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

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

诗的作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术之名”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孟子：孟子论诗,谓“说诗者不以问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荀子：荀子在儒家著作中最先把诗三百首当作经他在〈〈劝学>>篇中提出为学须“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两次提到《诗经》一次是与上大夫壶遂讨论孔子续《春秋》之精神时：《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第二次就是很有影响的论“发愤著书”,这段文字相当经典,与《报任少卿书》中部分文字大同小异,这里只取论诗的一句：《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董仲舒：“诗无达诂”正是此人作为理论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朱熹：他有两个观点最为有名,一是认为《诗经》：“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也就是说是他老夫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经》是里巷歌谣（民歌）说；二是*诗说特别是在谈及“郑风”时,他认为“郑风”十有八九都是*诗

何休（东汉经学家）：说《诗经》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

胡适：“《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梁启超：“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鲁迅：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

20世纪中期俄国费德林院士也称：“《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但他又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所以,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

　　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

　　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

　　王国维论词，指出境界说，又主张要写得真切自然，并且有格调，气象，感情，韵味，无疑突破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框框，去除了他们的偏弊，论词较为全面；同时，这些观点，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贡献。《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

　　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显然透显出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法睿智。

　　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

　　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

　　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

　　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近来有少数人发表文章，对我国古典四大名著提出疑义，认为它们不是精华而是糟粕。

　　在一些较有影响的网站上，90%以上的读者抨击质疑以上看法，有的学者也站出来反驳。

　　这里，本报特邀请著名作家王蒙和李国文，文献学家、南开大学前图书馆馆长来新夏，明清小说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陈洪来谈谈这个问题。

　　特邀嘉宾：

　　明清小说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 陈洪

　　文献学家、南开大学前图书馆馆长 来新夏

　　著名作家 李国文

　　著名作家 王蒙

　　不能持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态度

　　记者：有一种观点说，随着今天社会文化的高度进步，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和意识来重新评价经典古籍。从这个基点出发，您认为应该怎样评价四大名著？

　　王蒙 是伟大精华果实，但也含有糟粕。而且不仅中国的四大名著，外国的一些名著也一样。

　　李国文：记得英国人有一种说法，他们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这种引以为傲的心情，是一种民族的自尊，也是一种对于本民族这份丰厚文化遗产的自豪。我对于老祖宗留下来用白话文写成的四大名著，还包括不在其列的《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不朽作品，从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能与今天联系起来的主脉。“五四”以后，文言文终结而出现的白话文，追本溯源，是延续着这条主脉发扬光大的。

　　来新夏：我认为对经典名著的看法，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对这一问题不能持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态度。

　　历史上对四大名著的论争

　　记者：听说历史上就有贬低四大名著的，请介绍一下当时争论的情况。

　　王蒙 不仅有贬低的，而且有禁止的，四大名著都曾是禁书。就在《红楼梦》上，薛宝钗也给林黛玉讲过不可读《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杂书的道理。

　　陈洪：细考究其过程，四本书得享大名，一半是“捧”出来的，一半是骂出来的，《水浒》、《红楼》尤甚。

　　明中叶田汝成是“骂派”的早期代表，其《西湖游览志余》讲：“（罗贯中）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这种观点在其后的百余年间流传很广，在《续文献通考》、《东西两晋演义序》等不少著述中一遍遍地重复着。清乾隆十八年、十九年连续下旨查禁《水浒传》，称：“《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三国演义》也曾遭出自名家的严厉批判。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小说空前重视起来，甚至把救亡图强的希望寄托到小说身上。于是有了对旧小说空前高的评价，如称“《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倡民主、民权”云云。但同时也有了完全相反的论调，把民孱国弱的责任归结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身上，而其调门最高的是梁启超的小说“有毒”论。

　　“通俗文学”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记者：在封建社会，小说作为俗文学的一种，是不能登上诗词歌赋大雅之堂的。然而今天的小说，已经成为称雄文坛的第一体裁，“通俗文学”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好？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王蒙 恰恰因为它们不仅是某种思想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而且是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情感的生动描绘。当然也有只要载体的三流文人，只知道是载体的二流批评家。其实我也早写过《三国演义与前现代》的批评文字，但我并不因为《三国演义》的英雄观与当代的观点大相径庭而抹杀这部小说。不准谈糟粕，有点傻。发现了一点糟粕就否定，有点浑折腾。

　　陈洪：小说在文学四体中后来居上，原因很多，不只是雅俗孰胜孰败的问题。比起雅俗因素，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学东渐，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和文艺批评的标准；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使人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和对于文学活动的心理需求发生了变化，古典诗文之类的创作方式和审美趣味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便自然被挤到了边缘的位置。

　　古代的小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通俗文学”，如《红楼梦》其实是雅俗文学结合部的作品，其内涵更多的是雅文学的结晶。今天的小说就更不能笼统称为通俗文学了。至于四部（其实更多）古典小说被经典化，与俗文学、雅文学的消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扬弃中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当前为什么会有人质疑四大名著？

　　王蒙 首先是为了炒作吧，也迎合那种走火入魔的民族虚无主义。但这丝毫无损于四大名著。读者对各种议论也应该逐渐善于应对。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现象，我们的读者肯定会变得更成熟，更善于选择。

　　李国文：我想，作为读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质疑，未为不可。但无端的否定一切，这就是唐人杜甫那首诗所指：“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所批判的对象了。老实说，古典名著都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在深厚的文学积累上，精心创作出来的不朽之作，数百年来的显赫存在，直到今天仍长盛不衰的事实，也不是随便几个人菲薄几句，就能轻易否定掉的。其实，有这份刨祖坟的勇气和力气，还不如下工夫写出超过老祖宗的作品，才是正经。

　　来新夏：我认为当前出现质疑四大名著的原因，主要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所谓“全球化”思潮在作怪，也就是否定历史文化存在的必要。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上世纪30年代曾有人提出过“西洋文化就是世界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这是要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错误想法。近年来似乎有那么一些人以“全球化”的牌子，在否认和排斥民族意识，我不赞成这种做法。

　　陈洪：我们反对用一些过分的话语来炒作严肃的话题，并不意味着反对重新阐释经典古籍，相反，站在新的高度剖析文化遗产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新文化之必须。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扬弃中传承、发展的。承载文化精神的文本，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被不断诠释、不断批判。而这种诠释与批判，往往激活了经典文本的深层蕴含，使其具有了新的认识和审美价值。重要的是应该做好引导工作。（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座高峰，诗是唐朝的“一代之文学”，诸体兼备，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对后世的宋元明清诗歌仍有深远影响。唐以后的历代唐诗选本不计其数，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清朝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是一部入门级别的唐诗选本，很多古代诗词爱好者都是通过唐诗三百首启蒙的，故而不少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都注评过，现笔者就此简要叙述一下目前常见的几种唐诗三百首注评本。

1唐诗三百首 陈婉俊补注 中华书局

这个版本是一种旧注本，注者陈婉俊是清朝一位女学者。在唐诗三百首多种旧注本中，这个版本最为简明，流传最广。其注释包括作者的生平简介和对词语名物的诠释。比如张九龄的感遇，欣欣一词的注释就注明出自陶潜的归去来兮词的“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春思中对罗帷一词的注释注明出自古乐府“微风吹闺闼，罗帷自飘扬”。陈婉俊补注本看似简明，但是仔细读之则注释相当详细，不仅每个词语名物都注明出自哪部典籍，连具体源自哪句原文也都注明，可以看出注者博览群书，学养深厚，功底扎实。

2唐诗三百首新注 金性尧注释 金文男辑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这个版本也是流传很广的一种。因为定位是普及性质的，所以注释比较简单，主要是串讲词意。评析也是简要概括诗的大意，不作深入的分析。

3唐诗三百首详析 喻守真编注 中华书局

这个版本也是一种普及性质的注评本。也许是为了照顾普通读者的阅读能力，每一首诗都标注声调韵脚，也简要概述一下作意。作法部分主要是简要概述每句诗的大意，稍稍涉及一下内在的脉络。这个版本的顺序和其他注评本差异有些大，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代的原因。

4唐诗三百首评注 张忠纲评注 齐鲁书社

这个版本是典型的学院派风格。主要的亮点在评析部分。对诗意脉络，作法，艺术特色的评析很简洁但句句中的，能看出注者也是有功底的。而且结尾多引用古人的评语，信手拈来，妥帖无缝。如果想学习写赏析文字这个版本可以一读。

5唐诗三百首注评 周啸天注评 凤凰出版社

这个版本也是学院派的路子，但是看起来特色不够鲜明。注释没有亮点，评点部分看起来也很平庸。

6唐诗三百首全解 赵昌平解 复旦大学出版社

这个版本的重点应该也是赏析部分，赏析文字比较详细，有点像唐诗鉴赏辞典的风格，适合中文系的学生学习。

7唐诗三百首名家集评本 顾青编撰 中华书局

顾名思义，这个版本主要是看古人的集评。所选的集评还是比较全面的，是一个不错的集评本。