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说,在古代,有一个叫年的怪物,在新旧交替的时候出来糟蹋庄稼。每年岁末年初,人们都会在自家门口贴红对联放鞭炮,把年吓跑,不再伤害人。人们很高兴打败新年兽,这就是‘新年’的起源

等等,那是谁的？如果它自古以来就存在,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古籍和文献？

探索:什么是年度野兽？年度野兽的原型是什么

事实上,古籍中没有叫年兽的怪物。甲骨文中的年是指谷物成熟,人们生育谷物,即谷物成熟。例如,谷亮至桓公三年传、五谷熟矣。到目前为止,年成等词仍保留这一含义。谷物成熟周期,也就是地球自转一周的一年,是由它进一步衍生而来的。在尔雅·石天中,有岳夏年、商岳年、周岳年的说法,指的是有具体事件的抽象概念——年原本指的是朱庇特,祭祀年指的是祭祀周期,而年是温带地区成熟的谷物。

另一方面,没有文献支持。更奇怪的是,它在特征和故事上与另一个同样没有记录的怪物——除夕夜的夜兽完全相同。如果你在网上搜索晚上的来源,你会发现它也在每个元旦骚扰人们,所以人们贴上红色的条纹来赶走它,并解释说除夕意味着摆脱晚上的野兽。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的野兽,就像晚上的野兽,可能是新发明的人。

然而,说它是一个虚构,一般来说,必须有一个原型,它不会出现与空。尽管没有以年或夜命名的怪物,民间传统能赶走其他东西吗？例如,某种或某种野生动物？

冬天野生动物会骚扰人类吗？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冬天缺少食物,动物可能会离开它们正常的栖息地,除了那些迁徙的,不越冬和冬眠的。因此,候鸟、昆虫、两种爬行动物和熊绝对不是被驱使的动物。

然后看看它会被噪音吓跑的特征——这证明它的听力不会太差,所以许多无脊椎动物被排除在外,像蛇这样的爬行动物必须再次被射杀。

第三,它显然害怕红色,而红色应该是真正有效的。在西班牙斗牛中,斗牛士用红布挑起斗牛,这是只给观众看的。牛对人眼中的红色并不比其他动物更敏感——事实上,二元视觉聚焦于**和蓝色区域,它根本看不到我们所理解的红色。然而,根据传说,中国新年期间的红色是有意义的。所以这只野兽的色觉可能不会太差,很有可能是三色视觉。

奶牛无法在这张中发现宇宙的终极奥秘。

最后,如果它真的能对人类构成威胁,它应该是一种生活在山林中的动物,而且不要太小。如果他们生活在平原地区,他们长期被人类扩张的农田所包围,很难建立人口。如果它是像老鼠一样的小害虫,人们通常直接对付它,而不是赶走它。

不冬眠,听力不差,有三色性视力,住在山里,体型不太小。根据几个标准,有一种动物是最可疑的——灵长类动物。确切地说,是中国古代山区的野生猴子和猿类。前者主要是猕猴,而后者主要是长臂猿。虽然灵长类动物在今天的山林中很少见,但它们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已经广泛分布,如猿音和猴浴。

这种动物,尤其是当它们需要作为怪物被驱逐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一个通用的名字——山魈。

唐代戴夫的易_集办子:居山麓者在岭南,一脚抵脚跟,三脚抵四肢。它的客户擅长涂粉末。在一棵大树上筑巢。国语·鲁注说一尺多,人谓之山脊阜阳有它,人们面对猴子,可以说话。永嘉记记载:安国县有一个山鬼,形似人,只有一尺长。偷伐木工人的盐是好事。单腿和反足跟可能反映了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相似的特征,但四肢的比例并不协调,而良好的脂肪应用可能指的是恒河猴的粉红色脸,其大小与今天的恒河猴差不多。所有这些特征表明山魈的原型确实是灵长类动物。

到了唐代,段在酉阳杂话中记载:山晓,山骚就像鸽子,蓝色的,也叫统治吴。这个巢有五个桶那么大,用粘土粉笔装饰。它在红色和白色中相遇,看起来像是在射击。犯罪者可以让老虎伤害人,烧毁人的家园,谈论山。张的文艺更简单:不要做山梁,老鼠偷狗。这也表明它对人类有害。

至于与鞭炮的关系,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记录——南朝梁代宗的荆楚年谱:,鸡叫时,先在院前放鞭炮,以破山鬼。刘禹锡的社稷天兴也说:赵坛出老饺子,爆竹声惊山鬼。

在现代环境中,大型灵长类动物曼德拉草狮身人面像被专门使用。自古以来,它就不太可能与中华文明相交。由于非洲猴子凶猛的外表,当时的动物学家给它起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山魈,因为它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

所以,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碰巧的是,正是这样一个非洲朋友被爆竹声吓跑了。

项楚，浙江永嘉县人，中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出版有《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等多种专著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1940年7月出生 ，1962 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四川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庞石帚教授攻治六朝唐宋文学。文革中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又当了10年中学教师。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导师 。1965年8月至1968年8月，四川军垦农场劳动。1968年9月至1980年2月，四川阿坝康定中学任教。1980年至今在四川大学任教，1986年晋升为教授，2004年评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全校共2位）。

出版《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寒山诗注》等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中《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等系列论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敦煌文学丛考》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获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熟读佛经和四部典籍，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在研究中熔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的治学特色。他在佛教文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实绩，并开创了系统而大量地运用佛教文献进行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先河，他对敦煌学的研究折服了自诩 " 敦煌学在外国 " 的外国学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四海龙王：敖广、敖钦、敖顺、敖闰

　　东海敖广、南海敖钦、西海敖闰、北海敖顺

　　青脸红须为东，白发须为西，橘黄发须是

　　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许多民族都有关于龙的神话传说。但是像中国这样，以龙为荣、为尊，而且各种事物都多少跟龙有点关系的国家却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带有龙名的地方数以千计，其中又有以数字为题的，如吉林省的二龙、江西省的三龙、辽宁省的四龙；有些以龙的身体为题，如江西省的龙头、四川省的龙角、贵州省的龙额、黑龙江省的龙爪；有些以龙群为题，中国含「龙」字的江河，可查的就有四十多个，而我们熟识的黄、青、赤、白、黑龙，就分别在四川省（黄龙河）、河北省（青龙河和赤龙河）、天津（青龙湾河和黑龙港河）、甘肃省（白龙江）、上海（白龙港河）和黑龙江省（黑龙江），有以他们命名的江河。几乎每一省都、龙潭，还有数不清的龙王庙。

　　日常生活中也有龙的踪迹。衣有龙袍、龙冠；食有龙虾、龙眼、龙须面；建筑有龙宫、龙亭；行有龙舟、龙车。家具有龙椅、龙床。正月十五要舞龙灯，五月端午要赛有龙葵、龙舌兰、龙须草、龙须菜、龙柏、龙爪槐。风水宝地叫龙穴，抽水的水车叫龙骨水车，大吊车叫龙门吊。天上和龙有关的名词不下数百。一千年前编辑的《太平广记》搜集的龙的神话小说，就有八十一则。在中国，龙简直无所不在。龙的文化，源远

　　龙又是原始人的图腾，是一种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的虚幻生物。今天所知道的龙的形象综合了各种生物的特征∶蛇身、兽腿、鹰爪、马头、蛇尾、鹿角、鱼鳞断发展变化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战争和联合，信奉龙图腾的民族逐渐成为领导，龙的图腾渐成为整个中华民的图腾的形象逐渐被吸收、被充实到龙的形象中去，因此龙的特征愈来愈

　　人们还把各种美德和优秀的品\质都集中到龙的身上。我们从许多故事和传说中看到∶龙是英勇善战的，它什么强暴也不怕；龙是聪明多智的，它甚至能预见未来；龙的本领高强，它能大能小，变化多端，兴云布雨，鸣雷闪电，开河移山，法力无边；龙是富裕的，龙宫成了宝藏的集中地；龙又是正直的、能为人民著想的，为了解救人间乾旱之苦，它甚至不惜冒犯天条。在龙的身上集中了人们美好的愿望，也常把世间的杰出人物称为人中之龙，诸葛亮号称卧龙先生就是大家熟识的例子。

　　龙帝与天帝

　　龙帝，亦即天帝，也叫玉皇大帝，传说就是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的化身。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和老百姓在首山采掘铜矿，把开采出来的铜铸成一\\\\只很大的铜鼎，放在荆山脚下。铜鼎铸成时，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升天。黄帝就骑到龙背上去，他手下的群臣还有妻儿也都纷纷往上爬，一共上了七十多人。这时，龙升上天去，剩下的小臣挤不上，一个个都抓著龙的胡须。龙髯受不了重量而断了，黄帝带著的弓也被拉落下来，臣僚们只得抱著龙髯和弓号哭。黄帝升了天后便成为了天帝。

　　在《史记．天官单点说，就是说黄帝就是黄龙的化身。黄龙即是龙帝，五行属土，位居中央，是龙族之首，也是道教的宗教观中天庭的主宰。在汉代的典籍中亦有提及∶「黄龙者，四方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也。能巨，能细，能幽，能明，能短，能长，乍存，乍亡。王者不滤池而渔，德达深渊，则应和气而游于池沼。」，说明了黄龙的形象。

　　传说中的龙

　　古人把龙看成神物、灵物，而且变化无常，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既能深入水底，亦能腾云登天。关于龙的传说，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几乎每一本书都有，而关于龙的传说和神话亦不胜枚举。经典如《易经》，便将龙作了一完整系统的论述，并赋以哲学的含义。八卦中整体用龙来说明的就是乾卦，也是《易经》的第一卦。

　　除这之外，历朝历代都不断有龙的传说和神话出现，不少以「龙」字命名的地方亦有其龙的传说。上至黄帝的时代，便有黄帝乘龙升天、应龙助黄帝战胜蚩尤的传说；夏禹治水，传说便有神龙以尾巴画地成河道，疏导洪水；汉高祖刘邦，传说便是其母梦见与赤龙交配而怀孕出生。从许多故事和传说中看到人们常把各种美德和优秀的品质都集中到龙的身上。传说中每年二月初二炒玉米的传统，就是纪念义龙为解人间乾旱之苦，甚至不惜冒犯天条。传说玉龙因不忍人民受乾旱之苦，义助人民降雨而被玉帝所囚，并立下规条，只有金豆开花才会予以释放。人民因感激玉龙义举而齐集一起炒玉米，因样子像金豆开花而令看管的太白金星看错，并释放了玉龙。而每年二月初二炒玉米的传统亦保留了下来。

　　当然，传说里有义龙为善，便自然亦有恶龙为祸。随著民智开启，佛教信仰开始传入等因素，民间对龙王的形象有了改变，作为道教传统之一的龙王，亦开始出现反派的角色。在中国不少以「龙」字命名的地方亦有其龙的传说，其中亦不乏恶龙肆虐的故事。就像黑龙江，传说以前便有白龙为祸，后来江边的一个村中，有一家人临产，并诞下了一黑龙。原来黑龙是来帮助除掉白龙的，村民依照其指示支持，最后白龙被除，人们为纪念黑龙而将江取名黑龙江。四川省的九寨沟有一卧龙湖，湖底有一奶**石梁，传说是白龙的化身。九寨沟附近有两条大河，一条叫黑水河，传说以前住著一条大黑龙；一条白龙江，住著一条小白龙。传说黑龙因妒忌九寨沟的风光而将那里的水吸乾，小白龙知道后，便将白龙江的水喷洒到九寨沟，回复其美景。黑龙知道后便跟白龙展开恶斗，黑龙在不敌时使计放毒，小白龙被逼逃到九寨沟其中一个湖泊中。黑龙为查白龙的下落而惊动了藏族的万山之神，最后被山神所囚，不能再作恶。万山之神为表彰白龙而给它一套金**的铠甲，这就是卧龙湖的传说由来。

　　文学作品中的龙王

　　龙在民间文学艺术中都是人格化了的，海龙王有为民造福的，也有与民为害的。在神话小说《封神榜》、《西游记》，戏曲杂剧《柳毅传书》、《张羽煮海》中，都有善恶不同、性格似人的龙王出现。

　　在《西游记》中，有许多关于龙的描写以及龙的故事。随著民智开启，佛教信仰开始传入等因素，民间对龙王的形象有了改变。在这以前，龙王的印象大体都是正面的，但到了佛教开始兴盛后，龙王的地位开始下降，在《西游记》中已变成了配角，甚至是丑角。《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的就是大家熟识东海青龙王敖广的龙宫，四海龙王面对孙悟空时也无力反抗，只能颤颤惊惊地献上金刚棒、黄金甲等宝物，而出场时间也寥寥可数；而因为放火烧了龙宫，差点被玉帝处死，幸好被观音菩萨所救，成为了唐三藏的白马的龙王，正是另一个大家熟识的西海白龙王敖闰的三太子。

　　《封神演义》中的龙王

　　除了在《西游记》中提及过四海龙王外，另一部章回小说《封神演义》中亦有龙王的出现。《封神演义》又叫《封神榜》，是明朝中叶至晚叶时期，由许仲琳编定，亦有一说法是由扬州道教思想家陆西星所改作。

　　《封神演义》是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故事为主干，描述姜子牙封神的故事。在《创龙传》中，田中芳树多番提及到四海龙王奉天帝的命令，协助周朝讨伐商纣，而且在《封神演义》中亦的而且确有龙王的出场。但在《封神演义》中，四海龙王在周武伐纣的战争中并没有担当任何重要角色。事实上就如《创龙传》中龙堂始所言，在任何文学作品和典籍中，并没有提及过四海龙王曾参与周武革命的战争。龙王在《封神演义》中的角色，差不多跟在《西游记》中一样，变成了配角、丑角。

　　在《封神榜》中，哪吒扮演了孙悟空在《西游记》中的角色。顽劣的哪吒不知自己身上带著的肚兜和腕镯是仙人的宝贝，在九河湾洗澡时将肚兜放在水中，做成了东海震动，连水晶宫也震动起来。东海龙王敖广（亦有一说法称敖光）派人调查，但派去的人却被顽劣的哪吒以宝贝打死了。敖广再派自己的三太子调查，但三太子也一样被哪吒所杀，更被哪吒剥皮抽筋。最后敖广向哪吒父亲李靖大兴问罪，并声言要向天帝奏告。哪吒心里不服气，追回在路上的敖广揍了一顿。最后四海龙王向天帝上奏此事，抓著了李靖一家解上天庭审判。这时哪吒一人担当过错，剖腹剜肠、剔骨肉还父母，这才平息了此事。最后哪吒在师傅太乙真人的帮助下复活，并担当了武王伐纣战争中的先锋。在这以后，在《封神演义》中便没再提到龙王。由此可见，四海龙王协助周朝讨伐商纣的说法，确实纯粹是田中芳树的创作，并无确切的神话和传说的背景支持。

　　龙泉乡的传说

　　《创龙传》中提到，龙泉乡是在青海省某处地方，事实上青海省又有没有龙泉乡呢？前段已有说过，差不多每个省都有以「龙」命名的地方，而以龙泉为名的地方亦有好几个。那龙泉在什么地方？一般认为是现在浙江省的龙泉县，在唐朝以前，此地称为龙泉乡，唐朝开始在此建县。龙泉的名字，是因一柄「龙泉宝剑」而来。据春秋时代越国的史书《越绝书》上有这样的记载∶楚王听说吴国有个干将，越国有个欧冶子，都是铸剑名家。于是派人用重金请两位名家为楚国铸几把铁剑。二人应聘之后，凿通了茨山，把山中的溪水排乾，找到了铁矿精华，铸成三柄宝剑，一曰龙渊，一曰太阿，一曰工布。后来因避唐高祖李渊的讳，龙渊剑便改称为龙泉剑。刚才说到的浙江省龙泉县，县城以南有一剑池湖，相传就是欧冶子铸剑的地方，也称为龙渊，因此此地才称为龙泉。

　　但是还有几处地方也叫龙泉。浙江省除了刚才的龙泉县外，亦有一处龙泉在永嘉县。据《水经注》说，泉眼之中水纹成为蛟龙的形状，牲畜都不敢在这里饮水。河南省西平县也有个龙泉。古书上说此泉水可以砥砺刀剑，使刀锋坚利。江西有一龙泉场，南唐时曾立为龙泉县，现在叫遂州。贵州有一龙泉坪，明清时也称为龙泉县，后来改为凤泉县、凤岗县。那么，青海省有没有龙泉乡？在可考的数据中，没有。也许有小村小乡是这样叫也说不定，但是否真能通往昆仑就不得而知了。

　　龙王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有「龙王品」，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以海洋为区分的「四海龙王」，以天地万物为区分的54名龙王名字和62名神龙王名字。唐玄宗时，诎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宋太祖沿用唐代祭五龙之制。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诎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清同治二年(1863年)又封运河龙神为「延庥显应分水龙王之神」，令河道总督以时致祭。在《西游记》中，龙王分别是∶东海敖广、南海敖钦、西海敖闰、北海敖顺，称为四海龙王。

　　由此，龙王之职就是兴云布雨，为人消灭炎热和烦恼，龙王治水成了民间普遍的信仰。道教《太上洞渊神咒经》中的「龙王品」就称，「国土炎旱，五榖不收，三三两两莫知何计时」，元始天尊乘五色云来临国土，与诸天龙王等宣扬正法，普救众生，大雨洪流，应时甘润。

　　龙王神诞之日，各种文献记载和各地民间传说均有差异。旧时专门供奉龙王之庙宇几乎与城隍、土地之庙宇同样普遍。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

　　龙是中国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众鳞虫之长，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古籍记述其形象多不一。一说为细长有四足，马首蛇尾。一说为身披鳞甲，头有须角，五爪。《本草纲目》则称「龙有九似」，为兼备各种动物之所长的异类。其名殊多，有鳞者谓蛟龙，有翼者称应龙，有角者名[多它]龙，无角名虬。小者名蛟，大者称龙。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在神话中是海底世界主宰（龙王），在民间是祥瑞象征，在古时则是帝王统治的化身。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别号梦栩生，浙江永嘉（今温州）人，现代著名词人和学者。作为现代词学三大家之一，他不但开创了词人谱牒之学，笺校韦庄、姜夔、陆游、陈亮诸家词集，而且对词的声律和表现形式的研究，关于唐宋词史的理论研究和传统词论的现代批评，等等，向来是被作为中国现代词学的“典范”为人所称道的。

一

在夏承焘之前，词坛之巨擘为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朱氏侧重词籍考证，郑文焯热衷于词源斠律，况周颐以词学批评见长，他们的治学对于晚清民初的东南词坛影响甚巨。

在上述三人中，夏承焘与朱祖谋有过较多接触，《天风阁学词日记》多处提到他与朱祖谋交往情况，在晚年撰写的《我的治学道路》中也谈道：“我们通了八九回信，见了三四次面，每次求教，老人都十分诚恳给予开导。”由王鹏运到朱祖谋，词籍校勘之学渐趋完善，他们辑校有《四印斋所刻词》《彊村丛书》，还创建了“五例”“七法”的校词规范，这对于治词初期的夏承焘来说是有影响的，在《月轮山词论集》一书的“前言”中，他特地提到在二十岁左右把朱祖谋《彊村丛书》和王鹏运、吴昌绶诸家的唐宋词丛刻翻阅多次。“三十多岁，札录的材料逐渐多了，就逐步走上校勘、考订的道路”。从夏氏早年发表在《之江学报》的几篇论文看，如《四库全书词曲类提要校议》《吴仲方虚斋乐府辨伪》《白石歌曲旁谱辨校法》《白石道人歌曲考证》《词旨作者考》等，都是有关词籍校勘考辨的成果。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把朱祖谋的校勘之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词籍校勘转向作者生平考证与作品系年，难度更大，要求更高，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就是《唐宋词人年谱》了。这部年谱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史学的谱牒之学引入词学，以史证词，以词证史，为不见经传的词人制谱作传，开创了词人谱牒之学。“遂使谱主交游经历，朗若列眉，为后之论次词史者辟其疆理，俾得恣采伐渔猎其中，岂徒备博闻之资而已！”（程千帆《唐宋词人年谱序》，《夏承焘集》第一册）它的意义不只是为一人一家作传，而是为一朝一代词人作传，故而有论者称“十谱并行可代一部词史”（《天风阁学词日记》1935年2月4日记赵百辛语）。的确如此，夏承焘还有一个编制《词林系年》的长远规划，这是一部“以年代为经，词人事迹为纬”“涵盖面更广”的唐宋金元词人系年总谱，他是想通过编年纪事的方式来展现历代词史之演进，遗憾的是这部规划中的著作断断续续编了几十年，最终未能成书。

在词籍校勘之外，他在词集笺注上也花费了很多心血。据记载，在写作唐宋词人年谱的同时，他曾拟仿江宾谷注山中白云、苹洲渔笛谱之例，为姜夔、张炎、辛弃疾、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柳永、刘过、苏轼、欧阳修诸大家词作疏证，名曰《十种宋人词疏证》。这一计划也未能全部得到落实，已成书的只有《姜白石词编年校笺》和《龙川词校笺》两种。

在他之前，已有朱祖谋四校《梦窗词》和编年笺注《东坡乐府》等，他继承和发展了朱氏校勘笺注词籍的优良传统，运用校勘、辑佚、编年、笺注等多种方法，推动传统的词籍校勘之学向现代转型。相对于一般笺校著作而言，《姜白石词编年校笺》的主要贡献是体例的创新，它不但作笺注，出校记，还有辑传、编年目、辑评、版本考、各本序跋、白石道人歌曲校勘表、行实考、集事、酬赠、承教录等内容，既有对词人的研究，又有对词作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大凡一首词之典故、评语、交游、版本等都有详细记载”（唐圭璋《瞿禅对词学之贡献》，《夏承焘教授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因为过去关于姜夔事迹的记载并不多见，《姜白石词编年校笺》以其搜罗史料的宏富，讨论内容的全面，“成了对姜白石的综合研究著作”（这一点参考了曹辛华《中国词学研究》的相关论述，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获得学界的一致赞誉，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研治姜夔的“小百科全书”（施议对《建国以来新刊词籍汇评》，《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

另外，他关于词籍笺校成果还有《梦窗词集后笺》《龙川词校笺》和《放翁词编年笺注》等，前一种乃“踵彊村翁小笺而作”，“汰其习见，增所新获”，凡50条，确有弥补朱笺之阙的效果;后二种则是他与吴熊和合作之成果，既继承了《姜白石词编年校笺》的特点，又在体例和内容上做了适当调整，比如《放翁词编年笺注》不再按词作年代先后编排顺序，而是遵从原刻本顺序，只是在每一首之下注明作年，辑评也不再另行列出而是附录于词作之后等。

二

夏承焘对现代词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关于《白石道人歌曲》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撰有《白石歌曲旁谱说》《白石歌曲旁谱辨》《白石歌曲旁谱考》《白石歌曲旁谱浅说》等，到60年代更在前稿的基础上推出《姜白石词谱与校理》《白石道人歌曲校律》《姜夔词谱学考绩》《白石十七谱译稿》等重要成果。

《白石道人歌曲》在南宋有嘉泰二年（1202）钱希武刊本，元至正十年（1350）有陶宗仪据此本过录的手抄本，而后此本沉寂近四百年，直至乾隆八年（1743）始有陆钟辉据陶抄本刊刻之诗词合集本。这本《白石道人歌曲》与常见刻本最大的不同是，其中有十七首词作缀有旁谱。“这些旁谱是研究宋词音乐的珍贵资料，故引起历代词学家和音乐史家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对此倾注了极大的学术热情和精力”（刘崇德、龙建国《姜夔与宋代词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些学者包括清代之方成培、凌廷堪、戈载、戴长庚、陈澧、张文虎，近代之郑文焯、曹元忠、吴梅、唐兰，夏承焘对于其中几位重要学者研究之得失作了一一平议，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将之全部转译为工尺谱。“虽然，这项破译是吸引了古代、近代和同代中外学人的成果，引用了近代的考古学新发现和传于国外的古籍文献，但先生的考证发明，折冲论断，则是大成之集”（王延龄《天籁人声，尽在抑扬吟咏中——夏承焘先生的词乐研究》，《夏承焘教授纪念集》）。

在研究词乐的基础上，他对词的声调也展开了深入的研讨，着重探究了词的字声与声情的关系。如《唐宋词声调浅说》一文，讨论了词与音乐、声调与文情、字声与词调的关系，谈到创作过程中择调和字声的运用等问题;《“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是一篇关于唐宋词字声论述的专题论文，指出“阳上作去”“入派三声”之说，并不始于元曲，宋词实已有之。“大抵四声之分清浊，不由时代古今之殊，实由地域南北之异，非古疏而今密，实南密而北疏”。这一字声规律的揭示，“打破了前人由元曲探讨四声分化的做法”（曹辛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词学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对于重新认识“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的起源有重要意义。又《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一文指出，自万树《词律》强调严守四声之论出，后之词家，或奉为准绳，不敢违越;或病其拘泥，欲一律摧毁之。其实，填词对于四声的要求有一个过程，在晚唐温庭筠已分平仄，北宋晏殊“渐辨去声，严于结构”，柳永“始分上去，尤谨于入声”，周邦彦用四声富于变化，南宋时方千里、杨泽民则过于拘泥，到宋末诸词家不但辨五音而且分阴阳，“守之者愈难，知之者亦鲜矣”，这是一条“由疏趋密，由辨平仄而四声、而五声阴阳”的演进历程。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今人论词作词的两条原则：“一曰不破体，一曰不诬体。”因其论述的精到及主张的务实，使得这篇“专明词之四声嬗迁之迹”的论文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之经典。

2019-05-09 07:53 | 温州商报

百年前的温州

从籀园到沧河巷，从县前头到园西巷，再到世纪广场旁……这一百年来，温州市图书馆历经风雨沧桑，始终恬静地放射着知识的光辉。百年来，温州市图书馆恪守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社会职能，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月9日，温州图书馆迎来建馆100周年庆典，修葺一年之久的温州市图书馆也正式开馆。据介绍，新馆内藏书300多万册、电子图书137万册，占地三万平米。

温图百年庆典无疑是温州人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在温州图书馆即将翻开新一页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百年温图 文脉传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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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潮带来的“籀园图书馆”

清末，受西风东渐影响，温州一批经世之士积极传播西学，宣扬维新思想，寻求救国道路。同治十一年（1872）心兰书社现身温州，对开启当地学风和民智、推进维新改革事业起了很大作用。光绪十五年（1889）玉海楼的建立，将19世纪的温州文化推到新的高度。

历史大潮下，现代图书馆呼之欲出。这时，温州一位传奇人物登场了，他就是孙诒让。

孙诒让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就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明，探索救国图强之道。他走出书斋，阐西学，议变法，办实业，兴学校，力图开通民智，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1908年，这位承先启后的士绅巨儒不幸逝世。温郡学人及社会各界深感悲痛，便议立专祠以追思其学术及兴学功绩。

于是，海内外人士慷慨集资，购置九山河畔依绿园旧址，改建成籀园，又在祠旁盖了藏书楼。那时谁也没想到，此举竟为温州的图书文化事业播下了光明的种子。

籀园大门

1919年5月9日，这座藏书楼正式对外开放，定名旧温属公立图书馆。因为图书馆在籀园内，习惯上称为“籀园图书馆”。经过公推，王毓英担任旧温属公立图书馆首任馆长。温图创立时，馆藏仅有浙江、广东书局所赠书籍2000余册。后发动社会捐书捐款，使馆藏书籍渐增，至1925年，总数达26190册。

籀园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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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守护珍贵古籍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八年抗战期间，温州曾三次沦陷。为保护温图的珍贵古籍，爱书如命的馆长梅冷生先生呕心沥血，绞尽脑汁。

梅冷生先生

1941年春，老馆长孙延钊调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梅冷生接任伊始就遭日寇突袭，古城沦陷。由于事出仓促，温图古籍一时未能转移，梅馆长即采取应急措施，将古籍伪装隐蔽暗壁之处，所幸日寇很快撤退，古籍安然无恙。梅馆长为防不测，又将馆藏珍贵古籍打包分散藏放，隐蔽在亲友家阁楼处。当1942年7月11日日寇再次侵占温州时，又躲过一劫。

1944年，温州第三次沦陷之前，温图的员工以肩挑、车载、船运等不同方式，将古籍善本、珍本以及刻版较为上乘的图书，移迁至文成偏僻山区，安置于龙行村文昌阁内，又派专人前往看管，直至抗战胜利，这批珍贵古籍终于毫发无损回到温图。

梅先生护书有方，博得民众信赖与拥戴，战后即掀起一股新的捐书热潮，社会各界纷纷捐书捐款，以至馆存书达7万余册。抗战后期至解放前夕，经费极其困难，一度靠募捐与借贷度日，仍坚持开放，并举办学术讲座，为进步青年提供种种方便。曾邀请学术名流俞寰澄、夏鼐、苏渊雷等来馆讲座，还举办了“古籍版本”“孙诒让著作”等多种文献展览。有时一楼还会举办猜字谜游园活动，大大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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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做客温图题词留念

1949年5月温州解放，图书馆由人民政府接办。新中国成立之初，图书馆经费暂以田租收入为主，市府适当补助，市电灯公司免费供电，坚持每晚开放至9点，还用流动书车送书至中山公园供公众阅览，并取消了旧社会凭铺保借书方法，便利民众。

1950年6月更名温州市立图书馆，1955年改为现名。由于梅冷生馆长及时提出建议，温州地区名家的藏书在土改中得到妥善保护，并悉归市图书馆接收。同时还接受玉海楼等公私藏家的赠书，馆藏古籍增至20万册，编目上架计15万册（复本未在内）。

1952年，因籀园馆址年久失修，外借和阅览部暂迁借用的石坦巷王姓旧宅开放。同年市政府拨专款8000元，购得沧河巷金氏楼房一幢。1953年5月温州市图书馆迁入新址。馆舍从籀园的平房变成三进二层洋房，使用面积约1300平方米。

沧河巷馆舍

1953年六一儿童节，“温图”还建立了儿童阅览室和儿童读物外借处。

温州市图书馆儿童分馆

1964年5月，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老先生做客温图，对他们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作出高度评价，并题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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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黄豆成传播知识的种子

“土改”运动时期，梅冷生奔赴各地，从土改队、造纸厂，甚至废品堆中抢救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古籍。在他的努力下，温州地区著名藏书家的藏书基本都聚于温州市图书馆。在一次下乡期间，梅冷生在一个“糖儿担”上发现一部明万历年间刻印的《温州府志》，后被证实为国内唯一完整版存书。

1966年夏季，温图被迫闭馆，而工作人员仍坚守岗位。经过各方努力，温图在“文革”中没有被烧毁一本馆存书籍，反而从社会上运回保管查抄图书，总数达2万余册。（后来，依照党的政策，凡属有主的查抄图书文物，都陆续物归原主。）同时还花6000元，收购了被迫关闭的温州古旧书店。

“文革”以后，沧河巷温州市图书馆恢复开放。许多老读者还记得，那时阅览室的入口处放了一个小木盒，每个进入的读者将一粒黄豆放入木盒，每天闭馆后工作人员就通过数黄豆来统计人数。小小的黄豆，犹如一颗颗带着知识的种子，播撒在温州大地的各个角落。

为了扩大藏书规模，1973年10月，温图进行第二次大搬迁，迁至县前头，新盖四层楼房，建筑面积达1500平方米，加之灰桥下村的古籍部，总面积达3200平方米，藏书达40万册，成为全省历史最久、藏书最丰富的公共图书馆之一。

县前头馆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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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葺一新，“飞船”再次启航

园西巷馆舍

1998年，由市政府投资，台胞姚宏影女士赞助，温图又由原县前头旧馆搬迁至积谷山麓的新馆，建筑面积达9200平方米，馆存图书近70多万册，且逐步实现电脑化管理，为读者提供浏览、信息存取、文献检索、光盘阅读、数据下载、资料复制、多媒体视听以及远程登录多种服务。

2005年，位于市府路的现代化图书馆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正式开放。新图书馆建筑总面积达3万余平方米，外形为梭形，如同一艘巨大的飞船停靠在一泓碧水旁。馆名就是郭沫若1964年所题。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始于1998年的籀园讲坛，已成为温州的知名讲座品牌。籀园讲坛就最前沿、最热门的话题，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及本地专家开展各类讲座活动。至今，已举办1081场，活动人数20多万，曾获得“浙江省优秀讲座品牌”的荣誉。

自去年5月份起，温州市图书馆闭馆装修改造，新馆的建设一直备受关注。今起，新馆重新开放，更新更舒适更有文化味。据介绍，新馆内藏书300多万册、电子图书137万册、占地三万平方米。

百年温图引领书香温州，这座温州人心中的文化丰碑，将以全新的科技拥抱信息时代。

大事记

●温州市图书馆的前身是建于1919年5月的籀园图书馆。

●1949年5月温州解放，图书馆由人民政府接办，经费由财政全额拨款。

●1950年6月更名温州市立图书馆，1955年改为现名。

●1964年5月，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老先生做客温图，对他们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也曾作过高度评价，并题词留念。

●1966年12月，“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闭馆。

●1969年，与市文管会合并为文物图书馆。

●1970年10月，恢复开放。

●1979年，恢复单独建制。

●1986年，建成上村路古籍分馆。

●1998年10月，园西巷馆舍落成开放。

●2005年12月迁入市府路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2019年5月，重新开馆。

寻访温图“镇馆之宝”

温州图书馆素来低调，但馆藏也是“卧虎藏龙”，尤其7层顶楼的古籍库中，现藏传统装帧书籍约15万余册，包括古籍善本、历代碑帖、家谱族谱等。5月9日，温图迎来百年华诞，我们跨越时空，带你了解馆藏珍贵古籍，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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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温州府志》

看点：镇馆之宝、国内孤本

衡量古籍价值的标准，主要包括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等。万历《温州府志》由明代温州知府汤日昭修、王光蕴纂，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刊出版，该书线装十二册，共十八卷，附有温州府境图及下属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等五县县境图，记录了明代温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

教务老师了解到，该书刻本现存三部，温图所藏的明万历刻本为国内唯一较为完整的版本。另外，日本内阁藏一部，国家图书馆藏残本一部。

该书是上世纪50年代，时任馆长的梅冷生下乡时在一“糖儿担”上购得的。后来图书馆历经数次动荡，该书却在图书馆长、馆员的多方保护下存留于世，成为温图最重要的家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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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中文译本

看点：我国最早出版的《***宣言》中文译本，书名被错印

在市图书馆7层顶楼的古籍库中，藏着一本我国最早的《***宣言》中文译本，该书印于1920年8月，接近百年历史。

工作人员告诉教务老师，该书内文56页，由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翻译，采用繁体字和新式标点，是国内现存最完好的珍本。值得一提的是，封页书名《***宣言》不小心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但就是这个小差错，也成为了该书为1920年8月首译本的有力证据。

说起这本书的来历有一个小故事，1967年，温州古旧书店停业。那时市图书馆虽经费不足，还是咬牙购下了该店2万册图书（其中古籍约六千册），首译本《***宣言》也在其中。因为该版《***宣言》目前存世极少，极为难得，所以市图书馆对它的保护也是层层戒备，但是读者想一睹芳容也并非难事，技术人员已利用现代扫描技术，制作出了首译本《***宣言》的扫描版，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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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经籍志》

看点：温籍学者孙诒让亲自校改，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温州经籍志》为温籍学者孙诒让的目录学集大成之作，收录唐至清道光年间温籍人士著作或外地人关于温州的著作共计1759部。该书史料丰富、区分得当，被姜亮夫誉为“近世汇志一郡地方文献书目之祖”。

该书草创于同治八年（1869年）夏，中途两易其稿，大约光绪三年（1877）才完成定稿。温州市图书馆藏有《温州经籍志》初稿、再稿、定稿三种稿本。初稿本二十一册，存十八卷，中有孙诒让朱墨笔校改痕迹。再稿本二十一册，存三十二卷，卷八补配杨绍廉抄本，有孙诒让、孙衣言朱笔墨笔校改，另有雌黄修订。定稿本八册，存十二卷，有少量朱墨笔与浮签校改。这些稿本从玉海楼流出后，曾由瑞安书法家、金石学家杨绍廉收藏。民国三十五年，籀园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前身）以90万元购入，此三种稿本均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相比于其他同类古籍，该书优势主要体现在：收录完备，为研究温州风貌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史料；编排合理，同一类目下一律按朝代排序，同一朝代的著者以生卒科第为序；此外考证精详，著录出处会具体到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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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正义》

看点：梁启超称其为“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

《周礼正义》是孙诒让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被梁启超称为“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该书草创于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定稿。其存世稿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藏于市图书馆，一部分藏温州博物馆。此稿本为铸版付印前的清样，上有朱笔批校，但改动不多，与最终出版的版本内容几无差别。本书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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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十八卷

看点：刘基诗文总集的第一个类编本

本书是刘基诗文总集的第一个类编本，其影响至为深远，此后刊行的刘基总集，除《四库全书》本外，均沿用本书编排体例。教务老师看到该书保存较完好，字迹清秀明晰，为二级乙等善本古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作为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对温州的影响十分深远，无论是其谋略、才学、情怀，都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原标题《温州市图书馆，100岁了！》，教务老师 郑小萍 张温乐。编辑 张亦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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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龙的传说

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龙不是被帝王们全部霸占。在民间，龙仍然以各种方式出现。中国的各个民族几乎都有以龙为主题的传说和故事，人们以赛龙舟、舞龙灯来欢庆节日，以祭祀龙来祈求风调雨顺，下面介绍一些龙的传说：

龙的传说——天龙：

太原晚报副刊以“天龙”为名。有朋友问：天龙是怎样的龙？为什么会有天龙？

天龙，当然指天上的龙，或升天的龙。龙能够腾翔于云天，是由其取材对象和神性决定的。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兆祸、示威来概括。其中的“好飞”和“通天”，是“天龙”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知道，作为龙的集合对象，雷电、云雾、虹霓等本来就是飞腾在空中的“天象”；而鱼、鳄、蛇等在水中潜游之快，马、牛、鹿等在陆地上奔跑之速，都类似于“飞”枣古人由于思维的模糊性，往往将潜游于水中的鱼、鳄、蛇等，奔跑于陆地上的马、牛、鹿等，和飞升腾跃在空中的雷电、云雾、虹霓等看成一个神物的不同表现，从而认为能在水中游、地上跑，也就能在天上飞。

“好飞”必然“通天”。因为“飞”的方向和域界，自然是，也只能是神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因而，从远古到如今，人们总是让神龙常常出现在浩渺无垠的昊天云气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双耳盆上，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划在一起的图案；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也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枣龙的集合对象联系起来。这就透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了一件“龙凤导引升天帛画”。画面上的龙，竖身卷尾，头脸朝天，肢爪划动，跃跃而上。旁边是它的同伴枣昂首展翅的凤。龙凤之下，站一位双手合十的裙服女子。显然，这位女子在祈祷着、接受着龙凤的导引，要飞升到天上去，做一名自由自在的“女仙”。

于是，龙就有了沟通天地，做天地间的桥梁和信使的能力和身份。那些专制帝王们之所以称自己为“真龙天子”，其根本点就在于瞅准了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和信使的能力。

对于老百姓而言，“天龙”则是一种民族心理的对应、释放和外化。我们的祖先们，生活在异常艰辛的环境里，自然界灾害频仍，氏族间你争我斗，自身面临生老病死诸多苦痛。进入阶级社会后，又增加了来自专制皇权的压力，而这后一种压力又同道德伦理相结合，以“三纲五常”等形式箍桶填鸭般灌进人们的血脉中，不容分说、无可拒绝地捆绑住人们的手脚。然而，追求自由乃是人之为人的天性枣天性自由却无时不在羁绊之中，于是，人们期冀着、希求着、幻想着挣开绳索，超脱尘世，过一种能使天性充分展开的无拘无束的生活。

龙为满足人们这样的心理提供了可能。它既可以舒畅地在水中游，矫捷地在地上走，更可以潇洒地在天上飞。天上多么美妙啊！皎洁的明月，雪白的云团，艳丽的霞光，更有长风千里，电掣万仞，雷霹八方……天龙，天龙，实际上是人心想高飞、在高飞啊。

龙的传说——龙珠：

人们在建筑彩画、雕刻、服饰绣品等载体上常见“龙戏珠”（有“单龙戏珠”、“二龙戏珠”、“三龙戏珠”、“多龙戏珠”之分）图案。有朋友问了：什么是“龙珠”？“龙珠”因何而来？“龙戏珠”又是怎么回事？

龙珠是与龙有关的珠。“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这是《庄子》的说法了。《埤雅》也言“龙珠在颌”。《述异记》讲，“凡有龙珠，龙所吐者……越人谚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上述说法讲了两个意思：一是龙珠常藏在龙的口腔之中，适当的时候，龙会把它吐出来；二是龙珠的价值很高，用民谚来说，就是得一颗龙珠，胜过种一千亩柑橘。

那么，龙珠从何而来呢？龙为什么要戏珠呢？

我们知道，珠，是水中的某些软体动物，在一定的外界条件刺激下，其贝壳内分泌并形成的圆形颗粒，因其有亮丽的光泽而被人们所喜爱，因而被称作珍珠。既然水中的动物能生出珠来，作为水族之长的龙，自然也要有珠而生了枣这该是龙珠神话产生的一个基本思路。

但是，事情好像还不是这么简单。龙是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集合的对象有鱼、鳄、蛇、猪、马、牛，以及雷电、云雾、虹霓等等。其中，鳄类和蛇类是卵生的。卵是圆形的，也可以说是颗粒状的，是比珍珠大得多的颗粒。那么，古人会不会把鳄卵蛇卵当作一种“珠”呢？回答是肯定的。古人能将鳄蛇作为主要的集合对象，对其卵自然不会忽略；对鳄和蛇来说，卵的意义是重大的，是生命之源，有卵便有鳄、有蛇，进而才有龙。因此，卵是完全可以以“珠”的身份进入龙的生活之中的。那么，龙珠就是龙卵；龙戏珠，实际上就是龙戏“卵”，是龙这个神物，对生命的呵护、爱抚和尊重。其中体现和表达的，是古人的一种“生命意识”，即对转承不息的生命现象的认识、理解和发挥。

民间吞珠化龙的传说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了注脚：某少年割草（或打水）得一宝珠，此珠放到米缸涨米，放到钱柜生钱。某财主知道后，带人来抢珠。少年情急中将珠放到口里，却一不小心咽了下去。于是口渴求饮，缸水喝干了，又去喝河水、江水。喝着喝着，头上冒出了角，眼睛朝外凸，身子变长出鳞枣化为龙了。这样的传说广泛地流传于四川、浙江、广东等地，从中透示出“珠”的珍贵，以及珠和龙生命相依的关系。

太阳，是我们对“珠”的另一个理解。我们见到的一些龙戏珠图案，尤其是那些二龙戏珠图案，其珠多有火焰升腾，分明是一枚“火珠”或“火球”；下面是滔滔海水，可以理解为火球跃出海面。在人们的视野和观念中，堪称“火球”的，太阳可排在第一。那么，很显然，火球出海也就是太阳出海了。既然是太阳出海，为什么要龙来“戏”呢？这里要引入古人眼中的四方神：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龙则是代表东方的神物。这样看来，龙戏珠就有太阳崇拜的意思了，该是太阳崇拜和龙崇拜的交融。

龙分雌雄，这是二龙戏珠的图案比较多的原因。如果珠作卵解，就是父母双方共同呵护、爱抚他们的子女；如果珠作太阳解，就是雌雄二龙共迎旭日东升，让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再者，二龙对称，龙体弯长，珠形滚圆，在构图上也具有一种美感。

龙的传说——乌龙：

少华山下的龙潭堡，原先只有十来户人家。村里住着：一家姓刘的父女二人，靠做卖豆腐为生。女儿名珠凤，出落得俏模俊样。

有一天珠凤去挑水，钩搭上挂上来一条小黑蛇。她把小黑蛇捉下来放到井台上，说：“怪可怜的，放了去吧！”小黑蛇对她点了点头，一转身窜到井里去了。

珠凤挑水刚进屋，听见背后有人叫她。转身一看，是个二十来岁的漂亮小伙。小伙拉住珠凤的手，在她手心里放了一粒滚圆滚圆的珠子，说：“我是渭河龙君的五太子，刚才在龙潭中戏游，不小心撞在你的钩搭上挣脱不得，多谢大姐救命之恩。这是一颗龙珠，你把它放在水缸里，就不用天天挑水了。往后有啥为难事，大姐只管说一声吧。”说完，顿时不见了影儿。珠凤追出门外，只见井口一团白雾，听得井水哗啦啦响了几声。她觉得像是在梦中一般，再看手里，分明是颗宝珠。进屋后，她将龙珠往水瓮里一丢，哗枣，水花翻溅，泛起满满一瓮清水，尝一口，比那井水还甜，珠凤知是宝物，对谁也没讲，连她亲大也瞒着。只是常常想起乌龙，每天都去井台上挑一担水，偷偷往井里看上几眼。

离龙潭堡四五里的孙家堡住着一家财东尹立先。珠凤他妈死的时候，刘老汉没钱殓葬，借了尹财东十两银子。日子穷，还不起，却常给尹家送些豆腐，权当付了利息。这十两本银尹财东也不催要，乐得一年到头吃豆腐不花钱买。

珠凤姑娘年长一年，越发出落。尹立先贼眼骨碌一转，打起了珠凤的鬼主意。先是请了个能说会道的媒婆，给珠凤说媒下聘礼来了。刘老汉执意不肯，珠凤心性刚烈，提起礼盒子摔到门外，媒婆碰了一鼻子灰。

尹财东知道了，气得直翻白眼，骂道：“老东西给脸不要脸，十两银子的财十几年咧欠着不还。哼！连本带利纹银百两，三天内交来啥说不说，交不来银子枣哼哼！”他眯起眼一声冷笑：“叫珠凤姑娘来顶账！”话传到刘老汉耳朵里，他也没了主意。珠凤只是爬在炕沿上哭，左思右想没办法”等到半夜她大睡定，跑到井台儿上，牙一咬，心一横，大叫一声：“妈，儿跟你来了！”眼睛一闭，纵身扑进井里。

珠凤只觉得头晕目眩，像是腾云驾雾一般。忽听得耳朵边有人呼喊：“珠凤，珠凤妹妹！”慢慢睁开眼一看，原来自己不曾落到水里，却躺在乌龙的胳膊上。“乌龙哥！”她像见到亲人一般，伏在乌龙的怀里大哭起来。乌龙劝她说：“珠凤，你的事我都知道，你不要难过。狗财东为富不仁，天理难容，看我收拾这条老狗”……我送你回去吧！”珠凤不肯，他在她耳边一阵悄声絮语，说得珠凤含泪带笑，连连点头。

听得珠凤投井、乡亲们打着火把下井救人。乌龙见有人下来，轻声对珠凤说：“好妹妹，我不送你了。”双手将珠凤托起。下井的人摸到珠凤，连忙绑上绳子，把她救了上来。

夜深人静，珠风把她和乌龙的事从头到尾给父亲学了一遍，老汉听了暗暗惊喜，却又半信半疑。珠风从瓮里捞起龙珠，老汉见果然不是世俗之物，才信了珠凤的话。珠凤跳井得救的消息传到尹立先耳里，老贼捋着鼠须一阵奸笑：“嘿，分明是天公作美。我尹某人家财万贯，金银满箱，再能有这么个美人几，可真是……啊，嘿……”贼眼一转，吩咐下人分头准备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老贼带着一伙家丁朝珠凤家奔去。走到半路，一阵狂风卷着沙石吹得天昏地暗，带来的财礼早刮得没了影儿，尹贼连人带马翻倒在地。狂风过后，老贼一看，财礼虽空，人马俱在，就揉了揉被摔歪的鼻子，带着一帮家院，挥棍舞棒，直奔刘老汉家来抢珠凤。

乌龙见老贼三番事过，仍不知改，待老贼冲到井台边，便现出真形，口含龙珠，喷出一股清泉。一时间电闪雷呜，恶浪滔天，尹贼一伙狼哭鬼嚎，随波翻滚，被冲入渭水河中，喂了鱼鳖。

一会儿云消雾散，满天霞光，云端里舞起一条黑色巨龙，龙背上坐着珠凤姑娘。飞到山顶，乌龙卧下歇息，珠凤向父亲和乡亲们挥手告别。

从此，人们就把这村子叫做龙泉村，后来又改成龙潭堡，把龙歇息的山头也起名叫做乌龙山，年代久了，都叫做五龙山了。

龙的传说——龙舟：

龙舟竞渡又称“赛龙舟”、“划龙船”、“龙船赛会”等，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其起因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打败吴国。“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事物原始·端阳》)吴越交战，勾践败而被俘，在吴国过了三年忍辱含垢的生活，骗得了吴王夫差的信任，被放回越国。回国后，他卧薪尝胆，立志雪耻，于当年五月初五成立水师，开始操练，终于在数年后，一举消灭吴国。后人为了昭彰勾践这种坚韧不拨的精神，便效仿越国水师演练时的情景，于五月五日这一天划船竞渡，以示纪念。

二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和曹娥。传说伍子胥因遭谗言诽谤，被吴王夫差命人抛于钱塘江波涛之中，有曹娥驾舟去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曹娥碑》)。后世遂划龙舟，作救伍员状。

三说是为了纪念楚大夫屈原。这种说法普遍被接受，其文字记载始见于南朝梁人撰写的《续齐谐记》：“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

除上述外，各地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在贵州黔东南地区，有说法认为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舍身杀死毒龙的老人；云南傣族认为是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又作“岩宏窝”)。还有“迎夏至”、“避恶日”——认为五月是“恶月”，五月初五是不祥的日子等说法。

这些说法，都各有各的道理，但都没有说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管是为了纪念某某人，还是为了“迎夏至”、“避恶日”，为什么偏偏要举办“龙舟”竞渡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赛“龙舟”而不赛其它什么“舟”呢？

回答这个问题，得从龙的基本神性入手。我们说过，龙有喜水、好飞、善变、征瑞等神性和兴云布雨、司水理水的神职。既然有这样的神性和神职，被生活在江渎四流、湖泊星罗的水乡各族人民所崇拜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崇拜意识必然要外化为具体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祭神，将人间美味敬献给神灵，并伴之以香火，让其款款享用；娱神，歌唱、舞蹈，想着法儿让神快乐；拟神，模仿神的举止形态，表示自己和神物有密切的关系，自己身上已秉赋了“神性”，从而能够“神灵活现”。这大概是“龙舟竞渡”的深层动因。人们相信，通过声势浩大的竞赛龙舟，能使天上水中的神龙心神感应而大娱大悦，从而焕发神性，克尽神职，保佑一方水土风调雨顺，稼渔丰成。同时，也使人们自身秉赋龙性，像龙那样强悍矫健，进而怯邪弥难。至于纪念某某人云云，只不过是一种附会。原因大概在于，这些人杰的“人性”和龙的“神性”有相通一致之处，又多少分担了龙的一部分“神职”。比如伍子胥就曾被奉为长江水域的“水仙”、“涛神”、“潮神”和“江神”；屈原也曾被封为“广源顺济王”，有“江神即楚大夫屈原”之说。

“龙舟”是做成龙形或刻有龙纹的船只。古代那些有“真龙天子”之称的帝王们，行走水路时一般都要乘龙舟。如“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穆天子传》)，“上御龙舟，幸江都”(《隋书·炀帝纪》)。皇帝乘坐的龙舟，高大宽敞，雄伟奢华，舟上楼阁巍峨，舟身精雕细镂，彩绘金饰，气象非凡。南宋画院待诏李嵩画的“大龙舟”，即是一例。民间用来竞渡的龙舟和皇家龙舟不可比肩，一般都做得窄小狭长一些，以利赛事。

用作竞渡的龙舟，其形制因时代而变化，因地域而不同。据载，旧时西湖上的龙舟，约四五丈长，头尾高翘，彩画成龙形；中舱上下两层，船首有龙头太子和秋千架，均以小孩装扮，太子立而不动，秋千上下推移；旁列弓、弩、剑、戟等“十八般武艺”和各式旗帜。尾有蜈蚣旗，中舱下层敲打锣鼓，旁坐水手划船。

苏州的龙舟分成各色，四角插旌旗，鼓吹手伏在中舱，两旁划手十六人。篙师执长钩立于船头，称作挡头篙。船头亭上，选面端貌正的儿童，装扮成台阁故事，称龙头太子。船尾高丈余，牵系彩绳，由擅长嬉水的小儿表演“独占鳌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等节目。

当代用来竞渡的龙船，形制比旧时简化了许多。船以色彩分赤龙、青龙、黄龙、白龙、黑龙等。船身、船上的罗伞旌旗等装饰，以及划手们的服装乃至船桨，都要求一色。湖北、湖南等地的龙舟短则七丈多，长则十一丈余，划动时有如游龙戏水。福建的龙舟，船首雕刻龙头，口能开合，舌能转动。贵州的龙舟由三只独木船联合而成，中间较长的一只称“母船”，船上有鼓手指挥，两边的两只船身稍短，称“子船”。

有关竞渡的仪式、规定、技巧和情景也因时因地不同而丰富多彩。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锣挟鸣涛鼓骇雷，红旗斜插剪波来。锦标夺到轩腾处，风卷龙髯雪作堆。”古人的诗句将几百年前龙舟竞渡的热闹场面跃然纸上。

诗中提到的“标”即“标竿”或“标船”，是各龙船争夺的目标。“标竿”上悬挂锦彩、银碗、钱钞等赏物，立于水中，快捷先到者可得。“标船”设置在终点，当竞渡的龙舟接近时，将“标”抛入水中，让诸“龙”争夺。标有“鱼标”、“鸭标”、“铁标”等。鱼标鸭标是活的，投入水中即刻游走，要一下子捉住，是不容易的。铁标沉重，抛落便到水底，如果没有相当棒的潜水本领，同样是捉不起来的。因此，龙船上一般都要安排一两个水性极好的“标手”，专司夺标之职。

有的地方还流行“做胜会”——即由看船上的游客买土罐或鸭子，掷入水中，由参与竞渡的龙舟，入水争夺以为娱乐。

龙舟竞渡前一般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如在屈原投水的汨罗江畔，每年龙舟竞渡前，都要先祭屈子庙。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幼，抬着龙头，一批一批地汇聚在屈原像下，叩拜、吊唁、以粽子、包子、酒水等祭奠。然后由主祭人将一条红绸系到“头龙”的头上，由“头桡”将龙头扛到江边洗澡，洗完后将龙头安于船首，这才开始赛龙舟。地域不同，讲究不同。有的地方出龙前数日，要祀神演试一番，名曰“下水”。上岸送神，称作“拨龙头”。竞渡的组织者，年前率众位游手，将一根带叶竹竿竖立桥头，以便来年“出龙认色”，其名曰“钻五”；月朔互相往来，名曰“拜客”，等等。

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龙舟竞渡也传到了日本及东南亚诸国。比如，日本的九州、冲绳等沿海地区，就流行一种赛船活动。不过他们不叫龙舟竞渡，而叫“爬龙”。新加坡常在端午节这天，举行全国性的龙舟比赛。他们的龙舟披红挂彩，扮作“狮子”、“狗熊”的司鼓手站在龙舟最前面，擂动大鼓，指挥和协调划手动作。整个比赛，一般从下午两三点开始，直到夕阳西下才告结束。

龙舟竞渡是一种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有利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勇往直前、坚毅果敢精神的体育运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于1984年5月16日作出决定，将龙舟竞渡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当年10月，在广东佛山举行了全国首届屈原杯龙舟赛。1985年6月6日，中国龙舟协会在湖北省宜昌市宣告成立。7月，第二届屈原杯龙舟赛在葛洲坝三江航道举行，观众多达十余万。这样的龙舟竞渡至今已举行了十数届。近年来的龙舟竞渡，赛制趋于完善，规模也越来越大，并向国际性赛事进展。

龙舟竞渡需要宽而深的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