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恩怨曲折

一、“追随忧患日 生死笑谈中”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出身举人。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时，他任黔阳训导，曾上书言兵事，为曾所赏识，遂招之入幕。初期综理全军文案。他文才出众，却弃文就武，于咸丰五年自请领兵打仗；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保举他为皖南道道员。

　八月，李元度率所募平江新勇3000人抵达祁门大营。适逢徽州有事，曾国藩命他率领所部驻守徽州，越9天，徽州失守，李元度败不回营。曾国藩要参劾他，众僚属纷纷谏阻。李鸿章甚至因谏劝不从，拂袖而去，曾仍坚持严参。

　众人之所以劝阻，主要因为李元度过去有功，与曾交情深厚。他入湘军幕早于李鸿章5年，早于左宗棠7年。在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的时候，李元度募勇成军，力撑危局，领兵比曾国荃还早一年半。湖口战役，他救过曾国藩的性命。咸丰七年，曾氏丁忧乡居期间，给李元度写的信最多，其中尤以“三不忘”一信，最能说明元度的功劳与情谊。“自维即戎数载，……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意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于足下与雪琴二人”。给别人的信中也说：“李君次青，从弟多年，备尝艰险，上年弟以忧归，李君力撑江省之东路，为人所难，百折不回，弟愧无以对之，寸心抱疚”。曾国藩的日记，几乎无月不有与李元度书信来往或“长淡”、“鬯谈”的记载。总而言之，在失守徽州以前，李元度的形象是一个文武兼备，与曾国藩患难相随，至交至契的人。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又要严参李元度呢？

二、曾国藩严参李元度

　有人认为，清廷在答徽州失守折的上谕中，批评了曾国藩而褒扬李元度，曾遂迁怒于李，予以参劾，以曲折地表达对批评的不满。这种揣测之词，不合罗辑。在《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中，曾自认“调度无方，咎无可辞，应请旨将臣交部议处”。清廷答谕说：“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按：指宁国和徽州），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划未密。着即振作军心，再接再厉，万勿一挫之后，即损军威。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深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迅速查明下落具奏”。曾自请议处，“上谕”先替他说出连失两郡的原因在于饷绌兵单，然后轻点“筹措未密”，接着鼓励他振作军心，再接再厉，“筹措未密”较之“调度无方”轻。褒扬李元度，出于估计他已殉职。答谕的弦外之音，是概不追究徽州失守的责任。它发出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一日，严参李元度的奏折发于九月十六日，参折先发，签谕后发后到，绝非“迁怒”，毫无疑义。曾国藩之所以不念李元度的功绩，不顾往日交情，不受众人劝阻，断然严参，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急转直下的皖南战局有关，与风云突变的时局有关，与曾、李军事上的分岐有关，还与曾的法纪观念、儒家思想和李的操守、修养有密切关系。

　1、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兼顾皖南防务，正值“江南糜烂”，全局被动，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的全局方针是：江北围攻安庆，迫敌决战；江南布兵三支，进图吴浙。他自任中路，驻皖南的祁门，其馀两支暂时还无兵可布。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十二日，宁国府失守，守将周天受阵亡；二十五日，徽州失守。至此，皖南四府一州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曾在皖南几无立足之地。恰恰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六日），曾接上谕，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命他派鲍超率兵三千兼程北援。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八月这个多事之秋，是曾国藩思想负担最重，精神最苦恼，情绪烦躁不安的时候。李元度在这个时候失守徽州，火上加油，使曾难以承受心理压力。

　2、徽州是皖南通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大门洞开，使湘军统帅部处于敌人直接攻击的威胁之下。李失徽州，颇象《三国演义》的马谡失街亭。太平军攻取徽州、休宁后，因见急援徽州而未能赶上的鲍超、张运兰两军分驻渔亭、夥县，便放弃了直扑祁门的计划，转由婺源进江西，使曾国藩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后，李秀成十万众攻占夥县，距祁门大营60里，再现失街亭险象。曾国藩写下遗嘱，帐悬佩刀，准备一死，幸鲍超赶到解危。这虽是参劾李元度之后的事，但它更能说明失徽州在军事上的关系之大。

　3、曾、李在军事上意见相左。徽州之役，曾主守，要求李元度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李不听，忽视湘军最为重视的扎营、筑垒，反而随时向敌迎战。从这段时期曾给李的几封信，可以看出他俩在战守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岐。如：八月二十日信：

　阁下好分兵。吾向以分兵为大戒，新募之勇，尤不宜分也。

　八月二十三日辰刻信：

　二十二夜接二十一日惠函，具悉一切。是日出队至临溪，实为轻举妄动，殊不可解。……前日派童、单二营至丛山关，已属轻躁，此二十一日之举则更躁矣。不意阁下在戎行六年，而心不入理如此!

　八月二十三日巳刻信：

　来信前云派两营同礼河出扎，后又云派三营同礼河出扎，鄙意只可派二营或一营出扎，余皆令其守城。平江勇轻进轻退，旧习未改，宜切戒之!

　八月二十四日信：

　扎营是第一根本事。平江营十六到，十七、八、九不令扎营；礼河二十到，二十一、二不令扎营，何也闻皆散乱于沙州之上，何以御敌宜绅民之不以为然也。

　八月二十六日午初信：

　二十六日己刻接二十五日辰刻信，辩前函躁字之责。二十一、二、三连三日出队，非躁而何守城尤贵于静，务思沉几渺虑。鲍营已五次飞催，并嘱孔旭日长跪乞师，兵不行不起。拔队入岭之后，却须谨慎，不可太躁。阁下勿再以二十日催礼河营之法催之。霆营者稍有疏失，则他无可望矣。关系极大，阁下切勿信笔乱写。

　曾国藩在书信中对部下如此严切指责，似不见二例。显然，李元度不听指示，轻举妄动，还自以为是。这可能又成为李元度兵败负气出走的原因。曾深感局势严重，两天之内，六次飞调王牌军鲍超霆营驰援。却不料徽州府城只一昼夜就失守了!他在八月二十六日日记中写道：“夜二更闻徽州于二十五日申刻不守，次青不知下落，为之竟夕不寐”。次日又记道：“是日，平江各营败勇俱至祁门，未得次青实在下落，殊为凄咽……是日思次青之败，由于自是”。他料想李元度已死，不胜伤感；而于李元度之败，则认为不能原谅。九月初六日，他接到李元度自街口所发之信，认为“犹多怙过饰非之辞。咸丰六年平江勇烧杀辰勇二百余人，次青信中亦多怙过饰非之语。此人殆不足与为善矣!”九月十二日与陈作梅“鬯谈次青在徽误事之情，日内心中恼怒殊甚”。

　4、儒家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清廷对于阵亡、殉职的文武官员，无不优予抚恤。其中不乏封疆大吏，如黄州兵败投水的湖广总督吴文庐州城破投塘的安徽巡抚江忠源，三河阵亡的安徽巡抚李续宾等。而于作战不力，兵败出逃的文官武将，则视情节轻重，予以惩罚。咸丰十年（1860年），两江总督何桂清苏州兵败，逃往上海，被革职拿问，后在京师正法，是典型的事例。曾国藩先后在靖港、湖口两次兵败自杀，论者或以为出于忧愤，或讥以羞愧，而忽略了这位儒教信徒成仁的选择。李元度既是带兵统领，更是皖南道道员，曾国藩未尝不以他失徽州不殉节为憾。前几天宁国失守，“江宁巡道福咸所署皖南道缺业已另放有人，犹复同守危城，效死弗去”，李元度岂能偷生他去曾国藩九月初七日《致沅弟、季弟》信说：“次青二十五日城破走出，……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曾并非“太上忘情”欲李死，而是儒家传统思想使然。不死，则失地有罪，受法纪制裁，理所当然。曾治军赏罚严明，断不能循私庇护。他在家书中说：“次青事须渠来营一次，乃可定案。今天下虽已大乱，而法纪不可全废，如普（按指普承尧）不重惩即无以服江楚军民之心，重惩普而不薄惩青，即无以服徽人，并无以服普之心”。“薄惩”既考虑了失徽州的客观原因，也顾及李往日的功劳，既重法纪，又有几分人情味。

　5、平心而论，李守徽州的兵力不单薄。除平江勇3000人外，曾调拨增援的礼河四营所有2300人，原徽防闹饷哗变留下的还有1600人，合计近7000人。在此之前，湘军大将大都不过统领数千人，李续宾名闻天下，手下仅6000人，鲍超所向披靡，带的不过5000人，左宗棠以新募的5000之众，把守景德镇，与太平军骁将黄金文、李世贤两部十多倍的兵力周旋数月，确保祁门大营的后门。李元度若能按曾国藩的指示坚守，徽州可保无事。他这支兵大都是没有见过战阵的新勇，曾是知道的，所以只要求他守六天，续有后援。正因为不是一支能征惯战的精兵，李更应知道不可疏于扎营筑垒而随便出战。至于城垣坍毁，不是无法补救的困难。按《天岳山馆文钞》李元度追悼守徽阵亡的同事杨萃耕的《哀辞》说，杨催他修缮城墙，修葺三昼夜，完成三分之二，李世贤大军来了……。按李世贤兵临徽州城下是八月二十四日，李元度率部到达徽州是八月十六日，七天时间，为什么不早修护城不扎营、修垒、挖沟，守城不早修城墙，李元度满以为可以一战克敌，无须乎“守”啊!难怪曾恼怒不已。

　6、李元度轻躁自是，失守徽州，贻误大局，责无旁贷。他却使出骄气来，仗着往日的功劳和交情，认为你曾国藩总不会把我怎么样，竟然败不归营（当时曾还不知他去另投靠山）。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法也没有了曾，在曾的心头之火上，再浇一瓢油。应该说，严参是李元度自讨的。

　有这许多原因，无怪乎曾坚持参劾。九月十六日，他上奏：“李元度躁扰愎谏，既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贻误大局，责无可贷”，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廷谕照准。

三、李元度东山再起，又被参倒

　李元度徽州出走后，在浙赣边境逗留21天，九月十六日回到祁门大营，索还欠饷，回平江募勇去了。曾国藩日记：“傍夕，次青自广信来，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恐难长进”。这时曾还不知他已另有高就。

　清廷批准将李元度革职拿问，曾国藩并没有拿问，等他自动回营结案。然而李元度一去不返，浙江巡抚王有龄为他撑开了保护伞，步步升迁，曾容忍一年多，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参劾，奏片说：

　新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咸丰十年八月徽州失守案内，经臣奏奉谕旨，革职拿问。该员并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与候补道邓辅纶往返函商，求巡抚王有龄奏调赴浙。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谕：“已革徽宁池太广道（按即皖南道）李元度，着曾国藩饬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龄差遣委用，其应得罪名，仍着曾国藩查办。钦此。”李元度并不具禀请示，即行募勇赴浙，名曰：“安越军”。旋于义宁案内，经官文奏奉谕旨：“李元度着赏还按察使原衔，其失守一案，仍着曾国藩讯明，分别办理。等因。钦此”。又于奉新、瑞州案内，经毓科奏奉上谕：“李元度着赏加布政使衔，其徽州失守之案，应否免其查办，仍着曾国藩酌核具奏。等因。钦此。”

　清廷赏识李元度人才难得，又值需人孔急之际，只须曾国藩圆转奏复，徽案本可一笔钩销。李元度也太高傲了，毫无悔过表示，曾岂能容得：《奏片》继续道：

　“查义宁、奉新、瑞州皆臣所统辖之地，系贼先自退出，李元度并无打仗克城之事。……屡报克复，冒禀邀功，实出情理之外。本年正月十四日，皇上弃瑕录用，补授该员盐运使，兹又攫授浙江按察使……臣查该员李元度，徽州获咎以后，不候讯结而擅自回籍，不候批禀而径自赴浙，于共见共闻之地，并未见仗，而冒禀克复。种种悖谬，莫解其故……乃李元度六月至江西，八月抵广信，九月低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救援。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所有该员补授浙江盐运使、按察使及开复原衔、加衔之处，均请饬部注销，仍行革职。姑念其从军多年，积劳已久，免其治罪，交左宗棠差遣。

　该员……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其所部安越军八千人，臣当与左宗棠熟商，或全行遣撤，另派差使，或酌留二三千人，令其守城，俟立有功劳，再由左宗棠奏请开复。”

　这个奏片，毫不留情，连官文等督抚大员的保举都彻底否定了。李元度自失检点，再次跌入深谷。片中说：“后又负王有龄”，因李元度终未赴援杭州。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攻入杭州、瑞昌，王有龄同时殉城。

　王有龄既死，李元度失去靠山，因见曾国藩在两个多月内接连有升奖，于是向曾上一道贺禀，意在弥缝裂痕，修复旧好。曾收到这个贺禀，觉“文辞极工”，与幕友“言及前此奏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然而，《贺禀》虽引起曾一时的感情冲动，却未能使其心上的阴影完全消失。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曾参劾见异思迁、私行远扬的鲍超部将陈由立时，举郑魁士、李元度二人为例说：“此二人者，郑魁士之罪重，李元度之情轻，而其背于此并不能忠于彼则一也”。后因曾国荃、曾国葆对此有看法，才使曾国藩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回信称：

　“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通首读来，实使次青难堪。今得弟指出，余益觉太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六年后，他在这份奏稿后面批道：“后记：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此余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同治）七年八月国藩批”。

四、曾国藩拜恩怀旧 密陈录用李元度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加官进爵，拜恩怀旧，于八月十三日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折》称：“今幸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唯李元度抱向隅之感”。他申述对李元度的两大内疚：一是咸丰六年他率军在江西最困难的时候，“赖李元度力战瑞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忧回籍，留李元度、彭玉麟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再则“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惟战阵非其所长”，是他“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李元度屡经臣处参劾，未便再由臣处保荐，如何酌量录用之处，出自圣主鸿裁”。两次严参，一次陪参，又密陈录用，真还需要一股勇气。这篇密奏，情文并茂，清廷当即催令左宗棠查复。

　李元度于同治元年第二次被参后，回家闭门著书，深自敛抑。“安越军”已被裁撤，左宗棠的复奏未能使他开复。同治五年，贵州多事，巡抚张亮基奏调李元度入黔，自领一军，屡屡见功。从此雨过天晴，朝延陆续赏还原衔、顶戴，授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攒来晚晴好景。

　五、“程门今已矣 立雪再生来”

　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感情变化，曲折动人。李元度饱经忧患，如何看待曾国藩呢李原不是曾的门生，向来以弟子自居。曾去世后，李作《哭师》五律十二首，情意缠绵，凄切感人。其第九首云：“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前两句勾勒了他们以往的关系、情感，接着自认为有负于曾而将曾的严参（雷霆）和密陈录用（雨露），一例看作对他的爱护（春风）。同治十三年，李还在一首步曾原韵的诗中写道：“嗟我昔从公，中厥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把挫折归咎于自作自受。这种不怨不尤，反求诸己的态度，难能可贵；与前期的骄、娇对照，判若两人。大致多年闭门思过，大有悔悟。

　当年曾、李风雨同舟，曾有两家联姻之说，后因李元度获咎中止。同治十年，李元度旧事重提，欲将第四女许配曾纪泽抚子广铨，曾国藩在家书中不胜感慨地说：“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顷闻次青欲与纪泽联姻，断无不允之理，特辈行不合，抱惭滋深耳”。

　李元度《哭师》诗最后一首的最后两句是：“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用“程门立雪”故事，表达愿来世再为师生的心愿，心情沉痛，催人泪下。光绪十三年，李元度病故，时人将他附祀于长沙曾文正公祠，不等“再生”就来到一起了。

李元度(1821年-1887年)，汉族，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生于道光元年（1821）。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卷、《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湖南通志》。光绪13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廿七日（1887年11月12日）病逝任内。

葛洪（284—364）晋丹阳句容人，字稚川，号抱朴子，从郑隐受炼丹术，后又师从岳父鲍靓，因战功拜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我国古代思想家、医学家、化学家、印染业祖师，是东晋道教的集大成者，道教将其与许逊、张道陵、萨守坚并称“四大天师”。

葛玄（164—244）三国吴丹阳句容人、字孝先、葛洪之伯祖父，家世官宦，吴初，曾从左慈学道，受《太清丹经》、《九鼎丹经》、《金液丹经》，后授弟子郑隐，为东汉道教丹鼎派最高传授者之一，后世灵宝道士奉他为阁皂宗祖师，宋淙宁三年（1104）封冲应真人，淳佑三年（1243）封冲应孚佑真君，世称葛仙翁。

幕阜山山势雄伟，风光秀丽，山上飞瀑流泉，洞天奇景，石室幽谷，确是道家修炼的好地方，它也是葛洪完成《抱朴子》一书的实验基地，其矿产十分丰富，炼丹用的铅、铜、丹砂、云母、硫黄、砂、金、等均有，又是个天然的大药库，有中草药植物175科、1301种，其中属全国和湖南省重点中药材239种，以至明朝大医学家李时珍追随桐君之足迹，来幕阜山寻找仙草奇药，并在万历6年（1578）将幕阜山所产的白术载入了《本草纲目》之中。

从此平江白术视为地道药材，白术极品，并有“平术”的美名，清末贩入南洋的“平术”源头价格高达425块银元一担，葛洪在少年时代就生活在湖南，父亲葛悌是邵陵（湖南）太守，担任关内候之后，辞官前往平江，登上师祖葛玄、师父郑隐炼丹的幕阜山上写下了《幕阜山记》。并开始修道著书的生活，现幕阜山上的丹岩、舍身崖、下狮洞，仍在向世人诉说着葛玄、葛洪的往事。唐·李白游幕阜山时有诗云：“闻说神仙晋葛洪，炼丹曾此占山峰，庭前废井今犹在，不见长松见短松”，元·许元信《幕阜山》：“我来绝顶无他事，为访仙人葛稚川”。

传说公元364年，一夜大雪纷飞，有一美妇到下狮洞找葛洪，言为父病采药迷路借宿，葛洪想自已是修道之人，单身妇女借宿恐有不妥，婉言拒绝了，第二天发现门前有被遗衣物，忙寻迹而去，在一悬崖边，又发现一缕青丝和满地血痕，知美妇已裹狼虎之腹。葛洪心想为赢一身清白却丢慈悲之心，羞愧万分，纵身跳下悬崖，妆扮成美妇的观音菩萨此时化作一朵祥云将其托起，葛洪80岁羽化成仙，悬崖因于得名“舍身崖”。

故事可以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然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幕阜山岩耳，又称“云耳”，山珍，有凉血解毒之功效，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称“葛仙米”，是葛洪在幕阜山首先发现而食用的，已载入湖南体育的“幕阜山拳”又名“龙虎争巢拳”也是葛洪在幕阜山看见巨蟒与虎争斗所发明的一套拳术，它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招式带有明显的道家思想，这些就是道家推崇的服食和导引，它通过食疗和健身来达到人长生不老和成仙的目的，老龙沟漂水岩是葛洪在幕阜山的另一处炼丹台。

倏焉忽焉指洞庭”吕洞宾（798—？）唐末河中永乐人，号纯阳子，传曾二举进士不第，游长安遇钟离权，百岁而童颜，全真道奉为北祖之一，通称吕祖，平日以孝、悌、忠、信教化乡里，深为乡人尊敬。

李元度，汉族，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生于道光元年（1821）。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

江忠源(1812-1854) 晚清湘军初期统帅。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举人。1854年1月14日被太平军击败，投水自杀。被清廷追赠总督，谥忠烈。有《江忠烈公遗集》传世。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次年中进士。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

张裕钊(1823～1894) 近代散文家、书法家。字廉卿。湖北武昌（今鄂州）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

黎庶昌(1837—1896)，男,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薛福成（1838～1894） 中国清末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字叔耘，号庸盦。1865年（同治四年），江南甲子科乡试时,薛福成参加,但并未作答,而是致书曾国藩，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得到曾国藩召见，遂得入其幕，并参与镇压捻军。一生著作甚丰，有《庸盦全集》（10种）、《庸盦笔记》、《庸盦文别集》，以大量政论而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乃是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国学大师。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6年)，俞樾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教育，辛勤笔耕，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

赵烈文（1832-1894）乳名来求，字惠甫，一字伟甫，江苏常熟人。号能静，室名天放搂。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赵烈文年少时即有才名，实际上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而且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都有涉猎，是属于那种有实学的人。

刘长佑(1818-1887) 清朝大臣。字子默，号印渠。湖南新宁人。初在湖南办团练，1852年随江忠源率乡勇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及天地会起义。1871年后历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主张加强边防，抵抗法国侵略，支持刘永福援越抗法。后病逝原籍。谥武慎。著有《刘武慎公遗书》。

李元度（1821-1887）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李元度应召入幕。后随军陷武昌、汉阳。五年，曾国藩于湖口、九江战败，退守南昌，他返湘募平江勇一军赴援。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

彭玉麟（1816—1890）清末湘军将领，湖南衡阳人。字号，雪岑、雪琴。早年曾参与镇压新宁李沅发起义。1853年（咸丰三年）跟从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并购洋炮。次年于湘潭之战击败太平军，任知县。1868年会同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营制。著有《彭刚直公奏稿》、《彭刚直公诗集》。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这位清朝的著名人物想必大家早有耳闻，而他传世的书籍也让人受益匪浅，其中为人处世的道理也非常值得学习。但后世人对他也有不少成见，但是身在那个年代必须要以自己的处境来看待事情，道不同不想为谋。

但有一个人，却是令曾国藩十分为难的，他曾经三次救了曾国藩，但曾国藩的回报却是三次无情的弹劾。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其实他就是李元度(1821年-1887年)，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

生于道光元年，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卷、《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光绪13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廿七日(1887年11月12日)病逝任内。

当时李元度曾三次从身心上拯救过曾国藩，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公私混淆，只要李元度一打败仗，曾国藩就弹劾他，一共弹劾了三次，就像是报答一样，有些脾气暴的人可能会破口大骂了，但这一件事也被世人所津津乐道。不过曾国藩为人处世还是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的。

李元度(1821年-1887年)，汉族，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生于道光元年（1821）。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湖南通志》。光绪13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廿七日（1887年11月12日）病逝任内。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对书信格式极为讲究，显示了他恭肃、严谨的作风。

文学赏析

《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和清朝社会末期的重要资料。曾国藩继桐城派之后，溯源经史，别立湘乡派，行文镇定，形式自由，于点点滴滴的真实生活中见真情、蕴良知，充分体现了他"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李元度

李元度(1821年-1887年)，汉族，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生于道光元年(1821)。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卷、《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湖南通志》。光绪13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廿七日(1887年11月12日)病逝任内。

彭玉麟

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封一等轻车都尉。他的诗由俞曲园结集付梓，题名《彭刚直诗集》。

曾国藩弟子的成分非常复杂，既有担任京官时接收的，如江忠源、李鸿章，也有后来逐渐纳入门中的，如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既有科举考试中的门生，如俞樾，也有正式投帖拜师的入室弟子，如赵烈文；既有不被接纳但有师生之实的，如刘长佑，也有从开始就追随他，自认为弟子的，如李元度、彭玉麟。

江忠源(1812-1854) 晚清湘军初期统帅。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举人。1854年1月14日被太平军击败，投水自杀。被清廷追赠总督，谥忠烈。有《江忠烈公遗集》传世。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次年中进士。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

张裕钊(1823～1894) 近代散文家、书法家。字廉卿。湖北武昌（今鄂州）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

黎庶昌(1837—1896)，男,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薛福成（1838～1894） 中国清末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字叔耘，号庸盦。1865年（同治四年），江南甲子科乡试时,薛福成参加,但并未作答,而是致书曾国藩，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得到曾国藩召见，遂得入其幕，并参与镇压捻军。一生著作甚丰，有《庸盦全集》（10种）、《庸盦笔记》、《庸盦文别集》，以大量政论而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乃是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国学大师。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6年)，俞樾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教育，辛勤笔耕，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

赵烈文（1832-1894）乳名来求，字惠甫，一字伟甫，江苏常熟人。号能静，室名天放搂。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赵烈文年少时即有才名，实际上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而且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都有涉猎，是属于那种有实学的人。

刘长佑(1818-1887) 清朝大臣。字子默，号印渠。湖南新宁人。初在湖南办团练，1852年随江忠源率乡勇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及天地会起义。1871年后历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主张加强边防，抵抗法国侵略，支持刘永福援越抗法。后病逝原籍。谥武慎。著有《刘武慎公遗书》。

李元度（1821-1887）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李元度应召入幕。后随军陷武昌、汉阳。五年，曾国藩于湖口、九江战败，退守南昌，他返湘募平江勇一军赴援。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

彭玉麟（1816—1890）清末湘军将领，湖南衡阳人。字号，雪岑、雪琴。早年曾参与镇压新宁李沅发起义。1853年（咸丰三年）跟从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并购洋炮。次年于湘潭之战击败太平军，任知县。1868年会同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营制。著有《彭刚直公奏稿》、《彭刚直公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