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梵名(Arhat)，指能断除一切烦恼，达到涅 境界，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修行圆满又具有引导众生向善的德行，堪受人天供养的圣者。有杀贼、应供、无生的意思，是佛陀得道弟子修证最高的果位。罗汉者皆身心六根清净，无明烦恼已断(杀贼)。已了脱生死，证入涅(无生)。堪受诸人天尊敬供养(应供)。于寿命未尽前，仍住世间梵行少欲，戒德清净，随缘教化度众。 十八罗汉的源流 在中国寺院中常供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 五百罗汉，通常是指佛陀在世时常随教化的大比丘众五百阿罗汉，或佛陀涅后，结集佛教经典的五百阿罗汉。十六罗汉主要流行于唐代。在唐代《法住记》载，谓佛陀临涅时，嘱付十六大阿罗汉，自延寿量，常住世间，游化说法，作众生福田，故佛寺丛林里常雕塑罗汉像，供养者众。 据《法住记》所载，十六尊罗汉承佛敕命，永住世间守护正法，即：一宾头卢跋罗堕、二迦诺迦伐蹉、三迦诺迦跋厘堕、四苏频陀、五诺矩罗、六跋陀罗、七迦理迦、八伐罗弗多罗、九戍博迦、十半托迦、十一罗怙罗、十二那伽犀那、十三因揭陀、十四伐那婆斯、十五阿氏多、十六注荼半托迦。 盛传于世的十八罗汉，一种说法是十六罗汉外再加绘达摩多罗尊者与布袋和尚，或降龙、伏虎二尊者。最早记录这件事的是宋代苏轼，他在《自南海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罗汉》文中一一列举出十八罗汉的姓名，前十六位罗汉即《法住记》中列的十六罗汉名，新增补的两位罗汉，第十七位是“庆友尊者”，即《法住记》的作者；第十八位是“宾头卢尊者”。这与第一位其实是同一位，只不过一个用全称，一个用尊称。后来，宋代志磐在《佛祖统计》卷三十三中提出新见解，认为第十七位应是迦叶尊者；第十八位应是君徒钵叹尊者，也就是“四大罗汉”中不在“十六罗汉”中的那两位。 但是，到清代乾隆年间，皇帝和章嘉呼图克图认为第十七位罗汉应是降龙罗汉即迦叶尊者；第十八位应是伏虎罗汉，即弥勒尊者。皇帝钦定，自此十八罗汉就以御封为准了。 藏传佛教十八罗汉的第十七位是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第十八位是弥勒。 十八罗汉与中国绘画 佛教传到中国后，罗汉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题材。 历代画家绘的十八罗汉画像见于著录的，有后唐的左礼（见明都穆《铁网珊瑚》十三）、前蜀的贯休（见《秘殿珠林）九）、宋代的李公麟（见《秘殿珠林》三、《盛京故宫书画录》二、《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五）、瞿汝文（见《式古堂书画考》二）、贾师古（见《岳雪书画录》二）；僧海仑（见《秘殿珠林》）；元代的赵孟（见（秘殿珠林续编》）、钱选（见《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五）、张渥（见《盛京故宫书画录》三）、方壶（见《古芬阁书画记》），明代的仇英（见《秘殿珠林》二十）、吴彬（见《石渠宝笈》三）、丁云鹏（见《梦园书画录》、《秘殿珠林》十二、《盛京故宫书画录》三、《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五）、钱贡（都穆《十百斋书画录》二十二）、李麟（见《秘殿珠林二集》）、陈范（见《秘殿珠林》八）。 管道升所绣《罗汉图》，即二十罗汉，后人沿俗仍称之“十八尊者”。 中国五代时对罗汉的信仰开始风行，并有值得注意的发展。由十六罗汉演变为十八罗汉，主要是从绘画方面促成的。当时画十六罗汉像的画家也有加绘两人的。有人推论说，原来画的大约是《法住记》的述说者庆友尊者和译者玄奘法师。这种设想可能符合最早的事实，但时日久远，难以明确考证。 现在所知的最早的十八罗汉像，是前蜀简州金水张玄画的十八阿罗汉，宋苏东坡得之于儋耳，题了十八首赞(见《东坡七集》)，但未标出罗汉名称。其次是贯休画的十八阿罗汉，苏东坡自海南归，每首标出罗汉名称，于十六罗汉外第十七为庆友尊者，第十八为宾头卢尊者，即第一位尊者宾度跋罗惰的重出(见《东坡七集》续集十)。苏氏所得的张玄画是从民间来，这可能表明这种图当时已很普及，张氏累世所画的也不在少数。据苏氏所记，这幅图颇有生活情趣，每个罗汉均有童子、侍女、胡人等十二人作陪衬，颇类世俗画的“燕居图”。苏东坡是深明佛学的人，他把第十八位罗汉称为宾头卢尊者可能是照抄当时流行的说法，也可能是基于夷夏观念，不愿把中土的玄奘法师与十七位外域的尊者掺合在一起。当然也不排除苏东坡不知“宾头卢”系“宾度跋罗惰”的异译的可能。宋绍兴四年

方濬颐。方濬颐，字子箴，号梦园，安徽定远人。收藏书、画甚富，精鉴赏，颇负时名，著有梦园书画录。根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示，梦园鉴赏印主人是方濬颐，是他画画是所用到的印章，是非常贵重的物品。

肯定不算丫，，德风堂老师觉得，。。。

1书画真迹鉴定有哪些标准？

何谓书画真迹之标准，一是风格，二是用笔，风格称之为特征，用笔称之为特点。特征和特点组成一个书画真迹标准，特征为表，特点为内在。特征来自结构，特点则来自作者之心神，缺一而不可。脱离了这个标准，就没有真迹之说。鉴定真假以事实为准，人们总是再讲真迹形神兼备，有形而无神为假，而无神无形更不能为真。一个书画家用一生的经历创造出自己的面目，是溶智慧，思想，学识，魄力和刻苦钻研形成的结晶，包含着作者的本性，从而形成了大家承认的风格标准。风格标准是由作者的思想指挥，在正常情况下即使有变化也是渐进形的，前有逐步而后有延续。造假的手段多种多样，许多的手段真可谓前所未闻，不要低估造假者的能力，有的不比作者的水平差，他们研究对象的风格，研究对象的手段，研究对象的思想，但是他们研究的再透毕竟不能百分之百代替对象，毕竟会漏出马脚。

2收藏书画都有哪些禁忌啊？

收藏书画有五忌，一是忌污染，如油渍、汗渍、茶渍和灰尘等，灰尘常吸附酸性物质、霉菌孢子，使纸张酸化、生霉。二是忌生霉，特别是黑、黄、红、紫等各种产生颜色的霉菌，产生的霉斑极难清除。三是忌虫蛀，蠹鱼、烟草甲等害虫，往往能把书画蛀蚀得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四是忌光照，一般光源都含有紫外线，紫外线使纸张发黄、发脆。五是忌潮湿，纸张易吸湿，吸水后纸易生霉长虫、腐烂。除易因虫蛀腐烂而损坏之外，人为损坏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火灾、战争等的破坏，使许多珍贵的古籍、古字画、古文献佚失。

一般来说纸质文物的保护难度很大，收藏不当，会损坏藏品的品相。古人收藏书籍要用函套，字画用精制的画匣。制作画匣的材料要精选，防止木材中的油性物污染纸张，古代的木画匣不但选材讲究（常用樟木），而且是多层材料复合，外层是樟木，中间为楠木，最里层用上等丝绸，画还要用布套包裹。

手再干净也含有油脂、汗渍、灰尘和霉菌等污染物，因此拿取书画要带手套，观赏时人与书画保持15米左右的距离，以免讲话时唾液飞溅到书画上。秋高气爽的季节；可以将收藏的书画取出掸尘、晾放，让吸收的水分挥发。现代家具材料中含有大量甲醛气体，甲醛不但对人体有毒，而且还会损害书画，因此现代橱柜不适宜存放珍贵纸质文物。南方梅雨季节空气中湿度大，气温高，是虫霉高发时节，此时要使用专用干燥剂和防虫防霉剂，防潮及抑制虫霉的生长。

我国传统的造纸方法，是一种手工技术，主要工艺过程为：植物原料粉碎、沤制、蒸发、制浆、造纸、干燥，传统造纸法不须用化学助剂，而现代造纸是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生产出的纸张都经过数种乃至数十种造纸化学助剂的处理，纸上残留的化学助剂，带来许多副作用，使纸张耐老化性很差，较难长久保存。

3怎样才能搞好书画鉴定？从事这项工作需具备哪些知识？ 一、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

古人的名号，往往很多。最简单的是一名一字，如孔丘字仲尼。王羲之字逸少等。不简单的除名字外，有号，有别号。尚有乳名、小名、谱名。名又往往有别名；字，也往往有别字。号与别号多的书画家，往往一人有几十个。如明代山西书画家博山就有青竹、九峰等四十多个别号。清初的朱若极，薙发为僧后更名元济，又名超济，又作道济，字石涛，号苦瓜阿长，别号清湘老人、清湘陈人、清湘遗人、苦瓜和尚、石道人、瞎尊者、济山僧、枝下人、小乘客、钝根老人、零丁老人等等，不胜详举。虽然每一个名字，都与每一个人思想根源结合在一起，某一名号，都是以表示一部分思想，但是名号太多，每每使看画的人记不清楚，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故名号以少为宜。然画家的名号，又不宜太少。什么原因呢？一则因中国绘画到了近代，由于题款美的高度发展，一幅画中，往往要有十处款或三处款的必要。如石涛所作的花卉十二通景屏，幅面系六尺纸对开二条幅合成。画面上就题有五六处款之多。题一处款均须要题一作者姓名及钤盖作者印章以为结束。倘使四、五处款，均写一个同样的名号，及盖同一名的图章，就觉得有雷同呆板的毛病，非常难看。又中国绘画通行册页，、一部册页，多至十六页、二十四页不等。每页均需题款，每款的末尾，均需有名号印章以为结束。中间有少数同名同章，是所不免的。虽然印的大小方圆，字的刻法，可尽量使其变化。但整个册页中，如说每页所题的名号，所钤盖的印章，都是一样的，自然有雷同呆板之嫌。又每处收梢题名时，因配着未行地位的长短关系，字数往往有多有少。字数少，则题以简单的名号。字数更多者，则题以重叠不同的名号，或加以作画地点等等，来拖长字数，以适合末行长短的地位。现举例如下。

《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三《双钩桃花》：

大雪飞扬，惊喜欲狂。一般忍性，颠倒用章，此老年太过不及也，济，又。

这就是石涛在《双钩桃花》上所题的第二处款。这第二处款是因图章盖倒了，故加以盖图章倒的说明，以表示郑重，然因地位不多，末尾只题写一“济”字，一“又”字，以表明济又题的意义。这幅桃花的第一处题款，因地位有空，先题首七绝，并附有跋语，收梢空处多，故题有重叠不同的名号，并记有作画的地点。兹录如下：

度索山光醉月华，碧空无际染朝霞；

东风得意乘消息，变作夭桃世上花。

如此说桃花，觉得似有还无。人间不语，何泥作繁华观也。清湘、大涤子、钝根、济，并识于广陵之青莲阁。

石涛诗文书画，无不擅长，且造诣至深。在书法方面，小楷行书表书，无不精工，放所绘画的题识，或穷款；或短歌，或长款，或多处款，均极尽变化，恰到好处，可称古代题款圣手。石涛的题款所以能恰到好处，当然与他诗文书法的造诣有关，但与他长短的名号，也有相当关系。因此，要弄明一人，就需要查核书画家的字、号、别名、本名和斋室名。

这类常用的工具书有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陈乃乾编的《室名别号索引》。本书所收人物，从先秦至清末，计室名、别名一万七千多条。由于此书所收别名只限三字以上的，因此必须补查岭南大学图书馆1937年刊行，陈德尝著的《古今人物别名索引》。本书收录古今人物四万余个，截于1936年为止，收录别名七万余条，凡属字、号、溢号、斋舍自署、爵里称谓以及帝王庙号、书画家题识、文学家笔名等均——载入。相同的别名——加以区别。书后附《补遗》与《续补遗》，补收了明清，特别是清末民初的人名。还可补查人民美术出版社196O年出版，商承祚、黄华合编的《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本书收秦汉至民国的书画家篆刻家约一万六千人，分上下两卷。上卷从字号查本名、籍贯、生卒年、技艺擅长、师友渊源或曾任官职，所有古地名均注明现行省、县名。下卷，从姓名查字号，下注上卷页码。本书未收录室名，从室名查姓名，则要借助于前述两部索引。

除此之外，还可查《中国画家大字典》、《历代画史汇传》、《画徴录》、《国朝画识》、《墨香居画识》、《桐荫论画》、《寒松阁谈艺录》、《中国美术史图录丛书》中的《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中国书法史图录》、《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绘画史图录》等书。《中国绘画史图录》分上下两册，选收了战国至清代历代画家的代表作品六百零八幅。图录以时代、作者为序编排，不仅影印作者的代表作品，而且简介每一作者的生平事迹，说明每幅作品的形制、内容、特点。如对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及作品《女史箴图》便有如下说明：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人。义熙（4O5～418年）初官散骑常侍，卒年六十二岁。恺之博学有才气，善画，师卫协。人称“虎头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此图绢本，纵二五厘米，横三四九厘米。

设色画：西晋张华所作《女史箴》中的故事，句意，大都叙说关于女子的封建道德，节操问题，每段书有“箴”文，末款“顾恺之画”四字。画用游丝描，人物形象生动，山、树和人的比例则大小不称。看出了早期绘画的古拙状态。

全书图文结合，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绘画成就。

同姓名是常见的现象。要准确地查出一个人的姓名，就要善于辨别书画家的同姓名。如果不加辨别，必然发生差错。遇到同姓名而产生疑问时，即使学识渊博的学者，也要翻阅有关工具书，这样才不至把同姓名的人误认为一人。关于同姓名问题，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远在南北朝时，南朝梁元帝萧绎就编有《古今同姓名录》一卷，此后几朝，或为之作续补，或新编同姓名录。目前查考历代同姓名较为合用的是《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彭作桢先生吸收前人所编同姓名录的成果，参考经史百家、清代传记及22省通志、测资料，作了增补修订。书中收录上古至1936年同名同姓者总计五万六千七百人，其中姓四百零三个、同姓名一千六百个。在姓名下分别注明同姓名者的各自简况，有时还注明资料来源。

掌握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对于书画的鉴定工作很有帮助。这些问题往往被某些作伪者忽略，假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话，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问题。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咏》册，《石渠宝笈》卷三之十六著录，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沈度书于春草堂。”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七十八岁。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四十五年了，所以这件字册不用看实物也能肯定它是伪品。又如明代姚绶《三清图》轴，清代方睿颐《梦园书画录》卷八之十五著录，款云：“三清图，永乐五年岁在丁亥秋日写，云东逸史公绶。”考姚绶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这件东西也是伪品。正因为书画家的生卒时间对书画的鉴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就必须尽可能多知道一些为好。

但是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正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第一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

如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1199年），卒于元代贞元己未（1295年），九十七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有人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莱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时年六十五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擅长画梅的杨无咎，他的生年在文献中尚未找到明确的记载，但在他的《四梅花图》卷题记中看到有“丁丑人’三字，解决了他的生年问题（绍圣四年，1097年）。

元代柯九思的生年，过去有的书籍上的记载是错误的，如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记载为生于元皇庆元年壬子（1312年）天历二年己巳（1329年）被拜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也就是说，柯九思虚年十八岁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样，问题就来了，人虽有天份，但哪有十八岁就任“奎章阁鉴书博士’的呢？显然，这一记载是错误的。那么柯九思的生年应是哪一年呢？故宫博物院藏元代虞集《诛蚊赋》卷，后尾纸上有柯九思的题跋，柯氏名款下钤盖了几方印，其中一方印文为“唯庚寅吾以降”，这方印章为他的生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考元代有两个唐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无疑问是前一个庚寅年，即1290年。天历二年已巳时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已经虚龄四十了。

南京博物馆有一件颜岳的画，据记载他是明代人，但从实物上看却是清人风格。后来在河南又看到一件他的画，题作于康熙再壬寅，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于是确定了他的时代。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七十八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六十自寿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懵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根据这两件作品可以推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巴（1641年）。另有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末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句作画”。王以坤先生在《书画鉴定简述》中说：“‘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上推五十六年则为明崇祯十五年王午（1642年），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时间。”

书画真迹中蕴藏着大量的资料，特别是画家的生年、籍贯、行履和擅长的艺术种类，随处都可订补文献阙误的例子甚多，以上几例只不过说明这样的一问题：实物和文献，其间也有辩证的关系。文献能提供在实物中见不到和尚未见到的材料，帮助我们鉴定，反过来实物也可以补充或纠正文献的疏漏或错误。但是当二者发生矛盾时，什么情况下应相信实物，什么情况下应相信文献，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

二、文史常识

鉴定者除了要看作品的艺术价值处，也要看到它的历史价值。如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稿》，书法并不佳，但从历史文物的角度来看，却十分珍贵。明人手札，存世件数以万计，它们除了可供研究当时的书法艺术外，还不知蕴藏着多少历史材料。若缺乏历史知识，既无法对这些东西作出恰当的估价，也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来判断它的真伪。

对于艺术家职业生活的了解，也是一种历史知识。明代有些画上空着上款的位置，这是等着有买主来买画时再补写，画卖不掉，上款便始终空着。有些作品因画在前，卖在后，下款和上款分两次写成，所以墨色不一样。上述的现象可能会引起怀疑，可以理解，但并不一定就是伪迹。

在书画鉴定中，常常用避讳来断代。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千字文》卷，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笔，这一点往往被鉴定者忽略过去，且该卷本幅确为宋纸，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所以很多专家都认为是黄庭坚的真迹。后来才有人发现该《千字文》“纨扇圆洁”的“纨”字被改写为“团”字，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因“纨”“桓”读音相近）。考黄庭坚熙宁四年（1105年）卒，距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还有二十一年，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先避讳的道理。因此肯定了《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又如：约五十年前，北京琉璃厂有一幅落款为董其昌的绘画作品，画得很好，落款字数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洁，所以有许多人要买。后来有个人看出了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写最后一笔，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讳。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没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伪造的。以上两例一方面说明我们看书画时，必须笔笔注意，字字注意，处处注意，千万不可大概一看后，马上就轻率地作出是其画或假画的结论来。这样既易受骗，也不易学好鉴别。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历史知识，不知历史上有避讳现象，不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书画的鉴定工作也是做不好的。

书画家在题款时，除了题写年份以后，对于季节、月份、日子也常要继续题写的。如有正书局出版的《中国名画集》第二十三集石涛题款云：

丁卯立秋前一日，于天延阁中作此，纪一日清课耳。清湘、石涛、济山僧。又《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黄山形胜》款云：

丙寅浴佛日，试墨小华之妙处，亦一日之清课也。清湘、石涛、济山僧。日本桥本关雪所藏石涛《梅花图》卷款云：

清湘老人、大涤子十五夜对花写此。

然在绘画上题记年、月、日期，除有纪念性的画件以外，终究不能与文件契约情况相比，必须有明确的日期记载不可。故常有略去日期而仅记载年月的。如程霖生《石涛题画录枯墨褐色山水精品》款说：

己未夏五月，避暑，画于怀谢。湘源、石涛、济道人。《石涛题画录枯墨赭色山水精品》款云：

己未夏日，过永寿方丈为语山法兄大和尚正，弟元济、石涛。又《大涤子题画诗跋》款云：丙寅深秋，宿天龙古院，快然作此。

亦有略去日月季节，仅题年份的，如《大涤子题画诗跋长安雪霁》款云：

长安雪霁，呈人翁先生大维摩正。时庚午，清湘、无济、石涛。

我国写年月的办法，在皇帝专制时代，多用皇帝的年号纪年，如元和某年、赤乌某年、光绪某某年等。书画家用天干地支纪年的更为普遍，也很古。如《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殷墟所发掘的卜文，如“丁丑卜”，“辛酉卜”尤不胜枚举。惟纪年则别立岁阳岁阴请名，如甲为瘀逢，子为困敦，甲子年则为闽逢困敦之年，乙为旃蒙，丑为赤奋若，乙五则为旃蒙赤奋若等等，一般旧文人称它为大甲子。用甲子纪年月日的这种办法，到现在还在实行、应用，成为习惯。在封建皇帝时代，正式的纪年非用皇帝的年号不可。皇帝换了，或皇帝年号换了，纪年的数目，仍旧从新的年号纪起。如光绪三十二年、宣统元年之例。干支是用天干十字，地支十二字配合而成。从甲子到癸亥，轮回一周有六十年。再从甲子起到癸亥为止，又六十年，永久这样轮流下去。

以上举例说明，关于干支、年号方面的历史知识对鉴定书画来说更为具体。如元皇庆虽只二年，由于改元，用到三年，明万历共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才是泰昌元年，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是符合事实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伪作。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月也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十六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又如弘历自嘉庆元年起作了四年的太上皇才死，所以当时宫廷中的文件上的年号，一直沿用到“乾隆六十四年”，设若有一张画落款为乾隆六十一、二、三、四年，也有符合事实的，不能视为伪品。同时年号还有重袭。如果我们对这类问题不了解或知其一、不知其二，鉴定时也会发生差错。

鉴定书画要有文学知识。因为中国传统书画的作者，大都是有相当深邃的文学造诣，有不少书画家，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他们所写所绘，往往与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有些书家喜欢写自己的文章或诗词，而另外的一些书家就喜欢写古人或别人的诗词文章；有些画家喜欢临摹古画，或是画古人诗意，并在其上题写古人的诗句，而另外一些画家则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题写自己所作的诗。如果我们读过他们的集子，熟悉他以及他同时代人的诗文，对他们的思想、感情、画的风格就能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鉴定也是有帮助的。

还有，只能是后代人写出前代的诗词文章，前代人是决不可能写出后代人的诗词文章来的。明人写唐诗、宋词固然常见，如果宋人、元人写了明人的诗便露了马脚。作伪者有时将诗文的作者弄错，张冠李戴。高江村旧藏后入清内府的所谓刁光胤《写生花卉册》，每幅都有南宋赵眘（孝宗）的题诗，书于乾道元年（1165年）。第六幅《蜂蝶戏猫图》竟用了刘克庄《诘猫诗》：“饭有溪鱼限有毯，忍教鼠啮案头书！”刘克庄1187年才出生，赵何能预用此典？题诗自然是后人假造。又如晋代顾俏之《洛神赋图》卷尾纸上虞集的题诗也是后人伪造的，抄的是倪瓒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题卫九鼎《洛神赋图》卷上的诗。倪诗原文为“凌波微步袜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能赋已输曹子建，善图唯数卫山人。”因为顾恺之是今天的无锡市人，所以作伪者将诗中“卫山人”的“卫”字改成锡山的“锡”了。考虞集来威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写出倪瓒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题诗呢？如果我们对古诗文不熟悉的话，像这样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这也可算是凭借文学知识来判断作伪的二个例子。

还有官制、历史地理、文体对鉴别书画也有帮助，文史知识的基础雄厚一些，鉴别书画就会顺当一些。文史知识不多的人，鉴别起来会困难一些。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三、古建筑、衣冠服饰、生活器具等方面的常识

古建筑、衣服、帽子、生活器具等方面的有关知识，对鉴定书画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因为每个时代在建筑、衣冠服饰、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关于这方面的实物证据，有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庙宇壁画和出土的俑、房屋模型及遗留下来的古建筑物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查找文献资料予以相互印证。唐代的建筑、衣冠服饰、生活器具与宋代不同，明代和清代就更不同。如宋代的官服帽子就不是这个样子，宋人《迎銮图》卷和宋人《望贤迎驾图》轴中人物所戴的帽子就是实例。元代主要统治者是蒙古族，他们的衣服帽子与宋代也不同，元人《元后妃太子像》册为我们提供了例证。明代的衣冠服饰又有变化，人都是留发满头，衣服也没有领子，这从明人《宣德行乐图》卷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也可以从明定陵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清代的衣冠服饰为长袍短褂马蹄袖，技等级分成几眼花翎和红缨帽，清人《康熙皇帝南巡图》卷和《乾隆皇帝南巡图》卷中刻划得比较详细。如果作品中人物著长袍短褂马蹄袖，戴着红缨帽和花翎，那末不论这件作品如何黑旧。署的是哪个时代哪个名家的款，我们都可以肯定它是清人的作品。

又如明人仿作的《清明上河图》卷，现在流传有很多本，多半属于仇英一派的画风，是“苏州片”作的假。曾见明人记载，当时每卷售价为纹银一两。在这些伪本《清明上河图》中，建筑物和衣冠服饰等，均是明代的格式，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城墙全都是砖砌的。而这种砖砌的城墙原本是明代初年才出现的，西安城的古城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可是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原本，无论城郭、市肆、桥梁、舟车等等，大都合乎宋代的形制，除了城墙门洞是砖砌的以外，其它多半是土筑的。这幅画中的其它许多物像无一不和南宋初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所讲的汴京风物，诸如“迎门欢楼”、“太平车子”等——吻合。

关于古建筑、衣冠服饰、生活器具等方面的知识，除了看考古资料，查阅文献外，还可以向文管会、考古所搞古建筑的专家，研究古器物的专家和戏剧服装工厂作古典戏曲服装的专家请教。

四、艺术欣赏和对操作方法的了解

书画鉴定不等于对某一些画家和他的作品作全面的艺术评价，但也绝不等于说书画鉴定者不需要具备艺术欣赏能力。前代书画流传，世代受人珍重爱护，原因虽不止一端，但作品的艺术价值是首先被人考虑到的。一般地说来，历史的评价，总是公允的。如果一个鉴定工作者，毫无艺术欣赏能力，那么他对作品真伪的判断也不能算是全面了。历来对于书画真假与好坏的关系有这样两句话：“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定坏。”事实上前人的作品毕竟是真而好的多，假而好的少。我们不能否认有不少真伪的判断地考虑了书画的艺术价值才作出决定的。何况要是鉴定者的欣赏水平低下，又怎能在遇到例外的时候，分辨出其为真而坏，假而好呢？因此经常注意个人的艺术修养，提高欣赏水平，是一个鉴定工作者应当不断努力以求的。至于书画的创作、刻印、制色、制纸、织绢等知识，如果能了解一分，即有一分的用处，为了便于深入理解，艺术形式中的笔法特征，鉴定工作者最好能够下一番临摹古书画的功夫，临一笔比看一笔要容易记得住，多临则能更快地熟悉各种不同笔法的特征，自然也就容易提高了。当然不是说必须书家才能鉴字，画家才能鉴画，但是作为基础知识，了解操作情形，总是有益处的。

从事鉴别工作，必须具备鉴别时用的参考书，如《三希堂法贴帖》、《三希堂释文》、《墨妙轩帖》、《重刻淳化阁帖》、《兰亭八柱帖》和康熙年间的《懋勤殿法帖》，对鉴别字有帮助。尤其是后来收录了自夏禹以来至明代米万钟、历代帝王和名人法书142家，534帖，并有康熙“御书”、“御临”、法帖64种，所刻唐代以前部分，除翻刻毕土安本《淳化阁帖》外，并增刻了不少晋唐楷帖和唐碑，几乎历代所有的名人墨迹、字体都收入了。这对我们掌握各个历史时期书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帮助甚大。

鉴别画的书必须要有《石渠宝笈》《宝笈重编》、《宝笈三编》、《式古堂书画汇考》、《画禅室随笔》、《江村消夏录》、《平生壮观》、《墨缘汇现》、《庚子销夏记》、《清河书画肪箚》、《辛丑销夏记》、《大观录》、《石渠随笔》、《西清剑记》、《佩文斋书画谱》、《美术丛书》等。另有《詹东图玄览》一书，对评鉴和分析画法最为详密，阅读后可增加识别能力。

除上述外，还须具备几种工具书。查画家姓名、籍贯和附有简要评语的《画史汇传》、《画史江传补编》和《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以及《明清画家印鉴》。此外，尽可能多买一些影印古画册，如《两宋画册》、《故宫书画集》、《唐五代末人名迹》、《中国古代绘画选集》、《历代人物画选集》、《辽宁省博物馆画集》、《中国名画集》、《中国美术史图录丛书》中的《中国绘画史图录》、《中国书法史图录》、《中国印章史图录》、《中国版画史图录》等。

主要作品：《加拿大路易士湖雨意》、《蒲甘佛塔》、《桂林漓江春雨》、《仿马麟二老观瀑图》、《新加坡阿答屋》、《庐山含鄱口》、《尼加拉瓜瀑布》、《米南宫笔意溪山雨意图》、《松柏长春》、《仿马麟二老观瀑图》、《不动明王》、《法国中峤春色 》、《狮山晨曦》、《日本高野山》、《米南宫笔意溪山雨意图》、《宋元禅僧笔意散发登山》、《荷藕》、《达摩面壁》等。

不少人把饶宗颐与王国维及陈寅恪相比，因为他们都是在治学上，既博而又能深，在不少学术领域上，具有很大开创性。但王观堂及陈寅恪两位，都未有如饶宗颐教授之艺术成就，所以若以前人相比，饶宗颐应是更近宋代苏轼。

东坡居士不仅是文、史、诗、词等等，都能「新天下之目」，他的书法，为宋四大家之首，绘事开文人画之先。而更像饶宗颐的是他的画为其书名所掩，他的书法为其学术上之光芒所掩。

饶宗颐一向主张学艺双携，二十多年前，世人罕有知其精湛书画，近四份一世纪来，世人多知其书而不知其绘画成就，一点不逊于书法，且有过之。笔者近三十年来，一直有机会亲睹他在绘事的发展，故敢肯定言，他是在近代画史中，一定会占有卓越位置。

二十世纪初，中国画坛随着国势变易而很乏自信，有人到东瀛去间接求取西方绘画知识，有人到欧洲研究绘画。他们提出过全盘改革中国画的讲法，也有讲取西洋画法救中国画之敝。有人主张中国铜器铭文及碑刻上书法入画，以求出路，亦有所谓折衷中西，以求图绘之现代化。近半世纪来，更有不少以各种绘写技法来开创自我画风。

饶宗颐于绘画，入手是用很传统方法。从古人处下功夫，更从造化处得事物的精神。他不排斥西方之理论技法，亦不取自四王以来摹古之风。不讲求「一超而入如来境地」，因为他知道没有深厚根基，翻新花样只是一时云烟过眼，而讲求循序渐进，逐步建立自己风格。这在上面所选一百多件饶宗颐教授近四份一世纪中创作的绘画，可以清楚见到，他的作品，随时间而精进，并无定下了形，精神面貌，越来越精到。

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学问、胸襟、气魄，越来越明显地在其作品中显露出来。中国画之钵于世界其它地域绘画者，是中国绘画的美，是要在画外求之，也就是说，中国画是要内含创作者之人品、学养、性格，甚至世界观。至于技法，不过是帮助创作者把这一些表达得更完美而矣。

饶宗颐在技法上，经过了超越半世纪的磨炼，所谓师古人、师造化、得心源，对于他已经是控制自如之事。而他的学养及学术研究，性情及人生观，现今更圆通无碍地溶在画中，使到他的画成为世人所称，极其罕见之学者画。 饶宗颐的友人和门人成立了一个“选堂教授诗文编校委员会”，替他印行了一部《选堂诗词集》。夏书枚先生说他的诗“实兼采魏晋六朝唐宋人之长，随体而施，靡不尽其神趣”。港大罗忼烈教授说他的词“才大拟于坡仙，格高无愧白石”。可见他的诗词所曾获很高评价。

现选录几首如下：

《泰姬陵》

雄心剩欲寄温柔，倾国生来有底愁。

竞逐名花憔悴损，玉钩残梦冷于秋。

名陵风月异朝昏，眉妩遥山带泪痕。

莫道霸图今已矣，御街坠叶为招魂。

《罗马圆剧场废址》

城旦艰难八载成，劫灰历历古今情。

穹庐犹是凌霄汉，六百年间恨不平。

门锁修龄白日长，人间换尽旧伊凉。

雄狮猛士真何益，未解拽尸意可伤。

欲谱无愁果有愁，北齐歌吹亦温柔。

白杨风起多冤鬼，掷尽头颅可自由。

拽尸(拽出死尸)喻悟得西来意，见《传灯录》。圆剧场为罗马人娱乐游戏之所，公元七十二年，俘犹太人三万驱使建筑，历八载始成，可容观众八万人。地下藏猛兽，供与勇士角斗。一般旅游册子称斗兽场。

少年饶宗颐先生创作的《优昙花诗》，这组诗刚一传出，便使当时潮州诗文界颇为惊叹，诗坛宿学皆与之唱和，这一年是1933年，饶宗颐先生只有十六岁，遂被称誉为“神童”。次年(1934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杂志》刊载了这组诗。由于《文学杂志》发行量极少，世人多不见到，就是省内各大图书馆也未收藏。饶老本人曾托人多方寻觅。1997年才由中山大学研究人员检获，饶老闻知欣喜极了，即书成条幅，以作纪念。

《优昙花诗》

优昙花，俗称昙花，也称“月下待友”、“月下美人”，为多年生常绿肉质植物，原产于喜马拉雅山麓及斯里兰卡(锡兰)。花白色，达20多瓣，极富香气。遗憾的是，昙花深夜开放、翌晨凋萎，观赏期只有几个小时，人们只有牺牲睡眠，才能欣赏到它那动人艳丽姿态，故有“昙花一现”的典故。饶宗颐的咏《优昙花诗》，既描绘了昙花的形神姿色，又赞美了她的品质情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少年饶宗颐的成熟思想和诗歌艺术特色。

第一首，作者吟咏了在自家莼园的荷花池旁，种植的两株昙花，每当夏末秋初月夜时分，昙花吐蕊，皎洁如霜，芳香袭人，恍若白衣仙女下凡。令人惋惜的是，这样美的花，却只开一个夜晚，次日凌晨就凋谢了，多令人伤感啊。当然，诗人歌咏的重点在于昙花的冰肌玉质，在于其不与群芳争妍、稍然离开污浊尘世，返回大苍的洁身自好的高尚品质。真是构思新颖，意趣横生。历代咏昙花的诗作不多，饶宗颐为何赋予昙花这么高的品格，这是因为饶宗颐自小谙熟佛典，《法华经》上说，“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 优昙花是佛家圣洁之花。饶宗颐少年时对它有特别的情感，并且高声赞美，正是其中的原因。

《优昙花诗》第一首主要是咏物；第二首则重在述怀。诗人在这里提出“人世衰荣，变幻难测”之理。他认为，即使“千载”也不足以言修身，转瞬就逼在眼前。“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是诗的结句。对此，他的“太夫子”温丹铭老先生给予爱护和勉励。还说，“饶子年方少，前途远大，吾愿其有以进之也。” 著述要目以下包括学术专著单行本目录、书画集目录、诗词结集及发表目录（至1998年）三方面。

《潮州艺文志》

岭南大学《岭南学报》专号 1935－1937年第五、六合卷

《潮州丛著初编》

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出版 1938年初版 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重印

《楚辞地理考》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初版 台北九思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印

《潮州志》

汕头潮州修志馆发行 1949年初版

《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

香港1950年初版

《海南岛之石器》

国泰印刷所 1951年1月稿（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藏 编号2148—1843）

《明器图录·中国明器略说》（附英译）

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印 1953年

《战国楚简笺证》（油印本）

京都 1954年

《人间词话》平议

香港1955年初版

《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油印本）

京都 1955年

《楚辞书录》

选堂丛书香港1956年1月初版

《巴黎所见甲骨录》

香港1956年12月初版

《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

《选堂丛书》香港1956年初版

《战国楚简笺证》（长沙仰天湖武国楚简摹本）

香港上海出版社 1957年初版

《词乐丛刊》（与赵尊岳、姚志伊合著）

《香港坐忘斋》 1958年10月初版

楚辞与词曲音乐

《选堂丛书》 香港 1958年初版

《长沙出上战国缯书新释》

选堂丛书 香港 1958年初版

《九龙与宋季史料》

《选堂丛书》 香港 1959年11月初版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香港大学出版社 1959年11月初版

《词籍考》

香港大学出版社 1963年2月初版

《文心雕龙研究专号》（主编）

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金喜纪念特刊 1963年 又台北明伦出版社1971年2月初版

《景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居士长短句》

香港龙门书店 1965年5月初版

《潮州志汇编》

香港龙门书店 1965年7月初版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

香港龙门书店 1970年12月初版

《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

新加坡 1970年初版

《敦煌曲》（Airs de Touen-Houang）

with an adapation into French by ProfPaul Demievill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71

《选堂赋话》

香港万有图书公司 1975年5月初版 又见辑于何沛雄编《赋话六种》内香港万有图书公司 1975年5月初版

《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临本》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之一 1975年9月初版 1976年5月增订再版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香港龙门书店 1977年9月初版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丛书1997年再版

《敦煌白画》

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专刊 巴黎 1978年初版

《香雪庄藏砂壶·供春壶考略》（编著）

新加坡 1978年

《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史料丛刊（二）》（法国远东学院共同出版 列该院期刊127号） 1981年初版

《选堂集林·史林》

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1月初版 台湾明文书局重印

《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与曾宪通合著）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专刊之三 1982年初版

《虚白斋书画录》

东京二玄社 1983年初版

《选堂选集》

现代佛学大系第53册 第273－538页 台北弥勒出版社 1984年2月出版

《楚帛书》

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第1版

《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与曾宪通合著）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专刊之四 1985年初版

《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 编）

《东京二玄社》 1983年至1986年

《固庵文录》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年9月初版

《甲骨文通（一）：先公、先王、先妣、贞人》（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9年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

1990年4月初版

《敦煌琵琶谱》（编）

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一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0年12月台一版

《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0年初版

《近东开辟史诗》（编译）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1年1月台一版

《敦煌琵琶谱论文集》（编）

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1年8月台一版

《Question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Raised by the Silk Road》

（Translated by Denis CMair & Victor Hmair）

Sino - Photonic Papers No26; September, 1991Order from

P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eli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PA19104－6305,USA）

《老子想尔注校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

《文辙——文学史论集（上、下）》

台湾学生书局 1991年11月初版

《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10月初版

《广济桥史料汇编》（与张树人合编）

香港新城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1993年2月第一版

《画（左）宁（右）页——国画史论集》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3年6月20日初版

《梵学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7月第一版

《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与曾宪通合著）

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8月第一版

《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编纂）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11月第一版

《甲骨文通检：地名（二）》（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年初版

《潮州本草》 排印本

《楚辞参考资料》 （又名《楚辞别录》）（编）油印本

《澄心论萃》（胡晓明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敦煌曲续论》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1996年版

《选堂文史论苑》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文化之旅》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华学》（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

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选堂书画集》

香雪斋 1978年1月

《选堂扇面册》

芥子居 1985年1月

《饶宗颐书画集》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9年

《选堂书楹联初集》

香港艺苑出版社 1992年6月

《饶宗颐翰墨》

香港艺苑出版社 1992年8月

《饶宗颐书画》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10月

《瑶山诗草》

1947年

《选堂诗钞》（甲午）之诗心四首

香港大学文学院年刊 1958年4月12日

《选堂近诗》

《蓝字四页（有李棪斋小引）》 1964年

《白山集》（线装）

1966年3月

《黑湖集》

Le Recueil du lac Noir；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法译;Etudes

Asiatiques;XXII·1968年于瑞士印行；油印本

《固庵词》（排印本）

1968年于香港

《晞周集》（线装）

1971年3月 另有排印本

《宋元吟韵继声十首》

香港明报月刊 1973年6月 第48－52页

《宋元行吟图题诗》香港明报月刊 1973年7月 第48－52页

《选堂诗词集》

选堂教授诗文编校委员会 1978年1月

《佛国集》

《欧游杂诗》 油印本

《浙东游草》

香港明报月刊 1985年2月 第61－64页

《古村词》

香港明报月刊 1985年3月 第16－17页

《题日本五山僧所著书五首》

香港明报月刊 1986年1月 第134页

《九州诗槁》

香港明报月刊 1986年10月 第69－70页

《揽辔集——日本纪行诗稿》

谭汝谦编《港日关系之回顾与前瞻1845－1987年——香港日本文化协会25周年纪念特集》 香港日本文化协会 1988年 第483－490页

《题伍蠡甫长卷八段锦小景》、

香港明报月刊 1989年3月 第73页

《云冈绝句（三首）》

香港明报月刊 1989年3月 第73页

《选堂诗词集》

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公司 1993年1月台一版

《澄心选萃——饶宗颐的艺术》

香港中国健康工程引发基金会 1999年8月

《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9月

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后寓上海。出身寒士，二十五岁始出游苏州、湖州、杭州、嘉兴、上海一带，一生贫困潦倒，以卖画为生，诗书画有声大江南北。性格傲岸，同邑诗人画家孙原湘将他和善弹琴作画的李馨及工词的李士欣，并称“虞山三布衣”，作歌赞之。蒋宝龄交游广，结交诸多诗人和画家。如画家钱杜、改琦、王学浩、汤贻汾、程庭鹭、费丹旭、戴熙等，诗人郭麐、王三佐，藏砚家嘉兴计芬、藏书家歙县鲍廷博、鉴藏家海宁蒋光煦等。

道光十九年(1839)到上海，曾发起组织小蓬莱书画会，集诸名士于小蓬莱作书画雅聚，为上海民间画会早期组织之一。曾拜同乡徐涵为师，习诗文书画。山水画初学文徵明，后同钱杜交游得指授，晚年上溯董源、巨然。长于细笔山水，境界清和，笔墨能兼容各家，以松秀、简劲见胜。在晚清摹古风气浸染下，亦难免“刻意摹仿，笔端浮躁”。

长子茝生，字仲篱；次子芸；女蕖，皆能画，茝生画艺能承家学。弟子有嘉善郭龄（号松泉）、震泽卫蘧（字叔瑜，号鹤生）等。

道光四年(1824)在绍兴白洋寓中为王鲲(旭楼)作《秋光满径图》轴，图录于日本《支那南画大成补遗》；《仿文徵明青绿山水图》扇面藏常熟博物馆；《谷湖吟社图册》著录于《别下书画录》；《罗两峰像》著录于《梦园书画录》；1922年1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山水十六帧》影印本。

诗文奇涩超越，孙原湘评其诗格像唐朝的孟郊、贾岛。著有《琴东野屋诗集》二十卷，另撰有《墨林今话》十八卷。后其子蒋茞生撰《墨林今话续编》一卷，记载自清乾隆中期至道光、咸丰年间的书画家，共一千二百八十六人，大多为蒋氏父子所认识的江浙人士，以随笔形式叙录书画家的仕履、游踪、交往、生活琐事及诗作，咸丰二年(1852)成书。为清末颇有史料价值的绘画史论著作。

书画鉴定仅仅凭借肉眼与经验识别，其可靠性有很大的局限性，也存在困难并很难形成说服力，尤其是在拍卖现场或研讨会上;行业内都通过辅助性的便携式视频显微镜来进行现场识别! 如Anyty的MSA200\WM401TV等显微镜识别可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在100-200倍率左右就可很清晰看到宣纸的材质、墨迹的深浅、印章的细节、力度等信息，在显微镜下一目了然，有经验的古画、字画爱好者，根据这些信息，就可判断字画的年代、出入及真伪。

也因便携式视频数码显微镜的分享性比较强，适用于现场（拍卖会、客户现场、朋友间的分享）;又可实时拍照摄像，可进行对比存储;且便携式数码显微镜一般都有对比及测量功能，是辅助书画的鉴定分析必备工具。

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

掌握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对于书画的鉴定工作很有帮助。这些问题往往被某些作伪者忽略，假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话，那么，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问题。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咏》册，《石渠宝笈》卷三之十六著录，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沈度书于春草堂。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78岁。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所以这件字册不用看实物也能肯定是伪品。又如：明代姚绶癸《三清图》轴，清代方颐《梦园书画录》卷八之十五著录，款云三清图，永乐五年岁在丁亥秋日写，云东逸史公绶。考姚绶永乐二十一年癸卯生，弘治八年乙卯卒，73岁。永乐五年姚绶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这件东西也是伪品。正因为书画家的生卒时间对书画的鉴定有直接关系，所以就必须尽可能多掌握它。

但是，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真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第一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

例如：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籍贯、生卒时间、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又如：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1295），97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来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时年65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元代柯九思的生年，过去有的书籍上的记载是错误的，例如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记载为生于元皇庆元年壬子（1312），天历二年己巳（公元1329年）被拜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也就是说，柯九思虚龄18的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人虽有天份，大哪有18岁就任奎章阁鉴书博士 钤的呢？显然，这一记载是错误的。那么柯思九的生年应该是哪一年呢？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诛蚊赋》卷，后尾纸上有柯九思的题跋，柯氏名款下钤盖了几方印，其中一方印为唯庚寅吾以降，这方印章为他的生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考元代有两个庚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无疑问是前一个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天历二年己巳时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已经虚龄40了。

再如：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中国传统书画的作者，大都具有相当深邃的文学造诣，有不少书画家，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所写所绘，往往与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有一些书画家喜欢写自己的文章或诗词，而另外的一些书画家几喜欢写古人或别人的诗词文章；有些画家喜欢临摹古画，或是古人诗意，并在其上题写古人的诗句，而另外一些画家则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题写自己的所作的诗。这种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书画家本人的喜欢和购买者的所求而决定的。只有后代人写出前代人的诗词文章，而前代人是决不可能写出后代人的诗词文章来的。如果发现了前代人写了后代人的诗词文章的话，可以肯定这件东西是伪造的。例如：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尾纸上虞集的题诗就是后人伪造的，抄的是倪瓒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题卫九鼎《洛神赋图》卷上的诗。倪诗原文为凌波微步袜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能赋已输曹子建，善图惟数卫山人。因为顾恺之是无锡人，所以作伪者倪诗中卫山人的卫字改成锡山的锡了。考虞集宋咸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写出倪瓒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题诗呢？如果我们对古诗文不熟悉的话，像这样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

在书画鉴定中，还常常用避讳分为避朝讳（避当皇帝及先帝的名字）与避家讳（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两种。在鉴定学中，避朝讳比比较容易掌握，避家讳就比较难以掌握了。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缺写一笔（多为最后一笔），另一种是将避讳的字换个意思相尽的替代字，还有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空格不写。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千字文》卷，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所以这一点就被忽略过去，该卷本幅确为宋纸，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所以我们就初步定为黄庭坚真迹。后来又发现该《千字文》纨扇圆的纨字被改写为团字，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因纨、桓读音相近而避讳）。考黄庭坚宁四年（1105）卒，距钦宗靖康元年（1126）还有21年，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算避讳的道理，因此，肯定了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

又如南宋赵（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写的已被刻入《三希堂帖》的《行书千字文》卷，将文内玄字改成元、殷字改成商、树字改成竹、贞字改成清、敬字改成敬字少写最后一笔、竟字改成馨、恒字改成齐、匡字改成辅、桓字改成泰、纨字改成团、丸字改成弹、朗字改成晃、悬字改成迁。共计改写了14个字，都是宋讳。玄、悬、朗避赵氏始祖名玄朗，敬、竟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殷避太祖之父名弘殷，匡避太祖名匡胤，恒避真宗名恒，贞避仁宗名祯，树避英宗名曙，让避英宗生父名允让，桓、纨、丸避钦宗名桓。

又如：约50年前，北京琉璃厂有一幅落款为董其昌的绘画作品，画得很好，落款字数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洁，所以有人要买。后来有人看出了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写最后一笔，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讳。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没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伪造的。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识的丰富与否，对于鉴别书画的真伪，也有相当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识不多，那么，那种改写的避讳字是不易看出来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将作品的真伪断错。

当然，运用避讳进行书画断代，首先要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五年开始避讳的，在此以前这样的字是不避讳的。如果见到一幅宋代人写的字或者绘画作品的题诗，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对这些不避讳是符合规律的，而款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这些字不避讳就不合规律，就有问题了。

我们这儿所讲的只是一般的情况，此外，也还有极个别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贴》卷中，前后有两个殷字，一个缺一笔，另一个就不缺。这就要根据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

同时，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高宗所书的《临古二体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文内的字均避唐讳（诸如渊、世、民等字均被避讳），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

总之，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