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他们在将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开掘了6个10米见方的探坑。 在12号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从泥土中清理出的这个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这是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却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12号墓中的玉器全是真玉！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各种形状的玉器不断被发现，在这个编号12号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12号墓清理完了以后，考古人员在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又陆续发现另外10座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玉器达5000多件（组），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发掘。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专家们对玉琮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起初人们对这个图案并没有在意，但它反复出现在不同地点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一个神徽，而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那个神秘的祭坛共同承载着良渚人神圣的祭祀活动。

良渚文化经过考古界几十年的发掘研究，对于它的分布范围、上下限的界定、遗址的社会文化性质以及它与太湖流域其他史前文化的关系等，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基于典型遗址地层关系的分析，可以认定良渚文化与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已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三个密切联系的阶段。至于处在良渚文化层之上的含有印纹陶的堆积，在太湖流域已不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这三个文化阶段的前后继承发展关系，可以从石器、陶器、玉器等的演变轨迹获得证明。

有关良渚文化遗址的社会性质，也已作了诸多的分析，认为已有了私有制的萌芽和临近文明时代的门槛。此外，对良渚文化的向北向南的影响，也提出了应该注意研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远见。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

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

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

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

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

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

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

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

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如所周知，在原始农业时期，谷物产量的计算方法通常是不以重量而是用容量来计算。比如一块地上可以打多少箩的谷物之类。

如黑海沿岸北方各国古代谷物的收获量通常是按一个“普列甫尔”（约750平方米）土地可收30“藿尔”（约353公升）的谷物，折算成1公顷地可收100公升的谷物。再换算成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约为1：6~7（小麦），或1：5（大麦）。这个比例还算是比较高的，在古代意大利，一般只有1：4，除非是土地非常肥沃的西西里，谷物的产量可达播种量的12~14倍。再就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种植调查情况来看，收获量和播种量之比，不同的谷物，都有相似的共性现象，即刀耕地的产量约是播种量的10倍左右，折100斤左右。

但不同的耕作技术则有较大的差异，如耜耕（锄耕）或人力挽犁的收获量约是播种量的15倍左右，即150斤左右，比刀耕提高一半。现代少数民族的这些比便都是较古代欧洲为高，可能是古代和近代存在时间差的关系，人力犁耕由于改善了土壤肥力条件，所以能较刀耕提高50%左右的产量，如就整个刀耕阶段而言，很少可能会突破1：10的比例。

反之，倒有可能因病虫灾害等原因，达不到这一比例。同样，进入耜耕和人力犁耕阶段以后，维持1：15的收获量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难望有更大的突破。这种共性的现象是因为彼此都受到共同的操作因素如不施肥、管理粗放等制约之故。

虽然以上所举的是古代欧洲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共性的道理对于我们理解良渚时期粮食的产量水平还是很有启发的。

不要说是原始农业初期，就是有史以来，黄河流域在秦汉以前的谷物产量，也都是长期维持一个平均水平，增长不大；南方的水稻产量是到了唐宋以后才在总产和单产上有飞快的发展，在此之前，增长也是很缓慢的。强大的汉代江南农业，被司马迁形容为“火耕水耨”状态，把“火耕水耨”理解为经营粗放是可以的，但不能看成是落后的代名词。

因为“火耕水耨”是与当时的生态条件和人力条件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条件总是与一定的人口相伴随。良渚时期粮食生产的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按人力犁耕、耜耕与刀耕的对比，拟定为1：10上升至1：15左右，这样的生产水平也是与当时的生产条件和人力条件相适应的。在这种生产水平下，缓慢地扩充耕地，可以导致粮食总生产量的提高，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

并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手工制陶、琢玉、编织等逐渐专业化的人员，加强了上层统治者王权、军权和神权的地位，增加了他们据有的社会财富。统治者通过加强祭祀，建造极为耗费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高台祭坛，以巩固其统治权力，同时上层贵族死后兴建大量的墓葬群，必须随葬大量的玉器，凡此都必然对象征王权、军权、神权和财富的玉琮、玉璧和玉钺等追索不已，从而促成了良渚玉器的畸形发展，大量精美玉器不断地制作出来，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玉器文化，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生产性浪费和负担，无助于全体部族人员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种把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优秀壮健的劳动力量，都集中于对玉器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和兴造巨大的祭坛、墓群上，必然给农民和农业生产加上沉重的负担，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虽然不能视为良渚文明消失的原因，但不能不考虑一旦发生某种意外事故如洪水、战争、灾变、需要紧急动员全部族的力量对付时，会削弱部族在竞争中取胜或自我保护的力量。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至4000，是一个以陶器为主也有较少玉器的新时期中晚期文化，良渚文化因为最开始被发现在良渚，于是被命名为良渚文化。该文化遗址是长江流域出现的最大的文化遗址，跨越浙江、江苏、上海三省，出土了大批的玉器，包括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等，还有各种出土陶器也十分精美。

在1975年前后，因为当地居民挖土造砖行业的兴起，挖取了大量高城墩的土，期间有大量的文物流传民间，只有少量文物被博物馆收藏。但后来又因为农民大肆挖掘土墩，自己建造房子，高城墩遗迹的面积一再减少，此期间博物馆的文物抢救活动也向民众征集了大量文物回博物馆，后来经考古专家探测，高城墩遗址是良渚文化中一座规划严谨，规模巨大的高台墓地群。

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早期原始文字，他们大多数以陶器为载体，当然也有少数是刻印在玉器上面，专家分析考察得到，这些文字已经是原始文字发展的较高阶段，已经初具形体，虽然不足以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但是也具备了一定的雏形了，可见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的重要性。

高城墩遗址作为长江沿岸最大的良渚文化遗址，不仅使人们发掘了大量的精美文物，也间接证明了良渚文化，不仅仅只有一个建筑中心的特点，高城墩也成为中国现代发现的最重要文化遗址之一。

说它不出名才得以保护的好，这个说法肯定是错的，老话讲“是金子总会发光”，而且良渚古城不止一次的被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推荐到“非常值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所以直接否认了良渚古城不出名的说法！

良渚古城之所以会保存的如此完整是中国政府在保护文化遗址方面做得非常棒。

良渚遗址最早发现于1936年。2007年，总面积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重现人间，此后，考古工作者又相继发现了面积63平方公里的外郭城，并证实良渚古城是宫城－内城－外郭的三重结构。2009年至2015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由11条水坝组成、控制范围100平方公里的外围水利系统。

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可实证距今5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成就，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独特的见证。

伦福儒曾多次向西方学界介绍良渚遗址。伦福儒说：“对我个人来说，它是研究人类文明的头等重要之地。不管它是否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结果对我都没有区别，因为在我心里它已经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

伦福儒认为，中国拥有灿烂的文明，中国的考古工作近年来发展迅猛，中国各级政府和专家在考古挖掘、遗址开发、文物保护等领域的努力令人称道。

“中国的考古工作细致而成功。良渚古城之所以会保存的如此完整是中国政府在保护文化遗址方面做得非常棒。

良渚古城的发现，是否意味着50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有可能出现了一个良渚古国？

从良渚文化墓地看当时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等级差别已经出现，大墓中的琮、璧、钺等成组玉器的出现，则是礼仪制度出现的重要标志，表明当时统治者内部已有了严格的礼仪等级制度。在良渚文化的一些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了早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北大教授严文明说，到底什么时候出现了国家，这个度不是很好把握。但良渚古城的城址那么大，应该与国家组织联系得很紧了。良渚古城应该是即将进入文明或初步进入文明的阶段，应该有初步的国家组织、政权组织，因为古代国家组织应该都有都城，古城中间有个莫角山，很像是宫殿性质的建筑。

刘斌告诉记者，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部分，下一步我们要把城墙钻探得更清楚一点，找出城门、找出道路，最后找出古城的布局。严文明教授说，考古是个过程，不仅工作是个过程，认识也是个过程。良渚古城的考古今后还会有大的发现和新的认识。他建议下一步不仅要挖掘城内遗址，还要对古城外面进行发掘。他说，已经发现古城外面有祭坛、陶器和玉器的作坊，还有船码头等，以后要进一步搞清这些遗址间的关系。

有一种意见认为，良渚古城对应的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先秦古籍《鹖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按照宋代著名学者陆佃的注释，“成鸠氏”就是天皇氏。《鹖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位于楚国的领土上，而吴越之地，在战国晚期已经是楚国领土的一部分。《鹖冠子》讲到“成鸠氏”手握“王鈇”。“王鈇”就是斧钺。而良渚古城内的反山墓地12号大墓主人左手边确实有一件举世无双的玉钺。《鶡冠子》还提到成鸠氏之族“兵强，世不可夺”。而田野考古学结果显示，从公元前3000年到2500年这500年里，良渚文化集团进行了“北征”，即大规模对黄河下游地区用兵。另据《说文解字》介绍，吴越之地的古代民族以蛇为族属标志。《路史》记载天皇氏“鳞身”。“鳞身”就是蛇身。可见，古文献里的天皇氏从族属标志来看，应该是吴越之地的人氏。从天文考古学角度看，吴越之地是木星十二次之首“星纪”对应的土地，而星纪之次乃木星12年一周天巡天之旅的起程之地。文献记述说“天皇氏以木德王天下”。《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乘风雨，夹日月以行。”从引文我们看到，前面讲到日月五星，包括木星，都启程于牵牛星宿，后面讲到木德之人天皇和他的诸多兄弟“夹日月以行”，那么这段引文实际上告诉我们天皇氏是从牵牛星（也就是“星纪之次”）对应的吴越之地启程，开始治理国家的。所以说，良渚古城很可能就是成鸠氏之国，天皇氏之都。

      玉，石之美，以其色泽无暇、质地细腻而温润比拟君子五德（仁、义、智、勇、洁），有修身养性、以玉养人的说法，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是高洁品性的代表，自古以来便备受广大文人学士乃至权贵乡绅的喜爱。后期发展成为各种玉饰，选用上好软玉等材质，融合时代文化气息打磨精细，因此具有精美绝伦的纹饰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及人文魅力，受到广大藏家的追捧和喜爱，价值千金有余。

     “琮”之名，始见于《周礼》等古籍，其形制依《周礼·考工记·玉人》所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良渚玉琮作为良渚文化中的典型玉质器物，以其质地坚韧、造型奇特而著称于世。良渚玉器品种丰富，早已形成独特的玉器体系，其功能在传统文化中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如图腾柱说、大地之表号、祖先崇拜等，归纳而言便是陈设器、礼器和明器等功用，在中国史前玉器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独特地位。尤其是清代乾隆皇帝嗜玉成瘾，他对良渚玉琮更是情有独钟，他曾在渚玉琮上写道:"出幽辞子午，成器想石监石储。环宝汉京重，廉贞君子如。砚头沾墨雨，世外阅仙鱼。几陪清供，兴怀静赏余"。时至今日，自从良渚文明被人们发掘出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便兴起了良渚玉器久盛不衰的研究和收藏热潮，神秘而精美的良渚玉琮更是成了藏玉者们梦寐以求的珍品。

      据不完全统计，良渚文化玉琮在国内外博物馆与自身藏家私人珍藏的数量也不过300余件，是良渚文化中的艺术瑰宝，也是当下财富与地位的象征，价值高昂。2009年12月6日，一件良渚青玉神人面纹玉璧便拍到了160万元；2010年11月14日，一件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琮也以210万元高价成交；发展至2014年。良渚文化的古玉琮早已突破了400万大观，升值空间巨大！

近日，深圳市天元文化有幸徵集到了一件良渚玉琮。如上图所示，此件玉琮低矮而中孔大，外形和功能如同手镯，长125cm，高62cm，内径为57cm，整体呈现乳白色，柱体筒形，外方内圆，内为圆孔对钻，采用透闪石软玉雕琢而成，俯视如玉璧形。迂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四节。这件玉琮形体宽阔硕大，用浅浮雕和细刻雕雕琢而成，为良渚文化玉琮精品。

     此件藏品是良渚文化中较早出现的琮式类型，在良渚传统文化中大多是同原始宗教有关的器具（避凶驱邪的法器等），人文色彩浓郁。其表面细密的纹线技艺也达到了后世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代表了早期劳动人民高超的制作工艺和聪明才智，是研究良渚古玉文化的重要实物佐证，珍稀而难得，极具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良渚时期的玉器还存在很多的谜团，吸引着众多古玉收藏家和学者研究破译。如此件保存完好、品相甚佳的良渚古玉琮，也是中国历史灿烂文化和古民俗文化的折射，流传至今数量稀少，在古玩收藏市场中较为少见。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稀缺性在未来也将逐渐凸显，升值空间巨大，值得收藏！

传统观念认为：夏朝文明遗址应该分布在河南、山西、山东一带。然而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并没有找到夏朝在中原的遗址，目前发现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都难以符合一个王朝的规模。由于夏朝遗址的迟迟未能发现，中国文明是否有5000年的历史也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如今，江浙一带发现的良渚遗址却又偏偏能够证明中国在5000年前就开始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良渚遗址和夏朝会有关系吗？夏朝会不会在东南地区呢？

1，良渚遗址：舜的古都？

夏朝脱胎于有虞氏。有虞氏著名的首领为舜，妫姓，名字为重华，舜是其谥号，因为其政绩突出，被列为“五帝”之一。而舜又是东夷族的首领（最早的东夷族指的淮河一带的民族），又被称为帝俊。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可见有虞氏生活的区域并非在中原地区，而是在东夷地区。

良渚遗址出土玉器

有虞氏的活动范围有很多种说法，但是呼声最高的为浙江上虞说。许多学者认为良渚遗址便是有虞氏之都。江浙一带的许多地名都和有虞氏或者舜有关，如余姚之名，《风土记》载：“舜文庶所封之地，舜姓姚，故曰余姚。”

史料记载，在舜和大禹时期，发生了严重的洪水。而在良渚遗址中，普遍发现了水灾的痕迹——淤泥、泥炭，沼泽层。这也是为什么良渚文化突然在4000年前衰落的原因。许多人认为，由于洪水泛滥，良渚人就放弃了这里，选择了北迁，渡过长江进入了淮河流域。

古越族北迁

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大洪水时期，有虞氏部落联盟发生了权力斗争。《史记》记载帝舜死于苍梧。“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于是大禹乘机和舜的儿子商均争夺王位，最终诸侯皆支持大禹。实际上，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威望不断提高，势力不断增强，得到了各部族的支持。大禹在继位为王之后，分封商均到虞，虞国的地点大约位于淮北地区，今河南商丘有虞城县，可能和虞国有关。此虞国可能后来在商灭夏时也灭亡了，周朝建立后，又将舜的后代分封为陈国。从商均的分封来看，有虞氏已经从长江流域迁徙到淮河流域。

陈国位置

2，大禹和古越族的巧妙关系

仔细阅读《史记·夏本纪》、《国语》等，我们发现，夏朝出现了一些和北方不相干的地名。首先一个重要的地名就是涂山。大禹是鲧的儿子，鲧治水被杀后，大禹成为了夏后氏的首领，他通过娶涂山氏之女，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之后大禹在涂山举办大会，宣布自己成为了“天下共主”。清朝的《清一统志》指出今安徽省怀远县之涂山，就是涂山氏所在地。

大禹活动区域

第二个重要的地名就是会稽山。大禹在涂山大会后，又在会稽举办大会。会稽是古越族的圣山，古越族在最初也被称为东夷。在会稽之会上，东夷族防风氏（汪芒氏）迟到，被大禹所杀。大禹去世后，葬于会稽山。少康中兴后，分封其庶子到会稽，也就形成了越国。到了春秋时期，越国勾践依然宣称自己是大禹的后代。

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余岁，有人生而言语……众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复夏王之祭——《吴越春秋》

越国

从越族和夏朝的渊源来看，两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大禹就是越族人。《山海经》记载：“ 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鲧就是禹的父亲。《尔雅》解释道：“骆，白马黑鬃”。可见夏后氏以将白马封为祖先，也就是图腾。而越族和夏后氏渊源深厚，同样将白马视为图腾。按照《太平寰宇记》记述，唐宋时期布依族地区的集市称为“马会”。元明清时期壮族的神巫称为“马”，贵州布依族长官称为“马乃”，在贵阳一带，布依族生活地区被称为“马头”。

3，东南地区古文明遗址相当辉煌

良渚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东南地区有着十分古老的文明。良渚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许多都带有一个具有图腾样子的刻画符号，看起来十分像一只老虎，如果看作文字，则十分像“虞”或者“吴”，上古时期“虞”通“吴”。有一种说法为虞本是古吴人，后来北上到达淮北，中原人看见其身披虎皮，图腾为虎，因此称为“虞”。

除了良渚遗址之外，东南地区发现的古文明遗址十分的客观。如安徽省的凌家滩遗址，浙江的河姆渡遗址等。而有些遗址还发现了大型的青铜器。在江南干越人活动的江西发现了中国最大的青铜器墓，存在时间大约和商朝同步。从发掘迹象看，墓穴内原放一椁一棺。椁长822米，棺长234米。它们的宽度分别为36米和085米。墓主人仅剩下一些沾满铜绿的牙齿，但墓内随葬品异常丰富。据统计，墓内仅青铜器就达480余件，鼎、钺等礼乐重器，戈、矛、刀、剑寻常兵器以及农用工具铲、锸、耒、耜种类繁多。另外，墓内还有300多件陶器用品及100余件玉器、玛瑙、水晶和绿松石饰品。

江西新干出土青铜器

在墓中出土一件大型的青铜钺，由此看来，墓主应该是一位国王级别的人物。因此这座墓极有可能是古越国的一位国王的墓葬，也有可能是夏王的墓葬。那么可能是谁呢？有可能是桀的墓。史料记载，汤在鸣条之战中击败了桀，桀逃到了南巢氏，夏朝灭亡。根据上博简《容成氏》的记载，夏桀逃到南巢后，汤又继续讨伐，夏桀又逃到了苍梧，这里也是舜去世的地方。

“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容成氏》

新干出土的斧钺

新大洲位于江西新干，是古代的“彭蠡之泽”地带。极有可能，上古时代的苍梧之野就是彭蠡一带，而现在的鄱阳湖只是彭蠡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良渚遗址是古代越人地区的文明遗址，而夏朝却恰恰和古越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大禹的活动区域、越国的分封、以及东南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夏朝的确很多可能位于东南地区。而良渚遗址极有可能是夏朝文化的前身——有虞氏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