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石既有天然的，又能从土硝中提炼，人们早在2000多年前已利用硝石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说：汉初名医淳于意曾用硝石治病。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他所著的《金匮要略》中记有“大黄消石汤”方，治黄疸病。在2世纪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硝石被列为上品药。人们还认识到硝石的性质极活泼，它能与许多物质发生作用，丹炉家用制五金八石，银工家用化金银。因此，硝石成为金丹家常使用的物质，对它的认识也随实验而加深。梁代名医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清楚地介绍了当时鉴别硝石的方法：“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今宕昌以北诸山有咸士处皆有之。”唐代苏敬主编的《新修本草》记载的提纯硝石的技术：“今炼粗恶朴消，淋取汁煎，炼作芒消，即是消石。”即将粗硝石经过水溶、煎汁、再结晶，得到针状晶体。硝石是制造火药的关键，因而对它的鉴别、加工提纯的掌握都是很重要的。

拔罐疗法，古代典籍中也称之为角法。这是因为我国远古时代的医家，是应用动物的角掏空之后作为吸拔工具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已经有关于角法治病的记述：“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二斗米顷，而张角”。其中“以小角角之”，即指用小兽角吸拔。

《五十二病方》可以算得上是我国最古的医书，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这就表明我国医家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已经采用拔罐这一治疗方法。

至晋代，医学家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里，就有“角法”的记载。所谓角法，是用挖空的兽角来吸拔脓疮的外治方法。所用的角为牛角，鉴于当时此法盛行，应用不当易造成事故。

所以葛洪特别告诫要慎重地选择适应症候，书中强调：“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这显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书中所列的多数病症，也确实不是拔罐的适应症。

古籍中关于开采、冶炼硫铜矿的记载出现得很晚，而且非常有限。

明代人陆容(1436～1494)所撰《菽园杂记》(卷十四)有一段有关当时炼铜的记述，是一份很难得的资料。原文如下：“每火平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每三十余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用柴炭装叠烧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则山谷如昼，铜在矿中既经烈火，皆成茱萸头，出于矿面。火愈炽，则熔液成驼(砣)。候冷，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日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龙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日“烧窖”。次将碎［块］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大旋风炉，连烹一昼夜，是谓成“钅瓜”(原注：原嘲)。钅瓜者，粗浊既出，渐见铜体矣。次将钅瓜碎，用柴炭连烧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风炉，连烹两日两夜，方见生铜。次将生铜击碎，依前入旋风炉烀炼，如烀银之法。以铅为母，除滓浮于面外，净铜入炉底如水，即于炉前逼近炉口铺细砂，以木印雕字，作处州(按：处州相当于今浙江丽水、青田、龙泉一带)某处铜，印于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铜汁入砂匣，即是铜砖，上各有印文。”

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也述及铜的开采与冶炼，虽较简略，但着重提到铜铅、铜银共生矿的冶炼，并附有精美插图，今亦摘录如下：“凡铜砂，在矿内形状不一，或大或小，或光或暗，或如钅俞石(指黄铜矿)，或如姜铁(大概指黄铁矿石)。淘洗去土滓，然后入炉煎炼，其熏蒸旁溢者为自然铜(即还原出的金属铜)，亦曰“石髓铅”。凡铜质有数种：有全体皆铜，不夹铅、银者，洪炉单炼而成；有与铅同体者，其煎炼炉法，傍通高低二孔，铅质先化，从上孔流出，铜质后化从下孔流出。东夷铜(指日本国的铜矿)又有托体银矿内者，入炉炼时，银结于面，铜沉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