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先民在观察天文、物候，感知自身变化，记录社会生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套传统的时间认知框架，是天、地、人共生相融的综合性知识体系。

农耕时代的到来则标志着人类依靠自身力量对自然进行改造与时序标志的开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农作物生长的周期性与季节性要求人们对时序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以此建立起自然时序与农事生产节律之间和谐一致的对应。于是，人们需要选择具有一定普适性、恒常性、规律性的参照系，作为厘定岁时的标记。

日月升降、群星璀璨，回转于天，与四时相应，这是岁序时令最直观也是最准确的标志。星辰日月很早便成为古人仰观天象、明时治历的重要参照对象。早在春秋以前，人们就用日圭测日影、观星象的方法，确定白昼最长、最短和长短相等的四个时间点，测定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个节气。《尚书·尧典》记载，帝尧命人于“日中”（春分）、“日永”（夏至）、“霄中”（秋分）、“日短”（冬至）分别观测“鸟星”“火星”“虚星”“昂星”四星，根据它们在黄昏时分出现在南中天的星象来确定季节，以此把握“二分二至”节气与四季轮替的关系。

为了更加准确地表达时序特点，人们又根据天象与物候，将节气分为“分”“至”“启”“闭”四组，“分”即春秋分，“至”为夏冬至，“启”指立春、立夏，“闭”是立秋、立冬，这些统称为“八节”。到了汉代，二十四节气体系便完整地确立了下来，刘安编纂的《淮南子》所记节气序列与当代并无二致。一年二十四个节气，每月两个，每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标志，细分为“三候”，共七十二候。例如，秋分“三候”表现为：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坯户；三候水始涸。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物候是季节气候变化时段性的标志，其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则在这一套时间认知序列中确立了精确的节点。

农耕社会中，“历象日月星辰”的目的在于“敬授民时”，以便农人据此安排生产生活，适时而作、应季而动。各地的农谚便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比如“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收麦种豆不让晌”“五月立夏养春蚕”等，体现了劳动人民顺天应时的生产智慧，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大地上二十四节气内涵的多样性。

古人云“故天有时，人以为正”，这一套时间制度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人们在重视“天”与“人”相通性、相应性、统一性的基础上，将自身的情感与心愿意识投射其中，围绕节气创造出了一系列仪式、民俗活动，并以此安排社区、家庭、个人的衣食住行、游艺交往，以期应对自然变化，调适身心，协调社会生活，传承天人相应的知识经验，由此在自然的时序中投射出人文智慧的光辉。人们通过共同参与仪式、重温先祖的生活史，使家庭、社会情感得以凝聚、文化认同得以强化。

节气交接时，日照、气温、降水等气候条件都会发生变化，古人以阴阳二气的起承转合来理解时序交接，认为人乃天地一部分，而人体之调治在于取法阴阳，顺乎天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度、不妄劳作。因此在节气相交的节点，尤为重视衣食住行的调适，以达到养生的目的。此时有不少谚语关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换上棉”，都在告诉人们要按照节气转换调整衣食住行，增强体质。传统中医还有冬病夏治的疗法，伏天贴“伏贴”，调理机体，充足阳气，驱风祛寒，除邪扶正。现代生活紧张忙碌，而与自然隔膜逾深，传统养生知识的价值便在于提醒人们注意适时调适自身的生命节律与生活节奏，做到与天地自然节律的和谐，以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是传统中国人的时令经验与生活智慧。

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它所蕴含的生活理念、自然观念以及丰富的文化形态，也是当代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与人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作为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中的天人共生智慧，无疑具有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别意义。

夏日炎炎，酷暑难当，在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是怎样度过夏天的呢？

饮食篇

民以食为天，避暑也是如此。

古代，人们冬天把在河面凿取的大块冰块藏在地窖里，再用土厚掩贮藏，夏天就成了驱散暑气的不二法宝。不过这种消暑方式并不是谁家都用得起的，因为夏天的冰块在古代简直是奢侈品。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古代的富贵人家能够享受冷饮，以此解暑。春秋末期，宴席上达官贵人有机会品尝到冰镇米酒。到了唐代，人们已经学会利用冰块当作“冰箱”，将盛有糖水的铁盒置于其中，制作“冰棒”。北宋时，冷饮种类繁多，还产生了刨冰。南宋市集上的冷饮更加琳琅满目，夜市的冷饮铺甚至要营业到三更时分才打烊。元朝之初，随着草原骑兵到达中原的还有他们对于牛奶的精妙使用，当时已经产生了今天冰淇淋的雏形——冰酪。宫廷皇室在牛奶中加入冰块、蜜饯、果酱，就成了最早的冰淇淋。

能以冰来消暑气的人家非富即贵，民间虽然用不上冰，但是人们懂得“浮瓜沉李”，把西瓜、李子之类的水果浸在水里降温后食用。泉水、井水清冽，瓜果凉而不寒，甘甜适口。

建筑篇

古代的权贵土豪们也能拥有“空调房”——“清凉殿”。关于清凉殿，古籍里有这样的记载：“以画石为床，文如锦，紫琉璃帐，以紫玉为盘……又以玉晶为盘，贮冰于膝前，玉晶与冰相洁。” 以石头为床，在玉盘中盛放冰块，设专人站在旁边对着冰块扇风，将凉气扩散开，整个屋子像下过霜一般凉爽。除了利用冰散发出的凉意，还可以挖井，同样可以散暑气。

唐代有一种供人消暑的凉屋，通常傍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制造微风。用流水推动一个大扇轮转动，将凉风缓缓送入屋内。或者利用机械将水送至屋顶，然后使水沿着屋檐向下流，制成人工水帘，消暑降温。

有些“豪宅”，本身筑有冰窖，冰窖留有小孔，与庭室相通，夏季打开小孔，整个屋子异常清凉。

神器篇

古代虽然没有电，也没有电动机，但是人们还是通过无限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一些实用的简易机械。比如，汉代工匠设计的“叶轮拨风”，《西京杂记》卷一记载：“长安巧匠丁缓作七轮扇，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战。”在一个轴上装上扇叶，轴心绕有绳子。仆人抽动绳子，扇叶就随着轴心旋转，产生凉风。

冰鉴：冰鉴是一种储冰的容器，通常为木制或青铜的方形箱状，是现代冰箱和空调的集合体。盛冰容器既可以冰镇食品，又可以散凉气，消暑热。

竹夫人：《红楼梦》里宝钗在元宵节作了一首灯谜诗：“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别离，恩爱夫妻不到冬。”打的是一个消暑神器——竹夫人。竹夫人由竹篾编制而成，呈圆柱状，中间空心，四周有竹编网眼。夏天睡觉的时候抱着竹夫人，清凉吸热，舒适凉爽。

枕头：“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枕头也是消暑的一件神器。古代夏季玉枕、瓷枕十分盛行，玉器或者瓷釉表面冰凉清爽，可以吸收人体散出的热量，帮助降温安眠。

服装篇

魏晋以前男人也和现代人一样爱打赤膊，女人们则喜欢穿“开裆裤”——胫衣，只有裤管，没有裤裆，是裤子的雏形。

虽然古代都以长衣为主，但是材质轻薄，富人有薄如蝉翼的丝绸衫，穷人则有透气的麻衣，比现代的服装更加透气和凉爽。

唐代薄、透、露的“半臂装”和“袒胸装”深受女性青睐。半臂装可以看做是古代的短袖衫。而比半臂装更大胆的，则是袒胸装，古装剧里有些比较暴露的唐朝服装也不全然为了博人眼球，在那个时代也是为了身体更舒服。

终极法宝：心静自然凉

古人讲究修身养性，提倡清心寡欲，“精神纳凉”。一方面，夏季减少活动，减少热量生成。一方面通过这种精神暗示，从平和的心境中汲取清凉之意。

古人的智慧真的没话说，想出了这么多消暑度夏的好方法。但是现在科技带给了我们更加便捷的方式。即便不是生在帝王家，不是达官，不是贵胄，普通家庭也能用冰箱、空调享受到古代的皇家体验。

本文源自大科技百科新说  2016年第11期杂志文章

不腆之仪 腆：丰厚；仪：礼物。不丰厚的礼物。旧时送礼的谦辞。

出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

桃李之馈 原指互赠礼品，后引申指送礼，贿赂。

出处：《诗·大雅·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政以贿成 形容旧社会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不行贿就办不成事。

出处：《左传·襄公十年》：“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聪明的小孩，名叫曹冲，曹冲的爸爸是个大官。有一天，外国人送给他一只大象，他很想知道这只大象有多重，于是就对手下的官员说：”你们想办法把大象称一称，我想知道它有多重。”这可是一件难事，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怎么称它？

手下的官员开始使劲想，没有那么大的秤，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把大象抬起来，这可怎么办啊！大家都围着大象发愁，谁也想不出称象的办法。这个时候，跑出来一个小孩子，站到大人面前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官员们一看，原来是曹冲，大家心里在想：哼！大人都想不出办法来，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会有什么办法！而且大象这么重，他怎么可能想到办法称它呢！可是千万别瞧不起小孩子，这小小的曹冲就是有办法。

他爸爸就说：“你有办法快说出来让大家听听。”曹冲说：“我称给你们看，你们就明白了。”他叫人把大象牵了过来，跟着他到河边去。他的爸爸，还有那些官员们都很奇怪，曹冲去河边干什么呢？大家都想看看他到底怎么称大象，就一起跟着来到河边。河边正好有只空着的大船，曹冲说：“把大象牵到船上去。”

大象上了船，船就往下沉了很多。曹冲说：“在船挨着水的地方画一条线做记号。”记号划好了以后，曹冲又叫人把大象牵上岸来。这时候大船空着，就往上浮起来很多。大家看着，一会儿把大象牵上船，一会儿又把大象牵下船。

接下来曹冲叫人搬了很多石块过来，装到大船上去，搬了很多很多，大船又慢慢地往下沉了。曹冲看见船上的记号到了水面，就大喊：“行了行了！不要再搬啦！”就叫人把石块一块块搬下船来。

这时候，大家明白了：石头装上船和大象装上船，那船下沉到同一个记号的地方，这时候，石头和大象是一样重的；再把这些石块称一称，把所有石块的重量加起来，就是大象的重量了。

大家都说，这办法看起来简单，可是要不是曹冲做给大家看，大人还真想不出来呢。所有的官员还有曹冲的爸爸都竖起大拇指说：“曹冲真聪明！”

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智慧

　“德，为人之本;才，创业之根。”道德品质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而对一所学校而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道德的陶冶，非但不能提升学校的品位，反而会制约学校的长远发展。道德与教学应该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因此，学校必须积极做到德育为首，智育为先，“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

　道德修养是一种自我行为

　修身养德的根本目的是，只求自身完美，不求他人的理解或接受。名利之心的存在会伤害道德的积累。

　在中国人心目中， “圣人”是道德修养的楷模。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往往以君子自诩，却从不以圣人自居。可见圣人的道德境界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圣人也就只是人们心目中的崇拜偶像。然而，圣人的道德境界，也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点一滴积聚起来的。荀子对于人的成圣过程作了这样的描述：“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认为，圣人不仅是崇拜的偶像，普通人也能经过坚持不懈的实践，从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积累德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成为一个圣人。

　由此可见，道德修养是一种自我行为，只求诸己，不求诸人。 “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吕氏春秋·必己》)以敬爱他人为例，对他人的尊敬或爱护，只问这种敬与爱是否出自真心，是否做得彻底，而不必计较对方是否理解或接受你的敬与爱。所以，修身养德的根本目的是，只求自身完美，不求他人的理解或接受。

　正因为道德修养是一种自我行为，所以，名利之心的存在无疑会伤害道德的积累。清代学者唐甄有这样一段分析： “盖名者，虚而无实，美而可慕，能凿心而灭其德，犹钻核而绝其种。心之种绝，则德绝;德绝，则道绝;道绝，则治绝。人人为学，而世无真学;人人言治，而天下愈乱。”(《潜书·去名》)名利思想，有者多无者少。唐甄将 “名”之于道德的危害，比作钻核绝种，确实振聋发聩。倘若人人都是为了 “名”而治学，世间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学问道德修养，又从何谈起唐甄把名利思想与道德修养作为一对矛盾加以分析，匠心独具，值得我们借鉴。

　由此联想到 《道德经》的作者老子。他说：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之人从不认为自己有德，所以他拥有真正的德; “下德”之人总认为自己从不离开德，所以他不能拥有真正的'德。道德修养虽然是一种自我行为，却也不能自我欣赏，更不能自我陶醉。

　谦虚是一种美德

　人际间的谦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确对待自己的成绩和错误，二是正确对待别人的优点。越是德高望重，越要谦和待人。

　谦虚是道德修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3000多年前的 《周易》古经中，就专列有一个 《谦》卦。该卦的下卦为象征 “山”的艮，上卦为象征 “地”的坤。山本来是高出地表之物，现在反而处在地之下，卦象体现了谦虚的精神。该卦通过 “谦谦”、“鸣谦”、 “劳谦”、 “谦”等四个概念，阐述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如何保持谦虚这一品性。

　谦虚品性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初出茅庐，缺乏经验，即便有书本知识，实际能力也不一定够。只有用谦虚的态度约束自己，才能赢得他人支持，获得锻炼机会。

　有名望便得意忘形，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病。 “鸣谦”，有了名望仍保持谦虚品性，也就显得难能可贵。因为前期的 “厚积”，涉世之后事业顺利，并且有了一点儿名声，此时仍能保持谦虚待人、甘居人后不争先等美德，就一定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帮助，既有同行、同事的关爱，更有上司的培养和提携，发展前景一定很美好。

　居功自傲，也是人的一种通病。“劳谦”，意即有功劳而不自满，值得骄傲而不骄傲，一如既往，依然保持谦逊的态度。这种君子风范，勉强一时，或许不难;能够保持始终，则只有真正的君子才能够做到。

　“谦”，意思就是准确把握谦虚的分寸。这是一个身居高位者所需考虑的问题。对上的谦逊方式、谦虚内容，与对下的谦逊方式、谦虚态度，不可能一视同仁。其间的差异，有大有小，细微处的分寸把握，是一门复杂的技巧，也是一种智慧。

　当今社会，尤其是当地球日益“变小”、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复杂的情况下，处理邦国关系尤其是大国与小国关系时的态度与方式，尤需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下理念。春秋末期的老子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分析：“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大国对小国谦下，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可取得大国的信任。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主动权在大国，所以老子的结论是： “大者宜为下”，大国尤须注意谦下。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汉代人戴圣说：“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处情;过行弗率，以求处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民敬尊之。”人际间的谦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确对待自己的成绩和错误：不夸大自己的业绩，知错即改。二是正确对待别人的优点：要真心诚意地彰显别人的善行，由衷地赞美别人的功绩。这样做，虽然把成绩和方便让给了别人，却能赢得更多敬重。

　南北朝时期的刘勰，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圣人知盛满之难持，每居德而谦冲：虽聪明睿智，而志愈下;富贵广大，而心愈降;勋盖天下，而情愈抑;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骄民。”这一番话，简直就是 《谦》卦的翻版。刘勰还有一段话，则与老子的大国以下小国的话相似： “谦则荣而愈高，损则显而弥贵。高必以下为基，贵则以贱为本。在贵而忘贵，故能以贵下民;处高而遗高，故能以高就卑。”这一番谦虚之论，虽然富有哲理，但也有功利主义之嫌。

　操守是一种自我约束

　人的地位境遇有变化，人的道德操守不能变。无论遇到好事还是坏事，都要头脑清醒。即便是在生死关头，也不能做出背离道义的事情。

　操守涉及人的志行品德，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只有笃信，才能好学，笃信是好学的必要条件;只有守死，才能善其道，守死是善道的必要条件。笃信而不好学，是因为笃信未必正;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死亦枉然。笃信好学是基础，守死善道是结果。怎样践行守死善道孔子举了三个例子：其一，不可去 “危邦”谋事，当发现所居之邦政纲紊乱时，应该尽早离去。其二，天下有道，可以入仕途;天下无道，就应当隐居起来。其三，在社会秩序良好的情况下，因谋生乏术而处于贫困卑贱的状态，应该感到羞耻;在社会秩序紊乱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的操守而与无道的社会同流合污，即便获得了富贵，也应感到羞耻。

　善养 “浩然之气”的孟子，关于操守的坚持，气势更足。他有一句千古名言， 2000多年来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人的操守如何，往往面临三种考验：一是如何面对富贵。古人有一句话： “饱暖思*欲”，一个人钱多了，社会地位高了，便容易贪图享受，甚至腐化堕落。因此，富与贵是检验人的操守是否坚定的一面镜子。二是如何面对贫贱。俗话说： “人穷志短”。一个人为了急于摆脱贫困，往往以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处世原则为代价。因此，能否 “安贫乐道”、面对贫困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也是人生中的一种考验。三是如何面对权威。在权力威势面前，要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操守，不为权势所屈服，不让权势扭曲自己的人格。

　荀子虽然在性善性恶上与孟子持相反意见，但是在道德操守方面的看法，与孟子的观点一致： “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奸也。”一个人有了地位时，不可以骄狂;受到上级信任和重用时，更要注意谦和待人;当握有权力时，不要专横跋扈;无论遇到好事还是坏事，都要头脑清醒;即便是在生死关头，也不能做出背离道义的事情。总之，人的地位境遇有变化，人的道德操守不能变。

　《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很重视操守教育。他说：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在有些情况下，人应该爱惜自己的生命，在有些情况下，人应该不惜自己的生命。这些行为，是坚持道德操守的具体展示。

　隐退中的道德情怀

　隐退现象古已有之，而且关于隐退的道德思考也早已形成。其中，既含有操守问题，也含有谦让等问题。

　隐退的原因大致有三种，一是儒家说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隐退者一般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二是功成身退，如春秋时期辅助勾践复兴越国的范蠡，如秦末辅助刘邦谋取天下的张良。三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当新的领袖人物横空出世时，居于高位者主动让贤退隐，如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

　《周易》中有 《》卦，专门讲隐退，可见不仅隐退现象古已有之，而且关于隐退的道德思考也早已形成。其中，既含有操守问题，也含有谦让等问题，比较系统地表达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应持有的道德品性。

　按第一、第二爻辞所表达的，属于第一种原因造成的隐退，即政见不一致，又处于弱势状态，便选择了隐退。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叫做小人势盛、君子势弱，为了避免遭受伤害，自动退出政界。当然，按有种所谓 “大隐隐于朝”的说法，最大的隐退是身在庙堂而不发表己见，耐心等待复兴的时机。

　“尾，厉，勿用有攸往。”应该隐退时不可犹豫不决;当已经错过了隐退的最佳时机时，面对危情，宜以静观变，不可作积极的对抗，避免不必要的伤害。无论小隐于野，还是大隐于朝，“勿用”不是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心里坚守自己的正确理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第三、第四爻辞表达的，属于第二种原因之下的隐退，即功成名就之后的急流勇退。当一个人建立了功劳、有了很高的地位之后，不居功自傲已属难得，居然连人人羡慕的高官、盛誉都不屑一顾，飘然而去，其思想境界自然要比谦虚更高一层。人们将这一举动称为“急流勇退”，其勇决之气概，古往今来确实寥寥无几。

　“系”，是指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往往在隐退之际或隐退之后，还有些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时时为某些利益驱动而操心。这种隐退是极其危险的。

　“好”，是指摈除一切好处，在恰当之时以恰当方式隐退。这是一个位极人臣的高位之人超然不顾所得的隐退，这种隐退在后来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汉初的张良，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一谋士： “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在辅助刘邦一统天下之后，刘邦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张良谢绝： “不敢当三万户”，与萧何等20多位大功臣一致。这与当时许多功臣 “日夜争功而不决”的情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张良表示，自己以三寸之舌成为帝王之师，封万户侯，已经心满意足，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第五、第六爻辞表达的，属于第三种原因之下的退隐。这是在君临天下状态下的退隐，是一种主动让贤、或年长者主动让位于年轻人的高尚行为。

　“嘉”，值得赞美的隐退。君王隐退被视为是一种美好的事情，原因有两个：一是君王是一个为社稷为百姓着想的负责任的统治者，二是君王发现了比自己能力强的接班人。尧帝得悉舜的贤德，为了进一步考察，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为妻。 《史记》载 “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前20年是将舜推在第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处于半隐退状态;后8年，则 “令舜摄天子之政”，自己完全处于隐退状态。而当禹完成了治水任务之后， “舜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也就是说，舜让禹主持工作之后，自己隐退的时间长达17年之久。正因为尧、舜的及时让贤、以恰当的方式隐退，才会被后人尊奉为 “圣王”。

　“肥”，宽裕自得的隐退，似乎较嘉更有余裕，更有一种洒脱感。这是久处君位，老而思休的隐退。人到暮年，精力衰退，思维迟钝，这是自然规律。臣子年老，多有主动告退，也经常有朝廷颁布70岁一律退休的规定。但是从未规定过皇帝的退休年龄，一般都是终身制。这种最高领导者终身制的传统，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极少有皇帝到了晚年、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主动退位，让儿子或孙子继位。所以，像清代的乾隆皇帝晚年主动退位的举动，不仅得到了时人和后世的好评，也使皇权的平稳交接有了保证。

　隐退，不能一概而论;隐退，更不是消极的行为。以 《》卦为中心，对中国的隐逸文化，需要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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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搭配合理，适量都是传统文化中的食养智慧。

俗话说用最珍贵的药材来调养身体都不如饮食来的健康，药物虽然有非常好的针对性治疗作用，但是它对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身体状况非常健康的话，是没有必要用药物进行调理的，仅仅依靠日常的饮食就足够了仅仅依靠日常的饮食就足够了，但是食物之间的搭配原则，每顿饭的食量应该保持的基本范围都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只有进行正常的搭配，将摄入的营养维持在身体能够吸收的范畴之内才是最好的食疗。

一、合理的饮食搭配

虽然古代人经常陷入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尴尬之中，但是他们在饮食搭配上也是非常注重的。田地里面耕种的几种基本粮食作物让他们的主食不再单调，家里面饲养的禽类是肉食的主要来源，那个时候的生态环境还是比较环保的，人们可以时不时的到林子中去打猎换换口味，再加上古时候的加工技术远没有现在成熟，食物中的精华部分都被保留了下来，所以人们的身体特别强壮。古人非常懂得荤素搭配，食物之间轮换食用的原理，只有这样身体内的各种营养元素才会均衡。

二、饮食适量

摄入的饮食量适可而止，只要吃到似饱非饱的程度即可，不要贪得无厌，明明吃进去的东西已经把胃都撑大了却还是满足不了自己对美食的欲望，让胃部持续高强度的工作，久而久之就会对胃部产生不可逆的伤害。吃饭除了有填饱肚子的功能之外，还可以让人产生对美食的愉悦感，原本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却偏偏被有些人弄成了大型受虐现场，体重的飙升让人难堪，胃部的剧烈疼痛让人难以承受。并不是食物摄入的越多，越能提供给身体充足的能量，我们人体每天消耗的热量和能量都是有限的，摄入的元素过多只会给脏腑造成压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