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汉 班固,班超之妹。

代表作：续写汉书。

班昭，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大约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一个“家有藏书，内足于财”的显贵人家，她十四岁时嫁给曹世叔为妻，早年守寡，活了七十多岁。其父班彪，很有学问；长兄班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次兄班超，乃立功西域的一代名将。班昭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在父兄的教导和影响下，熟读儒家经典和各种典籍，使班昭成为一个博学广识的学者，为日后续写《汉书》打下坚实基础。她对祖国文化事业的突出贡献，是整理并续成重要的史学巨著《汉书》。

汉武帝太初年间，司马迁写成了宏篇巨著的《史记》。司马迁去世以后，虽有人补写，班彪认为“多鄙俗，不足以踵其书”。他便收集史料，撰写《后传》60余篇，意在续补汉武帝以后所缺的部分，但未及完成就因病辞世。班固继承父志，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着手编写“包举一代”、囊括西汉历史的史书《汉书》。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班固完成了《汉书》的主要部分。不料，公元92年，班固因受统治阶级内部政争的牵连，入狱而死。这样，班氏父子花费几十年心血编纂的《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完，同时整个书稿面临着散佚的危险。所幸的是，汉和帝知道班昭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识过人的巾帼奇才，即召她和马续到皇家的东观藏书阁续修《汉书》。班昭为继父兄遗志，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从此，她在藏书阁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史籍，整理、核校父兄遗留下来的散乱篇章，并在原稿基础上补写了八表和《天文志》。至此，这部完整的《汉书》，历经40年的编撰工作，终于完成。虽先后经过四个人之手撰写，但读起来却“后先媲美，如出一手”，十分和谐。

除整理、续写《汉书》外，班昭在传播和普及《汉书》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汉书》问世以后，因《汉书》多用古字，比较难读，读了也多不通晓。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就在皇家图书馆的东观藏书阁讲解《汉书》，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

班昭除了在史学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外，她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著有赋、颂、铭、谏、书、论等文章16篇，辑成《大家集》三卷，但可惜大都失传，现只留下《东征赋》和《女诫》7篇。

不仅如此，班昭近还具有优秀的品质和忠实的人生态度。突出地表现在她一生孜孜不倦，善于思考，她学习孔子的教育方法，启发受教育者谈出自己真实的思想，然后再根据其理想、志趣加以引导。她既志存高远，又面对现实，不强求不易得到的幸福和生活上的富有。她认为生命是有限的，不能因聪明而延长，也不能因愚昧而缩短。应该不惜身家性命报效国家。忠，会带来吉利，奸，会遭到祸殃。要恭敬、谨慎、勤恳、谦逊，要清心静气没有贪心，严以律己，光明正大。

班昭的德才深得汉和帝的器重，和帝多次召她进宫，让皇后和诸嫔妃拜她为师，向她学习儒家经典、天文、数学，从而使班昭声名大震。每当遇有外邦前来贡献异物时，皇帝便让她即席为赋作颂。因班昭丈夫姓曹，人们便尊她为“曹大家”（当时人们把学识高、品德好的妇女尊称为“大家”；“家”在此读姑）。后邓太后临朝当权，班昭曾以师傅之尊，参与政事，深受信任。班昭逝世后，皇太后亲自为这位多年的老师素服举哀，由使者监护丧事，死后也给予她应得的荣誉。

清代女作家赵傅在《后汉列女颂（并序）》中赞她“东观续史，赋颂并娴。”作为第一位女史学家和文学家，班昭名留青史，光照人间。虽然《女诫》提出了一套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和三从四德的规范与理论，后成为封建社会妇女的行为准则，影响深远，客观上做了封建主义压迫妇女的“帮凶”，但才学出众的班昭，依然不愧是古代妇女智慧的代表，也是古代妇女的骄傲，班昭优秀的品质和忠实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唐琬：陆游表妹兼妻子。

代表作：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意缄心事，独语斜难。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妆欢。瞒、瞒、瞒！

唐琬是我国历史上常被人们提起的美丽多情的才女之一。她与大诗人陆游喜结良缘，夫妇之间伉俪相得，琴瑟甚和。这实为人间美事。遗憾的是身为婆婆的陆游母亲对这位有才华的儿媳总是看不顺眼，硬要逼着陆游把他相亲相爱的她给休了。陆游对母亲的干预采取了敷衍的态度；把唐琬置于别馆，时时暗暗相会。不幸的是，陆母发现了这个秘密，并采取了断然措施，终于把这对有情人拆散了。有情人未成终生的眷属，唐琬后来改嫁同郡宗人赵士程，但内心仍思念陆游不已。在一次春游之中，恰巧与陆游相遇于沈园。唐琬征得赵某同意后，派人给陆游送去了酒肴。陆游感念旧情，怅恨不已，写了著名的《钗头凤》词以致意。唐琬则以此词相答。

词的上片交织着十分复杂的感情内容。“世情薄，人情恶”两句，抒写了对于在封建礼教支配下的世故人情的愤恨之情。“世情”所以“薄”，“人情”所以“恶”，皆因“情”受到封建礼教的腐蚀。《礼记。内则》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陆母就是根据这一条礼法，把一对好端端的恩爱夫妻拆散了。用“恶”、“薄”两字来抨击封建礼教的害人本质，极为准确有力，作者对于封建礼教的深恶痛绝之情，也借此两字得到了充分的宣泄。“雨送黄昏花易落”，采用象征的手法，暗喻自己备受摧残的悲惨处境。阴雨黄昏时的花，原是陆游词中爱用的意象。其《卜算子曾借以自况。唐琬把这一意象吸入己作，不仅有自悲自悼之意，而且还说明了她与陆游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晓风干，泪痕残”，写内心的痛苦，极为深切动人。被黄昏时分的雨水打湿的了花花草草，经晓风一吹，已经干了，而自己流淌了一夜的泪水，至天明时分，犹擦而未干，残痕仍在。这是多么的痛心啊！以雨水喻泪水，在古代诗词中不乏其例，但以晓风吹得干雨水来反衬手帕擦不干泪水，借以表达出内心的永无休止的悲痛，这无疑是唐琬的独创。“欲笺心事，独语斜阑”两句是说，她想把自己内心的别离相思之情用信笺写下来寄给对方，要不要这样做呢？她在倚栏沉思独语。“难、难、难！”均为独语之词。由此可见，她终于没有这样做。只因封建礼教的残酷不仁。这一叠声的“难”字，由千种愁恨，万种委屈合并而成，因此似简实繁，以少总多，既上承开篇两句而来，以表现出处此衰薄之世做人之难，做女人之更难；又开启下文，以表现出做一个被休以后再嫁的女人之尤其难。

过片“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这三句艺术概括力极强。“人成各”是就空间角度而言的。作者从陆游与自己两方面设想：自己在横遭离异之后固然感到孤独，而深深爱着自己的陆游不也感到形单影只吗？“今非昨”是就时间角度而言的。其间包含着多重不幸。从昨日的美满婚烟到今天的两地相思，从昨日的被迫离异到今天的被迫改嫁，这是多么不幸！但不幸的事儿还在继续：“病魂常似秋千索。”说“病魂”而不说“梦魂”，显然是经过考虑的。梦魂夜驰，积劳成疾，终于成了“病魂”。昨日方有梦魂，至今日却只剩“病魂”。这也是“今非昨”的不幸。更为不幸的是，改嫁以后，竟连悲哀和流泪的自由也丧失殆尽，只能在晚上暗自伤心。“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四句，具体倾诉出了这种苦境。“寒”字状角声之凄凉怨慕，“阑珊”状长夜之将尽。这是彻夜难眠的人方能感受得如此之真切。

大凡长夜失眠，愈近天明，心情愈感烦躁，而本词中的女主人公不仅无暇烦躁，反而还要咽下泪水，强颜欢笑。其心境之苦痛可想而知。结句以三个“瞒”字作结，再次与开头相呼应。既然可恶的封建礼教不允许纯洁高尚的爱情存在，那就把它珍藏在心底吧！因此愈瞒，愈能见出她对陆游的一往情深和矢志不渝的忠诚。

与陆游的原词比较而言，陆游把眼前景、见在事融为一体，又灌之以悔恨交加的心情，着力描绘出一幅凄怆酸楚的感情画面，故颇能以特有的声情见称于后世。而唐琬则不同，她的处境比陆游更悲惨。自古“愁思之声要妙”，而“穷苦之言易好也”（韩愈《荆潭唱和诗》）。她只要把自己所遭受的愁苦真切地写出来，就是一首好词。因此，本词纯属自怨自泣、独言独语的感情倾诉，主要以缠绵执着的感情和悲惨的遭遇感动古今。两词所采用的艺术手段虽然不同，但都切合各自的性格、遭遇和身分。可谓各造其极，俱臻至境。合而读之，颇有珠联璧合、相映生辉之妙。

最后附带指出，世传唐琬的这首词，在宋人的记载中只有“世情薄，人情恶”两句，并说当时已“惜不得其全阕”（详陈鹄《耆旧续闻》卷十）。本词最早见于明代卓人月所编《古今词统》卷十及清代沈辰垣奉敕编之《历代诗余》卷一一八所引夸娥斋主人说。由于时代略晚，故俞平伯怀疑这是后人依据残存的两句补写而成。但明人毕竟与宋相隔不远，故本文仍据明人所见，将此词介绍给读者。

蔡琰：即蔡文姬，东汉蔡邕之女。 作《胡笳十八拍》: 汉末大乱，连年烽火，蔡文姬在逃难中被匈双所掳，流落塞外，后来与左贤王结成夫妻，生了两个儿女。在塞外她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曹X平定了中原，与匈奴修好，派使邪路用重金赎回文姬，于是她写下了著名长诗《胡笳十八拍》，余述了自己一生不幸的遭遇。琴曲中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琴歌等版本。曲调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蔡文邪路思念故乡而又不忍骨肉分离的极端矛盾的痛苦心情。音乐委婉悲伤，撕裂肝肠

蔡文姬16岁时嫁给卫仲道，卫家当时是河东世族，卫仲道更是出色的大学子，夫妇两人恩爱非常，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卫仲道便因咯血而死。蔡文姬不曾生下一儿半女，卫家的人又嫌她克死了丈夫，当时才高气傲的蔡文姬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回到娘家。后父亲死于狱中，文姬被匈奴掠去，这年她才二十三岁，被左贤王纳为王妃，居南匈奴12年，并育有二子，此间她还学会了吹奏“胡笳”及一些异族的语言。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感念好友蔡邕之交情，得知文姬流落南匈奴，立即派周近做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壁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这年她三十五岁，在曹操的安排下，嫁给田校尉董祀，就在这年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蔡文姬嫁给董祀，起初的夫妻生活并不十分和谐。蔡文姬饱经离乱忧伤，时常神思恍惚；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生得一表人才，通书史，谙音律，自视甚高，对于蔡文姬自然有些不足之感，然而迫于丞相的授意，只好接纳了她，在婚后第二年，董祀犯罪当死，她顾不得嫌隙，蓬首跳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曹操念及昔日与蔡邕的交情，又想到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倘若处死董祀，文姬势难自存，于是宽宥了董祀。

从此以后，董祀感念妻子之恩德，对蔡文姬重新评估，夫妻双双也看透了世事，溯洛水而上，居在风景秀丽，林木繁茂的山麓。若干年以后，曹操狩猎经过这里，还曾经前去探视。蔡文姬和董祀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为妻。

文姬一生三嫁，命运坎坷，丁廙在《蔡伯喈女赋》描述了她的婚姻：

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

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矅鲜。

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语言；

参过庭之明训，才朗悟而通云。

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

曳丹罗之轻裳，戴金翠之华钿。

羡荣跟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

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

文姬博学多才，音乐天赋自小过人，她6岁时听父亲在大厅中弹琴，隔着墙壁就听出了父亲把第一根弦弹断的声音。其父惊讶之余，又故意将第四根弦弄断，居然又被她指出。长大后她更是琴艺超人。她在胡地日夜思念故土，回汉后参考胡人声调，结合自已的悲惨经历，创作了哀怨惆怅，令人断肠的琴曲《胡笳十八拍》；嫁董祀后，感伤乱离，作《悲愤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伪作）。

相传，当蔡文姬为董祀求情时，曹操看到蔡文姬在严冬季节，蓬首跣足，心中大为不忍，命人取过头巾鞋袜为她换上，让她在董祀未归来之前，留居在自己家中。在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出很羡慕蔡文姬家中原来的藏书。蔡文姬告诉他原来家中所藏的四千卷书，几经战乱，已全部遗失时，曹操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当听到蔡文姬还能背出四百篇时，又大喜过望，于是蔡文姬凭记忆默写出四百篇文章，文无遗误，可见蔡文姬才情之高。

薛涛（770-832）：字洪度。父薛郧是一京都小吏，安史之乱后居成都，薛涛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出生。

薛涛幼时即显过人天赋，八岁能诗，其父曾以“咏梧桐”为题，吟了两句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薛涛应声即对：“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涛的对句似乎预示了她一生的命运。十四岁时，薛郧逝世，薛涛与母亲裴氏相依为命，迫于生计，薛涛凭自已过人的美貌及精诗文、通音律的才情开始在欢乐场上侍酒赋诗、弹唱娱客，被称为“诗伎”。

唐德宗时，朝廷拜中书令韦皋为剑南节度使，统略西南，韦皋是一位能诗善文的儒雅官员，他听说薛涛诗才出众，而且还是官宦之后，就破格把乐伎身份的她召到帅府侍宴赋诗，薛涛遂成为成都著名营伎（供镇守各地的军事武官娱乐所用的乐伎）。一年后，韦皋惜薛涛之才，准备奏请朝廷让薛涛担任校书郎官职，后虽未付诸现实，但“女校书”之名已不胫而走，同时也被世人称为“扫眉才子”。后来，韦皋因镇边有功而受封为南康郡王，离开了成都。继任剑南节度使的李德裕，同样非常欣赏薛涛之才，在薛涛的有生之年，剑南节度使总共换过了十一位，而每一位都对她十分青睐和敬重，她的地位已远远地超过了一般的绝色红伎。

当时与薛涛交往的名流才子甚多，如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辈庆、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等，都与薛涛有诗文酬唱，但真正让薛涛动了深情的却是元稹，薛涛初见元稹时已四十二岁，比元稹大十一岁，当时元稹任监察御史，于唐宪宗元和四年春天奉朝命出使蜀地，两人在蜀地共度了一年。

薛涛在闲雅之余，常把乐山特产的胭脂木浸泡捣拌成浆，加上云母粉，渗入玉津井的水，制成粉红色的特殊纸张，纸面上呈现出不规则的松花纹路，煞是清雅别致，她便用这种纸来誊写自己作的诗，有时也送些诗笺给友人，人们把这种纸笺称为“松花笺”或“薛涛笺”。唐人喜用彩笺题诗或书写小简，其实都是学了薛涛的样。

晚年，薛涛在成都远郊筑起吟诗楼，隐居其中，直至唐文宗太和五年逝世，时年六十二岁。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她亲手题写了墓志铭，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上“西川女校书薛涛洪度之墓”。

薛涛诗集名《锦江集》，共五卷，诗五百余首，可惜未流传下来。在全唐诗中收录其诗八十九首。

朱淑真 宋代女作家。号幽栖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海宁（今属浙江）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蕙风词话》称"淑真与曾布妻魏氏(魏夫人)为词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有人据朱淑真《璇玑图记》作于绍定三年(1230),定为南宋人。但魏仲恭《断肠诗集序》作于淳熙壬寅(1182),则绍定当为绍圣(1094～1098),与魏夫人生世相合。她出生于仕宦家庭。父亲曾经"宦游浙西"。朱淑真少喜读书，酷爱文学，善为诗词。自称"翰墨文章之能,非妇人女子之事,性之所好，情之所钟，不觉自鸣尔"（《掬水月在手诗序》）。她主要生活在杭州，出嫁后又跟随丈夫游宦异乡。从诗集中可以看出她曾到过淮南,也曾远渡潇湘。因婚姻不遂素志,所以精神极其痛苦，悒悒而终。据传朱淑真一生创作的诗词很多,她死后"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魏仲恭《断肠诗集序》）。艺术中国 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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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淑真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她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由于婚姻不如意，她写有大量描写个人寂寞生活和抒发内心痛苦的诗篇，如《愁怀》："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以及《长宵》、《冬夜不寐》等，都流露了一种"珠泪向谁弹"，"闷怀脉脉与谁说"的孤独之感。朱淑真诗歌的题材还是比较广泛的,她用诗歌记游、赠答,并表达客居异乡时对"亲帏"、"亲庐"的怀念。她还写了一些咏史诗,议论历史,品评人物，都很有见地。如《项羽二首》、《陆贾》、《韩信》、《张良》、《晁错》等,赞颂了"盖世英雄力拔山"的项羽、"能将新语悟宸衷"的陆贾、"男儿忍辱志长存"的韩信、"功成名遂便归休"的张良、"一言请削独干诛"的晁错。她《自责》诗写道:"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流露了对于妇女所受的封建束缚的愤慨不平。她还常常表现出对于蚕桑、农事和人民生活的关怀,写有《苦热闻田夫语有感》、《喜雨》、《新冬》等诗。她还作有许多写景咏物诗,湖光山色,四季景物的变易，都被她艺术地再现于诗歌之中。艺术中国 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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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下来的朱淑真词有30首左右，在数量上远不及她的诗，而且其中还有赝品。但其成就却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如〔菩萨蛮〕"山亭水榭秋方半，凤帏寂寞无人伴。愁闷一番新，双蛾只暗颦。起来临绣户，时有疏萤度。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以及〔蝶恋花〕"楼外垂杨千万缕"、〔谒金门〕"春已半"等，都是很优秀的抒情词。她在词中还常常表现"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减字木兰花〕）的孤单寂寞生活和苦闷哀愁的情感。这与她的诗基本格调完全一致。这些词虽然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才华被压制、婚姻不如意的不幸命运，但总的来看，其思想内容是比较单薄、消沉的。朱淑真还有一部分词，如〔清平乐〕"恼烟撩露"、〔江城子〕"斜风细雨作春寒"等，表现了对于爱情的热烈向往与追求。作为一名女作家，因为这些词对于恋爱生活的描写非常坦率、大胆,语言又极泼辣、通俗,所以曾经受到某些维护封建伦常的评论者的指责，如说她是"未适乎情性之正"（《东维子集》卷七），"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杨慎《词品》卷二）。艺术中国 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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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淑真词继承晚唐、五代词风，又接受了柳永、周邦彦等人的影响。语言清新秀丽，善于运用委婉、细腻的手法表现优美的客观景物和个人的内心世界。她在宋代是成就仅次于李清照的杰出女词人。陈廷焯说："朱淑真词才力不逮易安，然规模唐、五代，不失分寸。"（《白雨斋词话》卷二）魏仲恭说,朱词"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断肠诗集序》）。艺术中国 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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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有南宋魏仲恭辑《断肠诗集》10卷，《后集》8卷（有残缺）,钱塘郑元佐注,又《补遗》1卷。有《武林往哲遗著》本。又,《断肠词》1卷，有四印斋本。今人冀勤有《朱淑真集注》，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本。（邓魁英）艺术中国 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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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女作家。号幽栖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歙州（州治今安徽 歙县），南宋初年时在世。生于仕宦家庭，相传因婚嫁不满，抑郁而终。能画，通音律。词多幽怨，流于感伤。也能诗。有诗集《断肠集》、词集《断肠词》。《断肠集》有宋郑元佐注本。（《辞海》1989年版）艺术中国 ArtXcn

断肠词：词集名。南宋朱淑真作。一卷。淑真为钱塘（今浙江杭州）女子，因自伤身世，故以“断肠”名其词。有明毛晋汲古阁课《诗词杂俎》本、清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等。（同上书）艺术中国 ArtXcn

淑真钱塘人，幼警惠，善读书，工诗，风流蕴藉。早年，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淑真抑郁不得志，抱恚而死。父母复以佛法并其平生著作荼毗之。临安王唐佐为之立传。宛陵魏端礼辑其诗词，名曰《断肠集》。（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艺术中国 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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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辛卯，有云间客扶乩于片石居。一士以休咎问，乩书曰：“非余所知。”士问仙来何处，书曰：“儿家原住古钱塘，曾有诗篇号断肠。”士问仙为何氏，书曰：“犹传小字在词场。”士不知《断肠集》谁氏作也，见曰“儿家”，意其女郎也，曰：“仙得非苏小小乎？”书曰：“漫把若兰方淑士，”曰：“然则李易安乎？”书曰：“须知清照易贞娘，朱颜说与任君详。”士方悟为朱淑真，故随问随答，即成浣溪沙一阕。随又拜祝，再求珠玉。乩又书曰：“转眼已无桃李，又见荼蘼绽蕊。偶尔话三生，不觉日移阶晷。去矣去矣，叹惜春光似水。”乩遂不动。或疑客所为，知之者谓客只知扶乩，非知文者。

　　李清照（1084－1155），济南章丘人，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派代表。生于书香门第，在家庭熏陶下小小年纪便文采出众。对诗词散文书画音乐无不通晓，以词的成就最高。词清新委婉，感情真挚，且以北宋南宋生活变化呈现不同特点。前期反映闺中生活感情自然风光别思离愁，清丽明快。后来因为丈夫去世再加亡国伤痛，诗词变为凄凉悲痛，抒发怀乡悼亡情感也寄托强烈亡国之思。有《易安居士文集》等传世。代表作有《声声慢》、《一剪梅》、《如梦令》等。其文学创作具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居婉约派之首，对后世影响较大，称为“易安体”。

译文：

从前，楚灵王喜欢男子有纤细的腰身，所以朝中的一班大臣，惟恐自己腰肥体胖，失去宠信，因而不敢多吃，每天都是吃一顿饭用来节制自己的腰身。

（每天起床后，整装时）先屏住呼吸，然后把腰带束紧，扶着墙壁站起来。等到第二年，满朝文武官员脸色都是黑黄黑黄的了。

寓意：细腰既写出了楚灵王的不良嗜好，也映照出了满朝臣子的谄媚之态。

出自墨子的《墨子·兼爱中》。原文：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扩展资料：

“楚王好细腰”的典故在其演变定型过程中，出现了独特的性取向异化现象。在《晏子春秋》、《韩非子》、《尹文子》和《荀子》的短语中，“士”这个专指男性的关键字消失了。

即细腰的主体中性化了。往后的演变是进一步女性化。这是在异性恋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最早出自东汉初期名将马援的长子马廖。

公元77年，即典故的主角楚灵王死后第六百零六年，马廖在《上长乐宫以劝成德政疏》里，比喻当权者的爱好引导时尚潮流时，使用了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的句子。他的《疏》被收入东汉范晔编撰的《后汉书》和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这两本著作是古代士子必读之书，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马廖在《疏》里选用 “宫中”这个词汇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的《疏》是写给亲妹妹马太后看的。当时的皇帝汉章帝由马太后从小养育长大，但不是马太后的亲生骨肉。

也许是考虑到这种微妙的亲疏关系，马太后一生行事惶诚惶恐，非常小心。她对三位国舅的要求也特别严格，生怕他们逾越礼仪制度，招致不测之祸。

如果马廖在《疏》中使用 “朝中”或 “国中”等词汇, 就会使人联想到汉哀帝断袖的故事。根据非礼勿言的儒家礼仪，这是对太后的大不敬，也有影射先帝的嫌疑。

用 “宫中”一词则政治正确，因为在汉宫中，除了皇帝和太监外，没有其他男人，其余的都是女人。马廖的微言大义，使得 “楚王好细腰”的性取向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也投合社会上大多数人们对这个典故的理解。由于细腰的主体异化成女性，从 “楚王好细腰”的典故又衍生出一个子典故：楚腰。

汉以后的诗词使用 “楚腰”这个子典故时，不再含有 “当权者的爱好引导时尚潮流”的比喻意义，而仅用来形容女性细小的腰身。

-楚王好细腰

人物诗词

《封神演义》主要诗句

第14回 诗曰：

两朵莲花现化身，灵珠二世出凡尘。

手提紫焰蛇矛宝；脚踏金霞风火轮。

豹皮囊内安天下；红锦绫中福世民。

历代圣人为第一，史官遗笔万年新。

第34回 诗曰：

异宝灵珠落在尘，陈塘关内脱真神。

九湾河下诛李艮，怒发抽了小龙筋。

宝德门前敖光服，二上乾元现化身。

三追李靖方认父，秘授火尖枪一根。

顶上揪巾光灿烂，水合袍束虎龙纹。

金砖到处无遮挡，乾坤圈配混天绫。

西岐屡战成功绩，立保周朝八百春。

东进五关为前部，枪展旗开迥绝伦。

莲花化身无坏体，八臂哪吒到处闻。

扩展资料

哪吒是中国神话史上足已有千余年流传广大的神仙，从古到今的大部分故事主要出自于明代古籍的两部神话文学作品《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特别是封神中哪吒更为有名；平时常见的形象也都来自于此。

两部书之中共同的哪吒特点：诸多武器、闹海杀龙、剔骨还亲、藕体莲身、多头多手、生而为战等；这些都是哪吒身上的五大重点特征。在古代文人所创的名著文献中均成为现如今数代人的信仰，其经典形象是大名鼎鼎的存在，是全书最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没有他就不是完整的封神传说。

从整部《封神演义》全书之中，哪吒是主角人物，拥有专属的个人故事、单独的剧情线，共有三个回目章节专门写哪吒的事迹（第12、13、14回 都是哪吒篇），不仅写下他一家的事情，从其前世今生、出生来历、神能法宝、身世经历、家庭背景、人际关系 等各种来龙去脉的细节都有完整交代，包括后期事迹、结局归宿。

前文三回独立性篇章的主角，后文故事基本都与伐纣混合一起描写，出场忽多忽少，部分为主场独领风骚，促进姜子牙的关键人物。

封神作者对于哪吒描写极多，给他添加了一大堆设定和情节，同时是封神小说里登场最多的一个人物，不仅出场率奇高，且当属全书最有个性和精彩内容的著名经典人物，作者先写哪吒的独场秀故事，后来姜子牙等人物才陆续出场，而其他很多人物的出身背景基本都省了。

作为主角的姜尚也不例外，相比于许多没头没尾的角色，哪吒是唯一拥有详细出身且结局极好的人物；除了登场时机更选在姜尚下山之前、详细描述外，哪吒全家四口人还有美好的成圣结局，可见作者对他的偏爱与待遇分量。

你好，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古诗的意义

　　“古诗”的原意是古代人所作的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编辑本段]古诗体，又称古风。

　　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

　　古体诗的字数和诗行：

　　古体诗没有固定的诗行，也不会有固定的体式。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四言诗，远在《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所以古体诗仍以五言、七言为代表。

　　五言古诗，是古体诗的正统，写的人很多。

　　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

　　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另有一类杂言古诗，诗行里的字数长短相杂，参差不齐。

　　[编辑本段]古诗词包括以下内容：

　　从时间上说指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词是宋代人的发明，又叫长短句。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诗。

　　古体诗

　　古体诗是依照古代的诗体来写的。在唐人看来，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因此，所谓依照古代的诗体，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诗人们所写的古体诗，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受近体诗的格律的束缚。唐初开始形成的、在字数、声韵、对仗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格律诗，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唐代以及其后的诗人仍有写古体诗的。 我们可以说。凡不受近体格律的束缚的，都是古体诗。 古体诗分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 近体诗分为绝句、律诗。

　　近体诗

　　近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 律诗和绝句的区别主要在于句数上。绝句共有四句，律诗共有八句。律诗共有八句，一、二两句为首联，三、四两句为颔联，五、六两句为颈联、七、八两句为尾联。绝句又叫"截句"。绝句可对仗，也可不对仗，但是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则必须对仗，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都有平仄的要求。八句以上的律诗称为排律。

　　以下是一些经典古诗：

　　《一剪梅》

　　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莲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行路难》

　　李白

　　金樽青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将进酒》

　　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你同销万古愁。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离思》

　　元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七步诗》

　　曹植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雁门太守行》

　　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 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 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 提携玉龙为君死。

　　《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劝学》

　　颜真卿

　　三更灯火五更鸡，

　　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首方悔读书迟。

　　古诗歌的常识：

　　1韵脚：韵文句末压韵的字，如李白《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乡是韵脚。

　　2押韵：诗歌辞赋押韵使音调和谐优美，如李白《静夜思》押ang韵。

　　3律诗的结构：共八句，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

　　4古诗的节奏和韵律：

　　从句式上看，古诗一般四字为二、二；五字为二、二、一；七字为二、二、二、一、

　　从意义上看，有时因表意需要也有特殊情况如：势拔|五岳|掩|赤城，这样就成了

　　二、二、一、二式。

　　5因为古诗原没有标点（标点是后人添加上的），所以一行为一句。

　　[编辑本段]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

　　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古诗就是这样子的。

　　古诗为我国中药文化遗产之一，希望大家不要把它遗忘！！！

简介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渊如，阳湖县(今常州市区）人。生于观子巷(今和平南路)，后迁居双桂坊。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殿试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再升刑部郎中。后任道台、署理按察使等职，清廉有政声。嘉庆十六年(1811)，他在任代山东布政使时称病请假回乡。3年后他客居扬州，参与校刊《全唐文》。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主持南京钟山书院。先后主讲泰州安定书院、绍兴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乐育英才。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66岁时病逝。生平钻研经史文学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精于金石碑版,工篆隶书，尤精校勘，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他勤于著述，积30多年之功，集古今各经学家成就，刊成《尚书古今文注疏》，标志清代古文经学达到高峰，孙星衍因此成为乾嘉学派（古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他还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氏家藏书目录内外篇》、《芳茂山人诗录》等多种文集。

少年时与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以文学见长，袁枚称他为“天下奇才”。于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皆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乾隆六十年(1795年)授山东兖沂曹济道，次年补山东督粮道。嘉庆十二年(1807年)任山东布政使。博极群书，勤于著述。阮元曾聘他为“诂精经舍”教习及主讲钟山书院，以学术渊博称。性嗜聚书，闻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旋与女诗人王采薇（玉瑛）结婚，夫唱妇和，伉俪殊为情深。

博极群书，勤于著述。阮元曾聘他为“诂经精舍”教习，主讲钟山书院，以学术渊博称。性嗜聚书，闻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家有藏书楼“平津馆”、“问字堂”、“孙氏祠堂”、“廉石居”等，贮书极富，以校勘精审见称。编撰有《孙氏家藏书目》，分外编3卷、内编4卷。《廉石居藏书记》1卷、《平津馆鉴藏书籍记》3卷，续编1卷，补遗1卷。嘉庆五年（1800），刊行《孙氏词堂书目》7卷。金石学代表作《寰宇访碑录》12卷，嘉庆七年成书。为收录石刻种类较多的一部石刻文献目录。全书依时代著录，周秦至元代石刻8 000余种，每件石刻注明撰人、书人、书体。编辑和刊刻文献甚多，嘉庆中刻有《岱南阁丛书》16种128卷，主要收集自著诗文集和校订的《古文尚书》、《孙子》和地理、刑律方面的古籍。《平津馆丛书》10集32种，主要为辑校的诸子、医学、历史等方面的古籍，选择精严，校勘精审。藏书印有“东方廉使”、“东鲁观察使者”、“伯渊”、“孙氏祠藏”、“孙忠愍侯祠堂藏书”、“都官”、“星衍私印”、“芳茂山人”、“五松书屋”、“太史之章”、“青溪寓公”、“绿衣执法大夫印”、“丁未对策上第”、“东方都漕使者”等。著述宏富，有《尚书近古文注疏》、《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等。

家有藏书楼“平津馆”，贮书极富，以校勘精审见称．编撰有《孙氏家藏书目》，分外编3卷、内编4卷。《廉石居藏书记》1卷、《平津馆鉴藏书籍记》3卷，续编1卷，补遗1卷。嘉庆五年(1800年)，刊行《祠堂书目》。辑刊文献甚多，嘉庆中刻有《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主要收集自著诗文集和校订的《古文尚书》、《孙子》和地理，刑律方面的古籍。《平津馆丛书》10集32种，主要为辑校的诸子、医学、历史等方面的古籍，选择精严，校勘精审。著述宏富，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寰宇访碑录》、《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建立伏博士始末》、《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神农本草经》等。

孙慎行、孙星衍故居位于常州市双桂坊59号。

在双桂坊现代建筑的围裹中，路南侧邻公园路的那组占地近900平方米的明清民居宅院虽然显得 两孙故居明式船厅低矮、衰迈,但它却厚重不容小觑。因为它曾拥有过两位历史文化名人：明末著名东林党人孙慎行及他的族七世孙、清代中期被誉为“天下奇才”的孙星衍。

孙慎行、孙星衍故居坐南朝北，原占地面积较大。由孙慎行在做官期间所建，系私人住宅遗址。慎行服官期间曾数次请假里居于此。故居北临双桂坊，东、西、南三面均为住宅区。到清代乾隆年间其族七世孙、著名学者孙星衍又继承此宅，继续居住。5间花厅等建筑于清代后期毁后重建，房地产由孙氏子孙世代继承并居住。后故居部分房屋被后裔卖掉，余下的最后由孙养渊继承时，故居呈倒置瓦刀形，入门为长通道备弄(似刀柄)，备弄尽头为长方形建筑布局，东首为明式船厅,其西有天井,天井北建有清式花厅5间，花厅左右空地堆黄石假山及花圃等。20世纪80年代兴建广南大厦时，两孙故居长条形备弄被拆除，保留故居房屋、天井等。由常州市政协大楼与广南大厦间通道通向广南大厦后故居。明式船厅遗存雕花月梁及明代木隔窗，乃明代所建原屋。据孙氏后裔孙养渊透露传家秘闻：船厅地下埋有其祖先孙慎行棺木。并出示其家珍藏的孙慎行手书《栀子花记》真迹。清式花厅5间面阔197米、进深5檩89米，前廊后轩，硬山式砖木结构。1987年12月，市人民 公布其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孙慎行、孙星衍故居被原地修复。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人。少与同里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文学相齐。袁枚品其诗，曰“天下奇才”，与订忘年交。星衍雅不欲以诗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五十四年，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CC如畏”，大学士和|疑为别字，置三等改部。故事，一甲进士改部，或奏请留馆，又编修改官可得员外，前此吴文焕有成案。|示意欲使往见，星衍不肯屈节，曰：“主事终擢员外，何汲汲求人为？”自是编修改主事遂为成例。

官刑部，为法宽恕，大学士阿桂、尚书胡季堂悉器重之。有疑狱，辄令依古义平议，所 全活甚众。退直之暇，辄理旧业。升郎中。六十年，授山东兖沂曹济道。

嘉庆元年七月，曹南水漫滩溃，决单县地，星衍与按察使康基田鸠工集夫，五日夜，从上游筑堤遏御之，不果决。基田谓此役省国家数百万帑金也。寻权按察使，凡七阅月， 数十百条，活死罪诬服者十馀狱。潍县有武人犯法，贿和|门，嘱大吏。星衍访捕鞫之，械和门来者於衢。及回本任，值曹工漫溢，星衍以无工处所得疏防咎，特旨予留任。曹工分治引河三道，星衍治中段。毕工，较济东道、登莱道上下段省三十馀万。先是河工分赔之员或得羡馀，谓之扣费，星衍不取，悉以给引河工费。时曹工尚未合，河督、巡抚亟奏合龙，移星衍任，寻又奏称合而复开。开则分赔两次坝工银九万两，当半属后任，而司事者并以归星衍。星衍亦任之，曰：“吾既兼河务，不能不为人受过也。”

四年，丁母忧归，浙抚阮元聘主诂经精舍。星衍课诸生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部、地理、算学、词章，不十年，舍中士皆以撰述名家。服阕入都，仍发山东，十年，补督粮道。十二年，权布政使。值侍郎广兴在省，按章供张烦扰，星衍不肯妄支。后广以贿败，豫、东两省多以支库获罪，星衍不与焉。十六年，引疾归。

星衍博极群书，勤於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金石文字，靡不考其原委。尝病《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乱，官刑部时，即集《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逸文》二卷。归田后，又为《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其序例云：“《尚书》古注散佚，今刺取书传升为注者五家三科之说：一，司马迁从孔氏安国问故，是古文说；一，《书》《大传》伏生所传欧阳高、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是今文说；一，马氏融、郑氏康成虽有异同，多本卫氏宏、贾氏逵，是孔壁古文说：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诸子所引古书说及《纬书》、《白虎通》等，汉、魏诸儒今文说、许氏《说文》所载孔壁古文，注中存其异文、异字，其说则附疏中。”其意在网罗放失旧闻，故录汉、魏人佚说为多，又兼采近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诸人书说。惟不取赵宋以来诸人注，以其时文籍散亡，较今代无异闻，又无师传，恐滋臆说也。凡积二十二年而后成。

其他撰辑，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明堂考》三卷，《考注春秋别典》十五卷，《尔雅广雅诂训韵编》五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孔子集语》十七卷，《晏子春秋音义》二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建立伏博士始末》二卷，《寰宇访碑录》十二卷，《金石萃编》二十卷，《续古文苑》二十卷，《诗文集》二十五卷。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星衍晚年所著书，多付文登毕亨、嘉兴李贻德为卒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