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民族，尤其表现在对佛教的接受与改造上，弥勒信仰也不例外。随着弥勒下生信仰的逐渐流行，对弥勒形象的改造也在悄悄运作。由于人民渴望弥勒早日下生，因而这种宗教热情往往为人利用，不少人打着“弥勒佛出世”的旗号鼓动起事，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农民起义，又有别有用心者迷惑群众、乘机叛乱，或者借此敛财骗色等不法行为。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一些作乱者多假托弥勒下生，以白衣长发的形象出现，这表明“白衣长发”成了当时社会所认可的弥勒新形象，可以称之为“白衣弥勒”。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向来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民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有数的几个有着自己独立起源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古一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这中间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多源性和开放性——中华民族从来就善于吸收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来营养自己、丰富自己，中华文化就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中滚动发展的。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受外来刺激并且认真吸收外来文化而发生过三次大的高潮。一次是东汉以降至魏晋佛教传入之后所引起的学术文化（包括文论）的高潮，魏晋南北朝时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等等，就是那时文论高度发展的标志。一次是近代以来到本世纪初，西学东渐（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大量引入中国）激发起中国自身学术文化（包括文论）的蜕变而掀起高潮，在这次蜕变中，传统的“诗文评”转换为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梁启超、王国维是筚路蓝缕的功臣。一次是本世纪八十年代又一轮西学东渐（这一轮西学东渐来势更猛、更迅速、更杂芜，而且幅度也更大，——从古典的到现代的到后现代的，从资产阶级的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后殖民的……见什么要什么，甚至来不及思索，一股脑儿引入），并且又一次激起和强化中国学术文化（包括文论）的内在变革，掀起更大的高潮；在这次高潮中，扫荡了“文革”当中林彪“四人帮”的文论怪胎，纠正了“文革”以前的某些僵化的文论形式，初步形成了富有生气的、开放的、多样多元的文论格局。

　　明园是清朝盛时5代皇帝临朝听政，管理国家大事的地方，据我们考察，这5代皇帝大部分时间在圆明园而不在故宫处理政务。清朝是封建王朝又一个兴旺时代，在民族政策上做出过很多贡献，那么他的政治、民族政策、文化表现都应该是我们加以宣传、介绍的。现在故宫展览馆有限，仓库里的文物比展览的文物要多好多倍，好多文物都在仓库里放着，如果把圆明园开辟为第二故宫，提供展览场所，对于展现、介绍这段历史是非常重要。大型皇家园林是在清朝盛时搞的，所以，我们要对圆明园这座大型皇家园林进行仔细的研究，要努力的工作，可以和建设部、中国园林协会合作，在圆明园搞一个中国园林展览中心。一点一点把圆明园搞好，不是像以前那样到处栽花、植草。按照中国园林的特点、原则，把圆明园的山形水系、植物配置搞好，这是很有价值的。

　　圆明园有一个国际主义的问题，中华民族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从来都不是固步自封的，所以圆明园里有一个“西洋楼”，法国人来看了非常感兴趣，他想回去以后做深刻的研究。如果将来有条件，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圆明园高级国际学术会议研究中心，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圆明园这个名字在中国乃至世界都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它的世界意义、人类文化意义、全国的意义都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把这20多年来关于圆明园的主流思想、规划以及有关的想法相结合，在这里介绍一下，当然学术问题要永远展开讨论，要百家争鸣，所以，也很欢迎其他不同的看法，充分发表意见，使圆明园的规划思想越来越完备。

中国书法

篆刻印章

中国结

秦砖汉瓦

兵马俑

京戏脸谱、皮影、武术

桃花扇

景泰蓝

玉雕

中国漆器

红灯笼（宫灯、纱灯）

木版水印、钟鼎文、汉代竹简、甲骨文、钟鼎文、汉代竹简、汉代竹简上的隶书

茶、中药

文房四宝（砚台、毛笔、宣纸、墨）、四大发明

竖排线装书、剪纸、风筝

佛、道、儒、法宝、阴阳、禅宗、观音手、孝服、纸钱

乐器（笛子、二胡、鼓、古琴、琵琶等）

龙凤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图案、中国织绣（刺绣等）

彩陶、紫砂壶、腊染、中国瓷器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现代意义：

中国在其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这一点来说，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是 “夕阳文化”，只能当作是古董或是文物而珍藏起来，对于这种观点是不值一驳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阔，传统图案只是它浩瀚江海中的一支涓涓细流。而正是这支永不枯竭的细流至今依然浇灌和渗透在许多的现代艺术领域之中，标志设计就是其中之一。

相信大家对标志并不陌生，在经济信息文化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无论是用于公众和社会活动的公用标志，还是用于商业性质的商标或是有关专利的专用标志，都可谓是无处不在。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标志是平面设计的一种，是具有相当视觉美感的一种艺术造型，但它同时也是实用美术，它在商品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创造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因此近年来标志成为了CI策划的主要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一个产品的名称，更是商品制造商的代言人和企业形象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现代商品社会中，标志属于现代设计的范畴。

可是现代设计是不是就等于要将传统摒弃、淘汰甚至与之隔绝，又或是束之高阁，否则就是陈旧过时而体现不出创意感和时代感呢？当然不是。我们从近年来一些脍炙人口且深入民心的标志设计的佳作中不难看到设计者是如何将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互相结合，互相融为一体的。

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商界的代表，要求体现中国特色。设计者采用了中国古钱与“中”字为基本形，古钱图形是圆与形的框线设计，中间方孔，上下加垂直线，成为“中”字形状，寓意天方地圆，经济为本，给人的感觉是简洁、稳重、易识别，寓意深刻，颇具中国风格。中国银行标志之所以能够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主要还是得归功于一直以来人们对象征财富的古代铜钱形象的根深蒂固的认识吧。

中国电信的标志是以“中”字及中国传统图案的回文作为基础，经发展变化而成的三维立体空间图案，寓意为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象征中国电信时时畅通，无处不达，形象的表达了中国电信的特点：科技、现代、传递、速度、发展，该图案装饰效果强烈，并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感，可以说是将传统文化运用得极具现代感的经典之作。

北京王府饭店的标志也是此类设计的佼佼者。王府饭店地处北京王府井，是一家五星级饭店，此地原是清朝皇室官宦的居住地，饭店的建筑外形具有中国传统古典风格，所以该标志采用几何图形构成，以中国“方胜盘长”吉祥图案为基本形，经变化成垂直和水平直线构成上下左右对称的正方形，有秩序的经纬穿插，表现出王府饭店的规范管理、优秀服务的含义。在细节处理上，作者在四角处的线条有意断开，意在描绘“井”字，暗示饭店位置，同时“井”字寓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意。图形中间的“王”，既是五府饭店的第一字，又代表饭店在同行中的王者地位。

在标志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不仅是将本土文化自我延续，在世界信息交流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传统向来推崇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的处世哲学，而最能形象生动表述出这一哲理的，则要算“太极图”——阴阳鱼合抱、互含，两条鱼的内边衔合得天衣无缝，两条鱼的外边是为正圆。通过这个“太极图”，祖圣和先贤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凡是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利于自身，这个“太极和谐原理”，无论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都是广泛适用、概莫能外的。而在设计这个概念中，我们则把这种形式称之为“互让”。也正是因为这个太极图所蕴含的深刻意义，联合国选定中国传统太极图案作为2001年8、9月间在南非举行反对种族歧视世界大会这一盛会的会徽。设计者对太极图案进行了艺术加工，将黑白两色的阴阳两极增加了不同层次的灰色作为过渡，象征着各国人民虽然种族、文化及地域不同，但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却能取长补短、和睦相处。这个标志，不仅是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更重要的是把中国一向主张和平共处的原则和团结友爱的民族精神向世界传播。

现今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2008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了。从申办奥运会中所设计的申办会徽，到正式的奥运会徽，都充分展示了中国的特色，受到全世界的一致称赞。申办会徽由奥运五环色构成，形似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品的“中国结”，又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中国结”象征着吉祥如意，也体现了每一个中国人大家心心相连、团结一致的精神；太极拳则是中国的国粹，整个图案如行云流水，和谐生动，充满运动感，象征世界人民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的深刻涵义。

正式的标志更为出色，这个标志名为“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它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传达和代表了三层含义：一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汉字印章作为标识主体图案表现形式，选用中国传统颜色———红色作为主题图案基准色，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代表着民族与国家，代表着喜庆与祥和。二是作品主体部分又似“京”字，又似舞动的“人”张开双臂，充分反映了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中国，传递着友好、真诚与热情。三是作品中巧妙地幻化成向前奔跑、迎接胜利的人形，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宗旨，强调了以运动员为主体和健康向上的精神，充满动感与活力。这个标志把中国文化和奥运会的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赞不绝口，称其“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

其实诸如此类的设计还有很多，比如中国人民银行标志中所采用的中国古代刀形钱币；港龙航空公司标志中的象征着生气勃勃、飞黄腾达的龙的造型图案等等，都深为人们所熟知并喜爱。仅是在标志设计这个的小小空间里，我们都能体会到传统文化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创作动力，更何况在现代其他各种文化艺术领域之中，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所以说，传统并不等于过时，传统文化也不会如日落西山而光芒不在，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将它们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并且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只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更不能视之如敝履，犹恐扔之不及，我们需要的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作为每一个从事艺术设计的工作者都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担负起这一份责任。

以湖南的传统村落作为例证，来探究一下中国村落文化的内涵究竟有多丰富，有多大的价值。

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南，有湘、资、沅、澧四水贯穿其中，其东、西、南部三面环山，北面为洞庭湖。中部以丘陵为主，南高北低呈不对称马蹄形。

湖南的传统村落，从建筑形态上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湘中地区的府第式砖木结构宅院和湘南地区的街衢式村落、湘西南、湘西北的木结构的干栏式村落三大类型。这说明自然地理决定着人居环境和村落建筑文化形态。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56个民族在境内都有居住，以汉族为主，主要分布在湘中、湘南、湘北。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北、湘西南以及湘南的一些县域。

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不同的村落建筑，实际上反映了相应的村落原住民的文化理念，折射出以生产生活方式和民风与习俗为重要内容的不同的文化内涵。

湘南永兴有个刘氏家族，据其撰编于清康熙三十八年的族谱所载，其祖在南宋初为避战乱由安微迁徙至此。永兴刘氏“于此筑堂为居，其始不过四十者”。

因能以“耕读为本”、“勤俭持事”，至道光年代时，家族已壮大为“人丁千三，屋宇三百栋，公田三千八百石”的规模。

今尚有砖木结构房屋一千多间。整个建筑大致呈街衢式布局，由三个大板块构成群落，中有水池和道路相连。第一个板块为祭祀与公学用房，第二个板块是民居，第三个板块是学堂、演武场等公共设施。

这个家族的祠堂里立着几块刻制于不同年代的碑文，其中有三块记载了这个家族在繁衍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几桩重大事件：

第一块碑刻制于明代的万历十三年，记述了当时社会溺杀女婴成风。族里长者开会商定：

“……尝思阴阳之道，故道之在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族内婚育男女，皆为我族血肉。故生女者，岂可悖其人伦，溺而杀之。凡溺女者，罪折祖上，当驱之。凡生女者，皆为夫妇造化，当育之。”

族长会议还议定：“凡首生女者，族内公田当年供谷一斗。”

第二块立于清康熙二十三年，记述了族内“资学兴教”的重要内容。族长决定在族内兴办公学，旨在族内人人皆可享受到均等的教育。凡族内原殷实人家，办有私塾者，可由私塾转入公学，亦可私课之外，兼学公学，但不得反对兴办公学。

公学所耗财资，由族内公田折银承担。同时，还决定在族中公房前辟建一楼，名为“梅阁”，专门教化族内女性孩童。今梅阁尚存，分上下两层，楼上为绣楼，楼下为学堂，请“内贤外秀”的女先生，专门教化。

碑文还记载了鼓励族内学子勤奋学习、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光宗耀祖。凡参与县试、乡试、京试者，按“三斗、一石、五石”补助不同份额的公田谷粮。

第三块碑立于嘉庆六年，内容为“正风养训”，强化族人对传统道德观念和礼俗的恪守，严惩逆忤行为。同时，又做出了一个颇令人思考的决定：

“近有洋人宣教于邑，妖言鼓惑。族内人丁，不可受而信之。凡助其者，闻其者，传其者，大逆不道也，逐之不容。”“至于族中后生，有好奇洋人之乐器者，言奏华音悦耳，可以怡情。故允其观摩。然切不可闻其布道，违者逐之。”

为防外贼，家族还决定辟地建演武场，使其族人在“耕读为本”的基础上，“精文尚武”。后来这个家族，通过当时的茶叶商，用族内公田的财资，还买回了十几件西洋乐器，供族中“后生”“摩习”，用于族内的文娱活动。文化的固守与对峙、排斥与包容，在这里碰撞并存。

传统文化的四个显著特点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这个辩题，您这方应该是比较占优势的

“我的意思是给我点能那种难到对面的问题。让我们能赢~”

“我意思是我们是辩论赛。我们的辩论题目是传统文化对生活有帮助。我的意思是能给我点有力的例子或者建议让我们赢对面！”

如果单单是要问题，我倒是可以帮你想到一两个

贵精不贵多，只给你我认为最有效的：

汉字，是不是来源于传统古文化？如果传统文化是包袱，应该抛弃，那么我们大家是不是就不要再写汉字了？？？

（同理，类似成语，类似筷子，等等很多东西，也都属于传统文化，现代也都不可或缺）

我觉得，关键在于，不要让对方把“传统文化”的范围说得太小（传统文化，绝不仅仅限于“民俗”、“古典文献”、“封建思想”这些东西），我们自己更要尽量占领更多有利于我们这方的领域，让对方无从立足……

　1、 隋唐制度的渊源及李唐皇室的血统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曰:“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陈氏认为隋唐制度有三个来源，其中（北）魏、（北）齐之源实承袭汉魏西晋东晋南朝前半期汉族文化，为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所采用，已融合南北、汉胡文化。其梁陈之源乃汉族文化经隋传之唐者。

　　2、多民族融合对唐代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唐王朝对兄弟民族之政策比较开放，且比较成功。岑仲勉《隋唐史》总结有四个特点: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这种自由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全国的安定团结，经济文化建设意义重大，其效果亦非常显著。

　　3、李唐王朝在用人上，对各族人员不分彼此，同样信任。诚如陈寅恪所言:“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 ④ 唐之开国，其兵力本兼府兵蕃将两类，而府兵“不堪攻战”，其主力实赖蕃将。其著名蕃将（如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人;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执失思力，突厥酋长;契苾何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李谨行，人等）皆受太宗重用，战功卓著。玄宗时，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皆以少数民族出身而任节度使，天宝后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宝臣、李抱玉、李光颜、李克用、王思礼、王镕、仆固怀恩、乌重胤、浑瑊等少数民族位兼将相。《北梦琐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说明中唐以后，少数民族入相更为普遍。

　　4、少数民族人员出将入相，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以及社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很为青年人所发扬，许多诗人对尚武精神进行歌颂。

　　5、唐朝的政治思想比较宽松。李唐的这种文化背景，使他们在融合南北文化、各民族文化方面比较积极，亦比较通达。他们努力造成一种统一的和谐的思想文化局面，所以就容纳百家，并蓄兼收，不但传统的佛、儒、道思想受到同样尊重，而且对于自西域传入的景教、 祆 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听任它们在国内传布。

　　6、对传统礼教的突破。西晋以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深受胡风影响。唐兴以后，虽仍然以中国传统礼教治国，但时转世移，民风世俗不能不有所变化，很难再回复到魏晋以前。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⑤ 就指出了这种情况。

　　7、对世俗民风的转移。《新唐书》卷八太宗诸子条:“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陈寅恪云:“此突厥俗，见《通典·突厥传》首，太宗以突厥为宫工，故承乾习染其俗也。”李承乾作为皇子，爱好突厥语言、风俗，以致于极力摹仿。又《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载:“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也。”长孙无忌是鲜卑族，是太宗李世民的小舅子，浑脱是胡物。长孙无忌戴少数民族风格的帽子并不为奇，但天下人都跟风效仿。又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初，贵族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元稹《法曲篇》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白居易《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陈寅恪笺白诗曰:“乐天则取胡妆别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须详证者。” ⑥ 其实，自北朝以来，男女衣饰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犹尔，至开元后稍博 ⑦ 。向达先生研究敦煌壁画，谓自六朝至唐初，男女俱着胡服，即所谓裤褶，男衣短仅至膝，折襟翻领;女衣亦同而稍长，内面另有长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足觇李唐一代服装趋向之转变 ⑧ 。总之，从唐初到中唐，少数民族妆束一直是引导新潮流者。

　　8、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唐诗人

　　在大一统的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的唐诗人有着区别于其他朝代的文人的特点。首先在民族构成上，很多著名诗人是少数民族出身，或者是汉化已久的少数民族，如白居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