着往日的功劳和交情,认为你曾国藩总不会把我怎么样,竟然败不归营(当时曾还不知他去另投靠山)。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法也没有了曾,在曾的心头之火上,再浇一瓢油。应该说,严参是李元度自讨的。
有这许多原因,无怪乎曾坚持参劾。九月十六日,他上奏:“李元度躁扰愎谏,既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贻误大局,责无可贷”,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廷谕照准。
三、李元度东山再起,又被参倒
李元度徽州出走后,在浙赣边境逗留21天,九月十六日回到祁门大营,索还欠饷,回平江募勇去了。曾国藩日记:“傍夕,次青自广信来,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恐难长进”。这时曾还不知他已另有高就。
清廷批准将李元度革职拿问,曾国藩并没有拿问,等他自动回营结案。然而李元度一去不返,浙江巡抚王有龄为他撑开了保护伞,步步升迁,曾容忍一年多,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参劾,奏片说:
新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咸丰十年八月徽州失守案内,经臣奏奉谕旨,革职拿问。该员并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与候补道邓辅纶往返函商,求巡抚王有龄奏调赴浙。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谕:“已革徽宁池太广道(按即皖南道)李元度,着曾国藩饬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龄差遣委用,其应得罪名,仍着曾国藩查办。钦此。”李元度并不具禀请示,即行募勇赴浙,名曰:“安越军”。旋于义宁案内,经官文奏奉谕旨:“李元度着赏还按察使原衔,其失守一案,仍着曾国藩讯明,分别办理。等因。钦此”。又于奉新、瑞州案内,经毓科奏奉上谕:“李元度着赏加布政使衔,其徽州失守之案,应否免其查办,仍着曾国藩酌核具奏。等因。钦此。”
清廷赏识李元度人才难得,又值需人孔急之际,只须曾国藩圆转奏复,徽案本可一笔钩销。李元度也太高傲了,毫无悔过表示,曾岂能容得:《奏片》继续道:
“查义宁、奉新、瑞州皆臣所统辖之地,系贼先自退出,李元度并无打仗克城之事。……屡报克复,冒禀邀功,实出情理之外。本年正月十四日,皇上弃瑕录用,补授该员盐运使,兹又攫授浙江按察使……臣查该员李元度,徽州获咎以后,不候讯结而擅自回籍,不候批禀而径自赴浙,于共见共闻之地,并未见仗,而冒禀克复。种种悖谬,莫解其故……乃李元度六月至江西,八月抵广信,九月低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救援。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所有该员补授浙江盐运使、按察使及开复原衔、加衔之处,均请饬部注销,仍行革职。姑念其从军多年,积劳已久,免其治罪,交左宗棠差遣。
该员……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其所部安越军八千人,臣当与左宗棠熟商,或全行遣撤,另派差使,或酌留二三千人,令其守城,俟立有功劳,再由左宗棠奏请开复。”
这个奏片,毫不留情,连官文等督抚大员的保举都彻底否定了。李元度自失检点,再次跌入深谷。片中说:“后又负王有龄”,因李元度终未赴援杭州。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攻入杭州、瑞昌,王有龄同时殉城。
王有龄既死,李元度失去靠山,因见曾国藩在两个多月内接连有升奖,于是向曾上一道贺禀,意在弥缝裂痕,修复旧好。曾收到这个贺禀,觉“文辞极工”,与幕友“言及前此奏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然而,《贺禀》虽引起曾一时的感情冲动,却未能使其心上的阴影完全消失。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曾参劾见异思迁、私行远扬的鲍超部将陈由立时,举郑魁士、李元度二人为例说:“此二人者,郑魁士之罪重,李元度之情轻,而其背于此并不能忠于彼则一也”。后因曾国荃、曾国葆对此有看法,才使曾国藩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回信称:
“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通首读来,实使次青难堪。今得弟指出,余益觉太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六年后,他在这份奏稿后面批道:“后记: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此余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同治)七年八月国藩批”。
四、曾国藩拜恩怀旧 密陈录用李元度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加官进爵,拜恩怀旧,于八月十三日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折》称:“今幸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唯李元度抱向隅之感”。他申述对李元度的两大内疚:一是咸丰六年他率军在江西最困难的时候,“赖李元度力战瑞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忧回籍,留李元度、彭玉麟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再则“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惟战阵非其所长”,是他“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李元度屡经臣处参劾,未便再由臣处保荐,如何酌量录用之处,出自圣主鸿裁”。两次严参,一次陪参,又密陈录用,真还需要一股勇气。这篇密奏,情文并茂,清廷当即催令左宗棠查复。
李元度于同治元年第二次被参后,回家闭门著书,深自敛抑。“安越军”已被裁撤,左宗棠的复奏未能使他开复。同治五年,贵州多事,巡抚张亮基奏调李元度入黔,自领一军,屡屡见功。从此雨过天晴,朝延陆续赏还原衔、顶戴,授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攒来晚晴好景。
五、“程门今已矣 立雪再生来”
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感情变化,曲折动人。李元度饱经忧患,如何看待曾国藩呢李原不是曾的门生,向来以弟子自居。曾去世后,李作《哭师》五律十二首,情意缠绵,凄切感人。其第九首云:“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前两句勾勒了他们以往的关系、情感,接着自认为有负于曾而将曾的严参(雷霆)和密陈录用(雨露),一例看作对他的爱护(春风)。同治十三年,李还在一首步曾原韵的诗中写道:“嗟我昔从公,中厥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把挫折归咎于自作自受。这种不怨不尤,反求诸己的态度,难能可贵;与前期的骄、娇对照,判若两人。大致多年闭门思过,大有悔悟。
当年曾、李风雨同舟,曾有两家联姻之说,后因李元度获咎中止。同治十年,李元度旧事重提,欲将第四女许配曾纪泽抚子广铨,曾国藩在家书中不胜感慨地说:“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顷闻次青欲与纪泽联姻,断无不允之理,特辈行不合,抱惭滋深耳”。
李元度《哭师》诗最后一首的最后两句是:“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用“程门立雪”故事,表达愿来世再为师生的心愿,心情沉痛,催人泪下。光绪十三年,李元度病故,时人将他附祀于长沙曾文正公祠,不等“再生”就来到一起了。
李元度(1821年-1887年),汉族,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生于道光元年(1821)。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卷、《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湖南通志》。光绪13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廿七日(1887年11月12日)病逝任内。
葛洪(284—364)晋丹阳句容人,字稚川,号抱朴子,从郑隐受炼丹术,后又师从岳父鲍靓,因战功拜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我国古代思想家、医学家、化学家、印染业祖师,是东晋道教的集大成者,道教将其与许逊、张道陵、萨守坚并称“四大天师”。
葛玄(164—244)三国吴丹阳句容人、字孝先、葛洪之伯祖父,家世官宦,吴初,曾从左慈学道,受《太清丹经》、《九鼎丹经》、《金液丹经》,后授弟子郑隐,为东汉道教丹鼎派最高传授者之一,后世灵宝道士奉他为阁皂宗祖师,宋淙宁三年(1104)封冲应真人,淳佑三年(1243)封冲应孚佑真君,世称葛仙翁。
幕阜山山势雄伟,风光秀丽,山上飞瀑流泉,洞天奇景,石室幽谷,确是道家修炼的好地方,它也是葛洪完成《抱朴子》一书的实验基地,其矿产十分丰富,炼丹用的铅、铜、丹砂、云母、硫黄、砂、金、等均有,又是个天然的大药库,有中草药植物175科、1301种,其中属全国和湖南省重点中药材239种,以至明朝大医学家李时珍追随桐君之足迹,来幕阜山寻找仙草奇药,并在万历6年(1578)将幕阜山所产的白术载入了《本草纲目》之中。
从此平江白术视为地道药材,白术极品,并有“平术”的美名,清末贩入南洋的“平术”源头价格高达425块银元一担,葛洪在少年时代就生活在湖南,父亲葛悌是邵陵(湖南)太守,担任关内候之后,辞官前往平江,登上师祖葛玄、师父郑隐炼丹的幕阜山上写下了《幕阜山记》。并开始修道著书的生活,现幕阜山上的丹岩、舍身崖、下狮洞,仍在向世人诉说着葛玄、葛洪的往事。唐·李白游幕阜山时有诗云:“闻说神仙晋葛洪,炼丹曾此占山峰,庭前废井今犹在,不见长松见短松”,元·许元信《幕阜山》:“我来绝顶无他事,为访仙人葛稚川”。
传说公元364年,一夜大雪纷飞,有一美妇到下狮洞找葛洪,言为父病采药迷路借宿,葛洪想自已是修道之人,单身妇女借宿恐有不妥,婉言拒绝了,第二天发现门前有被遗衣物,忙寻迹而去,在一悬崖边,又发现一缕青丝和满地血痕,知美妇已裹狼虎之腹。葛洪心想为赢一身清白却丢慈悲之心,羞愧万分,纵身跳下悬崖,妆扮成美妇的观音菩萨此时化作一朵祥云将其托起,葛洪80岁羽化成仙,悬崖因于得名“舍身崖”。
故事可以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然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幕阜山岩耳,又称“云耳”,山珍,有凉血解毒之功效,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称“葛仙米”,是葛洪在幕阜山首先发现而食用的,已载入湖南体育的“幕阜山拳”又名“龙虎争巢拳”也是葛洪在幕阜山看见巨蟒与虎争斗所发明的一套拳术,它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招式带有明显的道家思想,这些就是道家推崇的服食和导引,它通过食疗和健身来达到人长生不老和成仙的目的,老龙沟漂水岩是葛洪在幕阜山的另一处炼丹台。
倏焉忽焉指洞庭”吕洞宾(798—?)唐末河中永乐人,号纯阳子,传曾二举进士不第,游长安遇钟离权,百岁而童颜,全真道奉为北祖之一,通称吕祖,平日以孝、悌、忠、信教化乡里,深为乡人尊敬。
李元度,汉族,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生于道光元年(1821)。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
江忠源(1812-1854) 晚清湘军初期统帅。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举人。1854年1月14日被太平军击败,投水自杀。被清廷追赠总督,谥忠烈。有《江忠烈公遗集》传世。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次年中进士。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
张裕钊(1823~1894) 近代散文家、书法家。字廉卿。湖北武昌(今鄂州)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
黎庶昌(1837—1896),男,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薛福成(1838~1894) 中国清末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字叔耘,号庸盦。1865年(同治四年),江南甲子科乡试时,薛福成参加,但并未作答,而是致书曾国藩,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得到曾国藩召见,遂得入其幕,并参与镇压捻军。一生著作甚丰,有《庸盦全集》(10种)、《庸盦笔记》、《庸盦文别集》,以大量政论而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乃是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国学大师。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6年),俞樾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教育,辛勤笔耕,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
赵烈文(1832-1894)乳名来求,字惠甫,一字伟甫,江苏常熟人。号能静,室名天放搂。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赵烈文年少时即有才名,实际上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而且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都有涉猎,是属于那种有实学的人。
刘长佑(1818-1887) 清朝大臣。字子默,号印渠。湖南新宁人。初在湖南办团练,1852年随江忠源率乡勇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及天地会起义。1871年后历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主张加强边防,抵抗法国侵略,支持刘永福援越抗法。后病逝原籍。谥武慎。著有《刘武慎公遗书》。
李元度(1821-1887)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李元度应召入幕。后随军陷武昌、汉阳。五年,曾国藩于湖口、九江战败,退守南昌,他返湘募平江勇一军赴援。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
彭玉麟(1816—1890)清末湘军将领,湖南衡阳人。字号,雪岑、雪琴。早年曾参与镇压新宁李沅发起义。1853年(咸丰三年)跟从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并购洋炮。次年于湘潭之战击败太平军,任知县。1868年会同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营制。著有《彭刚直公奏稿》、《彭刚直公诗集》。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这位清朝的著名人物想必大家早有耳闻,而他传世的书籍也让人受益匪浅,其中为人处世的道理也非常值得学习。但后世人对他也有不少成见,但是身在那个年代必须要以自己的处境来看待事情,道不同不想为谋。
但有一个人,却是令曾国藩十分为难的,他曾经三次救了曾国藩,但曾国藩的回报却是三次无情的弹劾。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其实他就是李元度(1821年-1887年),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
生于道光元年,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卷、《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光绪13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廿七日(1887年11月12日)病逝任内。
当时李元度曾三次从身心上拯救过曾国藩,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公私混淆,只要李元度一打败仗,曾国藩就弹劾他,一共弹劾了三次,就像是报答一样,有些脾气暴的人可能会破口大骂了,但这一件事也被世人所津津乐道。不过曾国藩为人处世还是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的。
李元度(1821年-1887年),汉族,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生于道光元年(1821)。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湖南通志》。光绪13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廿七日(1887年11月12日)病逝任内。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对书信格式极为讲究,显示了他恭肃、严谨的作风。
文学赏析
《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和清朝社会末期的重要资料。曾国藩继桐城派之后,溯源经史,别立湘乡派,行文镇定,形式自由,于点点滴滴的真实生活中见真情、蕴良知,充分体现了他"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李元度
李元度(1821年-1887年),汉族,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生于道光元年(1821)。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卷、《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湖南通志》。光绪13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廿七日(1887年11月12日)病逝任内。
彭玉麟
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封一等轻车都尉。他的诗由俞曲园结集付梓,题名《彭刚直诗集》。
曾国藩弟子的成分非常复杂,既有担任京官时接收的,如江忠源、李鸿章,也有后来逐渐纳入门中的,如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既有科举考试中的门生,如俞樾,也有正式投帖拜师的入室弟子,如赵烈文;既有不被接纳但有师生之实的,如刘长佑,也有从开始就追随他,自认为弟子的,如李元度、彭玉麟。
江忠源(1812-1854) 晚清湘军初期统帅。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举人。1854年1月14日被太平军击败,投水自杀。被清廷追赠总督,谥忠烈。有《江忠烈公遗集》传世。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次年中进士。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
张裕钊(1823~1894) 近代散文家、书法家。字廉卿。湖北武昌(今鄂州)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
黎庶昌(1837—1896),男,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薛福成(1838~1894) 中国清末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字叔耘,号庸盦。1865年(同治四年),江南甲子科乡试时,薛福成参加,但并未作答,而是致书曾国藩,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得到曾国藩召见,遂得入其幕,并参与镇压捻军。一生著作甚丰,有《庸盦全集》(10种)、《庸盦笔记》、《庸盦文别集》,以大量政论而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乃是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国学大师。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6年),俞樾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教育,辛勤笔耕,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
赵烈文(1832-1894)乳名来求,字惠甫,一字伟甫,江苏常熟人。号能静,室名天放搂。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赵烈文年少时即有才名,实际上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而且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都有涉猎,是属于那种有实学的人。
刘长佑(1818-1887) 清朝大臣。字子默,号印渠。湖南新宁人。初在湖南办团练,1852年随江忠源率乡勇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及天地会起义。1871年后历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主张加强边防,抵抗法国侵略,支持刘永福援越抗法。后病逝原籍。谥武慎。著有《刘武慎公遗书》。
李元度(1821-1887)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李元度应召入幕。后随军陷武昌、汉阳。五年,曾国藩于湖口、九江战败,退守南昌,他返湘募平江勇一军赴援。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
彭玉麟(1816—1890)清末湘军将领,湖南衡阳人。字号,雪岑、雪琴。早年曾参与镇压新宁李沅发起义。1853年(咸丰三年)跟从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并购洋炮。次年于湘潭之战击败太平军,任知县。1868年会同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营制。著有《彭刚直公奏稿》、《彭刚直公诗集》。
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恩怨曲折
本文2023-10-23 16:23:0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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