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版本学·三

清末民国初年，随着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近代图书馆在各地相继建立，古籍也成为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模式的图书馆应从1903年建浙江图书馆开始，其后陆续建立起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等，这些馆最早的基本藏书就是古籍。其中有些馆就是以收藏古籍著称的。如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以北京图书馆为例，其前身是初建于1910年的京师图书馆，它承继了清代内阁大库的藏书，珍善本颇富，既有宋元旧本，又有敦煌古写本。后补进了国子监南学藏书，并经南北访求，得南陵徐氏积学斋、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馆藏古籍日益丰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赵万里等先后主持善本部工作，为搜求古籍，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建立起善本甲库、乙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善本入藏更加丰富，最早一批就是 “赵城金藏”。建国之初，政务院 (即国务院) 公布了保护文物和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办法，并付诸实施。同时，文化部文物局对各地图书文物的调查、保护和收集工作也逐步进行。这一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各地收藏家纷起向文物局和各级人民 捐献珍贵的图书、文物，北京图书馆入藏古籍数量激增，质量优异，如周叔弢捐赠全部珍藏善本，凡七百余种，傅忠谟、翁之熹、潘氏宝礼堂、瞿氏铁琴铜剑楼、张约园、邢之襄、刘少山、赵元方等捐赠的均为一生精力所聚的宋元精本、名刊名抄。正是有了这些珍善本，才使北京图书馆与 “国家图书馆”这一称谓名实相符。

中国古籍特指1911年以前产生的图书。清王朝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完结，作为那个时代产物的中国古籍，就只有再发现，而不会再产生。从这些古籍由藏书楼转入图书馆起，图书馆古籍工作也就逐渐开展起来，其内容主要是对古籍进行鉴定、著录、分类、典藏并提供阅览，这其中就包括了版本目录学的内容。为了揭示馆藏，编出本馆的古籍书目或善本书目就成为当务之急。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即“文革”爆发前)，陆续出现了反映各馆收藏的善本书目和古籍书目，代表了当时版本学的研究水平。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著录古籍，在著录项目、内容、次序、格式甚至用语等都有规定，但其成果，即版本目录，则大多数只是形式划一，质量则参差不齐。于版本目录功力深厚者，该馆的目录质量就高些，如《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又称“善本甲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等，反之，则多有未当之处。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对前人版本目录缺乏检验却仍沿用前人的经验、各家各馆之间缺乏交流、版本实践过程中缺乏总结等。

除各馆书目外，还有一些颇有价值的版本目录出版：

(1)《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作者孙殿起在北京设通学斋书店，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历数十年之久，他将目睹手经的书册逐一进行详细记录。由于所录基本上是清代以来的著作，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目中所录，一般地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的姓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项目，如果卷数和版刻有异同，作者姓氏需要考订以及书籍内容有待说明的也偶有备注。

(2)《中国丛书综录》。1959年，上海图书馆将全国四十一个大型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编成《中国丛书综录》出版。这部《综录》吸收了旧时代各种汇刻书目和丛书目录的长处并有所发展。全书共分成三巨册：第一册为反映丛书书名的《总目分类目录》，收丛书计2797种，以其所订分类表分类。每项下列丛书名 (包括异名)、编纂者时代和姓氏、版本、子目书名及著者时代和姓氏、版本。末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第二册为丛书的 《子目分类目录》。第三册为丛书的《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有了这部《综录》，旧时代各种丛书目录基本上可以置之不顾了。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版本学家有张元济、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等。

张元济(1868—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并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受到 “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从1903年起，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直到逝世。他认为整理文献，非有丰富的善本书不可，便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积极搜购善本书，并构筑了东方图书馆，又别辟专室，以珍藏宋元明旧刊和抄校本，名为涵芬楼。截至1932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方图书馆藏书已达五十余万册，藏书之富居全国之冠。他在拥有这样丰富图书的环境中，开始了整理文献的工作，从1916年影印《涵芬楼秘籍》开始，连续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道藏》、《续道藏》、《道藏举要》、《学津讨原》、选《影宛委别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元明善本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大部头图书。除《学津讨原》据清张氏刻本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据文渊阁影印外，其余诸种版本，都是由他亲自别择、校定、整理付印的。凡经张氏校勘过的古籍，一般都有题跋，从书的内容、篇卷、版式、行款、刻工、讳字、前后序跋、文字异同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简要的考证和比较。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江安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庶吉士。五四运动后，专心从事收藏图书和校勘图书的工作，所著主要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宋代蜀文集要》、《藏园群书经眼录》、《清代典试考略》等。他每得一书，就撰写题跋一篇，每见一善本，也写一书录，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讹误，穷搜宋代刻工姓名、避讳等资料，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著录了他三十多年访书、购书、读书过程中所见各公私藏书之精品，共收录善本四千五百余种。由于这部版本目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成为检验当时版本学水平的主要著作。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早年肄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1925年任教于清华大学，担任国学研究所王国维先生的助教，并进行诗词、戏曲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工作。1928年至1948年，历任北平图书馆善本考订组组长、中文采访委员会委员、采访组组长、善本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善本特藏部主任。他在江、浙、闽、粤等地收集了不少宋元旧本和明清罕见善本。由于他见多识广、功力深厚，于版本目录有很高的造诣，他编辑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中国版刻图录》，出版后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评价。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阳人，自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即任职于京师图书馆，专攻目录学。1934年由北平图书馆派往法国国家图书馆作交换馆员，后来又转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该馆所藏中文善本图书。1947年回国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兼在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曾短期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职务，1957年起，一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他的目录学研究成就斐然，《中国善本书提要》则体现了其版本目录的造诣。1939年至1949年，他先后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宋、元、明刻本及校抄本撰写提要，总计四千四百余篇(包括补遗)，汇成此书。书中所录，凡《四库全书总目》已有提要者即不再编写，惟于所缺略者补充之、错误者釐正之，更侧重于著录图书版刻或文字增删的学术价值，详录每书行格、版心尺寸、卷端题名、刻工名氏、序跋简目等，更便于检核。其着力处在考订著者爵里生平、编刊始末及与它本编次的同异，就事论事，信笔为录。介绍特定藏书版本状况，固属功力之作，用于同书版本检索，却嫌特征揭示不足。

相对于大量的版本目录来说，这一时期有关版本学的专著不够丰富，主要有钱基博《版本通义》、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谈》，从整体来说，缺乏突破性的成就。“文革”期间，像版本目录学这样的传统学术研究已不可能进行，版本学研究一片空白。

网友称高晓松抢了古籍整理的功劳，网友们有可能是因为看不惯他这样。我们都知道高晓松是一个非常有才的，可以说是一个作家，也看到了，说是一个诗人，我们在平常的一些综艺节目，或者是与他的聊天过程中，他每一句说的话像是都是一个十人，说出来还一样的，而且出来的话就像都会带有一定的文艺色彩，还有非常喜欢他说话的那种态度，和他交流这个人就像是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知己一样可以随时读懂你的心，然后去了解我们可以说和他交流是非常舒服，合同唱的，所以说有时候平常在网上看他的视频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在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中多去看书，不管，是什么样的书？我们都应该去有所涉及，因为我们在以后与人交流，或者是交往的过程中，这种随机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是你出口成章的话，别人也是对你非常的要好和看得起的，而且他也会对你有所青睐，这都是看书所得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看书，去学习，争取可以做到这一点 。再一个他就是比较喜欢一些文国家古典文艺的一些小说，但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喜好，假如说有些人就喜欢一些理科呀，或者是工科呀，喜欢动脑子的，但是有些人就是喜欢一些文雅的，典雅的，典雅的，有一些艺术色彩的，反正就是一些比较具有精神或者是物质生活上的一些补充，所以说这方面他还是涉足的比较多的，也因此，现在还有这么多的网友回来说指责他，说他这都是有可能的。人与人本来就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人会喜欢，有些人就不喜欢，你尽管走自己的，其他的不用管就好。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