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伪书的源流

中国上纵横千年之久的文明古国，伪书的发展 历史 自然也是颇有渊源，伪书作为一种 历史 文化现象，我们不能一概否认它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经过学者专家的甄别，努力考订真伪的情况下还是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文学功能以及积极的 社会 影响的。

古代典籍一瞥

伪书的概念即是非法的，不被主流所接受的，主要是假托他人之名，在内容、书名等方面皆存在造假现象，称之为“伪书”。

中国自古就有依托圣人之口来阐明自己观点，孔子“述而不作”，但关于孔子的典籍却并不少，此外我国典籍中还记载“托古”伪书己有“儒家托于周公；农家托于神农；道家托于黄帝。”在这种假托他人之名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存在，而且很多伪书虽然假托贤者之名，但却记述了大量史料，成为后世参考的重要文献，比如《孔子家语》一书，虽已证明为伪书但却由于书中有大量可以利用的史料，使得自唐以来知其伪，“但仍不能废之。”

古代典籍照片

二、明代伪书的特点

有明一代，在文化发展上已然远超前代，明清是我国文化发展的“落日余晖”，随已逐渐开始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但不能否认，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文化发展依然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仅在伪书这一个方面就十分丰富，明代的伪书由于政府管理与 社会 主流观点等因素，主要是存在于私人藏书中，而且数量极为客观，据后人统计，仅种类就存在有130种左右。

（一）流传范围广，明代伪书由于数目众多，版本繁杂，所以考订起来较为吃力，但另一方面也由于此所以很多书目流传较广，比如《箓竹堂书目》无论真伪两个版本皆被学者传抄研读。

（二）影响范围大，由于明朝政府对于书籍文化管理并没有一个十分严苛的法律规定，所以有些学者文人在勘定书目的时候，并没有十分考究，所以在增订书目时就容易出现错将重要的人物、所引内容等方面写入新书中，而后人并未辨其真伪而继续使用，当然这其中有作者故意为之的现象，但无论怎样，伪书的影响范围，不可低估。

（三）涵盖内容多，在古代的中国对于书籍印刷技术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也就导致了，在印刷上存在误印、漏印、错印等现象出现，这在客观上也使得大量伪书的出现。

三、伪书对于后世的影响

明朝疆域图

四、参考文献：

1) 刘海涛：明代庄子学著述伪书相关问题考论，中华文化论坛，2014。

2) 李丹：明代私家书目伪书考，古籍研究，2007。

3) 孙英杰：古籍文献中伪书的成因及其价值探究，九江学院学报( 社会 科学版)，2017。

五、作者简介：李晨，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中国人制造赝品的 历史 是与文物的 历史 同时出现的。明朝时期，伪书业十分兴盛，尤其是山寨宋朝时期的伪书，简直成了当时的一个地下产业。为什么要伪造？跟今天所有盗版书籍一样，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傻很赚钱！

伪书业之所以在明代干得热火朝天，这与当时 社会 富起来的没文化的暴发户密不可分。大量明代 社会 史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明朝的那些暴发户们都非常渴望获得 社会 地位，从表面上进入所谓有教养的 社会 圈子。这样一来，作伪业想不火爆都不行。

明代的伪书造假业在当时的江南一带，已经成了一门产业，苏州专诸巷就是当时最大的赝品制造基地。甚至，松江地区一个叫张泰阶的人物，为了更好的造假，还特意编了本书，叫什么《宝绘录》，里面收录了六朝以来的两百幅伪书画，专门用来“山寨”。

不过，明朝人特别喜欢唐宋之风，于是就专门山寨宋版书籍，造假手法那也是空前绝后的厉害！就连明代著名戏曲大作家高濂都不得不在他的《遵生八笺》中感叹着说：“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

一时之间，冒充宋版的伪书流传于世，令人真假难辨！尤其是明代嘉靖时期伪刻的宋版伪书简直是泛滥成灾了。

伪书，不太了解，还有一种叫误胡经，不过误胡经是官方的

刘向编的《别录》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编辑《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法。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

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

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

以诸多藏医古籍文献中关于心理和正常人体的关系、心理因素对发病机理的影响方面的描述为主线，挖掘和整理了藏医哲学思想中心理作用对于预防保健和疾病诊治方面的理论认识，并结合佛教哲学和因明学中关于心理和生理关系的深奥思想理论，构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藏医身心关系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