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

抗战期间，立志抢救古籍于滔天战火的郑振铎，偶见一部由“清常道人”手抄编定的元明杂剧。此前，传世的元代杂剧不过百种，而这部《古今杂剧》收录元明杂剧达242部。他欢呼这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

“清常道人”恰是常熟藏书楼“脉望馆”主人赵琦美的自号。

如今，赵琦美父亲赵用贤的宅子保存完好。门口柱子左右，悬挂着这么一副楹联：“一榻春生琴上月，百花香集案头书。”穷尽文人坐拥书城的诗意生活图景。

楹联的题写者是瞿启甲，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主人。

铁琴铜剑楼

因为家中藏有一把唐代古琴和一柄青铜剑，瞿氏家族的后人将藏书楼由之前的“恬裕斋”更名为“铁琴铜剑楼”。这么一改，平添了一股豪气。

瞿氏家族的确心存豪气。

他们藏书，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精神劲头足，访书的气场阔达，正如他们掷地有声的豪言，“宁舍腴田百十亩，不弃秘笈一两橱”。

他们也读书，以研究者的姿态校对古籍，编订书目，畅游书海，让知识生长，让历史开花，让智慧延续。

他们更护书，太平军围剿清军，进入常熟，挨家挨户搜捕。面对刀枪丛林，文弱书生瞿秉清挺身而出，振臂一呼：“军中可有读书人否？军中可有读书人否？”让行伍之人亲眼见识了文人的刚。

铁琴铜剑楼广场

他们还献书，秉承“藏以致用”的理念，心里念着的是“书贵流通，能化身千百，得以家弦户诵，善莫大焉”。

新中国成立，瞿氏三兄弟遵照长辈的遗训，将全部收藏无偿捐献给国家。

郑振铎深表震撼：“先生们化私为公，将尊藏宋元明刊及抄校本捐献中央人民政府，受领之余，感佩莫名。”

涓涓流水，千回百转，一路欢歌，终归大海。

位于常熟古里镇的铁琴铜剑楼，历经二百余年的风雨沧桑，依旧巍然独存。

这里有两副对子历来广受推崇。一是“独鹤窥朝讲，邻鸡听夜琴”，一是“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

题写者均为翁同龢。

翁同龢纪念馆

在清代，常熟人翁同龢是风云人物。他以藏书的方式续写着文脉传承的故事。

2000年4月，翁同龢五氏孙翁万戈和夫人，从海外携带翁氏精品藏书善本回国，由上海图书馆整体收藏。这批翁氏藏书，共计80种542册，其中8种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翁同龢故居正厅取名“彩衣堂”。其中堂所配对联温和而有力——“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

读书这事、藏书这事，在常熟是一场没有接力棒的接力赛。

环城河春色

以藏书、护书、献书为己任的瞿启甲，曾经出任常熟县立图书馆首任馆长。当年他工作的地方，经过改建和修缮，现在是戴逸学术馆。戴逸将之命名为“衣山楼”。

常熟人戴逸总结自己的人生足迹，只是说：“我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笔墨的一生。”

在戴逸学术馆开馆之际，他将自己收藏的15000多册图书捐献出来，让常熟的书香更浓郁、更醇厚。

“德润青史”，这是“人民艺术家”王蒙给戴逸的题词。

书画家侯德昌写的是“笔底纵横千篇作，茅屋犹存万卷书”。

从“宁舍腴田百十亩，不弃秘笈一两橱”到“笔底纵横千篇作，茅屋犹存万卷书”，由“自述”而“他评”，时间跨度上百年，彰显出常熟人在文化传承上的用心、自信与决绝。

常熟的文化积淀，熟透了。

位于常熟虞山街道环城东路上的虞阅书房，是一个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有读者在卡片上留言道：“此时，我坐在小镇的虞阅书房里，落地大玻璃外有密布的树丛，书房里一排一排书寂静地守着，在沙发与沙发之间，流淌着柔和的音乐，谁能不爱这样的时刻呢？”

门外，书房的玻璃橱窗上赫然刻着一行字：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创新不忘传承，传承而不守旧。常熟人深谙“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道理，并努力加以践行，让优秀传统文化俏起来、美下去。

凤禧文化艺术中心位于常熟尚湖湖畔。旗袍是这里的主打产业。这里推出一款“乔其书法纹样旗袍礼服”，面料上布满苏东坡的那首“花褪残红青杏小……”，汉字的形态、大小、深浅经过精细编排，古典的气息洋溢开来。

常熟有一家知识餐厅推出答题环节，如成绩尚可，就餐有折扣。题面五花八门，包括“以下哪道美食属于常熟特产”“马是怎样睡觉的”“清代从摹习古法掌握绘画基本知识的教科书是什么”等。

在这家餐厅，一个“小炒肉套餐饭”，由五花肉、杭椒、东北大米烹制，食材来自各地，于是菜单上配发的是汪曾祺的句子，“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一个“蚝油生菜”，请出的则是杜甫《立春》中的名句，“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

“常熟山上有只花升箩，三岁小囡也会唱山歌。山歌不是爷娘教，自肚聪明自己做。”常熟白茆山歌传唱了几千年。

白茆山歌

如何让传统山歌曲调焕发出新风采？

传统山歌《隔河杨树着根青》，曲调冗长悠远、高亢苍凉，抒发着内心的悲伤，“叫我唱歌就唱歌，唱歌郎肚里苦楚多。六月里太阳似火，背心晒得赤乌焦”。

当代常熟音乐人综合运用现代音乐手段，对这首歌进行改编与创排：

“春天太阳暖洋洋，大地滋润禾苗壮。麦苗青青菜花黄，满园春色嗨起来。春耕号子应天响，布谷声声头上叫，绿水青山赛天堂，美丽乡村我家乡……”

“春天山歌”，是这首歌的新名字。

古琴

常熟素以“红木之乡”闻名，苏式木作成为高雅的象征。常熟市东方红木家具艺术馆馆长姚向东突发奇想：为何不将乡贤《富春山居图》以木雕的形式加以还原？

2015年春天，海峡两岸木雕工艺师联手，开始在上等的花梨木上劳作。20多名工艺师分别采用透雕、镂雕、阳雕、阴雕等不同手法，化皴为刻，以刀代笔，刀工紧随黄公望的笔锋，将平面的《富春山居图》转化成红木木雕的半立体场景。

“两岸木雕师共同创作木刻版《富春山居图》，进一步让黄公望的经世之作，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引导者。”台湾三义木雕理事长蔡仁福说。

常熟古琴艺术馆

如今，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已经举办三届。观摩以往的获奖作品，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在两岸青年学子的手下被创造性地激活。比如说——

一组名为“山”的调味罐系列，以调味罐架的把手、罐身和浮雕，分别与黄公望浅绛山水的三要素轮廓、皴法、渲染相对应，述说着深邃而悠远的意境。

虞山蝶椅是一组具有现代感和实用价值的蝴蝶凳，灵感源于中国传统家具“蝶几”中的“开与合”概念，并将常熟虞山的自然形态融入椅子的线条走势之中。

“熟在养人”

方塔

虞山东岭有言子墓，周边草木葱翠，乾隆题写的“道启东南”石坊自有威严。

常熟人言偃，字子游，在《论语》中时常露面。孔子曾说：“吾门有偃，吾道其南。”而言偃也被誉为“南方夫子”。

《史记》中记载：“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9月28日，言子旧宅经过修复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展示言子思想底蕴、精神风采、儒学文化的重要场所。

常熟在保护言子思想的物理空间，也在拓宽言子思想的精神空间。

环城河畔

出生于常熟市支塘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青莲，是一位无机化学家。他说在家乡读小学时，校长是位秀才，因为“廉明谦和”，为学生所崇敬。而学校的环境清静、优美，“运动场的一边种有四棵整齐挺拔的梧桐树，象征着为人也要那样正直高洁”

母校校长的为人风范和家乡四棵梧桐树的身姿，参与了张青莲的人生成长和思想成型。

9月20日，“脊梁——庞薰琹的艺术强国之路”展览在常熟美术馆开幕。这位从虞山脚下走出去的美术家早就宣告：“美术也须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走上十字街头。”

展览有部分内容是他到贵州80多个苗族、布依族村寨进行实地调查的成果。他说：“少数民族都比较单纯，善良，内心是美的，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内在的美。”

常熟人就善于发掘和呈现一种“内在的美”。

南城初雪

4月27日，常熟为散文诗歌集《寒窗孤梦》举行首发式。这本新著的作者高淳，出生于1984年，自小患有先天性肌弛症，行动受到严重阻碍。但他用唯一能动的右手食指控制鼠标，进行文学创作，字数已经超过340万字。

“好书就像一颗颗闪耀在黑暗中的明星，它们能给失望的人们带去点点亮光，让美好的希望撒遍江河大地。”高淳说。

画家姚新峰也致力于寻觅江河大地“内在的美”。他生活的常熟市海虞镇，曾经有不少渔村。他经常跟渔民打成一片，感受他们的日常点滴。

姚新峰时不时把自己的画给渔民兄弟看看。他们都乐了：画的不就是眼前的这个景吗？就这么一个景，画到画上怎么那么好看！再好好看看这个景，还别说，的确挺好看！

位于昆承湖西路的中国常熟世界联合学院，鼓励来自全球上百个国家的学生养成用心观察的习惯。

世界联合学院

2018年9月，虞山书院在这里揭牌，始建于元代的“文学书院”再度重生。书院设立中国项目中心，旨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撒向全校师生的心田。

书院面积总计3800平方米，为典型的江南水乡民居建筑，粉墙黛瓦，兼具庭院、水榭、亭台等苏式园林传统建筑元素。

“学术正人心自淑，教化行风俗斯美。”这是虞山书院学道堂门口以篆书写就的楹联，可视为常熟在文化传承上的一个总括、一个昭示。

日出指卯时。《黄帝内经素问·脏气法时论》：“脾病者，……日出甚。”参十二时：十二时为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时。见《黄帝内经灵枢·经别》。时辰是古代的计时单位。每一时辰相当于2小时，子时相当于晚上11时至次日早1时，丑时相当于早1～3时，余类推。此外又有把子时称夜半，或午夜（也称子夜）；丑时称鸡鸣；寅时称平旦；卯时称日出；辰时称食时；巳时称偶中；午时称日中；未时称日昳；申时称晡时，或称日晡所；酉时称日入；戌时称黄昏；亥时称人定等（《左氏传》昭公五年注）。这些命名与我国古代人民的生活习惯有关，且较符合黄河流域地区昼夜推移的特点。中医学在观察证候时，有时与时辰相联系。如鸡鸣时泄泻为命火式微，属肾泻；日晡所潮热为阳明腑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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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是中国古人对于世界的一种笼统说法，不同时期所指的地理范围是有变化的。

“天下”一词最早是出现在先秦古籍中，比如《诗经·小雅·北山》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庄子》中还有一篇文章取名为“天下”。这时的天下实际上并不大，具体而言，大概指的便是夏商周三代王权所统治的范围。夏商时主要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周代则包括了长江流域的湖北以及江浙地区等地。另外，周边未被“王化”的地区，因其没有形成稳定的国家，所以其所居之地一向被视为王权之下的暂时未开垦之地。因此其时君王一旦南面称孤，也就是“王天下”“得天下”了。但先秦的一些哲学家则对“天下”的范围存在不同的理解，比如庄子认为“天下”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也认为儒家所说的“天下”实际上只占真正的天下的1/80，但这些观点多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无稽之谈。

到秦代，随着郡县制的设立，中国的疆土得到极大扩张，“天下”的概念也随之扩大，南边和东边都到了大海边，北边和西边则依旧没有具体边界，只笼统地包含了北方少数民族所居之地和西域。西汉时期，西边的丝绸之路开通，中国开始和西亚、欧洲乃至非洲等地的国家有生意往来和文化交往。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还曾派使者前往当时的罗马帝国（当时中国人称之为“大秦”），只是因故未能到达目的地。2世纪中叶，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派使者给汉桓帝送来了礼物。因此汉代时人们开始知道真正的“天下”要比自己想象的大得多。但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们基本接触不到远邦异国的信息，所以直到清代中期，中国人还是习惯性地以包括中国以及周边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处于中国文化圈以内的日本、朝鲜等国在内的区域为“天下”。因此这里的天下已经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概念，而非地理意义。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天下，指的仅是中国。而这句还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说，显然他知道“天下”并没有这么小，而只是将“天下”作为一种政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