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或直接指京师（首都）。

例a《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

例b《大雅·民劳》首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与第三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对文。

例c《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西周人对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

例d《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我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

例e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可考证只有在汉代左右的文献中 汉语“中国”一词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场合是不一样的。在古代基本上是一地域和文化的概念。春秋时期的中国，只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不算中国。以后中国的概念逐步扩大，到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并且包括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例如匈奴等民族建立的十六国，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到唐朝时已经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汉朝以及汉朝以前，可考证的“中国”一词的用法有如下几种: 指京师，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指汉民族所能够直接统治的地区，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又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 指地理上的中原地区，如《三国志》：“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又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 中原地区和中原王朝被称为“中国”，不仅由于地域亦源于文化传统，因为中原王朝建立之时间较早，经济与文化具有较高水平，是所谓礼义之邦的华夏文化。一直居于四夷之上。此时，“中国”一词拥有地域、文化和民族的多重意义，民族的意义要强于地域、文化的意义，且该词的政治意味比较小。 自汉朝以后，“中国”一词的语义发生变化，民族的意义削弱，地理和政治意义加强。所以，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便以中国自居，比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 ，将南朝叫作岛夷；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如：《晋书》苻坚对其弟苻融言“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 “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突出这一现象在辽宋和金宋对峙时期更加明显：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曾自称中国，且一度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这里的中国，政治意义明显占强势。 由于“中国”主要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所以和民族的关系甚小。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无不出自“蛮夷戎狄”，华夏族便是夷夏不断融和的产物。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临终时要子孙“善事中国”，此“中国”是指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后唐。五代有三代（后唐、后晋、后汉）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新旧《五代史》都把他们视为正统，而把南方汉人政权放在次要地位，只称梁、唐、晋、汉、周为中国，却不称南方立国的各汉族政权为中国，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言“十国非中国之有也”。南宋时，女真控制中原地区，陈亮在上孝宗书中说，不能“置中国于度外”要经营荆襄“争衡于中国”（其中的“中国”，前者指中原地区，后者指占据中原的金国），因此中国不仅是汉族的中国，也是各族人民的中国。 直到清朝后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3000年的使用历史，一直只是作为一种代指性名词来使用，不曾将“中国”两字明确作为其政体的直接名称。从清朝后期开始，清朝与西方国家交流时开始使用“中国”这个名称，往往使用“中国”来称呼自己。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这一个称谓正式成为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政治名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实际的语言操作中“中国”一词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但在国际上的共同认知中，“中国”一词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