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ěi niǎo。

鸓鸟，鸓字读如蕾，先秦古籍《山海经》记载的一种鸟。现实中不可能存在。

《山海经西山经卷二》记载这种鸟形状像一般的喜鹊，却长着红黑色羽毛和两个脑袋、四只脚，人养着它可以辟火。原文为：“……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其上多棕枬，其下多竹箭，其阳多黄金、玉，其多鸓，其状如鹊，赤黑而两四足，可以御火。……”

简介

《山海经>记载了许多奇异的动物，大多是古人对现实中的动物通过想象拼合而成，在科学意义上说，是不能成立的。但这些记载对中国古代地理、人文风俗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喜鹊登梅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之一，也是征兆吉祥的雕刻题材。

民间常把喜鹊登梅的作品陈列家中，以兆好运。喜鹊叫声婉转，在中国民间将喜鹊作为吉祥的象征，象征好运与福气。梅，古代又称“报春花”。

喜鹊（学名：Picapica）：是雀形目鸦科鹊属的一种鸟类。共有10个亚种。体长40-50厘米，雌雄羽色相似，头、颈、背至尾均为黑色，并自前往后分别呈现紫色、绿蓝色、绿色等光泽，双翅黑色而在翼肩有一大形白斑，尾远较翅长，呈楔形，嘴、腿、脚纯黑色，腹面以胸为界，前黑后白。留鸟。

东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世代生活着满、蒙、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锡伯、等原主民族，直到清兵入关以后，才逐渐有大量的汉人涌入。随着东北各民族三百多年的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东北方言 。东北方言虽然属于北方方言的一种，但由于其语言底层还保存着很多反映当地少数民族民族风俗文化的词语，从而使东北方言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

附：

一、风物词语

1、房舍

东北有句俗话 “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出在地面上”，说的就是满族的传统居室特点。满族老屋一般是三间或五间，房顶用草苫，土墙，坐北朝南，大多东边开门，形如口袋，便于取暖，俗称“口袋房”。一进门就是厨房，称为“外屋”或“外屋地”。西侧是卧室,称为“里屋”。里屋筑有南、北、西三面构成的“匚”型火炕，称为“万字炕”，或称“转圈炕”、“拐子炕”、“蔓枝炕”等。西炕为窄炕，下通烟道，不住人。满族尚右（即以西为上），所以西炕是供神供祖之处。“南北炕”则以南炕为上，长辈睡南炕，晚辈睡北炕。烟囱在屋外西山墙旁独立筑起，为圆形，高出房檐数尺，通过孔道与炕相通。现在的民居对这种传统格局有所继承也有所改善，一般是砖瓦结构，中间开门，称“对面屋”。中间一进门是“外屋”，东西两侧是“里屋”。大多只有一面南炕，“烟囱出在地面上”的景象更是难得一见了。除正房（又称上屋）外，有的人家还建有东西厢房（又称“下屋”），房前屋后再用墙或“障子”（栅栏）围起来，称为“院套儿”。

“地窨子”现在一般指室内地面低于室外地面的低矮简陋的小房子。其实它最早是指赫哲族人的原始居所，赫哲语为“胡日布”，主要在冬季寒冷时居住。盖的方法是先在地上挖二到五尺的深坑，四周宽狭根据人口而定。坑顶用两根粗木做梁，再搭上檩和椽，支起“人”字形架，最后在上面铺好笤条和草，培上厚土即成。门窗一般设在阳面，早年以鱼皮糊窗。屋内有的搭铺，有的搭炕。它是1945年以前赫哲族的主要居所，现作为渔猎时的临时住房。

“马架子”曾经是鄂温克、赫哲、锡伯等民族旧时的一种传统居室，是在地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北现在还有一种称为“马架子”的简陋住房，以树木支撑，上铺树枝，抹上草泥，室内只有低矮的地铺，就地拢火取暖，外呈马鞍形，故名为“马架子”，多为看护瓜菜时的临时住处，也叫“窝棚”。

2、用具

“悠车（儿）”是悬在空中可以悠荡的摇篮，是满、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传统的育儿用具，在东北汉族农村地区也比较流行。用薄木板揻成，长圆形，有底，样式如船，用四根绳子系在房梁或檩子的挂勾上，离地面或炕一般有三四尺的距离。摇篮的四壁都涂彩绘画，有的在悠车的绳上系着铃铛和玩具。满族有关于悠车来历的传说，清代蒋良骐《东华录》载：“太罕始生时，仙女以桦皮为车形，摇渡鸭绿江。以故北地婴儿弥月，即行上车。车为椭圆形，悬革于梁下，结铜环，人往来推之，婴儿自睡。” 这就是东北俗谚所说的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

“爬犁”（雪橇）是东北林海雪原中重要的交通工具，有牛爬犁、马爬犁等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赫哲人的狗爬犁。狗被赫哲人称为“金不换”，它不仅是猎人狩猎的助手，又是运输中拉雪橇的能手。赫哲人素有养狗之俗，清朝的一些书籍将赫哲族地区称为“使犬部”或“狗国部”。元朝和以后的明清之际都在这里设置“狗站”。狗橇一般载重约250公斤左右。拉雪橇狗最多十几条，至少也要两条以上，“狗橇”是当时冬季传递信息、运输货物的主要交通工具。现在东北的一些地方虽然还可以看到狗爬犁，不过大多已经成为旅游景点的特色项目了。

3、服饰

“靰鞡”（也作乌拉）是东北特有的一种鞋，是满族人最先发明和穿着的。一般用牛皮或鹿皮缝制，帮与底为一整块皮子，鞋脸带褶并有穿鞋带的耳子。《鸡林旧闻录》记载：“用方尺牛皮，屈曲成之，不加缘缀，覆及足背。”鞋里要絮靰鞡草（也作乌拉草），此草“草色深碧，其细如发，长者有四尺余，吉省各地皆产；溪谷岩石中蒙丛下垂，入冬不枯，性温暖，能御寒避湿，东人常取之铺卧榻，农工等人均以著履。” 靰鞡鞋即由靰鞡草得名。靰鞡曾经非常流行，上至可汗贝勒，下至农工商贾，甚至犯人都穿这种鞋。后来一种帆布面棉胶鞋也称为“棉靰鞡”或“胶皮靰鞡”。靰鞡也被称为“靰鞡头子”（略含贬义）。东北还有一句由此产生的歇后语，“靰鞡头子迈门槛——先进者儿”。“者儿”与“褶儿”谐音，以靰鞡头子鞋面褶多故。

4、饮食

东北有很多有特色的食品，广为人知的像满族的“萨其玛”、“豌豆黄”、“白肉血肠”，朝鲜族的“冷面”、“打糕”，但平时吃得最普遍的还是各种“饽饽”。在东北的一些农村，春天吃“豆面饽饽”，将大黄米或小黄米用水浸泡后磨成面，上锅蒸熟，将炒熟的黄豆也磨成面，均匀地铺在擀成片的熟粘糕上，然后卷好，再切成段，又称“豆面卷子”。夏天做“玻璃叶饽饽”(或作“波罗叶”)，就是在柞树或椴树的叶子上摊上粘面和豆馅后对折蒸熟而成。秋冬时节，往往用黄米磨成水面，或者夹小豆泥蒸粘糕饽饽，或包上小豆馅烙“粘火勺”，蒸“粘豆包”，而且一般会做很多，放在外面冻上，随吃随馏。此外，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苏子叶饽饽”。“苏子叶饽饽”也是用粘面做皮，小豆做馅，再用苏子叶裹上蒸熟。因为状似耗子，又叫“苏耗子”。做这些“粘饽饽”本是满族的风俗，满族人喜欢吃粘食，因为粘食耐饿，便于远程外出从事射猎活动，另外，粘饽饽还是他们祭祀用的食品。现在，在东北这些饽饽家家都会做，人人都爱吃，它们的来历反而被人忽略了。

5、动植物

东北有一些动植物是与当地少数民族有关的，如高丽参、高丽果儿，高丽是朝鲜历史上的一个王朝（AD918-1392），我国习惯上多用来指称朝鲜或关于朝鲜的物产;再如鞑子香（兴安杜鹃），鞑子是旧时汉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另外“金达莱”是朝鲜语的音译，“乌拉花儿”、“乌拉草”中的“乌拉”是满语的音译。东北还有一种叫“飞龙”的鸟，又名“榛鸡”，身体大小和斑鸠相似，生活在寒带红松、冷杉等树林里，肉味鲜美。《黑龙江外纪》记载：“江省岁贡鸟，名‘飞龙’者，应系‘斐耶楞咸’之转音也。”“哈什玛”是产于东北各省的一种蛙，身体灰褐色，生长在阴湿的地方。雌性的体内有脂肪状物质，叫哈什玛油，中医用作强壮剂。“哈什玛”是满语音译。

二、习俗词语

1、游戏

“抓嘎拉哈”是东北地区汉、满、蒙、赫哲、达斡尔等民族比较流行的一种民间游戏。嘎拉哈是满语译音，俗称“背式骨”，用羊、猪、狍子、鹿等到动物后腿关节上的小骨头做成。满族有金兀术勇取狍子、野猪、黑瞎子的嘎拉哈的传说。嘎拉哈四面凸凹不平，各地都有特定的名称，吉林的叶赫称为“珍儿”、“肚儿”、“轮儿”、“坑儿”，辽宁北部称为“珍儿”、“轮儿”、“壳儿”、“背儿”。嘎拉哈在清代有多种玩法 ，本来是男人从事的游艺活动，后来逐渐变成妇女和儿童的游戏。现在通行的玩法是先将嘎拉哈散开，抛起小布口袋，在其尚未落下时，依次翻动嘎拉哈的四面，或按规定个数抓起嘎拉哈，以合要求且口袋不失手者为胜。

“跑马城”是一种儿童游戏，分为人数相当的两列，两列相距约十几米，相对而站，手拉手形成人墙。游戏开始时，甲队喊：“急急令！”乙队喊：“跑马城。”甲队喊 ：“马城开。”乙队喊：“打发**送信来！” 甲队喊：“要哪个？” 乙队喊：“要某某。甲队喊：“某某不在家。” 乙队喊：“要某某某。”这时甲队的某某某便向乙队的人墙奔跑并猛力撞去，如果把乙队的人墙撞开，就赢回一个人带回甲队，如果没有撞开，自己就归为乙队。然后再由乙队先喊，反复进行，最后哪队人多哪队获胜。这个游戏是满族人闯关守城的一种反映。

“骑马战”也叫“骑马打仗”，本来是满族和锡伯族儿童的一种游戏，骑同伴身上的双方或几方互相推拉，设法把对方拉下“马”，拉对方下“马”者为胜。这个游戏体现了这两个民族喜欢骑马征战的尚武精神。

2、风俗

元宵节晚上，农村有“蒸面灯”之俗。蒸面灯也叫“蒸十二月灯”或“验月份”。就是用豆面或荞麦面做12个直径约3厘米的小灯碗，分别在碗口捏出1-12个花牙，各代表一个月，然后下锅蒸，熟后看灯碗内的干湿来“预测”年内的旱涝、冷暖。也有的在面灯中放黄豆粒，通过蒸熟后豆粒膨胀的大小来“预测”。

俗话说“十五十六走百病”，东北农村正月十五还有轱辘冰的习俗。这天傍晚，大姑娘小媳妇成群结队到郊外冰上翻滚，口里念诵：“轱辘轱辘冰，不腰痛不腿疼。轱辘轱辘冰，身上轻一轻。”《柳边纪略》卷四载：“十六日，满洲妇女，群步平沙，曰走百病。或连袂打滚，曰脱晦气，入夜尤多”。

元宵节是汉族的节日，“蒸面灯”和“轱辘冰”本来却是满族的风俗。但由于东北各个少数民族长期杂居，这些风俗早已打破民族的界限，成为当地共同的传统

立春日迎春，是中华先民于立春日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从天子到庶民都要参加的一项活动。在周代，立春时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布德和令以施惠兆民。这种活动必然影响到庶民，使之成为后来世世代代的全民的迎春活动。古时的迎春活动，开始时在东郊，因为迎春活动中祭拜的句芒神是东方之神。后来，迎春活动的地点就不止是在东郊了，宫廷内、府衙门前等地都有迎春的活动，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在宋代，"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称贺"（宋吴自牧《梦粱录》），这种立春的贺节，也是一种迎春活动。在清代，还有所谓"拜春"的习俗："立春日为春朝，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粉为丸，祀神供先，其仪亚于岁朝，埒于冬至"（清顾禄《清嘉录》"拜春"）。这种"拜春"的活动，与元旦的"拜年"相似，也是迎春活动的一种。迎春仪式，又称行春。

春帖子

又称春帖、春端帖、春端帖子。这是一种在"立春"日剪帖在宫中门帐上的书有诗句的帖子。诗体近于宫词，多为绝句，文字工丽，内容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或者寓规谏之意。 "立春"日贴春帖、作春帖词，在宋代很盛行。

春牛

立春日劝农春耕的象征性的牛。泥捏纸粘而成，也叫“土牛”。立春日天子率群臣东郊迎春，鞭春牛以示劝农耕，士民都出城围观。

咬春

立春日吃春饼称为“咬春”。民间在立春这一天要吃一些春天的新鲜蔬菜，既为防病，又有迎接新春的意味。唐《四时宝镜》记载："立春，食芦、春饼、生菜，号"菜盘"。"可见唐代人已经开始试春盘、吃春饼了。所谓春饼，又叫荷叶饼，其实是一种烫面薄饼--用两小块水面，中间抹油，擀成薄饼，烙熟后可揭成两张。春饼是用来卷菜吃的，菜包括熟菜和炒菜。昔日，吃春饼时讲究到盒子铺去叫“苏盘”(又称盒子菜)。盒子铺就是酱肉铺，店家派人送菜到家。盒子里分格码放熏大肚、松仁小肚、炉肉(一种挂炉烤猪肉)、清酱肉、熏肘子、酱肘子、酱口条、熏鸡、酱鸭等，吃时需改刀切成细丝，另配几种家常炒菜(通常为肉丝炒韭芽、肉丝炒菠菜、醋烹绿豆芽、素炒粉丝，摊鸡蛋等，若有刚上市的“野鸡脖韭菜”炒瘦肉丝，再配以摊鸡蛋，更是鲜香爽口)，一起卷进春饼里吃。

中国传统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因而中国传统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分析和揭示中国传统民俗的基本特点是民俗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举，其与各类具体事象的描述应是深入研究中国民俗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遗憾的是，近年来综合性的论述一直比较沉寂。本文意在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综合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原始信仰长期留存

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叙述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巫术、祭祀仪式，只要看看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信仰习俗，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春祈、秋报、求雨、禳灾、用占卜来预测气候和年成，以及围绕农事而形成一系列的禁忌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传统习俗。《左传》记载：“社稷二祀，……自夏以上祀之。”[1] 《汉书·郊祀志》也记载：“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2]可见， 对土地神和谷神的祭祀，早在不可确知的上古时代就很流行了。其后，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信仰习俗，据《礼记·月令》的记载，一年中除十一、十二月外，十个月都有“祈谷”、“命民社”、“祈来年”等固定的祭祀农业诸神的活动，实际上，许多农事节日就是由此形成的。此类农事信仰习俗在后世堪称长盛不衰，时至今日也远没有绝迹。就猎、牧、渔、林、交通、运输、贸易等行业及各项手工业而言，举行某些巫术性仪式，祭祀有关的神灵，恪守

一定的禁忌等，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衣食住行中，原始信仰习俗也常有反映。如造房建坟便与堪舆术紧紧连在一起，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宅地，是动工前的第一步。从破土开工到建成进宅，每个重要环节都要选择吉日良辰，整个过程有着一系列的巫术、祭祀、禁忌活动。其中，上梁仪式尤为隆重，梁上要贴“上梁大吉”、“姜太公在此”等红纸条幅；工匠登高时要唱《上梁文》，然后在梁上将馒头、散钱等抛下，以驱煞、镇鬼；有时还要在正檐下挂一面铜镜，用来照射妖邪。凡此种种，不一而述。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中的“卜居”记载，《尚书》中《召诰》、《洛诰》两篇所述周成王选都洛邑时的龟卜过程，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建宅文》[3]、《镇宅文》，[4 ]以及后世层出不穷的风水图书中可以看出， 营造活动中的原始信仰是源远流长，绵绵不断的。

中国的传统服饰，按礼制的规定，必须与一定的信仰活动相适应，故有所谓的“祭服”。此外，民间还流行许许多多用以避邪的衣服和饰品，如五毒背心、五香布袋、辟邪鞋饰、玉佩、护身符等。饮食生活中，船家食鱼忌翻身，不称“箸”而称“筷”；河南人做饭忌说“少”、“没”、“光”、“烂”、“完了”、“不够”等词语；东北人包饺子忌不捏褶，因为捏光边象“和尚头”，不吉利，而且包成的饺子忌摆成圈，必须摆得横竖成行，才能财路通达，这些禁忌习俗都是我们常闻常见的。事实上，饮食中的原始信仰很早就盛行了，如汉代便有“俗说：雷鸣不得作酱，雷已发声作酱，令人腹内雷鸣。”“俗说：腊正旦食得菟髌者，名之日幸，赏以寒酒。幸者，善样，令人吉利也。”之类的记载[5]。又据《山海经》的记载：“招摇之山……有木焉， 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①gǔ，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②＠②（猩猩），食之善走。”“扭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柢山……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③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④，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6]这种食用、 佩戴某种东西

就可以取得某种实际效用的观念正是模拟巫术的观念，而后世盛行的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如以“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形容别人胆大妄为，显然与之一脉相承。至于喝了中药，将药渣倒在大路上的习俗，很明显与接触巫术有关。

遇到出行、聚会等家庭或社会活动时，人们也常以卜筮、圆梦、求签、测字等方式来预测吉凶，决定行止。《墨子》中所记：“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7] 即丛辰占法预测出行吉凶之一例。在民间，甚至连洗头、制衣也都有种种趋吉避凶的习俗。如《论衡》中记载：“《沐书》曰：子日沐，令人爱之；卯日沐，令人白头。……裁衣有书，书有吉凶，凶日制衣则有祸，吉日则有福。”[8]此外，各种前兆迷信在民间也盛行不衰。 《尚书·牧誓》中“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化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记载表明，早在周代之前，人们已笃信雌鸡报晨是家道衰败的前兆。《左传》中也有不少日食预兆灾变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载的前兆迷信尤多，如“长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9]“剡山……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 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见则天下大水。”[10]传至后世，流行于各地的前兆迷信，诸如“乌鸦叫凶，喜鹊叫吉”、“猫头鹰叫孝”、“左眼跳福，右眼跳祸”、“鸡上屋兆凶”、“喷嚏兆灾”、“灯花兆喜”等，都是我们熟知的。

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祭祀祖先和村社保护神一直是家族、村落的重大事务，而社交往来时，以某种信仰仪式或赌咒发誓来互相约束、取信，也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在人生仪礼中，原始信仰渗透得尤深。如围绕生育，就有五花八门的生殖崇拜、祈求子息的习俗和产妇、产房禁忌，以及一系列为婴儿祈福的仪式。结婚迎亲时，也有许多巫术活动，撒谷豆攘三煞至少在西汉时就已流行[11]，以弓箭镇邪，悬铜镜驱崇等，早在唐宋文献中已有记载[12]。丧葬因与鬼魂观念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信仰活动更是形式繁复，名目众多。从山顶洞人在尸骨上撒赤铁矿粉到《仪礼·士丧礼》中的有关记载，各种丧葬信仰习俗不断地发展演变，长期延续。

再从中国的传统节日看，也大多源于上古祭祀，尽管不少节日在后世的演变中，或融合成多重内容的综合节日，或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但祭祀的内容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除各种岁时农事节俗外，还要分别祭祀青帝句芒、赤帝祝融、白帝蓐收、黑帝玄冥；中元节、冬至、除夕，都有祭祀祖先的仪式。

原始信仰习俗在传承中始终表现出浓重的神秘性，人们觉得这些习俗是不可捉摸和无法解释的，在神秘莫测的气氛中产生的恐惧、敬畏心理便导致了盲目信从的民俗行为。这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俗深受宗教影响的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原始信仰习俗在中国长期延续有其多重原因。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和发展的，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种联绵不断的文化体系决定了中国民俗文化的传递途径是畅通无阻的，而因地理环境等因素造成的那种较为保守的文化性格又使古老的风俗在传承中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作为原始民俗主体的原始信仰能够在后世大量保留和长期传承。

其二，由农业经济和宗法社会中发生的中国文化是以务实精神以及对现实生活、世间关系的注重为特征的，因而原始信仰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信奉的宗教。如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不但未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教”，而且本身就渗透了古老的巫术、祭祀成分。至于一些外来的宗教，如佛教，也只能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下生存，无法取代原有的信仰习俗。

其三，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当汉族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时，许多少数民族还处在氏族部落制或更原始的社会阶段，因而原始信仰习俗在各少数民族中是大量存在的。当某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时，也必然会带来许多原始信仰习俗，如辽、金、元、清政权的建立便带来了北方民族萨满跳神的习俗。

中国传统民俗的这一特点提醒我们，在研究中不能不考虑到原始信仰的多方面影响，即使研究外来宗教也应重视外来宗教与本土原始信仰的冲突、融合所发生的诸多变化。

二、宗法观念影响深远

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虽发生过种种变迁，但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这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

从传统的社会心理看，人们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显地反映出宗法观念的影响。研究民俗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的亲属称谓系统十分繁复精细，它不仅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纵向地区分上下辈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年长幼等同辈横向方面，也有极其严格细微的规定。如本人上一辈的男性长辈就有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等，女性长辈就有伯母、婶母、舅母、姑母、姨母等。这种不厌其烦的称谓方式，实际上是由着意强调血缘亲疏和系别的宗法社会派生的。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财产的继承和分配等，正是由称谓表示出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尊卑、男女、长幼的不同地位而排定的。孔子强调“正名”，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立意也就在此。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看，亲属集团乃至村落社区的多种民俗活动大多是围绕血缘关系这一轴心展开的。这一方面人们已谈得很多了，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来看看。唐宋以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社会文化条件的诸多变化和社交活动的不断扩大，一些人突破了家族和村落的范围，根据自己的信仰、专长、志趣和特殊需要，相互交往，重新组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活动群体。如宋代文献中对此类家族、村落之外的民间结社、结会就有颇多记载[13]。应该说，这些游离于家族之外的社会交往和民间组织反映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但是人们还是笃信血缘的力量。异姓朋友常常通过“结义”的方式结成“义兄弟”，宋代的洪迈曾谈到这一现象：“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14]元、明时的戏剧、小说多有朋友“结义”的描写，如《单刀会》、《三国演义》就根据刘备、关羽、张飞的史事敷衍出一段“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并在后世成为“异姓兄弟”的楷模。旧时，浙江一带即有男子结拜组成的“十兄弟”，广州地区则有女子结拜组成的“金兰会”。明、清时的民间会党也常常模拟家族形式，以结盟方式入会，师徒间以父子相称，众徒间以兄弟相称。上述现象表明，人们始终认为，通过某种仪式使非血缘

的关系转化为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就能够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和凝聚力。民间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的另一重大表现是，数千年来，“孝亲”情感一直在社会观念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民间时时重复做的一件大事是对去世先祖的隆重祭奠和顶礼膜拜，以此祈求祖先保佑后人人丁兴旺，家族昌盛。人们认为其他神灵都不如祖先神尊贵，因而各地都建有祠堂、家庙，各家都奉祀祖先牌位，而定期举行祭祖仪式则是民间最重要的信仰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不祭祖先，那是没有容足之地的。“孝亲”的另一表现是对在世长辈的绝对顺从和孝敬。在人们心目中，“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正如《孝经》中说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5]，因此，“百善孝为先”成为社会公认的准则，而“无父无子”、“六亲不认”的人，则为众人所不齿。

由尊祖孝亲又导出一个普遍的心理定势，即极端尊重传统，并因此形成了厚古薄今、因循守成的思想倾向。人们对待古已有之的传统惯制总是抱着谨慎恪守，不敢轻易背弃的态度，在评价事物时，总是以是否符合“古法”，是否传承有绪为标准，提出某种看法时，也总要引述古人、前人之语来加强自己说话的分量，民间长期流传的谚语、俗语常是劝戒他人时的有力法宝。民间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信奉的“祖师”，都讲究“家法”、“师承”，并有“祖师”创业授艺的神奇传说。如果木匠不标榜“师传绝技”，郎中不炫耀“祖传秘方”，便难以取信他人。

1、龙虎山：

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县渔塘乡境，由酷似龙虎的二山组成，是我国典型的丹霞地貌区，原名云绵山。相传因第一代天师在此炼丹，丹成而见龙虎，故改名为龙虎山。

2、齐云山：

因最高峰齐云岩得名，以幽深奇险著称。有三十六奇峰、七十二怪岩、二十四涧及其他许多洞泉飞瀑，与黄山、九华山合称“皖南三秀”，素有“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之誉。

3、鹤鸣山：

山上留有道教造像数十尊，露天仅有一尊圆雕立体像，其余皆刻于龛内，其中唐代大中十一年（8作鹄鸣山，又名东山，现在山上留有道教造像数十尊，露天仅有一尊圆雕立体像，其余皆刻于龛内，其中唐代大中十一年（857年）所造天尊像，身穿宽领大袖道袍，足着首靴，是道教造像的代表作。

山上留有道教造像数十尊，露天仅有一尊圆雕立体像，其余皆刻于龛内，其中唐代大中十一年（8作鹄鸣山，又名东山，现在山上留有道教造像数十尊，露天仅有一尊圆雕立体像，其余皆刻于龛内，其中唐代大中十一年（857年）所造天尊像，身穿宽领大袖道袍，足着首靴，是道教造像的代表作。

4、武当山： 

它背依神农架，面对丹江口水库，奇峰嵯峨，道观林立，景象万千，是国家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有七十二峰、二十四涧、十一洞、十石、十池、九泉、九井、三潭、九台及元、明建筑群等风景胜迹，居72峰之首的天柱峰海拔1612米，北宋书画家米芾曾赞武当为“天下第一山”。

武当的来历：

据传，武当内家拳的祖师是北宋徽宗时的武当丹士张三丰。他在武当修炼时曾看到喜鹊和蛇的一场争斗，“喜鹊上下飞击，而蛇蜿蜒轻身摇首闪击”的姿式给张三丰以极大启示，就而悟通太极妙理，创造了风格独特的武当拳术。

武当武术的起源之说历史上争论颇多，但蛇在攻防之时采取的姿势却非常形象地演示出武当内家功夫的真谛，那就是“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辩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于擒扑封闭”。后经历代宗师不断的充实和发展，武当拳术又派生出众多的门派和种类，内容十分丰富。

其中包括“太极”、“形意”、“八卦”等拳术套路；太极枪、太极剑等各种刀剑械术；轻功、硬功、绝技及各种强身健体的气功等。

风吹桃树满地花喜鹊枝头叫喳喳意思是春风吹拂树上的桃花，花落满地，树上的喜鹊在枝头叽叽喳喳的叫唤。因为风吹桃树满地花就是指的在春天盛开的桃树，满地花就是说的吹落的桃花，喜鹊枝头叫喳喳就是喜鹊也在春天报告春的喜讯，叽叽喳喳的叫唤。这描写的是春天的自然景象以及美丽的景色，也表达了春意盎然的意境和内心的期待。

我认为呢,这“四喜”应该分别是小狗进门、燕子在屋梁上筑巢、枯木逢春重新发芽、喜鹊门口叽喳叫。

俗语呢通常是汉语语汇中群众所创造，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通俗易懂。“宅子现四喜，家里出能人”表现了是古代对家庭美好生活的期待与祝福，这四喜的缘由也是非常有趣，并且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狗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自古代人们对狗就有一定的赞誉，它们不求大鱼大肉，也帮你看家护主，像“狗吠不惊、顾犬补牢、犬马之劳”等等的成语都是对狗的褒扬，而且狗吠声“汪汪”和“旺旺”相同的音，也给人一种会家庭兴旺的感觉。“鸡来穷，狗来富”，一旦家里来了狗，还是要好好对待，说明你家要发大财了。

第二是新燕筑巢，你家房梁上有燕子来，或者筑巢，那就是吉祥的预兆，燕子是懂人性的，它筑巢通常会选风水好的地方，所谓风水好也是通风人气好的地方，它在哪里筑巢就说明谁家有福气，最后这个家庭也必有喜事。

第三是枯木逢春发芽。枯木到春天又有生机，比喻久经苦难又获新生，或者因为某种机缘而使劣境变好，所以说新芽出现就是吉兆，预示着子孙兴旺，表示你现在的生活，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第四个是喜鹊家门口叫，旧时传说喜鹊能报喜，在家门口叫的话，家中一定有好事发生了。也有一些故事印证，画鹊兆喜的风俗大为流行，品种也有多样：如两只鹊儿面对面叫“喜相逢”；双鹊中加一枚古钱叫“喜在眼前”；一只獾和一只鹊在树上树下对望叫“欢天喜地”。流传最广的，则是鹊登梅枝报喜图，又叫“喜上眉梢”。

喜鹊是常见的鸟类，出没于山脚林缘、村庄或城市周围的大树、屋顶和庄稼地。清晨，它们常成双或结群地飞到空旷地、田野菜园间觅食，是一种杂食性的鸟。

根据科学工作者在南京和湖南调查，喜鹊一年的食物中，80％以上是为害农作物的昆虫；如蝗虫、蝼蛄、金龟岬、 夜蛾幼虫和松毛虫等，15％是谷类和植物种子，兼食小鸟、蜗牛、瓜果类和杂草种子。因此，喜鹊对人类是有益的。勤劳农民，清晨在田间劳动， 看到喜鹊成对地在田间草地跳跃追逐捕食害虫又不回避人类，就对它产生了喜爱，对它嘹亮单调的鸣声也喻为吉兆。古籍《西京杂记》里有 “乾鹊噪而行人至“句，谅必是喜鹊会报喜的传说的来源了。

至于乌鸦呢，它和喜鹊一样，同属雀形目鸦科，也是平原、耕作地带、村庄和城市树林常见的鸟类。

它们白天常二五成群， 在农田、草滩、道路旁垃圾堆觅食， 食性广，有些种类偏嗜尸肉。它们在不同时期，食物的比重也有不同。如在春夏季繁殖季节和昆虫盛期，主食蝼蛄、蝗虫、金龟岬和鳞翅目昆虫，对农作物生长有利。在春播和秋熟时，它们又到田间挖食粮食种子和幼苗及田埂道旁遗落谷粒，为害也不算太大。其他还吃动物性和植物性杂质，对清洁工作也有好处。可是人们听见它那凄厉单调的鸣声，看到乌黑的羽色，加上常在腐臭的东西周围盘旋，或在树上聒噪不休，给人不愉快的感觉，故把它当作不祥之鸟。实际上，如能在春播时注意驱除，从它的全年食性来看，也还可算作食虫的益鸟。

所以，喜鹊报喜、乌鸦惹祸， 都是民间迷信传说，并无科学根据。

武当山历史沿革

1、“武当”之名最早出现于《汉书》中。汉高祖五年（前202年），置武当县。汉末至魏晋隋唐时期，是求仙学道者的栖隐之地。

2、唐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唐太宗诏武当节度使姚简到武当山祈雨而应。敕建“五龙祠”。

3、乾宁年间（896年—897年），武当山列为“七十二福地”第九位。自唐代后，武当山就得历代封建皇帝的重视，封号武当，使其地位崇高、名声显赫。

4、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玄教宗师张留孙向世祖忽必烈奏报武当山后，忽必烈大信其道。大德八年（1304年），元成宗封“武当福地”。

5、明代永乐十年（1412年），成祖朱棣命隆平侯张信、驸马督尉沐昕工部右侍郎郭琎、礼部尚书金纯等率20余万军民，工匠大修武当山。永乐十五年（1417年）封为“大岳”，高于五岳之上。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历时12年，敕建的大岳太和山大小宫观33处落成。

6、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封为“治世玄岳”，把武当山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以“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的显赫地位标名于世，被列为道教第一名山。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世宗令工部右侍郎陆杰提督重修武当山宫观。

武当山遗存古建筑53处，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建筑遗址9处，各类文物5035件。1982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金殿、紫霄宫、“治世玄岳”石牌坊、南岩宫、玉虚宫遗址等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清代至民国，或毁于兵火，或遭破坏、或坍塌，武当山建筑规模逐渐缩小。

解放后，湖北省政府把全山古建筑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至1968年建设丹江口水库时，净乐宫等古建筑及遗址被淹没，其大部分石质建筑构件现保存在丹江口市内。省、市文物部门已对部分珍贵建筑进行了复原。

国家也拨专款修复和重建二百多间三万多平方米，修复三条登山古神道以及古桥十几座。有较完好的建筑129处，庙房1182间，建筑面积43332平方米，仍不失当年的宏伟气势。

扩展资料：

武当山来历传说

北宋时，武当山上，狮子老虎多，草寇强人也多。道士们常常受害，提心吊胆过日子。

有个上百岁的老道士，名叫张三丰，很想找一个对付强人、猛兽，防身护庙的办法，好让道士们安心修炼。可是想了很久很久，也没想出什么门路。

一天，张三丰坐在院里休息，忽见桂花树上闪着两道光圈，一道白，一道花，闪闪烁烁，美极了。细看时，原来是白蛇和喜鹊在嬉戏撩斗。

白蛇缠在树上，头伸出去一大截，摇来摆去，两眼发着亮光，虽然悄无声息，却气势如龙，使人感觉到它有无比的力量;喜鹊站在不远的树枝上，倾着身子，注视那条蛇，想拢去，又不敢去;张嘴要啄，又不敢啄，只是扑楞扇动着一双美丽的翅膀，那姿态很象欲飞的凤凰。

龙凤相戏，各显奇姿，均逞妙态，静防动，柔制刚，有来有往，变化无穷，到底谁也把谁没办法。张三丰越看越入迷，忽听白蛇和喜鹊同时叫道：“来呀!来呀!”腾空跑远了。

张三丰很奇怪，飞步去追赶，追啊追，赶啊赶，不觉追到深山里，只见山是黄金铸的，树是白玉雕的，河里流着玉液琼浆，山上跑着金牛金马。有一位白发老人正在河边打拳，那白蛇和喜鹊一下子飞到了他的怀里，变成了他黄袍上的锦绣龙凤。原来，他是太乙真人。

太乙真人打拳的姿势，和龙凤相戏的姿势很想象，静如泰山，柔如春柳，但却柔中有刚，静中有动，含而不露，千变万化，越看越觉得有功夫、有力量，能劈山倒海，擒龙伏虎。

张三丰上前求教。太乙真人很高兴，告诉他说，这种拳，是他八百年前，参照华陀的“五禽戏”创造的，名叫“武当山太乙五行拳”，能防身健身，避除百病，延年增寿，希望张三丰好好学，好好练。

张三丰点头答应，立刻练起拳来，一套又一套，终于学会了。醒来时，原来是做了个梦。

张三丰因梦受拳法，从此便天天教道士学拳，自己也是拳不离手，直练得寒冬不知冷，炎夏不知热，渐渐练得霜发银须变黑，脸上的皱纹没有了，还长出了一口新牙齿，能够驯服狮子、老虎，真的返老还童了。武当山因此平静下来了。

后来，武当拳越传越远，学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成了中国武林中一大派。

-武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